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言论很宽松。至和二年（1055），宋仁宗重用青州知州张昪为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御史作为天子的耳目之官，其职责是纠察百官，张昪因对某些决策有看法，连连上书批评“二府”（宋以枢密院掌军政，称西府；中书门下掌政务，称东府，合称二府，为最高政务机构）大臣，久而久之，宋仁宗颇不耐烦，对张昪说：“你出身孤寒，为何不断上章批评朝廷重臣呢？”张昪毫不在乎宋仁宗的情绪，反问道：“我自布衣而至近侍之臣，曳朱腰金，妻子满堂。怎么能谓之孤寒呢？像陛下您才是真正孤寒呢。”宋仁宗问何故，张昪回答说：“陛下虽贵为天子，但内无贤相，外无名将，持禄养望者多，赤心谋国者少，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孤寒。”把自己比喻成孤家寡人，这比责骂还过分，然而宋仁宗不予追究，“优容之”。
宋仁宗一朝，没有“文字狱”。相反，他还非常痛恨“深文周纳”，即罗织材料、陷人以罪的行为。宋代魏泰在《东轩笔录》卷一中说：“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入人罪者，终身不复进用。”当时，一个举子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意思是只要守住剑门关，用火烧掉入川必经栈道，西川（即西川路，治今四川成都）就能割据一方，鼓动成都知府与宋朝分庭抗礼。这无疑是一首反诗，吓得成都知府赶快把举子捆绑至京，上章请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后却哈哈一笑，说：“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出任司户参军一职。”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在皇帝那谋得了官职，可见言论的宽松和自由。
他对大臣很包容。宋仁宗宠幸张美人，张美人的堂伯父叫张尧佐，进士出身，在地方任过推官、知州，在朝中任过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美人想光大自家的门楣，多次吹“枕头风”，希望宋仁宗提拔自己的堂伯父出任宣徽使（官名。宣徽院长官，宣徽院分南、北院，使亦分南、北院使，事简官尊）。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宋仁宗把提拔张尧佐为宣徽使的方案抛了出来，谁知，监察御史（官名，隶御史台察院，主弹劾事，简称御史、察官等）包拯当场表示反对，使宋仁宗的提议未获通过，而且包拯说话时，由于情绪激愤，唾沫星子还溅了宋仁宗一脸，弄得他很没面子。后来，当张美人问及堂伯父出任宣徽使一事办得怎样时，宋仁宗没好气地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宋仁宗继位之初，因为年少，便由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当时，太常博士程琳为了巴结刘太后，竟向她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她效仿武则天，废除少年天子，取而代之。刘太后认为这不合常理，有负祖宗，严词拒绝。宋仁宗亲政后，有人以此为由弹劾程琳，宋仁宗不念旧恶，一笑置之，说程琳不过是为了向太后表达忠心罢了。不特如此，他还认为程琳“有才器，能断大事”，连连提拔重用为三司使、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官至副相，程琳显赫一时。
君主制度赋予皇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力，一闪念就能断人生死，于是产生了许许多多残酷无情的暴君。而宋仁宗盛德大度、宽容有加，算是这种制度下的特例。他之所以一以贯之地怀仁、施仁，源于他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手中的权力。一个皇帝，最怕的就是缺乏敬畏之心：不畏天，势必天灾不断；不畏地，势必寸草不生；不畏生命，则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矣。
宋徽宗“与狼共舞”的日子
很多人都知道宋徽宗赵佶喜欢画、喜欢书法、喜欢女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喜欢禽兽，喜欢“与狼共舞”的美妙感觉。
还在端王府当王爷的时候，驯养禽兽就是宋徽宗的爱好，等到当了皇帝，那些专以哄皇帝开心为天职的宦官为了投其所好，便调动人力物力，到处搜罗珍禽异兽，供皇帝赏玩、调教。于是，帝国京都、皇宫禁苑，到处都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不亦乐乎。
赵佶一门心思放在玩上，荒废了朝政，这引起了朝廷大臣的焦虑，特别是引起了谏官们的不安。因为谏官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职责就是向皇帝提意见，以意见提得多、提得好为工作优秀的标准。遵照祖制，皇帝也挺尊重他们，有时甚至畏惧他们。有个谏官叫江公望，见是自己履行职责的时候了，赶忙上书皇帝，苦口婆心地规劝，说玩物丧志，长此以往，将来恐不可收拾。宋徽宗刚当皇帝不久，根基未稳，还不是与大臣们对着干的时候，特此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样子，接受了江公望的意见，随即命人把皇宫里的珍禽异兽放归大自然，一个也不留。有只白鹇，由于天天被皇帝宠着，日久生情，任人驱赶，始终不肯离去。纵深情如此，皇帝也只能忍痛割爱，亲自用拂尘赶跑了它。不但如此，宋徽宗还把江公望的名字雕刻在拂尘的柄上，表彰他的直言敢谏。
后来，江公望因弹劾蔡京获罪被贬，宋徽宗那颗久久压制的心又渐渐复苏，周围那些善于察言观色的宦官、大臣们，深知皇帝的心思，一番合情合理的劝说之后，那些飞的、爬的、跑的、游的，又都在皇帝身边重新得宠。当时，宋徽宗花费巨资，建了一个最著名的园子，开始叫万岁山，后改名艮岳，把全国的名胜古迹，什么洞庭、湖口，什么二川、三峡，什么姑苏、荆楚，“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都统统浓缩到这里，相当于北宋的?“世界之窗”。
皇帝建了这么一个大园子，地方上总得有所支持，因此，送奇花异草的，送怪石佳木的，络绎不绝。而那些深知皇帝爱好的，更是把各地鸟兽拣最珍贵的敬献。于是，四方珍禽异兽齐聚艮岳，苑内仅珍禽就有数万之多，麋鹿多达数千头，其他兽类，更是不计其数。每当夜静之时，京城广袤之地莺歌燕舞、虎啸狼嚎，一座帝王之都竟然如森林、原野一般，成了鸟兽们的自由乐土，可谓今古奇观。
有个市井人物叫薛翁，以街头驯兽表演为业，见皇帝养了那么多禽兽而无人训练，便到宦官童贯跟前毛遂自荐。童公公正为这些飞的、跑的、爬的一天到晚乱糟糟而犯愁呢，这下解了燃眉之急，赶紧安排薛翁到艮岳担任驯养师。从此，薛翁每天召集卫兵，让他们模仿护卫皇帝、喝道开路的样子，队伍经过之时，薛翁用巨大的盘子盛满精米拌肉，自己学着鸟鸣，引群鸟来任意啄食，饱餐一顿。经过一个多月的驯养，鸟儿们对薛翁亲如同类，即便薛翁不作鸟声，只要他一出现，任卫兵吆喝、锣鼓喧天，群鸟也会置若罔闻地聚集在一起，翩跹而至。一天，宋徽宗来到艮岳，薛翁施礼说道：“万岁山瑞禽迎驾”，随着他一声长鸣，霎时万千珍禽齐集，遮天蔽日，列队如仪，做欢迎状。这架势让见多识广的宋徽宗也讶异不已，顿时龙颜大悦，马上给薛翁加官晋爵。
宋徽宗就是这样，谁能投其所好，谁就能升官发财。薛翁因擅长驯鸟当了大官，蔡京因书法极佳当了宰相，童贯因善于搜罗珍奇当上了枢密使，甚至那些三山五岳、游方四处的道士都被纳入体制内，按月发工资。作为皇帝的赵佶，总是能把自己的爱好发挥到极致，他把“画学”纳入科举考试，开创了“以画入仕”的考试制度，让优秀的画家平步青云。他不仅用高官厚禄刺激别人玩，自己更爱玩，而且玩出了水平。他的画至今让人称道，他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古今无人能出其右，他甚至通过细致的观察，得出“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腿”的结论，真是想人之所未想、玩人之所未玩。宋徽宗尽管如此聪明，但由于没有把聪明才智用在富国利民的大业上，终于导致了“靖康之变”，自己被金人掳去，成了亡国奴。他后来在诗作中叹息道：“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真是肝肠寸断。但回头思之，这又何尝不是咎由自取呢？
商纣因酒亡国，刘伶、阮籍却以酒全其真而名后世；好鹤的卫懿公兵败命丧，“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却成了“梅花之神”，其结庐二十年的孤山至今游人如织。有些人经纬天下、职责重大，就是玩不得，一玩就会玩火自焚；有些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往往玩得个万世流芳。倘宋徽宗不去当那劳什子皇帝，醉心书画，他的艺术成就肯定会更大，他的传世佳作肯定会更多，甚至世间因此而少一个亡国之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啊！
陈抟和他的帝王“粉丝”
陈抟是个寿星，据说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历唐末、五代，逝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活了一百一十八岁。
大凡寿星，背后都会有一些故事，或稀奇古怪生活习惯，或玄之又玄的人生经历，陈抟也不例外。《宋史·陈抟传》记载，陈抟开始并不聪明，四五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他在家乡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的涡水边戏水，被一位飘然而至的青衣女子抱入山中，喂了几口奶，从此不但能开口说话，还能张嘴吟诗，并且越来越聪明，长大后，经史百家，一见成诵，吟诗作赋，出口成章。后唐长兴年间（930—933），他参加科举考试，惜乎铩羽而归，从此不求仕禄。他先后隐居武当和华山，“渴饮溪头之水，饱吟松下之风”，纵情山水，研究《易经》，与其往还唱酬的，都是吕洞宾、李琪这些亦道亦仙的世外高人。
陈抟最大的能耐就是未卜先知。据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记载，陈抟有济世之才，但经历唐末之衰、五代之乱，又屡试不第，心情非常不快，做了隐士。虽说是隐士，但也关心时政，“每闻一朝革命，则颦蹙数日”，每每听到新皇登基、改朝换代的消息，总会眉毛紧蹙，叹息数天。一日，陈抟骑着毛驴，漫游华阴（今陕西华阴），听见市人奔走相告，说赵检点赵匡胤当了皇帝，他惊喜得从毛驴上掉了下来，放声大笑，别人问他为何发笑，他感叹道：“天下这回定叠也。”这回天下终于安定了。
陈抟会看手相，一双玉手经他瞄一眼，就能预测祸福与未来。有一次，宋太宗手下大臣王克正去世了，家里修佛事、做道场。王克正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十多岁的女儿跪在灵前服丧。陈抟前去吊唁，出来便对旁人说：“我虽然没看清楚王克正女儿的容貌，但见到她捧着香炉的玉手，那真是贵人之手啊，拥有这双手的若是男子，必当白衣入翰林，一步登天；若是女子，必嫁王公显贵，获得极高封赠。”果然，此女后来由宋太宗做主，嫁给了参知政事陈恕，不久又被皇帝封为郡夫人，真是神了。
陈抟在民间声誉很高，信徒甚众，一传十、十传百，关于他神乎其神的传说，也传到了帝王们的耳朵里，他因此成了五代、宋初许多帝王追捧的对象，经常出入皇宫禁苑，被帝王们奉若神明。
后唐时代，唐明宗听说了陈抟的大名，下诏征他出山。陈抟来到京都洛阳（今河南洛阳），被安排在宾馆，专人侍候着。唐明宗本想看看陈抟到底有何本领，谁知陈抟来了之后，只在宾馆酣睡，既不见他神仙导养之术，亦不见他腾云驾雾之功，那有何用？在大臣的建议下，皇帝决定使出撒手锏，把一坛上好的美酒和三位国色天香的宫女送给陈抟，你过得了美酒关，就过不了美色关，看不把你灌晕、迷倒，然后俯首帖耳，乖乖听话？谁知，美女前脚进，陈抟后脚出。第二天当唐明宗派人召唤，看他服帖到什么程度时，收到的却是一首诗：“雪为肌体玉为腮，深谢君王送到来。处士不生巫峡梦，空劳云雨下阳台。”陈抟早已遁去，不知所往。
后周世宗柴荣也仰慕陈抟之名，切盼见到他。周世宗好黄白之术（汉代方士声称能以药点化金银的一种方术），其实陈抟并不擅长此道，不过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太多，让周世宗误以为陈抟无所不能。显德三年（956），周世宗命华州知州把陈抟专程护送到京城，留他在皇宫里住了一个多月，反复咨询他黄白之术的技法。每每这时，陈抟始终只有一句话：“您身为四海之主，当以国家安定、百姓饱暖为念，为何一心关注那些黄白小技呢？”面对陈抟的责问，周世宗也不在意，反而要封他为谏议大夫，在陈抟的力辞下，周世宗只好作罢，放他归山，临行还送他许多贵重礼物。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主政的时候，陈抟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太平兴国九年（984），宋太宗把陈抟请进宫，特别礼遇，奉为上宾。他通过宰相宋琪之口，反复追问陈抟修养之功、长生之道，而陈抟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搪塞。陈抟越是这样，宋太宗越发觉得他深不可测，越发待他敬重有加，又是赐他紫衣，又是赐他“希夷先生”尊号，又是安排专项经费帮助陈抟修葺他的修道之所云台观，还一再挽留他在宫室吃喝了数月，才与他依依惜别。
陈抟因为一身的传说，而成了帝王们追捧的对象，又因为游走于帝王家，而声名鹊起。传说越来越多，故事也越来越神。不过，细读史料，你会发现陈抟越是神奇的地方，记载得越模糊，越是普通的地方，记载得越翔实。也就是说，像人之处明了，像神之处玄乎。史书中能够反映出他清晰的一面是：他对《易经》有研究，并写出了专著；他好作诗，留存六百余首。至于史书中的一些故事，尤其是那些他与帝王们来往的故事，往往云遮雾罩、藏头露尾，呈现出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术士形象。然而，这却恰恰体现了陈抟的高明。因为他深深懂得，那些饱食终日的帝王们所梦寐以求的，不是一本万利的黄白术，就是金枪不倒的房中术，要么就是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之药，而这些，即使让他再修炼千年也是无法给予的，只好打哑谜、装糊涂，与他们巧妙周旋。你说，陈抟自保的功夫是不是十分了得？
陈抟后来羽化于华山莲华峰下的石洞中，据说他的尸体停在石洞七天仍有温度，而且五色祥云缭绕洞口，弥月不散。
范质的宽容与无奈
范质总结自己做宰相心得时有一句名言：“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他把宽容作为一个好宰相的必要条件，认为作为一个宰相，要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能容天下难容之人，在斡旋上下、协调左右、平衡利益、维护稳定中雍容大度、海纳百川。
不过，宽容也有其多面性。一种宽容有原则性，小事宽容、大事严格，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一种宽容无原则性，好也好，坏也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有一种宽容是心里有原则，表面无原则，谄上欺下的丑行、贪赃枉法的恶行、明火执仗的暴行都无可奈何，往往以隐忍的方式求和，以委屈的方式求全，以妥协的方式求稳。而范质的所谓宽容，便是心里有原则、表面无原则的宽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致让他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而不能自拔。
在历史的画廊中，范质风度翩翩，是个帅哥。不过，他既有君子的风度，也有书生的软弱，宽容而不果敢，仁慈而不决绝，一句话：心太软。范质一生，五朝为官、两朝为相，一路风风雨雨，他总是本着慈让之心，宽厚之怀，容易感动，颇为顺从。后汉时他是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刘知远父子昏聩，郭威起兵夺天下，他躲避战乱，藏匿民间。后来被郭威找到，当时天下大雪，郭威脱下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他一感动就归顺了郭威，成了后周的宰相。“陈桥兵变”后，赵匡胤从陈桥回到京城，立马就赶到范质上班的地方，一见到他就痛哭流涕，边哭边向他诉说将帅们威逼利诱、迫使自己“黄袍加身”的种种无奈，范质心一软，就率王溥、魏仁浦等同事向赵匡胤行了君臣之礼。其实，当时最有资格与赵匡胤叫板的就是范质，因为他是顾命大臣、第一宰相，地位比赵匡胤高，朝中文武几乎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尽管他对于赵匡胤谋权篡位的行径心里不耻，但还是宽容了、顺从了。他一倒戈，朝中其他反对派便势如破竹，使赵匡胤得以不费一枪一炮而夺取皇位。
有时候宽容是要付出代价的，良心的自责就是一种。
宋初，虽然宋太祖赵匡胤仍然任命范质为宰相、首辅，但范质丝毫也没有欣慰之感。人家沐恩新朝、欢天喜地，他却郁郁寡欢，一直忍受着良知的问责与道义的鞭笞。士大夫最看重的是什么？名节也！周世宗柴荣临终前将妻儿老小全托付给他，把他作为唯一可以依靠的顾命大臣，希望他辅佐少帝、照顾皇族。他却在关键的时刻置自己的誓言于不顾，因为赵匡胤几滴虚假的眼泪而丢弃责任与道义，卑躬屈膝、俯首称臣，甚至没作一丝一毫的抗争。这种有悖纲常、伦理、道德的行为，同僚会怎么看？坊间会怎么说？后世会怎么评？也许，他的忍让，是不希望宫廷流血、同僚互戮，不希望柴氏孤儿寡母成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但千理由、万理由，毕竟在他作为精神归依的孔孟之道里，牺牲事小，失节事大啊！有人因失节而一辈子人前抬不起头、人后直不起腰，他范质以君子自勉，却因为自己的所谓宽容、所谓忍辱负重，而牺牲了人格与节操。
同为宰相，相对于五代末的冯道与宋朝初的赵普，范质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心感受和心路历程。相对于“长乐老”冯道那沾沾自喜的小人嘴脸，范质脸皮没那么厚，有自知之明；相对于为赵匡胤出主意、想办法、策划兵变谋反的赵普，范质与后周皇室关系过密，与宋太祖之间隔了一层肚皮，在服务过程中难免投鼠忌器、顾虑颇多。因此，他处理起事务来，不像冯道那般精明老到、游刃有余，也不像赵普一样雷厉风行、肆无忌惮。甚至他的宽容，也始终笼罩着一层软弱和悲凉的色彩，他的自责与愧疚，如同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让他不堪重负，他希望得到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从范质后来的一系列表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种行为取向。他在宋初担任首辅多年，始终廉洁自律，从来不收受下级的馈赠，得到的俸禄与皇帝的赏赐，大都送给了孤遗贫弱，他死后，家里一贫如洗；他平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所谓“食不异品”，穿的也是粗布衣服，严于律己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成人之美，推荐后进，把吕馀庆、赵普等部下推荐到了更加重要的岗位；他谦虚谨慎，埋头著作，撰写《范鲁公集》《五代通录》百余卷；临终前，他还反复告诫儿子，自己死后不得向朝廷请封谥号，不得刻墓碑，这在历代宰相中绝无仅有。后来，宋太宗赵光义说：“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洁，无出质右者”（《宋史·范质传》），给了他相当高的评价。唯一一次看到他发怒，是当有人主张剪除柴氏孤儿寡母以绝后患、宋太祖以商量的口气征求他意见时，他言辞激烈地表示反对，他说既是禅让，您对待人家太后，也应该像母亲一般尊敬，怎么反而威胁他们母子生命呢？于心何忍？这话让宋太祖无地自容。种种迹象表明，范质一直在进行着自我灵魂救赎，希望从心灵深处得到道义上的平衡与良心上的解脱。
他解脱了吗？我看至死也没有，否则就不会交代儿子不请谥号、不刻墓碑了，难道他也像武则天一样，希望留下一个任由后世评说的“无字碑”吗？关于范质的评价，前文所述宋太宗的话，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意思是宰相中论讲规矩、讲礼仪、讲廉洁，没有能超过范质的人，只不过他欠周世宗一死，不能誓死效忠罢了！宋太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自己不也曾经自诩为周世宗的忠臣吗？何况，倘不是范质的软弱好欺与忍辱负重，倘不是他“欠世宗一死”，这天下是不是姓赵那还很难说呢。
窦燕山的教子经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层层选拔，在乡试时考中举人已十分不易，再通过殿试考中进士的更是凤毛麟角。而在这种残酷的淘汰比拼方式下，五代末、宋朝初的窦禹钧一家，五个儿子却全部考中进士，而且后来个个身居要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窦禹钧，蓟州渔阳县（今天津蓟县）人，排行老十，有窦燕山、窦十郎之称，以家教有方闻名于世。对窦禹钧情况记录得较为详细的文字，是范仲淹写的《窦谏议录》。他在文中记述了窦禹钧的一生。而在教育方法上，书中只说窦禹钧曾建一座书院，聚书数千卷，请了老师为孩子们授课，似乎并无什么特别的教子方法。另有“长乐老”冯道，写了一首《赠窦十》诗曰：“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窦禹钧教子的信息。建书房、置书籍、请教师，这似乎是经济宽裕的家庭都能做到的事情，却为何唯独窦禹钧家五个儿子都能考中进士呢？似乎这不是关键所在。重要一点，应当是冯道所说的“教子以义方”。
窦禹钧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据范仲淹《窦谏议录》记载，窦禹钧富甲一方，却为富既仁且义。有个仆人，利用工作便利盗用了窦家一大笔钱，无力偿还，又担心被发觉后无颜面对，万般无奈之下写了个凭证，系在自己女儿手臂上，凭证上写道：“永卖此女，与本宅偿所负钱。”然后远走他乡。窦禹钧发现后，当即烧掉了凭证，并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在将她抚养成人后，窦禹钧又自贴嫁妆，送她出嫁。仆人听说窦家主人如此大义，赶紧回来谢罪。窦禹钧原谅了他，对前事也不再提及。
一次元宵节晚上，窦禹钧去延庆寺进香，在后殿台阶边拾到一个包裹，内有银二百两、金三十两。如此一笔巨款，失主肯定心急如焚。第二天，窦禹钧早早赶到延庆寺，等候失主前来认领。果然，不久就见一人一边啼哭一边找寻。原来，失主昨天晚上酒醉了，不慎把巨款遗失在庙里。而且，失主的父亲犯了大罪，这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筹借来为父亲赎罪的“买命钱”。窦禹钧非常同情失主的遭遇，不仅归还了巨款，另外还馈赠他金钱若干。
窦禹钧为人宽厚、仗义疏财，亲戚朋友中有人去世，因贫不能治丧的，他常常主动出钱相助。由他出钱办丧事的死者，多达二十七人。有穷人家女儿到出嫁年龄而办不起嫁妆，他也慷慨解囊，由他置办嫁妆出嫁的女孩多达二十八人。亲友故旧中有家庭贫困的，他主动借钱给他们做生意，使其发家致富。他接济的人家很多，但他自己却非常节俭，家里没什么金银饰物，妻儿穿的也是粗布衣服。他建的学院，四方寒士皆可来学，凡有志于学者，他提供资助，到他这里来学习过的寒士，成才显贵者很多。窦禹钧死后，有些得到过他帮助的人，甚至为他守孝三年。
窦禹钧用他的言行，践行着一个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履行着一个父亲的责任，在孩子们的心里撒下善良正义的种子。儿子们不仅学业优异，而且个个在朝廷担任要职，显赫一时。长子窦仪官至尚书，次子窦俨任侍郎，三子窦侃任起居舍人，四子窦偁任参知政事，五子窦僖任左补阙。然而，不管儿子们官有多大，在父母堂前，都规规矩矩。窦家闻名一方，文人来往，学者穿梭，谈笑有鸿儒。每每家里来客，窦老太爷堂屋一坐，那一尚书、二侍郎、三起居、四参政、五补阙，都恭恭敬敬侍立在侧，家风严谨，观者肃然，一派世家风范。
为富不仁者，必生纨绔子；为官不义者，必有“高衙内”。很多书读得好的孩子，不完全是靠死记硬背，或者别的什么科学方法，更多的在于读书之外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家风，能造就良家子，尤其是在北宋那种崇文偃武的世风之下，文章渗透出来的淳朴之风，可能比通篇“子曰诗云”更受考官们的欢迎。窦家一门进士，恐怕就是这种良好家风浸染的结果。
赵普的成功之道
对于赵普，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半部《论语》治天下”，认为他是书读得少而精明强干的杰出代表。赵普的确没读过几天书，《宋史·赵普传》说“普少习吏事，寡学术”，意思是他钻研的是处理事务的技巧，擅营谋、工心计，不喜欢啃书本、掉书袋。及至他当了宰相，宋太祖还常常劝说他多读点书，于是浪子回头，“晚年手不释卷”。去世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在家里日夜诵读的，只不过是一本薄薄的《论语》而已。
既然可以把“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理解为人们对他活学活用、聪明能干的溢美之词，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朝廷内外讥笑他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的批评之声。事实也如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代，他的名声都不敢恭维。他钻营取巧、专横跋扈，同事们对他很有意见，“普为政颇专，廷臣多忌之”（《宋史·赵普传》）。清代王夫之在《宋论》中评价他“阿附朋党，倾危善类”“密谋行险，戕害天伦”，说他是个“不仁之人”。这样一个不讲团结而又品格低劣的人，怎么还能稳坐钓台、三登相位呢？怎么还能荣贵一世、高位善终呢？
赵普进入权力核心，走的不是科举正道，而是先做幕僚，再做朝官，先在幕后，再至前台，有一个从“潜伏”到公开的过程。他先被后周永兴军节度使刘词聘为从事，因为参谋得好，刘词临终向朝廷推荐了他，被宰相范质安排到赵匡胤军前效力，任军事判官，成了赵匡胤的一名参谋。参谋参谋，有事则参，无事不谋。对于有才能者，主人往往另眼相看，倚为智囊，对于无能或还没表现出潜能者，那就只能做些备马扶鞍、打点家务的小事了。不过，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有能力的人，做小事也能做出大出息。当时，周世宗用兵淮上，赵匡胤攻下了滁州（今安徽合肥），战乱之际，赵匡胤父亲赵弘殷却在滁州一病不起，这个节骨眼上生病，那不是添乱吗？真让赵匡胤愁眉不展。好在赵普善解人意，见事做事，侍汤送药，极尽殷勤，使赵老太爷和他们一家子都非常感动，赵老太爷还把赵普当成自己家里人看待，“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药饵，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宋史·赵普传》）。从此，他融入了赵氏家族，也以良好的印象进入了赵匡胤的视野。
如果说照顾父亲让赵匡胤注意到了赵普，那下面这件小事，就可以说让赵匡胤对赵普刮目相看了。赵匡胤攻下滁州之后，抓获了百余名盗贼，准备就地正法，赵普怀疑这些抓获的盗贼中有无辜者，劝赵匡胤重新审讯一番。通过审讯，其中果然有许多人蒙冤。赵普此举，挽救了许多活生生的生命，参谋参到了关键处、点子上。这事说明他不仅有一定的观察能力，而且有一定的分析能力，还能对领导的工作做到查漏补缺、及时提醒，而这些特点，正是一个好参谋必备的素质。不久，赵普就成了赵匡胤的节度掌书记，即机要秘书，进入了赵匡胤的核心决策层。
赵普为赵匡胤立的头功，便是帮助他策划了陈桥兵变。在惊心动魄的陈桥兵变中，无论是开头的契丹南侵、后汉加入，还是将领们有组织的集中劝进，乃至后来的禅让文书、黄袍加身，无一不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赵普出主意、想办法，劝说赵匡胤权衡利弊、下定决心，同时斡旋上下、鼓动将领，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风声鹤唳之间，政变稳妥而相对温和地进行，使这一夺人江山、改朝换代的惊天之举，以不损一兵一卒而和平过渡。能在惊涛骇浪中掌舵，不能不说，赵普作为一个官职不高的幕府人员，不但具有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协调和平衡各方关系的能力，而且具有领会领导意图并把领导的意图转化为坚强行动的执行力和落实力。
然而，在家天下时代，谋人钱财已属不义之图，夺人江山则是不法之举了，更何况人家周世宗尸骨未寒、孤儿寡母可怜楚楚，都是需要挑战法律与良知底线的。这种逆国法、悖纲常、无道德的行为，谁才是最能够直接面对、悉心商讨、坚决执行而又让人放心的对象呢？当然是最可靠的身边人，可见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已经到了旁人无法企及的程度。但同时，赵普在上下疏通之际，当然还要时而唱白脸、时而唱红脸，时而威逼、时而利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赵氏家族，赵普几乎对任何人都是六亲不认、不择手段的。这说明，从一开始，赵普选择的就不是一条“贤臣”之路。因为贤臣需要以学问、胸怀、道德为基础，以忠于皇族、服务百姓为依归，而这些恰恰是赵普的性格弱点。赵普既然无法走上光明正大的路子，那就只有走阴谋诡计、钻营取巧之途，他要发挥其擅营谋、工心计的特长，像“蛔虫”一样，钻进领导的阴谋，钻进阴谋的核心，成为阴谋不可或缺的智囊、帮凶，于翻江倒海、惊心动魄处显神算、建奇功，来实现一步登天的目标。
赵匡胤的事业成功了，披上了龙袍，坐上了龙椅，创下了大宋基业。不过，龙椅是坐上去了，但这把椅子是不是牢靠，那就要看他的阴谋是不是做到了万无一失。陈桥兵变后，赵普替赵匡胤思考的是如何使他坐稳这把龙椅的问题了。因此，赵普又一次为赵匡胤精心策划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实现了释兵权、消隐患、稳皇位的目的。在这出戏里，赵匡胤是主角，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宿将是配角，而老谋深算的赵普脸都没露一下，过程与结果却全在他的头脑之中，股掌之上，他是导演。
赵普的命运是与赵匡胤的阴谋共沉浮的，因为他是赵氏夺人江山阴谋的直接策划者、参与者与落实者，他是赵匡胤肚里的“蛔虫”，他懂得赵匡胤的构想与企图，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与阴暗面。赵氏之所以能够夺取江山，是其武功、魄力、运气与赵普智慧强强联合的结果，没有赵普，赵匡胤的文韬武略，或许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其结局是另外一番景象也未可知。
像赵普这样的奇才，在主子心里常常只会有两种状态，一种在功业完成之后，既担心对方抖自己的老底，又担心对方功高盖主，于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种当成创业与守成的核心智囊，万事依赖，信任有加。赵匡胤是一个善于规避风险、尊重人才的枭雄，他一般不会以流血的方式收拾功臣，以免授人以柄，节外生枝，何况赵普虽然阴险毒辣，但“无毒不丈夫”，成大事者就要关键时刻狠得下心、下得了手，赵普的一贯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有奇效。何况，无论现在或今后，自己还得多多倚仗他，唯一的要求是赵普无条件地忠于自己，而这一点赵匡胤绝对有把握，他对赵普是放心的。
如果说赵普策划的陈桥兵变让赵匡胤夺取了天下，那么“杯酒释兵权”就让赵匡胤坐稳了江山。因此，赵普的目标不久也实现了，短短数年之间，他就由一个小小的节度掌书记，先提拔为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后提拔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实现了他先幕僚再朝官、先家奴再大臣、先幕后再前台的飞升，成了地位显赫的宰相。然而，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赵普有些事也确实做得有点离谱。比如，皇帝最怕部下专权结党，但赵普推荐的干部，皇帝如果不用，他便一奏二奏三奏，连续上书，“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宋史·赵普传》）皇帝哪里是“悟”，他是对赵普这种自私而又任性的行为无可奈何，服了你了。比如，皇帝忌讳部下与外国有私交，赵普却偏偏收了人家吴越王钱俶十瓶“瓜子金”，又恰好被赵匡胤撞见，你说有多难堪。比如，皇帝担心大臣架空皇权，规定宰辅大臣之间不得通婚，赵普却与枢密使（官名。枢密院长官，专掌佐皇帝管理军政，为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号称执政，与宰相同执朝政）李崇矩结成儿女亲家。比如，国家禁止私贩木材、私购土地，他却私买木材修建豪宅，私购土地扩充房产，明知故犯。其他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事更是不胜枚举。
开国之际，正是正风肃纪、打击奸佞、澄清天下、塑造清明政府形象的关键时期，赵普却无视朝廷威严，无视时代潮流，置皇规国法于不顾，简直倒行逆施，罪大恶极。如果数罪并罚，削官没籍、发配流放是起码的，就是杀头索命也不为过。然而，赵普是谁？他是赵氏王朝得以建立的功臣，是赵匡胤肚里的“蛔虫”、阴谋设计师啊。何况，对于赵匡胤来说，赵普是与自己“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的“伙伴”，是认过宗族的“打虎亲兄弟”，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唇亡齿寒，赵普没了，赵匡胤遇大事同谁商量去呀？有他这胆量的，就没他这计谋；有他这计谋的，就没他这老辣；有他这老辣的，就没他这果敢；有他这果敢的，就没他这周密；有他这周密的，就没他这运气……所以，他违反禁令、中饱私囊，皇帝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结交吴越王钱俶、私受其十瓶“瓜子金”，皇帝只是酸不溜秋地嘟噜一句：“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收下吧，他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决定的呢）！”他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皇帝也顶多只是设个副宰相分点权或稍稍降职而已。赵普心里有底，只要不谋反，其他可以随心所欲，皇帝既不会抄自己的老底，也不会取自己性命。这与感情无关，利益使然。
赵普一系列肆无忌惮违纪的结果是，皇帝安排他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治今河南孟州）、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职务稍降，但还是赫赫使相（宋初，凡亲王、枢密使、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皆称使相），以地方节度使之尊位而享受着宰相的尊荣，相对于他犯的事来说，这简直不算什么处罚，等同于拍拍肩膀提醒一下。不过，宋太祖走得早，不久就带着他的阴谋驾鹤西去了，由弟弟赵光义继位，即宋太宗。赵普与宋太宗虽然都曾经是赵匡胤阴谋的参与者与执行者，但对于宋太宗来说，赵普与兄长众多手下和大臣一样，平时只是同事关系，至于父亲和兄长认下的那层宗族关系，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所以，赵光义当了皇帝后，并没把赵普当回事，只是把他调回京城，先任太子少保、后任太子太保，一个赠官加衔的闲职罢了。赵普沐浴新朝，却丝毫也感受不到新朝气象，备受冷落，郁郁寡欢。
赵普是不甘于坐冷板凳的，对于他来说，缺少的不是皇帝的信赖，而是一个“阴谋”，只要皇帝有“阴谋”，他就是靶场上的老黄忠，百发百中。前面说了，赵普曾经被赵老太爷当作自家人，还有一件小事没交待的是，赵氏兄弟已故的母亲昭宪杜太后也曾经把赵普当成自己人，总是“赵书记、赵书记”亲热地叫着，特别是赵老太爷去世后，凡家里的大事都必请赵普商议。临终前，她把儿子们和赵普叫到跟前交代遗言，她说、赵普记录并见证，确定了一个皇位继承的顺序：赵匡胤死后赵光义接任，赵光义死后赵廷美接任，再由赵廷美传位给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或赵德芳。赵普书写好后，杜太后安排“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这就是正史、野史上均有记载的“金匮之盟”。
皇帝大都是有心病的。宋太宗的心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金匮之盟”。因为这个盟约虽规定他是第一个皇位继承人，他却不能把这个皇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是多么让人纠结的事啊。要治好心病，就得篡改盟约，让历史绕过预定的路线图前进。要篡改盟约，就得搬开自己的弟弟和赵匡胤的儿子们，于是就有了“阴谋”。赵氏兄弟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一有阴谋就会立马想到同一个人——赵普。对于赵光义来说，想到赵普不仅因为赵普是“金匮之盟”的参与者，“解铃还须系铃人”使然，而且因为赵普是一个顶尖的阴谋家，没有他摆不平的勾当。于是，赵普被宋太宗重新起用为宰相。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宋太宗与赵普君臣合谋，先罢去赵廷美开封府尹这一相当于储君的职位，贬至洛阳任西京（北宋四京：以首都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为西京，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为北京）留守；未几，“勒归私第”，等同幽禁；旋即夺赵廷美秦王爵位，降封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使他困于偏远之地，即使有想法也没办法。雍熙元年（984）春，赵廷美刚至房州即“忧悸成疾而卒”，年仅三十八岁。
为什么说君臣合谋呢？试想，一个有“金匮之盟”确保自己能登上皇位的赵廷美，真会如《宋史·赵普传》中所说：“柴禹锡、赵镕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这怎么看怎么像贼喊捉贼，如同摆放在皇宫里一把椅子，我明知过不了几天就是我的，我还会去偷、去抢吗？正如清代毕沅在《续资治通鉴卷十·考异》中所说：“廷美之阴谋，事无左证，特以地处危疑，为众人所属目，太宗已怀猜忌，普复从而媒孽之，故祸不旋踵耳。”
赵廷美成了阴谋的牺牲品，至于“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不过是阴谋的一个前奏罢了。赵普深深懂得，只要有阴谋，就会有他的市场，就会有他的锦绣前程。随着“金匮之盟”关键人物逐渐离开历史和政治舞台，宋太宗对他更加信任、更加倚重，无以复加。
纵观赵普一生，辅佐二帝，三登相位，死后谥忠献，先追封真定王，后追封韩王，还“配飨太庙”。可谓生前显赫，死后哀荣，实现了一个做臣子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耀和待遇。赵普的成功，关键在于道路的选择，他选择的是一条与极权合谋的通幽曲径，利用阴谋，把自己与极权捆绑成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么大富大贵，要么遗臭万年。这就像攀登高峰，越是险峻处，越容易坠落深渊，也越容易冲刺峰顶，越容易夺取成功。
“人精”曹彬
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县（今河北灵寿）人，行伍出身，历后汉、后周、北宋三朝，最后干到枢密使退休，可谓位极人臣。有宋一代，推行“偃武修文”政策，“好男不当兵”，像曹彬这种靠使枪弄棒打拼事业的人，想要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单有战功恐怕远远不够，还得靠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在协调能力和做人处世上都要有非常之道。
曹彬曾任西上阁门使，一个礼仪官。一次，受周世宗派遣，出使吴越国。曹彬这趟差事干得漂亮，既完成了周世宗交给的任务，也让吴越王十分高兴，返程之际，吴越王以私人名义送给他许多珍贵礼物。曹彬一想，不能干公差、填私欲呀，婉言谢绝，乘风归去。吴越王听说送礼遭拒，急忙安排人用船载着礼物追上曹彬，但曹彬依然不受。办事者回复后，吴越王再次安排人奋力追赶，坚决要求他收下，曹彬再谢、再拒，如此往返四次。最后，曹彬仰天长叹道：“如果我还拒绝的话，那就是沽名钓誉了。”于是，接受了馈赠，不过回来后，他就立刻将礼物上缴国库，真是见素抱朴、秉正无私，让周世宗也颇为感动。
宋太祖赵匡胤举事前，曾是周世宗手下红人，曹彬当时还只是周世宗身边掌管茶酒的官员。一天，赵匡胤笑嘻嘻地向曹彬讨酒喝，曹彬说：“这是御酒，不敢给你。”随后，他自己花钱，买了好酒送给赵匡胤，表现得公私分明、不卑不亢。作为周世宗手下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位高权重、炙手可热，朝中文官武将经常到他府上拜谒，借以套近乎、走关系，曹彬从不去凑这种热闹，没有公事，也从不登赵家之门。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一次召见曹彬，忆及往事，忽然好奇地问：“当年我在世宗手下时，常希望与你亲近，你为什么故意疏远我呢？”曹彬回答说：“您有所不知，我当时身为周室近亲（曹彬姨母张氏为周太祖郭威贵妃），又任职禁中，小心翼翼、恭谨奉职都担心出错，怎么还敢奢望结交您呢？”曹彬这种中立不倚、一门心思效忠主子的态度，深得宋太祖的赏识。怎能不赏识呢？实际上，但凡处于权力顶峰的人，都希望下面的人对自己忠贞不贰，“唯余马首是瞻”嘛。所以，宋太祖与大臣们聊天，每当聊到周世宗那些旧部时，总是说真正不会背叛其主子的，只有曹彬一人而已！
曹彬遇事，总是从大局入眼，讲原则、讲团结，从不争功诿过。乾德二年（964），宋太祖任命王全斌为西征元帅，曹彬为监军，率六万之众西征伐蜀。仗是打赢了，但身为主帅的王全斌杀红了眼，一意孤行，竟然把三千多西蜀降兵抹了脖子，一个也不留。对降兵大开杀戒，这可犯了战争大忌。先前在讨论杀不杀降的会议上，曹彬坚决反对，王全斌拿着文件让他签字，曹彬也誓死不从。班师回朝，一番庆祝之后，宋太祖把几个西征的主要负责人叫到后殿，对着他们破口大骂，责怪他们杀人太甚，赢了战争，却丢了军威，失了民心。宋太祖见曹彬也在，便说：“你退下，不关你的事。”曹彬不退，向皇帝施礼道：“杀降兵，是我们集体讨论决定的，罪责难逃，作为监军，第一个应判我死罪。”宋太祖见曹彬都主动请罪，顿时动了恻隐之心，何况西蜀已平，消除了自己心头大患，功不可没，就原谅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