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惩戒毕竟是亡羊补牢，治标不治本。为改变现状，戴笠于1934年年初便开始酝酿建立督察制度，对外勤人员予以监督制约与引导。
当然，这种督察制度不是每个区长、站长都欢迎的，譬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对这一制度便相当抵触。
对戴笠来说，发愁的是能担此重任的人才。“督察”一职的政策水平、法律观念要远在各区长、站长之上，才可发挥督导作用。一员员“大腕”的相继倒下，已令戴笠深感人手不敷使用，又何来可担督导重任的人才呢？
都说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在1934年秋季，戴笠偏偏遇到这样一桩好事，一块足够大的“馅饼”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结结实实“砸”在了他的头上，让他的用人困境迎刃而解……
邓文仪“马失前蹄”
1934年夏秋之时，特务处有内外勤人员670人。那块“馅饼”之大，近乎特务处内外勤人员的两倍。
这就是南昌行营调查科。
南昌行营调查科成立于1933年春夏之际，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兼任科长。此前邓文仪曾兼任“武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科长，由于第三科在鄂豫皖“剿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昌行营改组之后，邓文仪建议并被批准在南昌行营秘书处成立调查科，将武汉三省总部第三科的工作发展扩大。
蒋介石对南昌行营调查科十分重视，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犹如戴笠的特务处，说起来只是一个“处”，其触角却是四通八达；邓文仪的“科”不仅如此，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小小一个“科”的实力与能量，完全不是戴笠的“处”所能望其项背的。
这主要由邓文仪的个人条件与所处位置决定的。
邓文仪，湖南醴陵人，出生于1905年，比戴笠年轻八岁。
论学历，邓文仪早年入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蒋经国的同窗；后又毕业于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并被授予香港世界大学文学名誉博士。
论经历，邓文仪早年参加过东征，担任过军校第三期中尉区队长、师政治部主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少将代理主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作为复兴社发起人之一，任复兴社干事会干事、书记兼组织处长等。
相比之下，戴笠只有一个黄埔军校第六期未毕业的资历，在邓文仪参加东征的时候，他还在竹山田园中寻寻觅觅，苦等着“遇雷雨”的机会。而他这个特务处长，也是由编外情报员做起，出生入死跑单帮闯出来的，说起来就是名副其实的草根出身。
尤其，邓文仪的“科”是公开单位，虽也是特工性质，却是名正言顺，招兵买马及开展工作等均占绝对优势；戴笠的“处”是秘密单位，人们历来对属于秘密行业的特务存有偏见，认为情报工作乃至抓人、杀人等秘密行动，均属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勾当，不屑与之为伍，因此戴笠罗致高级人才就有了相当的难度。
由于这种种差异，尽管邓文仪在南昌行营的“科”比戴笠在南京的“处”成立时间晚了整整一年，但一经成立便势头强劲，其人员构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在特务处之上。
调查科除了科本身的庞大机构，在“剿匪”区域内各省政府的保安处，均设有调查科与调查股，作为直接下属机构，俨然一张组织严密的特工情报网；同时在华中地区及东南各省设有外勤机构与特派员。其主要任务，除汇总本系统情报外，同时将徐恩曾主持的中央调查统计局的情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二处（特务处）的情报汇总在一起，研究推断，加以整理，供统帅及幕僚长参考。或可说，该调查科也是蒋介石的三级幕僚机构。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邓文仪风头正劲之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骤然降临。
1934年6月的一天中午，南昌机场突发大火，一架正在修理的飞机被大火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附近数十间营房。
邓文仪奉命调查此案，调查结果为“自然起火”，调查报告显示起火原因有三：
一、失火前一天，该飞机曾用若干汽油洗刷全机；
二、失火时间为正午，酷暑盛夏，中午空气温度过高；
三、隔墙有一帮人在修理房子，为焊接铁管，用木炭发火，并用一个大风箱鼓风助燃，火星随风飘到隔壁飞机上，引发大火。
然而，调查报告递交之后，邓文仪被撤销本兼各职。
当时各报纸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众口一词，称此案系人为纵火，目的为焚毁机场附近老营房中财务室报销单据，掩盖航空署高级官员在购买飞机中的贪赃行为。
邓文仪认为，这是“毫无凭证”的猜测，是居心叵测之人煽风点火所致。而最终“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他因此引火烧身，成为众矢之的，被指收受贿赂，贪赃枉法。
即使被撤职，邓文仪始终坚称调查报告情况属实，并称军委会长官调查核实此案，对他多有嘉勉。
就邓文仪人格而言，收受贿赂纯系子虚乌有。退一步讲，即使他有心袒护航空署高官，也无胆量接受其贿赂。
最可靠的说法是，因此案牵涉到航空署两位重要人物：宋美龄与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侄子毛邦初，邓文仪担心引火烧身，遂隐瞒真相。蒋介石随后派另一位心腹干将——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调查此案，杨永泰据实呈报。蒋介石最忌下属不忠，邓文仪恰犯此忌，只得请辞，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无论何种说法，邓文仪被撤职是不争的事实，南昌行营调查科这块大大的“馅饼”，便不偏不倚落到了戴笠口中。
特务处接管“调查科”
有道是“福之来也，人自成之”，机遇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论学历、资历，戴笠不及邓文仪；论拼命精神、以项上人头“作押”对蒋介石的效忠，邓文仪不及戴笠。
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无论涉及任何人，他都不可能出于自保而隐瞒实情，后来在抗战期间力促诛杀孔祥熙的义子林世良，从此打破“孔大财神”不可动摇的神话，便是例证。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却也是义无反顾。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接管了调查科及调查科那张庞大的特务网络。昔日的望洋兴叹、自愧弗如，转眼间化为乌有，世界在戴笠眼前瞬间翻了个个儿。邓文仪手下1200人的庞大特工队伍，且大多“海归”及黄埔老大哥等高级人才，并入他670人且不乏“土著”与“草根”的队伍中，戴笠大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感慨。
戴笠仔细分析了调查科的人员构成，“海归”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以留日生与留苏生居多，尤其“四一二政变”之后脱党转入国民党阵营的留苏生，虽然脱离了共产党的组织，但共产党人一贯的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生活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变。
戴笠虽加入了从旧军阀转化而来的国民党队伍，站在反共的阵营中，他本人却也是出身劳苦大众，有着劳动人民的本质，因此对共产党人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无赞赏。
个别原共产党人加入后，为戴笠最为头疼的反共工作带来转机，于当年底破获上海江湾中共地下党组织，不久又破获了中共江苏省委，此后又相继在汉口、唐山等多地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这些并入特务处的原共产党人包括李果湛、王新衡、谢力公、程一鸣、陆遂初等。其中，原调查科第一课课长李果湛出任特务处书记长，旋调北平区任区长；王新衡被派往武汉行营任第三科科长兼特务处武汉区长；程一鸣、陆遂初等人被派往浙江警校担任特训班教官。
原调查科主任秘书张毅夫（又名张严佛），是邓文仪的湖南醴陵小同乡，也是从小的同学，在调查科属于二号人物。戴笠对他非常重视，前后两次任命为特务处书记长。时逢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公开身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对特务处的工作过问减少，张毅夫遂成为特务处实际上的“二把手”。
一直准备建立的督察制度，也在接收调查科后很快建立起来。“督察”一职，虽与“区长”或“站长”平级，工作上却处于指导监管地位。出任各地督察的，几乎为清一色的原调查科人员，如王平一、吴赓恕、谢力公、王立生等。
在国民党内部，任何单位任何团体似乎都存在派系之争、畛域之分，因此，很多人担心戴笠如此重用原调查科人员，会引起特务处元老不服气，后来证明纯粹是杞人忧天。
在特务处时期乃至后来的军统时期，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归根结底，一是戴笠重视人才，“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二是压得住砣，即使有人以特务处老资格自居，对后来居上者不满，也只能压在心底。
对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这顶桂冠，戴笠十分受用，非常愿意人家称他为“戴科长”，一直到他遭遇空难，蒋介石对他的称呼都是“戴科长”。
这个“科长”给特务处带来的更大实惠，是公开身份。
此前特务处控制的公开机构，包括浙江警校、杭州警察厅、首都警察厅侦缉队、首都警察厅调查科、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等，主要是京沪杭警界。合并调查科以后，该科设在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的调查科、调查股，以及徐州行辕调查科、设在武汉三省“剿匪”总部的第三科、禁烟密查组等，都成为特务处的公开机构。
随后，戴笠利用新获权力，设立和扩大在军警宪的特务机构和增加派遣人员，在十多个省直辖市派遣警察局（厅）长，在京沪、粤汉、平汉、津浦等主要铁路部门派遣警察署长，并在一些重要城市派员担任军警机构中的特务队长与侦缉队长，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在宪兵团、营派遣政治训练员。
合并了调查科，特务处原有的办公场所已远远不够，戴笠的结拜兄弟张学良将洪公祠一号一幢老式花园平房交给戴笠使用。
这是一幢高墙深院的老式花园平房，占地面积达60亩，院内有两个大厅和大小100多间房，东西各有一个面积开阔的大广场，四周高墙，唯一的门朝北，可谓壁垒森严，与世隔绝。
随后，特务处本部由徐府巷二号迁入洪公祠一号。抗战爆发后，即1937年11月特务处迁往长沙，这处宅院交与南京区长钱新民保管，不料在当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
毛人凤加入“团体”
纵然是“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实际上，身边的人还是知根知底用起来得心应手，毕竟陌生人相互熟悉了解需要一些时日，特务处工作千头万绪，容不得慢慢来。
曾经的患难之交王孔安、王兆槐、周伟龙、王天木、东方白等人，都被先后外派委以重任，留在特务处本部的，只有徐亮、张冠夫、胡子萍等人，戴笠每每用人之际总觉得捉襟见肘。
这几人与戴笠，都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哥们儿，但戴笠也清楚，这几人忠诚可靠有余，胆魄才干不足。张冠夫管管钱袋子还行，徐亮在书记室负责情报工作倒也应付裕如，胡子萍处理人事交通也能胜任，若再提升一级委以重任，恐难以独当一面。
戴笠需要的，是学问能力在他之上，能为他出谋划策，互为长短，独当一面的得力助手。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江山同窗好友。
姜绍谟出仕最早，现已居行政院秘书高位，戴笠自然不敢做非分之想。亦如当年他不愿投靠姜绍谟，从心里也不愿将这位有恩于自己的挚友变为下属，以致抗战期间姜绍谟投身军统，戴笠始终待之为上宾。
另一位入仕较早的同学姜超岳，虽只有中等师范学历，却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早已当上了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机要科长，戴笠亦不敢打他的主意。
其实戴笠并不知道，姜超岳对他成见颇深。当年他与姜超岳同时报考衢属五县联合师范，他以第二名高分被录取后，放弃入学跑去杭州当学兵，被姜超岳视为反复无常的浪荡子。以致长城抗战期间，身为北平行营机要科长的姜超岳，对特务处情报经常任意扣压与推延。
当时特务处尚未建立电讯网络，南京方面有令，由北平行营代发电报，有次戴笠得到一份紧急情报，为争取时间，特地去找姜超岳，姜超岳却将情报一连扣压好几天，还在北平行营传言说：“这个戴某人来路不明，有乱党嫌疑，不要给他发电报……”
戴笠经历过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艰辛，自知特务处工作在北平行营挂不上号，并不知姜超岳从中作梗。
如是，只剩下三个人选：毛人凤、周念行、王蒲臣。
自从听了毛人凤那句“革命的希望在广州，革命的朝气在黄埔”之后，与毛人凤悦来客栈一别，戴笠考入黄埔军校，毛人凤却一去不归，迄今已有八年之久。
直到毛人凤写信请戴笠关照其弟毛万里，戴笠才从毛万里那里，断断续续知道了毛人凤的一些情况。
毛人凤回家奔丧那年，留日归来的同窗周念行南下参加北伐战争，随军打到湖北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时，主动留下出任黄陂县县长，随即邀毛人凤前往黄陂，任县政府股长。之后毛人凤又出任过浙江温岭县政府股长、衢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浙江崇德县政府科长等职。
还是在收编南昌行营调查科之前，1934年春末夏初时节，毛万里还在特务处本部任机要秘书，有天来送文件，戴笠由毛万里又想到毛人凤，随口问：
“善馀兄还在崇德县政府吗？”
“是的。”
“若请他到这里来，他会来吗？”
毛万里一听，立刻回答：
“戴先生让他来，他当然会来的。”
“好！你现在就去给他发电报，邀请他参加特务处。”
毛人凤早已从毛万里那里听说了特务处的情况，对这个充满朝气的“革命团体”十分向往，只是没有戴笠的邀请，似乎也不方便不请自到。
用今天的话说，特务处无论怎样也是中央直属机构，戴笠无论是“处长”还是“科长”，也是通天人物。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毛人凤自然也不甘心在小县城里待一辈子，接到电报后，立刻辞去科长一职，遄赴南京，前往鸡鹅巷报到。
自文溪高小一别，这是21年来两人第二次见面，戴笠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却慨然豪爽之气未变，在这位曾“指点迷津”的同窗好友面前，犹如当年带领同学畅游仙霞岭的“孩子头”，一脸喜兴，眉开眼笑，畅所欲言。
倒是毛人凤，言谈举止谦和恭谨，反倒让戴笠觉得很不习惯。在处于优势位置的时候，面对曾在关键时刻给予自己帮助的同窗好友，戴笠那套做朋友便做不了下属的理论早已被抛掷脑后，他也从未想过将毛人凤变成纯粹的下属。怎奈八年政府公务人员的经历，已将毛人凤原有的棱角磨平，对官场上的级别辈分，远比戴笠体会更深，既投靠昔日同窗，无论过去怎样，都会摆正自己作为下属的位子。
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毛人凤作为戴笠的心腹成为军统内当家，并在戴笠遭遇空难不久出任保密局局长；而姜绍谟在投身军统后，不仅戴笠待之为上宾，他本人也始终以朋友身份出任各种要职。所以后来毛人凤说：“我们都是戴先生的部下，只有姜绍谟先生是他的朋友。”
结果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如乔家才在《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一书中所言：“纯属部下也好，纯属朋友也好，姜绍谟在军统局，或许就吃了这种‘既不纯属部下，又不纯属朋友’的亏。”
正因为毛人凤清楚自己的身份位置，因而无论是与戴笠单独交谈，还是在气氛热烈的接风宴上；无论是对戴笠，还是对特务处其他“同志”，都是谦逊恭敬，彬彬有礼。
戴笠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胆魄与豪气，大刀阔斧，铁血柔肠；甚至耳朵根子发软；甚至急躁、莽撞，感情用事。毛人凤却是谨慎有加，心思缜密，思虑周全，处事稳重，与戴笠的个性刚好互补，所以后来戴笠在人才济济的军统，选择毛人凤主持军统内务。
时值王孔安调任浙江警校政训处书记长兼政治指导员，戴笠即派毛人凤出任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成为戴笠这个特派员的全权代表。抗战前，毛人凤曾先后调任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特务处处长办公室书记等职。
邀来两位故旧
在戴笠的文溪高小好友中，学历最高、学问最大的是周念行，戴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将这位留洋才子收入帐下。只是文溪高小毕业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听说周念行一直在安徽黄陂、贵池等县任职，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殊不料，一个偶然的机会，戴笠竟在庐山旅店与这位昔日同窗意外相逢。
特务处成立之初，便已担负起保卫蒋介石的重任，曾特派邱开基率员专程赴武汉，负责保卫蒋介石在汉期间的安全。1933年7月，特务处又精选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一个随节组，以黎铁汉为组长，专负保卫蒋介石之实责，以后又扩大为特别警卫组，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别警卫组”，亦称“侍从室警卫组”。
1934年7月初，以蒋介石亲任团长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警卫组赴庐山牯岭保护蒋介石安全。为确保万无一失，戴笠亲自率领浙江警校特训班毕业班学员，前往庐山，负责蒋介石的外围警卫。
但凡戴笠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必然事必躬亲，事无巨细亲自安排与检查。他首先要求牯岭一带旅店在此期间，必须将旅客情况详细登记在册，然后每天数遍巡查，以避免1931年庐山刺蒋事件的重演。
就在一天早上的巡查中，戴笠在九江旅馆的登记簿上发现一个名字：周启祥。
这不是周念行吗？
周念行字树美，又名周启祥。尽管远在安徽某县城的周念行没有理由下榻庐山某旅店，同名的几率极大，但接下来的几行字，让戴笠对这位同窗的身份确定无疑：
籍贯江山，年龄37岁。
不是周念行又是谁呢？
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如此机缘巧合，不期而遇，让戴笠登时大喜过望，赶紧向店老板询问周念行的房间号，得知周念行一早就外出了，于是留下一张字条，约定翌日上午前来拜访。
第二天上午，戴笠急匆匆赶到旅馆时，周念行已等候在房门口。他身着一袭长衫，一副温文儒雅的乡绅派头。
“哈哈，念行兄！”戴笠紧紧握住周念行的手，感慨万千，“要是在大街上遇到，我还真不敢认了。”
“是啊，一眨眼21年过去了，都说红颜弹指老，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念行兄还在贵池县（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吗，怎么有机会到庐山来？”进屋后，戴笠便迫不及待地问。
“说来话长，我这个县长干了七八年，也不见长进，有朋友给我指点迷津，说手里有部队就会有出头之日，劝我收编湘西陈渠珍部，我就是为这事来请示校长的。”
戴笠听了，深感这位仁兄呆气十足，难怪作为留洋高才生，七八年了还在县长的位子上徘徊。
“念行兄，既如此，北伐时为何不留在部队？”
“你也知道，我这人天生不是带兵打仗的料，所以就离开部队到地方了。”
戴笠知道，周念行自小就是不招人不惹事的老实孩子，总是少言寡语，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也正因为戴笠是那种呼风唤雨的“孩子王”，周念行才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没想到多年不见，周念行的书卷气越发浓了，或者说越发书呆子气了。
如此书生气，不擅周旋应酬，在地方上自然难以得到晋升。这对戴笠倒是好事，特务处缺的就是这样满腹经纶的高级人才，正好借机挖过来。
“念行兄有没有想过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周念行显然没想过“跳槽”，他那副吃惊的模样就足以说明问题。他的确耳目闭塞，对戴笠的情况知之甚少，直到这时才想起，忙问：
“徵兰兄在哪儿高就，怎知我在这里？”
戴笠将特务处的情况及此次为蒋介石警卫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说：
“陈渠珍的队伍要是能收编，委员长早就派人收编了。陈渠珍是湘西有名的江湖匪首，连委员长都不想收编，你怎能收编得了？就算你收编了，你老兄连带兵打仗都无兴趣，又如何驾驭得了他？”
听戴笠这么一说，周念行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在文溪老同学中，你读书最多，学问最大，何不到南京来，我们一起干？”
“可是，我既打不好枪，也不会溜墙根挖情报……”
戴笠一听“哈哈”大笑：
“老兄，说哪儿去了！玩枪杆子的，溜墙根、挖情报、盯梢、抓人的，特务处多的是。特训班一拨一拨培训的，大多是这类人才。缺的，是你这样的饱学之士。”
“好，只要能用我所长，我就去。”
就这么三言两语，周念行摘下戴了七八年的“县太爷”的乌纱帽，来到南京特务处报到。戴笠果然不食前言，派周念行出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秘书，后又调任戴笠的办公室秘书。戴笠离世后，毛人凤担任保密局局长，周念行又成为保密局局长办公室秘书，直至1949年去台湾。
但在特务处时期与军统局时期，周念行这个秘书的主要任务，是充当戴笠的文化教员。戴笠只要有空，便请他讲解《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的职务虽无大的升迁，却有大把的时间研究学问，这也正是他的兴趣所在。抗战胜利后，周念行与军统其他“有为”特工一起，晋升国民政府陆军少将。
在江山同乡中，戴笠的目光不仅盯着昔日同窗，其他素不相识的有识之士，亦通过各种渠道先后被发掘。如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的周养浩，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的何芝园，毕业于江山县立师范的刘方雄等。
倒是文溪高小的小学弟王蒲臣，在江山同窗故旧中进入特务处较晚。
自1927年戴笠加入胡靖安的情报联络组，与王蒲臣上海一别，到1935年已有八年之久。12月5日这天，戴笠外出归来，刚进到书记室查看文件，张冠夫便笑吟吟地走进来，递给戴笠一张名片，戴笠一看，王蒲臣！不由得哈哈笑起来：
“这个小老弟，终于来了！”
王蒲臣的姐姐与戴笠的妻子毛秀丛是干姐妹，王蒲臣与戴笠的妻子和母亲也很熟，这时正在后院与婆媳俩说话。
戴笠来到后院，在他的办公室与王蒲臣相见。同样是身穿长袍一副乡绅模样，王蒲臣与周念行相比，却是消息灵通人士，对戴笠的每一步发展都了如指掌。
老朋友相见，自是相谈甚欢，感慨良多。
对王蒲臣的情况，戴笠也略知一二。王蒲臣的堂兄王学素，是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的秘书，王蒲臣每到南京，也短不了去陈公馆走动，因了这层关系，又有姜绍谟、姜超岳等四位颇有身份的人物联名函荐，王蒲臣先后出任浙江省江山县、庆元县、武义县教育局局长。
也正因为如此，戴笠一直没有邀请王蒲臣到特务处工作。
如今王蒲臣主动登门，戴笠料到王蒲臣的情况有变。详细一问，果然如此。王蒲臣说：
“已经卸任武义县教育局局长，到南京来，是准备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工作，谁知教育厅长是周佛海，一向不喜欢这个人，还是决定不去了。”
戴笠笑了，认为将王蒲臣拉进特务处的时机到了，但是王蒲臣说：
“我是特地来辞行的，看看你就准备回江山了。”
“你现在没有事做，不能留在这里帮忙吗？”
王蒲臣愣了一下，摇摇头。
“你不是国民党员吗，你不要革命吗？你为什么摇头？要知道很多人求之不得的。”
“不是我不要革命，是你的这种革命，我实在是外行，我没念过这种书，干不来。”
“就为这？”戴笠哈哈笑起来，“蒲臣老弟，我何曾念过这种书？”
“我没读过军校，不会打枪。”
“衮甫（张冠夫）也没读过军校，主管记账拨款不是干得蛮好？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来了还怕没你事干？”
这次轮到王蒲臣笑了。
中午，戴笠设便宴招待王蒲臣，由张冠夫作陪。饭后，王蒲臣正式上班，被派在甲室处理机要文件，月薪100元，这在当时算是高薪了。王蒲臣在教育局局长任上，月薪不过50元。
从拜访到上班，不过三四个小时时间，王蒲臣一头扎进办公室里，足足六个月没有出过鸡鹅巷五十三号大门。
后来王蒲臣到台湾后，著有《一代奇人戴笠将军》，其中用很大篇幅介绍戴笠的用人和戴笠领导下的工作特色：拼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