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放的第一次官运就以这种哑巴吃黄连的方式结束了。不过，种放想当官的迫切心情却一点也没受影响，他反而更加关心时局，更加关注朝政，他盼望着机会，等待着幸运之神的降临。宋真宗主政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由于党项头目李继迁反叛自立，与朝廷兵戎相见十余年，宋真宗十分头痛，心生厌战情绪。种放何等聪明，他在与大臣们的交往中，早就对宋真宗的情绪洞若观火，便赋诗一首，诗中有：“胡雏负恩信，圣主耻干戈。”这首诗辗转到了宋真宗案头，让他立刻温暖如春，感叹天下竟有如此知音。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召来种放，当场封他左司谏、直昭文馆，当人才看待。种放终于步入仕途，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跑官要凭点运气，运气不好，简直难于上青天，运气来了，一首小诗就能让天子刮目相看，引为知己，得来全不费工夫。接下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宋真宗待种放那真是好，经常拉着他的手，并肩登上龙图阁，一起畅谈天下大事，给他以特殊礼遇，后来又重任他为工部侍郎，转眼成了副部级高官，让满朝文武眼红不已。
但是，作为处士，以“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标榜于世，他引人注目的根本是“出尘”，而不是“入世”，这种人表面上是不能过于热衷官场的，否则会招人闲话遭人妒忌。因此，种放过了几年官瘾之后，觉得该做做样子，摆摆处士的谱，平复一下士大夫们的冷眼与热议了。景德元年（1004），种放请示宋真宗，暂时辞官。临别之际，宋真宗在宫里摆了几桌丰盛的酒席，邀请大臣们作陪，为种放饯行。其实，大多数同僚是看不起种放这种既做婊子又树牌坊的行为的，但宋真宗奉他为座上宾，没办法只得敷衍。当然，也有连皇帝面子都不给的，当宋真宗让大家赋诗为种放送行时，翰林学士杜镐就推辞说自己不擅长赋诗，当场吟诵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那可是专门针对处士“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的讽刺名作，对明做处士、暗地却跑官要官的丑行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这杜镐也真是，不但没有恭维，反而奚落了种放一通，使本该其乐融融的君臣话别不欢而散。
回到阔别已久的终南山，种放继续当他的处士。不过，虽说如今一介布衣，但他依然频繁往来于朝野之间，频繁往来于王公贵族与文武大臣之间，活跃得很。景德二年（1005），在宋真宗的邀请下，种放又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朝廷。这次，他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大中祥符元年（1008），再次提拔为给事中。次年，他又回到了终南山。
只是，种放这种循环往复、亦官亦隐的行状颇让大臣们鄙视，他们把种放看透了，认为他是一个投机者。加上种放为官贪污受贿、腐败奢侈，京城附近，他经营着许多资产，购买了万顷良田，而他那些学生、门客又仗势欺人，鱼肉百姓。所以，种放在士大夫间的形象极坏、口碑极差，让他们恨得牙痒痒，只是没有扳倒他的机会。
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西去汾阴（今山西万荣），举行祭祀后土的仪式。仪式结束后，宋真宗把种放召来一叙，谈着谈着又舍不得了，要求种放随自己一同回京。种放故技重演，连忙推辞，无奈之下，宋真宗对种放说，不久我还会再召你的，种放不禁心花怒放。回京之后，大臣们知道宋真宗将复召种放，便找到种放的老乡雷有终，托雷有终对种放说：“皇上不久就会召你，你千万不要轻易答应啊，保留一下处士的气节。过一段时间，你再给皇上上奏章，表达一下思念之情，这样，皇上定然更加重用你。”种放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宋真宗回京不久，果然就与大臣们商量召种放的事，出那馊主意的大臣乘机对皇帝说：“您下诏后，种放一定会借故推辞。如果过一段时间不再下诏，种放又会主动请求朝拜您。”有这事？宋真宗十分疑惑，试着下诏召种放，种放马上推辞。一试即灵，皇帝有点吃惊。又试着不再下诏给种放，半年后，种放果然请求拜见，宋真宗大骇，赶紧召见当初设圈套的大臣说，真的如你所料啊！从此，宋真宗再也不敢宠幸种放了，甚至准备拨付给他买山筑屋的专款，也临时变卦不肯下拨。这年冬天，种放抑郁而终。
俗话说得好，“做官一时，做人一世”，做官既不能上面一套、下面一套，也不能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否则，只顾上头，忘了下头，讨好皇帝一个，却得罪文武一大帮，这样的人，走在平坦的大路上也可能会摔跟头的。
宋朝秘书们的“润笔钱”
宋朝皇帝的秘书班子，包括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知制诰等。这个秘书班子里的人，都是皇帝千挑万选出来的，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不过，秘书们虽然才学兼优，但鉴于当时工资水平低，待遇不够好，皇帝便琢磨着要想个什么办法来弥补一下，好让他们安心工作。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载：“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秘书班子分“内外两制”，翰林学士所拟、直接发自禁中的诏令为“内制”，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所拟诏令为“外制”。秘书为皇帝起草官员任命文件，被任命者凡提拔到给谏、待制官以上的，都要给他们掏润笔费用，或钱或物，意思意思。不过，意思毕竟只是意思，标准不明、数额不定，酷似“打秋风”，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所以，宋太宗继位后，想秘书之所想，急秘书之所急，把秘书的润笔钱写进了红头文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规定了具体金额，还刻碑立在舍人院中，成了长效机制，可见领导对提高秘书待遇的重视程度。
皇帝调整一批干部，秘书从容起草完任命文件，瞟一眼舍人院中的石碑，就知道今天进账多少，这对于本拥有一份工资的秘书来说，无异于意外之财，相当于皇帝给了他们一条致富的捷径。而且，不怕你赖账，“每除官，则移文督之”，你还在上任的路上，追银子的文件就尾随而来了。“要想富，动干部”，如今连起草“动干部”文件的工作都成了人人向往的美差。
对于秘书来说，这么一个源源不断的业务，是不是要轮流安排，利益均沾呢？也不是。皇帝有皇帝的标准，官员有官员的偏好，文件拟得好的，上下皆喜，业务量大，进账自然就多。宋真宗的秘书杨亿才华卓绝，文件拟得好，“当时辞诰，盖少其比”（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其他秘书没得比，深得宋真宗喜爱，不但宋真宗安排的业务多，而且一些官员为了让自己的名字能够出现在杨亿起草的干部任命文件中，甚至专门等到杨亿值班的时候才提出申请，“朝之近臣，凡有除命，愿出其手。俟其当直，即乞降命”。例如，寇准被皇帝提拔为宰相，就是杨亿起草的文件，其中“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宋稗类钞》卷二十二）几句，让寇准异常高兴，惊叹“正得我胸中事”。为此，寇准除了支付规定的润笔钱外，还“例外别赠白金百两”，给了杨亿一笔丰厚的外快。
这个润笔钱政策，的确让平时喝惯了西北风的秘书们尝到了甜头，文章越写越好，待遇越来越高，像杨亿收寇准“白金百两”，几乎一夜暴富。不过，皇帝给的政策好是好，但他只给政策不掏钱，润笔钱由文件中被提拔的官员出，无疑加重了官员们的经济负担。这意味着他们还没领到工资，就要交一笔不菲的“买官钱”。寇准毕竟任过多年要职，堆金积玉、资财殷实，再多也能轻松支付，但对于许多家境贫寒，积蓄无几的官员来说，势必把他们逼到更穷的境地，秘书的收入增加了，他们却被害惨了，结果不是道尽途穷、债台高筑，就是受贿索贿、频频伸手。皇帝做好人，官员来买单，这让下面一些人很有意见，因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到许多抵触，落实起来越来越难。
宋代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一说：“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秘书们拿起毛笔就兴奋不已，官员们收到文件就心惊肉跳，被提拔者拖欠、秘书们追讨润笔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对立情绪日益严重。元丰年间（1078—1085），宋神宗感到这个制度再难执行下去，取消了收取润笔钱的规定，“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梦溪笔谈》卷二）
润笔钱虽然在官方文件中消失了，但秘书的待遇不能减呀，那既影响文章水平，又挫伤工作积极性，宋神宗的办法是给秘书加薪，“内外制皆有添给”，改官方掏钱为皇帝买单，矛盾迎刃而解。这说明，政策可以取消，领导对秘书的关心永远不会取消。
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端不是进士出身，但他最后成了宋太宗、宋真宗时期的宰相。
吕端（935—1000），字易直，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吕端是恩荫入仕的，父名吕琦，曾任后晋兵部侍郎，父亲死后，朝廷抚恤老领导家属，给吕端安排了一个名为“千牛备身”的侍卫职务，吕端从此步入仕途。五代乱局中，他曾历任国子主簿、太仆寺丞、秘书郎、直史馆等职。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吕端又历任太常丞、浚仪知县、洪州知州、成都知府、参知政事等职，最后当上了宰相。宋朝是文人的天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大夫历来瞧不起没考上进士而靠祖上的荫德入仕者。所以，吕端作为一个没有“文凭”的大老粗，坐稳交椅本已不易，而步步高升成为宰相，领导满朝状元、进士出身的文人士大夫，则难上加难。据统计，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前后共任用宰相七十一人，其中进士出身六十四人，非进士出身仅七人。吕端以非进士出身而历任两朝宰相，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足智多谋，稳妥谨慎
宋太祖兄弟五人，两个早亡，剩下赵光义和赵廷美两个弟弟。宋太祖去世后，赵光义坐上了皇位，成了宋太宗，这时，弟弟赵廷美与这位皇兄的关系陡然微妙起来。因为按照母亲昭宪杜太后临终前确定的“金匮之盟”，赵廷美是下任皇位继承人。然而，这位精明的皇兄赵光义似乎不太愿意看到弟弟接自己的班，他想传位于子，所以，他对弟弟开始有了戒备猜忌之心。这层内心深处的想法，那群读死书、死读书的士大夫是不容易觉察的，但吕端洞若观火。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太原，攻打北汉，打算安排赵廷美留守京城，赵廷美居然想接受，真是糊涂一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外出的皇帝无论是巡视还是亲征，最怕后院起火、祸起萧墙。既然皇帝早已对这位皇弟有所猜忌，难道真的会让他留守？试探罢了。当时，赵廷美受封为齐王，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吕端是他手下的判官。对此，赵廷美浑然不觉，历来谨慎的吕端赶紧向这位憨齐王说：“皇上作为一国之君，不顾艰危，浴血亲征，您作为亲王，应该主动请缨，扈从左右，为皇上分担。您如今贪图安逸，答应留守，不合时宜啊。”吕端建议他推辞留守之任，主动请求从征。赵廷美依计行事，请求出征，宋太宗果然同意，而且显得十分高兴。吕端参谋得当，既符合宋太宗的希望，又让齐王避免了嫌隙，皆大欢喜，可见吕端行事的稳妥与明智。
虽然立了一功，吕端却没有得到重用。不久，因为赵廷美王府的官吏违背皇上诏令，贿赂执事者买卖树木，吕端被牵连获罪，贬至地方。上天只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不假。在地方上，吕端政绩良好，不久被提拔回京。
端拱元年（988），宋太宗给吕端委派了一个重要差事，出使高丽（今朝鲜半岛）。作为大国使节，吕端谦和友好而又不卑不亢，大胆交涉而又严格谨慎，对于高丽王超越正常礼节性的馈赠，一律拒绝。吕端此次出使，既出色完成了任务，又保持了大国的使节形象，为后来出使者，树立了典范。比如后来宋神宗元丰年间出使高丽的钱勰，就始终以吕端的成例执行，凡是吕端当时所拒绝的例外馈赠，一律拒收。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吕端一行经海道回国途中，天气骤变，海上狂风大作，巨浪滔天，甚至把桅杆都吹断了，一船人大惊失色，慌作一团。但是，领队人吕端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始终安静地坐在船上读书，就像平时在家里的书斋一样，其沉着稳重，可见一斑。吕端出使高丽的出色表现，给宋太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吕端归国后，宋太宗当即授他户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礼院，不久又重任为右谏议大夫。
智者一失，因故贬官
宋太宗九子，长子赵元佐，次子赵元僖，三子就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赵元佐从小聪明机警，容貌极像宋太宗，深得宋太宗钟爱。宋太宗还长期把赵元佐带在身边，悉心教导，亲自培养。先封卫王，再封楚王，并命他迁居东宫，拟立为储君的用意十分明显。因为“金匮之盟”，宋太宗到底担心弟弟赵廷美威胁自己的皇位，诬陷赵廷美密谋造反，将他贬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逐出了京城和权力核心。在此过程中，赵元佐作为皇长子，太宗属意的接班人，不但没站在父亲这边，反而实话实说，为叔父申辩，受到父亲最严厉的斥责。结果，赵元佐忧惧成疾，一夜之间疯了。于是，这接班人，只能重新选择。经过慎重考虑，宋太宗把次子赵元僖作为接班人培养，进封他为许王，兼任开封府尹，先让他历练历练。为了避免重蹈赵元佐的覆辙，宋太宗决定选择一位稳重而又可靠的人辅佐赵元僖，这次，他又选择了吕端，让吕端以右谏议大夫兼任开封府判官，吕端因此成了赵元僖的幕僚。
然而，赵元僖亦命运不济，淳化三年（992）忽染怪病，在很短的时间内暴病而卒，年仅二十七岁，让宋太宗悲痛欲绝。有人把赵元僖的暴毙归罪于他爱妾张氏的专恣，震怒之下，宋太宗安排成立了专案组，就太子之死对相关人员追责，张氏被判死刑，左右亲吏处以杖刑。吕端虽受赵光义器重，也遭牵连。
当时，御史武元颖、内侍王继恩负责吕端的案子。俩人到吕府说：“我们奉皇命来审问您。”吕端神色镇定，回头告诉随从说：“去取我的官帽来。”这俩人说：“您不用这样正式，我们随便问问就好。”吕端说：“天子要讯问，我就是罪人，怎么能在堂上面对主讯人呢？”随即下堂，且有问必答。如此低调的态度，让赵光义对吕端欣赏有加，所以并未重责，仅仅是给他降了职。
第二年，朝廷新设考课院（官署名。掌磨勘幕职、州县官功过、引对黜陟），重新调整干部，宋太宗召见了部分遭到贬谪和安排为闲职的官员谈心，想听听他们的想法。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向宋太宗诉说条件有多么艰苦，泪流不止，颇有抱怨。轮到吕端对答时，他说：“臣先前辅佐齐王廷美，没有监督好府内官员，贬谪商州，承蒙陛下不弃，随即提拔回京。后来许王元僖早逝，臣实在罪责难逃，陛下又并未严惩，让臣仍在京任职，于臣来说，真是罪大而幸甚啊！如今，臣只要能得到一偏远之州的副职就心满意足了。”而宋太宗却亲切地说：“朕自然是了解你的。”这次，宋太宗不仅没继续贬吕端的官职，反而马上让他官复原职，随即出任枢密直学士，刚过一个月，又提拔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从此，吕端进入了朝廷的核心决策层。
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经过一段时期的历练和考验，宋太宗决定把宰相这一重担，交给“你办事我放心”的吕端。据北宋诗僧文莹《玉壶清话》记载，至道元年（995）春，宰相吕蒙正求去心切，宋太宗有意让吕端接任，一次宫中宴会上，宋太宗特作《钓鱼诗》赠吕端，诗中有句：“欲饵金钩深未到，磻溪须问钓鱼人”，把吕端比作周文王身边的姜子牙，暗示将拜他为相，可见宋太宗对他的倚重和信任。然而，吕端却和诗道：“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以钓鱼无术来比喻自己不堪重任，请求宋太宗另访贤达，亦见他的纯正和谦虚。后来，当宋太宗把这个想法在近臣间抛出来的时候，有人以吕端喜怒不形于色，评价说：“吕端为人糊涂。”宋太宗却斩钉截铁地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当年四月，宋太宗最终拍板，提拔吕端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吕端为宰相。
对于吕端，宋太宗比别人看得更准——不拘小节、大智若愚，是个可以放权、放手、放心的能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吕端从来不看重权力，不眷恋名位，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他任副宰相（参知政事）后，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寇准随后也被任命为副宰相，吕端不讲资历，请求排位时居寇准之下。吕端升任宰相，寇准仍为副宰相，他又请求宋太宗下诏，让寇准和他轮流掌印，一同处理国家大事。宋太宗虽然采纳了吕端的这一建议，但规定凡大事都先由吕端先定夺再上奏，实际上是再一次明确了吕端的最高权力。而吕端又总是谦让，许多大事，均与寇准有商有量，从不专断。
吕端在重要岗位上任职数十年，不蓄资产，轻财好施，常常资助贫病老弱。他去世以后，三个儿子甚至连办丧事的钱都不够，只好用房屋作抵押借贷，才办完婚事。后来，还是宋真宗出面，从内府拨专款，才把房屋赎了回来。而同时代许多宰执大臣和封疆大吏，都莫不是广厦千间、良田万顷，家产子子孙孙几代都可能花不完。所以，无论人品、官品，吕端都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楷模，这也是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庶僚小官，一步步被提拔重用为宰相的根本原因。
南宋徐自明编撰的《宋宰辅编年录》中，记载了宋太宗授予吕端宰相之职时的诏书，诏书中有一段评价说：“（吕端）简直夷旷，宣慈惠和。挺王佐之伟才，负人伦之硕望。顷自擢参枢轴，再历炎凉。运奇兵于庙堂，询谋惟允；贡昌言于帷幄，謇谔可嘉。适当求理之辰，益见匪躬之节。矧又周知大体，多识旧章，用晦而明，中立不倚。”意思是吕端既有王佐之才，又有仁厚之心，是一个有气节、有声望、识大体、顾大局、刚正不阿的君子。这个评价，基本能反映出他在宋太宗心目中的印象，怪不得连前宰相赵普都曾说：“我看吕端在朝中的表现，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真有宰相器啊！”赵普是开国元老、两朝宰相，日理万机，目人无数，连他都评价吕端有宰相的才能和气度，也足见吕端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形象和影响力。
处事稳妥，力挽狂澜
吕端出任宰相后，果然不负厚望，处事稳妥、协调周全，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关键的时候提最合理的建议，力挽狂澜。
西夏曾是宋朝藩属，后来李继迁上位，不但反叛宋朝，而且骚扰边境，致使宋夏战火连绵。一次战斗中，前线将士意外俘获了李继迁的母亲，边将赶快报告宋太宗，并请示如何处置其母。当时，寇准任枢密副使，负责军机，宋太宗因此叫寇准过去商量，最后决定对李继迁母亲就地正法，以报扰边之仇、雪反叛之恨。寇准商量完出来，准备去发布命令。当他路过吕端的办公地时，吕端看到寇准行色匆匆，一贯谨慎的他，感觉到前线肯定有大事，赶紧叫住寇准，细问端详。听说要斩首李继迁之母，他忙叫寇准暂缓发布命令，等待他向宋太宗汇报沟通后再说。
吕端急速入宫拜见宋太宗，说：“当年项羽捕获刘邦之父，项羽扬言要杀刘太公时，刘邦竟然无耻地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说明，凡举大事者，危急关头，常常是连至亲也顾不上的，何况像李继迁这样的悖逆之人？今天杀其母，明日就能捕获李继迁吗？如果不能，杀其母，不过是加深了对方的仇恨，坚定了对方反叛的信念罢了。”宋太宗一听，惊出一身冷汗，忙问应该如何处置。吕端建议，把李母安置在前线延州，好生赡养，以此招降李继迁。宋太宗恍然大悟，连连称善，还说：“倘若不是你及时提醒，真的误了大事我还浑然不觉呢！”后来，李母善终于延州，不久李继迁去世，李继迁的儿子因为宋朝善待其祖母，归顺了宋朝。这一事件的始末和结果，再次证明了吕端的深谋远虑和沉稳谨慎。
最能体现吕端的过人之处，还是在他牵头处理改朝换代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上。皇帝驾崩，朝局就有变，权力就有争，这是权力更替的“综合征”，常有的事。宋太宗选择皇位继承人，因长子赵元佐既疯，次子赵元僖已逝，选择了三子赵恒，这为宫廷斗争埋下了伏笔。宋太宗一过世，因为赵元佐依然在世，朝廷大臣便开始各为其主而针锋相对，最后甚至磨刀霍霍了。太监王继恩牵头，组织参知政事李昌龄、一李姓殿前都指挥使（《宋史·吕端传》记载为李继勋，因宋初名将李继勋977年已去世，此处疑为宋真宗即位后解除兵权的李继隆）、知制诰胡旦等一班实力派，决定拥立已经被宋太宗贬为庶人的赵元佐，理由是他是宋太宗长子，废幼立长，名正言顺。
眼看就要兵戎相见、流血五步，皇后李氏赶紧安排王继恩去请吕端来拿主意。这里，李皇后使了个小计谋，没安排其他太监去请吕端，单单安排“造反头子”王继恩亲自去请，其用意不言自明。吕端一听宋太宗去世，皇后有请，知道情况有变，当机立断，让身边人赶紧把王继恩扣押，专人看管，同时跑步入宫。吕端到达后，皇后正泪眼婆娑，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她对吕端说：“如今皇帝刚刚驾崩，大臣们要立长子，你说如何是好？”吕端镇定自若地说：“当时皇帝确定寿王赵恒为太子，就是为了今天能继承大统，如今先帝尸骨未寒，怎么能违背他老人家的遗愿呢？”他一边安慰李皇后，一边耐心说服其他大臣，然后把太子赵恒侍奉到宋太宗梓宫前，明确赵恒为皇位继承人，是为宋真宗。
赵恒登基后，第一次坐殿召见诸位大臣时，因为垂着帘子，吕端担心宦官们以赵元佐冒充赵恒，站在殿下不拜，请求皇帝卷帘。赵恒卷帘后，吕端走上前仔细辨认，确认是赵恒后，才走下台阶，率领群臣跪拜新皇帝。随后，宋真宗与吕端商量，对阴谋另立赵元佐为皇帝的几位大臣一一做了处置，解除李姓殿前都指挥使兵权，以使相身份陈州（今河南周口）安置；贬李昌龄为忠武军司马；贬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胡旦处理最重，被朝廷除名，流配浔州。赵恒在老成持重的宰相吕端的精心安排下，登上了皇位，成为宋朝第三位皇帝。继位之争，终于没有酿成同室操戈的苦果，就此来说，吕端功莫大焉。
宋真宗继位后，每当接见大臣时，对吕端都是恭恭敬敬，而且从不直呼其名。因为宫前阶梯高，吕端体胖身高，行动不便，“特令梓人为纳陛”，即在宫前制作较矮的木阶梯，给予特别优待和照顾。宋真宗不但继续请吕端担任宰相，而且不断给他加官晋爵，连加其右仆射、监修国史、太子太保等。吕端退休后，宋真宗时时派人问候，多予赏赐。咸平三年（1000），吕端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吕端去世后，宋真宗不但为其封妻荫子，还赠司空，谥号正惠。吕端实现了高位善终，得到了一个做大臣的最高礼遇，可谓圣眷优隆。
吕端一生经历了刀光剑影的五代乱局，见证过黄袍加身的改朝换代，置身于宋初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一直处于跌宕起伏的激流之间，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但面对惊险，吕端都能从容面对、妥善化解，这得益于他的持重、淡定、周全、谦逊。如果说他这一辈子真的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的话，不过如此而已。当然，一个人处于权力巅峰，要真正做到荣辱不萦心，得意不忘形，临危不惧，处事不乱，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后世人对他都佩服有加，有诗为赞曰：“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科场“快枪手”
武士对决讲究眼疾手快，而在宋代，举子考进士中状元同样也看出手快不快。
宋太祖夺取天下后，对唐末五代武夫乱国的局面颇伤脑筋，采取扬文抑武之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恢复隋唐旧制，开科取士。开始，宋太祖并未确定殿试这一程序，科考全过程均由礼部主持，最后只把结果告诉自己完事。但开宝六年（973）那场科考结束后，新录取的进士到讲武殿向皇帝谢恩，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宋太祖发现新录取的进士武济川、刘睿等人学识浅薄，答非所问。而武济川恰是主考官的同乡，这让宋太祖很不高兴。后来，又有人击鼓上诉，状告这次科考取舍不公。震怒之下，宋太祖将礼部已经录取的和部分未录取的举子共两百余人，一起召到讲武殿，亲自主持，重新出题，重新考试，重新录取。此后，殿试就成了宋代的科考定制和最高门槛。
宋太祖武夫当国，更欣赏那种下手快的高手。他规定，参加殿试的举子，都要完成三个题目，谁最先交卷即为状元。有一次殿试，宋太祖甚至同时遇到了两个“快枪手”。开宝八年（975）乙亥科殿试中，举子王嗣宗和陈识两人同时完成，同时交卷，宋太祖犯了难，一场科考总不能出现两个状元吧？于是，颇好搞笑的宋太祖就让两人在朝堂之上打了一架，谁赢谁为状元。结果，王嗣宗摔倒了陈识，中了状元，王嗣宗因而被人戏称“手搏状元”。
到了宋太宗时期，依然遵循太祖旧制，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依然以出手快为取舍标准，“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科的吕蒙正，到后来的胡旦、苏易简、陈尧叟等，个个都是才思敏捷的“快枪手”，题目拿起就能动手，文如泉涌，一挥而就，皆因抢先交卷成了状元。
虽然“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然而皇帝们的初衷并不单单是以行文快慢为唯一的取舍标准，他们的要求是文理顺而才思捷，即又好又快。但是凡事断章取义者多矣，又好又快落实到了下面就变成了无所谓好，只寻求快了。于是，普天下的读书人纷纷寻找成章捷径和答题良方，管它文辞美不美，义理通不通，下笔千言，胡拼乱凑，“惟以敏速相夸”，只要下手快就行。从太平兴国初到淳化（976—994）的十数年间，科场拼凑之风、轻浮之风盛行，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举子李庶几甚至牵头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作文竞赛。他把那些将要参加当年壬辰科考试的举子们，集中在京城一个烧饼铺里，以厨师烙好一个饼的时间完成一韵诗者为胜，闹得路人侧目，沸沸扬扬。事情辗转传到了宋太宗的耳边，这不是拿堂堂国考开玩笑吗？宋太宗雷霆震怒，决定采取措施来刹刹这股歪风。
殿试的时候，宋太宗特意从《庄子·寓言》中，摘出“卮言日出”四个字，拟了一道非常冷僻的赋题，他要看看这些平日以敏速相夸的考生们，是如何抓耳挠腮的。考题发下去不久，众考生还在眉头紧锁之际，李庶几就草草成篇，抢先交卷了。看到他那轻松得意的样子，宋太宗不禁怒火中烧，对着李庶几大声呵斥，当场把他轰出了考场。这次，文思敏捷的李庶几落了榜，作文慢慢腾腾的孙何却中了状元。
从此，科考不再以答卷快慢为标准，科场“快枪手”没了市场。
李沆“圣相”之名是怎样炼成的
宋初那些宰相中，李沆并不是最受后人追捧的。论气度，他不如范质忍辱负重；论资历，他不如赵普开国有功；论为人，他不如寇准刚烈执拗。然而在当时，他却受到了士大夫的热烈追捧，交口赞誉，人称“圣相”，名声显赫如范质、赵普、寇准者，也没有人冠以如此美名。那么，李沆“圣相”之名是怎样得来的呢？
李沆（947—1004），字太初，洺州肥乡县（今河北邯郸）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甲科进士，历任著作郎、右补阙、知制诰等，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出任过短短一年的参知政事，随即因故被罢，起用后任过一些州府的一把手。后来，宋太宗由于长子赵元佐疯了、次子赵元僖死了，至道元年立第三子赵恒为太子。他要给太子物色一个学问深厚、品德高尚、口碑良好的老师，经过反复筛选，最后选择了李沆，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诏书中还明确要求赵恒对李沆执弟子之礼。从这一系列安排可以看出，宋太宗在离世让位之前，的确在为儿子精心物色顾命大臣。
赵恒不久接班，是为宋真宗。鉴于师徒朝夕相处、配合默契，顺理成章地任命李沆为宰相。虽然与皇帝有师徒之交，但李沆却从没打算利用这层关系当宠臣、谋私利、除异己。他不像那些靠在潜邸当奴才，然后随着主子飞升而内心膨胀，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的势利小人。他当宰相，政治理想高于物质要求，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得失。
宋真宗继位后，外有北方辽国和西方西夏的侵扰，内有益州王均叛乱，可谓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面对复杂的国内国外形势，李沆以殚精竭虑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他埋头工作、寡言少语，尤其不喜欢客套之辞，有人送他一个“无口匏”的外号，意思是没口的葫芦。弟弟李维把这个说法转告他，他说：“我不是不知道人家的议论，只是士大夫们的真知灼见，大都在朝堂上或奏章中表达了，我都把它们落到了实处，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加上北有契丹，西有夏人，国家大事繁多，必须加紧时间研究对外防御、对内稳定之策，时不我待啊！至于同大家一起谈天说地，讨论是非功过，难免互相吹捧，这是我不愿意的。”不仅如此，他甚至对工作专注到了忘我的境地，心无旁骛。有一次，他家庭院中的围栏坏了，妻子故意不让下人去修理，倒要看看老头子会不会关注一下。谁知，一个多月过去了，天天从围栏边经过的李沆，却从没提及要修理修理，妻子问其故，李沆回答说：“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
做官就是做人，做人决定做官，尤其是宰相这种主持朝政、协调上下、以落实国家大政方针为己任的朝廷重臣。态度过于暧昧，难免为君子所诟病；言行有失检点，恐怕为小人所利用。当宰相，首先得严于律己，把一个“人”字写端正，才能在朝廷各色人等间昂起头、挺直腰。宋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卷上记载说：“李文靖（文靖为李沆去世后朝廷所赠谥号）公沆为相，专以方严重厚镇服浮躁，尤不乐人论说短长附己。”意思是李沆做人方正、严格、慎重、厚道，尤其不喜欢人家为打击异己来吹捧自己，使那些急功近利、希望通过拍马屁与自己套近乎的人无缝可钻。当时，户部员外郎、知制诰胡旦因故被贬到坊州任团练副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未见朝廷起用他的消息，因为曾与李沆同为知制诰，心想老同事、老朋友当宰相，还不提拔重用自己？便以祝贺李沆拜相为由，给他写了一封贺信。不过，祝贺就名正言顺地祝贺吧，他却在信中历数前任宰相的不是，说什么“吕参政以无功为左丞；郭参政以失酒为少监；辛参政以非材谢病，优拜尚书；陈参政新任失旨，退归两省……”（《避暑录话》卷上）只有他李宰相才是德才兼备、众望所归，把李沆捧上了天。李沆一看，十分不快地说：“我难道真像信中说的那么优秀吗？不过是机遇好罢了。背着人家说坏话，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何况为了抬高一人而打击四人！”李沆任相期间，胡旦始终没得到重用。
李沆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皇帝的工作，常常规劝皇帝做有利于稳定、有利于团结的决断，阻止那些不利于稳定、不利于团结的决断，甚至不怕雷霆震怒。一天，宋真宗让侍从拿着册立刘氏为贵妃的手谕送给李沆，让他办理一下。李沆一看不符合制度，便当着侍从的面用蜡烛烧掉了皇帝的手谕，并让其转告皇帝：“就说我李沆认为这样做不妥。”宋真宗最终取消了这个决定。驸马石保吉请求担任使相，宋真宗又来征求李沆的意见。皇帝想提拔自己的女婿，还不是一句话的轻巧事儿？找你商量是看得起你，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顺水人情还不知道做？谁知李沆却说赏赐、加封的做法，都得有其理由。石保吉虽是内戚，但一无政绩，二无战功，如此加封，恐怕会招来非议，“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议”（《宋史·李沆传》），最后硬是没让这个驸马爷得到提拔。
李沆之所以能够如此坚持原则，关键是他为人光明磊落，做事心底无私。当时，士大夫流行向皇帝密奏政事，看谁不顺眼了，就到皇帝那奏一本，反正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李沆从不写这样的奏章。宋真宗问他：“大家都写密奏，为什么独独不见你的？”李沆回答说：“我是宰相，公事都能开诚布公，何用密奏？那些向您呈密奏的，不是挑拨离间，就是花言巧语，我对这种行为非常厌恶，怎么还会去效仿呢？”
作为宰相，手里掌握着人权财权，找他跑官要官的挤破门槛，给他送钱送物的络绎不绝，李沆一律以自己的方式拒绝。《宋史·李沆传》说：“沆性直谅，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居位慎密，不求声誉，动遵条制，人莫能干以私。”说明李沆正直宽厚、行为谨慎、心怀全局、严于律己，不追求政绩，不沽名钓誉，凡事按制度办理，这样，谁也别想从他这里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是啊，只要自己内心没有花花肠子，没有利益的争夺与人情的纠葛，谁又能把自己拉下水同流合污呢？在主观和品性上，李沆是过得硬的，他贪心不大，欲望不强，非常知足。人家当宰相，住的都是豪华别墅，他当宰相，府第狭小、空间逼仄，议事厅门外仅容一匹马调头，有人劝他建座大宅子，他却说：“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佛教名词。佛教徒称佛典为内典，世俗文献为外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宋史·李沆传》）他的理由是，国家的俸禄和皇上的赏赐都十分丰厚，按说建座宽敞的宅子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正如佛典所言，世界是有缺陷的，怎能事事圆满、件件称意呢？建新宅，少说也要一年，人生朝不保夕，又岂能让人长久安居呢？鸟把巢安置在一根小枝上就已经非常满足了，我又何必费神费力去追求住宅的宽敞呢？
一个天天在名利场上打滚的人，一个大笔一挥就黄金万两的宰相，能把荣华富贵与物质享受看得如此透彻，真是难能可贵。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在多事之秋还是在承平之日，李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工作状态，甚至对于皇帝，也想方设法使他勤政，逼他务实。时人有段子说：“李相太醒，张相太醉。”张是张齐贤，与李沆同为宰相，张齐贤因好酒罢相，而李沆却任相至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沆为人处世和对待工作的态度。王旦也曾经与他搭档任参知政事，当时西北战事频仍，宰相们忙于研究与调度，常常通宵达旦，工作异常辛苦。有一天，王旦面对李沆叹息道：“我们哪天能坐享太平、悠闲自在呢？”李沆说：“有些忧虑和辛苦，倒是件好事，可以让人时时保持警惕，即使某天真的四方平安了，朝廷也未必能高枕无忧。”后来，契丹和亲，战事稍息，王旦问李沆有什么看法，李沆说：“好倒是好，只不过皇上恐怕会渐渐心生奢侈的想法了。”李沆仍然天天选择灾情、盗贼的情况向皇帝报告，王旦说大可不必拿这些小事去烦皇帝，李沆则认为皇帝还年轻，应当使他懂得天下的艰辛、百姓的苦楚，否则，血气方刚的他，不沉迷声色犬马，就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之事必然接踵而至。“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宋史·李沆传》）李沆死后，宋真宗果然大营宫观，大搞劳民伤财的祭祀活动，王旦劝说也毫无作用，无可奈何之际，他回想起李沆当年的话，简直佩服之至，不禁感叹道：“李文靖真圣人也。”
李沆任宰相的几年，是宋朝建国以来最平静的一段时期，战火稍息，局势渐稳，经济和社会呈现繁荣之态。这种局面的形成，作为宰相的李沆功不可没。可惜，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七月，李沆因病逝世，年仅五十八岁。李沆死后，再也没人敢在宋真宗面前坚持原则、规劝勤政了，东封西祀也好，卖国求荣也好，都由着他随心所欲。王钦若、丁谓等一帮宰相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鼓动皇帝搞花架子，以致边境战火复燃，国内盗贼纷起，李沆时代的大好形势，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宰相王旦的大雅量
王旦是宋真宗手下的宰相。作为宰相，大权在握，给人好处容易，公报私仇也轻巧。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但历朝历代真正有雅量的宰相却并不多见，蔡京、秦桧之类睚眦必报的奸相倒时常有。王旦不但算得上有雅量，而且是有大雅量的宰相。
皇宫发生火灾，宋真宗对王旦叹息道：“两朝积下的财物，如今毁于一旦，真是可惜。”王旦回答说：“财物损失倒不必过虑，该忧虑的是政令不通，赏罚不当。”他上书宋真宗，请求罢免自己，主动承担火灾的责任。在王旦的带动下，宋真宗也下了个“罪己诏”，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然而，后来却有人说火灾是人为引发的，不是天灾，是人祸，这让宋真宗雷霆震怒。他安排专人调查此案，发现涉案者众多，按罪当处死的就达百余人。王旦恳求说：“火灾发生后，您下了‘罪己诏’，我们也上书‘待罪’，现在却要归咎于他人，怎能树立朝廷的诚信呢？”在王旦的开脱下，所有涉案者全部免于处分。其实，王旦不去替人开脱，案件也牵扯不到他头上，但他主动替罪犯开脱，挽救了百余条生命，这说明他既有善心，又有雅量。
宋真宗某日作《喜雨诗》一首，颇自得，派人送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大臣们赏阅，王旦发现诗中误用一字，对大臣王钦若说：“诗有一误字，是不是进呈皇上修改一下？”王钦若满不在乎地说：“无妨。”只是，王钦若当面不在乎，背地里却跑去告诉宋真宗表功。王钦若指出了自己的失误，免去了被人讥笑的可能，而作为宰相的王旦却不及时提醒，宋真宗很不高兴，第二天就责问王旦说：“我的诗误写一字，你们都看到了，为何不告诉我？”王旦也不辩解，连连下拜请罪，其他大臣也下拜，唯独知枢密院事马知节不下拜，当场向宋真宗汇报了真实情况，使宋真宗转怒为喜。王旦明知被人背后做了手脚而不表白、不争辩，无怪乎马知节赞叹他“有宰相器量”。
王旦任职中书省，寇准任职枢密院，均是宋真宗的左膀右臂，王旦经常在宋真宗面前讲寇准的好话，寇准却经常在宋真宗面前说王旦的坏话。一天，宋真宗向王旦“告密”说：“你虽然总说寇准好，寇准却专门说你坏。”王旦听后，也不生气，笑着说：“按道理应当这样啊。我任宰相时间久，处理的政事多，缺失也必然多。寇准对您从不隐瞒，可见他忠诚直率，这也是我最敬重他的地方。”
王旦与寇准是同年进士、同窗学友，但两人性格相差甚远。王旦沉稳，寇准急躁；王旦大方，寇准小气；王旦宽容，寇准执拗；王旦老成，寇准率真。脾气不同，性格相异，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共事，便会生出一些矛盾，王旦却始终包容。一次，中书省的文件送到枢密院，因为文件不合格式，寇准阅后，便报告了宋真宗，王旦因此受责。不出一个月，枢密院的文件送到中书省，也有不合格式的地方，秘书觉得正好以牙还牙，高兴地把它呈给王旦，王旦却让秘书把文件送还枢密院，让寇准修改再送来，寇准为此无地自容。
还有一件事让寇准对王旦叹服。寇准被宋真宗免去枢密使后，想谋“使相”职位，当面请王旦帮忙。王旦一听，十分惊讶地说：“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宋史·王旦传》）当面回绝，令寇准非常失望。但在随后的职务安排中，寇准却意外地被任命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他梦寐以求的“使相”，他又惊又喜。在例行谈话时，他对宋真宗无限感激地说：“倘不是您深知我，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好的职位呢？”宋真宗告诉寇准，这一职位是王旦推荐的。寇准大感意外，自愧不如，从此对王旦佩服得五体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