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毁了前程
北宋庆历年间，发生了一个震惊朝野的事件，事件的起因很简单，源于一次同僚聚饮、文人雅集。
京城汴梁有个习俗，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行“赛神会”，无非是拜神谒祖、敬香祈福。每当这天，京城大街小巷往往人烟辏集、热闹非凡。那些六部衙门里的大小官吏，也会利用这个节日，把平日里一些拆开的信封、废旧的纸张、不用的资料搜集起来卖掉，换点钱，你几钱，他几两，大家凑份子，点菜沽酒，开怀畅饮一番。庆历四年（1044）秋，刚刚出任监都进奏院不久的苏舜钦，就牵头组织了一次这样的聚会。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祖父苏易简，曾经任参知政事，父亲苏耆，曾任工部郎中，岳父杜衍还是当朝宰相，可谓世家望族出身。虽为贵公子，但苏舜钦没有沉迷肤浅的享乐，而是志存高远、苦读诗书。十多岁时，作为名门之后，他被朝廷荫补为太庙斋郎，任荥阳（今河南荥阳）县尉。只是，靠祖上的荫德坐享其成，这既不符合他的理想，也不符合他的性格。不久，他参加科举考试，凭真才实学考上了进士，改任光禄寺主簿、长垣（今河南长垣）知县。
苏舜钦有才气，有识见，也有个性。他“诗书双绝”，其诗豪迈高远、热情奔放，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十分赏识，曾把他与大诗人梅尧臣合称为“苏梅”；他的书法也别具一格，“草书尤俊快”，常常“落笔争为人所传”，与当时著名书法家周越齐名。只是，苏舜饮不以此为荣，反以此为屈，曾说：“吾不幸写字为人比周越，作诗为人比梅尧臣，良可叹也。”（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认为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低，颇见性格中自负的一面。
庆历四年（1044），正将“庆历新政”推动得如火如荼的范仲淹，为延揽人才，加快改革在各地落地生根，特举荐苏舜钦出任集贤校理、监都进奏院。都进奏院“总领天下邮递”，职掌全国诸路监司及所属州、府、军、监与朝廷上下往来邮递事，是一个上传下达的机构，负责朝廷与地方的信息沟通和公文传递。这样一个文件累积资料成堆的地方，废纸、废信封、废资料，多了去了，苏舜钦作为都进奏院长官，因此吃喝不愁。于是，这个秋季的赛神会，他主动做东，邀请了一些像他一样傲世轻物的同僚和才气超然的文人，商量好以卖废纸的钱会餐。为了避嫌，他还主动出钱，自掏十贯，同时要求朋友们也象征性地出点钱。被邀请的人包括王洙、于约、王益柔、梅尧臣等十数位满腹经纶的青年才俊。苏舜钦之所以主动邀请他们，无非政见趋同、性情相近，大家在一起吹牛也好，瞎掰也好，谁也不见外，不生分，无所顾忌。他们边喝酒，边吟诗，议论时政，臧否人物，酣畅淋漓，激情澎湃。喝到高潮，他们又乘兴唤来两名歌伎助兴，那真是“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乐声、歌声不绝于耳，饮酒、吟诗通宵达旦。
彼时，文人聚会，是雅事，人人向往之，尤其是那种徘徊于边缘的同僚，更希望在这种聚会中露露脸，博得高雅之名。太子中书舍人李定曾向苏舜钦示意，表示想参加这次盛会。苏舜钦平时与李定就不投缘，何况李定又是靠荫补入仕的，更为他所鄙薄。因此，苏舜钦回答说：“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宋代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意思是我们下级一起喝闷酒，怎么好邀请您这样的大领导屈尊呢？绵里藏针，高调拒绝，让李定碰了一鼻子灰。
如果苏舜钦找个其他理由婉拒，李定也许不会较真，但苏舜钦酸中带讥、话中有话，不但把他排除在雅士清流之外，还明显带有侮辱之意，让他不禁怒火中烧，久久不能平复。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就不义了。李定设法打听到聚饮的详细情况，再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把当日的场景描绘得不堪入耳，到处散布。于是，京城内外，对苏舜钦等人的流言蜚语，一时甚嚣尘上。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王拱辰耳朵里，他是御史中丞，其职责就是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出了这么一件公款吃喝、伤风败俗的事，岂能坐视不管？加上苏舜钦为“庆历新政”主将范仲淹极力举荐，又是改革支持者、刚刚拜相的杜衍乘龙快婿，而王拱辰对于“庆历新政”十分反对，正以“朋党”之罪为武器猛攻范仲淹，这群“小跟班”作风上出了问题，无异于意外得到一个“神助攻”，这种好机会怎能放过？王拱辰打听到那班文人小吏当时不仅召妓，而且殿中丞、集贤院校理王益柔还在酒会上作《傲歌》一首，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句子，简直是坏名教而乱礼法，立即鼓动刘元瑜等一班御史联名，组织材料，罗织罪名，一下告到了宋仁宗那里。宋仁宗闻之雷霆震怒，最后以“监主自盗”的罪名，将苏舜钦削籍为民。心比天高的苏舜钦自取其咎，一腔报国热情从此付诸东流。然而，他的自毁前程，是因为一次平时谁也不会在意的公款吃喝，颇出人意料。
其实用卖废纸的钱吃吃喝喝，在京城各衙门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苏舜钦的获罪，根源不在吃喝，也不仅仅因为政治斗争，关键在性格。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加上好出奇言、好作怪论、好以天下为己任，便近乎天真了。宋仁宗天圣年间，玉清昭应宫被焚毁于火灾，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舜钦向宋仁宗上书言事，开篇即是：“烈士不避斧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宋史·苏舜钦传》）自诩“烈士”，威逼皇帝，言下之意，听我的谏言就是纳忠明君，不听则是无道昏君，这样的言语出自一位官僚世家子弟的口中，不仅天真，而且幼稚。
文人讲究个性、心灵，而政治讲究利益、妥协，这是两个方向，两条道路，永远也不可能并轨，以文人的“个性”去较真政治的“妥协”，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说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的孩子，是迟早要栽跟头的，即便苏舜钦今天不因公款吃喝而罢官，明天还会因为某些乖谬行止而削籍，其结局是注定的。
千古伯乐欧阳修
欧阳修文章锦绣，为人却耿介切直，放达不羁，以致树敌无数，屡遭同僚诟病和围攻。对他才华十分欣赏的宋仁宗曾遗憾地表达美中不足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他的老师晏殊甚至对人说：“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可见，欧阳修在做人上的确有过于刚直的一面，刻薄有加，宽容不足。但这样一个对同僚刻薄的人，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当时籍籍无名的曾巩参加了当年的礼部试（省试），考试前向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一封信：《上欧阳学士书》，并献《时务策》，展示自己的才情，表达自己的政见。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激赏不已。不过，曾巩虽然才气过人，但因其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骈文，故屡试不第，一直埋没于草莽而无声无息，这次考试依然名落孙山。为此，欧阳修愤愤不平，在曾巩落第归乡之前，特作《送曾巩秀才序》相赠。在《序》中他说：“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礼部弃而不录表示不满，为其叫屈。又把曾巩纳入门下，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悉心教导，后来还盛赞曾巩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勉励有加，广为延誉。在欧阳修的培养和帮助下，曾巩终于在嘉祐二年（1057）高中进士，一鸣天下知。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也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乐。苏洵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为学，即《三字经》所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后来进军科场，却连连落榜。性格倔强的他，干脆把自己以前写的文章付之一炬，闭门谢客，埋头读书。经过数年磨砺，终于文章大进，下笔千言。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四十七岁的苏洵整理行装，携二十一岁的苏轼、十八岁的苏辙从家乡眉山（今四川眉山）出发，进京赶考，拟参加当年开封府举行的乡试，俗谓“秋闱”。若被录取，即有资格参加来年的礼部试，俗谓“春闱”。
路过成都，苏洵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谦虚地说：“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乎？”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欧阳修乃当今文坛泰斗，此事非他莫属。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
在政治上，欧阳修与张方平曾因主张不同而交怨，一向合不来，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不但没有因为他是政敌的推荐而稍有怠慢，反而击节称叹道：“后来文章当在此！”嗣后，又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说：“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幾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其所撰书二十篇，臣谨随状上进。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故事，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阅。欧阳修眼睛一亮，觉得无论文采和观点，都堪当压卷之作，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但“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当时为杜绝徇私舞弊，确保公平公正，对考卷采取“弥封”和“誊录”之法，糊掉名字，重抄答案，文章属于谁，不得而知。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可能是曾巩所写，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遂与梅尧臣商量将此文考生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毫不犹豫地将此生列为复试第一名，确定为会元。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让他惊叹不已。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九·与梅圣俞四十六通》）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年逾知命的欧阳修竟兴奋得孩童一般，信誓旦旦，宁可自己降尊纡贵避退一旁，也要让苏轼出人头地，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1057）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三百八十八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千载一时。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是密不可分的，他慧眼独具，古道热肠，为人梯，作嫁衣，不遗余力，一生桃李满天下。王安石、司马光等留名青史的人物，年轻时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除他本人外，其余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其中很多都是在布衣屏处，未为人知的时候，被他相中、推介、提携而名扬天下的。《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称他为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
“钓鱼宴”背后的政治玄机
每当暮春时节，阳光明媚，百花绽开，饱食终日的皇帝便会召集一定级别的官员到皇宫，在亭台水榭间赏花、钓鱼、赋诗、习射，大家戴宫花，品佳酿，会桃李之芳园，序君臣之乐事，这就是宋朝文人士子们做梦都想参与的“钓鱼宴”。
“钓鱼宴”，也叫“赏花钓鱼宴”，是皇帝牵头举办的大型文娱活动，好似“宫廷春晚”。宋太祖陈桥兵变取天下后，经常召来自己亲近的官员，赏花习射于宫苑之中，这是钓鱼宴的最初发端。不过，当时参加的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不定期，很随意。雍熙二年（985），宋太宗正式把钓鱼宴参加的人员、规模、程序确定下来，作为朝廷定例，年年如期。“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宋史》卷一百十三）。
那么，宋朝皇帝为什么要年年举行这样的文娱活动呢？简单地说是试才华、拉关系、稳政权、听赞歌。立国之初，人才是本，皇帝们求贤若渴，除了开科取士之外，又想出这一高招，在赏花赋诗中吸引人才、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同时，宋朝取后周而代之，大多数官员都是后周旧臣，即宋太祖、宋太宗原来的同事，地位的改变有许多心理与礼制层面的问题要解决，君臣有隙，邦国不宁，提高部下的向心力，构建新的上下级关系，维护自己的核心权威，是朝廷当务之急，正如后来宋孝宗与大臣们交谈时所说：“祖宗时，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饮宴……君臣不相亲，则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顷刻间，岂暇详论治道！故欲与卿等从容耳。”（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要稳固皇权，必须把官员们牢牢捆绑在自己的周围，形成稳定的上下级关系，钓鱼宴恰好提供了这个平台。加上建百代之功勋，创万世之基业，帝王们都会飘飘然，得意到忘形，让一班人围着、黏着、捧着，吹牛皮，唱赞歌，众星攒月，马屁声声，翕然称颂。这些，都是钓鱼宴的题中之意。
钓鱼宴年年举行，一批人才从这个宫廷春晚中脱颖而出。据宋代孔平仲《谈苑》卷四载：“赏花钓鱼，三馆维直馆预坐，校理以下，赋诗而退。”宋太宗规定，钓鱼宴中，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官员只有直馆（级别在校理之上，学士之下）以上的才能赋诗参宴，校理以下只赋诗不参宴，把诗交上去就走人。集贤校理李宗谔因为不能参加宴会，赋诗道：“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聊却出金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内心不平，颇有牢骚。谁知，宋太宗阅后却惊异于李宗谔的才华，非常高兴，“特诏预宴，即日改官”。不仅特批他赴宴，还马上提拔。其他宋朝大文人如杨亿、姚铉、王禹偁等，或通过钓鱼宴引起皇帝的注意，或通过钓鱼宴博得皇帝的垂青，都得到了重用提拔。钓鱼宴，成了皇帝网罗天下人才的宴会。
十年寒窗，读书破万卷，还只弄个进士出身，陪皇帝钓一次鱼，赋几句诗，就能连升数级，一步登天，无异于一本万利，这让大家对钓鱼宴趋之若鹜，都希望在钓鱼赋诗中，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表演给皇帝看。参加钓鱼宴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那些曾经在禁苑陪皇帝钓过鱼、赋过诗的，更是以此为荣，到处宣扬。像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等一大批政治家、文学家，都在致友人的书信或诗歌中反复提及和咏叹，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钓鱼宴一般都会提前确定举行的日期和赋诗的题目，先让大家准备准备，如同公务员的开卷考试。每当通知下发之后，无论是学士翰林，还是六部首长，纷纷对着诗题，挑灯夜战，撕了又写，写了又撕，不厌其烦，直到自己满意，然后背得滚瓜烂熟，了然于心。到了那天，大家峨冠博带，踱着方步，一个个踌躇满志。因此，每次钓鱼宴所献的诗歌都清一色地工整，而且不跑题，不走调。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钓鱼宴都开卷，开卷考试有时候不仅试不出真才，也试不出真心，更不能体现皇帝手持胡萝卜和大棒的奖罚权威。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举行钓鱼宴，宴前本来已经把诗题通知了大家，恰巧当时地方上进贡一批“山水石”，宋仁宗灵机一动，取消了原定题目，改用“山水石”为诗题。这下可把那些诗歌准备得好好的大臣们弄蒙了，吓傻了，手足无措，半天找不到感觉。大家抓耳挠腮之际，宫廷优人（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还出来戏弄大家，手拿毛笔做吟哦状，其中一人假装被石头绊倒在地，众人扶起后，他叹息道：“累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绊倒。”（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卷之四十八）大家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表情十分尴尬。这次，整体诗歌水平较以往大幅下降。其中，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韩羲更是行为鲁莽，诗歌粗俗，被评价为“鄙恶”，惹得宋仁宗震怒，马上降其为司封员外郎、同判冀州，把他赶出了京城。看来，钓鱼宴也不能保证人人都有好运气。
钓鱼宴不仅要赋诗，当然还得钓鱼。但在皇宫禁苑钓鱼，既无太公的坦然，亦无村夫的闲适。禁苑钓鱼有严格的程序和纪律，简而言之：“天子未得鱼，侍臣虽先得鱼，不敢举竿。”（宋代司马光《涑水记闻》卷第三）意思是皇帝没有钓到鱼，大臣们即使有鱼咬钩，也不得起竿。而且皇帝钓的鱼要用红丝网装，大臣钓的鱼只能用白丝网，丝毫不能乱套。有一次钓鱼宴，宋仁宗钓到鱼后，大家纷纷道贺，侍从用红丝网帮皇帝装好。接着，宰相中有得鱼者，侍从用白丝网装好。这时，尚书左仆射兼侍中（首相）曹利用得鱼，侍从用红丝网为他兜鱼，他居然不推辞。曹利用平时就居功自傲，又做出这种出格事，更让上上下下侧目而视。不久，不可一世的曹利用获罪被贬，先贬随州（今湖北随州），再贬房州，连连降职，深感屈辱的他，最后在去房州的路上，用一根绳子了结了自己，真是伴君如伴“钓鱼翁”，在皇帝身边，即便是钓鱼这种娱乐活动，也如走钢丝一样凶险，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所以，宫廷禁苑钓鱼，不是平凡意义上的钓鱼，它钓的是规矩，钓的是政治，钓的是权威，钓的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其实，整个赏花钓鱼宴，无论赏花也好，赋诗也好，又何尝不是一次精心设计的钓鱼活动呢？钓者是皇帝，鱼儿是大臣，最后收入网中的，是一颗颗被俘获和奴役的心。
狄青：英雄是被吓死的
北宋众多在抗击外族入侵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帅，狄青是最具传奇色彩、最赫赫有名的一个。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县（今山西汾阳）人。他家无背景，出身卑微，“宋史列传”中的传主，绝大多数来自于簪缨世族，而且都有父母的记载，独狄青没有，这是很少见的。但狄青运气不错，据宋代张舜民《画墁录》记载，狄青曾在西河县衙任主办文书的佐吏，“逋罪入京”，犯了事，潜逃至京城汴梁，后被刺字充军进了军队，因勇武善骑射，选作了皇帝的卫兵。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党项首领元昊又一次与宋朝翻脸，发动了战争。宋仁宗决定从皇宫禁卫中择优选用一批卫兵从边，狄青被选中，随大军开赴抗战最前线延州，开始了他日渐走向人生辉煌的行伍生涯。
狄青被选中之时，朝廷任命他的官职是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别看身兼数职，其实只是个低级军官而已，甚至离九品芝麻官还有一段距离。地位低下的狄青，打起仗来却非常勇猛。开战之后，延州打得十分惨烈，当时将佐率军迎敌，常被西夏军队击败，士兵们提着脑袋跟在一群败军之将后面，不免胆战心惊，狄青却总是出山猛虎一样，每战必戴铜制面具，披头散发，一马当先，异常醒目。在保卫延州的四年时间里，他所向披靡，前后参战二十五次，中箭八次，热血洒遍残酷的战场，也赢得了前线众将士的一致称赏。狄青的骁勇善战不但在宋军中有名，在西夏军队中更有名，屡屡让他们闻风丧胆，纷纷猜测“延州指使”是个什么官儿，竟称之为“天使”，狄青一出现，他们即惊呼“天使”，斯须之间作鸟兽散。
倘若只有一股猛劲，那不过是一介莽莽武夫，仕途不可能走得太远。狄青的成长，得益于范仲淹的知遇。据《宋史·狄青传》载，当时尹洙任陕西经略判官，把他推荐给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上级韩琦、范仲淹二人，范仲淹一见狄青，顿觉眼睛一亮，认准他是个将才，遂收至门下，授以《左氏春秋》，还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寄予厚望。于是，狄青这位庶民出身的勇士，开始在范仲淹的谆谆教导下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遂由一个仅具匹夫之勇的士兵，成长为能谋善断的帅才。
随着官职、学识和能力的提升，狄青带领自己的部队，攻破金汤城、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烧毁西夏粮草，夺其帐篷、牲口盈千累万，击败毛奴、尚罗、庆七等许多依附于西夏的少数民族部落。又在桥子谷筑城，在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地修建堡垒，有效阻挡了西夏的进攻势头，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取得了与西夏作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绩。狄青以战功累迁泾原路经略招讨副使、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后擢枢密副使，当上了二品大员，位列宰执。
狄青身历戎行，屡立功勋，却念念初始，不忘根本。《宋史·狄青传》载：“青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脸上刺字留下的瘢痕）犹存。”宋仁宗赏识狄青，“尝敕青传药除字”，狄青却指着面涅诚恳地对皇帝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皇帝开恩，殷殷关爱，特赐药除涅，狄青为什么敬谢不敏呢？出身卑微，经历耻辱，因卑微而上进，以耻辱而自奋，之所以显贵，知耻而后勇也，狄青内心透彻着呢！什么是不忘初心？这就是。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反叛，组建了一支五千人的军队，迅速攻占了邕州（今广西南宁），包围了广州，岭南骚动，岌岌可危。闻颦鼓而思良将，朝廷遂将曾在湖南平乱战功卓著的老将杨畋迁调广西，负责剿匪。但深孚众望的杨畋抵达前线后损兵折将，久而无功。狄青因向宋仁宗主动请缨，挂帅南征，得到批准。狄青受任于败军之际，一方面整肃军纪，处决了擅自出兵导致大败的将军陈曙，使军威大振。另一方面又从各地调拨、囤积了大批粮草，佯作长期驻军的样子，麻痹敌人。侬智高果然中计，放松了警惕。皇祐五年（1053）正月十五夜，狄青乘侬智高不备，突然率军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昆仑关，占取了有利地势，趁热打铁从左、中、右三路发起进攻，一举消灭了侬智高的主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侬智高见大势已去，竟一把大火烧了邕州城出逃，不知所踪。
南征的胜利，消除了宋仁宗的心腹之患，带来了朝廷大局的暂时稳定，朝廷上下欢欣鼓舞，狄青因而成了大宋王朝的功臣，无往不胜的英雄，随即被宋仁宗提拔为枢密使，相当于与宰相平起平坐的三军司令，达到了一个朝臣可能达到的仕途巅峰，这年，狄青年仅四十六岁。正当盛年，狄青精力充沛，若无意外，他必将给军备空虚的宋朝增强实力，提振信心，不让外族小觑，自己亦能享尽荣华。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祸端却由此开始。
任枢密使以前，朝廷上下对狄青几乎一片赞扬声，但在出任枢密使的短短四年间，却谣言四起，议论不断。比如，士大夫们说，狄青姑息士卒，袒护部下，每次率众出门，随从们常常狐假虎威，骄傲自夸，每得衣粮赏赐，均口出狂言说：“此狄家爷爷所赐。”
京城消防抓得严，无论富贵门庭还是贫贱之家，夜半必须灭烛，即使谁家醮祭须半夜后烧钱纸，亦须事先向管片的厢官报告申请。某晚，狄青设坛夜祭，仆役忘记报告厢官，结果三更半夜巡逻的兵丁看到火光，以为失火，飞奔报告厢官及开封府，当一群人气喘吁吁赶到狄枢密府灭火时，才发现原来是一场误会。这本来是一场虚惊，大可一笑了之，然而第二天京城却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按照当时的理解，只有出皇帝的地方，才可能怪光冲天呀。所以，知制诰刘敞便同权知开封府王素议论说：“昔朱全忠居午沟（今安徽砀山东北），夜多光怪出屋，邻里谓失火，而往救之，今日之异，得无类乎？”（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当年叛唐自立的朱温居午沟时，家里也常常夜出怪光，害得邻居纷纷过去救火，狄枢密家的情况，不也有些类似吗？这些谣言流布于士大夫间，不绝于耳，间或传到狄青耳朵里，句句都似身后射来的暗箭，让他胆战心惊。
难道狄青真的有失检点？非也。虽然功高如此，狄青却从不居功自傲，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在协助皇帝处理朝政的工作中，他始终胸怀宽广，谦虚谨慎，丝毫也没有武夫的暴躁脾气和骄横性格。有一次在定州（今河北定州），作为副帅的狄青宴请主帅韩琦，同时邀请了当地名士刘易作陪。刘易乖戾，易怒，稍不如意便攻击人。酒席筵前，艺人讲儒生们的段子，有讥笑之意，刘易以为是狄青故意安排来讽刺他，勃然大怒，把狄青好一顿臭骂。骂讫，砸碎杯盘，拂袖而去。刘易因误解而责骂时，狄青一直神态自若，温语相劝。第二天，狄青还主动到刘易府上回访，表达谢意，极见涵养。
他处事缜密，行军布阵、对敌交战必先确定有十足把握后，方率军一鼓作气拼杀；他身先士卒，与士兵同饥寒，共甘苦；他领军严明，赏罚得当，每每临敌，冲锋陷阵的士兵往往前赴后继；他不揽功诿过，南征得胜，有人报告敌军死者中有穿金龙衣者，大家都说侬智高已死，他却说：“安知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宋史·狄青传》）当时，孙沔以安抚使协同作战，班师后，朝廷论功行赏，他却把功劳全部算在孙沔的头上，“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其谨慎谦虚的品格，以诚待人的态度，简直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境地。
然而，狄青要当枢密使，就断然没有好日子过。宋朝被五代时期武夫乱国的情势吓怕了，确定了与文人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建国以来，除了开国元勋曹彬曾以武将出任过枢密使外，绝无其他行伍出身者坐过这把交椅，全是文人担任。枢密使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对于文人来说，是个舒服的宝座，对于武夫来说，却是个烫手的山芋。武夫要坐这把椅子，那他就是与国策为敌，与文人为敌，与整个朝廷为敌。所以，哪怕狄青这样一个做人完美、劳苦功高的大英雄亦不例外，他因此成了士大夫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时时被谣言所笼罩，被猜忌所包围，唾沫星如暴风骤雨般敲打在他身上，让他百口莫辩，无法招架。
皇祐四年（1052）他刚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等人就连连上书说不可。南征后出任枢密使，宰相庞籍更是坚决反对。嘉祐元年（1056），京城发大水，狄青携家搬到相国寺大殿上避水灾，一次穿着浅黄色的袄子在殿上指挥士卒忙活，京城马上风传皇帝坐殿了，欧阳修连上《论狄青札子》和《论水灾疏》，希望宋仁宗“罢青机务，与一外藩”。同年，宰相文彦博借口士兵对狄青的拥戴，也力劝宋仁宗免去他的枢密使职务，建议以两镇节度使外放。面对言路汹汹，狄青愈不自安，向宋仁宗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麾，无罪而出典外藩。”（宋代王楙《野老记闻》）既谦虚，亦惶恐，更委屈。宋仁宗深以为然，觉得狄青功劳大，又是英雄，颇不舍，便对文彦博以狄青原话相告，“且言狄青忠臣”。文彦博反问道：“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无异于断言狄青将要谋权篡位，一句话击中宋仁宗软肋，“上默然”。这个“默然”当然有沉默的意思，然而更多的是对文彦博态度的认同和对自己前言的否定，他因此在罢狄留狄摇摆不定中做出决定，安排狄青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看似宰相级别，却已成逐臣，让他有想法也没办法。
倘若说谣言四起时狄青如惊弓之鸟的话，那么贬职陈州以后他更觉四面楚歌了，惊弓之鸟毕竟还有侥幸脱逃的可能，四面楚歌则定然死路一条。他甚至早就有了死的预感。据宋代周辉《清波杂志》卷第二记载，临行前，狄青曾心情沉重地对身边好友说：“青此行必死。”问何故？他说：“陈州出一梨子，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这是多么让人心寒的一种预感啊。但即便如此，朝廷还不放心，“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名为抚问，实则监视，而且“每月两遣”，无论他在哪里，总有一双冷漠的眼睛如影相随，一代杀敌无数、战功累累的英雄狄青，如今却发配他乡，与囚徒无异。在陈州的那些日子里，他夙夜忧惧，痛苦难当，惶惶不可终日，第二年便发疽而死。
在朝廷讨论如何处置他的时候，他曾经找过文彦博，向宰相坦承自己的忠心，表白自己的心迹，并追问朝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文彦博冷冷地回答说：“无他。朝廷疑尔。”一语道破天机，这就是英雄被吓死的原因，宁错三千，不漏一个，历代如此。
好人韩琦
北宋的宰相，韩琦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不仅因为他任过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宰相，亲手把宋英宗、宋神宗扶上皇位的传奇经历，还因为他对事无论大小，均能宽宏大度，对人无论上下，均能体贴入微，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以刚直著称的欧阳修对自己的老师晏殊都持论甚苛，常常挑刺，却深服韩琦的德量，曾感叹说：“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
据宋代彭乘《墨客挥犀》卷七记载，韩琦以安抚使驻守大名府期间，有人送他一对玉盏，说是农夫在一个坍塌的坟墓里拾到的，晶莹剔透，表里无丝毫瑕疵，乃绝世珍宝。韩琦用百两黄金厚谢了献杯之人，天天把玩，爱不释手。某次，一漕运官来大名府公务，漕运官掌管着粮食及其他物资的输送供给，官不大，实权大，马虎不得。韩琦宴请漕运官，还拉来一班同僚作陪。他特设了一个精致的小台子，铺上一层丝绸，再在丝绸上，小心地端放这对玉盏，然后用玉盏斟满酒，向漕运官和其他客人敬酒。谁知，客人还在谦让之际，侍吏却在慌乱中碰倒了台子，可惜这对价值连城的玉盏，立刻摔在地上成了碎片。客人们惊呆了，侍吏更是吓破了胆，马上伏地请罪。让人奇怪的是，韩琦不但未发怒，反而是微笑地对侍吏说：“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你又不是故意的，何罪之有。在场的人，无不叹服。
一天晚上，韩琦在军营写信，让侍吏秉烛照明，不想那侍吏心不在焉，思想开了小差，烛火竟然烧着了韩琦的胡须，韩琦迅速用衣袖把烧着的胡须拂灭，接着继续写信，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信写完，抬头一看，发现那个秉烛的侍吏被撤换了，原来，管事的属官看到侍吏烧掉了长官的胡须，又惊又怒，随即把他换了下来，重新安排他人秉烛。韩琦担心侍吏受到责罚，赶忙说：“不要换，不要换，他已经懂得如何秉烛了。”韩琦被侍吏烧了胡须之后，不但没生气，反而担心侍吏受到责罚，这样的好人，不佩服都不行。
如果说韩琦对下人好反映了他博大胸怀的话，那么对读书人的好，则体现了他高贵的品质。清代褚人获《坚瓠集·丁集》卷之三“援引士类”条记载了一则趣闻，说韩琦镇守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时，帅府上门客彭知方，是个风流才子，不过他年纪轻轻，却有些拈花惹草的爱好，晚上常常翻墙而出，穿行于烟花柳巷，彻夜不归。门吏向韩琦报告了这件事，韩琦没有追究，而是赋诗一首《种竹》送他，中有：“殷勤洗濯加培壅，莫遣狂枝乱出墙”之句，进行善意规劝。彭知方读后，非常羞愧，和了两句诗送韩琦说：“主人若也怜高节，莫为狂枝赠一柯。”韩琦觉得他确有悔过之心，浪子回头金不换，还有上进的祈求，可堪造就，当即以百缗（一千文铜钱穿成一串为一缗）相赠，且按当时的合法手续，买了一位贤淑漂亮的歌姬送给彭知方，照顾起居，让他安心读书。犯错没受责罚，反获资助，可见韩琦“援引士类”、关怀读书人之殷，一时传为美谈。
韩琦是个大好人，但他并非老好人。宋仁宗景祐年间，韩琦任右司谏，对于朝廷大事，敢于实话实说，犯颜直谏，“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宋史·韩琦传》）景祐五年（1038），全国灾情频发，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而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依然笙歌美酒，毫无作为。韩琦十分气愤，连连上疏宋仁宗，极言百姓苦楚，遍数四人庸碌无能、罕所建明的表现，有理有据，敢怒敢言，竟使四个宰执大臣同日被罢。这说明，韩琦的好，不是无论对象，什么人都好，不是无论是非，什么事都好，更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有底线、有原则的好。
不是老好人的好人，才是真正的好人。
“铁面御史”赵抃
北宋的那些大官小吏、皇亲国戚，是不敢轻易违规、违纪、违法的。为什么？因为朝中有一批御史，他们为人正直，立朝刚毅，以弹劾和纠察百官为己任，让人闻风丧胆。像包拯担任御史，就弹劾过三司使张方平、宋仁宗的妻叔张尧佐。而同时期另一位御史赵抃，则比包拯更刚、更直、更“黑”，不仅弹劾过枢密使、参知政事等炙手可热的高官，甚至包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前后弹劾十余人，个个落职罢官。凡有违规、违纪、违法，哪怕生活不检点者，不管你位置多高、权力多大、皇帝多么宠幸，一律照弹不误，人称“铁面御史”。
赵抃（1008—1084），衢州西安县（今浙江衢州）人，进士出身，历任武安军节度推官，崇安、海陵、江原三县知县，泗州通判，殿中侍御史，成都知府，右司谏等职，官至参知政事。赵抃曾作《廉泉》诗曰：“岁旱江潢万井污，此泉深净肯清渝。伯夷死后泉流在，能使贪人一饮无。”诗以言志，这表明，赵抃把打击贪官污吏、营造清廉世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立志要当宋朝官场的“清洁工”。
至和元年（1054），朝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命案，因为涉及宰相，尤其显得吊诡神秘。事情是这样的，宰相陈执中有一位爱妾叫阿张，其侍女迎儿因犯小过，遭到阿张残酷而持久的鞭打，可怜迎儿，被活活折磨致死。堂堂宰相府，竟然鞭死侍女，一时京城内外，舆论哗然。而且，当有人告状、审案狱官要求宰相府证人到场时，陈执中甚至软禁证人，使狱官无法取证，严重干扰司法。时任殿中侍御史的赵抃闻之，拍案而起，即以“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的罪名弹劾陈执中，要求罢免其宰相职务。只是，皇帝宋仁宗偏袒陈执中，非但没免去他的宰相职务，反而“诏罢狱”，替他开脱。
宋仁宗固然有心回护陈执中，但敌不过御史们的交章弹劾。至和二年（1055）二月，宋仁宗下诏，命给事中崔峄重新审理此案。崔峄经过审理，断定女婢过失严重，陈执中因此治其罪，如果真是这样，则非御史们弹劾的“纵嬖妄杀婢”，陈执中按律无罪，爱妾亦无罪。不过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崔峄迎合皇帝和宰相的结果。铁了心的赵抃，在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里，以：“不学无术，措置颠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仇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声狼藉”（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五）等八大罪状，连续十二次上书，终于将陈执中拉下马，使他罢官去朝。
赵抃弹劾不避权幸，不但表现在对法律尊严的捍卫上，而且表现在对官员形象、朝廷纲纪的维护上。三司使王拱辰出使辽国，作为外交使节，他却在参加辽国的招待宴会上荒诞不经，“窄衣与会，自以随行京酒换所设酒，痛饮深夜，席上联句，语同俳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九）既败坏了使节形象，又有伤大宋国体。尽管宋仁宗因王拱辰是其钦命的状元，原名王拱寿，又为其改名王拱辰，特别偏爱，但赵抃毫无畏惧，连连上章弹劾，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不依不饶，不管不顾。结果，王拱辰贬知永兴军。此外，遭到赵抃轮番轰炸大胆弹劾的，还包括枢密使王德用、枢密副使陈升之、翰林学士李淑等许多声名显赫的高官，这些人皆因赵抃的弹劾而罢官。
从这些剑拔弩张的事例看来，赵抃留给人们的形象似乎与包拯有过之而无不及，黑脸一张、铁板一块，毫无人情世故可言。然而，细读史书，却发现赵抃并不是个刻薄呆板的老顽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毅、果敢、决绝，而在许多具体事务中又不失其灵活性，尤其是对执法的审慎，以及对生命的珍惜。他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时，就遇到过一个很特别的案子，一个人伪造印章，被官府逮捕，初审意见认为应该判死刑。他详细了解案情后，认为此人仿造印章在朝廷大赦以前，而使用则在大赦以后，大赦以前仿造没使用，按律不当死，大赦以后使用，按制不当死，于是否决了初判，免去此人死罪，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可以看出，他不但有一张正义的脸，而且有一颗仁慈的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赵抃不仅在中央任过要职，还任过多地一把手，游宦官场四十余年，从来不像那些同僚一样，骡马车舟往家里拉东西，无论从油水多足的地方离任，仅“以一琴一鹤自随”。琴寓意风雅，鹤蕴含高洁，“一琴一鹤”，或许就是这位“铁面御史”写在人生道路上的廉政责任报告吧。
邵雍：皇帝请不来的大师
在宋代，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许多读书人，无论出身富贵之家还是白屋寒门，都把读书作为步入仕途、实现人生价值的“敲门砖”，出现了大批异常刻苦、特别发奋的典型。范仲淹“划粥断齑”，昼夜苦学，终于金榜题名，经纶济世之才得以施展，成为一代名臣；司马光“患记问不若人”，争分夺秒，以勤补拙，“用力多者收功远”，成为一代名相。而同时代的邵雍，也是这样一个“读书种子”，不过，与范仲淹、司马光不同的是，他走的不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他通向人生理想的道路更曲折，更艰辛，也更传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范阳县（今河北涿州）人。大致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这一时代，恰是宋代倡导读书力度最大的一段黄金期。宋真宗《劝学诗》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了读书人莫大的希望。宋仁宗当了四十二年的太平天子，没有显赫的拓疆征伐之功，但他慧眼识珠，广罗人才，如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宋代六家均为他所发现启用，晏殊、包拯、范仲淹、文彦博等名臣名相也都得到了他的提拔，荐贤推善，人才辈出。
邵雍受时风浸染，从小读书用功。十多岁时，他随父迁居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读书更加努力。嗣后，他在离家不远的苏门山下百源（今称百泉湖）之畔，另筑一室，闭门谢客，海量读书。《宋史·邵雍传》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冷不烤火，热不挥扇，晚上靠靠，囫囵一觉，第二天又接着苦读，这就是邵雍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场景和常态。
今天的百泉湖号称“中州颐和园”，乃新乡一景，游人如织。当年的百源却是远离繁华、偏于一隅的冷清之地。而邵雍之所以结庐于此，喜欢的就是这份冷清。他幽居于背山面水的苏门山下，过着异常清苦的生活，砥节励行，读书破万卷，如此数年，学业大进。一天，邵雍掩卷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意思是学习古人经典，必须与古人为友，不单单读他们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他们曾经游历过的地方，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于是，邵雍越黄河、涉汾水，考察江淮流域，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故城废址，用脚丈量古人文化的跨度，探索他们思想的源头。经过数年艰苦的游历，邵雍眼界大开，幡然顿悟说：“道在是矣。”从此回到家乡，著书立说，不再远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