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宅更是高墙垒筑，黑漆大门终日紧闭，大门内有两个门房，一个是警卫室，一个是传达室。往里走是二门，二门内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东厢房住着两名日本宪兵，西厢房住着五名侍从副官，先鸿霞便是其中之一。
正房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是石友三与家人的住所。
楼后面是一个小院，佣人、厨子、车夫等都住在后院的房子里，后院的小门上着锁，从未见过开启。
石宅来访客人极少，石友三也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是当时通知司机与侍卫，汽车启动后才指示司机行车路线，从不告知目的地。而他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日租界，华界从不敢涉足。
石友三的五名侍从副官，可以说个个都是亲信，但只有一位姓贺的参谋平时不离左右，其他几位包括先鸿霞在内，都是随时喊来跟随外出，因此想在外面实施埋伏射杀，机会几乎为零。
在石宅行刺，可行性也极小，一方面先鸿霞很少有单独接触石友三的机会，即便有，他一个人势单力薄，没有接应，纵是刺杀成功，也绝无可能逃脱。
根据这个情况，先鸿霞与王文商量后，决定再从石友三周围吸收一名搭档，这个人就是史大川，也是石友三的侍从副官。
先鸿霞返回石府后，很快说服了史大川。但与史大川商量来商量去，仍觉得对石友三实施枪杀成功几率极小。
首先，只有石友三同时带他们二人外出，其中一人实施暗杀，一人对付贺参谋，才有可能成功逃脱，而这样的机会极少；在石府，两人同时接近石友三的机会也极少。
因此，先鸿霞又想到一个办法——毒杀。即拉拢烧饭的厨司务老禇，在石友三的饭菜里下毒。先鸿霞将这个方案告诉王文，王文不置可否，返回北平向陈恭澍汇报。
在先鸿霞策动史大川时，王文曾回北平报告情况，陈恭澍要求王文拿出一个较为具体的行动方案。王文在讲了石友三的特殊情况后，用先鸿霞的话说，石友三防范太严密，事先很难制订行动方案，只能随机应变。陈恭澍对这个“随机应变”很是担忧，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如今王文拿回一个“毒杀”措施，仍没有具体行动方案，陈恭澍心中更是没底。
首先，陈恭澍对“毒杀”并不十分赞成；其次，将一个如此重要的“制裁”行动，交由三名没有经过特工训练的非“团体”人员，即交给三个“局外人”去执行，总感觉有些不靠谱。
因此，陈恭澍提出见见先鸿霞，对这个人亲自做一番考察，王文表示返津之后安排这次会面。考虑到先鸿霞已经联络了他的同事史大川，陈恭澍拿出2000块钱交给王文，作为此次行动的活动经费。
照理，陈恭澍应该与王文一起或者随后赴津会见先鸿霞、史大川，制订行动计划，坐镇指挥。但此时陈恭澍头脑一热，将王子襄给他的那瓶白色粉末状药物拿出，交给了王文。
却不料，这瓶毒药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也使陈恭澍错失了去天津会见并考察先鸿霞的机会，正所谓大意失荆州。
毒杀石友三，搞砸
陈恭澍将那瓶白色粉末交给王文的时候，潜意识里显然存有侥幸心理，说不定王文没有行动方案的“随机应变”，也能像白世维一样出其不意，因此特地叮嘱王文说：
“这个东西我没用过，并没有把握，你先在猫狗等动物身上试试，不行再另想办法。”
这句话，是王子襄给陈恭澍药物时说的，陈恭澍没有做这个实验，王文拿到药后也没有做这个实验，直至毒杀石友三失败，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药是否真能毒死人。
王文接药的时候表示：
“我联系好后，三四天之内回来复命。”
这不能不说是陈恭澍的失误，既然要等王文回来复命，就不该把毒药交给他。正因为王文拿到了这瓶药，三四天之内未能回来复命，整个“制裁”石友三的行动，也因此骤然逆转。
王文再次来到天津时，先鸿霞已成功策动了第二个“搭档”——厨司务老禇。
老禇提出的条件是，事成之后给他凑点本钱，开一家小餐馆，这是他一生的心愿。具体什么时候行动，要看机会。
王文毕竟不像白世维，读过军校，正经带过兵，打过仗；更不像陈恭澍，既读过军校又正式接受过特工训练；他充其量只是个有基层部队经历的毛头小伙子，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听先鸿霞如此一说，便乐观地认为，即将大功告成，当下便将那瓶药交给了先鸿霞，并约定次日见面。
王文与先鸿霞的见面地点，是天津西“三益成”杂粮店。店主是王文的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区）老乡，店里大管事刘兆南是老掌柜的亲侄子，也是王文从小在一起念过书的同学，两人与先鸿霞都是年龄相仿、关系不错的小老乡。王文为本案每次来津，都是住在店里。
说好第二天见面，但先鸿霞爽约了。
第三天，第四天，仍不见先鸿霞的踪影。
本来应三四天之内回北平复命，不见先鸿霞，如何向陈恭澍复命？
第五天，先鸿霞依旧没有出现，王文已预感到大事不好。
第六天，一个与王文年龄相仿的陌生青年来到“三益成”杂粮店，点名要找“王文翰”。柜上伙计将他带到王文的房间。王文一见到他，凭直感，脱口而出：
“你是史老弟？”
“是我，文翰大哥！”
陌生青年这一声呼叫，可谓声泪俱下。他果然是先鸿霞的同事——石友三的另一位侍从副官史大川。先鸿霞果然出事了！
先鸿霞拿到毒药后，当天回去就交给了老禇。老禇看看药瓶说：
“如果今晚趁手，今晚就干。”
先鸿霞也没料到，老褚真的就在当天晚上行动了。老禇平日里胆小怕事，或许是为实现他一生的梦想破釜沉舟了。
晚餐时分，老褚把毒药下到火锅里，就给石友三端了上去。
虽然下毒时老禇不假思索，颇有气势，但当他端着火锅走进正房一楼大厅时，却不由得双腿发抖双手颤动起来，火锅在他手上摇摇晃晃，汤汁随之晃荡出来，泼洒在托盘上。
石友三何等警觉，立时看出不对劲，随即拔枪怒吼：
“你想干什么！”
老禇被这一声怒吼吓破了胆，以为事情败露，腿一软瘫倒在地，石友三用枪口顶着他的脑袋吼道：
“说，谁指使你干的？”
见老禇哆哆嗦嗦已说不出话，石友三朝门外大吼：
“贺参谋，把他们都给我带过来！”
他们，指贺参谋以外的四名侍从副官，包括先鸿霞与史大川。
五名侍从副官所住的西厢房，距离一楼大厅只有十几步远。贺参谋走在最前，进入大厅，另外四人排成一队，齐刷刷站在大厅门口。
一见摊在地上的老褚，先鸿霞与史大川都惊呆了，两人都没料到老褚竟弄得如此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石友三举着手枪，手指扣在扳机上，一副随时准备开枪的样子，对着老褚吼道：
“是哪一个，给我指出来！有半句假话，小心你的脑袋！”
老禇哆嗦着抬起头，向排在门口的四人看去，似乎就要举手指认。
先鸿霞见状，伸手去拔插在腰间的手枪，但他仿佛迟疑了一下。
正是“死生之穴，乃在分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先鸿霞一愣神的刹那间，让贺参谋那双鹰隼般的眼睛捕捉到破绽，抓住先发制人的千钧一发之机，飞起一脚，狠狠踢在先鸿霞的要害部位。先鸿霞一声闷哼，顷刻间被制服。
先鸿霞和老禇被捆起来，拖到东厢房。
东厢房住的是日本宪兵，贺参谋说先鸿霞与老褚是南京派来的抗日分子，让日兵宪兵把他们带回宪兵队，严加审讯。两人最后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由于一直是先鸿霞一人与老禇接触，老禇并不知史大川也加入其中，史大川因此逃过一劫。在石宅苦苦挨过数日之后，史大川终于寻到机会，逃出石宅，直奔津西“三益成”杂粮店。
听完史大川的叙述，王文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纵是他有过不祥预感，也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尤其好友先鸿霞，转眼之间生死未卜，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却又想不出任何营救办法，只好决定先回北平，向陈恭澍汇报。
他将史大川安排住在杂粮店，告诉他已在柜上存了2000块钱，需用时可向刘兆南支取，其他一切，等他从北平回来再做安排。
王文回到北平向陈恭澍汇报后，陈恭澍让王文带司机陈国治开车去天津，先将史大川接到北平，然后再设法了解先鸿霞与老褚的情况，可能的话再实施营救。
王文返回天津后，陈恭澍这才想起向特务处本部打报告，提出三点善后要求。他压根没有想过，戴笠对这样一个毫不知情的事件将持什么态度，更没想到结果会怎样。
陈恭澍吓跑了
看完陈恭澍的报告，戴笠大失所望。陈恭澍是他一手栽培，不次拔擢，已初步显示出不俗才干的特情干部，没想到竟如此缺少组织观念，如此处事草率。
刺杀汉奸绝非儿戏，作为指挥官竟躲在另一个城市遥控，在无具体行动计划的情况下，让几名与特务处毫不相干的人员相机行事，岂有不败之理！
何况，王文与史大川素不相识；在“史大川”所言未查实之前，这一切都是“雾里看花”。
戴笠未作任何批示，便将陈恭澍的报告转交相关部门，照一般事例按规定做出回复，大意是：
“所称各节，查无前案可稽，希检具实证再核；可酌发史大川旅费来京报到。”
这个回复，等于让北平站提交证据以资证明。可陈恭澍到哪里去找证据呢？正在大伤脑筋之时，又一个节外生枝的变故接踵而来——史大川失踪了！
当王文再次回到天津，赶到“三益成”杂粮店后，史大川不见了。刘兆南告诉他说，史大川从柜上支走2000块钱，一去不归。
这话让王文真假难辨，毕竟他与史大川素昧平生，倘若史大川为钱而来，那么他所叙述的整个毒杀石友三失败经过，都将另当别论。
然而令王文心生疑窦的，恰恰是刘兆南。自打这次走进“三益成”，他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热情，更忘了同乡之亲、同窗之谊，对王文总是躲躲闪闪，说话吞吞吐吐。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晚上王文坐在柜房迟迟不肯离去，对刘兆南旁敲侧击。恰巧史大川打来电话，王文率先拿起话筒。史大川原是找刘兆南的，一听接电话的是王文，张口便是一通指责：
“好你个王文翰，我提着脑袋来给你报信，你反倒诬陷我是日本人的奸细，要把我抓起来送军部！先鸿霞真是瞎了眼，相信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他白白为你送了命！”
史大川这一番痛斥，让王文恍然大悟：刘兆南嗜赌，肯定是他赌输了王文存在柜上的2000块钱，然后骗走史大川，让王文查无对证。
再与刘兆南理论，刘兆南爽性撕破脸，直接对王文下了逐客令：
“我们开的是杂粮店，不是杀人的指挥站，你若还念同乡之情，就不要把小店拉进杀人的勾当中，你现在就给我走，以后不要再来！”
刘兆南翻脸，再追问无益。要想弄清真相，做好善后，只有将刘兆南带回北平。王文与司机陈国治商量后，决定当夜启程。那部“老爷车”性能不算太差，夜间行驶，三四个小时便可抵达北平。
汽车就停在离柜房不远的院子里，王文去柜房向刘兆南辞行，说着一些表示歉意的话。刘兆南不好意思地送出来，并亲自为王文打开了车门。却不防陈国治从背后突袭，瞬间便将他拖进车内。
汽车一路通达驶回北平，驶进位于西城卧佛寺街的北平站。
这里是北平站新租用的站址。随着1933年秋扩大编组，1934年上半年陆续增加一些新成员，北平站内外勤已有20多人，北长街的房子已不敷使用，便改作联络处，另租这一处四进大宅门院落办公兼住宿。
宅院大门临街，进大门后过二门，进了二门才是第一进院子。
第一进院子有四间北房（正房），三间南房，陈恭澍结婚后和妻子住在北房，其中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会客室兼餐厅，一间最大的做办公室，一间最小的住女佣。白世维一家四口住在南房。这一进院子中另有东厢房三间，用作两家的厨房与储藏室。
从西边的甬道往里去，是第二进院子。院里只有四间北房，住着戚南谱夫妇与岳家。
第三进院子里也是四间北房，住着北平站的其他成员，包括交通员陈国栋、司机陈国治和大司务李怀章等人。
第四进院子也是一排房子，只堆放了一些杂物，没有住人。
王文将刘兆南带到北平站后，安置在第四进院子的一间空房里，既没捆绑，也未将房门上锁，更没有派人看守。
王文本意是把他带回来说明情况，以便能找回史大川，了解事发经过，设法营救先鸿霞与老褚。事已至此，陈恭澍本应立即审问刘兆南，一方面要摸清情况向特务处本部提交证据，一方面要制订善后方案。却不知为何，出了这么大的纰漏陈恭澍仍未提起重视，将刘兆南放在后院便不予理睬了。
王文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此深宅大院，纵是刘兆南插上翅膀，谅他也飞不出去。
却不料，刘兆南原非等闲之辈，高墙深院挡得住他的人，却挡不住他与外界的联络。由于地处偏僻，宅院里没有自来水，用水全靠外面送水的人用手推车送进来。刘兆南瞅准机会，悄悄写了一封求救信，托送水人带了出去。
陈恭澍、王文尚在高枕无忧之中，完全没料到，一场衔橛之变正在降临。
时值寒冬腊月，屋外的气温已是滴水成冰。这天早上七时许，陈恭澍正要起床，忽闻外面响起一片嘈杂声。他一骨碌爬起来，抓起一件皮袍子裹在睡衣外，光着脚趿拉着一双布鞋跑出去查看。刚出门口，迎面走来一个陌生人，劈头就问：
“你姓周？”
陈恭澍一听，料定大事不妙，因为他此时所用化名就是“周仁风”，于是随手一指保姆的房间说：
“姓周的住那儿。”
那人果然去了保姆屋里，陈恭澍乘机向后院奔去。在二进院与三进院之间有个小跨院，院里围墙较矮，他一翻身跳了出去。
跑出胡同，他叫了一辆洋车，直奔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中。
王云孙是在北平建站不久，由特务处本部王兆槐推荐加入北平站的。他负责在办公室处理文牍，即任书记工作。
王云孙家住按院胡同，与北平站很近，坐洋车约五分钟路程。陈恭澍赶到时，王云孙已穿戴整齐，正准备到站里办公。见陈恭澍光着脚踩着单鞋，穿着睡衣裹着皮袍，赶紧出去买回一套棉衣。
陈恭澍穿戴整齐后，又去了东四牌楼北大街“德元成”棉花店。该店的刘老伯是陈恭澍的父执，也是其兄长的岳父。陈恭澍的姨妈有2000块钱存在这里，陈恭澍自认为有难，已打算出逃，取出了姨妈的2000块钱。
做好这一切，他给王云孙去电话，得知王已被接到北平督察室。
这时特务处已全面建立督察制度，北平督察室与北平站平级，实为监督北平站而设。陈恭澍一向反对督察制度，与特务处派来的督察王平一接触甚少。
电话打到督察室，接电话的正是王平一。王平一一听是陈恭澍，顿时如释重负，让他马上去督察室，说有人检举他绑架勒赎，到北平站搜查的便衣是北平侦缉队和宪兵三团的人。刘兆南已被他们救出，白世维、王文以及陈恭澍的妻子都被带走了。
作为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特情人员，陈恭澍应该立刻明白，这一切均由刘兆南引起；作为北平站负责人，他有责任前去澄清事实，保出被带走的下属，带回刘兆南，为“石案”善后。
说到底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误会，消除这个误会非常简单，却不知陈恭澍出于什么想法，竟然如惊弓之鸟，放下电话便直奔火车站，当晚便登上火车，一头扎到归绥，投奔他的家兄陈恭治去了。
王平一久等不见陈恭澍前来，只得向特务处本部报告。
回归，患得患失
如果说陈恭澍在“刺石案”中所表现出的目无组织、处事草率，已令戴笠大失所望，那么在“刘兆南告密事件”中的拖沓怠惰、不负责任、无担当，则令戴笠及所有知情人大跌眼镜！戴笠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直看好并精心栽培的外勤干部，竟会做出如此弱智之举。堂堂北平站站长，在同为兄弟单位的军警面前仓皇出逃，不啻天方夜谭，令特务处贻笑天下，颜面尽失！
震怒之余，戴笠下令王平一，即刻动身赶赴归绥，追拿陈恭澍，带到南京归案！同时电令绥远站站长高荣，对王平一予以配合。
之所以认为陈恭澍必在归绥，是因戴笠知道陈恭澍的兄长在归绥任军职。归绥地处偏远，是逃亡的理想去处。
不过戴笠最终还是失望了，陈恭澍不知从何处听到风声，在王平一赶到归绥，刚刚与高荣碰面后，陈恭澍便望风而逃，去了更偏远的乌兰华。
事已至此，戴笠遂决定放弃陈恭澍，命王平一返回北平。
与此同时，戴笠与宪兵三团取得联系，将刘兆南、王文、陈恭澍的妻子押解到南京。为优待陈妻，将其关在“甲地”，将王文、刘兆南关进了“丙地”。
又调白世维、王云孙到南京受训，调戚南谱赴天津站工作，调杨英进入天津电信局。北平站只剩下直属通讯员范行和在北长街看门的老尹。
接着对北平站进行重建，并成立北平区，由复兴社骨干、华南区负责人张炎元出任区长，戴笠的机要秘书毛万里出任区书记，北平站改由北平区直接领导，站长由范行代理。同时派吴赓恕出任天津站站长。
在北平区工作进入正轨之后，戴笠也将不愿回归的陈恭澍抛到了脑后。
却不料，1935年10月，一封从邮局投递来的平信寄到了鸡鹅巷五十三号，收信人直接是“戴雨农先生”。由于涉嫌泄密，特务处严禁任何人从邮局投递信件，也从未有人敢违反这项规定。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冒大不韪？
抽出信笺一看，落款竟是陈恭澍！信中称：
“我愿意回来接受处分，唯一的要求，是请派连谋兄到北平接我。如蒙允诺，良顺兄抵平后，在《世界日报》上登一小启即可。”
陈恭澍自然知道，戴老板是绝不容许犯了错误的部属接受处分前还要讲什么条件，尤其是指定报纸公开登广告，以及违禁邮寄信件且不留地址等等。他猜想会惹戴笠生气，甚至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后来在回忆中说：“我写这封信给戴先生，实在斗胆之至……可是我终于作了一次尝试。”
之所以斗胆尝试，是他的处境已十分艰难。逃匿一年半，整日无所事事，精神无所寄托，生活断了来源，囊中“弹尽粮绝”，靠亲友接济过日子，与乞讨无异，其落魄窘状可想而知。但是贸然赴南京请罪，又担心遭遇不测，所以要求派连谋到北平接他。
连谋是陈恭澍的福建同乡，与陈恭澍同龄，也是生于1907年，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连谋字连顺，又名连良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由陈恭澍推荐加入特务组织，被派往福建，任闽南站站长，不久前被调至武汉警备司令部任职，极受戴笠器重。
陈恭澍点名要连谋赴北平，就是想知道戴笠将给他何种处罚，万一被处以极刑，相信连谋会对他网开一面。
放眼整个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局，有哪个犯了错的下属敢与戴老板提条件、讲斤斗？唯独陈恭澍！
即使穷途末路，也不能铤而走险，却又不舍放弃，只有斗胆一试。
其实戴笠就是不怕“叫板”，叫板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但凡事都有例外，也算陈恭澍幸运，因为戴笠爱才，尤其对他眼中的青年才俊，更多了一份偏袒和呵护，对沈醉如此，对陈恭澍更是如此。尽管陈恭澍的一系列表现使他在戴笠心中的形象已大打折扣，却并未影响戴笠对他的偏爱。
戴笠本人曾打流十年，深知流落社会的艰辛，而逃匿，将更加艰难。他完全能想到陈恭澍眼下的处境，若非山穷水尽，也不敢冒违禁之险从邮局寄信。
戴笠几乎没有考虑，就通知连谋回京，作过一番交代之后，连谋只身北上。
而陈恭澍在“斗胆一试”之后，又陷入了患得患失的煎熬，生怕招致更严重的后果。直至过了八九天，在《世界日报》看到连谋发布的小广告之后，仍然在疑神疑鬼。广告称：
“仁风兄：弟已抵平，现住花园饭店，盼速来晤，良顺。”
周仁风，正是陈恭澍的化名。陈恭澍在兴奋之余，又担心是有人冒名顶替，于是打电话到花园饭店，一听果然是连谋的声音，这才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往花园饭店。
关押“乙地”无惊险
在得知无性命之虞后，陈恭澍跟随连谋乘坐蓝钢列车来到南京。
走进鸡鹅巷五十三号，陈恭澍恍如隔世。当初走马上任北平站站长，戴笠在这里为他摆酒饯行，不过时隔两年余，竟落得如此狼狈而归，让他如何面对一手提携他的戴老板？往日的种种担惊受怕、担忧顾虑，全部一廓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羞赧愧疚，无地自容。
低头垂手站在戴笠面前，他在等候一场暴风雨般的痛责。
但是没有。戴笠脾气暴躁，大多是对身边勤务兵、副官以及老婆孩子；对一般下属，多是不怒自威，恩威并施；对外勤人员，更是极少动怒。
他像往常一样招呼两人坐下，脸上不喜不愠，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其实想听陈恭澍说点什么，起码对“逃跑”这个愚蠢的懦夫行为做出一点解释。
陈恭澍却认为，事到如今，一切已不容自己置喙。
陈恭澍不说，戴笠也不询问，更无责难，只是平静地说：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团体，必有它维系存在的团体纪律，这个纪律，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
然后吩咐说：
“你去找刘乙光报到吧。”
这倒令陈恭澍大惑不解了。这么大一个“连环案”，自己为此逃到大西北，颠沛流离一年半，受尽磨难，这么几句话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地去找刘乙光报到？
刘乙光是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陈恭澍知道找他报到是一个并不严厉的惩罚。
刘乙光是湖南永兴人，生于1903年，师范毕业后，入读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入“洪公祠特训班”，时任特务处本部特务队长。
特务队是特务处的便衣警卫队，除负责处本部及戴笠本人的安全外，并专设行动人员，执行秘密行动任务，同时监管犯错误的同志，即看守“甲地”和“乙地”。
特务处对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特务，惩罚手段是关禁闭，令其“反省”。禁闭地点有三处，分为“甲地”“乙地”“丙地”。
“甲地”条件最好，处罚最轻，关押的是犯错误最轻的“同志”及“要犯”家属，实行家庭式管理，除了不允许外出，其他均可自由，生活上亦能得到特殊优待。陈恭澍从北平站逃跑后，他的妻子被押到南京就关在“甲地”。
至于“甲地”地址，诸多军统资料及军统特工回忆录均少有言及，也有特务称“甲地无固定场所”。陈恭澍关到“乙地”后，常由看守给其妻传递纸条，由此看来，甲乙两地相隔不远。
“乙地”设在南京羊皮巷一所平房院落中，关押案情较轻、刑期一般不超过一年的违纪人员。这里的处罚较“甲地”严厉许多，禁忌较多，被关押者以代号相称，不得互通姓名。戴笠给陈恭澍指定的关押地点就是“乙地”。
甲乙两地都设在特务处单位内部，唯丙地例外。
“丙地”设在南京老虎桥三十二号老虎桥监狱内。老虎桥监狱为“江苏第一监狱”，特务处在监狱内专辟牢房，特派看守，羁押特务处重刑犯。这里的惩罚最严厉，是名副其实的蹲大牢。王天木、王文、刘兆南都先后关押到这里。
也就是说，陈恭澍所受的惩罚不轻不重，关押时间不会超过一年。
说起来也是陈恭澍头大无脑，对他的戴老板几乎就是不了解，尤其他的“小心眼”，用在戴老板身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戴笠对他的偏爱暂且不说，戴笠的护犊子，在特务处无人不知。莫说只是个误会，是刘兆南倒打一耙、栽赃诬陷，就是陈恭澍真犯了什么大事，也还轮不到北平侦缉队和宪兵三团乱插手。戴笠能在蒋介石盛怒中救王天木一命，陈恭澍这点事，谁敢把他怎么样！
直到这时陈恭澍才明白，这一年半的逃亡生涯，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完全是他自找苦吃，自作自受。不仅如此，还让下属以及他的老婆都受到了牵连。
从戴笠的办公室出来，陈恭澍的肠子都悔青了。
这时刘乙光已等在门外。老同学在这种场合相逢，令陈恭澍十分尴尬。
岂知，更尴尬的还在后边。
陈恭澍任北平站站长时发展的一名情报员侯子川，因身份暴露，被推荐到特务处本部工作。当陈恭澍被带到“乙地”羊皮巷的时候，站在门口迎接他的，正是侯子川！
侯子川是“乙地”看守长，刘乙光的下属。
而侯子川手下的一名看守，正是陈恭澍保荐到南京接受培训的陈国瑞，培训结束后，陈国瑞被分配到“乙地”做了看守。
尴尬归尴尬，有这么多熟人在，陈恭澍的禁闭生活处处得到关照，不仅能时不时地被带到办公室撮一顿，还能偷偷给关在“甲地”的妻子递纸条。
实际上，陈恭澍只被关了五个月零七天，便于1936年夏初被释放，同时被派往天津，出任天津站站长。他的妻子本是受牵连被关押的，也被放出跟他一起去了天津。
复职之初，陈恭澍首先想到要回他的两员爱将——白世维与王文。白世维在南京受训后已返回北平站，陈恭澍与北平站协商，将白世维调到了天津站。王文仍在“丙地”蹲大牢，陈恭澍请示要人，戴老板立即下令释放。
至于王文的同乡——“三益成”杂粮店大管事刘兆南，只有把牢底坐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