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雅量有小雅、中雅、大雅之分。如果说心存善良、替人开脱是“小雅量”的话，那么受人诬陷、三缄其口的则可称之为“中雅量”，而别人落井下石攻击自己，不仅不记仇，还主动替对方辩护，甚至背后暗暗为对方铺路架桥做好事，这样的人堪称“大雅量”。王旦在宋真宗身边任相长达十余年，在“伴君如伴虎”的人治时代，能够掌权如此之久，不能不说他的“大雅量”应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不但被宋真宗视为股肱之臣，信任有加，而且被后世评价为“平世之良相”，留名千古。
诗能改变命运
诗能不能改变命运呢？这是个问题。当今时代，诗情匮乏，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能记下一二人名字、三四行句子已经不易，指望通过诗歌来改变命运则显得十分可笑。不过，我国作为诗的国度，在历史上却不乏诗能改变命运的故事，魏野便是其中一例。
魏野首先是处士，他隐居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东郊，日对云山，夜观星月，不求闻达。魏野更是诗人，博览群书，才望高雅，年纪轻轻就著作等身，常常被文学爱好者和士大夫们追随，陪着他吟咏终日，乐不知返。魏野学习唐代姚合、贾岛，苦心经营，力求独特，给宋初的诗坛吹来一缕清新之风。像《题普济院》中“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像《晨兴》中“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均是人见人爱的警句，魏野因此声名大震。魏野不仅在当时的中原有名，他的《草堂集》还传到了辽国，被契丹人争相追捧。当时，辽国只能找到《草堂集》上半部，大中祥符初年，辽国皇帝特意派使者赶到宋朝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向宋真宗求取《草堂集》下半部，让宋真宗脸上大感荣光。
宋真宗是爱才求贤之君，魏野因卓越的诗才进入了当朝皇帝的视野，成了皇帝关注的对象。不久，宋真宗下诏，召魏野到京城，要封他官职。人家十年寒窗、金榜题名，才能得一小官，魏野仅凭一部诗集就能得到皇帝的青睐，只要他把握机遇，立马就能鱼跃龙门、青云直上。诗能改变命运，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十分神奇的事情，但这件事情的神奇之处在于，人家稍有小才，往往就会“一知充十用”，放肆吹嘘、自我炒作，希望博得个提拔重任，而魏野作为才华横溢的诗人，不但不顺杆爬，反而上书宋真宗说：“我实愚憨，天资笨拙，加上喜欢自由，疏于礼节，请让我守候田园草庐，继续当一介与世无争的农夫吧。”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皇帝，把人家梦寐以求的机会给白白糟蹋了。
而更为神奇的是，魏野的诗不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能改变他人的命运。据同时代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卷七记载，大中祥符年间，陕州司法参军刘偁因故罢官，由于他平时特别廉洁，又无积累，回去时竟然连盘缠都没法凑足，只好把自己的马卖了，换成一头瘦驴，才回到了家。刘偁是魏野的好朋友，同情之余，魏野作《送刘法曹东归》一诗为刘偁赠行，诗曰：“上官多是叹穷途，得替行装尽有余。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乘马去骑驴。”后来，当这首诗捧读在宋真宗手中时，宋真宗当着宰相的面，大发感慨地说：“小官中竟然有廉洁到如此程度的人，真是江山有幸啊！”立刻把刘偁提拔到京城做官。几年间，刘偁就由小小的幕僚提拔为正六品郎官，连升数级，步步登高。自己的诗能改变他人的命运，这恐怕是魏野当初写诗时未曾预料到的。
另据清代褚人获《坚瓠集丙集》卷之二“魏野诗呈王寇”条记载，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年间举办了“东封泰山”“西祀后土”为主题的两场祭祀大典，声势浩大，盛况空前。作为负责牵头组织这两项活动的宰相王旦，可谓功劳卓著，一时声闻益远。活动结束后，王旦收到了魏野的一首诗：“圣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二秋。西祀东封俱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以诗规劝王旦急流勇退。王旦读到好友的赠诗，觉得十分在理，便手持这首诗，向宋真宗请求告老还乡，终于实现了高位善终的好结局。同样的情况，宰相寇准因官场斗争被贬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当了四年贬官后，宋真宗召他入京，重新起用，魏野也不失时机地送了他一首诗，中有“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的句子，建议他不要过于贪权恋位。寇准读罢此诗却很不高兴，不但没有隐退的打算，反而高调复出，结果短短数年后就被先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知州，又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再贬为雷州（今广东雷州）司户参军，仕途不顺，坎坷一生。后来，当他终于醒悟之时，遂把魏野的诗题写在窗前，朝夕吟诵，自我解嘲。
诗的确能改变命运，不过有时也会因人而异。
寇准是个“公子哥儿”
寇准出身于官僚之家，从小不拘小节，颇爱飞鹰走狗，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
好在母亲要求严格，对他的学习抓得紧，使他十九岁就得以高中进士，步入了衣食无忧的官员行列，因为才能出众，官职“噌噌噌”往上升，连连提拔，后来甚至还当上了宰相。
寇准虽然身为领导干部，工作上也很努力，出过很多政绩，但“公子哥儿”的性格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唱歌跳舞，公款吃喝，次次都有份，还喜欢豪华的排场、奢靡的享受。
他喜欢跳“柘枝舞”，这是从西域石国传到中原的舞蹈，石国又名柘枝，这种舞蹈便称“柘枝舞”，在中原一度非常流行。寇准经常邀请文朋诗侣在家里开舞会，夜以继日，如痴如醉，时人送他一外号，称为“柘枝癫”，可见其痴迷程度。
寇准性格豪爽，出手大方，喜欢吃吃喝喝，特别喜欢夜宴。在邓州（今河南邓州），他任知州，就常常组织同事朋友们通宵达旦地宴饮。每当夜晚，寇准的知州府总是高朋满座，灯火辉煌。当时，一般人家是舍不得用蜡烛的，没钱嘛，往往早睡，而知州府不仅大厅里烛光通明，就是马棚、茅厕这些地方都彻夜点着蜡烛，往往烛泪成堆，非常扎眼。
寇准爱酒，近乎疯狂。据说他酒量极大，朋辈中少有敌手。他贬知永兴军的时候，不论官职大小，也不论地位高低，只要你能沾酒，必定拉来碰杯，不醉不罢休。他有个副手，能喝两杯，寇准天天拉着他陪酒，但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海量也经不起车轮战，不几天，喝病了。但是，寇准丝毫没有停杯的意思，还是天天拉着他喝，眼看性命都要搭上了，副手的老婆心急如焚，最后迫不得已，竟然一纸讼状告到了衙门，才终于在寇准的酒杯下救出自己的丈夫。
至于玩，寇准也是花样百出，什么都喜欢玩，什么都会玩。每当生日，他都会早早搭起彩棚，广发请帖，大摆宴席，十分铺张。酒醉饭饱之际，他还穿着黄道服，头上插花，胯下跑马，与朋友们嬉戏玩乐，花样不断翻新。然而，黄道服毕竟只有皇帝才能穿，加上吃喝玩乐的标准接近皇帝，宋真宗知道后火冒三丈，他叫来宰相王旦，大发脾气，说：“寇准什么都效仿我，这怎么行？”好在王旦理解寇准，他呵呵一笑说：“寇准什么都好，就是偶尔不明事理，有点傻。”王旦这样说，皇帝不好再发怒，只得尴尬地说：“是的，的确有点傻。”
寇准虽然是个“公子哥儿”，但口碑还不错。后来，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夏竦也追求豪华，生活奢侈，但议论的人很多，他十分不解，对家里的门客说，寇准生活奢侈，生前死后皆无非议，到了我这里，为什么那么多人讲怪话呢？
门客给夏竦讲了一个故事：寇准做官，经常与下属一起郊游、野餐，有一次喝得正起劲，路上传来一阵驴车铃声，派人一问，原来是一个任期已满的外地县令从此路过，虽然素昧平生，寇准却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邀请县令同席，开怀畅饮，其乐融融。寇准对待陌生的路人都相敬如宾，而您身为宰相，对待部下同僚却连最基本的礼节都没有，遑论其他，评价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寇准对生活质量要求极高，但私心不算太重，不营私产，有酒大家喝，有福大家享，光明磊落，有情有义。据宋代夷门君玉的《国老谈苑》卷二说，寇准出将入相三十年，自己从没置过房产，处士魏野曾经赠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寇准因此得了一个“无地起楼台相公”的雅号。
魏野此诗还流传到了辽国，契丹人十分佩服寇准的精神。宋真宗末年，契丹使者访问京城，点名要拜见“无地起楼台相公”，当时寇准正被贬职偏远之地，害得宋真宗立即把他召回，重新委以重任。
“公子哥儿”不一定都是“败家子”，在寇准身上得到了印证。
家天下时代的“棍棒式教育”
陈省华三个儿子，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尧叟、尧咨还考了天下第一，分别高中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己丑科和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庚子科的状元。后来，尧叟、尧佐分别出任过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至宰相，尧咨则被任命为节度使，相当于将帅。一个普通的官宦家庭，培养状元本不容易，培养出将相更是难得，而一门培养出一将二相，便近乎奇迹了。
父亲陈省华也是进士出身，经历过寒窗苦读，深深懂得成才的不容易，非常注重儿子们的学习。他是北宋阆州新井县人，县城即今天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大桥镇。该镇东北方有一天然岩洞，当地人叫它漱玉洞。据说，三个儿子幼时，陈省华让他们带上一些日常用品，到漱玉洞中读书学习，谁不认真，必然棍棒伺候。漱玉洞如今还残存一突出小石锥，相传为陈氏兄弟当年“头悬梁，锥刺股”、刻苦攻读留下的遗迹。
陈省华后来调任济源县（今河南济源）任县令，县城有一座延庆寺，环境幽静，适合读书，陈省华又把三子安置寺内。每当夜晚，昏黄的灯光下，儿子们埋头读书，母亲冯氏，则夜夜陪读，一手握棍，一手持香，一边严加督促，一边焚香祈告：“不求金玉贵，但愿子孙贤。”《二十四孝图》中的“冯母烧夜香”，说的就是冯氏陪读的故事。
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下，三个儿子相继金榜题名，接连得到朝廷重任，一个比一个有出息，陈家家教远近闻名，宋真宗甚至因此而把陈省华召到宫里，安置在太子身边，任命为太子中允。
儿子们出息了，一个个八抬大轿，威风凛凛。然而，不要以为他们外面风光，回到家里也像老爷一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陈家，尊卑次序丝毫不能乱。据《宋史·陈尧叟传》记载，宋真宗主政时，尧叟任枢密使，尧佐直史馆，尧咨知制诰，都是朝廷重臣，皇帝身边的红人。然而，每当宾客造访，三兄弟必会侍立父亲身后，端茶倒水，毕恭毕敬，害得那些来访的客人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只好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告辞。这时，陈省华常常哈哈一笑说：“大人们谈正事，小字辈一旁伺候，这是人情之常啊。”
小儿子尧咨虽是一介书生，却喜欢使枪弄棒，尤其擅长射箭，他曾以铜钱作靶子，一箭贯穿其中，人称“小由基”（由基指春秋时楚国人养由基，善射），初中课本里的《卖油翁》，说的就是陈尧咨的故事。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记载，宋真宗景德中，陈尧咨任荆南府（今湖北荆州）知府，一次休假回家，母亲问道：“你在地方上为老百姓都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政绩呢？”陈尧咨得意扬扬地回答说：“荆南要冲之地，来访的官员多，宴集频繁，我经常在宴会上表演百步穿杨的技艺，客人莫不叹服。”母亲听后不但没表扬他，反而大声斥责说：“你父亲教育你忠孝辅国，如今你身为朝廷大臣，不以施仁政为己任，竟以炫耀雕虫小技为乐，怎么对得起你父亲呕心沥血的教导呢？”说完，举起棍棒就朝尧咨打去，把皇帝赏赐给他的金鱼佩饰都给打落了。
人到中年又是朝廷要员，还被母亲棍棒相加，可见陈家家教的严厉，严厉到不论年龄，不论官阶。不过，儿子们之所以有出息，或许与这种“棍棒式教育”不无关系，这也是家天下时代再正常不过的教育方式，“棍棒底下出孝子”嘛。当然，对于陈家“棍棒底下出将相”的教育经验，只能当成一种特例，不能完全照搬的。
宋朝那些老规矩
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虽说有些老规矩实则是“潜规则”的代名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但也有些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有的甚至管住了贵族的嘴、皇帝的手，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
我们惯见在豪华酒店吃吃喝喝的，非官员即商贾，升斗小民是无钱这样奢华消费的。但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豪华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宋朝有一个老规矩，“官员不入酒肆”，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宋真宗时的太子谕德（官名。唐、宋时置为东宫官，有太子左、右谕德，简称谕德）鲁宗道，有一次老家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备，只好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附近的仁和酒店招待，混迹于士绅豪客之间，躲躲闪闪。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迟迟赶到宫里谢罪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倘不是鲁宗道实话实说，认罪态度又好，差点儿丢官。
宋朝还有一条老规矩，就是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意思是当权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产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横征暴敛。宋代邵伯温《闻见录》卷八记载，宋仁宗有一次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特产糟白鱼给皇帝补补身子，但寻遍京城，一无所获。愁眉不展之际，恰巧宰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家里也许有，便对吕夫人说：“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吕夷简家果真有，吕夫人回去后，赶紧把糟淮白鱼送至宫中，了却了皇后的这桩心愿。可见，一个不显眼的老规矩，只要执行得好，就能管住哪怕是至高无上如皇帝的嘴。
宋朝执行时间最长、执行效果最好的老规矩，便是那个人人熟知的宋太祖的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于太庙寝殿的夹室立下“誓碑”，上刻三行字，一曰：“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曰：“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碑的核心内容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尽管这条誓词不过是制度与法律之外的一则祖宗家规而已，但却比任何政策法律都执行得好，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确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人开刀，甚至多次因为这条老规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
宋神宗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希望通过改革，来实现宋王朝的崛起和振兴。但当他的“熙宁变法”措施在全国铺开之后，却遭到了一些士大夫的反对，特别是苏东坡这种“意见领袖”的反对。当时，苏东坡在基层工作，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情况，特别是“青苗法”在执行中严重走样，损害了百姓利益，多次上书提意见。然而，宋神宗求胜心切，听不进不同意见，而且对苏东坡提出的意见，内心不快。于是，御史李定、舒亶以苏东坡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弹劾他，苏东坡因此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在入狱的百天时间里，李定、舒亶们不断向宋神宗提交苏东坡诗文中的“罪证”，最后几乎按罪当诛。就在屠刀即将举起之际，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最后只好强压内心的怒火，主动说服御史，把苏东坡贬官降级了事。苏东坡也因这条老规矩，从黄泉路上捡回了一条性命。
帝制时代，皇帝也是最高法院院长，杀人和赦罪之令，都得他签字才能生效。据南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记载，宋神宗因陕西与西夏交兵失利，追究责任，要斩首一漕运官，而且已经签好字，安排立斩。第二天上朝后，宋神宗问宰相蔡确：“我昨天批出的斩首令，是否执行？”蔡确说：“没有。”宋神宗奇怪地问：“有何疑问？”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神宗沉吟良久，终于收回斩首令，免了漕运官的死罪。
宋朝不仅主张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而且这一免死的“丹书铁券”还辐射到了整个读书人群体，成为士子们的“护身符”。宋仁宗时代，四川举子向成都知府献“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的反诗，宋仁宗听后，不过一笑了之。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说明人要有敬畏之心。宋朝这些老规矩之所以一以贯之，倒也不是这些祖宗的规矩就果真比政策法律还威严，宋朝皇帝在自己需要时，改变祖宗规矩常常是毫不犹豫的，像宋仁宗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的“熙宁变法”，都是对老规矩的改弦更张。之所以“不杀士”，不过是这些锦衣玉食的皇帝，还心存一丝敬畏罢了。而一个手操生杀大权而又不受监督的皇帝，一旦缺乏敬畏，私欲就容易战胜公德，邪恶就容易战胜正义，冲动就容易战胜理智，头脑发热之际，势必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历代暴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朱元璋者，莫不如此。
林逋：宋朝士大夫的精神坐标
林逋《山园小梅》诗曰：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此诗不仅写出了梅的形，而且写出了梅的神，把梅花不畏严寒、傲雪凌霜的高贵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谁能如此深刻地理解梅花？谁又能如此细腻地解读梅花呢？任何作品都是志向与追求的表达，唯有那种以梅花高格自勉、自励、自期的人，才能写出如此俏丽的华章，才能奏出如此美妙的绝响。
林逋（967—1028），字君复，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宋史·林逋传》说他：“少孤，力学，不为章句。”好学上进，但并不学究似的辨章析句，拘泥于书本。青年时期，林逋浪迹天涯，放游江淮之间多年，闲云野鹤一般。中年后，他厌倦了漂泊，回到故乡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过上了极其清苦的隐居生活。
虽说隐居清苦，但林逋丝毫没有寂寞之感。他好梅，也种梅，据说他在孤山种植了数百株梅花，赏玩之余，也采摘一些梅花出卖，获取微薄收入，支撑自己的日常开销。他无妻无儿，隐居孤山后，养了两只白鹤，日子一久，白鹤竟通了人性，即使林逋打开鸟笼，让它们盘旋云霄，纵情飞翔，不久它们又会主动回到笼内，忠诚如伴侣。有客到访，倘若林逋不在家，守门的童子也不着急，而是一边泡茶迎客，一边放出白鹤，鹤鸣长天之际，便是林逋动身归家之时，次次灵验。林逋蛰居孤山二十载，可谓“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生活怡然自得。因为钟情于梅，亲昵于鹤，人称“梅妻鹤子”。
林逋喜写诗，善填词，却常常随写随丢，率性而为。有人问他：“何不录以示后世？”他回答说：“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宋史·林逋传》）生前名还不在乎，还会在乎那死后之名么？他书画双绝，令同时代的人们赞叹不已。陆游也是书法大家，曾说：“君复书法，又自高胜绝人，予每见之，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跋林和靖帖》）对林逋的书法推崇备至。不过林逋画画写字亦如写诗填词，自娱自乐，从不轻易示人。
宋代隐居名山者不乏其人，既有耿介拔俗、潇洒出尘之士，也有走“终南捷径”、以获取高官厚禄的投机取巧之徒，像比林逋大十二岁的种放，就通过“假容于江皋”的经历，明作隐士，暗地里跑官要官，最终得到了宋太宗、宋真宗的关注，当上了朝廷的谏议大夫。而林逋却从来没想过要走“终南捷径”，他隐得率真，更隐得彻底。
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听说了林逋的事迹后，特意安排杭州知州王济去孤山，专程探望林逋，有意征他出山。大中祥符五年（1013），宋真宗又派人送来粮食和布帛，要求地方政府定期给予接济。天圣三年（1025），宋仁宗也安排人送钱送物，表达慰问之情。按说，有了两代帝王的垂青，只要稍有仕途之念、富贵之想，实现目的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何况宋真宗的确曾经派人来征求过他出山的意见呢。
然而，林逋不是缨情于好爵之人，正如《宋史·林逋传》中所说：“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他的向往不在仕途，更不在富贵，人们多次劝他出仕，均被他婉拒，他说：“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对于林逋来说，富贵如浮云，荣华如尘芥。晚年时，他自造墓于庐侧，题诗于墓壁说：“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以没有写过御用文章而自诩，体现了他不媚权贵、忘怀得失的高贵节操，他的生命与灵魂，早已与西湖、孤山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了。
林逋虽然性情率真，但并不孤傲，虽然隐得彻底，但并不偏激，他性情温和，宽容有度，与当时一些高僧和德才兼备的文人士大夫们唱和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经常划着小舟，出入古刹，“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在晨钟暮鼓中与高僧们探讨宇宙人生的精深学问。杭州数任知府，包括薛映、李及等，也多次乘船上孤山，造访林逋的草庐，与他终日清谈，乐不知返。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等许多当时的青年才俊，更是不远千里来到孤山，拜访他们最尊敬的林逋处士，交流心得，诗酒流连，留下许多优美的唱和之作。范仲淹在《寄赠林逋处士》一诗中说：“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频。风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表达了他对林逋的敬慕之情。林逋虽隐居孤山一隅，但他德高望重，交游颇广，志同道合者甚众，这说明“孤山不孤”。
天圣六年（1028），林逋在孤山寂静地离世，如同林壑间一片树叶的飘落。他去世后，宋仁宗“嗟悼不已”，安排人前来吊唁，并赠他谥号“和靖先生”。皇帝对一个布衣隐士赠谥号，足见林逋生前对宋朝士大夫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毫无影响、老死于苍山老林间的隐士，是不可能得到皇帝如此优待的。
林逋故后，仍然在士大夫间产生着影响，那些敬重他的人们，绵延不绝地赶往孤山，把孤山当成精神圣地虔诚朝拜。多年以后，对他高山仰止的苏东坡，曾在《书林逋诗后》中盛赞林逋的才华说：“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肉。”他认为林逋的诗比唐代孟郊才高一等，字比宋代李建中更胜一筹。苏东坡因未能当面向林逋讨教而深感遗憾，他在杭州任职时，常常去孤山林逋墓前祭拜。尤其难得的是，苏东坡对林逋精神境界的深刻理解和由衷感佩。据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卷九载，苏东坡与王居卿、孙巨源等一帮文友在扬州（今江苏扬州）聚饮，大家一起讨论林逋的《山园小梅》，王居卿开玩笑说：“‘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林和靖梅花诗，然而为咏杏与桃李皆可。”意思是这两句虽然有名，但用它来咏杏或桃李也可。苏东坡听后，呵呵一笑，大不为然地说：“可则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当！”是啊，这样的雅到极致、美到极致的诗句，俗如杏桃李之类的花儿怎么敢当呢？这不是把高山流水当成了靡靡之音，把圣洁的林逋当成了跑官的种放么？《山园小梅》不仅是写梅，更是写林逋自己，不仅是写花，更是写精神、写追求、写灵魂，这梅花之魂又何尝不是林逋之魂呢？就对诗句的理解来说，苏东坡堪称林逋的隔世知交。
无论生前死后，林逋的才华和操守，都得到了人们的赞叹和景仰，他以自己特殊的处世姿态，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卓然独立的背影，这个背影如同一个精神坐标、一座道德高峰，显得异常醒目，让宋朝那些文人士大夫们，在钻营奔竞者塞途的现实面前，找到了一种不至于让自己迷失的支撑和力量。
史上最幽默的宰相
历史上那些宰相，常常喜欢把江山社稷挂在嘴边，把严肃正经贴在脸上，仿佛拒人千里之外。而宋代宰相石中立却和蔼可亲，幽默至极，颇为另类，堪称史上最幽默的宰相。
还是任职郎官的时候，他与同僚们一起参观皇家动物园里畜养的狮子，大家边观赏狮子，边聊起了狮子的喂养。主管畜养的人说：“一头狮子每天要喂五斤肉。”这群工资收入不高、一年难得闻几次肉香的穷公务员连连咋舌，纷纷叹息道：“我们这些人，连一头狮子都不如。”言下之意，待遇低呀。石中立马上接茬说：“这当然，我们都是员外郎（园外狼），‘园外狼’的待遇怎能和‘园中狮’相比呢？”众人捧腹。
宰相章得象与他十分友好，前人戴嵩因牛画得好，人称“戴嵩牛”，韩干因马画得好，人称“韩干马”，他便拿章得象的名字开玩笑说：“昔有名画‘戴嵩牛’‘韩干马’，如今又出了个‘章得象’！”没大没小，一时在士大夫间传为笑谈。
朋友间说说笑笑也就罢了，但更多的时候，他讲话不分场合、不管轻重、不看对象，稍见不平，怪语迭出。一次，大臣杨亿家大办丧事，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的不是宰相就是翰林，不是王公大臣就是贵族子弟。杨亿给他们每人发一件白襕衫，不过，他是按地位高低和身份贵贱来分配，高贵者发绫罗衫，地位稍低者发绢衫，等级不同，质地不一。上香吊孝还分个高低贵贱，石中立看不过去了，突然在人群中放声痛哭，同僚错愕不已，忙问其故，石中立说：“我想起了我父亲。”又问为什么？石中立回答说：“倘若父亲他老人家还健在的话，我今天一定能穿上高贵的绫罗衣服了。”他父亲石熙载，那可是宋太宗时代的一品大员啊。同僚们禁不住掩嘴遮脸，一旁暗笑。
尤其听到人家夸夸其谈地表功、言不由衷地表白时，石中立更是按捺不住，常常不顾对方颜面，一针见血地捅破。侍郎刘子仪三入翰林，当了多年的侍从官，眼巴巴地垂涎于宰相的职位，但一直没什么动静，心情颇不快，做了两句诗说：“蟠桃三窃成何事，上尽鳌头迹转孤”，并称病在家，闭门不出。同僚们前去探望，询问病情，推荐药方，极尽关切，唯独石中立轻描淡写地说：“小病而已，只需服一剂清凉散即可痊愈。”石中立是在嘲笑刘子仪病根在心而不在身，清凉散，“清凉伞”也，是宋代宰相专用的仪仗呀。同僚们听后面面相觑。
宋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西夏犯边，宋军节节败退，朝廷一筹莫展。当时，宰相张士逊告老，朝中一些大臣友好都赶去祝贺他光荣退休。张士逊举行家宴，款待大家，喝到酣畅处，他感叹道：“我本是一介小民，见遇明君，终于功成名就，衣锦还家。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我也算知足了。”一副居功自傲、得意洋洋的样子。谁知，石中立不仅没有顺着他的口气恭维一番，反而冷声冷气地说：“如今呀，只有西边还战火纷飞，胡虏未除。”众宾客顿时失声喷饭，杯盘跌落一地。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石中立鬼使神差地当上了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成了最高行政长官之一。俗话说，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当了宰相之后，应该注意一下身份了，该打官腔时还得打打官腔，树立领导权威嘛，可是他依旧口无遮拦。一次，他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左右吓了一大跳，赶紧扶起他，他却拍拍身上的灰尘，戏言道：“幸亏是‘石参政’，倘是什么‘瓦参政’，早就化为齑粉了。”全然没有宰相的样子，真是本性难移。
作为百官之首，他的言行颇让同僚好友们担心，朝士上官辟曾语重心长地劝导他说：“您如今位居‘宰执’，名位至高，为什么还整天嘻嘻哈哈没正经呢？”石中立一听，马上笑呵呵地反问道：“你管好‘上官辟（鼻）’就行了，何必还要管‘下官口’呢？”让对方哑口无言。
石中立就是这样，不故作正经，不冠冕堂皇，不会像他的同事们一样故作高深、拿腔作调。但他不知道，当官不打官腔就像演员没化妆、和尚没剃度、耍魔术的没有道具。当官不仅要会打官腔，而且要大打官腔、打大官腔，只有通过打官腔，把同僚打服了，把部下打蒙了，把百姓打傻了，才能树立领导的威严、威信、威风。而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即便他这样的副宰相，更要像弥勒佛一样，容天下难容之事，“宰相肚里能撑船”嘛。对于钻营的，装聋。对于谋私的，作哑。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有利于团结。像石中立这样，一不会打官腔，二不会拍马屁，三不讲政治，遇卖乖者，他揶揄，遇矫情者，他讥笑，遇贪财恋权者，他嘲讽，栽棘种刺，率性而为。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宰相呢？迟早会祸从口出。果然，谏官韩琦就在宋仁宗面前参了他一本，说他身为宰执大臣，嬉皮笑脸，信口开河，有失朝臣威仪，有损领导干部形象。是啊，不会打官腔，还当什么宰相？
于是，当了没几个月，石中立这个副宰相就被罢免了。
当文人倔脾气撞上官场潜规则
杨亿早慧，聪明过人。《宋史·杨亿传》说他：“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真是天才。国人一向喜欢追捧天才，尤其是那种一目成诵、下笔千言的天才，连阅人无数的皇帝也不例外。
雍熙元年（984），宋太宗听说年仅十一岁的杨亿乃稀世之才，特让江南转运使张去华专程护送至京，他要好好看看这天才少年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宋太宗连续三天面试杨亿，杨亿连写五篇诗赋，篇篇一蹴而就，意境俱佳，如《喜朝京阙》云：“七闽波渺邈，双阙气苕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宋太宗赏异不已，称他“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当即封他为秘书省正字（正九品），堪称史上最年轻的领导干部。
皇帝面试过的人，当然是天子门生了，这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身份，何况他还是皇帝寄予过厚望的人呢？淳化三年（992），十九岁的杨亿被宋太宗赐进士第，升光禄寺丞，不久直集贤院。宋真宗继位，杨亿刚刚二十四岁，又被重用为左司谏、知制诰，成了皇帝的秘书。他“文格雄健，才思敏捷”，才华被公认当时第一，独领风骚，是“西昆体”诗歌流派的卓越代表。那些文人墨客，争相拿着诗文集请他品评，经他品评的人，往往一夜成名。同僚向皇帝进呈表疏，每每出重金请他润色。他精通典章制度，起草的诏书规范而优美，同僚们有什么岗位异动的要求等，都要等到他值班的时候提出，好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他那文采斐然的诏书中。
有了两代帝王的发现与栽培，加上才华出众，杨亿平步青云的前途是可以预见的，先秘书、修撰，再学士、翰林，然后入府拜相，一步登天，成就“致君尧舜上”的人生辉煌，这种预见几乎真实到触手可及。然而，官场是一个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场”，这个“场”的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顺应它就能步步高升，你违反它就会寸步难行，如同不善飞翔的公鸡，有了翅膀也无济于事。
官场讲究团结，而潜台词往往是团结共事，共同谋利，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看不惯的要笑脸相迎，瞧不起的要亲热有加，无条件顺从，无原则迁就，你好我好大家好。然而，杨亿为人孤僻、刚介，只结交才德卓绝者二三人。这样的做人原则，在官场无疑不合时宜，甚至自讨苦吃。比如，宋真宗身边有一个红人，想拉拢杨亿，杨亿是清流嘛，官场再坏的人也想与清流拉关系，他对杨亿拍马屁道：“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面对这张迎面而来的笑脸，杨亿却正言厉色道：“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在笑脸上泼了一盆冷水。
又比如，王钦若和丁谓皆因善于吹捧而骤贵，他们齐心鼓动宋真宗“东封西祀”，大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大唱英明神武的颂圣赞歌，在士大夫间口碑极差。不过，对于这种行为，大多数官场滑头只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不说出来，但杨亿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态度挂在脸上，鄙夷说在嘴里。杨亿与王钦若同在史馆上班，王钦若前脚进，杨亿就后脚出，其他同僚聚会文人雅集的场合，也是如此，根本不屑与王钦若照面。丁谓出任参知政事，同僚们纷纷赶去祝贺，杨亿却冷冷地说道：“骰子选耳，亦何足道哉！”讥笑他升官靠运气而不是才华，充满蔑视。杨亿到处树敌，终于遭到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的联手排挤。母亲病重，他请假后匆忙起程，人家告他一状，说“不俟命而去”，要给予处分；他起草诏书，皇帝作了修改，人家参他一本，说他起草的诏书要经皇帝修改，理应降职。
当然，与同事处不好，这在官场倒也不是什么大忌，因为对于官员来说，一言九鼎的皇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然而，要皇帝说行的，必须俯首帖耳，对皇帝唯命是从。而最要命的是，杨亿非但不投其所好，反而摸倒毛，批逆鳞，违背皇帝的旨意，让皇帝老大不高兴。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郭皇后病故，宋真宗想册封最宠爱的刘德妃为后，安排杨亿起草封后诏书，倔强的杨亿竟然要原则不要前途，固执己见，认为刘德妃无论是德行和出身，都比不上已故宰相沈伦的孙女沈才人，公然拒绝为皇帝起草诏书，逼得皇帝只好另外安排他人起草。
如果说与同僚为敌是自寻烦恼的话，那么与皇帝作对，就无异于自掘坟墓。终于有一天夜里，宋真宗在皇宫一小阁召见了杨亿。首先，宋真宗问这问那，与他拉家常，叙旧事，反常的亲切。接着，搬出几个装满了文稿的小箱子，宋真宗手捧这些文稿对杨亿说：“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欧阳修《归田录》卷一）意思是，你不认得我的笔迹吗，这些文稿可都是我亲自起草的，从来没有命人捉刀代笔啊。杨亿一听，马上明白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了，皇帝身边的大学士、大笔杆子却弄得皇帝亲自操刀，那还要你有何用？于是，杨亿开始佯狂，装疯卖傻，自甘堕落，然后请病假，出奔阳翟（今河南禹州）。归去，归去，狼狈如丧家之犬。
杨亿少有大志，理想远大，然身在官场，施展不开，总是两日一批评，三日一处分，一路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上上下下，沉沉浮浮，仕途坎坷，命运不佳，最后抑郁而终，年仅四十七岁。他的失败，其原因可归结为脾气太倔，性格太直，即《宋史·杨亿传》所谓“性耿介，尚名节”者也。而最为关键的，还是书读得太多了，读呆了，读傻了，书生气十足。在实用主义、利己主义、潜规则畅行的官场，唯识时务者才可能纵横驰骋，挥洒自如，至于书呆子，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嘛。
“书痴”钱惟演
钱惟演聪明好学，才华卓绝。有一次，宋真宗召集朝会，临时安排钱惟演起草诏令，他当即在朝笏上起草，迅即而就，而且文理俱佳，让宋真宗以及满朝文武赞不绝口。钱惟演像当时许多有才华的士大夫一样，把“致君尧舜上”作为自己的毕生理想，希望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此，不断攀附权贵。丁谓任宰相，他与丁谓联姻；丁谓失势，他转身趋附寇准；刘太后“垂帘听政”，他想方设法与刘太后攀亲。尽管他后来也的确官至翰林学士、枢密使，权倾一时，但他攀龙附凤、朝秦暮楚的品格，颇为时论所鄙薄，在士大夫间口碑和声誉颇不佳。
不过，这样一个声誉不佳之人，却有一个让士大夫们非常钦佩的爱好，那就是爱读书、爱藏书、爱编书、爱写书，近乎痴狂。《宋史·钱惟演传》记载他：“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尤喜奖厉后进。”高度概括了他的三个特点。
“于书无所不读”，说明他涉猎书籍之多，阅读范围之广，非一般士大夫仅为一纸进士“文凭”而读书的狭窄与浅薄可比拟。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钱思公（钱惟演谥号文思）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西京洛阳）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钱惟演，吴越王钱俶之子，随父纳土归宋后，历任直秘阁、知制诰、翰林学士、太子宾客、工部尚书等，官至枢密使。他虽出身富贵之家，但平生并无不良爱好，惟钟情读书，他的理由是：“学士备顾问，不可不赅博。”要当好皇帝的参谋，学问不能不渊博，因此，他坐着时读经史，躺着时读先秦百家和历代杂记，连蹲在厕所里都要吟诵几首小令，到了逢书必读、手不释卷的程度。
钱惟演不但爱读书，更爱藏书。他家藏书极富，堪与秘阁——皇家图书馆相媲美，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他曾参与“宋四大书”之一《册府元龟》的编修，为这一史学巨著的完成，奠定了基础。钱惟演平生著述较多，著有诗歌集《典懿集》三十卷，还有《枢庭拥旄前后集》《伊川汉上集》《家王故事》《金坡遗事》等一系列散文随笔集。
钱惟演尊重人才，提携后进，曾对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给予过许多帮助，不遗余力。他在西京洛阳任使相期间，欧阳修是他的部下。一天，欧阳修与同僚畅游嵩山，到达龙门时突然下起了雪，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却发现有人冒着风雪渡过伊水而至，原来是钱惟演派来的厨子和歌伎。钱惟演让厨子和歌伎转告他们，府里公事简易，用不着急忙赶回去，派来厨师和歌伎，为他们赏雪助兴。钱惟演这一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欧阳修一行感动不已。如果说，作为领导，对部下的关心爱护体现了一种责任的话，那么对读书人的惺惺相惜，以培养读书种子为己任，促成读书种子薪火相传，便是一种精神了，难能可贵。所以，不论人们对钱惟演的评价如何，欧阳修一直把钱惟演当成自己的恩师，对其知遇之情毕生不忘。
爱书之人，即使是对书桌上的文具，都爱得痴狂。《归田录》卷一还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钱惟演有一个珊瑚笔架，置于案头，十分珍惜。他生性严格，持家节俭，孩子们平时不能多花一分钱。为此，孩子们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缺钱花的时候，就把父亲的笔架藏起来。钱惟演发现笔架丢了，心急如焚，无奈之下，“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只得在家里贴出寻物启事，悬赏找寻笔架。藏笔架的孩子故意拖延两天，然后佯装找来的，把笔架送还他，他“欣然以十千赐之”，果然兑现赏金。于是，这成了一条生财之道，谁缺钱花，就藏笔架，一年总有那么五七回，孩子们乐此不疲，而且屡试不爽，钱惟演也始终没有觉察到这是个“圈套”。说完，欧阳修还信誓旦旦地说：“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可见此事千真万确。
钱惟演去世后，朝廷为给他赠谥号争论不休。开始，根据《谥法》：“敏而好学曰‘文’，贪而败官曰‘墨’”的规定，拟谥号“文墨”，颇有鄙夷；后来改成“文思”，有所改进；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再改为“文僖”，充满尊敬。谥号越改越好，是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的表现，这说明，士大夫渐渐忘却了攀龙附凤的钱惟演，记住了勤勉好学的钱惟演。
爱书如痴，也能名垂青史，这或许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
低调做人的杜衍
杜衍是宋仁宗时期颇负盛名的贤相之一，资历深，口碑好。庆历七年（1047），杜衍上书请求挂印退休，得到宋仁宗的批准。
杜衍为政清廉，平时从不营殖私产，比如利用手中权力购置良田、经营房产什么的，以至于退休后，几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只好寄居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回车院。宋代各地都建有回车院，有的作为官员卸任后等待接任者到来的临时住所，有的作为驿站之用，相当于官员招待所。杜衍在回车院一住就是十年，吃住简陋，寄人篱下，却从无抱怨。杜衍不好酒，即便有客造访，也只是：“粟饭一盂，杂以饼饵，他品不过两种。”（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简简单单，丝毫没有玉食笙歌的做派。杜衍一向为人低调，退休后的他，更是朴实如田夫野老，有人劝他着居士服，他却说：“老而退休，哪能以高士自居呀！”他或出游，或读书，或吟诗，还开始练习草书，追求精神的丰满，不追求物质的奢华，过着清贫自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