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孔安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做见习官，旋升连长、营附、团指导员及政训主任。中原大战爆发后，王孔安受戴笠指派，潜入北平，打入反蒋集团内部，秘密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了解会议情况及各派政治态度，随时呈报蒋介石，成为蒋制订安抚与收买策略的重要参考。同时，戴笠又派出李丹符、柯玉珊等潜往冯军，策反冯部的邓宝珊与赵冠英……
而反蒋势力组建“四九小朝廷”之时，即召开“扩大会议”的8月，也正是他们走向衰败的开始。8月初，蒋军全面反攻。由于反蒋实力派们各怀异志，钩心斗角，以致配合不力难以协同作战，致使战局急转直下。
在胜败已趋明朗之后，9月18日，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东北军主力入关。在中央军与东北军的联合攻势下，蒋方在各反蒋势力中进行的策反工作，旋即大见成效，晋军将领、西北军将领纷纷倒戈；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掉转枪口；“倒戈将军”石友三在戴笠的策反下，迅疾投靠了张学良部。
10月下旬，历时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以中央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东北军主力入关后，进驻平津，收编晋军，张学良接手华北地区政事，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登时位高权重。为笼络张学良，同时掌握东北军情况，蒋介石指派戴笠作为他本人的私人代表，赴北平拜会张学良。
戴笠深知此行事关重大，张学良手握重兵，占据东北、华北，此行不仅要了解东北军情况，更要与东北军高层建立长期关系，以便随时掌握东北军动向，使南京政府在与东北军的关系中，始终掌握主动。
数年的情报生涯，使戴笠养成凡事必先掌握情报的习惯，因此到北平后，他首先对张学良身边的人做了一番考察，然后先去拜见在警卫旅任团长的张学良的亲信吴泰勋。
吴泰勋字幼权，张学良的警卫团团长，其父吴俊升是奉系军阀的主要头目之一，也是张作霖的忠实部属。在张作霖从北京退兵关外时，吴俊升前往山海关迎接，与张作霖一起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为照拂其家人，张学良与吴泰勋缔结金兰，拜为异姓兄弟。正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系，使张、吴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吴泰勋年仅19岁，当戴笠以总司令部少校参谋的身份出现在面前时，这位年轻的警卫团长甚为惊讶。并不是因为戴笠本身的职位有多高，而是因为戴笠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前来拜会张学良，竟然先来会见他这个警卫团长，令他深感戴笠此人为人低调、真诚，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
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甚欢。随后，由吴泰勋引见，戴笠前往拜见张学良。
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由警卫人员引见，倒也不足为奇。奇的是，看上去成熟稳健的戴笠，竟与他十九岁的小兄弟如此谙熟，因而张学良颇有些诧异地问：
“雨农兄与幼权是故友？”
戴笠与吴泰勋相视而笑，继而回答：
“是刚结识的契友。戴某以区区少校参谋之职晋见少帅，自觉冒昧，故而请幼权兄代为引见。”
戴笠的坦诚低调与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毫无仗势骄矜的态度，令张学良顿生好感。在随后的接触中，两人逐渐热络起来。此时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尚属蜜月期，张学良自然也想借戴笠之口增进与蒋的关系，消除蒋对他的戒备，因而张、戴关系急剧升温。
戴、张关系反过来又促进了戴、吴关系的发展。通过吴泰勋，戴笠很容易便掌握了大量东北军内部情况，返回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极得蒋介石重视，戴笠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此后对东北军的工作，蒋介石基本交给戴笠去处理了。
不久，在戴笠的提议下，戴、张、吴三人结为拜把兄弟。戴笠比张学良年长四岁，张学良比吴泰勋年长十岁，戴笠为兄，张学良为二弟，吴泰勋为三弟。
三人缔结金兰，为戴笠的情报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戴笠的特工组织建立后，吴泰勋曾推荐多人到特务处任职，这些人都是其父吴俊升身边的人，乃至西安事变之后，戴、吴关系一直保持如初。
张学良本是豪爽之人，他既认定了戴笠这个朋友，对戴笠也就放松了防范。在明知戴是蒋介石耳目的情况下，一些事情对戴笠也并不避讳；戴笠对张学良也是留有分寸，只要不违反大原则，总是能够灵活变通，对有中共间谍嫌疑的张学良的谋士黎天才网开一面便是其中一例。而特务处草创之初办公场所紧张，张学良亦是慷慨相助，将洪公祠一号一幢老式花园平房交给戴笠无偿使用。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或者说特殊的友谊，戴笠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冒死赴西安，才得以在张学良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