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打扮的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的“熙宁变法”失败了，比之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败得更加彻底和悲壮。不过奇怪的是，变法失败后，士大夫不是对变法利弊的权衡，不是对变法得失的总结，不是从国家发展大局去校短量长、拾遗补阙，而多是对王安石个人的嘲弄和攻击，他们或从形象、习惯入手，或从性格、经历着笔，给王安石贴上了一系列神神道道稀奇古怪的标签，颇见搞笑的一面。
宋人在野史笔记中，连篇累牍地围绕他的外貌做文章，或说：“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或说：“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或说：“公面黧黑”，或说：“介甫肤理如蛇皮”……宋代邵伯温《闻见录》卷二记载说，宋仁宗邀请大臣们钓鱼，王安石以知制诰受邀，大臣们专心钓鱼，王安石却把茶几上放置的鱼饵当作零食，吃个精光，“仁宗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苏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囚首丧面，一年四季不洗澡，而作《辨奸论》一文，借晋代山涛评王衍语：“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唐代郭子仪评卢杞语：“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将二者的评语原封不动冠之于王安石头上，谓之：“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并断言：“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洵《嘉祐集》第九卷）
长相不堪，吃相不雅，穿着邋遢，形象猥琐，像张飞而多狡诈，似钟馗而少忠义，这就是宋朝士大夫们描绘的王安石形象。
司马光与王安石早先也是良友，相互倾慕，心照神交，但经过变法，反目成仇。他俩曾在宋神宗面前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是因为缺乏善于理财之人和理财之道。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王安石所谓理财，不过是苛敛民财与民争利罢了。他们的矛盾焦点集中于一个“利”字。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第十五用调侃的语调讲了一个故事，说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好言利，一次，有人向王安石献计说：“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来造田，可造良田万顷，乃一本万利的好事。”王安石一听，眼睛贼亮，兴奋地问道：“那放掉的水，何处贮存呢？”旁边一个官员幽默搞笑，因接口说：“在梁山泊旁边，再掘一个八百里水泊，则足可贮存此水了。”在场之人，无不笑倒。司马光借这个故事，把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性格大大讥讽了一番。
宋代魏泰在《东轩笔录》卷十也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任相期间，每当生日，朝士纷纷献诗，僧人、道士则颂“功德疏”，竞相祝贺。光禄卿巩申趋炎附势，削尖脑袋走宰相的门子，因他既不擅长作诗，又不会诵经，便别出心裁以“放生”的方式为王安石祝寿，他用大笼子装来许多鸽子，然后一只一只地放生，每放一只，都恭恭敬敬地磕头祷告说：“愿相公一百二十岁。”如此反复，极尽巴结之能事。凑巧的是，当时有一守边将军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宋代官员的侍从）竟然割股肉进献，以致远近骇笑。好事者用这两件事作一对联曰：“虞候为县君（命妇封号）割股，大卿为丞相放生。”
无独有偶，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第二十二也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才华横溢，志存高远，二十岁前就已著书数万言，真可谓虎父无犬子。然而，王雱多病，英年早逝，王安石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因作《题雱祠堂》诗悼子。李壁在诗后注中记录下王安石当政期间的一些传闻说：“公父子皆以经术进，当时颂美者多以为周、孔，或曰孔、孟。范镗为太学正，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公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国子监学官范镗为讨好宰相而献诗，把他们父子的才学喻为孔子，能力喻为周公，王安石看后特别高兴，竟大言不惭。
细究起来，这两个段子嘲笑的不是巩申和范镗的卑躬屈膝，它嘲笑的是身为国家重臣的王安石，面对肉麻的马屁时那种洋洋自得的样子，于是，王安石落下了好谀喜谄的名声。然而，仔细观察王安石的为文、为政、为人，他虽然生活中不拘小节，言语间好发高论，改革上大刀阔斧，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以支持改革为选人用人标准），的确有常人不能理解与容忍的一面。但说他陶醉于阿谀之词，狂妄到是非不分，这不符合实情。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他得了气喘病，药方中有一味紫团参（产于山西壶关县紫团山），为人参珍品，到处买不到。恰巧薛向自紫团参产地河东路任职归来，手头正好有，要送他几两，王安石却坚决不受，还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紫团参，不也活到了今天吗？”可见他有其洁身自好、实事求是的一面。
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还把王安石刻画成一副小人相。王安石从小好学，刻苦上进，但他长相难看，皮肤似蛇皮。清代褚人获《坚瓠集·丙集》卷之三“老蛇皮”条载：“王介甫乃进贤饶氏之甥，锐志读书。舅党以介甫肤理如蛇皮，目之曰：‘行货（质量差的货物）亦欲求售耶？’介甫寻举进士。以诗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八舅非常讨厌这个外貌丑陋的外甥，嘲笑他是“次品”，断言他没出息。王安石进士及第后，赋诗反击舅舅的鄙薄。这个故事一看便知杜撰。王安石饱读诗书，在学问上堪称旷世大儒，以其学识和修养来说，中了进士内心再高兴，也不至于得意忘形如小人一般，何况以王安石的才学，也不会把诗写得如此低俗。
改革之前，人们谈论评价王安石的时候，则完全不是这种龌龊之言，泄愤之语，而是充满景慕，寄托希望。例如比王安石还年长两岁、十余年间同王安石数度共事的司马光，就曾在《与王介甫书》中说：“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可见王安石在士大夫间的声誉和口碑，几乎交口称赞，众望所归，直可以托付天下似的。那么后来为何诋毁丑化，群起而攻之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点不得不说，正如苏洵所言：“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尤其“利害夺其外”。王安石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但他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国家弊病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及时化解矛盾，终于犯了众怒。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对国家的忠诚，然而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编段子、传谣言不过是他们千万手段中的一个。俗话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王安石因而被涂抹成了如此不堪的模样。至于像两宋之际的吕本中在《师友杂志》中借谏官陈瓘之口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即是十分好人。”则纯粹是诋毁谩骂，毫无趣味可谈了。
文人喜欢渲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常常言过其实。反对变法，就连他的才学、德行一律抹杀，这是有悖于事实与真理的。当然，文人中亦不乏客观公正之士，像黄庭坚，他虽然也反对变法，但对王安石本人却欣赏而敬佩，他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黄庭坚全集·正集卷第二十六·题跋》）给予了王安石非常恰当的评价。
宋朝士大夫的外号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人人有外号。豹子头林冲，一看就知道长相；霹雳火秦明，一看就懂得性格；小李广花荣，一看就了解才能。在宋代，不但江湖好汉爱取外号，就是朝堂之上正襟危坐的士大夫们，也好互取外号打趣，而且惟妙惟肖，极为传神。
针对相貌取外号，是士大夫们的拿手好戏。宋神宗年间，孙觉、孙洙同为馆阁大臣，孙觉胖乎乎，孙洙瘦精精，二人皆蓄络腮胡子，虬须美髯，有好事者乃以他们的身体特征，呼孙觉为“大胡孙”，孙洙为“小胡孙”，一时传为笑谈。宋徽宗继位之初，曾布、韩忠彦并列为宰相，曾布极矮，韩忠彦特高，两人站立殿前与皇帝讨论大事，一矮一高如同乌龟与白鹤，形成巨大反差，同僚忍俊不禁，把他俩呼为“龟鹤宰相”。
宋朝堪称北方人建立的国家，赵匡胤起兵的核心团队“太祖义社十兄弟”中，他自己是河北涿州人，李继勋河北大名人，韩重赟河北武安人，王审琦辽西人，刘廷让、刘光义皆为涿州人。宋朝建立后，朝廷上下对南方人一直不怎么待见，据说赵匡胤立下过不用南方人为宰相的规矩。尽管后来也有一些南方人出任宰相，但《宋史·奸臣传》几乎清一色南方人，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一朝之间，经常充斥着地域歧视，北方人尤其爱取外号嘲弄南方人。比如，他们把四川人称为“川藞苴”，意为邋遢而蠢笨的人；把福建人称为“福建子”，意为奸诈而狡猾的人。司马光与吕惠卿以讲官身份出席宋神宗的经筵，二人政见不同，互不顺眼，常常在宋神宗面前因论变法事而吵架，“至于上前纷拏”，有时甚至动粗。宋神宗说：“相与讲是非，何至乃尔？”很不高兴。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北宋夏县属永兴军，即陕西地域范畴。吕惠卿福建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同僚们一边看热闹，一边意犹未尽地叹息道：“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佚名《道山清话》）从此，“福建子”成了吕惠卿的外号。
有的因才华和长处取外号，表达赞叹与钦佩之情。庆历年间，欧阳修贬职滁州，因写作《醉翁亭记》而名声大噪，人们送他雅号“醉翁”。其实，那时欧阳修不过三十来岁。宋祁描写春天的辞章为人称羡，一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妙笔点睛，他任过工部尚书，人们遂称他“红杏尚书”。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博闻强记，每次查阅书籍时，必对书吏说：“某事见某书某卷第几行。”书吏一查，果然不误，士大夫美其名曰“杜万卷”。
有的是性格的反映。书学博士米芾个性怪异，穿唐服，有洁癖，遇到奇石膜拜不已，人称“米癫”。有一次士大夫聚会，喝到热闹处，米芾当众问苏东坡：“世人皆以芾为癫，愿质之子瞻。”希望苏东坡这位意见领袖说句公道话，苏东坡却哈哈一笑说：“吾从众。”连苏东坡都认为这个外号贴切，“米癫”更是道路流布，妇孺皆知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忧虑于宋王朝财力的空虚和军备的衰弱，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大力推行改革变法，放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态度极为坚定，也极为固执，士大夫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叫他“拗相公”。
而最有趣味的外号，恐怕要算对庸官和劣政的嘲讽。宋真宗时丁谓任相，极力迎合皇帝的虚荣，每遇国家大事，必言有仙鹤飞翔于宫阙之上，大家讥笑他为“鹤相”。宋神宗时宰相王珪，上殿说“取圣旨”，皇帝批后说“领圣旨”，散朝向部下传达说“得圣旨”，前后任相十多年，尸位素餐，无所建树，被讥为“三旨相公”。南宋末年，贾似道因妹妹贾贵妃受宠当上宰相，他贪污受贿，声色犬马，不但喜欢金银财宝，还酷爱玩蟋蟀。他派专人广寻蟋蟀，有人献上他满意的，就大赏金银，破格重用。他不顾国家安危，蒙古大军围困襄樊，前线告急，他闻报后，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大玩其蟋蟀，老百姓痛恨地咒骂他“蟋蟀相公”。
对于士大夫来说，外号既是人品的反映，也是官品反映，既体现主流评价，也折射民间呼声。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市井生活，那么，把士大夫们的外号并列一处，就是一幅清晰的政治生活图，甚或还是一部宋朝官场史。
程颢：理学家的另一面
儒家哲学至宋代，发展为格物致知、明心见性的“程朱理学”，朱指朱熹，程指“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作为“二程”的兄长，程颢从小聪明好学，十五六岁时，师从道州周敦颐，研经习道，发奋钻研，一生不辍。“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程颢传》）于是，终成一代大儒，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被奉为“先贤”，祀于孔庙东庑第三十八位。让人惊异的是，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员，他在州县基层任职多年，心怀天下，政绩卓然。
初出茅庐的断案高手
程颢（1032—1085），字伯淳，河南洛阳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举进士，旋授京兆府鄠县（今陕西西安）主簿，后任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主簿、晋城县（今山西晋城）县令等职。
宋代县一级的主簿，其职责按照曾任同安县（今福建厦门同安区）主簿的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中所说：“县之属有主簿，秩从九品，县一人，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七）这说明在宋代，主簿不仅掌管文书、考核、出纳等事务性工作，有时还负责狱讼官司。程颢刚到任上，一件棘手的案子便摆在了他面前。鄠县某乡民租赁了自己兄长的房子居住，一住就是二十年，一天在宅基地附近劳作时，竟然挖出一坛瘗钱（陪葬的钱币），真是喜从天降。但侄子说，这笔钱是他父亲当年埋下的，要求物归原主。天降横财，哪能拱手相送？叔叔死活不答应。于是，侄子一纸状子，递到了县衙。程颢看过状子，问侄子：“你父亲埋这笔钱多久了？”答曰：“四十年。”又问：“你叔叔租赁宅子多久了？”答曰：“二十年。”程颢于是安排小吏，从挖出的铜钱中挑出十千钱，让侄子过目，然后大声说：“官府铸造的钱，不过五六年就流通天下，而挖出的钱，是你父亲下葬前数十年所铸，皆为古钱，世间哪有不用当下之钱而选择古钱陪葬的呢？”侄子听后，大惊失色，只得承认自己的妄诉之实。
晋城一位张姓富户，父亲去世不久，一老叟上门对他说：“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张富户听后大骇，父亲刚刚入土，天上马上掉下个亲生父亲，哪有这样凑巧事情？他不认，人家偏要他认，争执不下，告到县衙。程颢坐堂，照例从线索入手。他问老叟：“你说是他父亲，有何证据？”老叟说：“年轻的时候，我以行医为业，长年在外行医，后来，妻子生下一子，贫不能养，无奈，只好忍痛将儿子送给了张家，不信，我这有字据为证。”老叟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条，上书：“某年某月某日，抱儿与张三翁家。”一看纸条，程颢差点儿没笑出声来，他说：“按照年龄去算，送孩子这一年，张家父亲才四十岁，四十岁的中年汉子，怎么会以‘翁’相称？”老叟一愣，知道讹诈被县令识破，顿时汗流浃背，连连磕头谢罪。
探索地方管理新模式
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之时，不过而立之年，年轻得很。别看他年纪轻轻，做事却思路清晰，决策果断，而且善于创新。他在晋城任职三年，期间所做，不单单是调解纠纷、依法治讼等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他还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探索地方管理的方法上，而这一点，是许多仅仅为积累资历、应付磨勘、谋取升迁的基层官员们无法望其项背的。
一是减轻农民负担。晋城老百姓交皇粮，要直接送往边境，以备军需。然而，晋城与边境之间路途遥远，到了催粮之时，家家户户送粮忙，官府转运亦需长途跋涉，耗时费力。倘若直接到边境附近购粮交纳，恰逢交粮高峰期，粮价又太贵，往往购粮所费，远远超出实际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为此，程颢推行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动员一些富户、商人，让他们粮价便宜时，在边境附近购粮储存，待交粮之时，再卖给晋城父老，规定只能略有赢利。这样，富户、商人有利可图，农民也无涨价之忧，负担大大减轻。一个小点子，解决了大问题，老百姓为之欢呼。
二是推行“伍保”之法。程颢按照村民居住远近，编成“伍保”，要求“伍保”之间，“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强扶弱，富帮穷，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孤寡、残疾、流浪者，都责成有能力的亲戚、朋友、乡亲给予照顾，进行救助。于是，乡里之间，奸伪无所容，疾病有所养，风俗大变。据说，晋城至今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城市文明程度指数颇高，古风犹存啊。
三是大力兴办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程颢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刚到晋城，他就风尘仆仆深入各地，与老百姓当面交流，调查了解教育实情，商量办学大计。他认为，“乡必有校”，任职期间，他多方奔走，筹集资金，牵头建立乡校、社学数十所。他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儿童选择教材，修订教材，连断句之类的小事，都亲力亲为。“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宋史·程颢传》）晋城内外，好学之风，随之而来，甚至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的动人图景。
程颢任晋城县令期间，可谓管理有序、负担减轻、事业兴旺、一派繁荣。《泽州府志》说他：“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振野。”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隶御史台察院。凡资格不及太常丞、宗正丞、秘书丞“三丞”而入察院为御史里行，则带“权”字）。
权监察御史里行是言官，其职责主要是纠察百官，同时亦可规谏皇帝。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规谏皇帝却是门“技术活”。不提吧？职责所在。提吧，皇帝脸上无光，万一生点意见、来点态度，这帽子说不定都难保。所以，很多监察御史履职，或碍于情面，或害怕权威，或担心打击，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过场，不过让皇帝表现一下纳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纳不纳、纳什么、怎么纳，不予深究。程颢任御史，却执拗、较真，他常常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以诲人不倦的态度，把那些“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之言，“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之劝，絮絮叨叨在宋神宗面前数落，不厌其烦。问题是他不厌其烦，那些侍从却大厌其烦，有一天午餐时间都过了，程颢还在“一、二、三”，宋神宗饥肠辘辘，又不好明言，这时，侍从正色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宋史·程颢传》）皇帝还没吃午饭呢！这时，程颢才只好依依不舍地告退。
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程颢在京任监察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变法。当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宋神宗委以大权，凡与改革有关的政策研究、机构调整、法令推行等，皆由王安石全权负责，甚至官员任命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根据改革需要便宜施行。王安石忧心于大宋王朝的经济衰落、士气萎靡、军备薄弱，以超常的勇气和胆识宣传改革，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推行改革，甚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说，真是石破天惊。这种态度在以祖先崇拜和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无异于离经叛道。所以，变法一经铺开，立刻激起众多朝士的反对。
不过，那些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抑制的力度也不完全一致。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御史中丞吕诲等人反对新法的态度十分明确，尤以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七·奏弹王安石表》）简直势同水火，不共戴天。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炙手可热，对程颢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帽子”。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恐怕大发雷霆了，但他是程颢，所以“安石为之愧屈”。（《宋史·程颢传》）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丝毫没有改变。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见劝说无效，最后说了一句：“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当时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长相批评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贬低他稍有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倒也确实一语成谶。之后，程颢打了个辞职报告，请求解职外调。王安石虽然对程颢反对变法的坚定态度感到失望，但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程颢依然是王安石最尊敬的人。见程颢去意已决，王安石推荐他为提点京西刑狱，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狱监察。程颢认为这个任命“恩典过颁”，死活不答应，上章向宋神宗固辞。王安石又推荐他为签书镇宁军判官，程颢才卷起铺盖赴任。
变法的对错、长短、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却的确温柔敦厚，休休有容，颇见君子之风，无怪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对他尊敬若此。
心系百姓的签书判官
镇宁军是五代时就设置的军镇，也叫方镇、藩镇，长官称节度使，治所在濒临黄河的澶州（今河南濮阳）。程颢的签书判官，是一个幕职官，全称为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书判官”或“签判”，职责是协助长官处理政务。
虽为一介幕府属官，人微言轻，但面对国家大事和百姓安危之时，程颢勇挑重担，敢作敢为。当时，内臣程昉受命治理黄河，征用澶州厢兵（两宋诸州之兵，来自招募，部分来自流放罪犯，不加训练，不任战斗，惟供劳役）八百人，夜以继日，督工甚急。当时正值严冬，大雪不止，寒风刺骨，厢兵们饥寒交迫，不堪忍受，纷纷逃归澶州。澶州的行政官员们赶紧磋商，是大开城门让他们回来，还是堵在城外拒绝呢？因为程昉是皇帝派来的治河官，让厢兵进来，无异于同程昉过不去、同治河过不去、同朝廷过不去，如同袒护逃犯一般，是要担责的。因此，拒开城门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有程颢说：“厢兵冒死逃归，拒之门外，必然引发事变。不如开门放入，好生安抚。如果程昉怪罪，我来承担。”征得大家的同意后，程颢赶到城门口，亲自打开城门，与厢兵对话，约定三日后复役，才开门纳入澶州城。三日后，体力和精神得到恢复的八百士卒，果然如期赶赴治河工地。他这一力排众议的举动，挽救了八百士卒的生命，足见他的胆识、魄力与担当精神。
熙宁四年（1071）夏天，澶州连降暴雨，河水猛涨，黄河曹村段堤岸因不够牢固而决堤，农田、村庄眼看就要淹没，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紧急情况之下，程颢对澶州知州刘涣临危请命说：“请让我率人前去抢险，即使用身子去堵，也一定要把它堵住！”刘涣深为感动，立即将澶州城内的厢兵悉数调拨给程颢，还把将印郑重交付于他。有同僚说水势太急，人力去堵，不过是徒劳罢了。程颢不为所动，迅速调配堵河物资，携兵火速赶到决口之处，整队训话，激励士卒，派精干而又素知水性的士卒，从堤两边泅水填堵。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奋战，决口终于被堵住，堤垸内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
在镇宁军之后，程颢还任过扶沟县（今河南周口）知县、奉议郎、宗正寺丞之类的小官，虽然政绩不俗，然而再未得到过朝廷的重任，大材一直不得施展。程颢之所以一辈子仕途不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系的。他正好干事的盛年时期，适逢“熙宁变法”，改革者力图振兴，希望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颓势、民族危亡，但程颢反对变法，格格不入。一个人才华的施展，也需要天时地利，天时不合，地利不顺，纵有大材，也无用武之地，不是被时局所困，就是被潮流所掩，得不到更好发挥的能臣干吏，也不单单程颢一人。不过，程颢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他纵然做小官也能做出大成绩，看他在地方上所做的工作，真有一种“若烹小鲜”的自如，丝毫不失其大政治家的智慧、胆识和风范，这是值得许多抱怨怀才不遇者好好学习的。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程颢逝世，终年五十四岁。逝世后，宰相文彦博为他题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字。弟弟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评价其兄：“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一代大儒风范，尽在其中。
沈括：才兼文武的实干家
在宋朝士大夫中，沈括博学、富于创造激情且人生经历丰富。在学术上，他于天文、方志、历史、数学、卜算、地理、医药等，几乎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在经历上，他科举出身，任过地方小吏，州郡长官，在京做过皇帝秘书，在外任过守边将帅，入能辅助贤主，出能纵横疆场；在政治上，他参与了王安石变法，有自己的改革思想，提出过改革主张，并在一定范围得到实施，功不可没。可以说，沈括不但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还是贯通人文和自然领域的科学家，更是忧国忧民、勇于改革、才兼文武的实干家。他多彩的人生，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提供了最佳视角。
以文学闻名士林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柳永说，“钱塘自古繁华”。而钱塘除了繁华之外，还有人文荟萃、佳士迭出的一面，北宋大诗人钱惟演、周邦彦、林逋等，都出自于这个千古灵秀之地。沈括先祖世居钱塘西溪，父亲沈周，任过润州、泉州等地知州，官至太常寺少卿。母亲许氏，来自苏州吴县的大家闺秀。良好的家教，浓厚的人文氛围，加上天资聪颖，沈括从小品学兼优。
至和元年（1054），父亲沈周去世，沈括被朝廷以父荫授海州沭阳县（今江苏沭阳）主簿，从此步入仕途。好学上进的沈括，不甘坐享其成，而是发奋读书，他要以优秀的学业来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由于埋头苦读，用眼过度，沈括不到二十岁便患了眼疾，长期疼痛，困扰着他。这并没有影响他求学上进的信心和决心，他甚至辞去了主簿职务，来到哥哥沈披家中，全身心投入到了科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嘉祐七年（1062），沈括以苏州府试第一的好成绩，获得进京赶考的“入场券”，于第二年顺利通过省试、殿试，考上进士，即授扬州司理参军，迎来人生新的起点。此后，他历任集贤校理、右正言、知制诰、权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等要职，显赫一时。
在今人眼里，沈括是位科学家，在当时，他却以文名享誉士林，是位文学家，《宋史·沈括传》即评价他“博学善文”。散文家曾巩在为沈括母亲撰写的墓志铭中，也赞扬沈括：“有文学。”就文学著作而言，沈括著有诗文集《长兴集》，散文随笔集《梦溪笔谈》。杨渭生在《沈括全集·前言》中谈到沈括的散文、诗歌时评价道：“这些诗文内容充实，义意超卓，文笔简练。或状物写景，叙事抒情，寄语怀人，写得栩栩如生；或针砭时弊，分析入微，雄辩说理，明快清晰，均具较强的感染力。”对他的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沈括在延州任职时，发现沙石和泉水相杂的地方，常常冒出一股股黑漆一样的液体，当地老百姓把这种液体称为“脂水”，采集到罐子里，用来照明。沈括生性敏感，通过考察断言“此物后必大行于后世”，并把它命名为“石油”，记录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四中说：“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挹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帷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沈括发现其用途并命名后，意犹未尽，挥笔写下《延州》一诗曰：“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
从沈括的作品来看，其诗歌精工，散文活泼，融科学性、趣味性与文学性于一体，呈现出简洁、生动、亮丽的风格，在北宋文坛上独树一帜。
坚定的变法参与者
宋神宗时期，机构臃肿，财政空虚，内忧复炽，外患续起。为摆脱困局，年轻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
沈括嘉祐八年（1063）举进士时，王安石与范镇、司马光同知贡举，是主考官之一，故与王安石有师生之谊。王安石酷爱孟子，他的变法理论基础——荆公新学，十分明显地体现出“尊孟”特征，其子弟、门人也酷爱孟子，注解《孟子》遂成为王氏门前一种风气，他们同王安石一样，通过注解《孟子》来发表政治见解，提出改革主张。沈括亦复如此，他曾作《孟子解》（《长兴集》卷三二），推崇“君子之道”，强调“以民为本”，解读“人性本善”，实践“穷理尽性”，蓄养“浩然之气”。沈括作《孟子解》，即是对改革的理论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一种改革思想的阐发。
作为宰相的王安石，对沈括当然是熟知而欣赏的。所以，熙宁四年（1071），当沈括为母亲守丧期满后，王安石立即推荐他出任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一职，是熙宁变法间，为加强宰相权威、确保改革顺利、政令畅通而设置的新机构。此职品位不高（正七品），但权力很大，职掌记录官员功劳、考核群吏过失。可见王安石乃至宋神宗对沈括的信任。
沈括也确实没有辜负王安石和宋神宗，他以务实的精神和卓越的才干，全身心投入各项改革工作中，体现了超凡的执行力。
一是改革“郊祭”仪式。宋朝重礼，尤其重视郊祀（古代帝王祭祀天地之礼。因祭祀天地神祇之所设于郊外，故称）。但烦琐的仪式造成铺张浪费，朝廷不堪重负。于是，沈括牵头编撰了《南郊式》一书，参照《周礼》及唐代礼制，以“务从简约”的原则，对郊祀仪式进行改革。《南郊式》书成后，宋神宗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即颁诏执行，单此一项，每年为朝廷节省开支数以万计。
二是兴修水利。沈括在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任上，曾主持了汴河疏浚和两浙（地区名。浙东和浙西的合称）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当时，京城开封拥有人口数百万，物资供给全靠汴河的漕运。由于汴河多年失修，泥沙淤积，河道不畅，漕运受到很大影响。为此，宋神宗任命博学多识又有治河经验的沈括提举汴河疏浚一事。沈括接受任务后，对汴河两岸的地势高低、河床深浅、水流缓急进行了考察，并根据这些一手资料，制定出详细的河疏方案，安排沿河各地具体实施。同时，作为“大宋粮仓”的两浙地区，也因水利年久失修，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熙宁六年（1073），宋神宗任沈括为两浙察访使，帮助两浙地区兴修水利。沈括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了解，不但拿出了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的办法，而且向宋神宗提出由国家出钱，募集饥民兴修水利的办法，既未加重农民负担，又实现了饥民救助，更有利于水利建设，一举三得，宋神宗十分赞同。于是，两浙的水利工作，便在沈括的主持下全面铺开。
三是改革盐钞法。在宋代，食盐属国家专卖，但专卖的程度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有时以专卖为主，商卖为辅。有时以商卖为主，专卖为辅。后来又实行盐钞制度，即官府控制产盐专利，商人用现金向官府购买钞引（官府发给特许商人支领和运销食盐的证券），以此获取在某地区销售食盐的权利。变法初期，进一步扩大食盐专卖范围，结果导致盐钞滥发，盐价飙升，食盐产销遂出现严重问题，盐利大减。熙宁九年（1076），时任权三司使的沈括，牵头组织对盐钞法进行改革，提出限定盐钞印数、上收制钞权、统一盐价等几项措施。这些举措经宋神宗审定后，于第二年三月开始施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终于稳定了食盐市场。
在熙宁变法中，沈括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此，他还改制了天文仪器，推行了免役法、义勇保甲法，改革了货币政策等，做了许多实事好事。
舍生忘死的外交官
北宋与辽国，自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达成了和平协定后，双方总体上互不侵犯，保持着表面的平静。不过，大冲突没有，小摩擦却不断，尤其是边界线划分问题，经常引发争端。熙宁六年（1073）冬，辽国特派使者前来，责怪宋军在当年石敬瑭割让于辽燕云十六州的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州）等地建设军事设施，侵犯了他们的领土，要求重新划定三州边界线。因为辽国气势汹汹，宋在武力上还不足以与之抗衡，宋神宗只得同意重新谈判。
经过多轮磋商，没有结果。问题的关键是，辽国认为宋军设施，建设在河东黄嵬山以北，按照南北分水岭的概念，这些地方都应该属于辽国。黄嵬山（今山西原平）在长城以南三十里处，北宋一直以长城为宋辽边境线，若依辽国要求，势必把边界南移三十里，双方因此僵持不下。
熙宁八年（1075）三月，辽国再次派来使者，指责宋朝谈判不诚，拖而不决，是想不了了之。这次，辽国进一步明确要求以黄嵬山为界，辽使萧禧甚至甩出狠话，谈不成，誓不归国。在宋方谈判代表束手无策之际，宋神宗一面让人反复做辽使的感化工作，一面启用时任知制诰的沈括，以侍读学士身份出使辽国，以表诚意。为了弄清多年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沈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件，发现双方往返文书上，多处有以长城为界的明确表述。掌握了这些情况和相关证据后，沈括心里有底了。
不过，沈括此行，极度危险，为何？一是辽使萧禧工作依然没做通，他不回去，辽国不准宋使入境；二是辽国对这三十里地志在必得，谈判成功概率几乎为零；三是谈判不成，有辱使命，一味争取，辽方震怒之下，沈括恐有性命之忧。宋神宗深知沈括此行凶多吉少，临行前，关切地问他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沈括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使命。
同年四月，苦口婆心做通萧嬉的工作后，沈括率队赴辽。他把搜集到的大量文件资料默记，了然于胸，又让随从人员背熟。五月底抵辽后，辽国安排枢密副使杨益戒作为谈判代表，接洽沈括一行。在谈判中，沈括历数了自“澶渊之盟”以来两国的相关文件和铁证，对辽国以黄嵬山为界的要求一一进行了驳斥。当杨益戒说以数里之地、绝两国之好，不利于和平时，沈括以国之道义、民之根本为理由，申明寸土都是祖宗的基业，让对方哑口无言。后来，当对方有所松动，提出退一步以天池中心为界时，沈括大义凛然地说，我受命以黄嵬山为界，不知其他。双方前后进行了六场会谈，辽方旁听者一次比一次多，最多达到千余人，双方唇枪舌剑，谈判险象环生，沈括始终不退缩、不畏惧，舌战群儒。在沈括一行有礼有节、有根有据的力争下，辽方最后同意以长城为界。宋朝终于取得了谈判胜利，这在宋辽外交史上是十分少见的。
骏马奔驰保边疆
沈括在权三司使和翰林学士任上前后近两年，但就在他进入权力巅峰之时，却因为派系之争遭到了排挤和打击。王安石罢相后，沈括向新任宰相吴充提出了一些新建议，侍御史蔡确以依附大臣、越权言事、前后态度不一等理由弹劾沈括。沈括被罢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贬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今安徽宣城）。
沈括是有委屈的。他在宣州写下《十松亭》一诗：“空堂无人日长哦，风松助我涧云和。苍颜古木喜相似，爱子亦有凌云柯。欢然相对默终日，意得那须言强多。我身未得从心老，嗟尔系此成蹉跎。”抒发了心中的郁闷和伤感。不过，沈括郁闷而不灰心，伤感而不绝望，他甚至在向宋神宗的上书中说：“许国之心，灰朽未忘！”表达了报国的信心和决心。
宋神宗最了解沈括的才干，不但知道他是一位理财专家、行政好手，而且通过沈括平时一些关于军械制造、边关防务的建议，还知道他是一位军事家。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力排众议，任沈括为延州知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经略西北军政大事。
宋神宗上台以来，采取王安石的建议，对辽以和为主，对夏以攻为主。所以，宋神宗一朝，一改从前对西夏以岁币换和平的政策，转守为攻。沈括在陕西前线与副帅种谔一起，整顿防务、训练士卒、研究进攻策略、措置粮草保障，常常忙碌到午夜。其间，宋神宗乘西夏内乱之机，组织三十万大军，发动了进攻西夏的“五路会战”。作为整个会战中的一员，沈括亲自指挥了几场战役，战无不胜。元丰四年（1081），西夏数万军队进攻宋保安军顺宁寨（今陕西志丹）。沈括一面安排部将景思谊率兵三千主动进攻，又命李达率千人携带足供十万军士所需粮草出击，谎称延州主帅沈括前往顺宁寨督战，离散敌人军心。结果西夏军队不知虚实，不战先乱，被迅速击败，宋军以少胜多。不久，他又利用宋朝西征军东归的声势，用计智取浮图城、吴堡和义合寨等几处西夏军事要地。
元丰五年（1082），沈括率军攻占了西夏金汤等要塞后，向朝廷请示在横山建城，确保新占领区的安全。但朝廷派来商议建城一事的给事中徐禧，要求营建离西夏更近、离宋朝后方更远的永乐城。沈括迫于压力，同意建永乐城，征得朝廷批准后，他在徐禧的监督下开始修城。然而，修建永乐城，等于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加上增援、补给线路长，永乐城无形中成了前线的“孤城”。所以完工后，西夏以三十万军队进攻永乐城。徐禧贪功，安排沈括留守米脂，自己率军迎战，结果永乐城被攻破，宋军三万多人全军覆没。同时，“五路会战”其他战线虽然前期取得局部胜利，但后来终因轻敌冒进和增援不及而全面溃退。至永乐城失陷，宋神宗组织的“五路会战”彻底失败，他和王安石通过“熙宁变法”积累起来的物质和军事优势，在这次“五路会战”中丧失殆尽，从此再也没有进攻西夏的勇气和实力。朝廷秋后算账，徐禧战死，沈括因附和徐禧筑永乐城而成了替罪羊，被“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宋史卷十六·神宗三》）相当于撤职查办，基本结束了仕宦生涯。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宋哲宗上台，大赦天下，沈括迁至秀州（今浙江嘉兴），不过行动仍遭限制。元祐三年（1088），沈括因向宋哲宗献《天下州县图》得到关注，宋哲宗除赐他绢一百匹外，还解除了对他人身自由的限制。嗣后，沈括一家搬至润州，定居于朱方门外的“梦溪园”，一边享受着悠闲自在的农居生活，一边埋头写作《梦溪笔谈》，于绍圣三年（1096）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沈括一生，求学发奋，识见超前，才干卓越，贡献巨大。他的能力和水平，北宋一朝与他堪称伯仲的，唯有范仲淹和王安石。而他超前的科学素养，创新发明方面的巨大成就，则当时无人能出其右。
由章惇的胆子说起
一个人的胆子，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你信不？至于信不信，由你，苏东坡反正是信的。
东坡当年还很年轻，时任凤翔府（今陕西宝鸡）签书判官，与商洛县（今陕西丹凤）县令的章惇既是同僚，又是好友。一次，两人结伴游终南山，到达仙游潭，潭岸狭窄，潭下深渊，对面绝壁千仞，一根横木连接其间，惊险可怖。文人雅兴，遇到景点就手痒，章惇也不例外。他客气地先请东坡到对面石壁上题词，东坡望了望深渊，瞠目咋舌，连说不敢。章惇一笑，迈步向前，从容走过横木，把绳索吊在石壁树枝上，挽着绳索，上上下下，笔走龙蛇，在陡峭的石壁上挥毫写下“苏轼章惇来”几个醒目大字，再缘索回来，面不改色心不跳。东坡早已惊出一身冷汗，抚摸着章惇的背叹息道：“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何也？”东坡回答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宋史·章惇传》）是啊，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懂得珍惜的人，还会珍惜他人的生命么？这种人，一旦大权在握，必然残酷无情，杀人不眨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