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有志于整理国故、传承儒家经典的邵雍，他在学术道路上最幸运的是，游历归来后，遇到了一位满腹经纶而又善于培养“读书种子”的好老师李之才。其实，邵雍隐居于苏门山，既无科举功名，又无著作问世，布裘蔬食，生活困顿，除了一个爱读书的名声外，几近潦倒。然而，就是他这一爱好读书的名声，却引来了地方官共城县令李之才的主动造访。据说，宋代易学从陈抟传至种放，种放传至穆休，穆休再传李之才，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李之才听说了邵雍的苦读事迹后，像园丁闻到了佳木的气息，专程赶到苏门山，叩开了邵雍那低矮的茅庐，两人促膝交谈，不亦乐乎。李之才惊异于邵雍的好学和博学，主动提出要将满腹经纶传授于邵雍。邵雍当然求之不得，遂拜倒在李之才门下，遍习物理、性命之学，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对《易经》极深钻研，不仅尽得李之才真传，而且多有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厥后，邵雍结合自己的心得，写作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自创“先天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体系，震惊了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对当时和后代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享誉当时，名垂后世，堪称一代儒学大师。
德才兼备，内圣外王
邵雍一生，与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
洛阳作为北宋之西京，位于中原腹地，是北宋除首都汴京之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云集，学者扎堆，有利于开阔视野，交流思想，发展自己。同时，这里山美水美，民风淳朴，是个养生与做学问皆宜的好地方。所以，早在庆历年间，三十出头的邵雍在洛阳授徒讲学时，就有定居洛阳之意，“康节（邵雍谥号）先公庆历间过洛，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宋代邵伯温《闻见录》卷十八）
皇祐元年（1049），邵雍从共城接来双亲，在洛河之南，辟地筑屋，开荒耕种，从此定居洛阳。正是这一重大选择，让邵雍这位当初名声不显的学者，通过广交朋友，博采众长，更好地充实了自己的学问体系，同时也获得了更多博学鸿儒的认可，得到了更多学子的追随，学术思想广泛传播。
邵雍定居洛阳之初，外无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之童，家徒四壁，生活困顿，《宋史·邵雍传》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说他一度到了要靠自己打柴做饭侍奉双亲的境地。不过，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不露戚戚之穷，读书耕种，平和淡定，讲学交友，不亦乐乎，“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
邵雍不单平和淡定，而且德气粹然，胸怀宽广，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大家风范。他高才绝学，却从不炫耀，交流学问，也不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谦虚谨慎，休休有容。与人交往，无论长少贵贱，一律以诚相待，而且笑脸常开，整日春风。与人交谈，“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总是表扬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包容人家的缺点和短处。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遭到许多士大夫的抵触，有的甚至挂冠而去，以辞职表达反对的坚决态度。邵雍那些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希望扯起他的大纛反对王安石。邵雍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新法，但他认为以挂冠去职的方式反对，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认为严法宽施，才是国家对地方、官员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他每次在回信中，都会诚恳地规劝他们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古代官员递上引咎自责的辞呈）何益耶？”
邵雍的胸怀和品质，不仅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钦佩，而且赢得了朋友们的特别尊敬。当时，富弼、文彦博等名相，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名臣、名士皆定居于洛阳，邵雍虽一介儒生，一贫如洗，他们却齐了心似的以结交邵雍为荣，他们与邵雍杖屦往还，高山流水，过从甚密。他们不但敬重他、宣传他，而且还倾囊相助，合资为他兴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园。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三十多间。邵雍欣然笑纳之余，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并赋诗《天津弊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表达谢意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接篱倒戴芰荷畔，谈尘轻摇杨柳边……”（邵雍《伊川击壤集》卷之十三）
这些名相、名臣、名士们为什么会对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半点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学问才是结交的纽带——不是金钱；著作才是身份的象征——不是权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宝——不是钻石。他们与邵雍之间，是通过才学品德缔结起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云天高义，君子之交。
士大夫不仅在物质上资助他，还对他尊敬如师长。春秋季节，晴好之日，邵雍常常乘一小车，由书童牵着，兴之所至，随意出游，舒适而惬意。士大夫对邵雍的生活起居特别关注，就连他车子的声音都特别熟悉，一听到邵雍车来的声音，大家争相出门迎候，一旦接到邵雍进门，儿童和厮役们都奔走相告说：“我家先生来了！”欢快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士大夫，甚至装修出专门的房子，等待邵雍有空前来居住，并根据邵雍的“安乐窝”之名，为其命名曰“行窝”。无论是士大夫家族，还是平民家庭，每每父对子、兄对弟的教育中，常常会拿邵雍作比喻说：“毋为不善，恐邵先生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悦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天下闻名。至于全国各地的士大夫，无论是专程前来还是路过洛阳，不一定会去造访官府，但一定会去拜望邵雍。在外游宦多年的理学家程颢，就在归乡拜望邵雍之后由衷慨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年青时的邵雍，也曾像范仲淹、司马光们一样，希望通过科举这一“敲门砖”，投身仕途，进军科场，“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宋史·邵雍传》）及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洞悉草木之情、古今之变，深谙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尤其是大通物理、性命之说后，如同凤凰实现涅槃，修行者得到彻悟，一夜之间改变了初衷，从此归隐于田园山水间，读书著作，安贫乐道，不问仕宦。
邵雍非但不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对于朝廷的免考授官——这种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都一一拒绝。嘉祐六年（1061），爱才若渴的宋仁宗下诏求贤，要求各地方官广泛察访，举荐人才。西京留守王拱辰举荐了邵雍。宋仁宗早知其名其学，立即授予邵雍将作监主簿，邵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退休宰相富弼作为好友，知道邵雍经济拮据，希望官员身份和待遇能改变一下他的生活状况，劝他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意思是挂个名，可以光吃空饷不履职，一来顺了朝廷纳才招贤之意，二来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但邵雍是磊落奇伟的真君子，决不做这种无功受禄、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断然拒绝了富弼和王拱辰的好意。
熙宁年间，年轻的宋神宗为图振兴，大力起用人才，在科举一途之外，还要求各地大力荐举逸士，不拘一格降人才。御使中丞吕诲、三司使吴充等人，联合推荐邵雍。宋神宗接受他们的推荐，任命邵雍为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但倔强的邵雍又推辞了。宋神宗求贤甚切，连下三道诏书给邵雍，要求他接受朝廷的任命。邵雍看到实在推辞不掉，只得先应承下来，但随后就以疾病缠身为由，坚决不去赴任。他还在诗歌《不愿吟》中明白地表达志向，诗曰：“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惟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伊川击壤集》卷之十六）
邵雍两次拒官，是他潜心学问不求宦达的表现，是他安贫乐道不求荣贵的表现。《宋史·邵雍传》说他：“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足见其人品德行的高贵。同时代的词人柳永曾自诩为白衣卿相，不过，柳永不但多次参加了科举考试，而且当了多年的基层官员，其汲汲于仕途、追逐于权门的经历，足以让他“白衣卿相”这一圣洁的称呼染上污渍。而温柔敦厚、从容旷达的邵雍，得到过上至国君大臣的青睐，下至平民百姓的拥戴，却超然物外，终生不仕，就这一点来说，邵雍邵夫子，才真正是千百年难得一遇的“白衣卿相”呢！
熙宁十年（1077），讲学著作一生、朋友门生遍天下的邵雍，在洛阳的“安乐窝”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邵雍晚年疾病缠身，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旷世大儒们侍汤弄药，早晚陪伴，如同对待自己的师长。其他文朋诗侣和近邻交好，时时存问，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邵雍很感动，他在《病中吟》诗中说：“尧夫三月病，忧损洛阳人。非止交朋意，都如骨肉亲。荐医心恳切，求药意殷勤。安得如前日，登门谢此恩。”（《伊川击壤集》卷十九）邵雍去世后，司马光等人还出钱出力，为他操办后事，他们那种朴素而深厚的情谊，山高水长，堪与日月同辉。同时，朝廷追赠邵雍为秘书省著作郎，赐谥号“康节”，后封“新安伯”，配享孔庙，尊称“邵子”，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历经千年风雨沧桑，邵雍之墓今天依然峙立在洛阳城南伊川县平等乡西村的紫荆山中，墓碑上书“宋先儒康节邵夫子墓”九个醒目大字。墓地西依紫荆山，东临伊水，堪称风水宝地。邵雍倘若地下有知，当会非常喜欢吧，因为这里山清水秀，静谧安宁，与他的性格真的极为契合。
蔡襄：千古万古长清风
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中央监察制度，分设御史台和谏院），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谠言直声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人，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或谏官任上。当时，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谏官，敢说敢做，多次与皇帝叫板，连宋仁宗都怕他三分。他不仅在性格上耿直，在事业上亦极其勤奋，诗歌艺术闻名当时，书法成就享誉古今，有才情、有识见、有追求、有担当。尤其是在福州、泉州等多地主政期间，发展教育，建设水利，打击豪强，破除陋习，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想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他就是被老百姓赞颂为“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的名臣蔡襄。
多次抗上的谏诤大臣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军仙游县人（今福建仙游）。蔡襄虽出身农家，但从小刻苦攻读，学习十分优异，十八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礼部会试第十的好成绩考取进士，名动京师。入仕后，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知泉州等职，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点孑然独立于士林，不入时流。景祐三年（1036）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落职饶州，欧阳修、余靖、尹洙上书抱不平，结果也被贬出京城。当时，蔡襄还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言微资浅的他，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斥责范仲淹贬官时推波助澜的高若讷为“不肖”。其中，《右范希文》一诗曰：“中朝莺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之人起家用儒业，驰骋古今无所遗。当年得从谏官列，天庭一露胸中奇。矢身受责甘如荠，沃然华实相葳蕤……”蔡襄这一组诗洋洋千言，气势磅礴，士人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据说，当时恰有契丹使者来宋，他们购得此诗，携带至辽国，张贴于幽州馆舍，供人品鉴。
庆历三年（1043），蔡襄与欧阳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出任谏官。这给了正直无私的蔡襄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他更加执着于上书言事，匡时济世。蔡襄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承平日久，许多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积弊丛生，危机四伏。当时，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灾情频发，老百姓生活困苦，忧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灾异》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灾害之来，皆由人事。数年以来，天戒屡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阙失也。不颛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宋史·蔡襄传》）认为灾害连连，是因循守旧、人事不修的结果，甚至直言宋仁宗“宽仁少断”，要求皇帝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务实，树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闻者悚然，把当时朝廷内外大臣们吓出一身冷汗。
庆历四年（1044），开宝寺发生火灾，安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被毁，朝野震惊，许多宫人甚至烧炙手臂，剃去头发，表示对佛的崇敬归命。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灵感塔地宫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内宫供养，并计划重新建塔安奉。蔡襄听说后，极力反对，他上书说：“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蔡襄的意思是，舍利若真有灵性的话，那它为什么连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护不了呢？他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还认为不修人事、专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劳民伤财。蔡襄的话，掷地有声，如同一支支离弦的响箭，纷纷射向了宋仁宗。好在宋仁宗心怀仁慈，除了继续潜心佛法、关爱舍利之外，对蔡襄的话，倒也没怎么计较。
后来，蔡襄出任知制诰，当上了宋仁宗的秘书，负责起草诏令。历代秘书岗位都是前途无量的美差，只要顺从了皇帝的旨意，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蔡襄却一点也不懂得珍惜岗位资源。参知政事梁适，因结交内侍当上了宰相，遭到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的多次弹劾，梁适的追随者上书宋仁宗，说如今御史滥用职权，而宰相却动辄得咎，以后谁还敢当宰相？左右为难的宋仁宗，一面听从御史建言，把梁适罢相，又以弹劾材料中有风闻之词为由，把三位御史贬出京城。当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贬三位御史的诏书时，蔡襄认为按照祖制，御史弹劾官吏，风闻之言亦可参考，御史不必担责，竟然拒绝起草诏书，致使宋仁宗作出决定后，却无法完成诰命手续。不过，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处处作对，常常让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没有贬他的官，降他的职，反而对他格外厚遇，曾感叹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主动给蔡襄母亲赏赐帽子、披肩之类的珍贵服饰，并亲书蔡襄表字“君谟”二字，安排特使拿着诏书，专程送达蔡襄家里，以示宠幸。
勤政务实的地方大员
蔡襄在京城任言官的时间颇长，在地方任郡守也不短。在京以规劝皇帝、纠察百官闻名，在地方则以勤政务实、关注民生著称。
庆历五年（1045），蔡襄以母亲年老体衰需要就近照顾为由，请求宋仁宗让他到家乡福州任职。宋仁宗为他孝心所感动，安排他以右正言、直史馆出任福州知州。蔡襄到任伊始，即开始察访社情民情。当他了解到当地由于水利设施，尤其是“古五塘”年久失修，导致旱情困扰、粮食年年歉收之后，决定对症下药，兴修水利。“古五塘”处于原东湖位置，东湖是晋代严高任太守时所修，大致位于今福州东湖宾馆、温泉公园、琴亭湖一带，后来疏于清理，淤塞严重，一部分高抬成田地，一部分分隔成大大小小的池塘，“古五塘”就是这些面积较大如同水库的池塘。蔡襄说干就干，他积极筹措资金，动员群众投工投劳，清理淤泥，疏通渠道，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古五塘”，使大面积农田受益，水旱无忧。
至和元年（1054），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是首都，皇族、权门、巨贾、恶少，鱼龙混杂，极难治理。然而，蔡襄不甘墨守成规，他到任后，大刀阔斧，惩奸治污，以简驭繁，决断如流。宋代晁说之《晁氏客语》记载说：“蔡君谟知开封府，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说明他善于抓大放小，行事干练，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次，某富商被杀，家属到开封府报案，蔡襄要求捕快三个月内破案。期限已到，案件却无丝毫进展，为逃避责罚，捕快竟然随便抓了个流浪汉，弄些血衣、匕首做假证据交差。蔡襄审案之时，流浪汉大声喊冤。蔡襄觉得事有蹊跷，就问捕快：“凶手是在哪儿抓到的？”捕快回答说，是在城东关帝庙。蔡襄明白了捕快的“把戏”，将流浪汉当堂释放，反把捕快关进了大牢。他说：“这个流浪汉既不疯又不傻，倘若真是他杀，他销毁证据还来不及，怎会把那么明显的杀人证据留在身边，并在游人如织的关帝庙让捕快抓到呢？这不过是捕快为了结案，故意陷害好人罢了。”后来，宋仁宗听说这件事后，不禁连声夸奖蔡襄说：“君谟精吏事，京府无冤狱！”
嘉祐元年（1056），蔡襄再任福州知州。在此任期内，蔡襄大力兴办学校，以教育推动人才的培养，以教育促进民风的转变，实现了教育与民风的交互影响。福州教育资源匮乏，他多方努力，广设乡校，普及教育。他礼贤下士，加强师资，聘请郡士周希盂、郑穆等博学鸿儒为州教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他提倡“文章与礼法并重”，双管齐下，使教育大为普及，福州学风更加浓厚。当时，福州民间沿袭一种陋习，谁家治丧，除在家大摆筵席外，还要在山头举办斋筵，任路人随意饮食，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许多穷人家本就穷得叮当响，但民风如此，欲罢不能，逼得他们卖田典宅，因丧致贫者比比皆是。为此，蔡襄亲作《戒山头斋筵》一文，提倡丧事简办，禁止丧家在山头设斋筵，违者严惩不贷，这股不正之风终被刹住。在蔡襄的治理下，福州百姓知礼守法，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蔡襄还曾两度出任泉州知州，直到嘉祐五年（1060）离任，前后四年有余。他在泉州主要有两大政绩，一是修桥，二是植树。古万安渡，位于泉州城北二十公里处的惠安洛阳。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当时，南北两岸无桥可通，交通十分不便。由于水势险恶，过往舟楫常常不得不停渡。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商业十分发达，但水上交通不便阻碍了商业发展，商人抱怨连天。为此，一些仕宦缙绅，很早就想捐资修桥，只是苦于政府无人引导而作罢。蔡襄到任后，立即牵头组织修建万安桥（今称洛阳桥）。他牵头拿方案，动员泉州各界人士捐资，自己也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捐一百六十石助役”。在他和泉州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全长一点二公里的万安桥终于在嘉祐四年（1059）底完工，造福了两岸百姓，使泉州的商业更加繁荣。万安桥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是建桥历史上的奇迹，被茅以升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难能可贵的是，万安桥如此浩大的工程，却未动用国库一分钱。
在福州、泉州那段时期，蔡襄还动员和组织老百姓，从福州至泉州、漳州，沿途遍植松树，全长达三百五十公里，防止了水土流失，保护了道路，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绿化工程。时人感激他的功绩，不但为他树碑立传，还创作了许多诗歌、民谣来纪念他。南宋祝穆《方舆胜览》一书中，便记录了两首当时老百姓创作而且流传甚广的诗歌，一首曰：“道边松，大义渡至漳泉东。问谁植之我蔡公，岁久广荫如云浓。甘棠蔽芾安可同，委蛇夭矫腾苍龙。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另一首曰：“洛阳桥，一望五里排琨瑶。行人不忧沧海潮，冲冲往来乘仙飙。蔡公作成去还朝，玉虹依旧横青霄。考之溱洧功何辽，千古万古无倾摇。”
引领时代的书法大家
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家之说，即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被认为是引领宋代书法的典型代表。“宋四家”的书法风格，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奇崛，米芾俊迈豪放，蔡襄则端劲高古，容德兼备，均自成一格。
蔡襄书法上承晋唐法度，下启宋人的意趣，“取神气为佳”是他的书法主张，真、行、草、隶四体均达妙境。蔡襄的书法，在当时被许多同为书法大家的士大夫推崇备至。苏东坡说：“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跋》）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试笔》）黄庭坚评价道：“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也。”（《黄庭坚全集·正集卷第二十六·题跋》）南宋诗人刘克庄酷爱蔡襄书法作品，并收藏有许多蔡襄的书帖真迹，他亦说：“忠惠蔡公（蔡襄谥号忠惠）书法为本朝第一。”（刘克庄《后村集卷三一·题跋》）有人说“宋四家”之蔡为蔡京，而在这些当朝书法巨擘眼里，蔡襄才是“本朝第一”，可见蔡襄书法水平的高超。至于“宋四家”中到底是此蔡抑或彼蔡，无伤大雅。
蔡襄遗世墨迹有《谢赐御书诗》《自书诗帖》《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等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以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绝世珍品。说到“忘归石”，当地还有一段传说。当年，蔡襄任福州知州期间，曾多次游览鼓山，经常流连忘返。有一次，暮色已降，蔡襄仍乐不知返，感慨之余，书写“忘归石”三字于灵源洞深涧峭壁上，后刻石纪念。时隔百余年，南宋诗人赵晋臣游玩至此，看到蔡襄题刻后，有感而发作诗曰：“登山心悦倍精神，欲往山间未有因。刚道忘归又归去，白云何不且留人。”赵晋臣把他的诗，题刻在“忘归石”的对面，以示对蔡襄的纪念和景仰。
蔡襄书法独步当世，宋仁宗也极为喜爱，《宋史·蔡襄传》即说：“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不过，蔡襄并不以此作为谋取高官厚禄的手段，反而坚持原则，对于违反原则的要求，即便是皇帝的安排，也不怕“忤旨”“抗上”，而拒绝执行。皇祐六年（1054），宋仁宗最宠幸的妃子张贵妃病逝，宋仁宗悲痛不已，随即高规格为其治丧，比如追封她为温成皇后，立忌、酌献、立庙、建陵、立志等等，其中不乏僭礼越制之举。后来，要在墓前立《温成皇后碑》，碑文已经拟好，需要找一位书法高手来操刀，宋仁宗立马想到了蔡襄。蔡襄本来就对宋仁宗高规格为张贵妃治丧心怀不满，曾多次上疏谏阻，当皇帝让他书写墓碑的旨意下达后，即以“此待诏职”为由拒绝，让本身处于悲痛之中的宋仁宗更加不快。
嘉祐八年（1063），试图振兴的宋仁宗因病去世，宋英宗继位，成了宋王朝的第五任当家人。当时，蔡襄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按宋朝的用人习惯，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热门人选，像后来的宰相丁谓，就是由权三司使、参知政事而至宰相高位的，倘无意外，蔡襄是极有可能成为宰执大臣的。宰相韩琦向宋英宗极力推荐蔡襄和欧阳修二人出任参知政事。然而，宋英宗毕竟不能等同于宋仁宗，他用了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却没有提拔蔡襄，因为蔡襄太敢于直言了，作为权力通天的皇帝，怎么会容忍在自己身边安置一个“火药桶”呢？怎么会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力来主动接受下级的监督呢？除了那个希望有所作为、争当中兴之主的宋仁宗。不特如此，当蔡襄意识到说话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而心灰意冷地向宋英宗请求外调杭州时，宋英宗立刻就批准了。韩琦觉得非常奇怪，对宋英宗说，以往翰林们请求外调，必须请求数次才予准许，蔡襄怎么一请即允呢？礼数是否过于简单？宋英宗却反问道：“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是啊，倘若蔡襄不继续提出请求，怎么办呢？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蔡襄出知杭州，三年后在任上抑郁而终，年仅五十六岁。蔡襄去世后，好友欧阳修为失去这样一位至情至性的至交而悲痛万分，特作《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以资纪念。其铭曰：“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坟，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五·墓志四首》）
曾巩：被文名掩盖的能臣
就文学创作而言，曾巩上学司马迁、韩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成就极高。脱脱在《宋史·曾巩传》后论曰：“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宋代以降，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他因此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享誉千年，至今不衰。然而，纵观曾巩一生，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个能吏，只不过在那个文化重于经济、诗文贵于粟粒的时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盖罢了。曾巩中嘉祐二年（1057）进士第入仕后，除了在京城任过较短时间的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外，大部分时间在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安徽、河北等地任职，前后长达十余年，所到之处，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赈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成效显著，颇有政声。
越州：饥年不荒，农事不乏
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熙宁二年（1069），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说了实话，把两边都得罪了，心生不安，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通判一职是宋太祖为惩五代藩镇之弊，于乾德元年（963）所置，寓有“监州官”之意，凡本州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知州通签书施行，权力很大。曾巩当年六月到任，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这地方有个老习惯，那就是从酒场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曾经有一段时间，酒场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州上想了个法子，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当初确定了七年的期限，然而，期限已到，政府却“责赋如初”，横征暴敛，丝毫没有按约定停征的迹象，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中止了这笔不合理的赋税。
当时，正值越州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考虑到常平仓（古代官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所设置的粮仓）不够救济灾民，而遍布乡野的老百姓又不便到城里购粮。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曾巩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当曾巩看到富户们申报上来的储量达到十五万石时，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又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价略高一点、又在老百姓基本能够接受的价格出售，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粮食，无异于雪中送炭。同时，他还筹集资金五万钱，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通过这两项措施的施行，越州百姓终于平稳度过了灾年，不但没有饿死之民，而且实现了饥年不荒、农事不乏，广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绿。
齐州：扫黑除恶，除暴安良
熙宁四年（1071），曾巩升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作为地方一把手，曾巩深知责任重于泰山，他不像有些官员，“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好恶，专拣上头喜欢的事做，唯领导马首是瞻，反倒把本身守土爱民之责抛却一边，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劳民伤财。曾巩不这样，他既勤政，更务实，而且凡事从实际出发。当时，为治理河北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二万，按注册户口计算，当三丁抽一。但当他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和盲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深入细致的人口普查工作，重新调查户籍情况，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九丁抽一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于是，他没有盲目按照上头要求的三丁抽一，而是按照九丁抽一执行。曾巩这一务实的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之家，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农民负担。
自古以来，齐鲁以民风强悍著称，即所谓：“燕赵多慷慨之士，齐鲁多响马之邦”，黄巢起义、宋江落草，皆发端于齐鲁大地。曾巩当时任职的齐州，就被评价为：“野有群行之盗，里多武断之家”，是个有名的难治之乡，豪强恶霸比比皆是。所以，曾巩这个知州，断非美差。曾巩清醒地认识到其难治之处，扫黑除恶，除暴安良，必须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要在打击豪强上出重拳，树威信。临邑县曲堤镇（今山东济南）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州县吏莫敢诘”，与地方官沆瀣一气，百姓更是敢怒不敢言。曾巩初来乍到，以此为突破口，搜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大快人心。章丘县（今山东济南）有豪强聚成一伙，号称“霸王社”，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一举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对三十一名罪犯按律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五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科学治理，齐州犯罪率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其实，曾巩在齐州政绩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了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西湖（今大明湖）；等等。
洪州：科学理政，大爱救灾
熙宁九年（1076），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军职名）。洪州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繁荣之地，唐代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天下闻名。到洪州，是曾巩多次向朝廷请求的结果，因为他母亲已年近九十，需要照顾。当然，养亲并未影响工作，他的务实态度和为民作风，不会随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稍有松懈。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而且呈漫延之势。曾巩着眼全局，科学筹备，赶紧调配救灾物资，命令各县、镇、亭传储备防疫药物。他安排人腾出州政府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以及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提供饮食和衣被，使这些人不至于受灾又挨饿受冻。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曾巩这一系列的举措，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充满着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文关怀，践行了他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人生信念，大灾显大爱。而且，他这一整套具有示范效应的救灾方法，为当时抗灾救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科学理念。
当时，曾巩还有一事干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讨安南国（今越南顺化以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搞好这支远征军的过境接待。俗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数万人的吃喝拉撒，加上连拿带抢，这个协调工作可不是件易事。所以，大军南下，一路滔滔，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鉴于此，曾巩不敢掉以轻心，而是提前作出筹划和安排，及时调度物资，科学安排吃住，巧妙安排过境时间，最后，大军过境，倒也秋毫无犯，许多城乡老百姓，甚至不知道大军曾经路过本地。
福州：保障民利，直选住持
熙宁十年（1077），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在宋朝，这种高龄仍在做地方官的，若非照顾养老，则是被贬外放，或者皇帝不太看好，曾巩也许属于后者。曾巩自熙宁二年外放越州以来，已在多州任职近十年，以曾巩的文学名气和政治作为，皇帝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早就回京点翰林、当学士了。然而，不但此时没有，福州之后他甚至又被调任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沧州等地知州，还在基层干了一段时间。所以，同僚们认为他怀才不遇，“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宋史·曾巩传》）尽管如此，曾巩看得很淡，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他在福州只待一年，时间很短，政绩却不俗。
他在福州任上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时，地方官的待遇不错，除了正常的工资津贴之外，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又作职分田、公田、禄田，历代依官职品级所授的田地），通过租赁收取租金来发放补助。福州没有“职田”，但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州上经营这块菜地得当，蔬菜一年四季源源不断销售到菜市场，单是这笔菜钱州官们每年就能增收三四十万钱。不过，官府的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菜农们的菜卖不动，收入陡减，伤农很深。这个让官吏们富得流油的菜园子，成了福州老百姓“卖菜难”的祸根。曾巩知道后，愤慨地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政府应该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怎么能与民争利呢？曾巩立刻取消了这个“富官伤农”的菜园子，虽说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块，但保障了菜农的利益，老百姓为之欢呼。
福州这地方还有一个怪现象，买官的少，买住持的多。何解？原来，福州历来兴佛教、多寺庙，有捐助寺庙的传统，除了国家拨付一定产业给寺庙外，许多百姓、富户，也纷纷给寺庙捐赠金钱地产之类，寺庙因此成为比政府更加富裕的地方。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热门职业。一些好逸恶劳的流氓地痞破落户到处钻营，为捞一个当和尚的指标而费尽心机。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更是买通关节，贿赂官府，争当主僧住持。于是，七闽大地，货赂公行，乌烟瘴气。曾巩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刹住这股歪风。曾巩颇有超前意识，他知道，要杜绝住持买卖，唯有“直选”。他安排人分别前往各地寺庙，把和尚们聚集一处，无记名投票推举住持，然后把这些“直选”出来的住持层层上报到州府，由州府统一发放聘任文书，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从而堵住了后门，打击了腐败，福州从此气正风清。
以上只是曾巩从政数年间的点滴，后任明、亳、沧三州一把手，政绩也不俗。与许多北宋士大夫不同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爱民为出发点，简单，纯粹，执着。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群众冷暖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老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受到了普遍的好评，他任满离开齐州时，齐州老百姓竟然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为纪念曾巩为齐州作出的贡献，后人还于千佛山建曾公祠，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
作为政绩斐然的能臣干吏，曾巩却不像那些习惯于弄虚作假的政客，有一点泡子就吹嘘成气球那么大，甚至影子都没有的政绩也要瞎吹一番，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曾巩对于政绩，从不张扬炫耀，每次上书皇帝，只说些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其他只字不提。而这，恰恰成了曾巩的短处。由于曾巩不擅宣传自我，加上他在基层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对变法的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在宋神宗面前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曾巩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从此，曾巩无法以才干立朝，终其一生没有得到更好的施展。可见，政见常常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同时，曾巩以文章著称于世，人们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绩，其卓越才干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并影响了千余年来人们对他该有的全面评价，堪称憾事。
司马光的聚餐规定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退休后闲居洛阳的原宰相富弼，向时任太尉、判河南府（宋代官至尚书左、右仆射及使相以上领州、府者称判）兼西京留守的好友文彦博提议，由二人牵头，组织一些年龄相仿、资历相当、性情相投、口碑良好的能臣，仿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形式，置酒相乐，定期聚会。对此提议，文彦博非常赞同，一拍即合。他们组织当时居住洛阳的部分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能臣，按年龄为序，轮流做东，谓之“洛阳耆英会”。
聚会确定了“士大夫老而贤者”十二人。这十二人中，官位最高为富弼和文彦博，均出任过宰相。年龄最大为富弼，七十九岁。其次文彦博和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七十七岁。其他还包括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秘书监致仕刘凡、司农少卿致仕王慎言等，皆是年逾古稀的退休官吏。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司马光年龄最小，“年仅”六十四岁，按要求是不能进入这支队伍的，因他声望高、学问好、人缘不错，又正好在洛阳居住，被“强拉入伙”，成为“耆英会”中的老幺。
尽管只是几位故吏的小聚会，大家毕竟都是当朝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人物，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不能草草。经过合议，决定由任过皇帝秘书的首席笔杆子司马光执笔，撰写《洛阳耆英会序》，以纪其事。司马光又撰《会约》，给聚会立规矩、定约束。《会约》一共九条，篇幅不长，原收于明代司马晰编写的《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一书，现据邓广铭《宋史十讲·第十讲》全文转引如下：
一、序齿不序官。二、为具务简素。三、朝夕食各不过五味。四、菜、果、脯、醢之类，共不过二十器。五、酒巡无算，深浅自斟，饮之必尽，主人不劝，客亦不辞。六、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七、召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八、会日早赴，不待速。九、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会约》逐条的大致意思是：
聚餐中只论年龄大小，不论职务高低，没有官场俗套，大家都轻松。
聚餐时，筵席上的餐具务求简朴，不得金碗银筷讲排场。
主人请客时，每宴主菜不得超过五种。或许就是早期的“四菜一汤”？
果脯、酱菜之类的佐酒小碟，总数不得超过二十碟，类似于今天餐桌上的冷盘，看似多，但品种极普通，非难寻珍馐，量亦少。
座次按年龄排，酒壶按顺序递，倒多倒少、饮多饮少自便，东道主不得强行劝酒，宾客也无须勉强自己，量大尽兴，量少随意。但倒入酒盅的必尽，避免浪费。
倘若酒未喝完，桌上菜肴已被吃完扫光，此时可补充一些菜汤。
节约纸张，简化程序，轮到谁请客，东道主只用一张通知单，写明聚会时间，下列诸会员的字，如富弼只写彦国，文彦博写宽夫，司马光写君实，等等。派人逐家传递，会员是否能出席，在字下签注即可。
聚餐之日，客人须按时出席，不等不催。
上述规定，谁若违反，如迟到、答应来而不来、主菜超过“四菜一汤”等等，无论主宾，违反一条，即罚酒一大杯。
有了这么一则《会约》，人们在请客过程中，均按《约》办理，减少了身不由己的铺张，杜绝了竞奢斗富的攀比，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轻视和鄙薄，优游自如。
《会约》把餐具的标准、菜肴的数量、请柬的呈送都规定得详详细细，节约到连请柬都不准多发一张，可谓节俭至极。司马光做官多年，待遇丰厚，却始终恶衣菲食，他常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当时，他居住洛阳，正埋头创作《资治通鉴》，前后达十四五年，由于住宅低矮破败，夏天酷暑难当，只好在房子下挖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笑为“穴处者”。
《会约》体现了司马光的节俭美德，对豪华相尚、俭陋相訾的北宋官场的奢靡之风，是一种自觉抵制。同时，《会约》对今天无论公私接待宴请，也不啻是一种很好的指导，既能体现东道主的好客之道，又不会捉襟见肘，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逼得东道主寅吃卯粮，违心操办，甚至负债操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