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宋太祖命令曹彬、潘美征伐南唐，临行还不忘叮嘱曹彬说：“再也不准像上次西征一样，胡乱杀人啊！”曹彬见时过境迁，是该把真相向皇帝交代的时候了，便慢条斯理地说：“我如果现在不告诉您当时的情况，恐怕会犯欺君之罪。征蜀之时，并非我要杀降，当时我是极力反对的，不信，您看我这里还有当日文件，我是不曾签字的。”皇帝看了文件，果然如此。皇帝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在我面前那么坚决地认罪呢？”曹彬回答说：“我与王全斌同是您委任的征西将军，与全斌可谓同生共死的战友，倘他获罪，我却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恐怕不利于军心稳定和同僚们的团结。”皇帝又问：“既然主动承担责任，那干吗还留下文件？”曹彬说：“我以为当时您必会判我们死罪，并且株连家族，留下文件，让我母亲届时呈您，说不定还能救她老人家一命啊。”你看，曹彬处事，多么周全稳妥，既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又充满人性、充满温情，难怪宋太祖越来越器重他。
曹彬在前朝是皇亲国戚，在当朝是最高军事长官，可谓权倾天下，但他从来都是上必谦恭，下必有礼。每当出门，如果在路上遇到其他官员，不管他官职大小，曹彬必定让车夫避让。每当下属汇报工作，也不管他权力轻重，曹彬必定穿戴整齐后才去接见，体现了他宅心忠厚、宽宏仁慈的一面。开宝八年（975）冬，受命征讨南唐已经年余的曹彬，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要攻破南唐国都金陵（今江苏南京）之时，忽然称病。部下纷纷前来探视，曹彬当着大家的面说：“我这病呀，并非药物能治，只要大家真心诚意立个誓言，保证克城之日，不乱杀城内一人，病自然痊愈。”于是，进城之日，大军果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曹彬所谓“称病”，道尽玄机，而这玄机，绝非为填一己私欲之玄机，而是为了制止肆意屠戮、挽救生灵免遭涂炭的仁慈的玄机。
曹彬为人，宽厚大度、休休有容；为臣，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官，洁身自好、忍辱负重；为子，乌鸟私情、恪尽孝道。他几乎把每一个角色都做到了极致，简直是个“人精”，虽说累是累点，但人在官场往往就像过险滩、走钢丝，哪里不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呢？而曹彬能一路安稳、高位善终，运气当然有一点，关键还是在于他一个“人”字写得好啊。
一个人有几张脸
张洎还是举人的时候，张佖已是南唐的达官显要。在张洎眼里，张佖是了不起的贵人，他迫切希望攀上这一高枝儿，因同姓，他上门拜会张佖时，便自称从堂侄孙。张佖见张洎颇有才气，加上横竖都姓张，就认了这个不知哪门子的孙子，时不时给些照应。不久，张洎考上了进士，算是得了一张官场“入场券”，地位自然得到了提升，他在张佖面前不再“装孙子”了，而自称堂弟。到后来，张洎当了南唐宰相，位极人臣。于是，他的脸越拉越长，连这个堂亲也不认了，而将张佖当作一般的下级看待，张佖气得够呛。一个人的脸色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这在官场也算一种规律，但一个人的辈分随着官职的升降而升降的，却十分少见。
南唐中主李璟时代，张洎任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个负责弹劾与建言的官，必须以公允为前提，以事实为依据。不过，张洎不管这套，他好作惊人之语，常常自以为是，还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人，因而得罪了满朝文武，尤其是大臣游简言。不久，皇帝迁都南昌，而让儿子李煜留守金陵。在干部调整中，游简言乘机推荐张洎担任李煜的秘书，无形中给了张洎一把“冷板凳”，让他靠了边。官场就是如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三五年之后，这个不是太子的李煜却当了皇帝。当了皇帝，当然会照顾身边人，因此，他马上提拔自己的秘书张洎为工部员外郎、试知制诰，翌年转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旋即升任中书舍人、清辉殿学士。张洎就像学会了腾云驾雾，官职噌、噌、噌直往上飞升，而且最得皇帝宠幸，正如《宋史·张洎传》中所谓：“参预机密，恩宠第一。”真是因祸得福。
皇帝是个词人，学士是个才子，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便不可避免地闹出一些书生意气的可笑之事来。李煜信任张洎，那没得说。张洎自从当了学士之后，那个好发表个人意见的毛病更加突出。他每次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后，如果皇帝同意执行，他就高兴，如果哪次皇帝认为建议欠妥，没有批准，他就立刻向皇帝递“病假条”，工作停摆，蜗居家里不出来。这种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皇帝亲自修书一封，左解释右解释，反反复复安慰，直到“大牌”耍足了，张洎才慢慢腾腾地出来上班，词人皇帝也不生气，颇有玄德遇孔明那种君臣相知的风范。
嗣后，宋军攻南唐，把金陵围得铁桶一般。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皇帝面临抉择，他的耳边既有主战的，也有主降的。张洎作为宠臣，激昂主战，发誓不做亡国奴，并在皇帝面前信誓旦旦：“苟一旦不虞，即臣当先死。”他还与大臣陈乔约定，城破之日，就是他们赴死之时，让皇帝不感动都不行。不久，金陵城破，陈乔果然一条带子了结了自己，而张洎反复权衡，最后找到皇帝说：“我与陈乔同为朝廷大臣，国亡臣死，天经地义。但是，倘若我们都死了，万一宋朝责怪您负隅顽抗、久不归顺、秋后算账之时，总得有个人为您辩护吧？为此，我请求随您一起降宋。”他倒真的找到了不去死的理由，而且还冠冕堂皇得很！
这样看来，张洎是个滑头，入仕靠的是钻营，升官靠的是运气，与人相约赴死又临阵脱逃，背信弃义，活脱脱一副市侩加小人的嘴脸。不过，每个人都是复杂的，也是立体的，有一面，也有多面。张洎有才，《宋史·张洎传》载：“洎少有俊才，博通坟典。”宋太宗评价他：“富有文艺，至今尚苦学，江东士人之冠也。”说明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苦学不止。再说，作品被后人誉为“天籁”的词人皇帝李煜，自己本身就是个绝代奇才，能入他法眼的自然不可能是南郭先生之流，可见张洎的才学并非浪得虚名。就工作能力来说，在南唐他是威权赫赫的大学士，降宋之后，他从太子中允这种有名无实的寄禄小官干起，历员外郎、知州、右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后来竟然干到了参知政事，与寇准一起并列为朝廷副相。一个人如果没有超常的工作能力和非凡的工作业绩，以他这“贰臣”的资历，再会投机钻营，再会卖乖取巧，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事实，反映出张洎才与能兼备的一面。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故事。张洎随同李煜降宋之时，宋太祖把他们叫到跟前谈话。宋太祖第一个就让张洎出列，厉声责问，你教唆李煜不降，致使战事僵持至今，害得我损兵折将，该当何罪？他还命人取出张洎亲笔书写的调遣救兵的“蜡丸书”为证。以张洎上述那副嘴脸，那还不山呼万岁、跪地求饶？谁知，在威严的朝堂之上，面对宋太祖咄咄逼人的架势，张洎不仅毫无惧色，反而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拒降和调兵，确实是我所为，这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今能一死，也算尽了我的为臣本分！”说完，辞色不变、正气凛然，大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让阅人无数的赵匡胤也不禁暗暗称奇。这还是先前那个贪生怕死、出尔反尔的张洎吗？
在传统戏曲里，无论文臣武将，各有各的脸谱，红脸、花脸、白脸、黑脸，不同的脸谱反映出不同的官品与人品。脸谱化的人，是人们在心里定格了的人，好坏、忠奸、善恶、美丑，看他的脸就一目了然，而且不会轻易因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然而，历史毕竟不是戏曲，人物也不是木偶，环境和经历的复杂多变，造成了人物性格的复杂多变。这样，一个人同时拥有几张脸也就不足为奇了。
史上最搞笑的将军呼延赞
呼延赞最大的功劳，就是参加了北宋征伐北汉的太原之战。当时，为一举消灭北汉，宋太宗亲征，大军攻到太原城下，遭到北汉军队疯狂阻击，发起无数次冲锋依然不能奏效。士气低落之际，作为铁骑军指挥使的呼延赞毫无惧色、奋力登城，他摔下来又爬上去，摔下来又爬上去，如此三番五次，愈战愈勇。最终跃上城头，吼声震天，宋军士气顿时大振，一举拿下了太原城。
呼延赞骁勇善战，功夫固然不错，然而他却是个黑旋风李逵，有勇无谋。宋太宗有心栽培他、提拔他，连连给他封官，他却常常做不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宋太宗在三五年内，先把他由马军副都军头提拔为都军头，不久又重任他为保州（今河北保定）刺史。刺史作为刺史州（以刺史为长官之州。宋制，州分六格，包括都督州、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钱、粮、税收、治安都要管，需要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呼延赞打仗时是个“拼命三郎”，但又要带军队，又要管民政，还要协调关系，那他就无法招架了，结果队伍也带不好，老百姓也治理不好，地方管理十分混乱。宋太宗改任他为管辖范围小一点的辽州（今山西左权）刺史，但他仍然吃不了这碗饭，宋太宗没法，只好把他降到原来的位置，重新让他担任都军头。
不过，在朝廷干了那么多年，就这样混个“芝麻官”退休，那还不被那些三日一嘉奖、四日一升迁的同行们笑掉大牙？他做梦都想着打仗，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施展的空间和自我的价值。于是，他连连向宋太宗递请战书，要求上前线，率军攻打契丹，并发誓不与契丹同生。宋太宗见他年纪一大把了，还天天念叨着打打杀杀，便召见了他，命他当场演示演示。呼延赞见皇帝给机会，高兴得不得了，立刻披挂上马，左手持铁鞭，右手持长矛，一阵风似地旋绕廷中，眨眼间就舞了三四个来回。接着，他又唤来四个儿子必兴、必改、必求、必显加入，轮番舞剑挥鞭使矛，只见一片刀光剑影，舞得密不透风、水泼不进，停下之时，干净利落、不见疲乏，宋太宗不禁啧啧称赞。不过，宋太宗也知道，呼延赞勇则勇矣，但领兵打仗、管人理事还差点，就是说，他认为呼延赞是员猛将，却不是帅才。因此，宋太宗象征性地赏赐给他们父子一些白金、衣带之类，至于请战契丹，没有批准。
呼延赞心里很是不甘。如果不能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自己梦想的盖世功名必将付诸东流。他固执地认为，皇帝之所以不同意自己上前线，关键是对自己颇有疑虑。于是，为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他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举动。他在自己全身上下到处刺上“赤心杀贼”字样，不但脸上、身上、脚上，就连嘴唇里面都刺满了，还有那些兵器上、马鞍上、马鞍垫子上，无处不是密密麻麻的“赤心杀贼”，并用浓墨着色，非常醒目。不要以为好玩，呼延赞使用的这种刺字方法，是宋代一种肉刑，当时称“黥墨”，或“墨刑”、“黥刑”，通俗演义中所谓“刺配沧州”中的“刺”就是指这种刑罚。呼延赞希望通过这种自虐、自残的方式，来打动皇帝铁石般的心肠。
他又叫来自己的娇妻美妾说：“我们受皇家厚禄，应该在脸上刺字才能表达对皇帝的感恩之情，如果谁不同意刺字，立刻砍掉脑袋。”一听要在那娇嫩光滑的脸上刺字，里里外外顿时一片号啕之声，呼延夫人哭泣着说，妇道人家脸上刺字，人家会以为是被判刑的不贞之妇，总归不好，一定要刺，能不能刺在手臂上呢？呼延赞一琢磨，同意了妻子的请求。他要求四个儿子和仆人们也依例执行，同时，儿子们除了身上刺“赤心杀贼”外，还在耳朵后面刺上“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字样。于是，呼家上上下下，无论老翁妇孺，主仆从属，一个个满身是字，他们脸黑、身黑、手黑、耳黑，三分似人，七分像鬼，怪模怪样，常常引得路人惊恐万状、尖叫连连。
其实，呼延赞不近情理的荒诞之举由来已久，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在寒冷的冬天，用刺骨的冷水浇到孩子身上，说是长大后能耐寒劲健；儿子病了，他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炖汤，说孩子喝了就能痊愈；幼子刚满百日，还在襁褓之中，呼延赞竟然把他从城楼上抛掷到地上，说试试儿子的命硬不硬。这还不够，他还把唐代名将尉迟恭当成自己的偶像，学着尉迟恭的样子，乘踏雪乌骓马，使铁鞭、丈八长矛，着装诡异，荒诞不经，还常常以“小尉迟”自许。每次到皇宫办事，他的怪异形状总是引得那些值班宦官围观，这里摸摸，那里看看，仿佛来了个“外星人”。有一次，他甚至当着那些宦官，拿着刀把自己的胸脯割得鲜血直流，然后让随从用笔蘸血，写血书，请求皇帝批准他攻打契丹。旁边一个宦官见状，开玩笑问他：您怎么不剖心示忠呢？
呼延赞越是这样荒诞不经，皇帝越是对他无动于衷。试想，哪个皇帝敢把这样的“精神病患者”派到前线领兵杀敌呢，姑且不论他是否能赢得战争，倘若战场上出现这样一位“星外来客”，不被战士们叹息为江山不幸，也会被敌军讥笑为大宋无人啊！
吕蒙正任人不问亲疏
在家天下时代，任人唯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说皇位的父死子继、代代相传，不说外戚的一女得宠、全家飞升，单是当时明文规定、合理合法的恩荫制（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入国子监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就让大批不学无术的“官二代”轻而易举步入仕途，当上大官。例如按照恩荫制，每逢皇帝诞辰、郊祀、官员告老退休、死前上遗表时，皇帝都会对官员的子弟和亲属封官，有时大臣死后，其子弟、亲属封官甚至多达数十人。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统计，南宋嘉定六年（1213）的官员中，荫补出身的占57%，科举出身的占28%，其他出身的占15%，可以看出，荫补入仕者远远多于科举入仕者。所以，在那个时代，任人唯亲，靠“脑子”不如靠“老子”，靠苦读不如靠出身的风气习以为常。而那些任人唯贤、任人不问出身的，倒是颇有些异类，像北宋状元出身的名相吕蒙正，就是这样一位用人不问亲疏的好领导。
一代名相的“人才库”
吕蒙正任职于宋太宗、宋真宗时期，曾三次拜相。《宋史·吕蒙正传》说：“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可见他是位宽厚正直的宰相，在士大夫间声望颇高。作为宰相，吕蒙正把发现和使用人才当成自己的第一职责。明代郑瑄《昨非庵日纂》记载，吕蒙正曾问儿子说：“我当宰相，外人有何议论？”儿子回答道：“他们说，您当宰相，四方无事，国泰民安。不过，他们还说您颇无能，宰相之权，多为同僚所争夺瓜分。”吕蒙正听后哈哈一笑，说：“我的确无能。但是我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善于用人。”体现出他在人才选拔工作上的自信。
吕蒙正是通过寒窗苦读入仕的，深知人才的难得。他不但在发现和使用人才上不遗余力，而且还独具匠心地建立了一个“人才库”。南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丞相许国吕文穆公》载：“公（吕蒙正）夹袋中有册子，每四方替罢谒见，必问其有何人才，客去随即疏之，悉分门类。或有一人而数人称之者，必贤也。朝廷求贤，取之囊中。故公为相，文武百官各称职者，以此。”吕蒙正的夹袋（古人随身携带的、用来盛放零碎杂物的袋子）中，常常备有一小册子，每当地方官吏汇报工作之余，他必反复询问地方上有何特别人才，并随时把这些人才的情况分门别类，登记册上，如果其中有谁被多人称道，那么就会被他视为贤才而随时为朝廷选用。在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人才库”的是不是吕蒙正呢？不敢妄下结论。不过，他发现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倒确实有其原创性。后世关于人才的著名典故“夹袋中人物”，便出于此。
用人上“固执己见”
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吕蒙正从来不顾及皇帝的好恶，只在乎是否对国家有利。一次，宋太宗准备派人出使辽国，让吕蒙正推荐合适人选。吕蒙正推荐了一位，皇帝不同意；第二次，皇帝再问，他又以最初的人上奏，皇帝仍不同意；当皇帝第三次向吕蒙正要人时，他还是执意推荐此人。皇帝发怒说：“你怎么如此固执呀！”吕蒙正没有被皇帝的怒火所吓倒，反而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并非我固执，不过是您对此人有偏见罢了。我以为，派遣此人出使，一定不辱使命，因为从能力上来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不希望为了讨好您而影响国家的利益。”满朝文武听到君臣二人火药味十足的对话，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好在宋太宗有雅量，不但没有妄加指责，而且最终同意了他推荐的人选，甚至还在退朝后对左右说：“蒙正气量，我不如。”事实也证明了吕蒙正的正确，此人出使辽国，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皇帝相当满意。不过，在君主社会，一切以君主个人好恶为标准，任君主喜怒为刑赏，像吕蒙正这种为实现国家利益、大力推荐优秀人才而不怕批逆龙鳞、不怕受到排挤的，真是凤毛麟角。
有利于国家是用人的唯一标准
恩荫制本身是为了调动人才积极性的，如果荫补级别过高，既不利于人才选拔，也不利于人才积极性的调动，甚至对苦读入仕者，还是一种挫伤，对此，吕蒙正有自己的思考。当初，卢多逊当宰相时，他儿子刚成年便被封为水部员外郎（六品官），以后，宰相儿子荫补封六品官成了惯例。吕蒙正任宰相，轮到皇帝给他儿子封官时，他觉得这个惯例太不合理了，便对皇帝说：“我通过十年寒窗，终于考中进士时，封的也不过九品官罢了。如今犬子刚刚成人，就受如此恩宠，我担心会遭到阴间的惩罚。况且，天下人才，因为没有背景而老于岩穴、得不到半点皇恩的太多了。请求您给犬子仅授我进士及第时的官职吧。”在他的坚持下，皇帝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宰相的儿子荫补只授九品官成了朝廷定制。
吕蒙正告老还乡后，宋真宗曾经两次到他家里探望，反复问他儿子们中间有谁能担大任。“虎父无犬子”，吕蒙正七个儿子，个个品学兼优。然而，在皇帝给他示好、要提拔他儿子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没有推荐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向皇帝郑重推荐了他堂弟的儿子。他对宋真宗说：“我的几个儿子都不能担大任，唯有我的堂侄吕夷简，现任颍州（今安徽阜阳）推官，堪称宰相之才。”于是，宋真宗开始注意吕夷简，并有心栽培，后来，吕夷简果然成了一代名相。
皇帝不喜欢的人，为何要再三推荐呢？按惯例能享受的待遇为何要拒绝呢？皇帝真心示好为何要舍近求远、舍亲就疏呢？看来，吕蒙正作这些重大决定是深思熟虑、反复权衡甚至内心斗争的结果，这些最后的抉择，与其初衷有关、与其原则有关、与其坚守有关，因为在他心里，国家利益至上，当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他总是选择最优秀、最适合的。至于这个人远近亲疏、姓甚名谁，他才不在乎呢，这也是他为推荐使辽人选时敢于同皇帝叫板的底气所在。在少了些许经济待遇就会喋喋不休、少了些许政治待遇就会暴跳如雷、少了些许封赏就会闹得鸡飞狗跳的领导干部当中，吕蒙正把是否有利于国家作为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官二代”柳开的自我炒作之路
柳开，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其父柳承翰，宋太祖乾德年间（963—968）曾任监察御史，典型的“官二代”。作为“官二代”，柳开并没有贪图享乐、荒废学业，而是从小在父亲的监督下苦读诗书，年纪轻轻便满腹经纶，作文无数。
然而，尽管文章写得多，但在名家云集的宋初，柳开只不过是无数“官二代”中的普通一员罢了，既无文凭，亦无学位，又没有在士大夫间形成“洛阳纸贵”效应的诗文作品，这让他懊恼不已。一个“官二代”，一个在文坛名不见经传的“新生代”，要在政坛、文坛上闯出一条成名成家之路，不但需要自身素质过硬，更需要一套善于宣传、推介自己的独特方法。为此，柳开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炒作。
名字炒作是炒作中最常见的手段之一，尤其是借名家的名字炒作，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像现在许多“非著名作家”出书，总要拉来一班子所谓“著名作家”助阵，于腰封上用斗大的字堆积一长串“某某、某某名家联袂推荐”一样。柳开想成名，首先也从名字上做文章。他本名柳开，字仲涂，却偏偏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意思是孔子的学生、孟子的朋友，与扬雄齐名，与韩愈比肩，甚至改名柳肩愈，拿先哲的名头来给自己贴金、镀银、撑门面。他这一炒作，还真唬住了一些人，比如后来官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的赵昌言年轻时，就曾慕柳开之名，千里迢迢从山西赶到河北大名府，目的仅是一睹柳开的风采；又比如后来任史馆修撰、知制诰的范杲，年轻时也以柳开为榜样，把柳开的文章当作范文学习。
弄个响当当的名字，唬住一二文学青年，还远不能实现柳开的目的。在把“进士”作为“敲门砖”的科举时代，只有唬住了考官，通过了科举考试，摘取了“状元”“榜眼”“探花”之类的桂冠，才是一鸣惊人的捷径。不久，柳开参加了科举考试。他参加考试又与一般的举子不同，人家面对考官都是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生怕被讥为狂妄，希望给考官留下低调谦逊的好印象，而柳开赴考却高调出场，他穿着象征士人身份的华丽衣服，还把自己撰写的数千轴文章，用独轮车推着，直奔主考官面前，引得主考官惊诧莫名，瞠目而视。柳开的名字从此在考官和举子间传开了，一谈到科场，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说起那个“文章千轴”的柳开，可见“炒作的力量是无穷的”。
柳开入仕之后，曾历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司寇参军、右赞善大夫，后来又被提拔为知州，成了地方一把手。作为一方官长，他炒作的爱好依旧，而且结合工作来炒作。宋太宗端拱元年（988），他出任全州（今广西全州）知州。全州十分偏远，当地人尚武好斗、民风强悍，钻山为匪者甚众，经常抢掠闹事。面对复杂的治安环境，面对凶神恶煞之徒，柳开却以更加凶神恶煞的态度对付：每次擒获到十恶不赦的暴徒后，他就广发通知，召集全州大小官吏们聚饮，当场杀死暴徒，从其体内取出肝脏，用配刀把肝脏切碎，蘸着盐和醋生食，官吏们无不张口结舌、战栗不已。通过这一炒作，一传十，十传百，柳开“食人肝”的故事被描绘得神乎其神，迅速地在全州散布开来。从此，那些抢掠闹事之徒一听柳开之名便魂飞魄散，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炒作竟能维护一方稳定，带来一方平安，这倒是始料不及的效果。
如果两位同样喜欢炒作的读书人在一起，结果会怎样呢？对于柳开来说，则是一山不藏二虎，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宋太宗时期的状元胡旦，与柳开一样，也是一个擅长炒作、“喜以名骜于时”的读书人。某年，时任漕运使的胡旦模仿孔子《春秋》的体例，新编了一部《汉春秋编年》，无非是借孔圣人的鼎鼎大名，给自己的新书炒作一番。书刚编完，胡旦就邀请时任润州（今江苏镇江）知州的柳开到其住地金山一聚，请他给自己的新书评价评价、宣传宣传。柳开兴冲冲赶到金山，刚翻开书读了凡例和目录，便勃然变色，厉声呵斥胡旦道：“你小子真是个乱纲常、乱名教的千古罪人啊！你是何方神圣，胆敢剽窃圣典的书名、体例冠于编首，今天让我送你一剑，教训教训你这狂妄无知之徒，以儆效尤！”柳开拔剑就往胡旦身上刺去，吓得胡旦提起衣襟，落荒而逃。然而，胡旦的炒作方法与柳开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甚至改名柳肩愈的行为又有何异？不都是借先哲的名头给自己贴金吗？所以，柳开提剑相见，不过是妒忌心作怪罢了。
通过不断地炒作，柳开不仅有了如雷贯耳的文名，而且有了声名远播的侠名，甚至皇帝都把他标榜为一代豪杰。有位姓钱的供奉官，是吴越王钱俶的近亲。一天，柳开到他家里拜访，见书斋墙壁上挂着一幅画，画中女子千娇百媚，楚楚动人，便问画中美女是谁。供奉官说是他妹妹。柳开见是主人家的小姐，又如此美丽，立刻喜上眉梢，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说：“我丧偶多年，正好娶她为继室。”钱供奉的父亲到京城参加朝会去了，他以此为由回答说：“婚姻大事，还是等我父亲朝会回来再议吧。”实际是委婉地拒绝柳开。不料，柳开却哈哈一笑，异常大方地说：“以我的才学，不会辱没你们钱家的。”没过几天，柳开就匆匆向钱家下了聘礼，随即把美人强行娶回家，横蛮似《水浒传》中“抢亲”的小霸王周通。
可怜的钱供奉，慑于柳开的“淫威”，眼睁睁看着年轻貌美的妹妹被人抢亲，恨得牙痒痒，却敢怒不敢言，只好跑到京城，告诉父亲。父亲听后，顿时气得七窍生烟，第二天就进宫拜见宋太宗，哭诉柳开抢亲，当面“告御状”。谁知，宋太宗听后不但没有雷霆震怒，反而笑着问钱父道：“你认识柳开柳仲涂吗？真乃豪杰之士，你找了一个好女婿啊！我来做媒如何？”连皇帝都把柳开当成英雄豪杰，可见柳开的炒作功夫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至于这位钱家老爷子，见皇帝自荐为媒人，转怒为喜，拜谢而去，赶快回家瞧瞧这送上门来的女婿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柳开后来出任过桂州（今广西桂林）、代州（今山西代县）等地知州，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被朝廷调去沧州（今河北沧州）任职，病死于途中，年仅五十四岁。
不讨皇帝喜欢的状元郎
历朝历代，状元大都是皇帝钦点的，备受皇帝信赖与提携，只要他稍懂一点人情世故，稍懂一点“顺杆爬”的人生哲学，往往就能仕途通达、平步青云。何解？因为状元之于皇帝，就像学生之于老师，所谓“天子门生”也，学生的飞黄腾达，是皇帝慧眼识珠和知人善任的最好证明啊。
不过，状元胡旦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胡旦（955—1034），字周父，滨州渤海县（今山东滨州）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戊寅科状元。胡旦才学过人、志在千里，他曾说：“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只是，理想不等于现实，志向不等于前程，良好的开端也不等于完美的结局，甚至同是状元，其发展与际遇也常常大相径庭。像前届太平兴国二年（977）科状元吕蒙正，三次登上宰相之位，位极人臣；像后届太平兴国五年（980）科状元苏易简，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参知政事，风光一时。而心比天高的胡旦，却终其一生都没有出任过任何位高权重的职务，稍一升迁，动辄被贬，仕途坎坷，命运不济。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是胡旦好议论时弊，好批评朝政，不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不懂得讨皇帝的喜欢，甚至偶尔拍拍马屁，都常常拍到马蹄子上，自取其咎。
太平兴国八年（983）前后，宰相卢多逊和赵普先后被贬出京城。卢多逊阴鸷，赵普贪腐，他们被贬，一些颇具正义感的士大夫欢欣雀跃，其中尤其以胡旦喜形于色。恰逢黄河决堤，百姓遭遇水患，时任左拾遗、值史馆的胡旦借题发挥，向宋太宗献《河平颂》，中有“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之句，意思是朝廷浮云蔽日，使得天灾降临，但如今皇帝驱逐了奸臣，排除了水患，终于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是典型的马屁之作，但胡旦拍错了地方。卢多逊与赵普都曾经是位居宰辅的重臣，你以“逆逊”“奸普”给卢、赵定调，岂不是说宋太宗有眼无珠、姑息养奸吗？惹得宋太宗雷霆震怒，责怪胡旦“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把他逐出京城，贬为殿中丞、商州（今陕西商州）团练副使。
当逐臣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尤其是像胡旦这样心比天高的状元郎。百无聊赖之际，他重新打起精神，向皇帝上了一篇《平燕议》，建议朝廷北伐，鼓动宋太宗“齐心平敌，恢拓旧境”，收复燕云十六州（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十六州的总称）。这个建议与宋太宗不谋而合，皇帝一时高兴，重新起用他为左补阙，不久任史馆修撰，并以尚书户部员外郎身份知制诰，成了给皇帝起草诏书的大秘书。只是，这次胡旦没有总结教训，他有意见就提、有批评就说，议论朝政、臧否人物的毛病依旧不改，结果惹得同事不高兴，皇帝不喜欢。胡旦有一好友翟颖，见外敌扰攘经年，百姓多有怨尤，数次上书批评宰相李昉，说他在边事堪忧之际，渎于职守，饮酒赋诗，沉迷声色。同时，翟颖还推举某某等十余人，建议宋太宗重用提拔。他的这些言行，无形中得罪了许多人，因此成了同僚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屡受攻击。鉴于翟颖言辞颇壮，又与胡旦为好友，大家都以为这些奏章是胡旦“捉刀”，便把两位一起告了。皇帝当然不喜欢部下起内讧，加上对朝政的批评早让他心里窝了火，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翟颖流放海岛，把胡旦贬为坊州（今陕西黄陵）团练副使。
其实，胡旦这次被贬实在太冤，说奏章是他“捉刀”，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吧？一不对笔迹，二不录口供，三不叫人证，就凭那些平日对他恨得牙痒痒的同僚几句猜测之词、臆断之语，就把状元郎无端谪贬，还真有些“因喜以谬赏，以怒而滥刑”的味道，这说明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你得罪谁都可以，但千万别得罪皇帝，因为他眉头一皱，就可能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尽管胡旦为人做官不被皇帝所喜欢，但状元郎的出身，还是会让皇帝偶尔想起。胡旦被贬数年之后，宋太宗想了解了解胡旦改造的效果，希望看看这位自己亲自录用的状元郎是否变乖了，一时兴起召回，仍然让他担任知制诰，仍然要他参与国史修撰。胡旦回京任职后的几年，宋太宗年事已高，一心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也就没去过问百官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了。
当时，宋太宗最喜欢的宦官王继恩因镇压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被任命为宣政使、领顺州（今北京顺义）防御使，权倾一时。胡旦素与王继恩关系密切，堪称莫逆。后来，宋太宗病危之际，王继恩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选错了对象、押错了宝，他希望扶持的皇子没上去，他反对的赵恒却成了继位的宋真宗。皇权时代就是如此，吃点、喝点、贪点、占点没事，一旦跟错人、站错队，那就前功尽弃、全盘皆输。咸平元年（998），宋真宗刚刚登上皇位，就立刻把王继恩贬到均州（今湖北丹江口），第二年，王继恩在均州一命呜呼。而胡旦呢？前回交错了翟颖，被贬为团练副使，这回交错了王继恩，又被贬为安远军（今湖北安陆）行军司马，不久还被削籍流放到浔州（今广西桂平），不但被贬蛮荒，而且丢掉了公务员饭碗。
多年以后，胡旦虽然还被朝廷重新起用过，但任命的职位大都是员外郎、通判之类的小官，无非朝廷考虑到他是老状元了，给予些安慰和照顾而已。晚年，胡旦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襄州（今湖北襄阳），破卷读书、埋头著作，撰写《汉春秋》《五代史略》《将帅要略》等六部著作三百余卷，最后把眼睛都写瞎了。一次，久居襄州的胡旦专程赶到京城，希望拜见宋真宗。老状元来了，焉有不见之理？这是一种导向嘛，宋真宗本来已经同意召见。但就在这时，参知政事王曾担心能言善辩的胡旦与皇帝见面时放言无忌、攻击时政，怕到时候皇帝下不了台，劝宋真宗让胡旦书面汇报。宋真宗一想，也是，到时一召见，胡旦倘或以老状元自居，倚老卖老，对朝政批评、对自己指责，那还不让自己颜面失尽？宋真宗最终拒见胡旦，让他有事由中书省转呈。胡旦以盲眼、病体、高年，颤颤巍巍奔波千里来到帝国京都，希望拜见皇帝的要求终于没有实现，只得灰溜溜回到襄州。
虽然吃了一辈子嘴巴的亏，但年逾古稀的胡旦，却死不悔改，仍然臧否人物、批评朝政，仍然心高气傲、尚气凌物。夏竦任襄州知州时，胡旦就经常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横议批评，让夏竦老不高兴，为此，夏竦作了一首《燕雀诗》：“燕雀纷纷出乱麻，汉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无金弹，任尔啾啾到日斜。”你说一个行将就木的退休官员，有事没事去操那份闲心干什么？你再心忧邦国、关心百姓，不在其位，谁会拿你的话当回事？不是自讨没趣吗？所以《宋史》上说他“干扰州县，持吏短长，为时论所薄”，可见他不但不讨皇帝喜欢，而且也让地方领导十分厌恶。
可悲的是，胡旦死后，家里一贫如洗，儿子们甚至连安葬他的钱都没有，只得把他的尸体寄存义庄（地主豪绅以赡济族人为名的一种田庄）。直到宋仁宗时代，襄州知府王田觉得太不像样，上书朝廷获得专款，才终于使这位心高气傲的状元郎入土为安。
人就是这样，性格注定了，路途再坎坷，结局再悲惨，他也不会低头。
将军的憨直
马知节的父亲叫马全义。在五代末、宋朝初，马全义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堪称无敌悍将，他曾随宋太祖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不过，英雄命短，马全义三十八岁便因病去世，留下马知节与母亲伶仃孤苦，艰难度日。马知节一开始并不叫马知节，这个名字是后来宋太宗抚恤功臣遗孤，封马知节为朝廷供奉官时，取老杜“好雨知时节”诗句，特为恩赐的名字。
虎父无犬子，作为将门之后，马知节少年老成，十八岁时，他出任彭州（今四川彭州）兵马监押。作为一方军事长官，他带兵“以严莅众，众惮之如老将”（《宋史·马知节传》），年纪轻轻俨然有其父的英雄风范。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他调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当时，西夏党项族崛起，不断扰边，某年元宵节，西夏军队兵临城下。危急关头，马知节却学起了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大开城门，日日歌谣，夜夜饮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西夏军队观察了数日之后，到底担心埋伏，随即撤退，这显示出马知节超常的勇气和胆识。因为马知节带兵有方，屡建奇功，宋真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三军副总司令。
马知节不但作战英勇，为人也特别憨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朝与北方的辽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多年的混战，开始了和平友好。此后一段时期，边境安定，国内发展，一片繁荣。宋真宗认为自己的功劳堪比唐宗宋祖，内心膨胀起来，为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大中祥符元年（1008），他率数千人东至泰山，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封禅”大典。“封禅”是拜祭天地的宗教仪式，当然得特别虔诚，宋真宗要求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仪卫扈从，在“封禅”过程中一律斋戒，不得食荤。皇帝下令斋戒，这让那些饱食终日的大臣们心慌慌，戒一两天还好对付，三天之后便腹腔空空、口吐酸水。因此，他们表面上信誓旦旦，背地里却想方设法找肉吃。宋真宗不知道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到达泰山脚下后，他欣慰地对大臣们说：“卿等在路素食不易”，表达了对部下的关切之情。本来这种口头慰问也是君臣之间礼节性的习惯，大家胡乱客套几句敷衍一下就行了，谁知，马知节却实话实说，当场爆猛料道：“亦有打驴子吃的”，令在场的人无不愕然。
回到京城，为了庆祝“封禅”大典的圆满成功，宋真宗在开封府大摆宴席、大宴群臣。酒足饭饱，宋真宗率群臣登上城楼，再次去感受山呼万岁的壮观。当他看见城楼下的百姓衣着整洁、精神饱满的样子，非常满意，不禁感叹道：“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辅佐之力”，又大大表扬了部下一番。同样是在这种只适合溜须拍马的时刻，马知节又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全然不顾大家的面子，直言：“贫者总赶在城外”。原来，为了迎接“封禅”归来的宋真宗，大臣们安排开封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城市美化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把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穷人，悉数驱赶到城外去。原想粉饰一下太平、糊弄一下皇帝，结果给憨直的马知节捅破了这层漂亮的窗户纸。这可是欺君之罪呀，大臣们不禁大惊失色，纷纷磕头如捣蒜。
马知节不仅憨直，而且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王钦若因为善于逢迎，得到了宋真宗的极大信任，被视为心腹。王钦若任枢密使时，马知节是枢密副使，不过他对王钦若这位顶头上司非但不尊敬，反而十分讨厌，视为奸邪。他曾当着宋真宗的面，直陈王钦若的种种丑行。然而，说王钦若的坏话，等于对宋真宗的批评，用人不当嘛，让宋真宗颇不高兴。还有一段时间，他上朝时拿的朝笏（古时大臣朝见时手中所执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以为指画、记事之用）比同僚们的大很多，几乎可以当杖用了，宋真宗很是奇怪，问他为什么？马知节回答说：“臣见本院长官多欺陛下，臣不怕惊动官家，恼乱宰相，则打杀此厮儿久矣。”（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意思是王钦若总是欺骗皇帝，如果不担心惊扰皇帝和宰相，他真恨不能用朝笏杀之，让宋真宗尴尬不堪而又哭笑不得。马知节就是这样，不分场合，不管大小，不按常规说话，不按套路出牌，让皇帝和大臣们看了不少笑话，留下了许多可笑的段子。
这个世界常常充满着欺骗和谎言，大臣糊弄皇帝，皇帝愚弄平民，甚至通过“封禅”这种荒诞的活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实，对于事实真相，大家心知肚明，但或因惧怕权威，或因担心打击，或因早已习惯，一律揣着明白装糊涂，没几个人会斗胆去捅破这层薄薄的窗纸，没谁会傻到说“皇帝的新衣”根本就没有衣，就这一点来说，马知节倒是北宋官员中的一个异类。然而，恰恰是他的憨直，让我们在谎言充斥的官场，看到了一份难得的真实。马知节的憨直，倒有其可爱的一面。
到终南山跑官去
古人求仕跑官之路，不外乎如下几种：要么靠自己，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走科举正道；要么靠父母，受恩荫，靠姐妹的脸蛋，当国舅，一步登天；要么靠资财，真金白银，花多少钱，买多大官；要么靠胆子，先做贼，再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不过，古人跑官还有一条通幽曲径，那就是当处士，隐居山林，吟风弄月，攒足了虚名，然后在皇帝的再三邀请之下，回马一枪，轻松坐上显要的位置。宋代处士（闲居未仕或不仕之人，与隐士同）种放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十分另类的“终南捷径”。
种放出身于官宦人家，《宋史·种放传》说他：“沉默好学，七岁能属文，不与群儿戏。”沉默好学好理解，让人惊异的是，他七岁就能写文章，而且孤傲独立，从来不同小朋友玩耍，一副注定要干大事、成大业的模样。让人更加惊异的是，后来父亲劝他考科举时，他竟以“业未成，不可妄动”来搪塞，长年在华山、嵩山一带游历，“慨然有山林意”，想当处士。父亲去世后，他果然结草为庐，携母隐居于终南山豹林谷的东明峰。
当隐士也分真隐与假隐。真隐者以山林岩穴为居，以猿猴麋鹿为友，与世无争，与世无往，老死于苍山老林间，寂寂无闻；假隐者关心时政，惦念朝廷，撰文赋诗，自我炒作，时刻关注自己在外的影响，稍有风吹草动，便跃跃欲试。种放属于后者，他隐居终南山，不甘寂寞，坐而论道，授徒讲学；又好写诗，每有所得，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喜欢奔竞于官场，同州官郡守们纵酒放歌，交朋结友，酬应无虚夕。
当了多年的隐士，讲了多年的学，写了多年的诗，交了多年的衙门朋友，种放声名远播，关系遍布路府州县，甚至连皇帝对他都有所耳闻。宋太宗时代，陕西转运使宋维翰上书说：“种放隐居终南，乞量才录用。”建议皇帝召种放出山。于是，宋太宗下诏，邀请种放到京任职，还特别交代地方官拨一笔专款，给他置办行装。
种放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熬到了头，前途一片光明。他兴冲冲地赶到官府，拿了差旅费，准备起程。这时，好朋友张贺来了，劝种放说：“如果皇上一召唤，你立马应诏的话，最多不过给你一个小小的尉官。不如称病，等皇上第二道诏书到时，那封给你的就绝对是个肥缺了。”种放一听，对呀，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不就是企望得个肥缺做个大官吗？因此，他顺势请张贺帮他上表，称病辞官。谁知，宋太宗也是个倔脾气，一听说种放称病，鼻子里马上哼哼两声：山野之人，还耍什么大牌？把他晾在一边，不再问津，让种放的满腔希望泡了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