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低调做人的他，在退休的日子里却发生了两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据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记载，一次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举行宴会，作为退居二线老领导的杜衍应邀出席。酒席筵前，习惯于不事冠带的杜衍，戴着居家便帽，穿着深色便装，端坐一隅，默不作声。事也凑巧，河南府尹有事出去一会儿，府里的差役又不认识这位名声显赫的老宰相，这时，门口的差役报本路“运勾”到。当时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河南府隶属京西北路，运勾是“转运使司勾当公事”职务的省称，为京西北路转运使司属官，相当于财政或税务厅领导，官不大，实权大。于是，大家纷纷起身，向这位财神爷打招呼，套近乎。运勾是个年轻人，靠长辈的恩荫当上了转运使司官员，典型的“官二代”，他少年得志，职务不大，脾气不小，见一糟老头既不打躬也不作揖，像钉子一样钉在凳子上不动，不禁火冒三丈，厉声问道：“足下前任甚处？”杜衍头也不抬，轻声回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官二代”顿时面红耳赤，呆若木鸡。
还有一次，一位名列前茅的新科进士，被朝廷安排到边关出任副职，路经应天府，知府王举正得知他才华出众，年少登科，估计前途无量，把府里那些“牙兵、宝辔、旌钺”全部安排出来，为这位新贵禁卫开路。应天府的街道上顿时热闹了起来，只见彩旗飘飘，鼓声阵阵，场面盛大，引得老百姓驻足围观，纷纷猜测，这是哪位朝廷要员来我们南京视察呢？正好杜衍出门归来，与新贵的队伍狭路相逢，无路可避，杜衍拉下帽檐，竖起衣领，放慢马步，靠边让路。两个仆人也拉住马，停于路旁。然而，新贵却因杜衍一行没有下马而十分恼怒，没好气地问身边的随从，这是谁呀？随从回答，这是退休宰相杜太师啊……
杜衍居回车院十年，最后逝于其中，可谓低调开始，清苦至终。《宋史·杜衍传》记载，杜衍去世前留下遗言，要求儿子们在自己死后不得铺张浪费，仅以一枕一席、低小的坟墓殓葬。虽然位极人臣，他人之将死还如此低调行事，无疑给那些一得志就忘形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角色错位
太监周怀政虽然在皇宫禁苑工作了很多年，但他为人处世却一直没什么长进，常常自作聪明。
宋仁宗赵祯当年做太子时，喜欢写字画画，尤其爱好画马。他的老师张士逊曾经向他求一张马图，赵祯说，我怎么能给师傅画马呢？便泼墨挥毫，取《尚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他们副贰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辅佐我一人）之句，写下“寅亮天地弼予”几个赞誉有加的字，恭恭敬敬地送给了老师。朝廷的大臣们知道这件事后，纷纷向张士逊祝贺。周怀政听说后，对张士逊艳羡不已，因为赵祯与自己在一起笑闹时，曾经亲热地称呼过自己哥哥，以为关系铁，也向赵祯求字，赵祯拿他开涮，字是写了，内容却是“周家哥哥斩斩”。周怀政碰了一鼻子灰，自讨没趣不算，还吓出了一身冷汗。
周怀政没搞懂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太监，怎么能和身为太子谕德的张士逊相提并论呢？在赵祯眼里，张士逊是朝廷大员，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而你不过是一个端茶倒水的下人而已，闲时拿你开开心就当了真，真是东施效颦。周怀政没看清这一点，聪明反被聪明误，以致后来竟然胆大包天，在赵祯他爸宋真宗病倒的时候，策划谋杀宰相丁谓，强逼真宗退休，企图让赵祯提前接班，结果被人告发，身首异处。赵祯先前送给周怀政的玩笑话，竟一语成谶。
赵祯后来当了皇帝，他身边又出了一个与周怀政一样自作聪明的宫女。
一天，宋仁宗退朝后，急急忙忙奔回寝殿，因为他头痒得不行。他匆忙摘掉头巾，连龙袍还没来得及脱，就大声喊宫女给自己梳头。宫女帮皇帝梳头的时候，见他怀里揣着东西，随口问：“那是什么。”皇帝说：“谏官的奏章。”宫女又问：“说的什么事啊？”皇帝说：“连月来，暴雨不断，灾情严重，谏官们怀疑是皇宫宫女太多，阴气太重，上天惩罚的缘故，建议我适当裁减。”宫女边梳头边阴阳怪气地说：“中书省和枢密院那些大臣们，哪位家里不是歌女舞女多到无数，官职稍稍升迁，还纷纷增添，您贵为皇帝，身边只有这么几个，就说什么阴盛，难道只许他们快活，不许皇帝开心？”
宋仁宗听完，有些不快，但并未发作。过了一会儿，宫女又问：“真的要按他们说的做吗？”皇帝说：“谏官的话，怎敢不听呢？”宫女平日在皇帝面前骄气惯了，见天天耳鬓厮磨还抵不上外面那些人放个屁，负气地说：“若真是这样，那就从我开始裁起吧！”这话简直在威胁皇帝，宋仁宗听了雷霆震怒，头也不梳了，立马起身，召集内侍和掌管宫籍的人到寝殿，拿着册子点人，并命令看门人严守大门，皇后也不得擅自进来。接着，第一个就削了这位宫女的籍，并宣布从她以下三十人，全部卷铺盖走人。
这时已过晚饭时分，皇后正焦急地等待皇帝吃饭，但宋仁宗一定要等到这些宫女全部离宫后才吃，皇后赶忙命人遣散了这些宫女，然后飞报皇帝知道。等宋仁宗吃完饭，皇后呈上茶水，才小声问：“梳头宫女是您宠爱的人，为何把她作为第一个遣送出宫呢？”宋仁宗没好气地说：“她竟然劝我拒绝大臣们的进谏，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奴才，怎么能留在我的左右呢？”怒气未消，丝毫不悔。
周怀政因为太子经常同他嬉闹，随意索字，宫女依仗皇帝的宠幸，乱吹“枕边风”，企图左右皇帝，二人都没好结果。在皇帝眼里，即便是条狗，也要分个高低贵贱的，谁大谁小、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太监和梳头宫女，再宠幸也只是个打杂的，倘因皇帝几句玩笑话语、一二亲昵动作，就认定他会百依百顺，那还不让人笑话？给老师那么高的评价，是因为那是一个树立自己尊师重道形象的好机会，听从谏官们的意见，更无异于宣传自己从谏如流、贤明公允的美名，这都是四两拨千斤的事，何乐而不为？再说，朝臣与皇帝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一个个火眼金睛，之乎者也，一句话可以传遍朝野，一个意见可以影响朝政，不把他们养肥了、喂足了，并言听计从，那皇帝如何能摆平他们，并让他们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为自己卖命呢？所以，太监和宫女的下场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摆错了位置，打错了算盘，角色错位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悲惨结局。
夏竦戍边
夏竦打小就非常聪明，好学上进，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宋史·夏竦传》说：“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然而，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文人，却与使枪弄棒的武夫行当结下不解之缘，让他别扭难当，受尽了嘲笑与攻击。
夏竦（985—1051），字子乔，江州德安县（今江西德安）人。父亲夏承皓，禁军将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他率军阻击，不幸死于战场，朝廷出于抚恤烈士家属的考虑，赏了夏竦一个“三班差使”的小武官。
这是夏竦参加工作的第一站，给派了个武官差事，让他十分不快，一来他喜欢舞文弄墨，不喜欢使枪弄棒；二来隔行如隔山，跨马横刀、行军布阵非他所长，难以施展才华。于是，夏竦干着武官的差，却想着文人的事，思量着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绞尽脑汁之后，决定毛遂自荐。某日，他守候在宰相李沆下朝必经之地，等到李沆路过时，他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献于马前。李沆是爱才之人，收了夏竦的诗作，回家就仔细阅读，当他读到“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一句时，不禁拍案叫绝。第二天，李沆把诗作藏于袖内，议完事后随即呈给了宋真宗，高度赞扬夏竦的才华，希望皇帝量才录用，给他换个文职。宋真宗听从了宰相的建议，安排夏竦出任丹阳县（今江苏丹阳）主簿。
做文臣，是夏竦梦寐以求的，这里才有他驰骋的疆场和奋斗的目标。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间，夏竦凭借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仕途也步步高升，先后任过光禄寺丞、国史编修官、知制诰。宋仁宗即位后，又历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参知政事，甚至还出任过短短几天的宰相，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他几乎干了个遍，而且深得宋仁宗的欣赏与信赖。不过，还有一类职务，即边帅之职没干过，对此，夏竦想都没想过，他不爱武装爱长衫，不是领兵打仗的那块料。
然而，有些事你越不愿意面对，它越会落到你头上，让你欲罢不能。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首领元昊（李元昊）自立为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分庭抗礼，并多次率兵攻打宋朝。边事吃紧之际，宋仁宗想到了夏竦这位各项工作都干得不错的大臣，安排他到陕西前线，出任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接着又任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今甘肃泾川），让他率军痛击屡屡进犯的党项大军。
突然要率军戍边，这对于以道德文章发家的夏竦来说，内心别提有多难受了，他辞了几次，但皇帝相中了他，辞不掉，无奈之下，很不情愿地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说起写诗作文，夏竦可谓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但说到行军打仗，则如同铁匠绣花，纯粹一个外行。他不会打仗，更不想打仗，身在前线，他却丝毫也没有与敌开战的打算，他在给皇帝上书中极言出战不利，说什么当年元昊父亲李继迁反叛，宋太宗命五路大军征讨都无功而返，如今元昊无论财力还是兵力，均远胜李继迁时代，而宋军将不如前猛、兵不如前勇，主动出击势必自取灭亡，“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而议追讨者，非良策也”（《宋史·夏竦传》）。
只是，当时朝廷内外主战的呼声很高，宋仁宗也倾向于主动出击。所以，夏竦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对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大臣们纷纷上书说：“竦在泾原守城垒，据险阻，来则御之，去则释之，不闻出师也。竦惧战或败衄，托以兵少为辞尔。”（《宋史·夏竦传》）什么今不如昔，什么兵微将寡，都不过是托词，无非是胆小怯懦罢了。
在舆论的压力下，夏竦只好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地准备出兵。他避开所有闲杂人员，召集手下的文官武将，用了五天五夜的时间，密谋进讨方案，从兵马调动、粮草供给到进攻路线，事无巨细，均一条一条草拟成文件，这些文件捆绑在一起，两个壮汉都抬不起来。你说，这哪是部署军事，简直是在著书立说。夏竦把这些文件藏在一个大柜子里，落锁贴封条，严加看守。尽管如此机密，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些文件忽然一夜之间遗失殆尽，后来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柜子里，像是上演特工电影。于是，进攻因泄密而作罢。也幸亏作罢，否则以夏竦这种摇头晃脑、纸上谈兵的行事方式，去进攻西夏的精兵强将，必定有去无回。这一事件不仅成了士大夫们批评他的有力证据，而且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最开心的谈资。
夏竦戍边的笑话还远不止这一个。北宋孔平仲《谈苑》卷一记载，西征期间，夏竦曾经张榜于市，花巨资买元昊的头，榜云：“有得赵元昊（李元昊先世曾被宋朝赐赵姓，故称）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乖乖！元昊听说后，暗笑不已，立马派出特工，装扮成卖荻箔（编席子的材料）者，混入宋军驻扎的边城，故意把荻箔遗失在饭店门外。陕西一带荻箔很贵，拾得者如获至宝，展开一看，里面却藏着元昊发布的悬赏文书：“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把夏竦大大嘲弄了一番，气得七窍生烟的他，急忙安排人四处收缴这些悬赏文书。然而，文书可以收，但这条消息早已道路流布，远近皆知，无论怎么封锁也无济于事了。
被人家看足了笑话，夏竦深深感到屈辱和疲惫，身在前线，心却在朝廷，他连连上书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宋史·夏竦传》）庆历年间，宋仁宗终于同意他回来，甚至还准备提拔他为枢密使，连诏书都拟好了。但那些痛恨他的谏官、御史们听说后，几乎群起而攻之，反对的文书雪片般飞向皇帝的案头，他们罗列了夏竦的种种笑料和罪状上奏说：“竦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遣敕使临督，始陈十策。尝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致军变。元昊尝募得竦首者与钱三千，为贼轻侮如此，今复用之，边将体解矣……”（《宋史·夏竦传》）
连元昊悬赏的流言蜚语，都成了他们攻击的理由，还有什么罪名不能罗织呢？反正提拔了夏竦，便朝将不朝，国将不国。甚至在夏竦进入京城，即将拜见皇帝之际，那些人还在不断上书，请求皇帝拒见，罢他的官。为了避免因公愤引发事端，宋仁宗只得忍痛割爱，放弃提拔夏竦的初衷，改任他为亳州（今安徽亳州）知州，不升反降，害得夏竦到亳州赴任后，赶快向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为自己辩护。但皇帝理解又能如何？朝廷内外，对夏竦的反对之声从来就不曾停止过。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九月，夏竦奉旨监修黄河，因为长时间冒雨指挥，随即一病不起，当月就因病去世。夏竦去世后，宋仁宗非常惋惜，准备给他赠谥号为“文正”，这是宋代文臣死后的最高礼遇，可见皇帝对他的尊重与信任。然而，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刘敞等人却说：“世谓竦奸邪，而谥为正，不可。”即使夏竦已经入土为安，他们都还纠缠不放，宋仁宗又只好依从，把赠予他的谥号改为“文庄”，降了档次。
这世界常常阴差阳错，一个毫无将帅之才的人，却偏偏一再让他领兵打仗，以致闹出许多笑话，受到许多攻击。任用文人领兵，这是宋朝抑制藩镇割据的奇招，对于巩固政权、稳定江山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物极必反，好政策推行到一定的程度，便会露出种种弊端，文人带兵往往争论过多而决断太少，勇气不足而柔弱有余，从而导致军备削弱、组织涣散、战斗力缺乏，最后积重难返。没有一支能够抵御外来入侵的军队，外敌侵扰贯穿整个宋代数百年，便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了。
《岳阳楼记》——范仲淹不得不说的话
与其说岳阳楼成就了《岳阳楼记》，倒不如说是《岳阳楼记》成就了岳阳楼。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其华美精练的文字、抑扬顿挫的韵律、跌宕雄浑的气势，把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的“巴陵胜状”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并成为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的瑰宝而流传千古。正如郁达夫《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诗所言：“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得本身就巍峨雄伟的岳阳楼因了文化的厚重而益发驰名中外，名震古今。
史书上没有范仲淹游历岳阳楼的记载。查阅清代范能濬所编《范仲淹全集》，唯一记载了范仲淹与岳阳比较接近的生活地是在澧州安乡县（今湖南安乡）。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贫无所依，母亲谢氏带着儿子改嫁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朱文翰。宋太宗时期，朱文翰担任过短期的安乡县令，范仲淹随继父侍读，在安乡度过了一段少年时光，并留下了“书台夜雨”的读书佳话。然而，作为现建制隶属常德市的安乡县，与位于现岳阳市城西的岳阳楼隔湖相望，陆路交通遥远、曲折、坎坷，洞庭湖烟波浩渺，巨浪滔天，以当时的骡马帆舟，来回十分艰险，岳阳楼恐怕也只能遗憾地与范仲淹这文坛巨子失之交臂。不过，安乡正位于洞庭一角，历来钟情山水的范仲淹，常常流连于洞庭湖畔，在湖风涛声里读书和思考倒是十分可能。“衔远山，吞长江”的洞庭湖深深扎根在他的记忆里，霏霏淫雨以及春和景明的湖光山色，在他脑海里俯拾即是，信手拈来。因此，通篇《岳阳楼记》，除了浩渺多姿的洞庭湖景，我们看不到岳阳楼的结构和色彩，远近和高低。
岳阳楼相传为东汉建安年间，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军楼。唐代张说官岳州（今湖南岳阳）时，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宋代以前，虽然大诗人李白、杜甫等曾在这里留下过诗篇，但因缺少扛鼎之作，岳阳楼名轻声微。直到《岳阳楼记》横空出世，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和拔地而起的岳阳楼，才以其奔腾不绝的气势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进入士大夫视野，他们争相传阅，岳阳楼从此声名鹊起，天下闻名。
然而，范仲淹为何能在一篇短短三百余字的楼记中，写出了如此厚重的上忧邦国、下忧黎元的华章，而且声情并茂、传唱不衰呢？结合范仲淹当时所参与的政治生活，细细考究他在北宋政坛的升降浮沉，会发现最直接的灵感触发点是因为他领导的“庆历新政”，可以说，没有“庆历新政”，就没有如此荡气回肠的《岳阳楼记》。
范仲淹入仕的时候，宋王朝已历经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因循苟且，承平累日，特别是大中祥符初以来的近四十年间，国家进入了矛盾和斗争的激化期，而以宋仁宗为首的统治阶层，在官吏们报喜不报忧的盛世谎言中迷醉，贪图享乐，奢靡浪费，横征暴敛，无视军备，导致了北宋中叶“积贫积弱”的局面。北方虽然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但辽军依然兵不解甲，虎视眈眈；西边的西夏国乘机崛起，侵略不断；国内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官吏横暴，寇盗四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宋仁宗时期的宋王朝，犹如一条庞大的帆船，经过多年的航行奔波，越来越显示出臃肿和破败的光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土崩瓦解的可能，非“大修”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火速将范仲淹、韩琦从陕西前线调回京城。同年八月，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宋仁宗开天章阁，在案几上摆上笔墨纸砚，督促范仲淹、富弼就朝廷当务之急无须顾忌地条对，一副对除弊革新决心很大信心很足的样子。
范仲淹是历史上德才和器识兼备的能臣，对宋王朝“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答手诏条陈十事》）的积弊了然于胸，而且像当时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一样，对现实夙夜忧虑，深感不安。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对时局的诊断犹如良医，出手即知脉理病情，并迅速开出了数剂良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这些改革措施中，有的是使民休养，如厚农桑、减徭役；有的是固边强兵，如修武备；有的是革新吏治，如明黜陟、择官长等。这些措施，无一不是给内外交困的宋王朝对症下药、正本清源。但当改革措施在部分地区逐步实行后，影响了许多官员和皇族的既得利益，改革各项措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上下内外的夹攻，加上仁宗的有始无终，朝廷大臣的瞻前顾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改革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而作为“庆历新政”主角的范仲淹，自从改革把他推向政治生活的风口浪尖后，他便成了众矢之的，受尽了阴风浊浪的袭击。先是夏竦因与史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有隙，诬称范仲淹、富弼、石介合谋废帝，疯狂攻击改革派；接着，宰相章得象及其党羽以“挟诈要君”的罪名弹劾范仲淹；还有那些被新政影响了既得利益的朝臣皇族们，也纷纷落井下石，并利用了打击政治异己惯用的“撒手锏”，诬蔑改革派为“朋党”，欲置其于死地。
范仲淹青年时期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两种人生设想，一为救世，一为救民，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入仕以来，范仲淹看到了仕宦阶层的循默守旧、不思进取，看到了满目疮痍、民无噍类，他担心大宋江山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邓州谢上表》中，他对宋仁宗不无忧虑地说：“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切齿；尚循默之体，则忧国者寒心。”他对支撑宋王朝正常运转的黎民百姓所承受的灾异、饥荒更是心急如焚，他在给老师晏殊的信中吐露心迹说：“某连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观民患，不忍自安。”“庆历新政”前前后后，他一再主张和推行的改革措施，以及他对大宋王朝的耿耿忠心，无一不是以这两方面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但是，那些以一己之私或者一家之私甚至一集团之私为追求的同僚们，会让范仲淹的抱负施展吗？宋王朝的当家人宋仁宗会善始善终吗？事实是，那些告范仲淹御状的官僚们像蚊子一样，天天在皇帝的耳边飞舞、交鸣，动摇了他的改革信心，加上宋和西夏暂时形成和议局势，使主战的改革派转瞬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备受压制和打击。与后来宋高宗为顺利向金屈膝求和而定计杀抗金名将岳飞的心理类似，急于向西夏求和的宋仁宗，迅速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改革先锋一一逐出京城。庆历五年（1045）正月，五十七岁的范仲淹落职邠州（今陕西彬州），十一月迁邓州，踏上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迁贬远途。前三次分别是：第一次上书请求刘太后还政宋仁宗，触怒刘太后而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第二次谏阻宋仁宗废郭皇后，惹恼宋仁宗而贬睦州（今浙江建德）；第三次弹劾宰相吕夷简专权，反被状告“离间君臣”而贬饶州（今江西鄱阳）。
一系列的排挤和打击，使范仲淹成了折翼的大雁，无法为国尽匡扶之志，无法为民尽康济之心，郁郁寡欢，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在邓州漫长的日日夜夜，范仲淹认真思索了自己的仕宦生涯，细细梳理了改革的前前后后，有失望，有怀疑，有矛盾，有悲愤，各种情绪就像波涛撞击着海岸一样撞击着他的心，此起彼伏，汹涌澎湃，迫切需要一种寄托和宣泄，甚至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化蛹为蝶。
庆历六年（1046）九月，谪守岳州的同年挚友滕子京让人快马加鞭送来一封求援信，请范仲淹为刚刚重修落成的岳阳楼写一篇记，并随札附呈《洞庭晚秋图》。范仲淹读过来信，端详完《洞庭晚秋图》，仿佛醍醐灌顶，眼前一亮，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清醒和澄明，所有的焦虑、折磨、痛苦都挥置脑后，他终于找到了一片与他新政以来的心情完全契合的风景。
是夜，范仲淹徘徊于自己修建的百花洲书院，在那寂静清幽的庭院中踱步，时而抬头仰望星空，时而低首凝视池水，他想到了自己为展鸿鹄之志，而在长白山醴泉寺“划粥断齑”、苦心求学的艰难岁月；他想到了自己为救邦国于危难，而放言无忌，宁死不默的惊险经历；直到“庆历新政”在全国的推行，叱咤风云，激浊扬清，那种理想即将实现的瞬间真是豪情万丈啊！他甚至想象着新政推行后，百姓不再流离、士气激昂振奋、夷狄远遁塞外的理想图景。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同僚们会为一己之私而弃国家安危于不顾，给改革设阻置障；他更没料到皇帝宋仁宗会手持改革图强和屈膝求和的两张牌玩自欺的游戏，虚与委蛇，首鼠两端，甚至不惜牺牲一大批股肱之臣的忠贞。
范仲淹内心的激荡和奔腾，是明月和流水无法理解的，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有多高，他此时的心理落差就有多大。他是政治上舍我其谁志可断腕的壮士，而壮士的内心永远是孤寂的，加上逐臣的身份际遇，故旧见之，真如毒药猛兽般不敢与接。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失落、痛苦和憋屈，心头压着重石一样难受。迨至接到滕子京的来信，他才惊喜于自己无形中获得了一个释放长久阴霾屈辱心情而又不会授人以柄的契机，他终于拥有了一个任他挥洒的楼、任他遨游的湖，这个楼和湖与《洞庭晚秋图》毫无关系，这是他心中的楼、心中的湖，是他一生的楼、一生的湖，是他能够彻底宣泄、证明自我、表达理想、棒喝宵小的楼和湖。心中的感情是如何奔涌的，他笔下的墨水就是如何挥洒的；心中的理想有多崇高，他文章的气势就有多峻伟。于是，因为改革的道路布满荆棘和坎坷，才会有《记》中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才会有“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因为小人得志、忠良见弃，才会有《记》中的“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邦国兴衰、黎民冷暖如影相随，使他心灵深处的忧虑就像海底的暗流，时时涌动，使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是，作为久习儒学、熟谙《易》理、历经人生大恨大痛的范仲淹，他的“学”与“行”，“器”与“识”，“志”与“气”是真正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无论道路上的风雨多么急骤，他总能做到坚如磐石，总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总能做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而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轰鸣之声，更是范仲淹心中那八百里洞庭激荡出来的超越时代的强音！
种世衡的妙计
范仲淹担任边帅的时候，手下曾有两员虎将，一个是狄青，另一个是种世衡。狄青因为后代小说、戏剧、评书的渲染，家喻户晓，声名远播。不过，在当年抗击西夏的战争中，种世衡的名声和功绩丝毫也不逊色于狄青，范仲淹评价他为“国之劳臣”，欧阳修说“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对他们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来让西夏闻风丧胆的“种家军”，就是种世衡和他的儿孙们一手创建的。他不但打仗勇猛，而且头脑里蓄满了计谋，这些计谋被他广施于抗击西夏的战争中，尤其是“苦肉计”“美人计”“离间计”三条计策的巧妙运用，成功打击了西夏的嚣张气焰，打乱了西夏的战略部署，实现了他保家卫国的盖世功勋，堪称北宋“小诸葛”。
“苦肉计”智取敌情
宋仁宗庆历年间，种世衡驻守清涧城。清涧城位于抗夏前线延州东北，原为宽州（今陕西清涧），因为连年战争，宽州被朝廷放弃，成为废墟。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主帅西北前线，种世衡是他麾下鄜州（今陕西富县）从事，觉得宽州作为军事锁钥，地位重要，便建议在宽州废墟上建一座新城，左可确保河东运往前线粮草的安全，右可巩固延州的防务，北可谋取被西夏占领的银州（今陕西榆林）和夏州（今陕西靖边）。范仲淹觉得很有道理，遂派种世衡率军修城。种世衡一边抓紧修城，一边抵御西夏军队的不断进攻，他边修边战，边战边修，在极其困难和惊险的情况下，终于把这座废墟建成为西北前线的坚固堡垒。建成后，此城命名为清涧城，种世衡也因此而被朝廷任命为内殿崇班、知城事，具体负责延州东北的防务。
两军交战，短兵相接，情报最重要，敌情掌握得准确，有时胜过千军万马，种世衡深知这一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说，在驻守清涧城的过程中，种世衡手下有一员番将，曾经犯了一个小过错，惹得种世衡暴怒，他一反平时爱兵如子的常态，拿出轻易不用的军杖，命令士卒对他施以杖刑，而且杖杖打在脊背上，番将求饶不听，部下说情也不听，直到皮开肉绽，鬼哭狼嚎。种世衡的杖刑，彻底打掉了番将的一片忠心，伤势还未痊愈，他便不辞而别，投奔到西夏首领元昊帐下。元昊见他伤痕累累，又对种世衡恨之入骨，便把他收为心腹，后来甚至准许他自由出入于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谁知，一年过后，番将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清涧城，并给种世衡带回了大量西夏的军事机密。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种世衡暴打番将，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种世衡小施“苦肉计”，换来了知己知彼的战略先机。
“美人计”义收羌酋
据《宋史·种世衡传》记载，宋夏交恶时期，西北边境各少数民族的地位非同小可，是宋朝与西夏争相拉拢的对象，他们倒向于谁，谁就在战争中处于优势，所以，在宋夏战争中，争取各少数民族的归顺与支持，成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时的慕恩部，是羌族中最强大的部落，一天晚上，种世衡热情邀请酋长慕恩到军帐中饮宴，推杯换盏之际，种世衡又唤出一名美丽的侍女出来劝酒，慕恩顿时兴致大增。酒过三巡，种世衡故意起身走到里间，从门缝暗中细细观察慕恩的一举一动。果然不出所料，慕恩真的乘种世衡离开之机，对侍女动手动脚，调戏于她。这时，种世衡突然夺门而入，很意外和震怒的样子，慕恩大惊失色，羞愧难当，赶紧伏地请罪。种世衡转怒为喜，笑着说：“酋长喜欢她？”随即就十分爽快地把侍女送给了慕恩。从此，慕恩对种世衡忠心耿耿，以死力效。羌族中凡有二心者，种世衡便安排慕恩率军征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羌人兀二族已接受了西夏册封的官职，种世衡召之不至，命令慕恩进兵征讨，果然使兀二族归顺。别看一个小小的“美人计”，它却使种世衡在收服西北少数民族过程中达到异常顺利的效果。从慕恩部开始，种世衡采用这种恩威并施的办法，逐渐收服大大小小的部族百余个，对宋朝缓和民族矛盾、抵抗西夏入侵，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离间计”巧除敌将
种世衡在经营清涧城的过程中，曾结识一位名叫王嵩的和尚，王嵩勇猛非常，善于骑射，又熟知前线的山川要道，种世衡收服番部的过程中，多以他为向导。后来，种世衡干脆把他收至门下，当贵宾看待。王嵩虽然当过和尚，但他比俗人更俗，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种世衡非但不制止，反而倾其所有，恣其所欲，让他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
元昊手下有两员虎将，是亲兄弟，兄叫野利旺荣，弟叫野利遇乞，是元昊的左臂右膀，也是宋朝抵御西夏过程中的心腹之患，倘能除去，无异于釜底抽薪，将给西夏以致命打击。为此，种世衡想到了王嵩。某日，种世衡忽然怒斥王嵩说：“我待你不薄，而你却暗结西夏，图谋不轨，这难道不是背信弃义吗？”不由分说把王嵩绑起来，铺天盖地打他的板子，打得他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这样拷问了一个多月，王嵩始终牙关紧咬，死不承认，并且正义凛然地对种世衡说：“我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您听信他人对我的诬陷，我是不会屈服的，我宁愿清白受死，决不会屈打成招，留下不忠不义的名声。”种世衡终于发现这个好色好酒之徒，同时也是视死如归的忠义之士，于是，赶忙为王嵩松绑，把他引入密室，一边抱歉不迭，一边好生宽慰、耐心解释，他说之所以严刑拷打，只不过是试一下他的忠心，因为想派王嵩去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王嵩了解实情后，接受了这一堪比赴死的任务。
王嵩拿着种世衡亲笔写给野利旺荣的蜡书，受命潜入西夏，设法找到了野利旺荣。野利旺荣打开蜡书一看，种世衡亲笔信的意思是说，朝廷早知您野利大王有归降之心，已经封您为夏州节度使，月俸一万贯钱，并附上代表官衔的旌节，敦促他率军起事。野利旺荣读完信后，大惧，汗如雨下，心想这不是置我于死地吗？赶忙快马加鞭，把书信、旌节以及奸细王嵩一并送到了元昊跟前，希望以此澄清。然而事与愿违，元昊看了蜡书，疑心顿起，不准野利旺荣回营，把他软禁在自己身边，把王嵩打入大牢。王嵩在牢里受尽了折磨，但坚贞不屈。见不能从王嵩处打开缺口，元昊又生一计，立刻派手下大臣李文贵，让他假扮野利旺荣的使者，前去种世衡军营接头，说是来商量起事的具体事宜。在种世衡这个高手面前玩谍战，简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种世衡一眼就看出李文贵是奸细，将计就计，高规格接待，假装与其议定起事细节。李文贵回到西夏之后，随即就使野利旺荣的脑袋搬了家。野利遇乞也因为是野利旺荣的亲弟弟而受到了猜疑，被关进了大牢，后来种世衡又略施小计，中计的元昊又把野利遇乞给杀掉了。野利兄弟被杀后，元昊失去了左臂右膀，一度一蹶不振，不得不再次向宋朝称臣。
种世衡作为守边将领，以自己三条妙计，在抵抗西夏入侵中强大了自己，削弱了敌军，出奇制胜，屡建功勋。种世衡的经历告诉我们，宋朝并不是没有勇将，也不是没有帅才，反而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然而，种世衡功高如此，但在生前仅只出任过环庆路兵马钤辖之类的小官，在许多人为他抱不平的情况下，死后也不过赠予相当于从五品的成州团练使而已，可谓功高而命薄。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差，是因为宋朝的皇帝们被五代时期的军阀割据吓怕了，担心武夫专政，大权旁落，一直采取崇文抑武的政策，不但文人治国，而且文人带兵，使那些真正有将帅之才的人埋没于草莽之间，牺牲于战场上而不被重任。这种政策在一定的时期有效抑制了武夫篡位的危险，使宋朝不至于重蹈五代兵变频仍的覆辙。但凡事有利则有弊，在外敌步步紧逼、国土不断沦丧的情况下，仍然执行这种偏激的政策，无异于倒行施逆，宋朝最后灭亡在蒙古的铁蹄和武力之下，是让人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的事情。
那一袭远去的青衫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一阕《望海潮》，把北宋杭州的繁华富庶和自然美景描绘得淋漓尽致，堪称词作中的《清明上河图》。此词一出，迅即传播四方，不仅大宋臣民唱，还传到了北方的金国。据说，金主完颜亮读罢《望海潮》，被江南美景弄得茶不思、饭不想、夜不寐，遂起挥师南下、投鞭渡江之志，后来果然大举攻宋。一首小词，引发一场南北大战，这恐怕是柳永作词之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这就是柳永，一个词作一出就洛阳纸贵的千古词家。
柳永才气卓绝，独步北宋文坛。但遗憾的是，一部《宋史》，洋洋千万字，传叙千百人，唯独没有这位天才文豪的一席之地，宋代笔记里，也仅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真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如同《金瓶梅》跻身四大奇书之首，却不知道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却无法窥探曹雪芹现实生活中的蛛丝马迹一样，世事注定要残缺到让人纠结？张爱玲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而柳永的“骨灰级粉丝”们，恐怕会要续上一恨：柳永无传。因此，一代又一代的考据家，不得不把头深深埋进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旁求博考，追本溯源。然而，大都费力不讨好，柳词的背后，永远是一袭远去的青衫和一张模糊莫辨的面孔。
我们知道的，他是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柳三变，后改名柳永，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他是官宦世家出身，父亲柳宜曾仕南唐，官至监察御史，降宋后任过费县（今山东费县）县令，官至工部侍郎。父亲在南唐任职多年，南唐兴词，后主李煜便是一位填词大家。柳永是否通过父亲听到过后主的故事，不得而知，但他一定读过：“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一定读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家学的熏陶，贰臣的感受，在开封父亲的官舍里，少年柳永的心灵或许接受过这样的精神投影。同时，柳永十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这给柳永留下了阴影，也养成了他沉默好思的习惯。少年丧父的孩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形成文人异禀？范仲淹两岁丧父，欧阳修四岁丧父，姜夔十四岁丧父……他们都成了文坛巨匠。
柳永大致生活在宋太宗、真宗、仁宗时期。有宋一代，奉行崇文抑武政策，文人士大夫的地位被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往往一首小诗、一篇小文，就能名扬天下。然而，单有才气、名气，是不可能轻易进入官僚阶层的，即使靠运气或者祖上的荫德受了官爵，也会因为功名来得太轻巧而被人耻笑和鄙薄。文人要堂堂正正步入上流社会，成为峨冠博带中的一员，必经科举考试，这在当时，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别无他途，有些恃才傲物的文人哪怕已经受恩荫封了官，也仍然坚持参加科考，不屑于坐享其成。而文人一旦金榜题名，则从此锦衣玉食，一世无忧，而且腰板挺得笔直，踌躇满志。宋真宗《劝学诗》中就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名句，引得莘莘学子爬梳剔抉，皓首穷经，十年磨一剑。
青年时期的柳永亦不例外，读书破万卷，满腹学问，还填得一手好词。当然，学习的同时，他还经常出入勾栏瓦肆，与风尘女子结下深厚友谊，他填词，她们演唱，到处流行。柳永二十出头，信心十足，准备进军科场。但天下学子千万，能够上得了华山的毕竟凤毛麟角，诗写得好，还要人家识货，词填得好，还要人家欣赏，哪怕拥趸再多，天下女子齐唱柳词，上头说不行，努力也枉然。
那些掌管着士子前途和命运的人，说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深恶他的浮艳虚薄，俚俗不堪，有人甚至称其词有“野狐涎之毒”。他去拜访宰相晏殊，其实晏殊年龄比他还小几岁，不过人家成名早、官职大，既是皇帝面前的红人，又是当朝文坛大佬，新秀经他品题，立马朝野闻名，身价百倍。柳永也是抱着这个目的，想得几句好评，想听几句佳话，科举之路肯定好走许多。晏殊问他：“贤俊作曲子么？”回答说：“也像您一样爱好。”晏殊哼哼，说：“我虽作曲子，不会作什么‘绿线慵拈伴伊坐’。”柳永一听，转身退出——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几场考试考下来，名落孙山。等几年，再考，依然榜上无名。愤懑之际，一曲《鹤冲天》喷涌而出：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流行之快、流布之广，出人意料，甚至传到了宫里，摆上了宋仁宗的案头。柳永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心里舒坦多了。然而，这首词给他带来了名声，也带来了厄运。后来一次科考，他过五关斩六将，遥遥领先，殿试发榜之际，宋仁宗拿起试卷，一看是柳永，随手御笔批下：“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一锤定音，掷地有声，甚于法官的判词。
柳永成了天涯浪子，从此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科场摸爬滚打，几试牛刀，他仍然是华山下遥望的落魄秀才，转眼，就过了不惑之年。这些年，唯一得到的心灵慰藉，就是那些被他那妙词感动得脸颊绯红、几落珠泪的勾栏姐妹和市井文人。“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的作品，比皇帝的谕旨还传播得快。然而，科场纵有千种弊端，但它就如今天的高考，毕竟是最为公平的竞争方式之一，有才，你就考，凭真本事。因此，柳永一方面颇为失落，穿行于闾巷草野之间，另一方面始终没有忘记科场，奔波于漫长的科考征途，他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继续应试。
宋仁宗还算是一个爱才、惜才而又比较宽容的君主，纵观他四十二年的从政经历，很少有明确表示厌恶的文人，多是赞叹有加，欣赏不已，柳永是个特例。不过，尽管他当初的确表示过不喜欢柳词，但最后还是为柳永开启了一扇入仕之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甲戌科，年近五十的柳永，终于梦想成真，高中进士。
既能处江湖之远，又能居庙堂之高，柳永最终向世人证明了自己！
入仕后，柳永曾出任睦州掾官、定海（今浙江宁波）盐官、屯田员外郎之类的小官，所过之地，不乏良好政声。但良好的政声，似乎对他的前途起不到丝毫作用，仕途经年，久不升迁，柳永一直在散官闲职上徘徊，这是否与当初宋仁宗对他的评价有关？皇帝给了定评的人，即使特别欣赏柳永才华的，也不敢去推荐，谁会愚蠢到给自己贴上一张不讲政治的标签？宋代张舜民《画墁录》说：“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就是证明。
文人喜欢扎堆，宋代文人尤甚。但在当朝文坛，柳永似乎没几个真正的良朋好友，那帮文人都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们的马首是瞻，对柳永这个皇帝和宰相均不看好的“通俗歌手”，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一些人对他还非常不屑，晏殊自不待言，张先讥讽他的早行词“语意颠倒”，苏东坡因秦观的词沾染柳词风气而大发脾气，王安石因诗作《和御制赏花钓鱼二首》中有：“披香殿上留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之句，被指剽窃柳词《醉蓬莱》“太液波翻，披香帘卷”而受尽嘲弄，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虽然宋代文人最喜诗酒唱酬，最好相互提携，但柳永又是一个特例，他只能远远地观望，那个圈子不属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