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手两广，再战盟兄
谒陵路上的神秘出租车
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1934年年初的平息闽变，为这一年开了个好头，“剿共”四年也在这一年取得阶段性胜利，苏区红军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或可说，整个局势对蒋介石来说，实呈摁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
浮起的这个“瓢”，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得陇望蜀。这年3月，逊帝溥仪在长春“祭天”称帝，做了日本人的傀儡，伪满洲国由此改称“满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人不仅加快对华北地区的蚕食，而且在占据河北、察哈尔大部地区后，又开始策划河北、山东等“五省自治”。
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松动对日口径，提出对日方针：
“……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但就在此二年期间，令蒋介石应接不暇的，还有来自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所采取的非常措施——暗杀。
这些暗杀行动，主要针对国民党中央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何应钦等，均有过被行刺未遂的经历。仅1934年戴笠侦破的行刺蒋介石要案，便有三次之多；1935年暗杀之风愈演愈烈，其中尤以汪精卫遇刺案最为骇人听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亦即国民党五大的预备会议，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0多人。第一天的会议议程为：
八点，全体与会人员前往中山陵“谒陵”；
九点，举行大会开幕式，由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合影，地点在会议厅门前。
大会的警卫工作，由宪兵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负责。这种公开的警卫工作，不属特务处管辖范围。特务处派出的特别警卫组，只对蒋介石个人安全负责，与大会无关。
由于中山陵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为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戴笠亲自率部陪同蒋介石谒陵。
这天的情况有点特别，这个“特别”非戴笠所能左右。
首先，蒋介石是第一个抵达“总理陵堂”的，其他“中委”均在八点之后方姗姗而来；其次，曾通知谒陵一律穿礼服，以示对领袖的尊重。现场却是制服、中山服乃至便服无所不有。蒋介石心中不快，只是在这种场合不便发作。
返回途中，一辆出租车从后面追上来，超越了蒋介石的车队。这就怪了，明知是蒋介石的车队，谁这么大胆竟敢超车？且在超车过程中，有一个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张望！
戴笠深感异常，连蒋介石都觉出了不对劲。
更诡异的是，不一会儿，竟发现那辆出租车停在了前面，看上去仿佛在等候蒋介石的车队。戴笠立刻派人上前盘查，对方说是记者。
记者并未做出威胁蒋介石安全的举动，戴笠也无理由抓人。是否因防守严密“记者”无机会下手，也未可知，但戴笠并未细究。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向视保卫蒋介石为己任的戴笠，偏偏在这个细节上疏忽了。
回到中央党部，见宪兵司令谷正伦与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分别率部，将中央党部警卫得如铜墙铁壁，毕竟铁路巡警各管一段，戴笠对特别警卫组交代一下注意事项，便乘坐他的斯蒂贝克轿车，离开会场，到上海公干去了。
可刚到上海枫林桥寓所，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口气，南京的电话便追了过来，一听内容，戴笠骇然大惊：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
戴笠担心的自然不是汪院长，而是蒋委员长。在电话中一连串的询问之后，得知蒋介石安然无恙，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知蒋介石虽未受伤，却无辜背了黑锅，此时正陷于搓火郁闷之中。
而戴笠深感蹊跷的，也是杀手的行刺目标。从两年来的暗杀情况看，行刺者第一目标应该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那么同在一个会场，蒋介石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戴笠急令司机返程，抵达南京时已近黄昏，赶紧召集在京相关人员开会，了解案情，制订侦破措施。
汪精卫遇刺，蒋介石躺枪
说来也巧，蒋介石躲过一劫，完全因为这天的秩序散乱所致。
谒陵，诸位“中委”的不恭已令他心中十分不快；
归途中遇“记者”超车，让他心生疑虑；
回到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依然秩序混乱，连议程甚至都有所遗漏，而汪精卫致开幕辞，竟也不在状态。
接下来是与会人员合影。大家平时难得一聚，从会议大厅出来，自然也是三五成群，互通情况，各自说说笑笑。
蒋介石被这乱哄哄的秩序搞得心情黯然，通知汪精卫主持合影，他本人到会议厅楼上休息去了。
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本就是仅次于党总裁和国家元首的二把手，蒋介石不参加，他倒乐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不仅可以合影时站在正中间，而且没了蒋介石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气氛自然也活跃了很多。
大家站在会议厅门口的台阶上，分成五排。汪精卫站在第一排正中，左右分别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张学良、阎锡山、张继等人。对面围成半圆形的记者，对着第一排的党国要员，“咔嚓咔嚓”一通按动快门。
在众星捧月之中，汪精卫心情大好。
但这大好的心情并未持续多久，在拍摄完毕大家即将起身返回会议厅的时候，突然一个年轻人从一棵塔松后面跃出，举枪朝着第一排“砰砰砰”连发三枪。
这三枪都是对着一个人发的，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如此近距离连发三枪，自然枪枪命中。
却是汪精卫命不该绝，在杀手开枪的一刹那，他正在起身、转身，一连串的动作，使三枪均未击中要害。汪精卫倒在血泊中，以为自己将命不久矣，对闻讯赶来的夫人陈璧君嘱托后事，说：
“人生自古谁无死，为革命献身，也是死而无憾了，以后孩子就靠你了……”
陈璧君也是老同盟会员，曾与汪精卫一起赴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说来亦为女中豪杰，值此关键时刻，断不会像一般小女子那样抽抽搭搭乱了方寸。她当时也以为汪精卫行将辞世，安慰汪精卫说：
“四哥（汪排行老四）请放心，一切有我呢。”
随后闻讯赶来的是蒋介石。
陈璧君见到蒋介石，一肚子的悲痛化作了满腔愤怒。论资格，蒋介石在她这个“老革命”面前实属“小字辈”，当时她还是中央监察委员，因而对蒋介石毫不客气，当众指责：
“蒋先生，你不想让汪先生干，可以公开撤掉他，何必要取他性命？”
大概蒋介石刚刚还在庆幸躲过一劫呢，如今一盆污水泼下来，真是百口莫辩，尴尬至极。
蒋、汪矛盾，早已是冰冻三尺，这是人所共知的。“九一八”之后两人关系虽有所缓和，也不过表面上的融洽，暗地里的争权夺利从未停止。尤其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后，曾组织一个编译室，成员均为留日学生，亦大多为改组派或与改组派相关人士。这个组织犹如蒋介石的力行社，是汪精卫亲信中的亲信。
这个组织的频繁活动，无疑加剧了蒋、汪暗中的较量。蒋介石要想“洗白”自己，多说无益，唯有破案。
破案，凶手是第一线索。
案发当时，汪精卫倒在血泊中之后，汪精卫的卫士方才醒悟过来，朝刺客连发两枪。这时候坐在第一排的张继、张学良朝刺客扑去，将刺客按倒在地。但刺客被击中要害，生命危在旦夕，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往医院。
刺客身份当即查明——“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这是从孙凤鸣身上搜出的记者证中得知的，孙凤鸣也是凭这张记者证进入会场的。
“记者”这个身份，让戴笠想起谒陵归途中那辆出租车，出租车上的记者，想来与孙凤鸣不无关联。但孙凤鸣处于昏迷状态，无法审问。
第二线索，“晨光通讯社”。
晨光通讯社是登记在册的单位，孙凤鸣的记者证上也有明确地址。案发之后，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即派员前往陆家巷二十三号晨光通讯社搜查，却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一堆焚烧文件的灰烬。翻遍所有办公桌、文件柜，均一无所获，最后在厨房的垃圾箱里找到一个残破信封，发信地址为江苏扬州江都镇黄某，收信人为“华克之”。
这是引起戴笠注意的一个线索，想必通讯社与江都有联系，或其成员便有江都人士。
当时为尽快破案，成立了四个侦察小组，分别为：特务处、教导总队、宪兵司令部、中央党部。四个小组既可相互配合、互通情报，亦可独立行动，
在戴笠正准备派员前往江都查找线索时，得知教导总队侦破组已派人去了江都，也就在这天夜里，凶手孙凤鸣不治身亡。
孙凤鸣一死，江都那边暂无消息，等于线索全无。
没有线索，难以及时破案。如此一来，不仅汪精卫、陈璧君这头摆不平，其他的反蒋派也都对蒋介石展开攻讦。李宗仁、白崇禧直接发电质问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更是公开向蒋介石发难。而非反蒋派的中委们，也有不少人怀疑此事为蒋介石暗中指使。
蒋介石平白无故背此黑锅，满肚子火气无处发泄，一个电话将戴笠叫到紫金山官邸，大加斥责。
其实蒋介石心里明白，这类疑难案子，其他各组都指望不上，仅看他们那副阵势，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所到之处鸡飞狗跳，且不说行刺者一伙人有备而来，即使无备，又岂能乖乖束手就擒？
显然，非特务处不可能尽快破案。
戴笠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恭恭敬敬地垂手站在一旁，听候训斥。
蒋介石训人历来有讲究，那就是非亲信不训，反蒋派的任何下属绝无被训机会。戴笠深谙此道，故低头受训心里并无紧张或者惶恐之感，而是脑子里飞快地在想着案情。
当蒋介石的训斥告一段落的时候，戴笠突然说：
“校长，我忽然想到，通讯社注册成立的时候，需要有铺保和保人，想必担保人不会参与其中，自然也不会跑掉……”
蒋介石一听也愣住了，脑子里自然也在飞快转着，考虑这个线索，登时恍然，一回身见戴笠还站在那里等候命令，立刻说：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中宣部查询。”
“是！”
戴笠迅即告辞，直接去了中央宣传部。
幕后又是王亚樵
国民政府对首都的新闻机构，历来控制严密，报批新单位，必须详细填写负责人、主要人员、连环铺保和在京保证人履历，以及经费来源、成立宗旨、日发稿量等，然后到国民党南京市委宣传部办理手续，再报中央宣传部批准。
也就是说，中宣部有晨光通讯社的全部详细资料。不仅如此，孙凤鸣进入会场的记者证，也是由中宣部新闻处签发的。
换言之，中宣部难脱干系。
正因为如此，中宣部为免受牵连，在事发当天下午便开始查询，已经忙活了好几天。
铺保很快找到了，是位于南京健康路的一家照相器材店。但已于两个月前倒闭关门，店主不知去向。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调查结果显示，该厂已于数月前迁往广州。经广州方面查询，并无该店信息。
唯一找到的是担保人，竟是中央党部一个科长，却是一问三不知。原来是受朋友之托作保，如今朋友没了踪影，想立功赎罪也是枉然，以撤职查办而告终。
中宣部所做这些工作，为戴笠省去不少麻烦，只是线索又一次断了，使戴笠刚刚看到的希望之光再次消失。
但这次，黑暗却是短暂的，另一个希望之光随之亮起。当戴笠走出中宣部大门时，即从行政院传来了好消息：晨光通讯社成立不久，曾有两人到行政院为其申请津贴，这两人分别是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成和一个叫项仲鳞的人。
戴笠立刻派人将这两人抓来，审讯之后，这两人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成员名单：
社长华克之，登记注册时化名胡云卿；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李、项二人其实都是局外人，他们见晨光社运营很差，杂志销路不佳，主动提出帮忙去行政院申请经费。华克之等人办此通讯社本不是为了赚钱，当然不会同意，担心节外生枝。怎奈这二人古道热肠，自以为在行政院有熟人，这点事情小菜一碟，结果钱没弄到，反而惹上一场祸端。
他们对晨光社内幕并不知晓，只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其他一概不知。
“江苏丹阳人”，戴笠抓住这唯一线索，立刻派人去丹阳，将贺坡光的母亲与兄嫂抓到南京做人质，以此逼迫贺坡光投案自首。贺坡光担心家人生命安全，果然很快自动投案，戴笠想得到的一切情况，便从这里打开了缺口——
晨光通讯社创办于1934年10月，11月被正式批准。创办经费5000元港币，来自发动“闽变”事败的李济深与陈铭枢。这笔经费由在港的王亚樵转交，由华克之具体主持通讯社工作，即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以记者身份接近国民党高层，目的为暗杀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要员。
晨光社开办一年，一直找不到下手机会，经费即将告罄，适逢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华克之决定孤注一掷，由孙凤鸣拼死一搏。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人，“九一八”事变后加入第十九路军，任排长。“闽变”失败后离队，结识了华克之，加入王亚樵的“斧头帮”。
正所谓“知死必勇”，孙凤鸣持记者证进入会场，就没打算再活着回去，他随身携带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以备万一被捕后自杀。结果，汪精卫的卫士无意中成全了他一死的决心。
李济深、陈铭枢一向反蒋，因何要杀汪精卫？
据唐良雄在《戴笠传》中称，远因是他们所领导的反对派，曾经劝阻汪兆铭（汪精卫）“响应政府共赴国难之号召”，而被汪所拒；近因是他们当时正策动两广叛离中央，企图借汪之被杀，“掀起政治风潮，遗祸政府”。
但无可争辩的是，杀手的第一目标无疑是蒋介石，第二目标为汪精卫。只因蒋介石未到场合影，孙凤鸣只得退而求其次，拿汪精卫开刀。
这个审讯结果，令蒋介石赫然震怒：
“又是这个王老九，此人不除，天下无一日太平！”
戴笠上次因抓捕王述樵棋错一着，致使王亚樵乘机逃走，至今为此事耿耿于怀，当即请示先去上海，抓捕与本案相关人员，然后赴香港抓捕王亚樵。
早在汪精卫遇刺之初，戴笠就怀疑此案与王亚樵有关，且分析“晨光通讯社”人员撤离后，极有可能逃往上海，乃电令上海区予以严查。
恰逢教导总队侦破组又从江都抓回两名晨光社勤杂人员，经审讯，这两人供出华克之已于案发当天上午离开南京，去向不明；同时供出晨光社在上海的联络员，及联络地址——上海新亚酒店。
于是，特务处会同教导总队等警宪侦破组，赴上海展开一场秘密大搜捕，先后抓捕了晨光社编辑主任张玉华，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华克之的朋友、共产党人陈惘子等十多人。唯主要案犯华克之不知去向。
其时华克之已潜入浦东贫民区，潜藏到陈惘子曾介绍他认识的一个地下党员家里，躲过了特务们的搜查。后来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离开上海，经北平转道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被抓捕的嫌犯中有“改组派”人员，陈璧君与汪精卫这才打消对蒋介石的怀疑，其他反蒋派对蒋介石的压力亦同时缓解。然而两名主犯王亚樵与华克之均逃亡在外，不抓捕归案，终究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
戴笠一面命令特务处港澳区侦察王亚樵等人行踪，一面准备亲自赴港，抓捕王亚樵、华克之（戴错判华已逃亡香港）及其他主要涉案人员。
出师不利，被扣香港
1936年3月，香港启德机场刚刚开通客运航班，与内地尚未通航，戴笠走水路前往香港抓捕王亚樵，这是戴笠有生以来第一次到香港。
为了缩小目标，避免打草惊蛇，他将所带20名行动人员化整为零，分批分路赴港，他本人只带副官贾金南和两名警卫，乘坐客轮在九龙下船，换乘游艇悄悄入港。
自1842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这里便同时成为大陆一些失意军阀政客、不得志文人墨客的聚集地，也是遇到麻烦之人乃至作奸犯科之人的避难所。
戴笠盘桓上海多年，英、法租界常来常往，对英国人素无好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英国人漂洋过海只为财，为了掠夺财富用鸦片戕害中国人，多少人的身体被大烟土搞垮了，多少人被大烟土侵蚀得意志消沉。张学良在上海戒毒由杜月笙监督，戴笠曾亲眼所见，那副痛苦的惨状真是锥心蚀骨。
杜月笙自己也吸食鸦片，只是还算有节制，不至于吸食到伤身的程度。杜月笙款待贵客都是用上好的烟土，唯独对戴笠，从不递烟枪。他说戴笠有公务在身，多好的烟土都不能碰，以免烟瘾发作误了大事。
如今进了这个由英国人主宰的地界，这个比上海租界、比鼓浪屿更称得上化外中的化外之地，戴笠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尤其王亚樵背后站着的是陈铭枢、李济深，幕后还有更大的人物——胡汉民。
由于地理原因，香港是西南反蒋派首领常来常往之地，犹如南京政府诸公往返上海之频繁。西南反蒋派对香港警界乃至新任香港总督郝德杰，不仅熟悉而且十分“友好”。毫不夸张地说，到了香港，几乎等于到了西南反蒋派的“大本营”。
尽管戴笠小心谨慎，却还是遇到了麻烦。
游艇在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靠岸，戴笠刚一下船，就发现情况不对劲，岸边码头上站着一群英国警察，一字排开，正虎视眈眈地盯着登岸游客。
戴笠深感不妙，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若因公携带枪支，须经英国使领馆办理枪支携带证件。而他的手提箱里藏有两只手枪，没有办证并非大意，完全是出于保密起见，一旦走漏风声，香港之行将事倍功半。
没想到这么巧，竟有这么多警察守在岸边，似乎不像常规检查，倒是像有备而来，守株待兔。
来到岸上，交出护照接受检查，这道关卡是不会出问题的，只要不检查贾金南提着的手提箱，一切便万事大吉。
这个时候，早已等候在码头上的特务处港澳区正副区长邢森洲与龚少侠，已经看到了戴笠，立刻朝这边迎过来。
戴笠刚刚收回护照，就听到一个警察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先生，请打开您的箱子。”
这个声音来自身后，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对着贾金南说的。戴笠心说“麻烦大了”，回身一看，贾金南正不知所措地朝他看过来。
只听那个“生硬的中国话”又说：“先生，我们是例行公事，请您配合。”
戴笠示意贾金南交出箱子，大不了补办“枪证”。结果可想而知，警察搜出了手枪，一个蓝眼睛鹰钩鼻子的警察走过来，对戴笠说：
“先生，您非法携带武器入境，请跟我们到警察署走一趟。”
刚刚赶过来的邢森洲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赶紧操着广东话向“鹰钩鼻子”解释：
“先生，这位马先生（戴笠化名马健行）是代表政府来港公干的，手续不全的话，我们马上补，回头直接送到警察署。”
按照惯例，官方人员来港，只要讲清楚，手续可以事后补办，不会因此影响当事人公干。岂料，好说歹说，“鹰钩鼻子”就是不放行，坚称自己奉命行事，要到警察署备案，交由上司处理。
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戴笠只好跟着“鹰钩鼻子”上了警车，邢森洲等人赶紧驾车跟上。
原以为在警察署备案后，会当即放行，结果这帮警察与这位“马健行”较上劲了，非要限制戴笠人身自由，直到南京方面送来枪支携带证。最后好歹做出一点让步，即将戴笠一行四人由关押改为软禁，软禁在邢森洲为戴笠预订的旅店中，由警察署派人看守。
将戴笠一行人送到旅店，邢森洲赶紧给南京发报。就算以最快的速度办下枪支携带证，从南京到香港最快也要三天！
三天，多少个王亚樵也早已逃之夭夭了，即使这事非王亚樵所设圈套，即使王亚樵原不知戴笠将来港，码头上“那一出”和“软禁”这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王亚樵耳目众多，还有不得消息的道理！
欲速不达！早知如此，就该来之前把“枪证”办了，事到如今戴笠肠子都悔青了。
可他哪曾料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算他带了“枪证”，香港警方也会找其他理由将他扣留，因为这个“事件”的谋划者正是王亚樵。
当然，王亚樵本人并无如此大的能量，他借助的是西南反蒋派的势力。
1933年王亚樵遁走香港后，西南派首领胡汉民亲自出面，为王亚樵的安全斡旋。当时在位的第十八任香港总督贝璐，是胡汉民的朋友。胡汉民特地告诉他，王亚樵是反蒋人士，请他给予关照与庇护。贝璐指示香港情报处，负责保护王亚樵的安全。
王亚樵赴港后，与情报处往来密切，并通过情报处，与警务处打得火热。
汪精卫遇刺案发生后，王亚樵在上海的多名相关下属被捕，特务处却一直没有抓到主要策划人华克之，且并不知华克之未曾到港，料定戴笠会赴港对涉案人员实施秘密抓捕。毕竟王亚樵在上海耳目众多，又特别关照注意特务处动静，提前得到戴笠即将赴港的消息，于是联手警务处，给戴笠点颜色看看，挫挫其锐气，也好让他头脑清醒一下，知道香港是谁的地盘。
三天，戴笠在旅馆里急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却插翅难飞。刺汪案尚未了结，特务处的工作千头万绪，他却被关在这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透过窗子仰望蓝天，才知道失去自由的人，竟不如空中的小小飞鸟……
盟兄金蝉脱壳
三天后，南京方面送来了枪支携带证，香港警察署警务处不得不放人。南京并以国民政府名义，函请香港警方协助缉拿刺汪案要犯王亚樵、华克之等人，香港警方对此没有任何表示。
软禁解除后，戴笠即召集港澳区特工与先后赶到的20名行动人员开会，请大家献计献策。有个加入“团体”不久的安徽籍特工，名叫陈亦川，由于辈分低，在南京时很难有机会见到戴笠，如今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当即提出一个建议：
“我有个同乡余亚农，也是由于同乡关系，早年在上海与王亚樵往来密切，应该是私交不错的朋友。余亚农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加入国民军方振武部，因此未入王亚樵的徽帮，更未入斧头党，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交往。他现居香港，并不知我目前身份，我想……”
陈亦川还想继续说下去，戴笠一挥手，制止了他的发言，当即说：
“好，我知道了。”
戴笠之所以制止陈亦川，是不想让他将计划在众人面前说出。这是个值得利用的关系，他已经有了主意。
随后，港澳区长邢森洲建议，既然特务处在香港的抓捕行动已经公开，不如由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政府，下令香港当局配合南京政府的抓捕行动。其实配合不配合另当别论，起码促使香港警方不再从中作梗，放弃对王亚樵的庇护。
这条建议，戴笠被软禁期间已经想到，并决定尽快返回南京办理相关手续。
会后，戴笠留下陈亦川，单独商量制订了打入王亚樵组织的行动计划。
戴笠返回南京后，很快办好相关手续。当时，英国政府正在大谈“中英亲善”，香港当局自然不敢违抗英国政府命令。再者，香港总督也已换届，由贝璐换成了郝德杰，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执行命令自然是不折不扣。警察署如是下达命令，警务处岂敢不执行。
没有了香港警方的庇护，王亚樵只好另寻栖身之所，尤其特务处大批特工入港展开秘密搜查，王亚樵原本较为安定的生活被打乱，开始四处躲藏，频繁改换住所。
陈亦川的计划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对于同乡晚辈，余亚农很愿意提携，对陈亦川并无怀疑。在余亚农的介绍下，陈亦川顺利加入王亚樵在香港的外围组织。
外围组织人员是见不到王亚樵本人的，也难以了解组织核心的机密。不过，总能探听到一些看似支离破碎的信息，搜索到一些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亦川终于打探到一个线索，香港轩尼诗道有家茂源绸布庄，是王亚樵的妻兄所开。为了获取进一步信息，他乔装打扮，常在这条街上转悠，远远关注着茂源绸布庄，有一天还真发现了“情况”。
这天突然有几个人相继走进茂源绸布庄，令陈亦川吃惊的是，这几人中就有他的老乡余亚农。毫无疑问，这里是王亚樵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只是陈亦川没有想到，余亚农竟然是王亚樵组织的核心人物。
接着，又有几人陆陆续续进入店中，只进不出，必然有问题。
陈亦川立刻电话通知邢森洲，同时打电话到警务处，说有匪徒在此密谋闹事。警务处不明就里，随即派警察前来拘捕。
邢森洲所带行动人员与香港警察几乎同时赶到。
正如陈亦川所判断，王亚樵正在里面召开关于转移广西的秘密会议，与会的都是斧头帮核心人物，包括郑抱真、余立奎、余亚农等人。
警特们赶到时，里面的人毫不知情。警特们进到一楼随即散开，有的搜索一楼，有的直接往楼上闯。
王亚樵的妻兄见状，急中生智，冲着楼上大喊：
“站住，你们不要上楼，下来！”
楼上的人这才知道大事不好。
王亚樵的妻兄之所以选择在此处开店，就是因为这里便于撤退，是作为秘密联络点的绝佳场所。便于撤退的地方在阁楼上，阁楼的窗户与其他房子屋顶相连，即使房子被包围，也很难有人会想到，阁楼上有个窗户是连接周围屋顶四通八达的通道。
王亚樵迅疾开窗，很轻松地从窗口跳到外面屋顶。紧接着跳出去的是郑抱真、余亚农。也就是说，在警特们已经登上楼梯之后，也就是一瞬间，阁楼里逃出去了三个人。
警特们飞奔上楼的脚步声眼看冲到了门口，再逃已经来不及了。为了掩护王亚樵等人，余立奎迅速关上窗户，与其他人一起坐好，摆出一副正在开会的架势。
警特们破门而入，有人直奔窗户，哪里还有王亚樵等人的踪影？
束手就擒的有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这三人都是王亚樵身边的得力干将。
戴笠闻讯，立即办好相关公文，再次赴港，以“刺汪案”主犯的罪名，要求引渡余立奎等人。
没想到这次，戴笠又吃了个烧鸡大窝脖。但这次不是香港当局有意和他过不去，而是他本人的法律常识稍嫌欠缺。
政治犯不予引渡，是各国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这也是多年来内地“政治犯”逃到香港便可逍遥法外的原因。国民政府指控王亚樵等人的罪名是“颠覆政府罪”，“刺汪案”属于政治谋杀，而非一般刑事案件，香港当局因此拒绝引渡余立奎等人。
戴笠明白这一点后，知道这个引渡非一朝一夕可以办妥，遂返回南京，指派郑介民、李果湛等人以首都警察厅名义入港，首先延请英籍律师，做法理上的研讨，继而以王亚樵等人行刺宋子文等多起暗杀事件为证据，指控王亚樵的斧头帮为专干绑票暗杀的流氓团伙，“刺汪案”为杀人刑事案。
历时八个月，郑介民、李果湛等人终于将这场官司打赢，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人被引渡回国。
这期间，王亚樵与郑抱真、余亚农已离港遁入广西梧州。广西是桂系的地盘，看来王亚樵不仅得到李济深等人的庇护，也得到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庇护与资助。进入桂系地盘逮捕王亚樵，比在香港难度要大得多。
就在戴笠为此事大伤脑筋的时候，“两广事变”爆发了。“两广事变”较之王亚樵，是西瓜与芝麻的对比，而且摆不平广西军阀，就难以除掉其羽翼下的王亚樵。戴笠只得暂时停止追捕王亚樵，奉命将全部精力转到了对付两广军阀上，开始策划抽薪止沸、敉平“两广事变”之计策。
“南天王”宝座被撼动
“两广事变”爆发于1936年6月，粤系军阀陈济棠与桂系军阀李宗仁，倾双方之兵力40万，组成“两广联军”，名曰“国民革命救国军”，以“抗日救国”为名，称兵北上，剑指南京。
策反，是戴笠及其特务处的强项，从单枪匹马策反周伟龙，到釜底抽薪平息“闽变”，戴笠和他的属下干将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历练。然而“两广事变”非比寻常，一着不慎将满盘皆输。应该说，这次策反成功与否，对南京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特务处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两广关系历来微妙而复杂。由于广西资源匮乏，土地贫瘠，无论新老桂系，皆觊觎广东的富饶与富足，多次入侵并占有广东，故而两广常常打得不可开交。
而面对来自南京政府方面的压力，双方又常常联手合作，揭竿造反。只是这种联手往往出于一己私利，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最终难以合作成功。
桂系向来骁勇善战，也曾一度占据两湖乃至华北等广大地盘，蒋桂战争及中原大战战败后退回广西老巢。应该说，桂系是最坚定的反蒋势力之一，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势必会出来助阵，甚至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就军事实力而言，桂系在蒋桂战争与中原大战中先后遭受重创；陈济棠的部队却是养精蓄锐多年，海陆空三军实力强大。但各方面情报显示，陈济棠患得患失，并不敢痛下逐鹿中原之决心，不像桂系李宗仁，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把蒋介石从那把“龙椅”上拉下来，取而代之。
陈济棠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他的“南天王”，割据一方。那么，他因何与桂系联手，先北进其后调转方向东征，直捣南京呢？
这要从陈济棠坐上“南天王”宝座的开始说起。
陈济棠，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出生于1890年，早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并加入同盟会，后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入粤军，从下级军官一步步上升，北伐前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四一二”政变时，陈济棠正在苏联考察，归国后立即表示追随蒋介石。是年末张发奎与李济深争夺广东，陈济棠站在李济深一边，击溃张发奎部。翌年，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时，粤军正与桂系结盟。为切断桂军退路，蒋介石将时任广东省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召至南京，软禁于汤山。陈济棠审时度势，毅然站在蒋介石一边，出兵应战桂军，从此接过了李济深手中的军权，被任命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广东部队编遣特派员，与时任省主席的陈铭枢分治广东。
陈济棠虽乘机掌控了广东军权，却对陈铭枢掌一省之政耿耿于怀。
由于与桂系反目，之后连续发生两次粤桂战争。第一次以粤军胜出；第二次的对手是张、桂联军，张发奎与桂系虽都是陈济棠的手下败将，然而双方合而为一，却是实力了得。
正打得不可开交，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一方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一方以阎锡山的晋军与冯玉祥的西北军为主力，桂系与张发奎焉能袖手旁观？
张、桂联军迅速向湖南方向移动，准备进攻湖北。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派粤军乘胜追击，入湘作战。
但就在这时，陈济棠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蒋介石将轮番上阵的大小军阀收拾了一个遍，如若这次阎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再倒下（冯玉祥已经在上年度遭重创），蒋介石下一个要收拾谁呢？
于国家来说，军阀割据终究是祸患；而于军阀来说，哪个又愿意真正归顺中央，受制于人呢？陈济棠的天下虽说不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终究也是煞费苦心，机缘巧合，且事到如今，还有个陈铭枢与他共享广东天下，令他耿耿于怀。
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唯有“群雄”联手，方能控制蒋介石一枝独大，换得各自一方天地。
于是，陈济棠与桂系握手言和，通电反蒋。
1931年，蒋介石因“约法之争”软禁胡汉民，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李宗仁的桂系等，纷纷麇集广州，于当年5月另立政府。
既借广东这块“风水宝地”，自然就需地方上点头，而这个地方实力派，非手握重兵的陈济棠莫属。陈济棠借机驱走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一跃而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他本人亦被汪精卫倚为干城，独揽广州国民政府军权。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复合，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这是两个介于中央与省级的特殊机构，说到底两机构是因人而设，这个人就是胡汉民。
汪精卫走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要职），胡汉民来了（为“两机构”负责人），而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元老，不过是“两机构”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成了两广地方军阀的保护伞与挡箭牌，而广东地方军阀正是陈济棠。
陈济棠时任“两机构”常委，倚仗手中部队，集广东党政军权于一身，开启了真正的“南天王”时代。
从1931年到1936年，可谓广东省的“黄金五年”。其间，陈济棠发展经济，整军经武，集一省之经济实力，扩军备战。
除了强大的陆军，陈济棠的海、空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靠着他的巧妙周旋与闪转腾挪，迅速发展壮大。
广东的空军，创建于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期，由华侨资助，在广东创立航空局，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陈济棠以“政府”名义，将航空处所属航空部队，扩编为“广东空军司令部”。
广州国民政府撤销后，广东空军本应归属南京政府，陈济棠却以武力接管广东空军，将“广东空军司令部”改为其“第一集团军空军司令部”。
如此一来，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空军，从此被纳入陈济棠之手。在此基础上，陈济棠又从国外购买各式飞机多架，最后拥有飞行中队8个、各式飞机130余架，其势直逼中央。
陈济棠的海军，原本实力一般，1935年他将由青岛调防南海的中央海军“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巡洋舰扣留，编入广东海军司令部，使其海军实力大增。加上此前从欧洲先后购买的鱼雷艇、扫雷艇、驱逐舰等，已拥有各类舰艇9艘。
在胡汉民这堵挡风墙背后，陈济棠的海陆空三军实力迅速发展，他本人也在半独立状态中挥洒自如，自得其乐，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天王”。
无奈好景不长。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离世，陈济棠前边那堵挡风墙轰然坍塌。不消说，那两个因人而设的介于中央与省之间的特殊机构，将必然被撤销，广东的半独立状态也将随之消失。
这是陈济棠最担心的。
应该说，57岁的胡汉民猝然而逝，实在令陈济棠始料不及，随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故，一时令他不知所措。
5月13日，代表南京政府及蒋介石本人的居正、孙科、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莅粤“致祭”，代为转达了蒋介石对“西南两机构”的处理意见，即：撤销“西南两机构”之后，广东部队高级军官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改组广东省政府，以法币统一广东货币。
总之，取消广东半独立状态，广东党政军皆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与指挥。
换言之，陈济棠苦心孤诣经营多年的广东，将不再属于他个人所有。
揭竿造反，他并非没有想过，然而胜算几率有多大，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几年前群雄反蒋，桂军、晋军、西北军、唐生智部、石友三部等等，实力何其强大，竟然全部败下阵来。陈济棠的三军再强大，又岂能强得过群雄联手！
更何况，南京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反政府、反中央，挑起内战，势必不得人心。
就在陈济棠举棋不定之时，桂系“小诸葛”白崇禧来了……
战争一触即发
白崇禧是来吊唁的。
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元老、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国民党内辈分极高；又因他顶着两个西南特殊机构之名，他的去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各路人马纷至沓来，名为吊唁，实则各怀心机，有的为探听消息而来，有的为观察动向而来，有的为密谋举事而来。
白崇禧属于最后一种。
在“西南两机构”中任常委的，除了广东的陈济棠，还有广西的李宗仁。胡汉民不仅是陈济棠的挡风墙，同时也是桂系李宗仁的屏障。胡汉民一死，“两机构”一撤，失去半独立状态的不仅是广东，还有广西。
桂系的军事实力已不足以成就“大事”，于是，拥有强大海陆空三军的陈济棠，便成为桂系倒蒋的希望所在。
两广时敌时友，陈济棠对桂系历来多有防范，白崇禧又素有“小诸葛”之称，陈济棠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但这次，陈济棠竟然被白崇禧说动了。
这是因为，白崇禧句句戳中陈济棠的“要害”。
白崇禧分析说，粤军数量虽不足以与中央军相抗衡，但中央军主要兵力已被分散牵制。其中很大一部分部署在西北，用于“围剿”陕北红军；又抽调大批部队进驻潼关、洛阳，对消极“剿共”，且有“联共抗日”倾向的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部队，进行监督防范；同时又要抽调军队防范日寇南侵，又要调集部队对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等地方军阀监督防范……如此一来，南京方面能调动南征的部队已十分有限。
退一万步讲，即使蒋介石调集部队南征，那么虎视眈眈的日军，以及阎锡山、韩复榘、刘湘等地方军阀，势必不会等闲视之。如若乘虚而入，南京方面必将顾此失彼……
白崇禧这一番分析，令陈济棠茅塞顿开。白崇禧又趁热打铁：
“伯南（陈济棠字伯南）兄若擎起反蒋抗日旗帜，登高一呼，桂军十万兵力，定当全力以赴。开赴湖南之后，何键（湖南省主席）兄自会与我们接应，然后与我们一道挥师北上，会攻武汉，继而转向东征，直捣南京。”
“小诸葛”这一番“忽悠”，可谓立竿见影，连他本人都有点搞不懂，一向精于算计、无利不起早的“南天王”，咋这么容易就动心了？难不成真以为桂系甘愿为其充当马前卒，把蒋介石从龙椅上拉下来，将他老陈扶上去？还是因为他从未与老蒋开过火，真以为老蒋是纸老虎？
事实上，“南天王”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陈济棠心中有数，并无太大野心的陈济棠绝不会干冒险的事。之所以被“小诸葛”说服，关键还是其兄长陈维周的“铺垫”发挥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