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兵买马，特务处开张
鸡鹅巷的“十人团”
从1927年追随胡靖安从事情报工作，到1930年末中原大战结束，戴笠从义务情报员到单枪匹马跑情报，可谓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凭着一股韧劲、一种豁出去的狠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摸爬滚打，总算以卓有成效的业绩，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与器重。
1931年11月，蒋介石手令戴笠组建“密查组”，并称密查组作为正式情报组织，隶属于总司令部。
这道手令，预示着戴笠的情报工作即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带着手令，戴笠兴冲冲赶往鸡鹅巷五十三号。
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是胡宗南的第一师驻京办事处。中原大战结束后，胡宗南已晋升第一军第一师中将师长，此时正住在办事处中。
当戴笠将手令递到胡宗南手上后，胡宗南一个鲤鱼打挺从半躺着的椅子上跳起来。
“好！太好了！办公地点有了吗？”
“还没来得及找呢。”
“找什么呀，我这里这么宽绰，你在这里办公不是正合适嘛！”
“对呀！我还没想到呢。”
“正好可以把家眷接过来，过几天团聚日子。”
“那可不行，我自己单飞还没飞起来呢，怎能再受家小拖累。”
话虽如此，但经过一番商议，戴笠还是改变了主意。这主要在于他做的是秘密工作，密查组成员都是男性，第一师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都是男性，进进出出都是清一色的年轻男子，难免引起周围人注意。把家小搬来，倒可掩人耳目。
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母亲操劳了大半辈子，他长到三十多岁还在由母亲资助，心中实在愧疚。将母亲接来，虽不能享受荣华富贵，却能享受天伦之乐，也算尽一点孝心吧。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说到母亲的时候，戴笠的眼圈红了：
“一别五年，不知母亲身体是否安康，每一封给母亲的信，几乎都是要钱……”
胡宗南受了感染，想到自己自幼丧母，对戴笠幽幽地说：
“家有老母，惜福吧。更多的人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有了办公地点，密查组很快组建起来，成员有：戴笠、徐亮、周伟龙、唐纵、张炎元、郑锡麟、胡天秋、马策、王天木、王孔安。
这就是戴笠特工组织的最早班底——十人团。
对于十人团成员，沈醉的回忆中多了梁干乔和黄雍，少了王孔安和王天木。但沈醉作为戴笠的儿子戴藏宜的同龄人（比戴藏宜年长一岁），是在特务处成立之后由其姐夫余乐醒介绍加入特务组织的，且抗战前一直在上海，对于特务处成立之前的密查组成员情况，想必也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
乔家才的回忆中，没有王孔安，多了一个张筱高。乔家才作为戴笠早前的情报联络组同事，虽然没在第一时间参加密查组，却也很快加入了特务处，他的回忆当属可靠。但张筱高不知何许人也。
通过其他资料可以佐证，梁干乔与黄雍均不在十人团之列。梁干乔是在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后加入的；黄雍在密查组时期以及特务处成立后，一直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工作，并为特务处推荐多名人选，唯他本人，始终没有加入特务组织。
王天木曾在河南一带收编地方武装及散兵游勇，并自任司令，他与戴笠在中原战场相识，给戴笠搜集情报帮了不少忙。中原大战结束后，他追随戴笠也是有案可查的。
从进入军校六期就一直与戴笠、徐亮形影不离的王孔安，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后便被戴笠指派潜入北平，打入反蒋集团内部搜集情报，此后追随戴笠亦在情理之中。
其实密查组时期，人员是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增加的，且远不止十人。以戴笠的个性与行事作风，自然不会拖拖拉拉。十人，只是一个象征数字而已。
比如张冠夫，在所有资料中都没提到他是“十人团”成员，或许因为他一直做内勤（财会），且始终难当大任而被疏忽了。但他确是最早加入密查组的。
应该说，戴笠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号召力，是密查组得以迅速组建的主要原因。多年的坎坷，磨平了他青涩年华中粗糙的棱角，诸如争强好胜、好出风头、自命不凡、夸夸其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甚至屡屡闯祸等，都或改变或收敛，以致磨炼得能屈能伸，能拿能放，能忍耐，能坚持，能吃苦，能拼命，这使同伴们对他充满信心，认定跟着他没错。
正因为如此，当他把电话打到商务印书馆，找到张冠夫的时候，张冠夫一听参加密查组，当即一口答应，放下电话就去辞职。
辞去那份养家糊口的小职员工作，对张冠夫绝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王秋莲与戴笠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她衡量丈夫务实与戴笠不务正业的标准，就是张冠夫那个稳定的职业。如今张冠夫一声不响辞了职，王秋莲岂能善罢甘休？
不过，张冠夫虽一向怕老婆，大事上却一向有主张。他知道这种事商量是没指望的，只能先斩后奏，待生米煮成熟饭，她王秋莲不吃也得吃。
戴笠闭着眼也能想到，张冠夫回到家里，将面临怎样一场疾风暴雨的摧残，当然他本人也难脱干系。
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当王秋莲得知这一切后，指着张冠夫的鼻子大骂：
“衮甫呀衮甫，你怎么能跟着戴春风去混！戴春风长到三十多岁，什么时候给老婆孩子寄过一个大子儿！我姨妈不知哪辈子亏欠了他，这辈子讨债来了！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还要让老太太给汇钱，你跟着他混能有什么出息！你让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吗……”
张冠夫低着头，任凭老婆数落，决不辩解。这在他已经有了经验，等她骂够了气消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但这次事太大了，王秋莲骂完并没有消气，反而一哭二闹三上吊，动了真格，张冠夫这才慌了手脚，赶紧认错赔不是，没完没了地说好话，直到把老婆哄得擦干眼泪，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戴笠问起来的时候，张冠夫早已一身轻松，嘿嘿笑着说：
“你表妹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吗？”
“我这个表妹啊，比你表嫂差远了，你表嫂那才叫贤惠，幸亏当初……”
戴笠所说的“你表嫂”，是指他的妻子毛秀丛；他那句没说完的“幸亏当初”，是说幸亏当初王秋莲没同意嫁给他。在自家兄弟面前，戴笠向来说话直截了当，只是这句话说了一半，忽然意识到不妥，便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说：
“夫妻之间，大概也是一物降一物吧。”
张冠夫有财务专长，到五十三号报到后，立刻着手操持密查组的“柴米油盐”。
密查组成员相继到位后，戴笠返回江山老家，将母亲、妻子、儿子接来，原先空空荡荡的五十三号登时热闹起来。
五十三号是一幢旧式平房宅院，分前后两个院子，共有20多间房。戴笠与家人住在后院，密查组人员与第一师办事处人员，食宿办公均在前院。后来工作人员逐渐增多，办公与住宿变得拥挤起来，原先的门房也改为了办公室。
这个时期的外勤工作，主要在京、沪、杭、苏等地活动，搜集国民党各派动向方面的情报。当时并无内外勤之分，从搜集情报、整理情报、撰写材料、翻译电报、传递文件，到打扫卫生等杂活，每个人都是遇到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从不假手外人。
戴笠对属下要求极严，所有人每天都要工作十小时以上，工作完不成不得休息。而大家的薪金较一般机关要低。戴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有限的经费，为大家搞好伙食，不仅菜蔬丰富，且三餐之外，另有宵夜。
这一时期，是戴笠的情报事业由个人活动发展为组织活动的开始。尽管这个组织很小，又在总司令部编制之外，但却是奉准设立，有额定人员与固定经费，又解决了办公及住宿场所，不再像以前那样东餐西宿，居无定所。尽管密查组成员身份秘密，没有名分地位，待遇低条件差，但大家对这个“新兴职业”充满兴趣，信心十足。
戴笠本人，既是这一组织的负责人，又是主要外勤人员，工作起来较以前更加拼命，常常夜以继日，甚至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尽管劳累艰苦，却是乐在其中，尤其每每外出归来看到一家老小，想到多年的打拼终于有了成功的征兆，欣慰和满足是不言而喻的。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密查组正式运行不久，12月中旬，蒋介石突然又一次下野了……
又一次风云突变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以武力征服了各军事实力派。但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并未停止，各反蒋派并不甘心失败。偏偏在这个时候（1931年年初），由于胡汉民反对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一怒之下囚禁胡汉民，使矛盾迅疾白热化。
紧接着，各反蒋派纷纷云集广州。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等联合两广地方军事势力，以两广为根据地，在广州另立政府，形成规模空前的反蒋阵营。
而蒋介石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来自国民党内部。
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清党”之役之后，尤其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两年中，共产党在多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其军事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已连续三次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但连遭失败。在第三次“围剿”期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
10月，宁粤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议定双方分别在南京和广州召开国民党“四大”，然后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新的中枢机构。尽管粤方派中有派，钩心斗角，最终将一个“四大”开成了两个（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召开），但对付宁方却出奇地一致，那就是：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
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
就在当天上午，胡宗南已闻讯从驻地赶回南京，急匆匆来到鸡鹅巷五十三号，径直赶到后院，走进戴笠的办公室。
戴笠正在整理情报，见胡宗南一脸焦急地走进来，心中陡然一惊，急问：
“寿山兄，出了什么事？”
“天塌了！”
“什么意思？”
“校长辞职下野了。”
“下野了？”
戴笠瞠目结舌，大张着嘴巴半晌说不出话，然后颓然一声长叹，喃喃道：
“原来政治战场上的争斗，并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搏杀！”
其实，此次蒋介石下野，是做了充分准备和安排的，国民政府的军政实权及财政大权，仍在其掌控之中。下野，不过是以退为进。但即使是“天子第一门生”的胡宗南，也并不了解蒋介石下野内幕，不了解蒋介石下野后是否能很快东山再起，因而急得火烧眉毛。
对戴笠来说，形势则更为严峻。除了胡宗南，几乎没有人知道密查组这个机构，倘若蒋介石复出无望，密查组的命运只有一个：树倒猢狲散。艰苦拼搏多年，好不容易柳暗花明，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实在太恐怖太不敢想象了！所以戴笠听到这个消息后，既心急如焚又忧心忡忡。
他想像胡靖安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那样，为蒋介石搜集和递送情报，可蒋介石并没给他什么指示，更未给他做什么安排。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才能促使蒋介石复出。
当然，着急担忧的不仅仅是胡宗南与戴笠，还有许多追随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应该说是整个黄埔系。这些人大多是黄埔军校一二期毕业生，他们的目光，根本不会看到戴笠这个第六期的晚辈，更不会知道戴笠实际已成为蒋介石嫡系队伍中的一员。
正因为如此，当胡宗南说，他们准备去溪口晋见校长时，戴笠虽然万分地想去，也不得不遗憾地留在五十三号等消息。
从胡宗南启程前往溪口的那一刻起，戴笠就开始计算着他归来的时间，真可谓度日如年。本来算着这天胡宗南该回来了，却迟迟不见他露面。直等到午后，戴笠那块装在上衣口袋里的怀表，不知道掏出来看了多少遍，仍然不见动静。
难不成晋见校长不顺利？难不成校长复出无望？……就在戴笠胡思乱想的时候，远远地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戴笠精神一振，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赶到前院。这时候红漆大门已经打开，胡宗南已钻出汽车，大踏步地走进来。
“怎么样？”戴笠急不可待地问。
“进去说。”胡宗南一脸严肃地指指后院，又对迎出来的第一师驻京办事处留守人员挥挥手，“没你们的事，你们各自忙去吧。”
来到后院戴笠的办公室，胡宗南坐下之后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戴笠一愣，旋即恍然大悟，布满阴霾的心头瞬间云开雾散。他使劲拍着胡宗南的肩膀说：
“我说老兄啊，我都快急死了，你这还拿我寻开心！”
“你这个急性子，就该让你多急一会儿。”
胡宗南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一个“伟大”的计划：组织黄埔学生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
“力行社？是不是像孙文主义学会、黄埔同学会那样的组织？”
“大体相同。”
“可是，校长什么时候复出？”
“只要时机成熟，随时都有可能复出。”
“什么样的时机？”
“这个嘛，不用我们操心，反正时机很快就会到来。”
胡宗南这句话，让戴笠一颗悬着的心终于稳稳地落了下来。
“说吧，我们做什么？”
“就是组织力行社，为校长早日复职，共同努力！”
“好！”戴笠兴奋得大手一拍，“这个组织现在都有哪些人，是校长让成立的吗？”
“确切地说，是校长同意成立的。发起人是曾扩情、贺衷寒他们，目前已经联系了20多人。”
当胡宗南说出这20多人的名字后，戴笠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力行社的晚辈
这20多人中，除了康泽、滕杰等为黄埔军校第三、四期外，其他人皆为一、二期毕业生。他们或身居高位，或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要职。如曾扩情为中央党部主任秘书，贺衷寒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宣传处长，邓文仪为侍从室秘书，康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大队长。
看看这些人的资历，戴笠这个第六期的“无名小辈”，显然是不够资格的。然而胡宗南却信心十足：
“放心吧，我已经给你报名了。有我在，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
这几句话，既包含了胡宗南与戴笠非同一般的关系，又包含了胡宗南在黄埔系中非同一般的地位。在这些人中，军界的只有胡宗南与桂永清，胡宗南的军衔又在桂永清之上，因此胡宗南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胡宗南深知戴笠对校长忠心耿耿，又知他在情报方面的特殊才干，而力行社不可缺少情报人员，无奈戴笠的秘密工作性质不便当众明说，其他人又不了解情况，认为戴笠资历浅，不够格。特别是蒋介石身边那几个人，一个个狐假虎威，目高于顶，根本看不起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若非胡宗南“天子第一门生”的身份，戴笠想加入力行社，那纯粹是天方夜谭。
最终，戴笠的名字被写在了最后。
戴笠这一生都在庆幸的，就是西湖边上结识了胡宗南。正是有了胡宗南的鼎力相助，有了这个“天子第一门生”做后盾，他才能得以跻身力行社，才能在众多“前辈”的反对声中站稳脚跟，他的特务组织才有了长足发展的契机。
人员确定之后，力行社尚未正式成立，蒋介石的复出即已提上议事日程。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就任行政院院长，随即陷入经济困境之中，不足一月行政院便开始改组，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院长，蒋系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汪精卫十分清楚，只有与蒋介石合作，才能摆脱经济困境。时逢“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军事上的压力，也迫使他为蒋介石复出积极筹划。在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汪精卫提议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之后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合作共管的局面。
也是在3月1日这天，力行社宣布成立。
力行社以干事会为领导机构，干事会下辖六处：总务处、组织处、宣导处、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
第一届常务干事五名，以滕杰为书记；胡宗南为12名干事之一；戴笠为11名候补干事之一，并任特务处处长助理。
然而当时除了胡宗南，任何人都不曾想到，就是这个资格最浅的特务处处长助理，后来竟成为这个组织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力行社耕耘数年，对戴笠工作的助力可谓无与伦比；也可以说，是这个组织成就了戴笠的特工事业。
力行社成立之后，为保密起见，随即建立了二级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与“革命青年同志会”；紧接着又建立了三级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力行社作为核心组织，以原领导成员充任复兴社领导成员，对外假以复兴社之名，对二、三级外围组织中人，严守力行社机密。因此，力行社特务处，又称为复兴社特务处。
力行社成立一周后，担任特务处长的桂永清，因忙于筹办中央军校附设的军官干部训练班，辞去特务处长一职。关于新的处长人选，蒋介石曾要求说：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做好一切工作，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与道德。因此情报工作不容忽视，负责情报工作的人选，一定要对党国绝对忠诚，并有搜集情报的经验。
蒋介石的要求，令戴笠怦然心动。因为在力行社所有人中，似乎只有他符合蒋介石的要求。但他毕竟资历浅，心中没底，只好去找胡宗南打探消息。
在蒋介石3月18日正式复出前后这段日子里，胡宗南一直留住南京。
来到胡宗南下榻的饭店，不等戴笠开口，胡宗南便笑着说：
“我正要去找你，没想到你先来了。”
“找我什么事？”
“你来什么事？”
说完这句话，两人相视而笑，几乎同时说：
“心有灵犀一点通！”
然后，胡宗南说：
“按校长所提条件，特务处长人选非你莫属。不过，其他人对你知之甚少，故而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不管怎么说，我的保荐别人也不便反驳。但报上去的人选一共有六个，最后就看校长怎么定夺了。”
听说人选已经报上去了，而且自己名列其中，戴笠一时心花怒放。只是六选一，戴笠难免不为此担忧，而且做过情报工作的并非只有戴笠一人。但胡宗南说：
“放心吧，我了解你，也了解校长的用人方针，估计问题不大。”
当戴笠返回鸡鹅巷五十三号后，贾金南禀报说：
“长官，刚接到通知，让你到陵园别墅晋见校长。”
“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
戴笠立即将这个消息转告胡宗南，两人一致认为，校长选中了戴笠。
受命中山陵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正式召见戴笠。
召见地点在位于中山陵右下坡松林、距明孝陵半公里的蒋介石的陵园别墅中。说是别墅，其实就是三间小平房，中间为会客室，西间为军事地图室，东间办公兼卧室。旁边一间小屋，为随从人员住所。由于简朴幽静，蒋介石常于假日到此“休息”；也因地处偏僻，宋美龄不愿在此留宿。当时小红山官邸尚未建造，宋美龄更喜欢住在设于黄埔路中央军校内的官邸。
戴笠跟随侍卫走进会客室，未几，蒋介石由东间来到会客室。如同几年前雪窦寺晋见，戴笠毕恭毕敬地站在蒋介石面前，“啪”的一个立正，向蒋介石举手行礼，朗声说道：
“报告校长，学生戴笠奉命前来晋见校长。”
蒋介石打量一下戴笠，点点头，开门见山地说：
“特务处长人选，干事会保举了六人，这六人中，只有你能负起这个责任。”
蒋介石选中戴笠，已在戴笠意料之中；而蒋介石如此直接地对他表示肯定，却是戴笠没有想到的。即便如此，他仍不敢相信这一切会顺利实现，他再次“啪”的一个立正，恭恭敬敬地说：
“感谢校长的信任与栽培！只是……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学长，由我担任这个职务，好像不太合适。”
戴笠并非故作谦逊，他深知自己资历浅，力行社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都是黄埔毕业生中元老级人物，在蒋介石身边说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所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说不定未等任命，蒋介石就会改变主意。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在力行社中，直接或间接从事过情报工作的大有人在。
桂永清曾担任过特务营长，自不必说；
郑介民在蒋桂战争中策反桂系将领非常成功，已初步显示出特工才能；
康泽虽毕业于黄埔三期，却在留苏期间便义务做起秘密情报工作，将同学中的中共党员活动情况源源不断地报告蒋介石，归国后即进入蒋的亲信幕僚行列，在出任侍从参谋的同时，以负责《中国日报》文化宣传之名，秘密搜集各方面情报，供蒋决策之用；
邓文仪毕业于黄埔一期，一直从事政治工作，1928年任侍从室秘书后，以对各类情报的独具慧眼与独到的政治眼光，深得蒋介石信赖，也是竞争力极强的人选。
戴笠尚有自知之明，怎敢掉以轻心。
蒋介石自然心中有数，之所以选择戴笠，是由于戴笠本身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戴笠自逆境中走来，身上有股拼命三郎能吃苦敢玩命的拼劲，有股直面挫折百折不回的韧劲；同时沉毅谨慎，孜孜以求，不慕浮荣，正是“处近要，负重任，共机密”的特工首脑不可或缺的素质。
其次，戴笠身上有种对情报工作与生俱来的才略与胆识。或者说，有种天生的特工潜质：机敏睿智，考虑问题精细周密，处事果断，行动雷厉风行。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以极快的速度建起了密查组，这无疑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而这个现成的密查组，正是组建特务处不可多得的班底。
更重要的一点，是戴笠对领袖的绝对忠诚。他“自负有才，且多少有些英雄主义倾向”，“而十年潦倒，怀才不遇，上无以报慈母，下无以塞乡里悠悠之口”，一旦从人才济济的黄埔生中被拔擢，为报知遇之恩，以其个性，即使蒋介石要其项上人头，相信他也决不会犹豫。
因此蒋介石鼓励戴笠说：
“革命不分先后，岂能论资排辈。一切有我，你不必担心，现在是你有没有决心做好这个工作。”
见蒋介石态度如此明确，戴笠当即表示：
“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您是校长，我是您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您是领袖，我是您的部下。既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全力做好这项工作。”
几天后，蒋介石正式颁发对戴笠的任命，同时再次召见戴笠，谈了对特务处建制的初步设想。即特务处成立之初，暂设两科一室若干股，由郑介民任副处长兼第一科科长，邱开基任第二科科长，唐纵任书记室书记。
这样的人事安排令戴笠大为震惊。
郑介民何其了得，仅他的学历就足以令戴笠汗颜！
郑介民，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字耀全，号杰夫，原名庭炳，生于1897年，与戴笠同庚；不同的是，郑介民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就已读过广东警卫军讲武堂，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1925年年底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1927年8月回国后，又拿了个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一期的“文凭”。
相比之下，戴笠那张黄埔六期肄业的唯一“文凭”，实在是楚楚可怜了。
就经历而言，郑介民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秘密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民军，后避捕更名亡走马来亚，入黄埔后又参加了两次东征。
莫小看这两次东征，这比戴笠当年“刀尖上舐血”的学兵经历更为残酷，意义自然也大相径庭。戴笠参加的是军阀混战，或可说是狗咬狗一嘴毛的战争，郑介民参加的则是意义深远的正义之战。正是子弹没长眼，不管你是“天子门生”，还是马夫、勤务兵，一弹击中要害，都将一命呜呼。也就是说，在两次东征中，学生兵都有大量牺牲。即使在早期学生兵都已成为中下级军官的北伐中，牺牲概率仍然很高。
正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些挺过了东征、北伐的黄埔学生几乎个个都得到了快速提升。郑介民虽未参加北伐，收获却不可谓不丰，曾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复兴社成立后，又进了复兴社的“领导层”——干事会，成了复兴社干事。
如此资深的“老革命”“海归”，给草根出身的戴笠当助手，是戴笠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而蒋介石安排的第二个人选邱开基，毕业于黄埔三期并曾留学日本，学历、资历也令戴笠望尘莫及。
蒋介石如此破格擢升戴笠，怎能不令他感激涕零，甘愿肝脑涂地以死相报？他当即郑重表示：
“从今日起，学生这颗脑袋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此话怎讲？”
戴笠知道自己没把话说明白，咧着嘴笑笑，解释说：
“这是我的决心，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士为知己者死”，在戴笠的辞典里是天经地义的。豫让漆身吞炭报智伯，戴笠为回报蒋介石，岂能在意项上人头！
这种必死的决心，印证了蒋介石对戴笠的判断。作为领袖，蒋介石需要下属的绝对忠诚，乃至不惜献出生命。戴笠的态度，使蒋介石认定没有选错人。
蒋介石安排的第三个人选唐纵，是戴笠的第六期同窗，早已被戴笠拉进“十人团”，因此戴笠对这项安排，也是心悦诚服乐于接受的。
蒋介石给特务处初定编制100余人，其他人员的安排，以及每月2000元的活动经费，均由戴笠全权负责。
至于办公地址，此前胡宗南已主动提出，将第一师办事处搬出，鸡鹅巷五十三号全部交给戴笠使用。但由十余人猛增到百余人，五十三号显然不够用，蒋介石特地调拨徐府巷二号作为特务处正式办公地点；并另外调拨三道高井洪公祠后院的一幢二层小楼，为特务处首批干部训练班的教室及宿舍。
如此规模，戴笠心里清楚，特务处绝不仅仅是负责情报工作，他的特工人员，也不仅仅是情报员，他们有着更重要的责任与使命，有着更为广阔的舞台……
从“洪公祠特训班”起步
1932年4月1日，是戴笠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蒋介石在力行社全体成员大会上郑重宣布了特务处及其两科一室负责人人选。尽管这个人事安排所有人早已知晓，但对戴笠来说，只有正式公布之后，特务处才能名正言顺地正式运行。
随后，蒋介石“移驾”三道高井洪公祠后院，主持特训班开学典礼。
特训班全称为“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于洪公祠，又称为“洪公祠特训班”。
洪公祠特训班专为培训特工人员而设，学员选自“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研究班学员大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在选拔过程中，每个人都曾到鸡鹅巷五十三号谈话，与他们谈话的正是戴笠本人。戴笠化名“马行健”，在不告知对方谈话目的的情况下，对未来学员进行思想政治考察。
第一期学员已于3月下旬入校并开课，3月31日上午，戴笠亲临特训班，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言明奉校长之命，创办该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
4月1日，也就是特务处成立之日，特训班补办开学典礼。全体学员起立，面对悬挂在正面墙上的孙中山与蒋介石肖像，跟随蒋介石宣读誓言：
“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制裁。谨誓。”
戴笠与特务处的其他负责人郑介民、邱开基、唐纵分别站在讲台两旁，与学员们一起跟随蒋介石举手宣誓。宣誓完毕，戴笠将发到每个学员手中的誓词稿纸逐一收起，当场焚毁，随后聆听蒋介石对全体学员的训示。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将所有人员召集到饭厅开会，传达力行社会议精神和特训班开学典礼上蒋介石的讲话。
此时特务处虽尚未大规模招兵买马，但对戴笠情报工作有过支持的同窗故旧已陆续来到，包括刚到不久的邓展谟与乔家才等人。
这些昔日的朋友，如今都成为戴笠的左膀右臂，私底下彼此把臂论交，无话不谈；正式场合以“革命同志”相处，而戴笠那张肖马的长脸一绷，所有人都会感到一种威严与凛然的震慑。
今天是个喜庆日子，戴笠心情愉快，却表情严肃。因为他除了传达会议精神，更要主持一场宣誓，一场与特训班开学典礼上相同的宣誓。他把这个宣誓看作对领袖至高无上的忠诚，任何的随意都是对领袖的不敬与亵渎。
与特训班一样，饭厅的正前方墙上挂上了孙中山先生遗像与蒋介石的肖像，餐桌早已被搬开，全体人员站在餐厅跟随戴笠举手宣誓，宣誓之后，戴笠按照蒋介石对特务处工作的指示，发表讲话：
“特种工作是一项新兴的工作，目前许多人还不了解它的性质与重要性。校长明确指出，特种工作人员是国家民族的灵魂，是领袖的耳目。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工作，它需要我们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甘当无名英雄……”
最后宣布：将以每年的4月1日，作为特务处成立纪念日。
散会后，戴笠吩咐勤务人员多炒几个菜，再备两瓶酒，说要隆重聚餐，以示庆贺。
聚餐，是戴笠入住五十三号之后养成的习惯。由于工作繁忙，利用进餐时间研究工作，边吃边谈，可谓一举两得。只要不外出，只要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与大家一起吃饭，戴笠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许多的情报、计划、决策，是在餐桌上交流汇总和制订下来的。从此，聚餐这个习惯，跟随着戴笠由密查组到特务处，到军统局，一路沿袭下去。
今天是特务处成立之日，意义非同一般，正因为此，这顿聚餐，亦可称为“十人团”进驻五十三号后的第一次“宴会”。
虽说菜算不上丰盛，酒也少得可怜，更无像样的餐具、酒具，但对特务处这些创始人来说，已经是十分豪华的宴席了。
环视着这些曾经支持帮助过自己，跟随自己艰苦奋斗打天下的同窗故旧，回想十年打流、报考黄埔，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艰辛，戴笠的眼圈红了。他高举酒杯，动情地说：
“我戴雨农，从入住宏信学旅报考黄埔，到参加情报组、出入中原战场，再到成立密查组入驻鸡鹅巷、成立特务处，每一步都离不开各位弟兄的鼎力相助。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大家虽非同胞兄弟，却是情同手足，日后还要仰仗大家，齐心协力，完成校长交给的各项任务。这杯酒，我敬各位仁兄，干！”
整个聚餐过程中，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兴致勃勃。大家献计献策，为特务处的发展，提出了诸多设想与策划。
平心而论，戴笠从报考黄埔军校一路走来，确实有股不甘于命运安排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朋友。而这些追随他的年轻人，当年都是满怀革命热忱进入黄埔军校的。如今面对崭新的特种工作，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革命”工作，认为特务处是一个特殊的“革命”团体。为做好这个工作，迎接挑战，个个摩拳擦掌、干劲十足，而且甘当无名英雄。大家的朝气、信心和精神状态，令戴笠深受感动，十分欣慰。
特务处宣告成立后，徐府巷特务处本部旋即开张。鸡鹅巷五十三号作为处理机要的特定机构，称为甲室；徐府巷特务处本部称为乙室，各项工作随之有序展开。
9月，军事委员会成立调查统计局，陈立夫出任局长，特务处同时成为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此前，由于力行社为秘密组织，隶属于力行社的特务处也成了不为人知的秘密机构。如今同时隶属于调查统计局后，特务处便有了公开对外的正式身份：调查统计局第二处。
而在特务处成立之初，由于脱离力行社在外独立办公，曾引起力行社常务干事贺衷寒等人的不满。又因诸多任务为蒋介石直接交办，戴笠坚持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只有干事处交代的工作才对干事处负责，贺衷寒等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因此确立了特务处在力行社的特殊地位。如今隶属调查统计局后，陈立夫同样无权干涉和过问二处的工作。
如此一来，小小特务处（二处）成了通天机构，戴笠这个小小的少校处长，也成为蒋介石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
10月，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学员结业，30名学员除中途三人退学外，结业的27人均分配到各地建立情报站、组，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军统将军级骨干力量。其中几个最为响当当的人物，一个是军统“三大杀手”之一陈恭澍，一个是“三大杀手”之一赵理君，另一个就是大半辈子都在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其他较为有名的还有戚南谱、杨英、赵世瑞、翁光辉、喻耀离等。
“洪公祠特训班”在军统历史上意义深远，它是戴笠通过举办特训班培训特工人才的开始。从此，各种各样的特训班，成为特务处乃至后来军统局的主要人才来源。
毛万里与“浙警”擦肩而过
也是在1932年10月，戴笠被任命为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旋即着手“接管”浙江警校。所谓“接管”，实际是将浙江警校纳入特务处管辖之下，作为培养特工人才的重要培训基地。
浙江警校是1928年朱家骅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长时创办的，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官学校之一。戴笠任特派员后，为利用现成的机构、设施与批准在案的巨额经费培训特工人才，同时借机培养亲信打入警界，特保举胡宗南推荐的亲信赵龙文出任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
赵龙文，字华煦，生于1901年，浙江义乌人，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曾在胡宗南的第一师任职，与胡宗南关系甚笃。赵龙文出任校长后，戴笠又保荐更换了教务处主任、训练处主任等负责人，将该校各队队长、政治指导员等等，全部换成特务处成员。同时在警校内设立特派员办公室，任命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常驻警校主持工作，代为行使特派员职权。
戴笠本人只要抽得出时间，便会亲自到警校坐镇。有天到警校检查特训班工作，王孔安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戴雨农先生亲启”，地址为“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
看到这个地址，戴笠心头骤然一热：这不是毛人凤家乡的地址吗？
只是字迹陌生。
打开信一看，落款为“毛善高”。毛人凤谱名“毛善馀”，这“毛善高”若不是毛人凤的同胞兄弟，便是其同族兄弟。
一看内容，果然是毛人凤的胞弟，名毛万里，谱名毛善高。
“……久闻先生大名，甚为仰慕，今与同乡结伴报考浙江警校，临行前，家兄毛人凤告之，先生为警校主事。故寄函问候，望能前往拜访……”
此时毛万里已参加浙江警校的考试，正住在警校附近的旅馆里，等待发榜。为了不错过机会，得以一展宏图之志，特效仿李白上书韩荆州，投书戴笠，表示景仰之忱。
戴笠值此用人之际，也曾想过联络同窗好友毛人凤，以报当年慷慨相助之恩。但一打听，毛人凤正在衢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秘书，混得不错，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如今其弟毛万里报考警校，正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岂有不关照之理？
戴笠当即吩咐贾金南去旅馆，将毛万里请到警校见面。
毛万里身着一袭青布长衫，看上去简洁朴素，精明干练。举手投足、言谈举止之间，又见成熟稳重。经过一番交谈，戴笠得知，毛万里毕业于衢州第八中学，曾远赴湖北黄陂任县政府文牍，也曾在浙江开化县党部做文书。这番工作经历，使戴笠当即决定，让毛万里直接到特务处工作，因此对毛万里说：
“善馀兄与我同庚，我知道他排行第五，你是六兄弟中的老小吧？”
毛万里点点头，脑子里却是一头雾水，不明白戴笠为何要确认他的排行。
其实戴笠要说的是毛万里的年龄，毛万里出生于1903年，前六期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很多人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甚至比他更年轻。戴笠自己错过了军校前几期，以年届三十的“高龄”入读第六期，饱尝“晚辈”之苦。如今毛万里也是而立之年，与其同那些小青年一起入读警校，不如直接参加特务处工作。
他以自己与胡宗南为例，说明机遇的重要性。
“眼下特务处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善高啊，机不可失。”
“可是，我对这个工作一点都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特长。”
“你有文化基础，又有工作经验，至于这方面特长，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比先进警校再参加特训班要直接得多。”
话虽如此，毛万里仍然心里没底。他报考警校的目的，是毕业后入职警官行业，并不知道戴笠主持警校工作，是为了给特务处培养人才。对特务处的工作性质，他一点都不了解，只好答应试试看。
第二天，毛万里便赶赴南京，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报到，被安排担任洪公祠参谋本部特训班少尉书记，不久又晋升为甲室机要秘书。
而毛万里报考的这批警校新生，录取入学后，成为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二期，毕业后，戴笠从中挑选43人进入在警校举办的第一期特训班甲班，接受为期半年的特工培训。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军统局的骨干力量，如毛森、姜毅英、阮清源、石仁宠、章微寒、叶霞翟、王清、丁继曾等。其中来自江山县界牌乡和仁村的毛森，后来成为陆军中将；来自江山县新塘边的姜毅英，后来成为军统局唯一女少将；后来成为胡宗南夫人的叶霞翟，不久被送到美国深造……
随着浙江警校第一期特训班的开学，戴笠相继开设了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并在不久后开设了无线电培训班。甲班以警校优秀正科生与各地特务骨干为培训对象，专门培训高级特工人才；乙班以江山、嵊县（今嵊州市）初中毕业生为招收对象，训练骑马、射击、驾驶、拳击、擒拿等技能，专门培训行动打手和充当警卫的特工人员；丙班以十五六岁女初中生为招收对象，训练项目除武功外，还有女佣等方面技能，如烹饪、缝纫等，以备以后打入敌方内部做内线策应工作。
浙江警校是特务处大规模培训特务的开始。在特务处时期，除了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几期学员外，浙江警校为特务处培训了大批人才，在军统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扩大特工组织，迅速建立起一张覆盖全国的特工网络，戴笠又将特训班向各地延伸。当年12月，察哈尔北部张北分校特务训练班开办，20名学员全部来自中央军校，由军官训练班200名学员中精选而来，培训后被派往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邢台等地开展情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