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颇具干才的弄臣
历史上君臣知遇而传为佳话者不乏其人，比如商鞅之于秦孝公，诸葛亮之于刘备，赵普之于宋太祖，都是君臣联手、双剑合璧成就伟业的典范。如果不以动机和结果论，蔡京之于宋徽宗，也堪称君臣知遇的范例，其依赖如股肱、信任如手足的感情，也真是千古少有。
初露干才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县人。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二十四岁的蔡京金榜题名，登进士第，先后任过杭州钱塘县尉、舒州推官、起居郎等。不久因出使辽国有功，授中书舍人。元丰年间升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宋哲宗元祐初被排挤出京，历任扬州、郓州（今山东郓城）、成都等多地知州，迁龙图阁直学士。绍圣初，宋哲宗亲政，将蔡京召回任权户部尚书，不久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
蔡京进士出身，满腹经纶，才思敏捷。绍圣年间，辽使李俨来朝，蔡京出面接待，留住颇久。李俨也是个才子，精通诗词。一日，蔡京宴请，李俨看到侍从端上来新鲜的杏子，诗兴大发，指盘中杏子吟道：“来未花开，如今多幸（杏）！”蔡京一听，随手拿起另一盘子中的梨子对曰：“去虽叶落，未可轻离（梨）。”以梨对杏，工巧。又以谐音表达挽留之意，更妙。
蔡京书法笔法姿媚，气势豪健，痛快沉着，格调高雅，堪称一绝。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赵煦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四岁，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施施然一少年天子。宋徽宗欣赏蔡京，或与书法造诣有关，他自己即是此中翘楚，自古惺惺惜惺惺。崇宁三年（1104），朝廷开铸“崇宁重宝”钱，宋徽宗便安排时任首相的蔡京书写钱文。宋徽宗的画作，也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有人认为“苏黄米蔡”宋四家的蔡，为蔡京，不无道理。
诗词歌赋、翰墨丹青，只是修身养性之技，作为行政官员，其能力大小，得用执行力去衡量，这一点，蔡京也强过他的同僚们许多。元祐初，司马光任相，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复行差役法，要求五天之内，全部改正。同僚们一听，时间太紧，纷纷抱怨无法完成。而时任开封知府的蔡京雷厉风行，短短五天，便把所辖各县的雇役悉数改为差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在政事堂听了蔡京的汇报后，大喜道：“蔡知府，倘使人人奉法如你，还有什么政令不能落实啊！”
司马光去世后接任为相的吕公著对蔡京更是佩服之至。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载，一次，蔡京从地方上离任，回京述职，吕公著听说后，赶紧把蔡京请到宰相府，让儿子们环侍在侧，郑重其事地对蔡京说：“蔡君，公著阅人多矣，无如蔡君者。”我目人无数，无人强过你。然后，手抚太师椅郑重其事说道：“君他日必据此座，愿以子孙托也。”儿孙们的将来，就托付于你了。蔡京当时作为朝廷中层干部，能够得到前后两任宰相的高度肯定，并预言能登相位，其卓越干才，可见一斑。这些典故，也一度被时人传为美谈。
四登相位
蔡京一生，在仕途摸爬滚打五十多年，历经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五登相位，可谓官运亨通，荣贵至极。不过，他虽然一直顺利，但让他四登宰相之位、任相近二十年的，只有一个宋徽宗。也就是说，他虽然在神宗朝十五年，官至从三品龙图阁直学士；在哲宗朝十五年，官至正三品翰林学士，但这前三十年也是起起落落、跌跌撞撞，且从未有过真正的拜相之兆。唯独在宋徽宗一朝，不但拜相，而且致仕后四度复起，不断加官晋爵。
宋徽宗是个典型的才子皇帝，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其一笔“瘦金体”书法，俊秀飘逸，独步天下。他喜欢玩，骑马、射箭、踢球，样样都会。他爱赏玩，爱收藏，奇珍异宝，奇花异石，他恨不能都集中在他的皇宫。天下的书画古董，他恨不能都安置在他的书房。他更爱女人，后宫三千粉黛还不能满足，常常出宫寻花问柳，还专门设立“行幸局”，为他张罗召妓和善后诸事。他既是个才子，更是个花花公子。要得到一个公子哥儿皇帝的赏识，说难是难，说易也易。
宋徽宗登基之时，五十四岁的蔡京正走背时运，被一群谏官弹劾，离京放逐，由庙堂至江湖，一贬再贬，后来干脆被罢去一切行政职务，闲居于杭州，郁郁寡欢。宋徽宗上台第三年，即崇宁元年（1102），才起用蔡京为定州知州。未几，提拔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右丞相。第二年正月，又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左丞相，也就是百官之首的第一宰相。
从进士到翰林，蔡京一步一个脚印，艰难跋涉了三十年；从一个赋闲的散官，到一人下、万人上的首相，蔡京只花了短短一年多时间，如此天上人间的轮回，只因为宋徽宗对他的特别青睐。
宋徽宗刚刚上位之时，万事开头难，认真了两天，但他爱玩贪婪的本性旋即暴露无遗。为了得到更多藏匿于民间的字画珍宝，他任命童贯为内廷供奉官，亲赴江浙，专事搜刮。童贯在杭州一住就是数月，期间，多次与赋闲的蔡京交流，让蔡京指点迷津。蔡京不仅艺术造诣极高，鉴赏眼光也十分独到，两人一拍即合。童贯搜集，蔡京鉴定，把那些历代遗留下来的书画珍品、极品，快马加鞭，舟车往返，源源不断地送达京城，同时还附有鉴赏、品评。宋徽宗把玩着那些国宝级艺术品，惊喜之余，开始对蔡京特别关注起来，并以突破干部任免流程的加速度，三两步把他提拔为首相。
蔡京出任首相，终于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皇帝贪玩，他就陪玩；皇帝喜欢珍宝，他设法搜寻；皇帝要建万岁山，他马上安排心腹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任其事。为了把奇花异石、珍禽宝贝运到京城，他在全国各地征调船只无数，通过运河、汴河运到京城，大兴“花石纲”之役。
蔡京投皇帝之所好，不但表现在物质上，还表现在政治上。宋徽宗十分追慕父亲宋神宗、兄长宋哲宗的改革理想，他以“绍述父兄”为己任，在位的第二个年号取名“崇宁”，即继承神宗、效法熙宁之意。蔡京按照宋徽宗的思路，继续走改革之路，而且成绩斐然。任相那些年，他大力改革科举，发展州县教育，增设算学、医学、武学、律学，使科举考试与行政事务更加协调适应。他大力改革经济，对茶法、盐法、货币、漕运、方田等进行了大范围改革，尤其茶、盐专卖，改革后较改革前，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长，连年翻番，“自政和立法之后，顿绝弊源，公私兼利。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以岁计之，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余万贯者，处州（今浙江丽水）是也；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泰州（今江苏泰州）是也。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货志》）足见改革对财政所作贡献的巨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京还推行社会救助制度，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机构。“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五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可以说，在宰相任上，他做了一些实事好事。而蔡京的聚财之能，对于以京畿为自己的后花园，以大宋为自己的储藏室，且贪婪成性穷奢极欲的宋徽宗来说，真是求之不得，正中下怀。
于公于私，宋徽宗对蔡京都特别眷顾，虽多次贬过蔡京的宰相职务，但皆是御史弹劾骑虎难下的结果，且每每转瞬即重新起用，可谓心照神交，情深谊长。崇宁二年（1103）任左相，后封为嘉国公。崇宁五年（1106），进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改封魏国公。同年，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乙宫使。大观元年（1107），复升左相，拜太尉、太师。大观三年（1109），致仕退休。政和二年（1112），复召辅政，封鲁国公。宣和二年（1120），致仕。宣和六年（1124），再起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称“公相”。同年，复致仕。在宋徽宗的扶持下，蔡京不断加官晋爵，是北宋以来加官最多、地位最高的宰相，宋徽宗还七次亲临蔡京府上，以示优宠。自崇宁三年（1104）到宣和六年（1124）二十年间，蔡京始终是宋徽宗最信任的股肱之臣，四次当国，威权炽盛，无以复加，其时民间甚至有：“但知有蔡氏，不知有朝廷”之说。（宋代汪藻《靖康要录》卷五）。
贬死潭州
蔡京有干才，做过实事，不过他也绝不是什么好鸟。他任相那些年，几乎把人给得罪遍了，几乎把坏事做绝了。
为了巩固地位，为了与宋徽宗在政见上保持高度一致，蔡京通过打击反对改革的元祐大臣来表态和站队。他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请皇帝亲书碑文，刻于石碑，置于文德殿门东壁，称“元祐党籍碑”。他自己又再书写，颁布天下，让全国各地翻刻。对于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已故者，依然不放过，极尽丑化之能事。对于黄庭坚、苏辙等同僚，则远贬至岭南等瘴疠之地，黄庭坚等许多大臣被贬死他乡。
在君主时代，邀宠或能得意一时，但邀宠者也往往不得善终。当金兵南下，宋徽宗去位，蔡京的末日也便到了。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人大举南侵，宋徽宗赶紧传位于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继位于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大敌当前，首要任务是稳定人心，稳定人心必须找到把国家糟蹋成今天这个模样的罪魁祸首，于是，蔡京成了众矢之的。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届八十昏耄衰老的他，先被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再贬崇信军、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今湖南衡阳）安置，又贬韶州（今广东韶关）、儋州（今海南儋州），一年之内，连贬五地，这在北宋贬官史上十分罕见。当他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贫病交煎，忧愤难当，最后贬所未到，竟客死于长沙城南东明寺。
在茫茫贬谪之途，蔡京曾作《西江月》一词：“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唐圭璋《全宋词》第一册）这首词既是他辉煌一生的生动写照，也是他被打入地狱的深刻反思，句句刻骨，声声泪下。
《宋史》把蔡京列入了“奸臣传”，评价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宋钦宗时期的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把蔡京定性为朝廷“六贼”之一、奸臣之首。这基本形成了后来人们对蔡京的印象，认为他是误国奸臣，若不是他惑乱君主、结党营私，北宋或不至于亡国。然而，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卷八·徽宗》中，认为蔡京远远够不上“奸臣”之称，他分析说：“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李林甫、卢杞、秦桧皆是也……而蔡京异是。”他认为李林甫、卢杞、秦桧等，皆是“权势已归，君虽疑而不能动摇之以使退”的人，这种权势已得，皇帝也不能撼动其地位的，才能称奸臣。而蔡京任相伊始，皇帝案上弹劾他的奏折从未断过。陈东等几个草泽之士就可直接上书骂他为国贼。至于“胁持人主”，更不可能，宋徽宗四次用他，又四次轻轻松松让他致仕退休，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个杯盘那么容易，即为明证。一个在皇帝面前总是战战兢兢，一个面对同僚弹劾须得百般自辩的人，纵有机会让他“胁持”，他也“胁持”不了啊，不是威权不够，便是力有不逮。
就威权和地位来讲，蔡京不过是一个不断满足皇帝欲望、哄皇帝开心而借机巩固其权位的“弄臣”而已。的确，蔡京是以弄臣形象出现在宋徽宗面前，获取他欢心的。宋徽宗有一次生日，想在生日宴上用玉杯、玉盏宴请大臣，又因太奢华，怕人闲话，与蔡京商量。蔡京说：“我当年出使契丹，契丹人就曾用玉盘、玉盏在我面前夸耀，说宋朝无此物。今皇上万寿之用，符合礼制。事情只要合理，何畏人言？陛下贵为天子，应当享尽天下荣华，受尽万民供奉，区区玉器，何足挂齿。”说得宋徽宗连连点头。此禁一开，其他大把烧钱的高消费，便顺理成章了。于是，铸九鼎，祭明堂，祀园丘，修新乐，造万岁山，真是花钱如流水。而宋徽宗要的就是这份花钱如流水的潇洒感觉和奢靡享乐。当他看到蔡京通过专卖改革给他带来的巨大财富时，竟然高兴地对左右说：“这是太师给我的俸料啊！”贪婪之相毕现。
蔡京的确是一个干才，但他的才干却用在了取悦和讨好皇帝上，只能算一个颇有干才的弄臣。他之所以成不了奸臣，是因为他既不能“弹压百僚”，又无法“胁持人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北宋之亡，他顶多只能算一个帮凶，算不得罪魁，把账算在蔡京头上，那是高估了他。
蔡京是奸臣之论也好，北宋亡于蔡京等六贼误国之说也好，均是从传统的“奸臣模式”而来，以为国之灭亡，无不是乱臣贼子之过，只要奸臣倒台、忠臣事主，则国家不会灭亡，宣和年间所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就是这种说法的“民谣版”。然而，持此种论调，又是多么的可笑？北宋灭亡，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朝廷党争，比如百姓困苦，比如国库空虚，比如武备孱弱，等等。但是，加速北宋灭亡更直接的原因，是竭泽而渔的盘剥和荒淫无度的奢侈。无论是让百姓民不聊生的花石纲之役，还是让丰盈的国库再度掏空的营宫建观，垒山造园等，无不是为满足宋徽宗的一己之私欲。宋徽宗的享受，是建立在国家机器为一个人的贪图运转，群臣百官在为一个人的享受搜刮，无数黎民百姓在为一个人的私欲艰辛劳作的基础之上的，其苛政可用敲骨吸髓、刺血济饥来形容。就这一点来说，宋徽宗才是葬送北宋王朝的真正祸首，足以堪称“奸帝”。
靖康二年（1127），金人铁蹄踏破汴京，宋徽宗、钦宗成了阶下囚，被掳北去，押送途中，受尽凌辱的宋徽宗写下《在北题壁》一诗曰：“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清末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徽宗》）此情此景，此心此感，也是句句刻骨，声声泪下，与蔡京当年的逐臣感受何其相似乃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少游的天堂地狱
“苏门四学士”中，最著名当数黄庭坚和秦少游，黄庭坚以诗见长，而秦少游则以词著称。“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浣溪沙》）“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江城子》）“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这些无限优美而又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句，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秦少游（1049—1100）名观，字少游，如苏东坡一样，人们因为尊敬和喜欢，不直呼其名，而每每称其字。他是扬州高邮县（今江苏高邮）人，父亲秦元化曾师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习经多年，家学深厚。不过，秦少游倒没学其父亲，在儒学典籍中埋头苦读，皓首穷经。他喜欢诗，更喜欢词，晏珠、欧阳修、苏东坡，都是他的偶像。这些偶像中，秦少游最服苏东坡。为结交苏东坡，秦少游可谓煞费苦心。据宋代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熙宁七年（1074），二十六岁的秦少游得知苏东坡将过扬州，并游览大明寺，特从高邮赶到扬州，模仿苏东坡的诗风和笔迹，在大明寺寺壁题诗一首，并署名苏轼。这一招很是灵验，游览时，“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后来，苏东坡在友人处读到秦少游的诗词后，惊叹道：“向书壁者岂此郎邪？”能在苏东坡这一真菩萨面前烧假香，几乎乱真，再一次验证了秦少游的旷世才情。因此，苏东坡为他点赞，说他：“有屈、宋才。”王安石也曾评价他：“清新似鲍、谢。”（《宋史·秦观传》）元丰元年（1078），秦观前往徐州，拜谒时任徐州知州的苏东坡，相谈甚欢。临别，秦少游作《别子瞻学士》一诗表达心迹，中有“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之句，从此拜其门墙之下。
作为当时文坛巨擘苏东坡，官场耆宿王安石，把秦少游喻为屈原、宋玉、鲍照、谢灵运，这既是高度评价，也是殷切期许。所以，秦少游因才华走官运，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虽然他的科考道路并不平坦，屡战屡败，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三十七岁才考上进士，但进仕之后的提拔颇为迅速。他初任定海主簿，未赴，寻除蔡州（今河南汝南）教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军国政事，全权处理，对秦少游亦有注意。元祐二年（1087），苏东坡以“贤良方正”推荐秦少游入朝。元祐五年（1090），时任宰相的范纯仁推荐秦少游任太学博士，旋升秘书省正字，后迁国史院编修，授宣德郎。官不大，但有王安石曾经的褒奖，有苏东坡、范纯仁的先后推荐，前途无量。而且这段在京时期，也是他人生最得志的时期，文名盛极一时，好友环绕左右，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同游苏东坡门下，何其快慰！
秦少游官场得志，情场也得意。他在蔡州任职期间，营妓楼东玉对他一片痴情，秦少游填了一曲《水龙吟》送给她，不但在“小楼连远横空”“玉佩丁东别后”二句中，巧妙地把“楼东玉”的名字嵌了进去，而且“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之句，几乎把他俩缠绵悱恻的月下幽会和男欢女爱的隐私，向天下坦白无遗，害得苏老师又是担心，又是责备。
一天晚上，秦少游在扬州刘太尉家做客，觥筹交错间，一美貌歌妓深情款款，轻拢慢捻弹奏箜篌，技艺高超，其乐如泣如诉。因箜篌是古琴，引得好奇心强的秦少游忍不住上前观看。这时，恰巧刘太尉去里屋更衣，又恰巧一阵风吹灭了蜡烛，歌妓本就仰慕于他，仓促间两人趁机亲近了一番。嗣后重燃蜡烛之际，歌妓绯红着脸羞涩地对秦少游说：“今日为学士瘦了一半。”这件事，后来在文坛炒得沸沸扬扬。
长沙有一歌女，平生也酷爱“淮海词”（秦少游别号淮海居士），每得一首，即抄录下来，反复咏唱，堪称秦少游的“铁粉”。一次，秦少游路过长沙，不知如何被歌女得知了，她缠着自己的母亲，要向秦少游托付终身，逼得母亲没法，只好红着老脸去向秦少游表达女儿的爱慕之情，不想却被秦少游婉谢。后来，秦少游去世，长沙歌女竟上吊自杀，以身殉情。
宋代词人中，有女人缘、走桃花运，能够与秦少游堪称伯仲间的，恐怕只有一个“花花公子”柳永了。柳永“奉旨填词”，游走于烟花柳巷，是石榴裙下的风流浪子。秦少游曾有意无意地模仿过柳永，也像柳永一样真心爱她们，以一个男人的胸怀和一个诗人的真诚爱她们，而且爱一个就填一堆词，佳作迭出。有人统计，秦少游留传下来的四百多首诗词中，“情诗”多达四分之一，而诗词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青楼歌女。对于桃花运连连的秦少游来说，每次艳遇，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情场得意，官场得志，秦少游真像是进入了人间天堂，踌躇满志，脚下生风。
秦少游既是苏东坡、王安石眼里的才子，又是最高当权者高太后和宰相范纯仁眼里的政治新星。高太后不但提拔秦少游为史官，让他参与编修《神宗实录》，还经常以皇帝的名义给秦少游赏赐砚墨珠玉之类的珍品。按照宋朝的用人惯例，像秦少游这种上下看重的才子，如果不出意外，其仕途方向必然是先太学、秘省、史馆，再点翰林、当学士，前途无量，机遇好的话，最后入中枢做宰执也不是没有可能。北宋许多名相如吕蒙正、李沆、寇准、晏殊等，均是修史出身，几乎都是沿着这条相近的路子走向了仕途的巅峰。
但是，在这个国家历来高于社会的国度里，政治突出到了超越人性的高度，在政治面前，个性被忽略，生命遭轻视，如同尘埃草芥一般。由于个人命运常常被政治所左右，而政治又常常被独裁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于是，在政治这个浩瀚大海里，一个波浪可以让人青云直上，一个波浪也可以让人跌落深渊。秦少游就是这个政治大海里的一株草芥，他的命运，也自然而然地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浮沉。
宋朝的党争，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时期就初现端倪，到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后期，支持改革的“新党”与反对改革的“旧党”之争愈演愈烈，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绍圣元年（1094），“新党”上台，因为苏东坡的缘故，秦少游被列入“旧党”，贬为杭州通判。赴任途中又贬为监处州酒税。更让人没有料到的是，元符元年（1098），秦少游甚至遭到朝廷除名，移雷州羁管，被一脚踢出了官员队伍。
《宋史·秦观传》评价他说：“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说明他志气昂扬，豪放不羁，性格中有刚烈的一面。但从他的诗文和生活中，又能看出他浪漫多情的一面。刚者易折，多情易伤，加上他既没有苏东坡的达观，又没有黄庭坚的坚韧，一旦受挫，就像从天堂到地狱，一落千丈，非常绝望。在雷州期间，他甚至连死的准备都做好了，提前作《自作挽词》曰：“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其极端悲观的心情，痛彻骨髓的感受，溢于言表。
然而，政治又像老天爷的脸，是最容易翻云覆雨的。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病逝，宋徽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又为苏东坡等一干“旧党”平反，任命秦少游为宣德郎，并召他回京上任。听到这一消息，秦少游一扫阴霾，异常高兴，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回京途中，到达藤州（今广西藤县），游览华光亭，累了向人索水喝，水端来后，他凝望着那杯水，突然悲喜交集，大笑不止，随即溘然长逝。
“双博士”米芾的怪行状
书法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米芾是艺术造诣比较全面的一个，他不仅书法首屈一指，绘画也是当时一流，宋徽宗曾亲封他为“双博士”——书学博士和画学博士。不过，这样一位天才书画家，生活中却疯癫痴狂，落拓不羁，留下许多段子，在士大夫间传为笑谈。
米芾（1051—1107），一名黻，字元章，号鹿门居士，丹徒（今江苏镇江）人。米芾也是以文出身，且为文章奇险，从不喜欢“蹈袭前人轨辙”。这说明他喜欢标新立异，反映到穿着上亦是如此，平日着装非常怪异。《宋史·米芾传》说他：“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他喜欢唐装，帽子、袍子、鞋子以及其他着装打扮，均仿效唐代“流行风”，是那种到哪都遭围观的对象。他定居汴京时，乘轿出门，经常戴一顶高檐帽，因为帽子太高，无法坐轿，为了不摘下他那别具特色的帽子，他竟让手下掀去轿子的顶盖，露帽而坐，一时成为京城奇观，不仅引来百姓围观，同僚亦笑话他为“槛车里的囚徒”。
米芾有洁癖，一辈子不与人共用洗漱用具，他的东西也不准别人碰或摸。一次，他的朝靴偶然被人摸了一下，他赶紧回去洗涮涮，最后把朝靴都给洗破了。米芾洗手也与众不同，不用脸盆，特制一银斗，每次都用银斗倒水洗手，洗完后也不用毛巾擦拭，而是两手相拍，直至把水拍干，讲究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他爱石成痴，喜欢看石、玩石、收藏石。他任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军使期间，因涟水多石，他到处寻石，每寻到好石头，便躲进书房，终日把玩，导致政事荒废，民怨沸腾，结果惊动了上级，按察使杨杰还为此事特赴涟水调查，米芾差点儿因此丢官。
更为搞笑的是，米芾竟与冷冰冰的石头称兄道弟。据宋代费衮《梁溪漫志》卷第六“米元章拜石”条记载，他在无为州（今安徽无为）任知州时，河边有一巨石，形状奇丑，米芾见了大喜，立即让人搬到衙门里，然后整冠焚香，纳头便拜，还十分动情地说：“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不过，米芾这次运气不好，他因拜石遭到弹劾，“言者以为罪，坐是罢去”，终被罢官。
米芾性格乖张，举止怪异，做人无规矩无章法，滑稽玩世，任性而为，人送绰号“米癫”。据宋代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载：“米元章有嗜古书画之癖，每见他人所藏，临写逼真。”一次，他与蔡京长子蔡攸乘船游玩，蔡攸拿出自己珍藏的西晋王衍书法真迹，与之共赏。谁知米芾看后，卷轴入怀，然后趴在船舷装作要跳水自杀的样子。蔡攸大惊，问道：“何为？”米芾伤心地回答说：“生平所蓄，未尝有此，故宁死耳！”蔡攸不得已，只好拱手相送。你看，他为了得到一件珍品，甚至不惜以死胁求，全然不顾自己的尊严。
另有宋代《春渚纪闻》卷七“米元章遭遇”条说，宋徽宗与蔡京在艮岳谈论书法，随后召米芾前来，书一屏风。米芾龙飞凤舞写完后，却捧着砚台跪在宋徽宗跟前恳求道：“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意思是，皇帝您这个砚台我用过了，您不能再用，不如把砚台赏赐给我吧。宋徽宗见米芾竟然主动向他索砚，很是意外，立马哈哈大笑，爽快地把砚台赏给了他。米芾又得一珍品，顿时手舞足蹈，喜形于色，连连称谢，然后赶紧怀抱砚台飞奔回家，砚台上的墨汁，弄到袍子上袖子上到处都是，也毫不在乎。可见，在好宝贝面前，什么洁癖不洁癖的，不值一提，故苏东坡在和米芾诗中曾有“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二首》）之句。
苏东坡当然是玩笑语，不过当时同僚中倒确实有批评米芾品行的人，还不少。宋代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之七记载，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曾布任相，与蔡京、蔡卞兄弟斗得不可开交。当时，米芾为了与宰相套近乎，写了一封信给曾布，中有吹捧攀附之句说：“扁舟去国，颂声惟在于曾门；策杖还朝，足迹不登于蔡氏。”谁知第二年，曾布被贬，蔡京当上了宰相，米芾赶紧又给蔡京写了一封信说：“幅巾还朝，舆颂咸归于蔡氏；扁舟去国，片言不及于曾门。”一模一样的谀颂之词，只不过把姓氏调换一下而已，同僚听说后，纷纷指责米芾溜须拍马、见风使舵，惊叹：“士大夫不足养如此。”
从这个故事来看，米芾的确人品低劣。不过，细细梳理一下米芾的从政经历，设身处地考量一下他所处的特殊环境，我们或许会有另外一番感慨。熙宁元年（1068），十八岁的米芾因母亲服侍过宋神宗母亲高太后，被恩封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历任临桂尉、长沙掾、杭州从事、涟水军使、礼部员外郎等职，在北宋官场摸爬滚打三十余年。然而，恰恰是这几十年，北宋经历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这两场左右朝局、牵动全国的政治大变革。政治变革不仅伴随着利益的调整，也伴随着残酷的斗争，前有范仲淹与吕夷简，后有王安石与司马光，再有曾布与蔡氏兄弟，明争暗斗，你死我活。在这些此起彼伏的党争中，士大夫有的官运亨通，有的发配蛮荒，有的春风得意，有的身陷囹圄，于是，士风一落千丈。一些人对政治斗争望而却步，他们或装疯，或卖傻，或寄情风月，或沉迷艺术，装聋作哑，噤若寒蝉，目的无非是躲避党祸，明哲保身。而米芾的癫狂和怪诞，甚至到处钻营攀附，或许就是他夹缝中求生存、倾轧中求自保的一种无奈选择吧。
童贯的千古骂名
历代太监中，童贯堪称开创“历史之最”的人。他以太尉领枢密院事，掌全国军权，是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他前后统兵二十年，是史上掌军权最久的太监；他曾以副使身份出使辽国，是史上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太监；他因功被封为广阳郡王，是史上第一个被册封王爵的太监。而如果把“骂名”算上，童贯恐怕还是生前死后承受骂名最多的太监。
无论正史还是野史，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童贯都是众矢之的。《宋史·童贯传》这样评价他：“性巧媚，自给事宫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顺承。”说他会讨好、懂揣摩、善逢迎。这一评价倒是实话，童贯以供奉官主持杭州明金局，专为宋徽宗搜刮珍玩字画、珠宝花石，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应搜尽搜，整船整船地从淮河、汴河水道运至京城，供宋徽宗挥霍享乐，童贯因此深得宠幸。
宋人的野史笔记中，编撰过许多讥讽童贯的段子，让人捧腹。清末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四载，宋徽宗崇宁年间，童贯被任命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为宋朝西北前线最高军事长官，如日中天。那些边将迎来送往，唯童大帅马首是瞻。但在众多边将中，独秦州知州兼秦凤路安抚使钱昂傲骨嶙嶙，颇为不屑，让童大帅十分不快，总想寻机会奚落一下。
一日，童贯去秦州巡视，故意比约定的时间延迟很久才到。钱昂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童大帅亲临，便问道：“大帅为何来得这么晚呢？”钱昂个头矮小，童贯一语双关地回答说：“我今日乘坐的这头驴，个头小而脾气倔，动辄跳跃，很难驾驭，因此来迟。”这几乎是直接批评钱昂桀骜不驯，目无领导。钱昂揣着明白装糊涂，又问：“太尉乘的可是公驴？”童贯说：“当然是公驴。”钱昂哈哈一笑，也一语双关地反唇相讥道：“太尉既然奈它不何，不如把这头公驴给阉了。”钱昂把童贯的“太监”身份大大讥笑了一番，气得他七窍生烟。
童贯以收复燕京（今北京）之功，被宋徽宗封为广阳郡王。太监封王，无异于给以儒家正统思想主导的北宋官场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朝内外众口喧腾，议论纷纷，许多士大夫不但加入议论的行列，而且编段子，写打油诗，嬉笑怒骂，不亦乐乎。据与童贯同朝为官的张知甫所撰《可书》记载，当时，有读书人以此事拟了一首打油诗曰：“长乐坡头十万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觉为奴贵，夜听元戎报五更。”讥笑太监带兵的“丑态”，一时传为笑谈。
陈东的“上书”，几乎骂出了当时士人的共同心声。靖康元年（1126）正月七日，金军右副元帅完颜宗望率东路军杀至汴京城下，向各处城门发起疯狂进攻。宋军在时任副宰相李纲的组织下，防守颇为严密，金兵多日攻城亦不能奏效。不能速战速决，宋朝各处勤王之军又在陆续前来，对金军十分不利，宗望因此主动向宋朝提出议和，宋钦宗当然求之不得。然而，宗望的条件是：“宋帝尊金太宗为伯父；燕云汉人悉归金；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地给金；宋纳犒军费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锦缎一百万匹；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条件之苛刻，气焰之嚣张，令朝臣军民义愤填膺。李纲便明确反对，并说只要让他再坚守几天，待勤王大军云集而至，孤军深入的金兵必然溃败而逃。但在金军的凌厉进攻和宗望的一再威逼之下，宋钦宗撤销了李纲的职务，开启向金交割三镇的外交程序，一时朝野震动，舆论哗然。太学生陈东联合诸生千余人，向宋钦宗伏阙上书，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史·陈东传》）把外敌入侵归罪于“六贼”，给童贯的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
老百姓则直接咒骂。当时，童贯、蔡京把持朝政，朝中各级官员，不是出自童大人门下便是出自蔡大人门下，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民谚即有“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之说，把童贯和蔡京并列为乱臣贼子之首，群起而攻之。
而最上纲上线的，要算靖康元年（1126）九月宋钦宗诏书中给他列出的“十大罪状”。当年三月，为平民愤，宋钦宗下诏追夺童贯太师、广阳郡王、徐豫国公，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四月，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郴州（今湖南郴州）安置。又迁英州（今广东英德），再迁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贬地越来越远，罪名越来越重，但臣僚依然交章弹论。九月，宋钦宗综合朝臣上书意见下诏曰：“童贯罪十：首荐朱勔起花石；引赵良嗣灭契丹；修延福宫等；朕在东宫，屡为摇动；策立之时，有异语；不俟皇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东京解围，闻而恶之；家有龙红之物；私养死士。”（宋代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之十三）这十条罪状叠加一起，真是十恶不赦，故宋钦宗诏书中斥责童贯“罪不容诛”，并当即命监察御史张瀓带领开封府公差们星夜兼程，终于在南雄军（广东南雄）追上奔波于贬窜之途的童贯，将其斩首，旋即“函首赴阙”，枭首于汴京城头。
他的结局，比蔡京更惨。
《宋史》有定论，野史有酷评，民间有诅咒，舆论一边倒，遂成就了童贯的千古骂名。后人一提起童贯，眼前便会晃过一张勾粉白脸，如赵高、曹操之类，戏剧脸谱上小人当道、奸臣误国的典型。然而，仔细翻检史料，斟酌、比较、对照之余，会发现史实中，童贯既无“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之能，也无逼死皇子扶苏、害死丞相李斯的赵高之恶，他的为人做事与蔡京颇为相似，是一个“颇具干才的弄臣”，有一点才能，有一点奸诈，以投机讨好为能事。从《宋史·童贯传》中，至少能寻找到童贯为赵宋王朝戎马一生的两大功劳：在对外上，童贯取得过与西夏以及吐蕃诸部作战的胜利，曾与王厚一起收复青海河湟四州等大面积失地，这是北宋对外战争中仅有的几次胜仗之一，消解了西北的军事压力；在对内上，他曾以宣抚制置使身份，领军十五万进军浙江，镇压方腊的农民起义，生擒方腊，得胜而归。
总的来说，童贯在二十余年不计其数的战争中，有胜有败；在与夏、辽、金诸国的外交斡旋中，有得有失；在为宋徽宗辅政过程中，有功有过。他之所以臭名昭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太监弄权。在帝王专制时代，太监弄权，与后宫干政一样，属于牝鸡司晨、不安其分的行为，干了不属于他干的事，为人所不齿。二是临阵脱逃。金军攻太原时，童贯作为驻扎太原的大军统帅，却不思抵抗，逃回京城，致使金兵长驱直入。三是为宋徽宗的罪责“埋单”。宋徽宗在位那些年，对内残酷盘剥，对外大动干戈，自己又奢靡享受，导致民怨沸腾，内外交攻，最终国破家亡。亡国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宋徽宗这位自号为“道君皇帝”的无道昏君。然而，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帝制时代，却没有追责皇帝的理论基础和行为习惯，即使他下“罪己诏”作自我批评，最后的账也不会算到他的头上，但国家糟蹋到这般情形，又总得有人为之“埋单”，于是，千夫所指而又确实曾经助纣为虐的太监童贯，便成了宋徽宗的替罪羊，背锅侠，遭受了千年唾弃，承受了千古骂名。
“靖康耻”背后的荒唐人荒唐事
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破北宋首都开封，掳掠数月后，押解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等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北归，北宋灭亡。这就是岳飞《满江红·写怀》一词中悲愤呐喊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靖康耻”。之所以酿成了“靖康耻”，主要是因为北宋统治阶层的奢靡享乐、盘剥百姓和腐败无能。而更让人愤慨的是，国家倾危之际，那些帝王将相们，不是众志成城，反而主次不分，麻木不仁，上演了一幕幕荒唐剧。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完颜晟下诏伐宋，以完颜杲为都元帅，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领西路军攻太原，以完颜宗望为右副元帅领东路军攻燕京，约定两路会师宋都开封。十二月，东路军攻破燕京，西路军也攻到太原城下。慌乱中的宋徽宗，拉来黄牛当马骑，安排陕西转运判官李邺以给事中身份使金求和。李邺使金，不但徒劳无功，反而在回朝复命时盛夸敌强我弱说：“虏人如虎，使马如龙，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其势如太山，中国如累卵。”（程毅中《宣和遗事校注·后集》）真是长金军志气，灭自己威风，老百姓愤然叫他“六如给事”。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七，金军攻至开封城下，幸亏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李纲布防有力，措置得当，抵挡住了金军的疯狂进攻。金军死伤累累，依然无法攻进城来，只好提出议和。刚刚登上皇位不出半月的宋钦宗不顾李纲的强烈反对，满口答应金军提出的赔钱、割地、人质等全部屈辱条件。金军狮子大开口，单犒军费就索要五百万两金、五千万两银、一百万匹锦缎。这么多真金白银，一时如何筹措？然而，对外软弱可欺的宋朝当家人，在自己的百姓面前如狼似虎，奉命勒索民间金银的中书侍郎王孝迪，在贴出的文告中恐吓百姓说，如果不交出财物，金军破城之日必当：“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清末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四）又一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软骨头，老百姓咒骂他为“四尽中书”，正好与“六如给事”形成绝配。
吴敏因促成宋徽宗禅位于宋钦宗有功，被任命为宰相，深得宋钦宗信赖。不过，吴敏虽有宰相之命，却无宰相之能，小吏报来文书案卷，他总是手一摆说“依旧例”。在军情紧迫、急如星火之际，吴宰相还在研究官学问题、太学生陈东上书问题、王安石该不该配享孔庙问题等等鸡毛蒜皮之事，还在为宋钦宗不满十岁的儿子立太子一事上蹿下跳，老百姓因此讥笑他“十不管”，即：“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四）谴责吴敏昏聩无能，本末倒置。
在“靖康耻”前后，表现最为荒唐的是北宋亡国之君宋钦宗。宋钦宗受命于危难之时，但他既无勇气，又无决断，苍黄反复，变化无常。李纲说坚守，他就守一阵。李邦彦劝他讲和，他又遣使同金军议和。金军一来，他赶快下诏求言。金军一退，他又把李纲贬职外地，抑制和打击主战人士，左左右右，反反复复。老百姓摊上这样一个主儿，真是欲哭无泪，纷纷嘲笑他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程毅中《宣和遗事校注·后集》）意思是金军一来（城门闭），广开言路；金军一去（城门开），便再也听不进逆耳忠言，讽刺了他的急功近利和苍黄反复。
靖康元年（1126）八月，本已退兵的金军见宋朝不思备战，软弱可欺，又举兵南侵，于十一月杀到开封城下，开始疯狂攻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宋钦宗却把大宋江山和百姓安危寄希望于一位江湖骗子郭京，相信他能撒豆成兵的“六甲法”破敌。二十五日，面对金军围城困局，郭京还真会装模作样，他轻描淡写地说，只需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择日出师，便可致太平，直抵阴山而上。”（《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四）结果，城门一开，他那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神兵”刚出师即被金军击溃，尸横遍野。金军乘机攻城，开封当天沦陷。金兵入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靖康二年（1127）四月初一，金军在对开封进行了四个月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哄抢、奸淫、屠杀后，押解宋朝自徽、钦二帝及皇后、妃嫔、皇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及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倡优、其他百姓共十余万人，以及不可胜数的金银、冠服、法器、文物、图书等北归。开封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市无货，仓无粟，满目疮痍，城如废墟，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一夜之间，变成了“鬼城”。
观察“靖康耻”发生前后帝王将相们的言行表现，真是“荒唐”到可笑、可恨乃至可耻，正是这些荒唐人荒唐事，把国家和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加速了北宋政权的土崩瓦解，北宋灭亡，可谓咎由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