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圈子不属于他，官场圈子则更不属于他。官场游走，宦海沉浮，柳永始终没法融入体制内。他多次在词中表达对官场的厌倦之情，如《长相思》：“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又如《定风波》：“奈泛泛旅迹，厌厌病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他顶多只能算一个在官场外围溜了一圈的“门外汉”，他不是主人，只是过客，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然而，柳永有他自己的圈子。寻常巷陌，市井人家，都喜欢他，甚至僧道之流亦不例外。邢州（今河北邢台）开元寺法明和尚，平生有三好：好酒好赌好柳词。人家请他做法事，一律拒绝，召饮，则欣然而往，一饮辄醉，醉了就唱柳词，如此十数年，附近里巷小儿都叫他“疯和尚”。一天，他忽然对寺内众僧说：“我明日当圆寂，你等不必送行。”众僧以为笑谈。谁知，第二天早起，法明果真沐浴更衣，安然就座，对大家说：“我去了，当留一曲。”众僧惊愕，只听得法明唱道：“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唱完，溘然而逝。
柳永骨子里是平民诗人、市井词家，那里才有他驰骋的江湖，才是他缱绻流连的梦乡。醉卧花丛，寄情风月，青楼处处为他敞开怀抱。官场数十载，史传无片言，游历数十年，辞章冠天下，杭州、苏州、扬州、长安……柳永一到，市井欢腾，到哪都有家的感觉。
文坛无友，官场无友，青楼知音无数。陈师师、赵香香、谢玉英……一个个冰雪聪明，色艺双绝，独把柳永当知交：“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为何她们全都如此倾心于柳永这样一个庶僚小官、不得所谓正统承认的词人呢？因为在柳永的心底，她们是亲人姐妹，她们是知心爱人，不但词曲相伴，而且精神相依。俯视的怜悯永远不如平视的欣赏让人怦然心动，她们以心相许。
世人多以“放荡不羁，穷困潦倒”给柳永画像，这不过是针对他仕途不畅和死无恒产来定义的，恐有失当。对于官场来说，柳永确有升迁之望，然而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他的秉性和气度与官场极不相融，渐行渐远再也正常不过了；而死无恒产，也是性格使然，天天流连于歌舞楼台，大手挥金，大把烧钱，金子、银子、镯子、链子，一掷千金，只为红颜一笑，留下恒产何用？柳永的精神来源于市井，又提升了市井，身上自有一股烟火气、人情味，但又绝不颓靡低俗，而是慷慨激昂，给人潇洒出尘、玉树临风之感，“白衣卿相”由此而来。说放荡，实是放而不荡；说潦倒，实是潦而不倒。他身上没有士大夫那股沾沾自喜的轻浮气，相反，他有精神非常明亮的一面，光彩照人。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柳永逝于润州，年约六十七岁。
晏殊为何不喜欢欧阳修
晏殊的身上的确闪耀着太多足以令欧阳修眼花缭乱的光环和艳羡不已的精彩。
晏殊早慧，七岁能文，曾被江南安抚使张知白目为“神童”，并推荐于朝。十四岁，与全国千余考生一起参加了殿试，他“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受到宋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成了少年进士和年龄最小的领导干部。
他的词家喻户晓，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等等，都是让人奉为圭臬的经典名句，到处传唱。
仕途上，晏殊顺风顺水，历任太常寺丞、太子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后来还被宋仁宗任命为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出任宰相，而且文武一肩挑。在士大夫和才子们眼里，晏殊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传奇。
欧阳修幸运，人生第一站遇到了晏殊。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十四岁的欧阳修参加了礼部举行的全国大考会试（省试），晏殊是主考官，出题《司空掌舆地之图赋》，面对这过于僻涩的命题，众考生不是偏题就是走题，唯欧阳修不光扣题精准，而且文采飞扬。于是，晏殊慧眼识才俊，把欧阳修擢为“省元”，即第一名。从此，欧阳修对晏殊以门生自称，执弟子礼。
欧阳修中进士后，出任西京河南府留守推官。做官之余，他与钱惟演、尹洙、梅尧臣等文坛圣手们诗酒征逐，佳作不断，一时文名大震。当时，晏殊的词、梅尧臣的诗、欧阳修的文章，堪称文坛三绝。
晏殊、欧阳修之间的缘分不可谓不深，作为有知遇之情的师生，作为一朝为官的上下级，作为共领时代风骚的文坛巨擘，二人完全可以惺惺相惜，结忘年之契，生出许多美谈让人津津乐道的。然而，这段师生情开始早，结束也早，虽然欧阳修对晏殊非常尊敬，但晏殊却不喜欢欧阳修，甚至一度到了厌恶的境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据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载，宋仁宗庆历初，西夏犯边，战事吃紧，作为辅佐皇帝管理军政的枢密使晏殊，应是案牍劳烦，日理万机。欧阳修时任馆阁校勘，担心老师过于辛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与诗人陆经结伴去看望老师，希望给老师一丝安慰。谁知晏殊家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轻松得很，毫无军情紧迫之象，见他们来了，还在花园摆酒置茶，开怀畅饮起来。欧阳修深感意外，即席赋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曰：“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便开西园扫征步，正见玉树花凋零。小轩却坐对山石，拂拂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诗中饱含学生对老师的善意规劝，意思是国难当头，作为军机大臣的晏殊，肩负重任，不应该花天酒地，闲如散官。
晏殊读后，差点儿没背过气去，愤然对人说：“昔者，韩愈亦能作言语，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当年韩愈赴宰相裴度聚会，也最多只说“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同种情境下，欧阳修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朋友尚不可开这种过火的玩笑，何况对老师？果然，欧阳修善意的诗句，使晏殊背上了只顾享乐，不顾天下安危和社稷苍生的恶名，成了他人生的污点。晏殊明确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宋代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中也十分肯定地说：“晏公不喜欧阳公。”
对于晏殊的愤怒，欧阳修十分不解，颇感委屈和纠结。皇祐元年（1049），时任颍州知州的欧阳修给晏殊写了一封信说：“修伏念曩日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欧阳修全集卷九十六·与晏相公书》）虽有感激，但更多的是抱怨，抱怨老师对自己的冷遇，有一种追根究底的索问之意。然而，晏殊阅后，却当着宾客的面，敷衍几句话，要文书代为作答。宾客说欧阳修也是当今才子，文章名贯天下，如此回答，恐太草率。晏殊冷冷地说，对于一个科考门生，这几句话已经够看得起他了。可见，晏殊的确不喜欢欧阳修。
然而，晏殊不喜欢欧阳修，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首规劝诗吗？这对于一个具有领头雁风范的文坛宿将和“肚里能撑船”的宰相来说，未免小气。从晏殊平日扶持后辈不遗余力的习惯来看，也不至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晏殊对欧阳修由喜到厌呢？
从性格上看，晏殊闲静平和，崇尚道家，守成忌变。《宋史·晏殊传》说他“殊性刚简，奉养清俭”，可见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任相十余年，始终延续着吕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执政风格，尚宽简，不苛细，清静无为，垂衣而治，遂有“太平宰相”之名。欧阳修却耿介而切直，执拗而刚烈，好论时弊，好争长短，且以风节自持。正如《宋史·欧阳修传》说：“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无论对象是谁，有批评就说，有意见就提，毫不忌讳。比如范仲淹因言被贬，高若讷作为司谏不仅不谏阻，反而推波助澜，欧阳修便写信痛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晏殊任相期间，提拔欧阳修出任谏官，面对又一次有恩于自己的老师，他依然言辞激烈，常常让晏殊下不了台，“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其数论事，或面折之。”（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七）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要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几乎不可能。
从政见上说，尤其对于“庆历新政”的态度上，二人分歧严重。庆历年间，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夏国不断侵略边境，战火燃起，纷争不断。在这两个游牧民族的入侵过程中，宋朝始终处于劣势，经常吃败仗。而战争失败除了带来版图缩小、贡输增加、生灵涂炭的后果之外，同时也带来对制度的拷问和反思，从而催生了北宋王朝第一次涉及朝野官民范围最广的改革——“庆历新政”。其核心内容是改革吏制、壮大财力、增强武备，由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韩琦、富弼主导，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也紧随其后，摇旗呐喊。
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欧阳修连连向宋仁宗上书，弹劾十余名反对改革的官员，爱憎分明，措辞激烈，使得朝野震惊。对于改革，作为宰相的晏殊虽然没有高调反对，但他却是态度最为暧昧的高官之一。人家改革如火如荼，他却仍然品酒填词，舒舒服服地当他的“太平宰相”。从“庆历新政”的开始到失败，几乎看不到晏殊明确表态的历史记载。作为宰相，在面对这场涉及政治和经济变革问题上不明确表态，不明确支持，这本身就意味着反对，这是无声的反对。而欧阳修追随改革的态度和异常激进的言论，更加导致了晏殊的反感，于是，晏殊干脆外放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眼不见为净。这遭到了谏官们的反对，他们上《乞留欧阳修札子》说：“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强烈要求让欧阳修留任，晏殊不为所动，明确表示“不许”。谏官们也不善罢甘休，马上联名弹奏晏殊，致使晏殊罢相，而他的罢相，又是因为欧阳修，他们之间的裂痕已然越来越深。
不过，尽管老师对自己成见日深，意见渐大，欧阳修对自己的言行却从来没有表露过一丝悔改，当初怎么说，一生都怎么说。他经常对人说：“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晏殊逝后，欧阳修为老师献上了一首《挽词》，一句“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表明了他对晏殊一辈子的态度。老师都入土为安了，他还直话直说，还不肯掩饰自己过于苛刻的看法，晏殊当初不喜欢他，看来不是误传。
“红杏尚书”的运气
小宋的运气不够好，比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中了状元，最后却不得不拱手让给自己的兄长。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宋祁与兄长宋庠同时参加礼部考试，宋祁考了第一，宋庠名列第三，名次报到“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处，刘太后以弟不可先兄为理由，把第三名的兄长拔到第一，把第一名的弟弟降至第十，“与兄庠同时举进士，礼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宋史·宋祁传》）从此，人们称兄弟俩为“二宋”，兄为大宋，弟为小宋。
小宋笔参造化，才气过人，以一曲《玉楼春》在高手如云的北宋词坛笑傲群雄，卓然独立，词曰：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写春景，赞春光，落墨随意，娴雅风流，尤其“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影响广远，清代王士祯说：“‘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当时传为美谈。”近代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此词遂成千古绝唱，宋祁因得“红杏尚书”美称。
大宋的才气不如小宋，运气却远胜小宋。他是状元，又是刘太后看中的人，于是，先任大理评事，随即破格升为太子中允，再迁左正言、知制诰、参知政事，官至执政，称得上平步青云。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还被提拔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当上了宰相。而小宋虽然历任军事推官、直史馆、龙图阁学士、知制诰，但从未得到过与其学养声誉相匹配的重任，始终在散官闲职的岗位上徘徊，上也不上，下也不下，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与他的理想抱负相去甚远。
不仅大宋不但才气不如小宋，就是能力和政绩，也不如小宋。宋朝进入仁宗时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导致了享乐思想的泛滥，机构臃肿，人满为患，用度奢华，开支陡增。同时，北有契丹威胁，西有党项骚扰，一旦开边衅，启战端，以当时的军备与国力，恐无法抵挡。小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官位不显，然而心忧天下，他向宋仁宗上奏，力陈“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主张裁减冗官、冗兵、冗僧“三冗”，道场斋醮、京师寺观、使相节度“三费”，首度提出了后世熟知困扰北宋多年的“三冗”“三费”概念，倡导节约公务开支，杜绝铺张浪费，可谓眼光精准，切中时弊，成为当时朝廷最有影响的奏章之一。宋仁宗康定年间，西夏果然入侵，战火复燃，他又上《御戎论》七篇，为御敌强兵提建议、献良策。他还与欧阳修合作撰写《新唐书》，前后长达十余年，为成就这一部卷帙浩繁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贡献。仅此一书，小宋足以影响当时，名垂后世。
而大宋一生，最有影响的政绩不过是在知审刑院任上，曾经不顾宰相陈尧佐的阻挠，一举打掉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黑社会老大”王澥犯罪团伙，依法判处王澥死罪，在群众中引起轰动。但大宋后来出任宰相多年，墨守成规，毫无建树。宋真宗、宋仁宗时期名相迭出，大宋却是最不出名的一位。《宋史·宋庠传》说他“慎静为治”“沉浮自安”，几乎是不着痕迹的批评了。为什么墨守成规、毫无建树的大宋能当宰相，能力卓越、有所作为的小宋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呢？
一看性格，二看运气。
大宋虽然政绩平平，但他为人尚简，雍容有度。《宋史·宋庠传》载：“庠为相儒雅，练习故事”。说明他宽容通达，熟悉典故，凡事能以惯例处置，内外和谐，上下融洽。这种人当宰相，大都是事找他，他不找事，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当得好。而与大宋相比较，小宋性格迥异，正如《宋史·宋祁传》所说：“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论者以祁不至公辅，亦以此云。”小宋文章虽好，但好议论，喜品评，自视甚高，傲世轻物，不如大宋“清约庄重”。性格决定命运，大家都认为小宋最终没当上宰相，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小宋在生活上也不检点。据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四十六载：“小宋好客，会宾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百味具备，歌舞俳优相继，观者忘疲，但觉更漏差长，席罢已二宿矣。名曰‘不晓天’。”其歌舞升平耽于享乐若此。尤好美姬，喜欢媵婢环侍的感觉。宋代魏泰在《东轩笔录》卷十五中记载，小宋任成都知府其间，曾与同僚聚饮于锦江之上，夜半时分，寒意渐浓，便命人回去取“半臂”（无袖上衣），妻妾们争相去取。不多时，一人手里拿着一件，送到了小宋跟前的“半臂”，竟达几十件之多。小宋担心有厚薄之嫌，一件都不敢穿，最后只得忍冻而归。小宋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到读书时，必左右环抱二女，方可静心入书，这种习惯据说他一直保持到晚年也没有改变。生活中的小宋就是这样，歌舞相继，妻妾成群，奢侈放纵，堪称娱乐致死的典范。
同时，升官是诸多条件与机会的积累，才好，还要运气好。小宋的官运，却伴随着太多倒霉的因素，有时简直“喝水都塞牙”。
一是兄长当大官，老弟受影响。《宋史·宋祁传》中有几条与大宋有关的线索：“庠罢，祁亦出知寿州，徙陈州……庠复知政事，罢祁翰林学士，改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不难看出，大宋一升降，小宋就受影响，或因避嫌，或遭牵累，不是平调，就是降职，在升迁的路上，兄长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
二是不讨宰相喜欢。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的宰相韩琦，就对这位生活不够检点的下属极不感冒，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载：“宋景文公子京（宋祁字子京，赠谥景文）不甚为韩魏公（韩琦封爵魏国公）所知，故公当国，子京多补外。”宰相不喜欢，当然只能在地方上混混。
三是一不小心得罪了贵妃。庆历八年（1048），宋仁宗准备册封宠妃张美人为贵妃，小宋当时为翰林学士，正好轮到他撰写制书，他没等下达圣旨、举行仪式，就写好制书、盖好图章，直截了当送给了张美人。而张美人正盼望着在册封仪式上风光一把，结果被一个小小的翰林搅了好事，张美人勃然大怒道：“何学士敢轻人？”把制书丢在地上不肯接受。从此，小宋成了这位宠妃的眼中钉。
最为关键的是，小宋好言大事、臧否人物的性格，在皇帝宋仁宗那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宋代朱弁《曲洧旧闻》记载：“或有荐宋莒公（宋庠封爵莒国公）兄弟可大用者，昭陵（宋仁宗）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来，则廷臣更无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长（对翰林学士的敬称）卒于位。”有人向宋仁宗建议，说二宋兄弟可堪大用，都能当宰相。宋仁宗说，大宋尚可，小宋一到朝堂之上，大臣中便没一个人是正确的。正因为宋仁宗的这个评价，大宋当了宰相，小宋却以翰林告终。连皇帝都不喜欢的人，还有机会当宰相么？
当然，小宋也有运气亨通的时候。南宋的《花庵词选·宋子京》中记载了一桩逸事，说小宋翰林某日路过京城繁台街，恰遇宫内出来一队车马，某车内某宫女揭开车帘，一见讶异地唤了声：“小宋！”小宋回头，惊鸿一瞥，久久不能释怀，归家后填词一首《鹧鸪天》曰：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词辗转到了宋仁宗手头，他追问，何人呼小宋？那位惊呼小宋的宫女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毅然站出来请罪自陈说：“我曾在侍奉御宴时见过小宋，所以出宫揭帘偶见，脱口而出。”
宋仁宗召来小宋，说起《鹧鸪天》，徐徐吟道：“画毂雕鞍狭路逢……”小宋一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宋仁宗却仁慈地笑道：“蓬山不远啊！”随即把那位美丽的宫女赏赐给了他。
宋仁宗非但没有因为自己对小宋的成见借题发挥，反而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倒也不失为一位宽容的君主。小宋以为是个错误，不想原来是个美丽的错误，无怪乎清代才子王士祯由衷感叹道：“小宋何幸得此奇遇，令人妒煞！”填词竟能抱得美人归，怎能不让那些还在绞尽脑汁寻章摘句的文人们“妒煞”呢？
孤臣包拯
南宋思想家朱熹与学生谈论“交际之道”时，讲了包拯的一个故事，说包拯年轻时，曾与一李姓同学就读于家乡庐州合肥县（今安徽合肥）某僧舍，每次从家里往返僧舍，必须经过一富翁家。包拯与李生品学兼优，前途无量，都是“潜力股”，富翁很想亲近他们。某日，当他们路过富翁豪宅，富翁邀请他俩进屋做客，包拯和李生委婉拒绝了。过了一段时间，富翁又特备酒宴，热情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李生碍于情面，打算接受邀请，包拯却厉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九）
包拯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注意小节，与富翁吃吃喝喝，称兄道弟，那么将来学有所成，万一回乡做官，这些人情债难道不会影响处事的公正吗？人家在生意往来时要求关照一下，在官司缠身时要求放他一马，怎么办呢？于是，又一次拒绝了富翁的盛情。事也凑巧，多年以后，包拯果真被朝廷安排回乡，出任庐州知州，因为以前没欠人情债，故断案执法，皆能公正无私，留下千古美名。
包拯为人做官，一贯严格自律，既不傍大款，更不攀权贵。宋仁宗康定元年，四十二岁的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产砚，中国四大名砚——端砚尤以石质优良，雕刻精美居首，被朝廷钦定为贡品。那些附庸风雅的权贵，均以能得到端砚为荣。因此，在端州任职的官员，似乎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纷纷打着纳贡的幌子，以多出数十倍的数目征收，假公营私，拿着公家的东西去结交打点，以取媚于权贵，谋取自己的进身之阶。然而，包拯到端州任职后，首先想到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有权不用，自断这条升官捷径，悉数减去多余的征敛，仅征收进贡的数目，领导也好，故交也好，批条子也好，打招呼也好，一概不理。他还在端州州衙墙壁上写下《书端州郡斋壁》一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他认为做官当谋直道而去贪欲，以做清官为荣，以做贪官为耻，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于是，包拯当了三年知州，“岁满不持一砚归”。
包拯不会种花，只会栽刺。他与张尧佐是一对冤家，张尧佐是外戚，其侄女张贵妃备受宋仁宗宠幸，因此官运亨通。开始，张尧佐被任命为三司使，包拯向宋仁宗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连做小官都不合格，遑论三司使这种朝廷大臣，表示反对。几年后，在张贵妃的软磨硬泡下，宋仁宗提出任张尧佐为节度使，再后来又提出任他为宣徽使。包拯认为这样的提拔速度太快，不符合干部升迁制度，以“不可骤升”为理由，前后七次上书弹劾张尧佐，甚至在朝堂之上当面顶撞宋仁宗，硬是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让张尧佐的升迁受阻。
包拯最重官员操守，最恨以权谋私。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他出任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当时，三司使张方平利用手中的权力，廉价套购某商人住宅，从中渔利。包拯认为，三司使总国计，掌四方财赋出入，通管盐铁、度支、户部，是朝廷最高财政官员，地位仅次于执政，人称计相，权柄极重，动辄牵动各方利益，非廉洁之士不能胜任。张方平巧取豪夺，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包拯因此上书弹劾张方平，致使张方平随即被罢。
包拯就是这样，做官行事，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只论荣辱，不论得失。他端方亮直，不虚情假意，不随声附和。他的心里只有朝廷纲纪和百姓冷暖，不想因交往而影响公正，那些门生故吏和亲朋好友，谁也别想通过他捞到任何好处，因此“故人、亲党皆绝之”，大家纷纷离他而去。在人情关系的力量远远胜过纲纪国法的官场，包拯形影相吊，门可罗雀，显得那么孤立。然而，孤独一生的他，却一直是那些贪官污吏眼中的煞星，《宋史·包拯传》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是啊，这样一个铁面无私而又六亲不认的人，叫人如何不忌惮，甚至害怕呢？
尹洙的“龙图硬性”
在家天下时代，站队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队站对了，荣华富贵，唾手可得；队站错了，轻则贬官降职，重则身败名裂。范仲淹因“庆历新政”失败而被逐出京城后，在朝中不怕排挤、不怕打击，仍然力挺范仲淹的，尹洙算最积极的一个，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件事，既反映出尹洙人格上的信义，不见利忘义，也反映出他性格上的坚贞，不见风使舵。
尹洙，字师鲁，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年轻时以儒学知名于世。天圣二年考上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历正平县主簿，光泽知县，馆阁校勘，太子中允等职。当时，正值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功败垂成，朝廷以宰相吕夷简为首包括大臣夏竦、贾昌朝、章得象等一帮反对变革者对改革派进行排挤打击，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被诬为朋党，推动改革的宋仁宗闻朋党而色变，纷纷将改革者贬官外放，朝廷上下，一时道路以目。但是，小京官尹洙不避斧钺，上书说：“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宋史·尹洙传》）面对被朝廷放逐的范仲淹，尹洙不仅不敬而远之，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自认朋党，以罪臣范仲淹的“师友”而自豪，无疑自树众敌，结果可想而知。随后，他被赶出京城，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唐州酒税。
在贬官的那段人生低谷，尹洙依然铁骨铮铮，初衷不改，而且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尹洙文人出身，以才名于世，以学闻于朝，甚至对军事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面对咄咄逼人的西夏进攻态势，尹洙忧心如焚，向宋仁宗连续上了《叙燕》《息戍》《兵制》等十余篇奏折，总结历史，分析形势，权衡利弊，进献良策，“仁宗嘉纳之”。尽管宋仁宗贬了尹洙的官，但这并不妨碍宋仁宗打心底里对他才华和能力的欣赏。庆历年间，宋仁宗重新启用尹洙，任命他为太常丞、泾州知州，不久又以右司谏出任渭州（今甘肃陇西）知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安抚使，让他领兵守边。
据宋代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记载，尹洙担任安抚使期间，曾因营建“水洛城”一事，与上司陕西四路都总管郑戬产生了矛盾。郑戬考虑到水洛地处边境地区，又是渭州与秦州（今甘肃天水）的联络点，战略地位较为重要，决定在此处修城驻军，并已动工建设。而尹洙认为宋夏之战，弱势在于兵力分散，建了新城，势必要从别处调军驻守，无疑削弱了其他地区的力量，所以坚决反对修建“水洛城”。两人为此争议不休，期间甚至还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快，惊动了朝廷，朝廷召尹洙回京说明情况。
回到京城，尹洙兴冲冲赶去中书省，向宰相汇报。当时，吕夷简任首相，晏殊任次相。吕宰相是“庆历新政”最坚定的反对者，范仲淹、欧阳修、尹洙被贬，便是他一手推动，对他们一向不怎么待见。尹洙在便厅等候时，他老人家正在中书省的厅堂里津津有味地品茶，听说尹洙来汇报，随意安排小吏端杯茶送去，还对小吏说：“请转告尹龙图（尹洙曾任‘直龙图阁’一职），我今日没时间接待他，让他喝杯茶吧。”把尹洙晾在一边。晏殊听了吕夷简的话，玩笑道：“尹龙图莫说是喝茶，就是浆水也咽不下去啊。”酸中带饥，隔岸观火。晏殊的嘲笑分外刺耳，尹洙一墙之隔，听得清清楚楚，西边战事吃紧，宰相们却在喝悠闲茶、说风凉话，他心里本就窝着火，听了这句，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管你宰相不宰相，拿起毛笔用力往桌上一掷，厉声道：“是何委巷猥语辄入庙堂，真治世之不幸也！”是哪个僻陋小巷来的野狗放臭屁，这种人也配居庙堂之高，真是治世之不幸！把晏殊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虽然泄了愤，但他这次又贬官庆州（今甘肃庆阳），后来还贬官均州（今湖北丹江口）。
尹洙习孔孟之道出身，走上仕途，靠的是真才实学，既不媚俗，也不阿世，即使多次遭受谪贬，依然本性难移。因此，当有人向范仲淹反映尹洙执拗而难相处时，范仲淹评价说：“尔辈岂知，此是龙图硬性！”真是知音之语。这样刚直的性格，自然难容于“潜规则”大行其道的官场，人越贬越远，官越贬越小。柔者易伤，刚者易折，满腔抱负的尹洙，最后终于不堪屈辱，在贬所均州抑郁而终，年仅四十七岁。
梅尧臣的官运
鉴于做官是宋朝读书人比较单一的就业方向，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宋朝置“史馆”“秘阁”“资政殿”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是封侯拜相走向人生巅峰的必然前站，故成了他们可望亦可及的理想，也成了他们事业上成功与否的一种标志。在宋朝，一个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认的大才子，如果没能进馆入阁，那是要被惋惜和讥笑的，大诗人梅尧臣就是如此。
梅尧臣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爱好诗歌，《宋史·梅尧臣传》说他：“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给予了精准的评价。他一反宋初西昆体诗歌表面的浮艳和内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远，给北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不过，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进士，正如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说：“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尽管梅尧臣“工为诗”，有才名，但他在科考道路上却坎坷崎岖，屡试不第，最后只好“拼爹”，通过父辈的功劳荫补入仕，授太庙斋郎、河南主簿。
这个小官开头运气不错，刚出道就遇到了好领导钱惟演。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钱惟演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西京洛阳府留守，称“使相”，与宰相平级。钱惟演是朝中大臣，身份高贵，但他更懂得尊重人才，提携后进，堪称伯乐。他曾对当时在洛阳任职的部下梅尧臣、欧阳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给予过许多帮助，尤其对梅尧臣和欧阳修，更是高看一眼，厚爱一筹，经常与他们诗酒唱和，切磋技艺，又在同僚中“到处逢人说项斯”，广为延誉。梅尧臣、欧阳修因此被世人并称为“梅欧”，名满天下。上至宫廷，下至闾巷，到处传诵梅尧臣的诗歌，甚至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衣服上，都织有他的《春雪诗》，可见他的影响之广。
只是，梅尧臣这个小官在钱惟演眼里是人才，在民间有诗名，在朝廷却既无政声，又无能名，朝廷始终没有把他当成干才。洛阳任满后的岁月里，他还在江西、浙江、陕西等多地任过职，历任县令、监税、监仓等职，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这样文名显赫，又经过多地任职、多岗位锻炼的，老在区区胥吏的岗位上徘徊不前，颇为少见。很多士大夫认为，像梅尧臣这样的大才子，不进馆入阁，真是枉费其才，纷纷为其抱屈。嘉祐元年（1056），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甚至联名向宋仁宗上书要求重用梅尧臣。
在大家的惋惜、褒扬以及轮番推荐之下，宋仁宗决定面试一下这个闻名天下的诗人。一试，果然才华出众，遂赐他进士出身，任国子监直讲，后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然而，这个员外郎虽然相当于今天的某部副司长，但在当时不过是个六品寄禄官，所谓“不预司务”，只寄禄，不参与实务，仍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闲职散官，副宰相石中立就曾打趣说“园外狼（员外郎）不如园中狮”。员外郎还不如皇宫里一个天天有肉吃的狮子，可见地位之低。更让人遗憾的是，梅尧臣在都官员外郎任上没几天，即撒手人寰，阖然而逝了。追悼会上，人们唏嘘不已。后来南宋诗人滕珂到他墓前赋诗致吊道：“百年诗老卧空山，犹忆当时语带酸。赢得儿童叫夫子，可怜名位只都官。”仍在替他喋喋抱屈。
不过，梅尧臣对自己的仕途通达与否，似乎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值。嘉祐年间，宋仁宗征召他编修《新唐书》。接到皇帝的征召之后，他不仅没有欣喜，反对妻子刁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好动的猴子，被塞进布袋，该多难受？表达了他颇不情愿的心态。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世界上谁见到过能爬上竹竿的鲇鱼呢？注定仕途不通，官运不畅。
这说明，对于做官，梅尧臣有自知之明。事实也是如此，大凡诗文写得好的，在政治上常有其天生欠缺的一面。因为真正的好诗文，都是个性、坦诚、率真的表达，而政治却讲究妥协、利益、折中，与写诗有其对立或不协调的一面。所以，文人治国，诗人从政，常常不是幼稚到可笑，便会狂妄到自大，幼稚处不讲科学，狂妄时没有理性，往往把国家引向歧途或灾难的深渊，像之前的南唐李煜，之后的宋徽宗赵佶，莫不如此。
梅尧臣在基层工作三十年，很少在意自己的官运，每天履行职责，按部就班，工作之余，吟诗作赋，不亦乐乎。据宋代孙升《孙公谈圃·下》记载说，梅尧臣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游山玩水，无时无刻不思索吟咏。他随身携一贮放纸张笔砚的“算袋”，灵感一来，即使座有贵宾他也不顾，兀自离开，从“算袋”中取出纸笔，奋笔疾书。有人偷看他的纸片，发现上面书写的都是诗歌，或一联，或一句，以后，这些苦吟得来的断章，便成了梅尧臣诗歌中的警句甚至“神来之笔”，据说他的名句“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便出自他的“算袋”中。可见，梅尧臣的名头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那是日日夜夜、念兹在兹、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结果。
大文豪欧阳修一辈子佩服的人不多，但他对梅尧臣心悦诚服，“自以为不及”，还以“穷而后工”对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造就了梅尧臣和他旷世绝代的诗歌。对于奔竞于途的人，官运通达，或许是好事，但对于诗人来说，官运不通，倒也不见得是坏事，多一个明心见性诗人，总比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要好。
文彦博的“大臣之风”
古代有“文彦博数豆”的故事，说少年文彦博为自己准备了两个罐子，做了错事就在罐中放黑豆，做了好事就在另一罐中放红豆，天天检查红豆和黑豆的数目，日积月累，红豆越来越多，黑豆却几无增长。这说明，文彦博从小就注意自己的品行和修养，后来他辅佐北宋四朝皇帝，出将入相五十年，始终坦诚、谦让、宽厚、包容，获得上下一片赞扬之声，成了一代名相。不过，这位名相清白一世，曾经被人以走“夫人路线”跑官买官为由弹劾，如同白璧之瑕，留下人生“污点”。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进士出身，历任知县、通判、监察御史、枢密直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使。庆历八年（1048），四十三岁的文彦博被宋仁宗重用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出任宰相。而御史状告文彦博，就是因为这个宰相的任命。
据梅尧臣《碧云騢》记载，宋仁宗贵妃张氏的父亲张尧封，曾是文彦博父亲文洎的门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张贵妃“欲以士大夫为助”，遂以通家之好主动结交文彦博，希望在后宫争宠中获得更多的外力支持。欲以文彦博助力，当然得为文彦博的升迁献计出力，好在将来真正需要时文彦博能使得上力。于是，张贵妃采取“诱进”之计，主动创造让文彦博获得宋仁宗嘉勉的机会。庆历三年（1043），文彦博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有一次临近上元节，张贵妃示意文彦博进献灯笼锦。蜀锦天下闻名。成都别名锦官城，是因三国蜀汉时管理织锦之官驻此得名。锦江原名流江、汶江，相传古人织锦濯其中，较他水鲜明，故名。皆可见织锦文化之悠久绵长，深厚独特。蜀锦又尤以成都灯笼锦为最，灯笼锦纹样以灯笼为主体，配饰流苏和蜜蜂，寓意“五谷丰登”，寓意吉祥，质地高贵，制作精美，乃蜀锦中的极品。张贵妃一声招呼，文彦博马上安排专人负责，选购上好的灯笼锦，赶在节前送达京师。
上元节那天，张贵妃特意穿着灯笼锦制的衣服去见宋仁宗，宋仁宗果然惊呼：“何处有此锦？”张贵妃回答说：“这是成都文彦博让人织来的蜀锦，献给陛下您的。”宋仁宗听后颇高兴，从此开始留意文彦博。不久，宋仁宗就把文彦博调回，出任枢密副使，随后又被重任为参知政事，重用为宰执。
庆历七年（1047）冬，贝州（今河北清河）王则起义，占领贝州，周遭震恐。朝廷派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明镐率军弹压。过了两三个月仍无进展，宋仁宗因贝州离京较近，深为忧虑。一日，他在后宫自言自语道：“执政大臣无一人为国家分忧者，日日上殿无有取贼意。”此话恰被张贵妃听见。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立刻命人转告文彦博，明天上朝如此这般。第二天，文彦博果然主动请缨，宋仁宗大喜。庆历八年（1048）正月，文彦博以参知政事兼河北宣抚使，挂帅去贝州平叛。不过，当文彦博赶到贝州之时，明镐已经打败王则，平定了起义。捷书刚至，宋仁宗又任命文彦博为宰相，明镐也提拔为参知政事。故梅尧臣在《碧云騢》中开篇即言：“文彦博相，因张贵妃也。”
然而，事过三年后，监察御史唐介连连上章弹劾文彦博，说他走“夫人路线”，用灯笼锦贿赂张贵妃，当上参知政事，又在平定贝州战斗中抢了前帅明镐的功劳，得以升迁宰相。这次弹劾在朝廷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纵有张贵妃从中弥缝亦无用。结果以文彦博贬许州（今河南许昌），唐介贬春州（今广东阳春），各打五十大板收场。第二年上元，宫内有人作了一首诗，中有“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之句，把文彦博走“夫人路线”跑官一事揶揄了一番。
以上就是《碧云騢》记载的情况。那么，文彦博拜相，决定因素是否真是张贵妃呢？参照《宋史·文彦博传》，中间还是颇有些出入的。一是献蜀锦是不是能得一个参知政事？二是统军破贼到底是谁的功劳？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献蜀锦能谋得到参知政事，那献山珍的呢？献海味的呢？恐怕一天安排一个参知政事都安排不过来。文彦博进士出身，在地方工作多年，干过行政，任过军职，颇有政绩。他任河东转运副使，河东路下辖的麟州（今陕西神木）与西夏相邻，运饷道路迂回曲折，他带人修复废弃的故道，又在麟州囤聚了足够的粮草，后来西夏元昊率军进攻，看到守军准备充分，只好无功而返。尤其是针对当时冗兵、冗费过多，朝廷不堪重负，文彦博提出“淘汰冗兵、减省冗费”等一系列建议被宋仁宗采纳，为朝廷解决了一大难题。所以提拔他任参知政事，应该是实干所得，众望所归。关于第二个问题，《宋史·文彦博传》说得明白：“贝州王则反，明镐讨之，久不克。彦博请行，命为宣抚使，旬日贼溃，槛则送京师。”具体情况是，文彦博至贝州后，经过反复观察和分析，决定以“声东击西”之法，一面让官军猛攻北城，麻痹敌军，另一方面派人在南城挖地道，直通城里。十来天，地道挖通，官军如从天降，一举拿下了贝州，王则被捕，起义平息。说文彦博抢了明镐的功劳，显然是不实之词，这也是宋仁宗贬文彦博于离京较近的许州，却将唐介远贬至岭南春州那不毛之地的原因。
然而，在遭到唐介弹劾的前前后后，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文彦博的任何辩解之声，无论《宋史·文彦博传》也好，野史笔记也好。不但如此，后来还发生了一件让许多同僚对文彦博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至和二年（1055），宋仁宗思贤心切，起复文彦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重新任命他为宰相。然而，文彦博上书宋仁宗说：“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宋代邵伯温《闻见录》卷十）把唐介的前程看得像自己一样重要，如果皇帝不起复唐介，自己宁肯继续受委屈，几乎是“逼迫”宋仁宗起复唐介。宋仁宗知其为国举才，不计恩仇得失，乃公忠体国的表现，乐于成全，遂用唐介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通判，不久复为监察御史。熙宁元年（1068），唐介被宋神宗擢为参知政事，与宰相文彦博一同为宰执大臣，二人“相知为深”，关系融洽如知己。
从遭弹劾、被贬至起复过程来看，文彦博堪称谦谦君子。人不怕有污点，瑕不掩瑜，怕只怕有污点时矢口否认，伺机报复。而文彦博面对唐介的弹劾，不但没争辩，反而坦言对方弹劾的事情有部分属实之处，甚至因爱惜唐介之才向皇帝举荐，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而鼎力相助，其为人上的大度宽容，其品性上的谦虚坦诚，令人叹服。这就是文彦博一生能辅佐四位皇帝，出将入相五十年并得崇高声誉的根源所在。脱脱在《宋史·文彦博传》后论曰：“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至于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的确是公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