《北宋群星闪耀时（出版书）》
作者：晏建怀
内容简介：
副标题：重回风华绝代的文治巅峰，洞观北宋群星宿命沉浮的百相人生
全书以北宋赵匡胤、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五十余位文人政治家生平为脉络，通过科举制度、官场规则、士人精神等维度，展现宋朝政治文化风貌。书中既剖析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重要事件，也收录吕蒙正选贤、包拯清廉等轶事，串联起帝王治国策略与名臣理政实践。作品聚焦北宋"文气盛而血气淡"的时代特征，揭示繁华表象下的军事危机与社会矛盾，以人物命运轨迹映照王朝兴衰，勾勒出多元立体的社会图景。
前言
赵匡胤的底线
宋太宗树榜样
宋真宗的“封口费”
宋朝最具传奇色彩的皇后刘娥
宋仁宗的仁
宋徽宗“与狼共舞”的日子
陈抟和他的帝王“粉丝”
范质的宽容与无奈
窦燕山的教子经
赵普的成功之道
“人精”曹彬
一个人有几张脸
史上最搞笑的将军呼延赞
吕蒙正任人不问亲疏
“官二代”柳开的自我炒作之路
不讨皇帝喜欢的状元郎
将军的憨直
到终南山跑官去
宋朝秘书们的“润笔钱”
吕端大事不糊涂
科场“快枪手”
李沆“圣相”之名是怎样炼成的
宰相王旦的大雅量
诗能改变命运
寇准是个“公子哥儿”
家天下时代的“棍棒式教育”
宋朝那些老规矩
林逋：宋朝士大夫的精神坐标
史上最幽默的宰相
当文人倔脾气撞上官场潜规则
“书痴”钱惟演
低调做人的杜衍
角色错位
夏竦戍边
《岳阳楼记》——范仲淹不得不说的话
种世衡的妙计
那一袭远去的青衫
晏殊为何不喜欢欧阳修
“红杏尚书”的运气
孤臣包拯
尹洙的“龙图硬性”
梅尧臣的官运
文彦博的“大臣之风”
公款吃喝毁了前程
千古伯乐欧阳修
“钓鱼宴”背后的政治玄机
狄青：英雄是被吓死的
好人韩琦
“铁面御史”赵抃
邵雍：皇帝请不来的大师
蔡襄：千古万古长清风
曾巩：被文名掩盖的能臣
司马光的聚餐规定
任人打扮的王安石
宋朝士大夫的外号
程颢：理学家的另一面
沈括：才兼文武的实干家
由章惇的胆子说起
钱勰的傲骨
真名士苏东坡
民谣里的宋朝
一个英年早逝的天才
黄庭坚：永远站着傲笑的人
蔡京：颇具干才的弄臣
秦少游的天堂地狱
“双博士”米芾的怪行状
童贯的千古骂名
“靖康耻”背后的荒唐人荒唐事
一朵花与一个王朝的凋谢
前言
古人写文章，开篇即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殊不知这分合之间，对于百姓众生来说，有着判若云泥、何啻霄壤的差别。合之时，虽然未必没有暴敛横征、苛政猛虎，但毕竟偶有休养生息，甚或河清海晏。而分之时，则必然东西纷争、南北扰攘，豕突狼奔之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留下一片焦瓦废墟。战争总是把最不幸的灾祸全盘甩给老百姓，古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万骨”之中，将士之外，更多的是被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平头百姓，他们在兵连祸结中冻馁交迫，流离失所，涤荡如浮沤，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所以，天下合则百姓或许能安，天下不合则百姓一定不安，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每每这种时候，百姓涕泪交集、悲不自胜，对天下统一的渴盼真是望眼欲穿，安定成了比温饱更惹人心动的奢侈。群雄逐鹿、战争频仍的五代之末，天下就处于这样一个分合之势，遭受荼毒的百姓就有着这样一种热切的盼望，赵氏兄弟恰逢其时，乘势而为，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短短数年即戡平大乱，底定天下，实现了中原的基本统一。
无论成王败寇，历史人物总是很难一语盖棺，对于身前身后名褒贬不一的赵氏兄弟更是如此。赵匡胤取天下于恩公英年早逝之后、孤儿寡母之手，以武将坐大而兵变陈桥驿，斥之为卑鄙小人、无耻之徒者大有人在。然而，这个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的枭雄，在黄袍加身的过程中却能够迂回曲折、善谋良方，非万不得已不开杀戒，把以往靠杀伐开路、京城喋血的夺位手段，换做长袖善舞，尽量避免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凶残杀戮，正如王夫之在《宋论》所评价的：“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试而悍将服。”就此而言，开国之君，唯有宋祖。
兄终弟及不乏历史成例，却给人们留下无数臆想的空间。也让赵光义这个“太宗”二字，在历史的背影里显得格外阴鸷酷烈、颇不可解。这种阴暗的猜测，遮挡了许多正当名分而又自然而然的事实。赵氏兄弟起家什伍，裨将出身，本就是军中的打虎亲兄弟，打从跟随后周世宗柴荣西征河东、北拒契丹开始，匡胤的每一个战功，莫不有光义的鲜血和汗水。匡胤举事，禁军中固然有“义社十兄弟”的桴鼓相应，响和景从，但匡胤身边最肝胆相照、生死相随者，则舍光义无他。尤其上位前后，其居中联络、策划指挥，莫不是光义蹈险亲为。可以说，太祖上位，光义厥功至伟，何况还有二人生母杜太后的“金匮之盟”可证。因此，兄终弟及对于赵光义是水到渠成，对于赵匡胤是情非得已，又不得不为，但皆是上得了台面光明正大的，无须以“烛影斧声”之类去编排。
另一方面，后人还有一种误解，认为陈寅恪所谓“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乃赵匡胤之钜功。其实并非如此，或说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拨开那些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历史迷雾，你会发现赵光义倒还真是个文艺范儿，他爱好书法、擅长诗词、精通音律、喜欢下棋，且都堪称专业水准，北宋朱长文《琴史》评价他：“天纵多能，博总群艺，书冠神品，棋登逸格，至于今古音律，罔不研精。”可见通博而又内行。在文艺发展方面，赵光义不遗余力，在位期间，他专门组织一批博学鸿儒编撰了古书集《太平御览》、诗文集《文苑英华》、小说集《太平广记》等三部大书，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宋四大书”，他手里编了三部（第四部为宋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他在位时间长，除了北方强敌辽国所占领土，西边夏国偶有骚扰之外，其他力所能及的统一问题都在他任内基本解决。经历战争，人们渴望休养，他总结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战乱经年的教训，顺时应势地制定推行了“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发展生产、广征图书、扩大科举、重用文人。后面北宋七位继承者，都是他的亲子亲孙、孝子贤孙，他们继承他的衣钵，推行他的国策，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一以贯之，这才最终形成了文化的空前繁荣。
然而“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文化的繁荣一方面涂饰了盛世的画卷，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奢靡享乐之风，继位者刻舟求剑，天真地以为定一策而能建万世之安，非但不能与时俱进，反而在报喜不报忧的盛世谎言中迷醉，拘泥成法，因循苟且，承平累日，不知变通，冗官、冗员、冗兵、冗费日重，建国短短四五十年，便累积成如范仲淹所谓“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北方虽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辽军依然兵不解甲，马不卸鞍；西边的夏国乘机崛起，骚扰不断；国内则官吏横暴，寇盗四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外交困，险象频发，宋王朝岌岌可危。在此险极关头，先有仁宗以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后有神宗用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希望通过这种官僚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谁知下药虽不算猛，用心却太急，求果愈切，阻力愈大，在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和合力围攻之下，改革既匆匆，结束亦草草，两次改革如出一辙。
改革失败，一切反弹，旧病未愈，新疾又生，而最突出的，是因改革而产生的新旧党争。自“庆历新政”以来，改革仿佛是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改革而一步登天，借党争上位者大有人在，他们屡试不爽，且乐此不疲，交相倾轧，水火不容，使本已疾病缠身的北宋渐渐由痼疾演变成绝症，随着金兵南下，屠戮中原，“靖康之变”那惨绝人寰的悲剧便毫无意外地发生了，实堪浩叹。对此，当国者或不自知，忠荩之士却痛感为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因谓之“靖康之耻”。
北宋自太祖开国，传至钦宗，共历九帝凡一百六十七年而亡。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就是北宋几乎从未发生过皇子之争和宗室之乱，除了一个所谓的“八贤王”在历史的传说中若隐若现之外，其他宗室贵胄参政者名不见经传，更无后宫、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残害忠良等历代频频上演的祸患，在宋王朝台前秉政当国、指点江山的，都是那批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济世救民情怀的书生文人，可以说他们才是有宋一代真正掌握施政实权的中流砥柱。
择要而言，这种结果的成因之一，便是北宋皇帝极其爱才，尤以仁宗为最。仁宗用人不看背景、不讲资历、不论家世、不念旧恶、不怕张狂、不禁言语，只讲学识、才华、人品，简单说就是只要品学，不问来路。正因为他内心有这样一把尺度，新人如雨后春笋般荟萃一时，而且君子多、小人少，才子多、呆子少，直臣多、弄臣少。
北宋文气盛而血气淡。在这极盛文气的催生下，涌现了一大批文人政治家，晏殊、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师生相随，范质、赵普、寇准、吕端、李沆、吕蒙正、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名相迭出，还涌现了一大批崖岸自高、刚正不阿的诤士，石介、包拯、赵抃等怒吼于前，钱勰、刘安世、陈禾等死谏于后，流光如箭，难掩其凛然正气，世易时移，仍见其傲骨嶙峋，真可谓巨公辈出、繁星璀璨。而且，正是这群槃槃大才和鸿儒硕彦的影响引导，最终将华夏民族之文化推向了历史和世界的巅峰。
赵匡胤的底线
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黄袍加身，由后周殿前都点检（官名，五代后周殿前司长官。其下有殿前副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等）变成了皇帝，是为宋太祖。进宫不久某天，他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年幼的男孩，便问：“这是谁呀？”宫女说：“这是周世宗的儿子。”周世宗就是他原来的老板柴荣。
当时，恰好大臣范质、赵普、潘美等人随侍在旁，他们同宋太祖一样，原来都是柴荣手下，只不过如今换了天下，随了赵老板而已。宋太祖回过头来问他们：“该如何处置这没了爸的孩子？”赵普等人说：“杀掉算了。”唯独潘美在身后缄口无言，宋太祖便问他认为如何，潘美低着头，不敢回答。宋太祖也没逼问，只是望望天，喃喃自语地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于心不忍啊！”潘美这时接茬了，说：“我和您都曾经是世宗的手下，劝您杀这孩子，那对不起世宗，若劝您不杀，您必然会怀疑我的忠心。”宋太祖觉得有道理，就顺势对潘美说：“世宗的儿子不便做你的儿子，就给你做侄子吧。”
潘美把这孩子带回家，当成自己的亲骨肉一样，悉心教养。从此以后，对于这孩子的事，宋太祖不闻不问，潘美也从不向他提及，就像这孩子从未出现过似的，君臣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宋太祖是一个认真听取意见、从善如流的人，不仅如此，他还能顺水推舟把孩子做了巧妙的安置。既不用担“即人之位，杀人之子”的骂名，又因为孩子有忠臣潘美监护，不用担心今后兴风作浪，一个皇帝能把事情处理得如此符合天道、人情、己意，殊为难得。
武夫当国的宋太祖一直保持着一个有趣的玩乐，常常在后花园用弹弓打麻雀。一天，玩得正起劲，一大臣声称有急事求见，尽管极不情愿，但听说是急事，宋太祖还是立刻接见了这个大臣。然而听了汇报，却发现对方啰啰唆唆只是寻常小事而已，便大怒，责问他为什么要撒谎。大臣说：“我没有撒谎，因为我认为再小的公务也比打麻雀紧要。”见对方还顶嘴，宋太祖更是怒不可遏，随手抄起手边的柱斧（水晶小斧，上朝时用之，多见于宋，亦可把玩），用斧柄打落了大臣两颗牙齿。大臣没叫痛，也没哭泣，只是俯下身，默默地捡起牙齿放到怀里，收藏起来。宋太祖说：“你收起牙齿，难道要去告我？”大臣说：“在下虽然无权告陛下，但将来自有史官会把今天的事情记载下来。”宋太祖听了这话后，气忽然间消了，且慢慢欣赏起对方来，最后还赏赐他许多金帛。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虽说是千余年前的事情，但今天读来仍然能感受到里面的人性光辉：大臣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样子，显得憨直可爱；而皇帝在震怒之下能幡然醒悟、知错就改，并以赏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悔意，也说明他有敬畏之心，算得上一个肚里能撑船的皇帝了。
但不要因此而以为宋太祖是一个心慈手软、毫无心计的坦荡君子。坦荡君子是夺不了天下、坐不上龙椅的。他是当仁则仁，当狠则狠，认准的事，特别是有利于加强皇权、巩固地位的事，则该出手时就出手。唐朝五代以来，皇帝同大臣们议事，都会给宰相一级的大臣安排椅子就座，甚至还有茶水。宋太祖第一天上朝，范质一班大臣还是像以前一样坐在椅子上，听候皇帝的指示。宋太祖看着奏章，突然抬起头来，对范质等人说：“我眼睛有点花，你们上前来给我说说这奏章上的事吧。”等大臣们把奏章上的事向皇帝汇报完回到原地时，才发现所有的椅子都被他安排人悄悄撤掉了。从此，无论大臣级别多大，上朝时都得站着议事，以前叫“坐朝”，以后就叫“立班”了。
宋太祖行事果敢，既准又狠，但十分难得的是，在他的心底始终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块“碑”。建隆三年（962），宋太祖秘密安排人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取名“誓碑”，用销金黄幔将它遮盖起来，门外有门，锁外有锁，禁卫森严。他规定，每有新皇帝登基，均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引领，新皇帝进去，焚香，跪拜，默读“誓碑”，然后离开，直到下一代皇帝再来例行手续。碑文大意有三层：一是要善待后周皇帝柴氏家族；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背此誓的，天打雷劈。这一近乎毒誓的“誓碑”，就是宋太祖的底线，这一底线伴随着他处理即位前后的所有事宜，伴随他处理所有的内政外交，甚至他还以他的最大能耐，用这一底线影响着后来的继位者。
其实，从对待柴荣的幼子态度上，我们早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底线，不是他优柔寡断下不了毒手，而是他处事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面对再棘手的事，也尽可能不杀人，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哪怕迂回烦琐，哪怕牺牲眼前利益，也不逾越这一底线。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优礼士大夫、强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张，为当时士大夫参与朝政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上书言事，往往直截了当，即便把皇帝逼急了，最严重也不过发配而已，这在专制时代，算是十分宽容的了。
就这一点来说，历代皇帝中，宋太祖算是极特别的一个，他不像那些心狠手辣的皇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残忍地诛大臣、除异己，甚至不怕背上千古骂名。只是，这些为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皇帝并不知道，他们虽然得到了一时的快意和稳定，但时间一长，就没人敢掏心掏肺表忠心了，最后往往都成了人人敬而远之的孤家寡人。
宋太宗树榜样
李昉是北宋名臣，曾三入翰林、两登相位，深得宋太宗赵光义的信任。不过，李昉主政之时，没听说有什么突出的政绩。他的优秀，一方面表现在做人做官上，忠于皇室、团结同事、宽宏大度、与人为善，在朝廷内外德望颇高；另一方面表现在文化和文学上，他是个典型的学者型领导，比如他曾奉太宗之命，牵头编撰了《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三部大书，为后代保存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宋太宗欣赏他，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做人上，他宽厚多恕、不记冤仇，一直为宋太宗所称道。
一个最著名的典故，是说李昉与卢多逊友好，李对卢肝胆相照、待之不疑，而卢多逊却经常在朝廷内外说李昉的坏话，甚至在皇帝跟前也嘀咕。同僚们告诉李昉，他不相信，后来直到宋太宗告诉他，他才相信，但他对卢多逊也不记旧恶，照常来往。这说明李昉为人善良、心怀宽广，是个有利于团结与和谐的好部下。
皇帝的内忧不外乎两件事：一是部下不和，天天起内讧，明争暗斗，你死我活；二是部下不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遇这两种情况，皇帝总是寝食难安。皇帝要的是一团和气，不是一团杀气；要的是相互牵制，不是互相推诿；要的是表里如一，不是阳奉阴违。一个国就是一个家，儿女们一天到晚不耕不种，争吵不休，或者当面装模作样，背后偷偷挖墙脚，这个家庭肯定会走向衰败，没几天准会玩完。要保持江山姓赵、万世为君，必须坚决打击窝里斗、窝里反的行为。基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情况下，皇帝往往就会考虑评标兵、立典型、树榜样，鼓励先进，褒奖先进，让手下的臣工们向先进看齐。
李昉退休第二年，正月十五的晚上，宋太宗率文武大臣登乾元门城楼观灯。这个时候，皇帝是不会忘记那些退休老部下的，尤其是像李昉这样在群众中威望较高、口碑较好的老干部。他邀请了李昉，并单独在现任宰相座位的上面、靠近自己的地方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位子给李昉，还亲自提着酒壶给李昉斟酒，极尽礼遇。皇帝会向谁极尽礼遇呢？当然是对标兵、典型、榜样之类有标杆意义的人物呀。所以，这次活动名为观灯，实际是借观灯之名，行教育之实，让大家都看看，榜样是如何受皇帝尊敬与褒奖的。
宋太宗树榜样分三步走，一是总体评价。君臣坐好之后，皇帝看着李昉，无限感慨地对下面的臣工说：“李某可谓善人君子矣，服侍朕二十年，两在相位，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余可知也。”李老先生在我手下工作那么久，一直团结同志，忠心耿耿，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费过神，绝对是道德楷模，领导干部的榜样。
二是深情铺垫。在银色的月光下，皇帝亲热地聊起了当年自己还是晋王的时候，与李昉切磋诗艺、相互唱和的往事。回想当年，君臣二人皆感慨万端，说到动情处，李昉忽然站立起来，一连朗诵了皇帝七十多首诗作，不仅流利，而且无一处差错。宋太宗忙问，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李昉回答：“不瞒您说，我每天清晨起来，洗漱完毕，就端坐于‘道室’，焚香诵诗，您的诗我每天背一遍，天长日久，都能倒背如流了。”君臣相敬如宾、情同手足的情形，把下面的文武百官感动得不行。领导的诗文、语录都能熟记的，领导咋会不喜欢呢？能够与皇帝保持如此深情厚谊的部下，哪个又不羡慕、尊敬并佩服有加呢？足够煽情吧？君臣对话就像在上演一出戏，皇帝是主角，李昉是配角，百官是观众。只是，没有百官，恐怕就没有这出戏了。皇帝就是要把这出戏演给百官看，“预防为主，教育为先”嘛。当然，戏还没进入高潮。
三是当场封赏。这出戏，皇帝既是主演，又是导演，何时进入高潮、怎样进入高潮，完全由皇帝掌握与推动。皇帝听说李昉天天背自己的诗歌，而且倒背如流，便十分高兴地对他说：“我也把你的诗作单独用一个匣子装着呢。”又问：“我十分喜爱你的翰墨小楷，如今你的字还是那么隽秀吗？”李昉是何等人物，他立马就顺着皇帝的意思回答：“我素来不善书法，那些送给您的诗作，都是犬子宗讷帮我书写的呀。”于是，皇帝立马抛出了自己的“橄榄枝”，当场封李昉的儿子李宗讷正六品官职，终于把这出戏推向了高潮。
皇帝这招有来头，看似顺理成章，实则匠心独具。你想，一个皇帝对于一个天天在身边给自己写奏章、拟文件的翰林宰相的字都不认识吗？一个靠写字和作文出头的人，还需要儿子代笔，无异于说一个特级厨师请旁人掌勺，可能吗？这个当过翰林和宰相的李昉，难道不知道皇帝是明知故问吗？非也。他们君臣演的不仅是戏，而且是“双簧”，皇帝不过是要找一个封赏的由头，李昉不过是给皇帝一个封赏的机会，而封赏亦不仅仅是封赏，行为是封赏，目的则是教育。也就是让百官看看，只要天天背皇帝的诗歌、语录，时时顺皇帝的意、听皇帝的话，那么皇帝就会对你爱护有加，就会对你关怀备至，就会给你封妻荫子，就会让你高位善终，榜样就是这样炼成的。下面那些文武百官，还能不“从善如流”地向“榜样”学习吗？
当然，皇帝也只有两样法宝，胡萝卜和大棒，听话就给胡萝卜，不听话就抡大棒，千古一律，如是而已。
宋真宗的“封口费”
官员追求政绩，或为摆平“劣政”的负面影响，常常不惜血本，通过掏“封口费”来扫清舆论障碍。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千年以前的宋真宗搞所谓“封禅泰山”大典，就给自己的宰相王旦掏了一笔不菲的“封口费”。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马不停蹄、攻城略地，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直逼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在宰相寇准等人的极力主张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并登上澶州北城督战，顿时士气大振，“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人人冲锋陷阵，个个奋勇杀敌，辽军受挫，担心僵持下去于己不利，便与宋朝在澶州签订了停战协定，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缔结后，边境安宁无事，国内一片繁荣，沾沾自喜的宋真宗飘飘然起来。人一得意就会忘形，就会自我膨胀，就想搞出些大动静，比如搞点政绩工程表表功，搞些大型庆典显摆显摆等等。这是历代帝王的通病，无非是想告诉老百姓，我是普天之下最英明的君主！而下面那些擅长察言观色的大臣，往往对皇帝的心思洞若观火，像副宰相王钦若，就对宋真宗的想法猜得八九不离十。
辽军攻打澶州时，王钦若是最张皇失措的大臣之一，他建议宋真宗迁都南逃，他算准了宋真宗害怕战争。只是，宋真宗拗不过宰相寇准那刚烈的脾气，硬是被他逼得骑虎难下，最后不得不勉强亲征。如今，王钦若又清楚地知道皇帝想闹大动静，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形式。于是，王钦若在皇帝耳边嘀咕，说：“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元代脱脱《宋史·王旦传》），动员宋真宗搞“封禅”大典。封禅，是我国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大型典礼，表面是祭拜天地，实际上却是夸耀政绩、自吹自擂，大搞个人崇拜。试想，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万人空巷、山呼万岁的场面，哪个皇帝不喜欢？尤其是宋真宗这种好大喜功爱搞“花架子”的皇帝。
但让他有一丝犹豫的是，祭拜天地需要天降“祥瑞”，就是要有天意，不符合天意的“封禅”会让人说闲话。王钦若何等精明，立刻说：“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宋史·王旦传》）意思是前代所谓“天瑞”，那都是人造的，让某人从某地拣到一封信、一张符什么的，只不过君主们把它当成真的崇敬起来，昭示天下而已。宋真宗心领神会，正中下怀。尽管如此，宋真宗还是不放心，他担心宰相王旦不同意。虽然口无遮拦的寇准已被王钦若挤走了，但现任宰相王旦那一关也不容易通过。王钦若是宋真宗肚里的“蛔虫”，一看就懂，他说：“我转告王旦，这是陛下的意思，估计不会反对。”王钦若出面做王旦的思想工作，王旦算是同意了，但同意得很勉强，这让宋真宗愁眉不展。
为了彻底封住王旦的口，让他在“封禅”工作中由后进变为先进，由犹豫派变为拥护派，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宋真宗决定亲自出马。他在皇宫里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单独宴请王旦。君臣二人频频举杯，开怀畅饮，让王旦满心温暖。酒足饭饱之际，宋真宗还让侍从抬出一坛酒送给王旦，说：“带回去同家人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一看，哪是什么酒呀，满满一坛全是珠宝。原来，宋真宗为了让王旦支持自己的“封禅”大典，给了他一笔昂贵的“封口费”。
王旦受了“封口费”后，态度立刻为之一变，不但对“封禅”不再持异议，而且坚决拥护，大力支持，全心投入。他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官县吏、僧人道士、少数民族首领等两万四千三百七十人，连续五次上书请求宋真宗“封禅”，甚至与王钦若一起伪造所谓“天书”，形成了“封禅”工作强大的舆论氛围。
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王旦亲任“封禅大礼使”，陪同宋真宗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此次“封禅”历时之长、耗资之巨、参与人数之多，堪称前无古人，但宋真宗如此折腾搞庆典，仅仅只为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所以，这既是一场精心导演的闹剧，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笑话。而一向头脑清醒的王旦，被皇帝一笔“封口费”就给收买了，最终把这场闹剧推向了高潮，这说明，“封口费”历来都是十分“给力”的。
从此，在宋真宗面前唱赞歌、拍马屁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市场，老百姓的负担便越来越重，以致民不聊生。
宋朝最具传奇色彩的皇后刘娥
在宋朝众多皇后中间，出身最微、经历最奇、权力最大、争议最多的，恐怕要属宋真宗的皇后刘娥。
刘娥的出身，是当时士大夫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宋史·后妃上》说她祖籍太原，爷爷是将军，父亲是刺史，还在襁褓时，父亲就死于征战，母亲也撒手人寰，成了孤儿，后被好心人收养，长于益州（今四川成都）。不过，《宋史》的记载云山雾罩，语焉不详，除了的确在四川长大之外，其他线索皆无从考证。而司马光《涑水记闻》则说：“章献刘后（刘娥逝后朝廷赠谥号章献明肃），本蜀人”，本来就是四川人，对祖籍太原的说法，明显表示反对。所以，那有名有姓的将军和刺史到底是不是她的亲人，还真难说，留下了千古谜团。
她与那位似父似夫的龚美的关系，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宋史·后妃上》载：“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携之（刘娥）入京师。”一个姓龚的男人，带着一个姓刘的女孩在京城打工，这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据说，刘娥“善播鼗”，就是擅长拨浪鼓。可以想象，银匠龚美拉风箱炼银子、美女刘娥拨浪鼓揽生意那动人的情景，颇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夫唱妇随的浪漫。
史料中比较真实的记载是，当时还是韩王的宋真宗赵恒（赵恒先后封韩王、襄王、寿王，995年立为太子）机缘巧合见过刘娥，惊鸿一瞥，看上了她。对于“皇二代”来说，要么看不上，一旦看上，巧取也好，豪夺也好，拆墙也好，插足也好，纵使尽浑身解数，也会要据为己有的。于是，韩王送钱送物，给房给车，终于抱得美人归，把刘娥接进了自己的韩王府，上演了一场东方版王子与灰姑娘的传奇故事。从此，韩王心无旁骛，对刘娥“宠幸专房”，夜夜笙歌，三千粉黛无颜色。
皇权社会也是宗族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血统论和出身论成了道德制高点，成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决定因素，贵族血统可以世袭官爵，不作任何努力就能享尽人间富贵，而身份低贱者想要挤入上流社会，则比登天还难。所以，从进入王府的那天开始，刘娥那卑微的身份就成了她的“魔咒”，如影相随，时刻影响着她、打击着她、摧残着她，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和手段也摆脱不了。比如，赵恒的乳母秦国夫人就对这位川妹子嗤之以鼻，苦口婆心地劝说，赵恒却充耳不闻。于是，她到宋太宗跟前告了一状，说自从狐狸精刘娥来后，皇子的身体都快弄垮了。宋太宗听后，大为光火，要求儿子立即把刘娥扫地出门。
皇帝发怒，这可是事关自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然得依。不过，赵恒对刘娥情太深，万难舍，只好折中，把她暂时安顿在王府指挥使张耆家，害得张耆为避嫌，连家都不敢回，夜夜在办公室打地铺，“耆避嫌，为之不敢下直”（司马光《涑水记闻》）。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过了十多年，太宗去世，赵恒继位，随即欢天喜地把刘娥迎进了宫，封为美人，免了相思之苦，圆了鸳鸯蝴蝶梦。
刘娥进入韩王府时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后来长期寄居张耆家，等到宋真宗登上皇位，她已经三十出头，徐娘半老了。进宫之后，宋真宗对刘娥的感情，不但没有因她年岁渐长容颜渐淡而稍有减少，反而历久弥深。从他对刘娥一系列煞费苦心的安排就不难看出：先把她晋封为二品修仪，很快又封为一品德妃，景德四年（1007），当父亲之前给他娶的郭皇后去世后，他又开始精心运作刘娥当皇后。
然而，刘娥的出身问题一直是摆在她面前的一条鸿沟。当宋真宗向大臣们提议立她为后时，参知政事[官名。北宋乾德二年（964）置为副宰相，辅助宰相处理政事]赵安仁就以刘娥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为理由，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安排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封后诏书，杨亿甚至公然拒绝。在这件事上，大臣们的反对态度出奇的一致，即使有心支持宋真宗的，表面上也保持着反常的沉默。
在那个时代，血统问题既是伦理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在这种问题上，要求大臣们让步、一致同意，几乎不可能，哪怕贵为天子的宋真宗反复做工作也无法做到。大臣们希望立沈才人为皇后，因为皇后不仅是皇帝的皇后，也是大臣们的皇后，更是母仪天下的皇后，沈才人出身宰相门庭，地位高、血统正、成分好，封她为皇后，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政治角度来说，都是表里相符、实至名归的。
大臣们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思，这让宋真宗一筹莫展。无奈之下，他索性将封后一事悬着、拖着，既不立刘德妃，也不立沈才人，与大臣们僵持着。直到大中祥符五年（1012），他终于下定决心，回避了朝臣公议的程序，特事特办、礼仪从简，只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官署名。北宋初仅掌供给郊祀及皇帝册文、幕职官与州县官较考等事。元丰改制后，掌承受、宣布皇帝诏令、批复、转呈群臣章奏文书，除授省、台、寺、监等高级官员）了事，那些大臣们最后竟也无计可施。刘娥这位出身卑微的奇女子，终于在宋真宗的强力推动下，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成了大宋王朝的皇后。这年，她已经四十四岁。
宋真宗对刘娥的一番深情，还表现在确定接班人的问题上。刘娥虽然是他“宠幸专房”的女人，但有些事情，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她的生育问题就是如此。当时，刘娥身边有一个姓李的侍女，大概看到皇帝皇后干打雷、不下雨，非常着急，对皇后说梦到自己怀孕了。刘娥一下便听出弦外之音，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法子比“借腹生子”还好呢？于是，皇后安排，皇帝很快就让李氏怀上，并生下一子，对外则说是刘皇后所生。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接班人宋仁宗赵祯。
一个女人，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女人，要得到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男人的持久喜欢，那可不仅仅是长一张漂亮脸蛋、抛几个媚眼、扭几下楚女腰肢就能轻易做到的，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既要玉洁冰清，又要超凡脱俗，时常能够给皇帝以新鲜的感受；既要爱学习，又要会学习，随时能够更新自己的知识，做到博览古今、眼光长远；既要有悟性，又要有德行，跟得上皇帝的思路，听得懂潜台词，能搭台亦能补台，及时救过补阙，让皇帝倚为智囊；同时还要得到周围人的尊敬与钦佩，给皇帝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家庭氛围。总之，她必须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女人和妻子。
纵观刘娥的经历，当初她应该文化不高，但从后来的发展看，绝对称得上冰雪聪明。《宋史·后妃上》有这样一段关于她的评价：“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传引故实以对。”根据这段话，至少能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刘娥有悟性、爱学习，不仅学习书本上的，还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博闻强记，能把书本与现实对应参照；二是宋真宗每天通过奏章了解到的天下事，很多告诉了刘娥，她都记在心里，说明她是个有心人；三是宋真宗在处理某些朝廷大事的时候，常常同刘娥交流看法，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往往能把以前的同类案例告诉宋真宗，说明她对知识能做到融会贯通，掌握了不少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与技巧。
大约从天禧四年（1020）开始，由于宋真宗中风在床，不能坐朝，遂将政事交刘娥处理，“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宋史·后妃上》）。宋真宗在床上一躺就是几年，这期间，作为皇后的刘娥，不但要照顾生命垂危的皇帝，还要教养年少的太子，更要决策天下大事，真是内外兼顾、日理万机，对于刚刚直面国家大事的她来说，可谓小试牛刀，但她也的确没有让宋真宗失望。
皇帝有病，大臣就会闹政变，这几乎是人治社会下的条件反射。台上的宋真宗奄奄一息，台下那些人就开始搞阴谋诡计，甚至磨刀霍霍了。当时，寇准任宰相，但他嘴巴不严，把还没议定的朝廷大事提前泄密，因而被罢，由丁谓接任。宦官周怀政想浑水摸鱼，秘密策划废除刘后，诛杀丁谓，提前拥立太子，结果被人告发，身首异处。这些里里外外的变故，无疑给孤立无援的刘娥以生死攸关的考验。风声鹤唳之间，刘娥沉着决策、果断处理，招招精准，总算平稳过渡，足见其超常的胆识和魄力。/書 分 享 公 眾 號 晚 霞 书 房
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病逝，太子继位，即宋仁宗。由于宋仁宗年仅十三岁，少不更事，宋真宗临死前下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于是，刘娥由皇后变成了皇太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为大宋王朝的真正决策人。当时，为了解决太后与皇帝如何坐朝的问题，大臣们争议不休，宰相丁谓建议：朝会时，皇帝坐朝承明殿，太后另择地方听汇报。刘娥认为不可，她说：“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宋仁宗与刘太后五天上一次朝，皇帝居左，太后坐右，皇帝称“朕”，太后称“吾”。从此，刘娥这位出身低微的川妹子，开始了长达十一年显赫一时的垂帘听政生涯。
这十一年，刘娥既是决断天下大事的实际当权者，同时也是小皇帝的母亲。她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要求宋仁宗随自己一起处理政事的同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她特意在崇政殿的西厢房，给宋仁宗安排了一个专门读书的地方，不断邀请全国最有名望的博学鸿儒给他讲经习史，令他朝夕诵读。不但修学，而且修身；不但立人，而且立德。为宋仁宗这位后来的中兴之主，奠定了扎实的学问根基。
这十一年，刘娥女子当国、垂帘决事，天下大事并未因她是女流之辈而荒废，反而处置得当，政令畅通，“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她对身边人和家里人，也都能掌握分寸，要求严格，“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
这十一年，刘娥权力如日中天，那些卖乖取巧的大官小吏蜂拥而上，希望通过投其所好而从中渔利。小臣方仲弓上书，建议刘娥效仿武则天，为刘氏祖宗立庙，遭到她的怒斥；太常博士程琳敬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女子当国有先例，刘娥把图扔到地上，大声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刘娥处在权力巅峰，始终以国家前途为重，以天下太平为重，没有枉法徇私，原则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权力如同一个磁场，权力越大、磁性越强，磁性越强、负荷越重，有利也有弊。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不少人嘀嘀咕咕，批评太后专权、后妃干政。她六十大寿，孝顺的宋仁宗准备率百官给她行拜寿之礼，秘阁校理范仲淹认为这是皇帝家事，不必等同国事，上书反对。随着宋仁宗年龄的增长，要求皇太后还政于皇帝的呼声从未间断过，有的甚至给皇帝联名上书。可以说，在刘娥专心政事、辅佐少帝的这些年，朝廷上下对她的诟病与攻讦从未消停，而所有的指责，都是因为她的身份与性别，认为权力与身份不符，名不正而言不顺。
明道二年（1033），刘娥感觉大限已近，便穿着天子衮衣，头戴仪天冠，在太庙行了祭祀之礼，接受了群臣赠予的“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尊号，随即还政于宋仁宗，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不久，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她去世后，关于后妃干政的议论又甚嚣尘上，更有跳梁之徒告诉宋仁宗，其生母不是刘后，而是李妃，甚至说李妃不是自然死亡，而为刘后毒害，害得心力交瘁的宋仁宗情急之下安排人刨开李妃的墓，开棺验尸，上演了一幕幕闹剧。然而，这些最后都证明是子虚乌有的。真实的情况是，刘娥表里如一，不仅视宋仁宗如己出，待李妃也如姐妹，生前死后的礼仪，皆如一品夫人。宋仁宗了解实情后，对自己安排的开棺验尸行为悔恨不已。
刘娥受命于危急之间，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处理国事，做到了内无大忧、外无大患，又能稳妥地交接政权，作为一个女人，实属难能可贵。至于围绕着她的一些非难与争议，也不过是源于对她身份的质疑罢了，最多也就是曾在非常时期采取过非常手段，相较于她为赵宋王朝所作的贡献，不过九牛一毛，实在微不足道。
宋仁宗的仁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论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论学问，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艺，但论生前死后的名声，他却是宋朝十八帝中最好的。在位四十二年，执政宽简、为人温良，他把一个“仁”字，贯穿于治国安邦全过程。
他对下人很仁慈。一个暮春时节，宋仁宗在御苑散步，一段时间后，身边的人发现他频频回头张望，却又什么也不说，不知什么意思。回到宫里，他急匆匆地对宫女说：“好渴，快帮我端水来喝。”宫女奇怪地问：“陛下为何不在外面取水喝，而忍渴这么久呢？”他边喝水边说：“我回头找了多次，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又不便询问，倘若一问，侍吏必受责罚，故忍渴而归。”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咬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
他敬畏自然。有一天早起，宋仁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昨夜阅奏章很晚，后来感觉饥饿，特别想吃烧羊。”侍臣问：“何不安排人做来？”宋仁宗说：“你不知道吗？每次听到宫内有什么需要，坊间便以为这成了定规，纷纷制作。我担心要了烧羊后，百姓会夜夜宰羊，长此以往，必然暴殄天物，我怎能不忍一时之饥，而开启无穷杀戮呢？”让人感到他对自然的敬畏是那么真诚，充满人性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