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章惇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可这位倔脾气的年轻人，却因为时年三十二岁的族侄章衡高中状元，耻居晚辈之下，竟将录取通知书（古谓榜帖，唐宋亦称金花帖子）委弃于地，不就而去。“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宋史·章惇传》）嘉祐四年（1059），章惇再次参加考试，果真比上次考得还好，中了进士甲科，朝野为之震惊。这个胆大而又自负的才子，先后被宰相王安石和宋神宗看中，连连由普通地方官提拔为编修三司条例官、知制诰、三司使、参知政事，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成为权威赫赫的副宰相，并参与和推动了“熙宁变法”，成了改革派。不过，章惇作为高级领导干部，却未管好自己的家人，他父亲占用良田，横行乡里，被起诉后，章惇又是批条子，又是打招呼，结果被人“曝光”；同僚朱服出任御史，章惇私下与他暗通款曲，极力拉拢，朱服又将此事公之于众。这两件事让章惇不但颜面尽失，而且罢职丢官。直到元丰五年（1082），才被宋神宗召回，出任门下侍郎。
章惇一生仕途的起起伏伏，每每决定于当朝最高领导者的大政方针。宋神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宋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反对变法，于元祐元年（1086）起用激烈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出任宰相，全盘废除熙宁以来的改革举措，并着手清算改革派。此时，王安石已经去世，清算的对象，自然落到了章惇等人的身上。章惇因此罢知汝州（今河南汝州），被赶出了朝廷，仕途一落千丈。
然而，章惇毕竟是“熙宁变法”的直接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他以推动变法为己任，这一信念，一生不变。这也是他虽然口碑不好，却依然倍受那些立志改革的皇帝重用的根本原因。元祐八年（1093），垂帘听政八年之久的高太后去世，十七岁的宋哲宗终于如愿以偿地接过了权力“接力棒”。宋哲宗年轻气盛，面对当时疲乏的国力，低迷的士气，决定重启改革，重用章惇为宰相。“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宋史·章惇传》）改革就这样在年轻皇帝的授意和坚定的改革者章惇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不过，章惇上台后，不是通过平衡关系、处理矛盾来稳步推进改革，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通过收拾和报复反对派，来强行推动改革举措，其手段之卑劣，打击之残酷，北宋以来罕见。如果说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开启北宋党争的诱因之一，那么章惇则妥妥是把党争引向深入、推向惨烈的罪魁。正如《宋史·章惇传》所载：“（章惇）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凡有旧仇宿怨的，无论官职大小，统统报复，即便是已经死了的人，都要报复到他的妻子儿女身上，无人幸免。吕大防、刘安世、范祖禹、刘挚等大臣被纷纷贬至岭南，连好朋友苏东坡也不能幸免，被贬至茫茫海南岛。据统计，因曾经反对改革被章惇判处重罪者近千人，贬官流放者不计其数。最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是，对于在士大夫间有着良好声誉的司马光、吕公著等已故老领导，到了阴曹地府还被清算，不但削夺他们的封号，甚至还请示宋哲宗，要掘其墓、鞭其尸。
权力是柄双刃剑，既可成就大善，也可制造大恶。这其实与胆子的大小无关，即便胆子很小的人，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流间，心肠也会不由自主地变硬、变狠、变坏。从章惇收拾政治对手的过程来看，与其说是胆子壮让他面目狰狞，不如说是党争让他心狠手辣，在政治斗争面前，人心常常是扭曲的，它离人性很远，离魔鬼很近。
钱勰的傲骨
北宋自从“熙宁变法”这场牵动全国的政治大变革后，朝廷上下波谲云诡，党争骤起，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有的谪贬海岛，有的老死蛮荒。于是，见风使舵者多了，明哲保身者多了，说话怕遭弹劾，作文怕抓辫子，士风早已如秋风扫过的树叶，不似当年。不过，尽管政治运动残酷，但士大夫中却始终不乏坚守本真和原则者，他们一身傲骨，两袖清风。钱勰就是其中一位。
今人对于钱勰可能不那么熟知，但说起他的家世，则无人不晓。他是五代吴越开国国王钱镠六世孙，最后一个国王钱俶的曾侄孙。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后，钱俶纳土归降，免去了一场血雨腥风的生死大战。钱俶归附，历代皇帝都对钱家高看一眼，厚爱一筹，给予了优待。钱俶和他的后代在宋朝世世为官，屡授要职，如钱俶被多次加封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等，其子钱惟演出任枢密使。但钱氏并不是以土地换冠盖、坐享其成之辈，归宋后，钱氏一代又一代高才不断，学霸频出：钱勰的祖父钱易十七岁就考上了进士，因在殿试中答题过快被斥为“轻俊”而罢，后又参加制科考试，高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钱勰的父亲钱彦远，叔父钱明逸，皆以制科入选。故脱脱在《宋史·钱易传》中惊叹道：“宋兴以来，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钱氏一家而已。”
这里附带说说制科。据郑天挺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介绍，唐宋科举作为以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一般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包括进士、秀才、明经、明法等诸科，这些科目每年举行考试，称为常科，又称常举。制科又称制举，是由皇帝特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未仕、已仕者均可应诏参加考试。未仕者考中授官，已仕者考中升迁。待遇比一般进士科优厚。唐代制科名目甚多，据记载有上百个。宋代制科名目不多，最多时为九科，不过大多时候只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茂材异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三科。除钱氏一家外，宋代名士如苏轼、苏辙、富弼等均由此科入仕，故士大夫以此为荣，称之为“大科”。所以很多已经考上进士的人，还要挑灯夜战钻山打洞报考制科。
钱勰幼时即以聪明著称，据说他五岁就能日诵千言，十三岁制科考试的内容已经基本掌握。他是否举进士，《宋史·钱勰传》不载。据现今可查，由他书写的包拯夫人董氏墓志铭的落款和时间，可知他在熙宁元年（1068）之前已入仕，官至朝奉郎、守殿中丞、监庐州酒务、骑都尉。朝奉郎为文散官，正六品上；殿中丞是殿中省属官，品位为从五品上，因北宋前期，散官品级低于寄禄官一品者于寄禄官前加守字，故为守殿中丞。由此观之，他是恩荫入仕或科举入仕，皆有可能。
鉴于家庭的优秀传统，以及制科的特殊诱惑力，熙宁三年（1070）九月，他以现任官的身份参加了制科考试。据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载：“九月二十四日，上御崇政殿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太常博士吕陶、殿中丞钱勰、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太庙斋郎张绘。”这是宋神宗继位后的第三年，“熙宁变法”已经铺开，正是需要荐贤推善、科举录用大量官员充实改革部门的时候，于是宋神宗开科取士，且特开制科，亲临崇政殿，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试吕陶、钱勰、孔文仲、张绘诸现任官。钱勰本已中选，殿试都通过了，但因孔文仲在廷对策论中提交了一篇九千多字的长文，极力反对变法而触怒宋神宗，宋神宗下手诏批评孔文仲道：“详观其条对，大抵尚流俗而后是非，又毁薄时政，援正先王之经而辄失义理。朝廷比设直言极谏之科，以开广聪明，来天下贤智之士者，岂非谓能以天下之情告上者谓之直言；人君有污德恶政，而能忘其卑高之势，以道争之，谓之极谏者乎！此人学识，恐不足收录，以惑天下之观听。”不但严肃批评，将孔文仲黜退，“发赴本任”，还迁怒其他人，其中对钱勰的处理是“不入等”，即判定为不及格。钱勰因此遭受池鱼之殃而落榜，既打击了他发扬家风之心情，亦打击了他实现理想之抱负，真是欲哭无泪。
宋神宗虽在制举中迁怒于钱勰，但他对钱勰的才华还是欣赏的，后来多次诏对，过问其宦途仕进，颇有关注。钱勰在宋朝做官，早已没有阿Q所谓“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那种优越感，也没有寄人篱下的疏离感，他像其祖辈父辈一样，忠实于朝廷，忠实于宋朝皇帝，但同时，他更忠实于士大夫的精神和操守。他任流内铨主簿期间，虽然官职卑微，但能力很强，业绩突出，引起了宋神宗的注意。宋神宗曾单独召见他，与他交流政事和学问，惊喜之余，当面表示“将任以清要官”，要提拔重用他。时任宰相的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因为变法急需人才，赶紧安排弟弟王安礼来找钱勰谈心，说愿意推荐他为御史，颇有拉拢之意。对于钱勰这样一个低级事务官来说，宰相许诺提拔他为纠察百官、位高权重的御史，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当时王安石如日中天，干部任命他说了算，而且皇帝有言在先，所以，只要钱勰轻轻点头，这事立马能成。但是，钱勰的回答却让人大跌眼镜，他说：“家贫母老，不能为万里行。”（《宋史·钱勰传》）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钱勰为何拒绝？原来，王安石作为铁腕宰相，一直以支持或反对变法为用人导向，支持变法就迅速提拔，反对变法则坚决不用，一些官员甚至还因此丢官去职，贬谪蛮荒。钱勰一直以清流自居，对变法持反对态度，因此，即便高官厚禄，封官许愿，他都敬谢不敏了。
钱勰当过外交官，留下了坚拒礼金的千古佳话。为了在抵御辽国的窥伺中争取力量，宋朝与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国一直保持友好，宋神宗在位期间，多次派使节出使高丽。元丰六年（1083），高丽老国王归西、新国王登基，宋神宗派钱勰出使高丽，参加吊唁和登基仪式。钱勰向宋神宗辞行时，问为何选中他？宋神宗回答说：“高丽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选卿，无他也。”面对皇帝的信任，钱勰暗暗下决心要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他决定此次出访，一定要像已故宰相吕端当年出使高丽一样，保持宋朝士大夫的气节，不卑不亢，不拿不贪，场面上、礼节性以外的馈赠，一律不受。
钱勰到达高丽，高丽作为宋朝藩属国，国王果然客气，除了让钱勰吃好、住好、玩好外，还多次送重金给他，但均被一一拒绝。不想，在回国的路上，高丽国王又派使者飞奔而至，一定要送给钱勰四千两金银。钱勰奇怪地对使者说：“在馆时既辞之矣，今何为者？”再次拒收。使者一听，立刻痛哭流涕说：“王有命，徒归则死，且左番（副使）已受。”其实，当时士大夫出使没有几个不收红包，这是心知肚明的“潜规则”，他的副使不是坦然收受了么？然而，钱勰却义正词严地回答说：“左右番各有职，吾唯例是视，汝可死，吾不可受。”（《宋史·钱勰传》）钱勰既不为使者的“胁迫”而心软，又不因“潜规则”而接受，他爱惜节操就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
宋哲宗元祐初年，钱勰以龙图阁待制出任开封知府，也就是包拯当年断案如神被老百姓美誉为“阎罗包老”的那个职位。不过，开封知府从来不是一个美差，反而是个烫手的山芋。为何？因为开封府作为京城治地，到处是老奸巨猾的大官小吏，到处是耀武扬威的皇亲国戚，人家抬起杠、闹起事、违起法来，可比一般小老百姓难缠多了，就连开封府的小吏，也个个是使棒子的高手。钱龙图走马上任之际，开封府老吏便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导人诉牒至七百。”这个老麻雀知道钱龙图既廉洁又刚正，是个不开窍的榆木脑壳，便想弄点事累累他，让他无法旁顾。他把前街的混混后巷的瘪三都找来，击鼓告状，几天下来，诉状多达七百份，堆积如山。老吏心想，这回你惨了吧？谁知，钱龙图思维超敏捷，能力超强大，随来随审，剖决如流，一月下来，无一件积案。那些平时横行霸道惯了的“官二代”“富二代”，都惧怕钱龙图的威慑，只好暂时收手。有些个案，哪怕是宰相批条子、打招呼，他也置若罔闻，照样从重、从快、从严。“宗室、贵戚为之敛手，虽丞相府谒吏干请，亦械治之。”（《宋史·钱勰传》）由于钱龙图做事太认真，上至宰相，下至小吏，得罪的人太多，这个开封知府注定干不长。不久，钱勰就在一片唏嘘声中，被外放越州任职去了。
宋哲宗亲政后，亲召钱勰回京出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当时的宰相是章惇，虽然博学善文，为人刚直，但这个人心胸狭窄，报复心重，凡是得罪过他的人，都被他毫不留情地收拾过，像对多年的好友苏东坡，就因为政见不同，曾有争执，便把苏东坡一贬再贬。对于钱勰，也如出一辙。钱勰作为翰林学士，常常要为皇帝起草诏书，曾在给章惇的诏书中写下“鞅鞅非少主之臣，硁硁无大臣之节”的评语。这评语虽然是皇帝审阅并同意的，章惇却把这笔账算在钱勰头上，背地里发动御史们多次弹劾他，钱勰因此罢官，贬至安徽与江西交界的池州（今安徽池州），任期未满，阖然而逝，终年六十四岁。不过，钱勰倒也死得其时，否则，以他这一身嶙嶙傲骨，倘若晚些时日，其结局比苏东坡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贬二贬三贬，最后贬死于茫茫海岛也未可知啊。
真名士苏东坡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没有哪个像苏东坡一样，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都齐了心似的喜欢他。喜欢他的诗词，喜欢他的文章，喜欢他的书法和绘画，甚至烹个菜都要美其名曰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腐，可见喜欢到骨子里了。其实，人们最喜欢还是他的为人，虽然一世为官，却没有传统官僚的世故，一世为文，却不见世俗文人的虚假。
国人历来强调“人贵直，文贵曲”，但苏东坡却背传统而自任，无论对象是谁，凡遇不平，不吐不快。同僚石介作《三豪》诗，对石延年、欧阳修、杜默三人的才华极尽赞誉，说石延年豪于诗，欧阳修豪于文，杜默豪于歌。石延年、欧阳修才气卓绝，冠以“豪”，可谓实至名归。杜默特别爱写诗，但诗才拙劣，其诗多不合格律，常常闹笑话，以致后人把文不对题和胡编乱造者比喻为“杜撰”。杜者，杜默也。苏东坡读过杜默一首送石介的赠诗《六字歌》，诗云：“仁义途中驰骋，《诗书》府里从容。头角惊杀虾蟹，学海波中老龙。爪距逐出狐兔，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一条路出瓮口，几程身在云中。水浸山影倒碧，春着花梢半红。”这样几无韵味、形同白开水的诗才也被石介列为文坛“三豪”之一，苏东坡深感反胃，忍不住打趣说：“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苏轼文集卷六十八·评杜默诗》）苏东坡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诗评中，广为流传，闻者无不笑倒。
在提出自己的意见时，苏东坡从不懂得“为尊者讳”这一让人明哲保身的“官箴”。欧阳修是发现苏东坡的伯乐，步入仕途的老师，极力延誉的恩人。欧阳修在“庆历新政”中为身陷围剿的范仲淹伸张正义写了一篇《朋党论》，并在其独撰的《新五代史卷三十五·唐六臣传》评论中借题发挥道：“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苏东坡不认同这“三个必进”，随后就作了一篇《续欧阳子朋党论》针锋相对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征欤？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安得不危哉！”?（《苏轼文集卷四·续欧阳子朋党论》）与老师的观点大异其趣，老师阅后，想必不快。
苏东坡率性刚直，言事不辟斧钺。宋神宗强国心情迫切，启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王安石属于激进的改革者，思想超前，行动果敢，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动改革的力度亦空前。苏东坡在一次宋神宗召见咨询“政令得失”时实话实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宋史·苏轼传》）意思是改革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他对激进的改革进行批评，惹得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高兴，把苏东坡安排到开封府当推官，让他靠边站。
然而，即使是面对排挤，苏东坡依然故我，特别是对“青苗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青苗法”，简单说就像由政府成立一个“农业银行”，农民春种时借钱买种，秋收时还本付息，其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并，二是为农民提供生产资金，三是政府创收。然而，这一表面诱人的政策，在执行中却由“不许抑配”即农民自愿，演变成了强制配给，强迫贷款，由帮助生产与政府创收兼顾变成了政府创收和官员谋利，导致许多农民债台高筑。苏东坡了解实情后，连续向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细数“青苗法”在执行中对农民造成的伤害。王安石知道后，火冒三丈，不久便有御史上章弹劾苏东坡，苏东坡从此开始了贬官生涯，由北至南，由富庶之都到不毛之地，越贬越远。后来宋哲宗绍圣初年，章惇任相，还以苏东坡曾“讥斥先朝”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年过花甲的他贬至茫茫海外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这足见“人贵直”中的“直”字是多么的昂贵，因为这个“直”字，苏东坡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不过，苏东坡虽因刚直而屡遭厄运，但他的境界高就高在，他只对事不对人，从不记恨那些给他使过绊子下过套的人。王安石、章惇等人，都曾排挤或陷害过他，而苏东坡对他们个人，从来都没有表露过丝毫的怨恨或愤懑之情，后来甚至还与王安石诗酒唱酬，成为朋友。这说明，在苏东坡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敌”而只有“友”，苏东坡只恨那些可恨之事，具体到某个人，他却从来不放置心头。对于起起落落的仕途，苏东坡也坦然自若，顺流快慰，逆流也不悲苦，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狗苟蝇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这就是苏东坡，至诚、剀直而又达观，一个旷世绝代的真名士。
民谣里的宋朝
历朝历代，因为政有善恶之别，人有美丑之分，而百姓诉求又得不到及时处理和疏导，遂滋生了大量民谣。《诗经·魏风》中的《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就是最古老、最流行、最经典的民谣。一个时代的民谣，如同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能清晰地映照出许多比正史更加真实精确的信息。例如，从宋朝众多民谣中，信手拈出几首，当时的政情与社情，时弊与民怨，甚至一些官场趣事与宫廷秘闻，皆跃然纸上，一目了然。
俗话说：“闻鼙鼓而思良将。”宋仁宗康定年间，西夏扰边，战火燃起，韩琦、范仲淹先后受命，领军御边，他们采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的办法，阻挡了西夏的攻势，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迫使西夏王元昊再度向宋称臣，保护了边境的安宁，老百姓欢欣鼓舞，故边地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明代张岱《夜航船卷十·兵刑部》）韩指韩琦，范指范仲淹。
对好官的盼望，是帝制时代百姓的共同心声。宋仁宗一朝，包拯以立朝刚毅、铁面无私而闻名遐迩，因他曾任天章阁待制，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嘉祐元年（1056），包拯权知开封府，负责京城诉讼和治安。当时，打官司有一个规矩，老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门递交状子，要由小吏转呈。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许多人不得不上下打点，疏通关节，一个官司打下来，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铜板，得不偿失。包拯坐堂开封府，一改陋习，大开正门，使老百姓能够直接上前陈述曲直，诉说冤情，既省却了打点费用，又把握了真实案情，更缩短了审理周期，一举数得。因此，京城迅速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打官司无钱疏通关节也没关系，有包大人呢。
好官少，酷吏多，是帝制时代的通病。而那些通过投机取巧上台的权臣，更是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苛政猛如虎，老百姓诉求无门，只好编段子、传民谣，诅咒贪官污吏，图个嘴巴快活。宋徽宗在位期间，童贯、蔡京通过“花石纲之役”，帮助皇帝搜罗天下珍奇，深得宋徽宗信赖。他们中饱私囊，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祸国殃民，老百姓因此怨气冲天，便有了民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筒”指童贯，“菜”即蔡京，表达了百姓对奸臣和恶政的深恶痛绝。当时，朝廷不但横征暴敛，而且卖官鬻爵。有一首民谣就直指这种货赂公行的丑恶现象：“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代朱弁《曲洧旧闻》卷十）古代以绳索穿铜钱，每千枚为一索，或一贯，大致相当于一两银子。意思是三千贯可买一个秘阁官员，五百贯可买一个地方通判。买官卖官都已经明码标价了，可见当时官场风气堕落的程度。
不过，民谣更多的是指向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帝制时代，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既无地位，收入也微薄，万一遇上灾年，常常农田绝收，饿殍遍野。但即使如此，统治者依然觥筹交错，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水浒传》第十六回便借白日鼠白胜的口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反映了当时老百姓对宋朝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极度愤慨。
民谣是老百姓关注社会发展、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直抒胸臆的表达，是他们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控诉。然而，对于帝制时代平凡如草芥的百姓来说，统治者的盘剥和压迫，并不会因为几首民谣而稍有改变的。
一个英年早逝的天才
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讲述了一个五岁便可指物作诗的神童方仲永的故事。巧合的是，王安石自己也有一个聪明绝顶堪称神童的儿子，他叫王雱。
王雱（1044—1076），字元泽，出生于宋仁宗庆历四年。这一年，无论是对于北宋皇帝，还是对于那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都是一个重要而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在范仲淹、韩琦等人之前数年时间的经略之下，西夏被迫与宋达成“庆历和议”，元昊取消帝号，由宋册封为夏国主，边境恢复互市，西北出现了少有的和平；这一年，朝中掀起“朋党论”，范仲淹不安于朝，自请外调，宣抚陕西、河东，随后罢参知政事，“庆历新政”失败；这一年，二十三岁的王安石，带着自己满腹经纶和济世安邦的人生理想，奋战在工作第一站扬州，任职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开始了他扎根基层、了解民生、探索基层治理、寻找国富民强良策的漫长征程，为以后领导变法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这一切，似乎预示着王雱这个新生儿，将与北宋诡谲多变的政坛和跌宕起伏的改革之间，发生点儿什么关系。
王雱聪明，早慧，才智过人，有三个例子可以佐证。一是他年幼之时，有客人指着同一个笼子里关着的獐和鹿问他，哪个是獐，哪个是鹿。王雱不认识，不过，他巧妙地回答说：“獐边是鹿，鹿边是獐。”让客人大为惊奇。二是十三岁那年，当他听到有人议论青海蕃部问题时，不无忧虑地叹息道：“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宋史·王雱传》）在洮河、黄河流域繁衍生息的青海各蕃部，北与西夏接壤，东与宋朝相邻，西夏对这一带早已虎视眈眈，一旦据有，即会对宋朝形成锁钥之势。因此，争取青海蕃部，成了宋夏之间战争胜败的关键。一个十三岁的懵懂小儿，能够对国家大事洞若观火，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足见王雱少年老成。三是《宋史》说：“（王雱）未冠，已著书数万言。”二十岁之前，就已著书数万言，说明他的确学富才高。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王雱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同样怀揣才华、理想和抱负，兴冲冲奔赴京城，去接受朝廷的挑选。这位少年老成的王家公子，曾给同科考生王莘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王莘之子在《默记》一书中记载说：“先公言：与阎二丈询仁同赴省试，遇一少年风骨竦秀于相国寺。及下马去毛衫，乃王元泽也。”这段传神描述，让我们观王雱的外表和精神面貌如在目前，俨然一潇洒美少年、翩翩佳公子也。而且，王雱果然不负神童之名，随即于治平四年（1067）三月丁未科进士及第。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真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举进士后，朝廷任命他为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尉，王雱竟拒绝赴任。所以，脱脱在《宋史·王雱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事实也是如此，王雱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作一小小县尉，如同龙入浅滩、虎落平阳，施展的空间太过逼仄，干脆申请不赴。正是这一年正月，宋英宗因病去世，不到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宋神宗对积贫积弱的局面深有感触，非常欣赏王安石的治理能力和改革思想，急于“入吾彀中”，予以大用，旋于当年九月将时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的他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准备启动变法。而留京未赴任的王雱，此后一直随侍在侧，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投入到他自认为比作一县尉更加重要的工作中去了。
从治平四年（1067）到熙宁三年（1070）这短短四年之内，王雱“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通过“策论”，分析时弊，提出对策，表达政见，为父亲牵头的变法张本，从宣传上鼓与呼，在士大夫间引起热议。他还著书立说，写作《老子训传》《佛书义解》《南华真经新传》等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老子训传》印行后，被认为是真正懂得“道德性命”的著作，广受赞誉。
王雱的才华和见解，不但在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掀起了波澜，而且引起了宋神宗的关注，一度被倚为智囊，十分信赖。熙宁四年（1071）八月，宋神宗召见了王雱，君臣一席谈后，宋神宗当场封其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对于王雱来说，从一个未赴任的县尉小官，至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样一个近侍之臣，无论官衔级别还是岗位的重要性，都堪称云泥之差、霄壤之别。在处理政务的同时，宋神宗经常把王雱单独留下，交流思想，商量国事。宋神宗还单独交任务给王雱，希望他撰写《诗义》《书义》等著作，为之后的改革进行铺垫，做加强宣传、统一思想的基础性工作。这些著作完成后，宋神宗马上提拔王雱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另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七载，后来王雱生病，宋神宗曾多次问起王雱的病情，深表关切，还在一次向王安石询问得知其稍有好转时说：“卿子文学过人，昨夕，尝梦与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怀也。”宋神宗对王雱的欣赏与信任，由此可见一斑。从此，少年得志的王雱，更加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了宋神宗与父亲一起推动的“熙宁变法”之中，心无旁骛。
然而，恰恰是仕途通达、春风得意之时，王雱的人生却开始有了雷电和风雨。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以右谏议大夫出任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大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相关政策，启动了变法。熙宁三年（1070）底，宋神宗授王安石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正式拜相，财政、军事、教育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全国大面积铺开。改革的直接成果是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发展，加强了国家整体军事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但正是抑制土地兼并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变法遭到他们的顽固阻挠和反对，加上新法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吏乘机盘剥，个别改革法令在执行中严重走样，导致局部地区颇有民怨，最终变法失败。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在贵族和官僚的交攻之下，第一次罢相，回到江宁，做起了他那“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的闲知府。第二年，由于朝中以宰相韩绛、参知政事吕惠卿为首的大臣，依然争权夺利，吵闹不休，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重新任命为宰相。
作为儿子，王雱与父亲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熙宁六年（1073）开始，王雱染疾“足疡下漏”，时好时坏。父亲罢相，他的心情一落千丈，病情加重，不得不卧病在床。恰在此时，当年变法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吕惠卿，迫切希望得到宰相职位，担心王安石复相，为权谋计，开始收拾王安石的家人，阻挡王安石东山再起。他设计构陷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使其罢官归里。当宋神宗因王雱与父亲一起主持修撰《三经新义》（包括《诗义》《书义》《周礼义》）有功，拟加封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时，吕惠卿从中作梗，王雱的任命告吹。旧恨新仇，让心高气傲的王雱义愤填膺，他背着父亲，借力御史中丞邓绾，上章弹劾吕惠卿非法牟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亦使吕惠卿贬官外放。
吕惠卿认为王雱此举为王安石授意，对王安石开始由隐蔽的排挤变为公开的报复。熙宁九年（1076）夏，吕惠卿在贬地陈州（今河南周口）向宋神宗上了一封多达数十页的万言书，其中说道：“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犯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六）这无异于一封王安石罪行的判决书，特别最后“以之谋国，必无远图”之句，无远图，那么他图什么呢？自然怀疑其变法动机。不仅如此，吕惠卿还把王安石写给他，有“无使上知”字样的私信呈给宋神宗，宋神宗又拿着信当面与王安石对质，王安石无地自容，君臣间嫌隙顿生。这一系列变故，使本来就因变法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王安石更加气愤，一腔怒火全部倾泻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儿子身上，给了他狂风暴雨似的责骂。王雱忧愤难当，于当年六月“疽发背死”，年仅三十三岁。
王雱虽然早逝，但一些痛恨王安石和“熙宁变法”并迁怒于他的人，没有因为去世而放过他，讥讽嘲弄之词接踵而来。他们在笔记或日记中，把王雱刻画成一个“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的神经病，一个刚生了儿子却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的杀人狂。当然，这种记载，既有臆想杜撰，又有诋毁谩骂，是经不起推敲的，与他们把王安石刻画成“牛耳虎头，视物如射”“肤理如蛇皮”的手法一致，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不足为凭。
王雱填过一首《倦行芳慢》，词曰：“露晞向晚，帘幕风轻，小院闲昼。翠迳莺来，惊下乱红铺绣。倚危墙，登高榭，海棠经雨胭脂透。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忆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仍依旧。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唐圭璋《全宋词》第一册）如此优美、细腻、温情、充满爱意的词，神经病、杀人狂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陆游的祖父陆佃既是王安石的门生，亦是王雱的挚友。王雱去世，陆佃作祭文曰：“惟公才豪气杰，超群绝类。据依六经，驰骋百氏，金版六韬，坚白同异，老聃瞿昙，外域所记，并包渟蓄，迥无涯涘。形于谈辩，雄健俊伟，每令作人，伏首抑气……念昔此邦，初与公值，曷敢定交，公我所畏，倾盖相从，期以百岁。今我来思，如复更世，岂无友人，先我而逝，怀旧感今，掷笔掩袂。犹想当年，拍手论议，白下长干，倒屣曳履，遗舟夜壑，求马唐肆。顾瞻空山，潸焉出涕。”（陆佃《陶山集卷十三·祭王元泽待制墓文》）字里行间，既体现了陆佃痛失知交的悲伤，亦折射出他对王雱立身为学、勇于任事的钦敬，可谓推崇备至。
其实，无论是先前领导“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还是后来推行“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和王雱父子，这些铁骨铮铮的士大夫们，胸怀天下，勇于担当，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昭如日月，丝毫没有私心杂念从中作祟。只是，理想一纠缠在政治之间，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遭遇利益、权谋、倾轧，有时甚至惨烈到手足相残、你死我活。王雱年纪轻轻，涉世不深，加上“头巾气”太重，欲与那些通过斗争上台的权臣们争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其英年早逝，这想必是重要原因之一。
王雱去世，给了曾经内心坚强、毫无畏惧的王安石以沉痛的打击，他挥泪写下《题雱祠堂》一诗：“斯文实有寄，天岂偶生才？一日凤鸟去，千秋梁木摧。烟留衰草恨，风造暮林哀。岂谓登临处，飘然独往来。”表达了对爱子的哀悼，其凄然伤恸之情，溢于言表。从此，王安石无心政治，屡屡称病辞官。晚年，王安石一直闲居江宁（王雱亦葬于江宁），在对儿子无尽的思念里，终老于斯。
黄庭坚：永远站着傲笑的人
苏门四学士中，才华堪比苏东坡的，唯有黄庭坚，世称“苏黄”。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黄庶工诗，有《伐檀集》传世。黄庭坚从小警悟过人，书读几遍就能背诵。据说小时候，他的舅舅李常到家里做客，随意取书架上的书提问，黄庭坚对答如流，无一不通，让这位在朝为官、满肚学问的舅舅连连惊叹。宋英宗治平四年（1064），二十二岁的黄庭坚登进士第，初任饶州余干县（今江西余干）主簿，后任汝州叶县（今河南叶县）尉。熙宁五年（1072）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受到北京留守文彦博赏识。大约元丰元年（1078）前后，黄庭坚开始与苏东坡通信。苏东坡见其诗文，激赏不已，赞叹道：“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宋史·黄庭坚传》）从此，黄庭坚名震天下。
黄庭坚不仅大才槃槃，其书法亦精妙绝伦。文采好，得益于勤学，书法好，当然靠苦练，他甚至在同事的肚皮上练过书法。据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二十六转引《复斋漫录》说，黄庭坚元丰八年（1085）由县镇基层调京任馆职，恰与苏东坡的好友翰林学士顾临（字子敦）同事。顾临膀大腰圆，身材魁伟，夏天光着膀子午睡，远远看去如同洁白的宣纸一样，惹得酷爱书法的黄庭坚技痒，忍不住研墨舔笔，在顾临胸腹间肆意挥毫，非行即草，大练其书法，为此，顾临苦不堪言。一天午睡，顾临为了不给黄庭坚练字的机会，一改平时的躺姿，趴在办公桌上睡，醒后一看，肚皮上果然没有字，他得意地自语道：“尔亦无如我何！”你终于拿我没办法了吧！然而，回家把衣服一脱，夫人惊异于丈夫背上有字，是一首整整齐齐的七绝，诗曰：“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今情。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原来，黄庭坚无法在胸腹处着笔，便在顾临背上露了一手。而且，当时的人们文身时，经常选用唐代韩琮的这首《暮春浐水送别》文在背上。黄庭坚真是搞笑，令顾临不由得连连叹息。
在同事的身体上练书法，可以看出黄庭坚性格中诙谐的一面，与其他人交往也是如此。有一黄姓相面先生，硬拉着黄庭坚看相，预测他有点翰林、做中书的命，年寿可至八十，然后向这位大书法家求字一幅，想做个广告，撑个门面。黄庭坚倒没拒绝，顺手写下：“黄生相予，官为两制（翰林学士称内制，中书舍人称外制）。寿至八十，是所谓大葫芦种也。”（宋代范公偁《过庭录》）写完哈哈大笑。黄生接过，更是欢天喜地，厥后携之相面，高高挂起，如同一面“金字招牌”。后有人问何谓“大葫芦种”，黄庭坚说：“我曾在相国寺见卖大葫芦种的人，背一葫芦奇大无比，他从大葫芦中取籽出售，一粒卖到数百钱，人们竞相购买，不料种下去后，结出来的却是廉价的瓠瓜。”这所谓“金字招牌”上所书，实则戏言黄生之术不可信，问者听后大笑。
虽然只是一些笑谈，但幽默之外，我们明显能感觉到黄庭坚内心的傲气。是的，黄庭坚确实心高气傲，为此，他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宋朝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士大夫因支持或反对变法而形成了新旧两党，并逐渐演变成了党争，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黄庭坚除神宗实录院检讨官，参与编修《神宗实录》，直至元祐六年（1091）书成。宋哲宗绍圣年间，新党重新掌权，因他是苏东坡的门生，遂与老师一起被划归旧党，即所谓“元祐党人”，成了被清算的对象。以张惇、蔡卞为首的新党们，在《神宗实录》中摘出千余条内容，诬告黄庭坚编修《神宗实录》歪曲事实，诬蔑宋神宗。禁闭、监视居住等诸多手段一齐上。但是，无论怎样威逼利诱，黄庭坚始终不承认有歪曲诬蔑之辞，“凡有问，皆直辞以对”，不屈服、不惧怕、不折腰，其嶙嶙傲骨凛然正气，令那些正直的士大夫莫不叹服。黄庭坚不会低头认罪，不会忍辱偷生，所以，他受到的打击比其他旧党人士更大，结局也更悲惨。他先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四年后迁戎州（今四川宜宾）安置，拘禁近六年。宋徽宗即位，为调和两党矛盾一度放松对元祐党人的迫害，黄庭坚得以解除流放，得到起用。但短短两年后，宋徽宗重用蔡京为相，重新标榜“绍述神宗”，以比之前更狠毒凌厉的手段打击元祐党人，黄庭坚与司马光、苏东坡、苏辙、秦观等三百零八人一起，“光荣”地被蔡京亲书上了“元祐党籍碑”，并很快遭到“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河池）”的严惩，被踢出了干部队伍，形同阶下囚，最后惨死他乡。
打击如此之大，黄庭坚却从未叹息命运不公，也从未请求赦免宽大，始终高昂着头颅。据宋代杨万里《杨诚斋集》卷七十二中《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记》记载说，黄庭坚羁管宜州后，先寄居城中居民家，太守认为按罪不能安置这么好。寄居寺庙僧舍，太守又不同意。后租住旅店，太守还不同意。黄庭坚无奈，被迫搬到城南戍楼，太守这才点头。戍楼是城墙上用于军事的瞭望楼，破败不堪，风雨飘摇，冬天太冷，热天太热，比囚牢好不到哪去。故杨万里愤然质问道：“馆于戍楼，盖圄之也；卒于所馆，盖饥之寒之也。先生之贬，得罪于时宰也，亦得罪于太守乎？”可见墙倒众人推，政治往往亦是滋生势利的催化剂。不过纵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黄庭坚依然处之泰然，读书作文，自得其乐。他曾在《题自书卷后》（又作《跋李资深书卷》）中说：“崇宁三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邪？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黄庭坚全集正集》卷第二十五）栖身破败的戍楼，风雨无遮，市声纷扰，他不以为忧。与邻居家宰牛的案板相对，看着市民们讨价还价，他安然榻上，焚香读书。他甚至把这居不像居、舍不似舍的地方，以闹中取静意，取了一个十分雅致的名字——喧寂斋。
不特此也，据在黄庭坚最后岁月一直陪伴他、后来为他料理后事、护丧归葬的范寥（字信中）回忆说，有一天，大雨倾盆，久旱逢甘霖，黄庭坚兴奋得像小孩一样，赶快搬出椅子，置于栏杆边，然后挺直身坐在椅子上，把双脚伸出栏杆外，酣畅淋漓地淋了一场大雨，还兴奋地回头对立于身后的范寥说：“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与宰牛的案板相对焚香读书，用三文钱的鸡毛笔在名家书卷上题跋，把城墙上淋雨当成平生快意事，这就是一代文豪黄庭坚流放生涯的精神状态，他是一个永远站着傲笑而不跪着哭泣的人，哪怕为此颠沛流离，困苦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