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杨杏佛尚未气绝，但已不能说话，他示意抢救被压在身下的杨小佛。
贝柯克立刻登上汽车，直接驾驶汽车开往广慈医院。杨杏佛终因伤势过重，于上午9时20分离世，杨小佛则在父亲的保护下幸免于难。
应该说，戴笠对这次行动总体是满意的，毕竟行动目的已经达到。遗憾的是，行动不够利索，撤退留下了尾巴，为法租界破案留下了“活口”。
过得诚在特务组织内化名高德臣，经抢救当天下午已苏醒，在巡捕房的审讯中，过得诚坚称与本案无关，他是路过此处被流弹所伤。虽未透露实情，但说出了他的化名高德臣。
这一消息，及时传到了枫林桥戴笠的住所。
行动前，戴笠组织行动人员宣誓，目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如今过得诚落入巡捕之手，却不肯“成仁”，成为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不仅会将特务处炸个稀巴烂，更重要的是，会伤及政府，伤及最高领袖，戴笠就是有十个脑袋，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戴笠当即下令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
“通知范广珍，立即采取强制措施。”
范广珍是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目，由杜月笙介绍给戴笠，加入法租界情报组。他多年在巡捕房供职，人际关系广泛，眼线众多，接到指令当晚，便以巡捕房华探身份进入医院，用一包毒药，助过得诚“杀身成仁”。对外则称，过得诚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过得诚一死，“刺杨案”断了线索，成为永久“悬案”。
事后，戴笠为抚恤过得诚的家属，除拨付一笔可观的抚恤金外，还从此由特务处及后来的军统局担负起对过得诚儿子的养育之责。军统成立后，戴笠又将过得诚树立为“杀身成仁”的特工典范，并特地将重庆“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道路，命名为“过得诚路”。
枪口瞄准史量才
在监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领导人的同时，戴笠还奉命派沈醉的情报组监视一名非“同盟”进步人士，即报业巨子、《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所以监视史量才，这和他风生水起的报业“生意”以及与“同盟”成员的密切往来有直接关系。
史量才，名家修，字量才，出生于1880年，江苏江宁人，后移居松江（今属上海），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时报》主笔。
1912年，史量才以15万银洋与张謇合资，盘下上海申报馆，出任总经理。经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申报》销量扶摇直上，很快跻身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大报行列。1927年与1929年，史量才又相继购买了《时事新报》《新闻报》大部股权，他本人遂成为上海报界最大的资本家。
史量才有自己的办报“生意经”，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民众说些话，才能站住脚”。因此，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史量才对政府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不敢公然反对，但有时又旁敲侧击地批评一下”。
随着史量才在报界地位的上升，尤其购买《新闻报》股权后，成为报界权威的他，自恃其报业机构设在租界，南京政府对它奈何不了，开始愈来愈大胆地与南京政府对抗。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的政治态度趋向进步，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公开提出“安内必先攘外”。并在《申报》上全文刊载宋庆龄关于《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学潮，《申报》在如实报道学潮起因后，又特地发表《中大学潮平议》，称“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实为学潮之根因”，在批评教育日益败坏的同时，矛头直指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的黑暗。
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分别向蒋介石报告了《申报》种种危害党国的行为，蒋介石遂下令“申报禁止邮递”。
蒋介石奈何不了租界的申报机构，却能在上海华界与其他地区封杀《申报》，这是史量才始料不及的。
租界弹丸之地，“禁邮”等于置《申报》于死地。史量才毕竟是商人，经济利益不能不考虑，于是赶紧托人，向蒋介石缓颊。
蒋介石提出“解禁”条件，史量才答应撤换总编辑陈彬和，坚决不同意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编辑和发行。
对此，蒋介石没有坚持，总算放史量才一马，《申报》“禁邮”35日后被解禁。
但史量才并没有屈服。1932年年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史量才在《申报》上广为宣传，极力拥护其政治主张，并发表同盟领导人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人支持抗日与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言论，反对蒋介石“围剿”苏区红军。此后，又详尽报道了杨杏佛的华北之行，以及宋庆龄、杨杏佛在南京营救政治犯的活动。
也正因为史量才与同盟关系密切，戴笠在奉命监视同盟主要领导人时，史量才也被列入其中。当时也只是监视而已，蒋介石并未打算除掉史量才。最终令蒋介石动了杀机的，是有情报显示，史量才不仅同情共产党，而且曾对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予经济援助。
杨杏佛遇刺一年后，即1934年夏初，戴笠得到暗杀史量才的指令。
然而史量才不同于杨杏佛，他不仅行踪不定，难以掌握其生活规律，而且出门必坐防弹保险汽车，身边跟随保镖，警惕性极高。
史量才处处提防，开初并非防备政治暗杀，而是防备因财而遭报复；直到杨杏佛遇刺，才开始对南京方面有了防患于未然的准备。但对因财而结下的仇家，一直未敢放松警惕。
提起史量才因财结仇，还要从清末官员陶保骏说起。
陶保骏，江苏镇江人，上海光复前任南京军务要职。辛亥革命时，携贪污所得巨额军饷数十万逃到上海，寄居于名妓沈秋水处。未几被沪军都督陈其美逮捕枪决，沈秋水顺手牵羊，拿走了陶保骏带来的巨额财富。
岂料，沈秋水妇道人家担不得事，还没来得及享用这天上掉下的馅饼，便因担惊受怕搞得寝食难安，一日数惊。她将此事告诉了往来密切的史量才，史为保护沈秋水，纳她为如夫人，史量才也因此瓦块翻身，有了购进《申报》的巨额资金。
再说陶保骏，其家中有一兄一弟，兄为津浦路南段局长，弟为军官，他们很快发现陶保骏的巨额钱财落入史量才之手，扬言要找史量才算账。史量才得此讯息，处处小心提防，甚至为此学习拳术、技击，以防不测。
纵使多年来陶家兄弟并未成功付诸行动，史量才仍不敢掉以轻心，尤其随着陶保骏的儿子长大成人，史量才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
鉴于史量才的高度警惕与防范，以及“刺杨案”的经验教训，考虑到史量才在上海的影响，戴笠接受任务后格外谨慎，并不急于行动，只是寻找机会，以求一举成功，不留痕迹。
沪杭路，赵理君出手
“刺史”行动小组由“刺杨”原班人马组成，由于没了过得诚，又增加了行动组组员许建业和司机张秉午，仍以赵理君与王克全为正副组长。
最初的行动方案，仍将暗杀地点定为法租界，首先在申报馆和哈同路史量才宅邸周围布控，但一直寻不到下手机会。
10月初，一个人的出现，给这次行动带来转机，这个人就是史量才的司机黄锦才。
通过上海帮会的关系，行动小组结识了黄锦才，黄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信息：史量才因患胃病将去杭州私宅——秋水山庄度假疗养一个月。
10月6日，史量才果然携家眷乘坐保险汽车前往杭州，入住秋水山庄。
戴笠随机应变，与行动小组同期抵达杭州，经过一番勘察后认为，在秋水山庄附近动手，成功几率可为百分之百，只是会给省会警察局带来麻烦，尤其警察局长正是特务处成员赵龙文。
赵龙文在出任浙江警校校长不久，即被指派兼任杭州警察局长。他是特务处打入警界以及其他公开机构最早的人员之一，也是特务处利用公开身份掩护秘密行动的开始。赵龙文出任局长后，很快将整个警察局几乎全部收入特务处囊中。
在赵龙文的辖区实施狙击，赵龙文破不破案都将不好交代。
最后研究决定，将暗杀地点选在远离杭州市区的返沪必经之路——海宁县（今海宁市）博爱镇附近。这里非杭州管辖，又地旷人稀便于行动，且附近便是特务处控制的杭州笕桥机场，万一发生不测也便于接应。
在杭州布置好一切，戴笠先行返回南京。
11月13日下午三时许，在沪杭公路上，一辆黑色轿车从杭州向上海方向行驶。车上坐的正是五十多岁的史量才。他看上去面容瘦削，精神略显疲惫。
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如夫人沈秋水、内侄女沈丽娟、儿子史泳赓及其同学邓祖询，开车的是他最信任的司机黄锦才。
当汽车行驶到海宁县境内博爱镇附近，距翁家埠两公里的地方时，被一辆老式别克敞篷汽车挡住了去路。敞篷车挂着京字七十二号车牌，仿佛失控抛锚，横在公路中央。有人在检修，有人在一旁静候。
看到史量才的汽车驶来，有人示意司机减速。
史量才的汽车随即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眼看离抛锚汽车越来越近，突然，围在车边的人齐刷刷拔出手枪，并有人向史的座驾射击，一枪打爆车胎，汽车立时失控，像喝多了酒的醉汉，摇摇晃晃地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六名男子对着汽车玻璃一阵猛烈射击，他们使用的是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手枪，似乎专为射击保险汽车所配。
前面厚厚的玻璃被击透，司机黄锦才与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当场被击毙。
后门的玻璃与钢板一时未被击穿，史咏赓打开车门，用车门挡住密集的子弹，与其父史量才一前一后狂奔出逃。
杀手误以史咏赓为史量才，立即有三人紧随其后，穷追不舍，边追边开枪射击。好在史咏赓年轻体健，在学校又是一名运动健将，跑起来有如“飞毛腿”，三名杀手连发20多枪都没有击中，史咏赓最终从田野中逃脱。
史量才则不然，他原本瘦削体弱，又年过五旬平时缺少锻炼，跑起来跌跌撞撞，慌乱中闯进附近一家农舍，眼看后面两名杀手追踪而至，又赶紧从农舍后门逃出，躲进屋后一个干涸的池塘中。
处于低洼处的池塘岂是藏身之所，他早已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另一个人的目光之下。这个人正站在池塘前方的大路上，居高临下，对他举起了手枪。
这个人就是此次暗杀行动的负责人赵理君。
“在这里！”
赵理君看到行动小组成员李阿大已从史量才后面追过来，一边对李阿大高喊，一边对准史量才扣动了扳机。
史量才头部被击中，霎时血流如注，当即倒地。
李阿大随后赶来，对史量才头部又补了一枪，确定死亡后，方转身离去。
任务完成，赵理君招呼另外五人，跳上敞篷车，呼啸而去。
案发现场只剩了史量才的如夫人沈秋水与其侄女沈丽娟。在史量才父子跳车逃跑之后，两名女眷也相继跳车逃生，好在两人不是杀手目标，除受到惊吓外，沈丽娟的腿被乱弹击中受伤，但无大碍。
史咏赓逃脱追杀后，在当地乡民的帮助下赶到航空学校，向航校相关负责人诉说被袭击经过。航校当即派人赶到案发地点，用专车将沈秋水与沈丽娟送回杭州。又联络杭州市政府，派车将史量才、邓祖询、黄锦才的遗体运回杭州。
案发后，举国震惊，这显然又是一起无法侦破的“悬案”，唯一可查的线索肇事车辆京字七十二号车牌根本就是伪造的。毫无疑问，该车正是特务处的二手别克牌敞篷车。案发前10月底，该车从南京开抵杭州，一直停放在浙江警官学校车库内。11月13日行动前，该车挂上伪造车牌，在成功刺杀史量才后，于当天深夜驶回南京，在进入南京前换回原有牌照，在夜幕掩映下悄然驶进鸡鹅巷五十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