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告急，两大杀手走麦城
扑朔迷离箱尸案
在特务处时期，戴笠最重视的外勤组织，除了华东的上海特区，便是华北的北平站、天津站。
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是戴笠一手栽培，不次拔擢，已初步显示出不俗才干的特情人员。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正值春秋鼎盛，治理一个天津站更是若烹小鲜，处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平、津两站联合刺杀张敬尧后，于当年秋同时成立了行动组，天津站行动组组长由王天木兼任，组员有七八人，全部是王天木在河南收编的地方武装及民团中亲信，这些人文化不高，却个个都是神枪手。
就暗杀行动来说，天津站的实力远在北平站之上。
1934年，在戴笠接到暗杀史量才的指令时，同时接到对爱国将军吉鸿昌，反水汉奸石友三、张璧等人的“制裁”令。这几人均在天津，这一系列“制裁”行动，本应由王天木负责完成。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天津站突发意外，王天木莫名其妙地卷进一桩迷雾重重的案件中，转瞬之间锒铛入狱。
王天木究竟犯了什么事，因何进了大牢，官方一直讳莫如深，除王天木本人、戴笠、蒋介石外，其他人均无从探寻真相。
就连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对此事也是一头雾水。
而在事发之初，戴笠也完全被蒙在鼓里。
事发于1934年春，蒋介石突然责令戴笠，立即抓捕王天木归案。这个消息对戴笠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在万分惊异的同时，又如坠五里云雾。
了解案情后，戴笠一方面为王天木用人不察对下属太过纵容，痛心疾首；一方面为蒋介石欲对王天木进行严厉制裁，万分担忧。
戴笠将约见王天木的地点选在北平，想先听听他本人的解释，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误会。他亲自发电报给北平站长陈恭澍，让他预订一个房间，并叮嘱他绝对保密。
戴笠只身北上，连一个随从人员都没带，让接站的陈恭澍深感意外。陪同戴笠来到预订的东长安街中央饭店，两人随便吃了点东西，便来到四楼的房间。
戴笠一直阴沉着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进屋后也是来回踱步，不时自言自语：
“人家为谁辛苦为谁忙嘛！”
陈恭澍知道他有事，却也不敢多问，只好看着他在屋里徘徊。直到他终于停下来，坐在沙发上，陈恭澍才长吁了一口气。他猜测戴笠要说出召他前来的目的了。不料，戴笠却突然问：
“天木兄最近可曾来过北平？”
“半月前来过，随后去了张家口，现在还没回来。”
陈恭澍很是摸不着头脑，戴笠要找王天木，尽可以直接问天津站，为什么要来问北平站？
戴笠又询问天津站的情况，对行动组那几人显得特别“关心”。陈恭澍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向戴笠做了介绍，最后戴笠说：
“等天木兄从张家口回来，我有事要和他商量。什么时候离开北平，我会打电话通知你。”
直到离开中央饭店，陈恭澍仍不明白戴笠此行所为何事。
其实戴笠通知陈恭澍，只是出于保密的目的，由他亲自接送站并安排住所，以免走漏风声事情闹大，对王天木不利。
第二天王天木便从张家口赶回北京，走进了中央饭店四楼戴笠下榻的房间。对戴笠所指案件，王天木供认不讳，尽管是下属所为，他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表示愿意随戴笠赴京，向蒋介石请罪。
仅仅时隔不到一天，陈恭澍便接到了戴笠的电话，通知他去送站，令他惊诧不已。他想不出戴笠是如何与王天木取得联系的，又如何使王天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返回了北平。当他赶去送站时，蓦然发现，王天木就在戴笠身边，而且与戴笠同时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这一切，看得陈恭澍呆若木鸡。
陈恭澍不知戴笠与王天木商量了什么，更不知王天木因何赴京，直到王天木一去不归，陈恭澍方知天津站出了大问题。
其时，北平一桩“箱尸案”正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后来陈恭澍才得知，天津站及王天木竟然被卷入其中。
据称，有天晚上王天木带下属外出冶游，在八大胡同一青楼喝花酒，一名部下醉酒后情绪失控，与一名嫖客发生争吵。该部下顺手抄起酒瓶向那个嫖客砸去，酒瓶在那人头上开了花，那人当场倒地，气绝而死。
闹出人命，该部下酒醒了一大半，只好求助于王天木。
王天木对部下一向宽容，对这些从河南带过来的部下更是视如兄弟，当下便找老鸨要来一只大木箱，将嫖客尸体放进去，出门叫了辆黄包车，抬上箱子，直奔城门。
原打算运出城外，扔进护城河了事，不料此时城门已关，当天已无法出城。几人在黄包车后面一商量，索性扔下箱子走人。于是，几人悄悄溜走，直奔火车站，当夜逃回了天津。
后来车夫发现箱子的主人不见了，打开箱子一看，这才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报警。
此案在北平风传一时，还有人以该案为蓝本，出了一本纪实小说《箱尸案》。
然而，此案却疑点颇多，特情人员向来心思缜密，做事不留痕迹，尤其王天木老谋深算，怎能将一桩命案处理得如此草率？如此不计后果？何况他学过法律，当过检察官，怎会没有一点反侦察常识，并让媒体迅速得知，大肆炒作？
一份决定生死的报告
事实上，当年北平侦缉队很快侦破此案，其结果显示，所谓“箱尸案”，实乃一桩假案。
未几，又有传闻，称王天木的行动组人员在天津意租界闯祸，绑架了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孙女，向汤家敲诈五万银洋，因而激怒天津众多下野政客、达官显贵。蒋介石得知此讯愤怒不已，勒令戴笠严查此案。
究竟是案发北平青楼，还是案发天津意租界，如今已随着当事人的作古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争的事实是，王天木的天津站闯了大祸。
只是赴京途中，王天木并未想过，蒋介石的严惩将严到什么程度。他乐观地认为，无论怎样，戴笠都会保他性命无虞。
以戴、王的关系，以戴笠的为人，以戴笠对手下弟兄对外的一贯袒护，这一点毋庸置疑。
自“十人团”开始，王天木的贡献在特务处有目共睹；而就在半年前，戴笠还与王天木议做儿女亲家，只因儿子戴藏宜执意不愿娶王女为妻，此事方才作罢。于公于私，王天木都有理由相信，戴笠会全力保他生命安全。
问题是，戴笠的“全力”再大，也大不过蒋介石的“权力”。
戴笠知道，蒋介石这次是真的动了怒气，只有“全力”顺应蒋介石的“权力”，巧妙化解其中“症结”，方有峰回路转之机。
回到南京，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接见王天木，而且对戴笠严加训诫：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情报部门是一个特殊的团体，这个团体尤其要有铁的纪律。你回去拟订一个处罚方案，对所有涉案人员必须严惩不贷！”
蒋介石这番话，吓得戴笠额头直冒冷汗。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执行，王天木的性命也不能不救，如何才能两全呢？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简单吃了点东西，戴笠便坐到办公桌前，开始绞尽脑汁书写这份决定王天木生死的“处罚报告”。
他亲自研墨，端笔恭书，写了一遍又一遍，扔了一次又一次，一遍遍地斟酌内容，一遍遍地遣词造句……
初春的气温，乍暖还寒，夜里寒气袭人。加上戴笠一向生活简单，屋里不铺地毯，只铺了几张芦席，越发透出丝丝寒意。
毛秀丛心疼丈夫，亲手做了姜汤送进屋来，却被他一声呵斥：
“端出去，不要来打扰我！”
这个晚上，他特地嘱咐副官贾金南，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办公室。但对毛秀丛，贾金南不好阻拦，何况，他也担心戴笠着凉。后来见毛秀丛流着眼泪退出来，他也很难过。
在鸡鹅巷五十三号后院——戴笠的工作区兼生活区内，所有人都知道，每当戴笠遭遇压力，首先受“株连”的就是身边人和家人，无论谁“招惹”了他，都会成为他的出气筒，且以贾金南与毛秀丛首当其冲。
每当戴笠大为光火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出面可以扭转局面：一个是戴母蓝月喜；一个是结拜兄弟胡宗南。
蓝月喜一现身，必会成为受训一方的保护伞，戴笠只有保证下不为例；胡宗南一上门，戴笠会立刻转怒为喜，一场“光火”弹指间烟消云散。
今晚对毛秀丛的“呵斥”，他自己根本没意识到，因为他满脑子里都是这份报告。这数百字小文，整整折腾了他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黎明，这篇“处罚报告”才总算写完。
报告中内容，先简明扼要地交代了事情经过，然后写了王天木的才干与功绩，最后提出三点处罚意见，请蒋介石定夺。这三点意见的排序，戴笠也是煞费苦心：
第一，处死刑；
第二，处无期徒刑；
第三，戴罪立功。
第一条是为了迎合蒋介石“严惩”的要求。以当时蒋介石的愤怒之情，大有不杀王天木绝不罢休之势，这第一条不得不写。如若戴笠顶风而上袒护部下，必会更加激怒蒋介石，结果将适得其反；
第三条根本无此可能，其作用意在冲淡第一条；
第二条才是戴笠的希望所在，前后两条一折中，正是第二条的结果。
戴笠希望的，是为王天木争取到一个无期徒刑的惩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王天木一条性命，日后就会有翻身之日。
报告上交后，戴笠度日如年。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考虑太久，很快就做出批示，正是戴笠希望的第二条！
戴笠大喜过望。都说戴笠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王天木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即特务处监禁违纪特工的“丙地”。事实正如戴笠所料，王天木实际服刑仅两年多，在1936年对日形势日趋紧张、特务处急需用人之际，戴笠报呈蒋介石并获批准，释放王天木，允其戴罪立功。
王天木下狱后，涉案的天津站书记即王天木的助手，不久被“护送”到京归案。天津站行动组成员或受处罚或另行安置，整个行动组无形中遭遇解体。
王子襄之死
王天木入狱后，天津站站长出现空缺，戴笠考虑再三，选择了一位与黄埔军校、力行社、复兴社毫无关系的医学博士，出任第二任天津站站长。
这位医学博士名叫王子襄。
王子襄的家世颇有些背景，即使算不上簪缨世家，却也称得上朱门绣户。戴笠看重的，虽非王子襄的家世出身，而结识王子襄，却是因了这个背景。
王子襄于1904年出生于北平，毕业于北平协和医科大学，在天津英租界执照行医。相貌英俊挺拔，潇洒飘逸，年届三十，尚单身一人。
当时在北平上流社会，有四位出色的名媛闺秀，她们出入各类社交场合，以不凡的才貌气质备受瞩目，在北平社交界风云一时，被封为“四大金刚”。这其中之一，便是王子襄的妹妹王玉梅。
戴笠为帮助陈恭澍打开局面，每到北平，便有意带陈恭澍参加一些上流社会活动，结交权贵名流。在随结拜兄弟、东北“四公子”之一吴泰勋参加的聚会上，戴笠结识了王玉梅，成为颇谈得来的朋友。
王子襄时常在周末回北平度假，也会随妹妹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在这样的聚会上，戴笠、陈恭澍等人由王玉梅介绍，与王子襄相识。
随着交往日渐增多，王子襄对陈恭澍等人的“团体”逐渐有所了解，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向往。这个情况，很快引起戴笠的关注。
戴笠爱才，在特务处尽人皆知。由于他本人仅读过几个月初中，军校第六期亦未正式毕业，因此对各类饱学之士，不遗余力力求纳入“彀中”。其麾下不乏各类大学学子乃至各类留洋“海归”，前三期老大哥更是不知凡几，但医学博士不曾有一人。
医学，尤其西医，在特务处大有用场。
经考察，王子襄忠诚可靠，性格沉稳，做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戴笠特批王子襄加入特务处天津站；又逢王天木下狱，戴笠爽性直接任命王子襄为天津站站长。
也就在这个时候，天津站相继接到对吉鸿昌、石友三等人的“制裁令”。考虑到王子襄初来乍到，素无情报工作经验，且天津站行动组尚在重建之中，戴笠便将这一系列暗杀任务，交由北平站负责，天津站予以协助。
戴笠特地嘱咐陈恭澍，多与王子襄交流，帮助他打开局面。
陈恭澍抽调北平站行动组组员王文，参加到天津站的暗杀行动中；天津站则以情报组长吕一民，负责此案的侦察工作，由老情报员、庶务吴萍予以配合。
陈恭澍一人主管平、津两站，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可开交。王子襄对他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与配合，多次留陈恭澍住在他的家中——位于英租界的诊所。
由于没有家室之累，王子襄工作、住宿都在诊所，一切都很随意。只是陈恭澍不愿过多打扰，最后还是请王子襄帮忙，在“小白楼”租到一间公寓式的小房间。
小白楼位于天津特一区，该地区是德租界旧址，隶属天津市政府管辖，仍保留了若干德租界原有形态，其显著特点便是聚集了众多无国籍的外国人。出租这类公寓式房间的，主要是犹太人与白俄。他们往往租下一幢房子自己住，将多余的房间分租出去，雇用一名中国佣人，负责楼内卫生、烧饭等杂务。
租住这样一个房间，不仅比住旅馆便宜许多、有佣人照顾饮食，更重要的是，房东不问客人姓名、身份，无须登记，只要付清房租，来去自由。
尽管陈恭澍住在“小白楼”，王子襄仍经常将他接到家中，一起探讨行动方案。
王子襄的诊室也是会客室，每次进到会客室，陈恭澍都会看着靠墙那几只玻璃柜若有所思。里面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总让他想到南京特务处乙室研究的那些暗杀工具——毒药。
这是特务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甚至比手枪用起来更为便利。
又一次站到玻璃柜前，陈恭澍向王子襄请教说：
“有没有这样一种药物，无色，无味，入水即化，不留痕迹，只需一点点，放进茶里、汤里，喝下去，立马让人翘辫子？”
王子襄会心地笑了：
“有一种药物很接近这些特点，是一种白色霜状粉末，只是还不够完美，稍稍有点杏仁的味道。”
“效果怎样？”陈恭澍兴致勃勃。
王子襄拿出一小瓶白色粉末交给他说：
“你可以拿小猫小狗试验一下，效果不错的。”
陈恭澍接过药瓶，忽然想到王子襄有“试药”的习惯，心中陡然一紧，赶紧叮嘱说：
“你以后不要再拿自己做实验，太危险，而且容易被人误会，不知情的，以为你给自己打吗啡呢。”
王子襄听后只是笑笑，并没有往心里去。
王子襄的“不经意”和作为一名医生的敬业，为他的罹难留下了隐患。
这时陈恭澍已报特务处批准，将第一个暗杀目标锁定为吉鸿昌，吕一民的情报组正围绕吉鸿昌的住址、行踪，展开侦察。
转眼到了9月，月末的一天，陈恭澍正在北平，王子襄出事了！
这天傍晚五点半左右，吴萍来到诊所，发现王子襄躺在二楼会客室的沙发床上，原以为他在小憩，却看到旁边凳子上放着几个药瓶和一支针筒。他知道王子襄经常“试药”，便轻轻喊了几声，王子襄毫无反应。
屋里光线昏暗，吴萍打开台灯，近前查看，只见王子襄脸色煞白，双目紧闭。伸手去摸他的脉搏，感到胳膊冰凉，脉搏还有，只是微弱得几乎觉不出来。
吴萍吓坏了，惊慌失措地跑到门口，朝楼下大喊：
“不得了啦，老郭！老郭！”
老郭是负责烧饭的佣人，他听到喊声从厨房里跑上来。两人将王子襄抬到楼下，抬进王子襄的车里，由吴萍驾驶，火速赶往距离最近的马大夫医院。
起初医院不肯收治，好话说了半天，又言及患者本人也是医生，才被抬进急诊室。医生护士忙活一阵子，终告回天无术，不治而亡。
事发当天，戴笠刚刚从上海返回南京，走进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稳，机要秘书毛万里便“闯”了进来。戴笠诧异之余，锋利的目光一下落到他手中那一纸电文上。
“王子襄意外殒命……”
这一行字，足以让戴笠如遭五雷轰顶。
王子襄，一个尚未进入角色的站长，既不会得罪什么人，也不会在行动中遇险，怎会意外殒命？
尤其，王子襄那样品学兼优的人才，那样年轻有为，亲和正直，怎会猝然离世？
如今阴阳两隔，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戴笠难抑心中悲痛，不由得泪眼模糊。
电报是天津站庶务吴萍发来的，戴笠让毛万里马上通知陈恭澍，遄赴天津，调查事情经过，料理善后。
陈恭澍赶到天津后，方知王子襄是为研究暗杀毒药“试药”身亡，睹物思人，更是痛悔莫及，自责不已：“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王子襄死后，王玉梅认定其兄之死，是吴萍延误抢救时机所造成。
10月中旬，戴笠正在杭州部署暗杀史量才事宜，王玉梅亲赴杭州浙江警校，向戴笠状告吴萍。
王玉梅不怀疑王子襄因“试药”身亡，那几个药瓶与针筒里的剩余物，经化验已证实有毒，王子襄因公殉职已成定论。但她认为，倘使吴萍及时送医，王子襄不至于殒命。
这一点，戴笠虽不敢苟同，却不能不安抚死者家属。无论如何，王子襄是因为加入天津站而导致英年早逝，戴笠与王玉梅也是私交不错的朋友，于公于私都应满足家属的要求，只好委屈一下吴萍了。只是“制裁”吉鸿昌的行动已经启动，正值用人之际，对吴萍的“处罚”只能延期到“吉案”结束。
一年之内，天津站两任站长接连出事，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站长一职只好暂时悬空。天津站下属“情报组”和两名“直属员”，暂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统一指挥，其他人员由南京特务处本部直接领导。
关键的“运用人员”
“制裁”吉鸿昌，与行刺杨杏佛、史量才一样，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作为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万一“处置”不当，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戴笠对陈恭澍反复强调。
而谋刺吉鸿昌，面临如“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吉鸿昌在哪里？
吕一民的情报组侦察数月，一直未寻到吉鸿昌的行踪。倒是王文找到了剪除石友三的内线。考虑到吉鸿昌的影响力，陈恭澍仍决定先针对吉鸿昌展开行动。
吉鸿昌，字世五，出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初在冯玉祥手下当兵，从士兵逐渐升至军长。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兵败下野，西北军被中央军收编，吉部被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鸿昌任总指挥，被调往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
由于吉鸿昌对“剿共”持敷衍对策，1931年8月被撤职，9月奉命出国考察。1932年2月，在未得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吉鸿昌返回国内，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之后潜入湖北宋埠联络旧部，策动起义，被国民党军队镇压而失败。
此后，吉鸿昌加入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结束后，吉鸿昌按照中共的决定，转入河北，组织抗日讨蒋军，但军事行动再次遭遇失败。随后吉鸿昌潜回天津法租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协助下，联络下野军人，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吉鸿昌知道自己上了复兴社特务处的黑名单，因而小心防范，行踪不定。
其实，吉鸿昌在天津的固定住所只有两处：一处称为“红楼”，位于法租界花园道一号，是红砖砌墙的三层楼房。另一处在英租界四十号牛津别墅三号。
北平站情报员范行曾提供情报称，“吉某以大红楼为基地”，而吕一民的情报组一直没有侦察到吉鸿昌的宅邸，因而对“大红楼”茫然无知。
事实上，吉鸿昌先是住在法租界红楼，不久搬到英租界牛津别墅。为安全起见，又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作为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的联络之所。
这一切，吕一民的情报组一无所知。
南京特务处本部虽未给平、津两站限定实施“制裁”时间，但数月时光倏忽而逝，连行动目标都不曾寻到，戴笠终于沉不住气了，一次次询问和催促进展。
也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重要人物出现在吕一民的视线中，给此次行动带来决定性的转机。
这两人就是曾出任过高级军职的郑恩普与傅丹墀。
郑恩普是河南人，与吉鸿昌是同乡，早年曾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1930年出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傅丹墀是河北人，曾任襄樊镇守使。两人服职军政多年，均在河南时间较长，均有旧部、旧属散落在河南各部队乃至草莽中。
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吉鸿昌的统战对象。
而吕一民注意到他们， 正是因为他们有可能与吉鸿昌有联系。
此时这两人均赋闲在津，住在法租界，虽不急于谋个差事找个饭碗，却也是以旧部为资本，处于寻寻觅觅之中。
吕一民在法租界找到他们，在试探性的交谈中，郑恩普无意中透漏说：
“前几天在旅馆和吉鸿昌接谈过一次。”
这个消息令吕一民喜出望外，后又经过几次谈话，了解到吉鸿昌有意邀请他们去豫北、冀南一带策动旧部，从事抗日反蒋军事活动，因而这段时间与二人来往密切，经常会面。
在这种情况下，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面，会会郑、傅二人。
由于复兴社特务处为保密单位，郑、傅只知吕一民是为南京政府服务的，具体属于哪个部门、什么组织并不清楚。陈恭澍自然也不会说出“复兴社特务处”这一具体名称，但对吉鸿昌“背叛中央”的种种行为，陈恭澍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作为站长，陈恭澍的嘴皮子功夫还是不错的，做起人的工作，也是能言善辩，能说会道，而且“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直说得吉鸿昌这两位“故旧”面面相觑，连连表示，愿意效命于“中央”。
为了争取郑、傅，陈恭澍特地向戴笠请示，在天津成立一个“军事组”，由郑、傅两人负责。其基本任务，类似于联络民间武装力量、策动伪军反正等。而当时这类工作并无议程。只是因郑、傅二人不屑于从事情报工作，才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是个名义而已。
戴笠清楚陈恭澍的意图，很快回复批准，并将“军事组”暂交北平站统一指挥。
11月8日，郑恩普告诉陈恭澍：
“吉约我与丹墀兄，明天下午三点在法租界交通旅馆见面，要介绍我们认识两位新朋友，研究有关出发前后的问题。”
陈恭澍并未将“制裁”吉鸿昌的行动计划告知郑、傅，二人对此是否有所察觉也未可知，但二人无意去冀南、豫北却是事实。陈恭澍由此推测郑恩普所言属实，于是问：
“新朋友是哪位？”
“没说。”
“哪个房间？”
“四三七号。”
陈恭澍立即召集吕一民、吴萍、王文等人开会，做出行动部署：由王文负责执行暗杀，吴萍掩护与接应撤退；由情报组女联络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保持联系，随时传递消息。
来了“一家三口”
王文，原名王文翰，生于1909年，天津宝坻人，是吕一民的表弟，熟悉天津情况。陈恭澍特地将他从北平站调来，参加此次行动。
王文曾在西北某干部学校受训，当过下级军官，1933年秋北平站扩大编组时，加入行动组，在白世维手下任职。“吉鸿昌案”是他特务生涯中的第一个行动。
当晚，王文与吴萍入住法租界交通旅馆，秘密侦察位于五楼的四三七号（一楼不设客房，客房号从二楼始，依次上排）。然而这一夜，四三七号悄无声息，仿佛无人居住。
第二天，即11月9日下午二时半，按事先安排，陈恭澍来到交通旅馆附近的紫竹林咖啡室，这是预先商定的联络枢纽，他本人在此坐镇指挥。
咖啡室与交通旅馆在同一条街上，中间只隔了十来家门店。
此处位于天津繁华的闹市区，下午与晚上正是万人活跃的黄金时段，这个环境十分有利于撤退。但为了预防遭遇巡逻警，之前陈恭澍通知吕一民临时增加一个人，到交通旅馆附近巡视，专门负责监视巡逻警。
吕一民增加的这个人，是联络员杨玉珊的亲弟弟，名叫陈国瑞。陈过继亲族，因而姐弟为异姓。
陈国瑞长得高大粗壮，皮肤黝黑，看上去浑身是劲。他这个特点，在本案中派上了大用场。也是因为这一点，这个一向不喜欢念书的小伙子，极向往特务工作。吕一民希望他锻炼一下，事后能向上级推荐加入“团体”。
这个时候，陈国瑞早已到了交通旅馆附近，正在人流中巡视。陈恭澍透过窗户，就能看到陈国瑞的身影。
最紧张的是王文与吴萍。两人躲在交通旅馆五楼四二二号房间，从门缝里盯着斜对面的四三七号，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动静，甚至房门从未打开过一次，就连郑恩普、傅丹墀的身影也一直没有出现。
下午三点已到，四三七号仍房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光临。
三点二十分，四三七号仍悄然无声。
王文与吴萍沉不住气了，两人找到茶房，以同住一间房不方便为由，要求再开一个房间。由于五楼已无空房，便单刀直入，直点四三七号为空房。茶房无奈地表示：此房虽无人入住，但已收了人家的定钱。
两人由此确定情况有变，遂由王文在此守候，万一有情况亦可见机行事；吴萍则去咖啡室向陈恭澍报告。
直到这时，陈恭澍方知策划失误，当初若派人跟踪郑、傅，绝不会断了线索。
正无计可施时，吕一民与杨玉珊来了，告知郑、傅二人已于四点回到家中。
原来，郑、傅如约赶到交通旅馆，刚要上电梯时被一陌生人拦住，带到交通旅馆对面的国民饭店二楼一三八号房间。当时里面已有一屋子人，吉鸿昌将他们带入套间，与一位四十来岁的矮瘦子见面。两人离开时，其他人均未离开。
这正是亡羊补牢之机，机不可失。陈恭澍一眼看到杨玉珊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那是她的外甥女，杨玉珊带着她就是为了作掩护。
陈恭澍当机立断，由杨玉珊与其弟陈国瑞带小女孩扮作一家三口，入住国民饭店，侦察情况。
吴萍立即返回交通旅馆，通知王文速来咖啡室，伺机行动；然后吴萍再去把停在劝业场后面夹道里的汽车，开到国民饭店门口，负责接转陈国瑞的侦察信号，同时做好接应撤退的准备工作。
吕一民则再去傅家，牵绊住郑、傅二人，以防节外生枝。
众人分头行动之后，时间已是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吉鸿昌是否还在国民饭店，是否还在一三八号，尚未可知。
未几，国民饭店迎来一户三口之家，男主人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手提包，女主人牵着女儿，女儿抱着一个玩具皮球，一家三口登上二楼，住进一三〇号房间。
这一家三口，正是杨玉珊姐弟与他们的小外甥女。
一三〇号与一三八号房间距离不远，杨玉珊正要近前观察，忽见三三两两的人转入对面走廊，赶紧示意陈国瑞跟上去。她自己带着孩子，拍着皮球，向一三八号靠近。
一三八号房门紧闭，里面阒然无声。用皮球朝门上拍了几下，里面仍无反应。
证实一三八号无人后，杨玉珊带着孩子回到一三〇号。这时陈国瑞也已转了一圈回来，告诉杨玉珊那些人进了一四五号。杨玉珊对陈国瑞说：
“我去一四五号看看，如果他真在那里，我直接带孩子下楼，你跟着下去，不要和我说话，按照规定信号，去通知门口汽车上的吴先生。”
吴先生就是吴萍。这个时候，吴萍已经将汽车停在国民饭店门口，等候传递信息。
随后，杨玉珊哄着孩子走向一四五号，未到门口，便听到里面传来“噼噼啪啪”的麻将撞击声。可是，怎样才能知道里面有没有吉鸿昌呢？
这有两个难题：
第一，怎么打开这扇门，向里看看？
第二，开门的一刹那，怎样确认哪位是吉鸿昌？
事实上她根本来不及考虑，就已经带着孩子来到一四五号门口，且不能在此久留。情急中一抬头，看到房门上面的气窗是开着的，她一弯腰抓起孩子手中的皮球，一抬手，将皮球从气窗里扔了进去。
室内，搓麻声骤然停止，霎时变得鸦雀无声。
杨玉珊立刻伸手敲门。少顷，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出现了一名大汉怒气冲冲的脸。
杨玉珊拉着孩子的手，忙不迭地道歉：
“不好意思，小孩子贪玩，把皮球丢进您房里了。”
或许是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屋里的人放松了警惕，门缝一下子被拉大，大汉将皮球扔了出来，随即关上了房门。
从开门到关门，前后不过几秒钟，且开门之初只是拉开一条缝，并被一个大脑袋堵着，杨玉珊在赔礼道歉的同时，如何能看清屋里的情况呢？
何况，她从未见过吉鸿昌！只是听郑恩普说过，吉鸿昌是高个子，大胡子。
国民饭店的枪声
作为情报组的联络员，杨玉珊没有接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然而她所表现出的机敏、机智，绝不亚于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特情人员。几秒钟，对她来说已经够了；高个子，无论站、坐，都会比别人高出一截。即使扫一眼，也能看清那个“大胡子”坐在哪个位置。
杨玉珊果然看清了房内的情况：除了开门的大汉，屋里还有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坐在左边的一个男子显然比其他人高出一截，四方大脸络腮胡子，不正是吉鸿昌吗？
杨玉珊拉起孩子的手，向楼梯口走去。
陈国瑞见状，紧跟着下楼，出了饭店。
这时杨玉珊朝北走，陈国瑞反其道向南，来到吴萍的车前。
吴萍摇下车窗，听陈国瑞说完，便下车检查轮胎。这是给咖啡室里陈恭澍与王文发出的暗号。
与此同时，陈国瑞顺原路返回饭店，准备接应。
随后，王文若无其事地从咖啡室走出来，又若无其事地向国民饭店走去。
在饭店大厅，陈国瑞见王文走进来，径自转身上楼，来到二楼一四五号门口。
王文紧随其后，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朝陈国瑞使个眼色。
陈国瑞的作用，不仅仅是将王文引到一四五号门口。尽管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在这关键时刻，也会骤然明白，王文需要他这个助手，而且他的作用相当关键。
试想，由王文一人开门、踹门、射击，这一连串动作很难在瞬间，甚至仅仅数秒钟之内顺利完成。很可能，在他踹开房门尚未看清里面的人时，对方的子弹已经飞了过来。
陈国瑞上前扭动门球，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随即退后一步，飞起一脚朝门上踹去。到底是身大力不亏，动作干脆利索，脚落门开。
王文一步跳进房内，高喊一声：
“吉总司令！”
只见其中的高个子抬起头来，王文举枪便射，“砰砰砰”连发三枪，眼见高个子与另一人应声倒下，王文认为任务已经完成，立即跳出房间。
王文举着枪飞奔下楼，被惊动的客人与茶房纷纷躲避。
跑出国民饭店，因担心被人盯上，暴露吴萍的车牌，王文没有乘坐吴萍接应的汽车，而是混入人流溜走了。
陈国瑞在踹开房门后，早已迅速离开。
成功射杀，顺利撤退，不留痕迹，令陈恭澍喜不自胜。这是他出任北平站站长以来，第一次成功组织的暗杀行动。当晚，报喜的电报便发到了南京特务处本部。
岂料，第二天一看报纸，陈恭澍傻眼了，死者只有一人，却不是吉鸿昌！而是前来参加“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代表刘绍勷！吉鸿昌只是受了点伤。
案发后，吉鸿昌与另外三人被法租界捕房带走。由于吉鸿昌肩部受伤，随后被转入天主堂医院治疗。
另外三人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另一骨干人物任应岐。任应岐与吉鸿昌一样，也是原国民革命军将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结果，戴笠显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迅速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联系，由北平军分会出面对吉鸿昌采取“制裁”措施。北平军分会与天津法租界交涉，于11月14日将吉鸿昌、任应岐由法租界引渡到天津市公安局，于22日押解到北平。23日，北平军分会对吉鸿昌、任应岐进行“军法会审”。
审判中，吉鸿昌坦然承认：“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
会审结束，吉、任二人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
24日临行前，吉鸿昌口占五言绝句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岐则在遗书中称：“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报，痛哉！”
事后，王文为自己的失手自责不已，为挽回影响，很快与“制裁”石友三的内线取得联系，以期在“石案”中扳回一局。
而陈国瑞那一脚，在踢开吉鸿昌房门的同时，也如愿以偿踢开了特务处的大门，被保送到南京接受培训。
杨玉珊作为情报组联络员，抛开政治立场不说，就情报业务而言，她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机敏冷静、随机应变，都使她不失为一名出色的特情人员。
她当时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经此一案，与郑恩普在接触中互生好感。郑恩普年逾不惑，仍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两人一个愿娶，一个愿嫁，不久即缔结良缘。1949年国民党大撤退时，因种种原因，郑恩普赴台，杨玉珊留在了大陆，从此牛郎织女隔海相望。郑恩普不久剃度出家，直到1980年，以近九十岁高龄“圆寂”；杨玉珊则不知所终。
吕一民作为天津站情报组长，是为本案唯一“买单”之人。新中国成立后，吕一民和由他介绍加入特务处天津站的侄子吕问友（比吕一民小八岁）一起，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3月31日执行枪决。
吴萍，作为天津站的内当家，在“吉案”结束后，很冤屈地被关禁闭一个月。他本人倒没感觉冤，王子襄那么出色的人才，无缘无故地死了，总要给家属一个交代。他很理解戴笠履行对王玉梅的承诺，他是天津站庶务，只能由他来承担。
然而这一个月的禁闭，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命运。
为酬庸他的无端受罚，在一个月期满后，戴笠特意将他留在南京，介绍到行政院总务科工作。他在天津站原本也是处理内务，也算是从事本行，但从此由暗转明，离开了特务工作这个行当。
1939年，吴萍在重庆升任行政院总务科长，1949年赴台后仍任原职。
出乎意料的是，到台后仅仅两年，正值四十余岁盛年之际的吴萍，不意遭遇三轮车过桥翻覆车祸，身负重伤而辞世。
王文“另辟蹊径”
“吉案”总算落下了帷幕，戴笠虽不满意，却也没说什么。他相信这对陈恭澍是一个历练，期待在对石友三、张璧的“制裁”中，陈恭澍能出手漂亮，挽回影响。
与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相比，“制裁”石友三、张璧，没有政治影响的压力。石友三正与日本人打得火热，张璧也已反水投敌，做了日本人的走狗，制裁这两人均属名正言顺。
不料，戴笠在未接到任何侦察报告、行动报告的情况下，于1934年12月下旬，突然接到陈恭澍发来的紧急电报，称毒杀石友三失败！
戴笠惊诧万分，因为他对此次行动一无所知！
国民饭店枪击案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戴笠在没有得到任何报告的情况下，以为平、津两站对石友三的“制裁”尚在侦察之中，万没想到陈恭澍未曾报备，便擅自行动，并旋即失败！
在“吉案”结束之后，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对行刺石友三进行策划部署。虽说“制裁”石友三名正言顺，但难度却是不容忽视的。作为老牌“倒戈将军”，石友三多年来防范严密，行踪诡秘，狡兔三窟。没有周密严谨的计划与随机应变的能力，极有可能满盘皆输。但从陈恭澍陈述的本案过程中，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在整个过程中，陈恭澍都没有去过天津一次；而陈恭澍提出的三项请求，更令戴笠无法接受。这三项请求分别为：
一、对先鸿霞、褚某，生则尽力营救，死则从优抚恤；
二、保送史大川赴京受训；
三、准予执行本案已支付的各项费用实报实销。
这里面涉及的三个人，戴笠闻所未闻。而这三个人，恰恰是毒杀石友三的“行动人员”！
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让三个与特务处毫不相干、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甚至并不是很知根底的人，单独执行特务处的命令，这样的成功率能有几何？
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反水汉奸，是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生于1891年，吉林长春人，出身行伍，初投吴佩孚，后在冯玉祥麾下由马夫升至军长。冯玉祥本有“倒戈将军”之称，石友三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先后多次在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以及日本人之间改换门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后来甚至联共又反共，把“有奶便是娘”这一混蛋逻辑演绎到了极致。
1932年，石友三潜往天津，寓居日租界，随即与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接洽，与张璧等人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指使，组织汉奸武装，在冀东一带活动。
1934年，石友三参与土肥原筹建华北伪政权活动，准备为伪政权组织军队“定武军”。
实际上，“制裁”石友三原本有一个十分有利的先决条件，那就是王文找到的直通石友三身边的内线，这个内线就是陈恭澍报告中提到的先鸿霞。
先鸿霞是石友三的侍从副官。
而王文与先鸿霞，既是小同乡，又是好朋友。因此当王文得知先鸿霞在石友三身边当差时，几乎对这次暗杀行动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因刺杀吉鸿昌失手，王文耿耿于怀，“吉案”甫一落定，即向陈恭澍请缨，要求前去联络先鸿霞。
有如此直接的内线，对比当初对吉鸿昌连一点线索都寻不到，石友三案似乎一开始就光明一片，陈恭澍岂有不同意之理？
王文遄返天津，很快与先鸿霞见面。先鸿霞深明大义，愿意参加到剪除汉奸石友三的行动中，并向王文详细介绍了石友三的情况。
石友三住在天津日租界秋田街东头，那一带都是深宅大院，邻里老死不相往来，平时街上异常安静，连商贩都极少涉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