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周是一名江湖术士，长于看相扶乩、算命看风水，陈济棠对他十分信赖。1935年末，陈济棠派他代为赴京述职，他悄悄为蒋介石相了面，又特地去蒋家祖坟看风水，回来后对陈济棠说：
“蒋介石脸色晦暗，两眼无光，从面相看气数将尽，蒋的祖坟亦呈龙势渐微之象，不出明年，蒋介石必定倒台。相比之下，芙蓉嶂却是紫气东来，金龙盘飞，这预示着什么？预示着陈伯南将取而代之。”
芙蓉嶂，指广西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陈维周认为此地风水极好，是诞生天子的宝地，即鼓动陈济棠花巨资买下该坟地，安葬了他们的母亲。果然，此后陈济棠顺风顺水，扶摇直上。
陈济棠一向迷信，身边除了有其兄这样的“高人”外，还有两名精于此道的亲信，凡有大事小情都要扶乩占卜。
送走了“小诸葛”，陈济棠与兄长商量此事，陈维周认为时机已到，应该抓住机遇立即行动。陈济棠又召来两名亲信，为“举事”扶乩问卜，以测吉凶。说来也怪，乩坛上竟然出现了四个大字：机不可失。
陈维周拊掌大笑，对陈济棠翘起大拇指，连称：
“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机不可失！”
“好，此乃天意，时不我待！”
为了陈家这位未来“天子”早日“登基”，陈维周还亲自出马，就“举事”特意拜见日本领事，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与认可。
陈济棠遂下定决心，即与桂系敲定，下月初揭竿而起，称兵北进。
6月初，陈济棠以西南执行部的名义，正式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谴责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9日，粤桂两省同时颁布动员令，挥军北进。
10日，粤桂两军已分别逼近湖南衡阳、永州等处。
6月22日，粤、桂双方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救国军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委员长”兼“副总司令”。
而此时，“两广联军”三路大军，已然取得“辉煌战果”：
第一路已进占湖南边境永州；
第二路迫近湖南衡阳；
第三路已开入江西境内。
然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有点高估了自己的号召力。如此大张旗鼓出兵北上，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这选在胡汉民去世、“西南两机构”将被撤销的节骨儿眼北上抗日，明摆着假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面对日寇增兵华北，野心勃勃伺机南侵，挑起内战自然不得人心。
当然，他们也低估了南京政府的感召力。
何键，湖南省主席兼湖南省保安司令、长沙绥靖主任，他并没有像陈济棠一样，对桂系言听计从，更没有对“两广联军”予以接应配合。只是在桂系联络后热情接待了陈济棠派去的使者，并及时致电蒋介石，通报“两广联军”的动态与目的。
同时，湘军与中央军呼应、配合，任由中央军进占衡阳，切断两广部队北上之路。
不过，有两点白崇禧分析得不错：
其一，中央军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蒋介石抽不出太多部队南征，这个情况让陈济棠心中暗喜。
其二，一些伺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果然跃跃欲试，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迅疾联合负冀察军政全权的宋哲元，通电声援；云南省主席龙云，旋即下令封存中央银行钞票，停止收受通用，以经济手段给予两广声援；四川省主席刘湘，也乘机举兵，背离南京政府……
一时间，内战阴云密布，一场中原大战以来的大规模战争，即将拉开序幕。
1930年的中原大战，历时六个月之久，以中央军死伤9.5万人、反蒋联军死伤15万人的代价，成为民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牺牲最多的军阀混战。如若在此时爆发一场如此规模的战争，在日寇对中国咄咄逼人的蚕食中，岂不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双方几十万大军集结湖南，其势犹如箭在弦上，战争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一个人的重磅出击，改变了整个局势。
这个人，就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
郑介民“隔靴搔痒”
戴笠对两广早有防范。
在所有反蒋势力中，两广反蒋人士地位之高、人数之众、内部派系之多，堪为首屈一指，当然军事实力更是不可小觑。而多次发生的南京政府要员遇刺案，包括蒋介石多次遇刺、宋子文遇刺、汪精卫遇刺等，皆与广东有关。因此，戴笠对两广历来不敢“怠慢”。
特务处创办伊始，即建立了香港组，不久升格为香港站，辖广东、广西、云南乃至南洋一带。广东组、广西组的工作重点，就是搜集两广一切情报，尤以军事情报为重中之重。
1935年4月，陈济棠对海军三舰采取行动之初，戴笠便及时得到情报：
陈济棠擅自扣留中央派在南海的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军舰，更换舰长，减发薪饷，将三舰编入广东海军司令部。
戴笠在广东安插的特工中，有个叫陈涤的原海军军官，与海琛舰副舰长陈精文、海圻舰舰长唐静海往来较多，关系友好。戴笠密令陈涤策动三舰逃离广东，同时下令香港站正副站长邢森洲、龚少侠，组织“营救”三舰。
三舰军官多半出身海军学校，从感情上倾向中央。加上陈济棠扣留三舰后，减发薪饷，并准备撤换三舰舰长，对三舰进行改编，引发三舰官兵激愤。
在这种情况下，陈涤的策反工作进展顺利。经过一番筹谋，三舰做好随时乘隙逃走的准备。当时虎门要塞尚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中，三艘巡洋舰只要逃出粤江，便脱离了陈济棠的掌控。
然而，不知是因拒绝改编引起了陈济棠的警惕，还是不慎走漏风声致陈济棠采取军事行动，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待机逃走之时，三舰被扣留两个月后的6月15日，广东海空军突然包围三舰，强迫三舰从黄浦江开回广州。
时值傍晚，江面水雾迷蒙，原本半阴的天空忽然乌云骤聚，转瞬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暴风雨中，飞机难寻三舰目标，被迫停飞，海琛舰副舰长陈精文抓住时机，率先指挥舰艇冲向外海，海圻舰舰长唐静海率舰紧随其后，肇和舰因机器故障开在最后。
粤军的空军撤了，海军还在，好在天公作美，海琛舰、海圻舰借助雷雨，很快甩掉粤军追堵，安全抵达虎门，并通过虎门驶到香港附近海面，暂时停靠；肇和舰最终被拦截。
南京政府派军委会海军事务处处长陈策赴港，于7月9日率两舰北上南京。
这是特务处成立以来，戴笠首次与两广军阀“交锋”，从发现陈济棠扣留三舰，到成功策动两舰脱离粤军，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为此次敉平“两广事变”积累了经验。
“两广事变”爆发后，戴笠召集郑介民、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香港区区长邢森洲等粤籍得力干部齐聚南京特务处，商量部署策反方案。
此次商量重点，就是从哪里入手，能够尽快打开缺口，给陈济棠以震慑。陈济棠的海军，尽管两艘较大吨位巡洋舰归队中央，但尚有从意大利购买的四艘新型鱼雷舰，组成舰队，威力不可小觑；而其陆军实力，在海军之上；空军实力，在陆军之上。
空军，是陈济棠的一张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本钱。常言说打蛇打七寸，研究决定先从空军下手，然后在陆海军中齐头并进。
在粤军空军中，梁干乔与郑介民都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原名昭桂，生于1903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先后加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被保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郑介民、张炎元、邓文仪等人同期。但梁干乔留学期间闯了一场大祸——
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那天，梁干乔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式上跳出来，高呼口号，力挺托洛茨基，被当场抓捕，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力。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流放西伯利亚，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活着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可谁也没有想到，梁干乔竟是个奇迹，他很快搞到一张假护照，买通看守逃回了中国。
看来梁干乔早就有当特务的潜质，回国后，他先后脱离共产党和“托派”，彻底投向国民党，参加了特务处最早的组织密查组，后又参加创办复兴社，成为复兴社特务处戴笠手下一员干将。
梁干乔既出身广东，自然就与粤军中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族侄梁伯仑就是一个很好的策反对象。梁伯仑时任广东空军无线电台台长，将他争取过来，便等于在南京特务处与广东空军之间架起了直接通道。而策反一百几十架飞机出走，畅通的联络工具正是必不可少的保障。
郑介民选中的策反对象是广东空军飞行员陈振兴。
陈振兴出身运动员，曾获全国自由泳冠军，擅长舞蹈，交际广泛，被广东航空学校首任校长张惠长收为义子，送进航空学校第六期学习。陈振兴不仅在广东空军飞行员中有一批同窗故旧，而且有着四通八达的关系，对空军内幕十分熟悉。
会后，梁干乔即赴广东，郑介民去了香港。
虽说同是策反广东空军，两人又同是粤籍，在粤军中均有着众多熟面孔，均有被认出的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梁干乔单刀直入，直插敌人心脏；郑介民却顾虑重重，畏畏缩缩，不敢深入险境，只是待在香港，隔江遥控策反。
遥控指挥无异于隔靴搔痒，可碍于郑介民是特务处第二号人物，戴笠也了解他一向胆子小，因此也不强求。
说到底，戴笠有他的用人原则，那就是识人长短，用人之长，扬其长避其短。对于公认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理论家”，不必要要求他具备深入虎穴的胆量，凭着在广东广泛的人脉积蓄，或许他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梁干乔化装成人力车夫潜入广州，很快与族侄梁伯仑取得联系。毕竟在此特殊时期发动内战不得人心，梁伯仑的工作一帆风顺。
于是，一个名为“XSF-DE-XHOB”的电台名称很快传到南京，戴笠通知魏大铭，让他与这个电台联络。
尽管既无波长，又不知方位，但魏大铭培养的报务员个个业务精通，到第四天夜里，终于与那个神秘电台取得联系，开始接收电报。
魏大铭的电话打进鸡鹅巷五十三号的时候，戴笠已经睡下，闻讯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兴奋地守在电话机旁，这一守就是大半夜。第一封电报终于断断续续收完，译电员译后立即向戴笠报告，果然是旗开得胜的喜讯。
接通电台，是梁干乔的“功劳”；而通过电台传来的这个喜讯，则是郑介民的策反初见成效。戴笠哈哈大笑，连说：
“好！好！郑先生果然运筹帷幄之中。”
在整个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戴笠除了对关系近资格老的下属称呼“兄”，对大多数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后边加个“同志”，唯独对郑介民称呼“郑先生”。虽然相对“兄”来说，这个“先生”略显客气与生分，却也包含着尊重。
不入虎穴，照得虎子。戴笠庆幸自己没有看走眼，赞叹智慧有余胆魄不足的郑介民能将所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哪里是郑介民的“发挥”，纯粹是偶然的巧合。
原来“两广事变”时，郑介民的“工作对象”陈振兴正在香港，郑介民一到香港便得到这个信息，立刻找到他的住所。
见到人事情就好办了，郑介民是搞政治的，嘴皮子自然不会差。陈振兴也是明白人，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内战，让日本人渔翁得利。再说，他也想让义父知道，除了游泳、跳舞、交际，他也有能力办成大事。不过，陈振兴本人能策反的，主要是他航校的同窗第六期飞行员，或可包括第五期。
郑介民问其原因，陈振兴说：
“陈济棠只重视前四期航校学员，五、六期学员就像后娘的孩子，无论官阶晋升还是生活待遇，都无法和前四期相比，很多人有另谋出路的打算。”
“好，那就从五、六期入手。”
在郑介民看来，尽管不能一下子策动整个广东空军，其作用却不可低估，说不定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如此，陈振兴即刻返回广东，果然很快便有了回音。
五万大洋的妙用
第二天，郑介民的电报发到了特务处。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是五万大洋。
这五万大洋，是专门用来安置飞行员家属的。陈振兴的航校第六期同学黄志刚，是第五中队飞行员，经陈振兴策动，黄志刚又联络了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两人商定同时策动各自中队飞行员投向中央。但这些飞行员的家属均在广州，必须首先将飞行员家属撤离，妥善安置，方能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这个安置费用，需要五万大洋。
相对于要做的事，这笔钱不算多。但对于特务处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务处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因此，郑介民发这个电报也是有些为难的，担心事情砸在这笔钱上。不料，戴笠接电报后，却像没走脑子一般，当即回电：三日内送款到港。
戴笠如此畅快，自然是胸有成竹，可惜他想得太简单了。
原以为拿出区区五万元，便可带动连锁反应，消弭战火，既可让百姓免遭兵燹之灾，又可节省大量军费开支，何乐而不为？没想到在蒋介石那里，这笔账不是这样算的。
常言说不见兔子不撒鹰，五万元拿出去，谁敢保证不会打了水漂？可反过来说，又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故而戴笠赶到蒋介石官邸，陈述策反经过提出拨款五万元后，蒋介石颇费踌躇，考虑到策反粤空军与航空委员会有关，就对戴笠说：
“好，你去找周至柔商量吧。”
周至柔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如今是国民政府陆军中将，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这位正统“科班”出身的高官眼里，戴笠这个黄埔军校肄业生，与草根老兵油子无异；他和他的那帮下属，不过是一群只会打小报告、盯梢、抓人的角色，与鸡鸣狗盗无异，根本干不成大事。
当然，关键是蒋介石让戴笠去找周至柔商量，而不是直接命令周至柔拿钱。商量，对周至柔来说在可办可不办之间，凭戴笠与周至柔的素无往来，凭周至柔对戴笠及其特务处的不屑一顾，结果是，戴笠兴冲冲满怀希望而来，等候他的是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周至柔说：“八字没一撇你就要钱，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的！”
戴笠愣了一下，被噎得肚子里冒火，懒得和他废话，调头就走。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通知交通科长胡子萍，预订两张去上海的卧铺票，并特地叮嘱：“必须是今天晚上的票！”
说完，一边向后院走，一边愤愤不平地嘟哝着：
“区区五万，给我摆迷魂阵，我就不信，缺了臭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
当晚，戴笠便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果然，第二天晚饭时分，戴笠得胜而归。一看他那副精神抖擞的样子，特务处内勤人员便都知道，他此次外出必定一帆风顺。
戴笠与贾金南一起走进后院办公室，贾金南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戴笠让他将小皮箱放好，去饭厅通知胡子萍与徐亮，晚饭后过来一趟。
戴笠一向爱干净，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习惯，只要在家，毛秀丛总是争着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贾金南去饭厅的空当，毛秀丛已经准备好洗澡水，照顾戴笠洗完澡。
一个热水澡，冲去了来去匆匆的一身疲惫，坐在椅子上，端着毛秀丛冲好的清茶，戴笠这才感到了轻松。
三天，说到就必须做到。
可是昨天晚上，他的确是悬着一颗心的。说是胸有成竹，钱没拿到手一切都不作数，毕竟五万元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时找不到人，或者一时钱不凑手等，各种情况都有可能碰到，尤其时间不等人。还好，一切顺利。
至于这笔钱的来源，戴笠自己没说。后来众说纷纭，大多似无可靠依据，如有资料载：
戴笠在上海有一个红颜知己，是一个名叫许兆贤的名女人。戴笠找到许兆贤，让她帮着想想办法，看看找谁能借到五万元。
许兆贤想了想，似乎找谁都难说马上能凑齐这笔钱，就摘下自己脖子上的项链交给戴笠，说拿去典当足够五万元，让戴笠先拿去救急。
若果真这样，岂不是十分荒谬！
首先，戴笠明知许兆贤没钱，却让她找人借钱岂不是十分渺茫，如何能在一天之内借到这笔钱？
再者，与其找许兆贤给借，戴笠何不自己去借？
这时候鸡鹅巷“开张”已四年有余，不算戴笠以前在上海的关系，以戴笠长袖善舞的性格，四年间建立的关系绝不会亚于一个社会上的女人。
何况，戴笠一向大男子主义严重，怎会去向一个女人求告，那和吃软饭有何差别？
更何况，戴笠有两个把臂论交的结拜兄弟，在上海滩都算得上富翁级别，虽说论财力杨虎比不上杜月笙，五万块也绝对是小菜一碟。而杜月笙，不仅用钱堪称上海滩第一大手笔，为人更是侠肝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一掷千金绝对了无吝色。
戴笠何需舍近求远，在十万火急的一天时间内，不去找有十分把握的结拜兄弟，而是找一个女人去给借？
戴笠下车后直奔华格臬路杜公馆，这一说法当为属实。
杜月笙正躺在大烟榻上吞云吐雾，聊做小憩，忽听管家万墨林来报：
“爷叔，戴先生来了。”
一般瘾君子吸食鸦片，吸不完一筒不舍得放下烟枪，杜月笙则不然，往往吸食几口，聊解疲乏便可。如今一听戴笠上门，更是忙不迭地丢下烟枪，趿拉着鞋迎出门外。戴笠一直劝他戒掉烟霞癖，他因而也不愿意让戴笠看到他缠绵烟榻。
两人在古董间坐下，戴笠没来得及喝一口茶，便直奔主题：
“月笙哥，你眼下手头是否宽裕，我需要借五万急用。”
虽说是结拜兄弟，戴笠向来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杜月笙知道他忙，也向来不会耽搁他的时间，坐下之后便洗耳恭听。
五万，杜月笙听完没眨一下眼，回头吩咐管家万墨林说：
“你马上去办。”
“这么大一笔款子，月笙哥怎么不问问用项？”
“你做的是大事，我为何要问？再说，就算你欠了赌债，为兄的难道就不替你还吗？”
这句话，足见这对拜把兄弟关系之非同一般。
戴笠与杜月笙的关系，向来众说纷纭。一说杜月笙走私数额巨大的毒品，被戴笠查获后放行，因此两人沆瀣一气；一说戴笠为贴补特务处经费，得到蒋介石默许，在上海制毒贩毒，与杜月笙有毒品生意上的往来。
其实两种说法皆出于野史小说，无可考证。
抗战前的特务处，既无缉私权，亦无缉毒权，哪里会有什么“查获后放行”的事情发生？而设在上海的派出机构——开始的上海区，嗣后的华东区、上海特区，其所属各组分工明确，仅对付各路反蒋势力及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便都忙得焦头烂额，又何来制毒贩毒的人力与机构？
杜月笙为人历来侠义豪爽，戴笠自然深有体会，若非这笔款子数额巨大，他也不会多问一个“怎么”。
当胡子萍与徐亮来到戴笠的办公室后，戴笠吩咐胡子萍马上安排下去，办一张入港证，预订一张翌日飞香港的机票，然后指着那只盛钞票的小皮箱，对徐亮说：
“明天就烦劳你跑一趟，去香港，把这笔钱交给郑先生。”
果然，五万元送去十天不到，即7月2日，广东空军七架飞机投奔中央，领头的正是陈振兴的同学黄志刚。
黄志刚率第五中队的四架轰炸机，利用训练机会，在从化起飞；黄居谷率第二中队的三架驱逐机，从天河起飞，直抵南昌机场，并联名发表通电脱离陈济棠归顺南京政府。
敦请林虎出山
七架飞机，看起来数目不大，对粤军所起的震动作用却非同小可。尤其七人通电，对陈济棠发起声讨，足以起到动摇军心的作用。蒋介石和周至柔都看到了特务处的能量，同时意识到：若将广东空军全部收买过来，即可扼住粤军咽喉，消弭战火指日可待。
蒋介石命令戴笠，继续瓦解广东空军。戴笠即电令郑介民，扩大对广东空军的策反对象，争取将整个广东空军一举拿下。
随后，蒋介石将策反广东陆军的任务也交给了特务处。此前这个工作是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
蒋介石追随孙中山时曾任粤军参谋长，对广东情况比较熟悉，他认为只要把一个人请出来，让他与陈济棠的陆军高级将领见见面，说说话，亮明一下自己的观点，广东陆军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这个人，是粤军元老级人物林虎。
林虎，广西陆川人，生于1887年，与蒋介石同龄。早年参加同盟会，“二次革命”时曾任江西讨袁军左翼司令，护国战争中任第六军军长，后任广东军政府陆军部次长、粤桂边防总司令等职。1922年随陈炯明叛变，出任粤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1925年被国民革命军打败，从此退出军政界，长期隐居香港。
林虎在粤军中“打打杀杀”多年，门生袍泽遍布两广，葭莩之亲、乡党之谊比比皆是，陈济棠也曾是他的下属，蒋介石选定林虎，就是看中了林虎在粤军中的关系、威望与影响力。
然而，蒋介石先后派出两名重量级人物赴港，敦请林虎“出山”，均吃了闭门羹。
这两人，一个是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一个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
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生于1880年，比林虎年长七岁，与林虎有着较深的“渊源”。林虎在两广都司令部任第四师师长时，杨永泰任财政局长；林虎在军务院任第六军军长时，杨永泰任参议院议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林虎任广东军政府陆军部次长时，杨永泰任军政府财政厅厅长……这一武一文，或者说一军一政，相处和谐，来往颇多。
黄绍竑与之相比虽是“后生”，却是广西容县人，与林虎有乡亲情分。
如此两个重要人物都先后碰了钉子，戴笠能派出什么样的阵容呢？放眼整个特务处，论及身份、地位、资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杨、黄二人。戴笠接手后，决定另辟蹊径，不拼身份，而是“对症下药”。
对症，首先要从广西籍中找线索。在听蒋介石交代任务的时候，戴笠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设想，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进院子，正遇到徐亮从机要室出来，随即将徐亮叫到后院他的办公室，介绍了蒋介石交代的策反广东陆军的情况，然后问：
“你想一下，在军校第六期，当然也不局限第六期，就是在广西籍的同志中，有没有比较谈得来的可靠的朋友。”
“既谈得来又可靠的朋友，第六期有一个，这个人你也知道，就是广西的何峨芳。”
何峨芳，广西苍梧人，生于1908年，与徐亮、王孔安同时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
戴笠因第六期第一批考生考试时落榜，参加第二批考生的考试后才被录取，所以被编在入伍生直属团第十七连，徐亮、王孔安、何峨芳被编在入伍生团二营七连。因而戴笠对何峨芳并不熟悉，只是听徐亮提起过，说他是块干特工的好材料。
徐亮又介绍了何峨芳的近况，戴笠也觉得此人可靠，不妨一试：
“好，你去给梁干乔发电报，让他登门拜访何峨芳。”
此时何峨芳在广州市社训总队任团长，梁干乔正潜伏在广州，戴笠的电报发过去，要求梁干乔与何峨芳商量，一定要找到可靠关系，敲开林虎的大门，最起码要将蒋介石的亲笔信送进去，而且不得延迟。
事实上，何峨芳的桂籍身份，并不代表与林虎有什么瓜葛，黄绍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一点戴笠与徐亮都清楚。他们希望的是，何峨芳能通过广西的同乡，挖出与林虎搭得上关系的人。
没想到，事情竟然出奇的顺利。当梁干乔登门拜访何峨芳，说明来意之后，何峨芳说：
“这个事好办，你去上海找陈文波，只要能说服陈文波，就能敲开林虎的大门。”
何峨芳说得如此轻松，倒让梁干乔有些弄不懂了：
“陈文波是谁？”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与林先生关系非同一般。”
事实上，陈文波是谁还是很重要的。当何峨芳说出他的身份之后，梁干乔着实吃了一惊——他是陈济棠的同宗族亲，曾出任虎门要塞司令。
这就更奇怪了，陈济棠的同宗族亲，怎会胳膊肘向外扭？何峨芳说明缘由后，梁干乔这才明白，越是亲近的人，反目后的伤害越严重。都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世间又有几个凡夫俗子能做到呢？
陈文波与陈济棠因何反目，不得而知，只是因太过仇恨，陈文波找人挖了陈济棠的祖坟。陈济棠岂肯善罢甘休，非要拿陈文波的脑袋祭奠他的祖上。陈文波逃到上海租界躲了起来，风头过后就悄悄做起了生意，一不留神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
至于陈文波与林虎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能敲开林虎的门，何峨芳说：
“你去了，自会找到答案。”
这又很蹊跷，戴笠的本意是在林虎的同乡中找线索，以乡情打动林虎，何峨芳这个广西人又把“下家”推给了广东人。
梁干乔来到上海，按照何峨芳提供的地址，前去拜会陈文波。陈文波一听是为平定两广事变，拍着胸脯说：
“没问题！别的事我帮不上忙，敲开林先生的家门，那是小事一桩。”
一听这口气，梁干乔忙问：
“陈先生与林先生是故交？”
“算不上故交，但还算够交情，只是没见过面。”
这个回答更是蹊跷了，没见过面就有了很深的交情，梁干乔好奇地看着陈文波，等待下文。陈文波说：
“有句话叫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有两个侄子在林先生身边当副官，他发达的时候跟着，他战败隐退了，树倒猢狲散，两个侄子还是跟在他身边。他做寓公手头紧，我这几年赚了点钱，就给他在上海读书的公子，每月送200块大洋，已经两年了。这个钱说多不多，可也是雪中送炭的情谊，你说这个交情够不够？”
“陈先生真是古道热肠，侠义之人！”梁干乔翘起大拇指，啧啧赞叹。
陈文波答应去香港走一趟，但具体的说服工作，需要南京方面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做。他表示：
“林先生隐居多年，不问外间事，谢绝与任何军政方面人员来往。能否请他出山，全看说客的嘴皮子了。”
梁干乔当晚返回南京，向戴笠汇报。
撬动广东陆军
这天戴笠去浙江警校公干，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已是晚上八点多。由于天气炎热，一进门先冲了个冷水澡，然后到办公室，顾不上吃晚饭，便让贾金南将徐亮找来，询问策动林虎一事的进展。徐亮苦着脸说：
“今天还是没消息，何峨芳那边没回音，梁干乔也没联系上。”
戴笠这时已经憋了一肚子火，因为策动广东空军方面也不顺利，本应趁热打铁，郑介民却像缩头乌龟缩在壳里，就是不肯伸出脑袋，死守着香港不敢向广东移动半步，令戴笠又气又急却又无可奈何。如今策动陆军也无消息，这将如何向蒋介石交代！
更重要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策反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何峨芳不是团体的人，我无话可说。梁干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再去联系。”
戴笠说着心急，一拳砸在桌子上，由于用力过猛，桌上碗里的汤被震洒，贾金南赶紧过来收拾。
戴笠对下属发火是常有的事，但是对徐亮极少。面对徐亮，他每每会想起报考黄埔军校时，徐亮在宏信学旅替他交旅费的情景。素昧平生，能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这份情谊实在难能可贵。锦上添花无人记，雪中送炭难忘怀，没有那五块毫洋，没有徐亮与王孔安给他补课，他就不会有这后来的一切。
徐亮出去后，贾金南也端着汤碗出去，从饭厅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了急匆匆走进来的梁干乔，赶紧凑过去悄悄说：
“梁先生你快去吧，戴老板急得火上房了。”
梁干乔一听，知道戴笠等着急了。从广州去上海走得匆忙，没来得及汇报情况，到上海后因心里没底，就想拜访了陈文波再做打算，拜访之后就马不停蹄地来南京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他知道带来的消息足以给戴笠“灭火”，也不用贾金南通报，自己径直去了后院。
门开着，梁干乔直接走了进去。
戴笠低着头在看一份材料，偶然间一抬头，正看到走进来的梁干乔，站在灯光的暗处，不由得微微一怔，脸色瞬间由阴转晴：
“好啊干乔，黑灯瞎火的悄不声就进来了，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一直没结果，这不刚有点眉目，就直接赶过来了。”
好在这个结果对戴笠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戴笠听完汇报十分满意。
至于派谁做说客，能说会道之人特务处大有人在，梁干乔就是其中之一。但梁干乔潜伏广州，已在粤军中展开的多项策反工作不能中断，戴笠让他速回广州，派了另一位广东人张君嵩赴港。
张君嵩籍贯广东合浦（今属广西），生于1898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此时正在南京中央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深造。
接受任务后，张君嵩跟随陈文波同赴香港，果然一路畅通进入林府，受到林虎的热情接待。而张君嵩的“能说会道”似乎也没派上什么用场，因为林虎与陈文波谈得十分投机，他只是不失时机地递上了蒋介石的亲笔信。
蒋介石任粤军参谋长时与林虎还算有交情，如今蒋介石又身居国民政府要职，蒋介石的信林虎自然会重视。林虎也是深明大义之人，他虽然不问政事，却不能不关注时局，不能不关注国家命运。他知道两广起兵的目的，更知道日寇增兵华北。正如蒋介石信中所言，若此时同室操戈，必将酿成大战，予日寇可乘之机。
看罢信，林虎对张君嵩说：“你回去报告蒋先生，国难当头，我林某理当为国效力。”
第二天，林虎便去了广州。他准备策动的，主要是陈济棠手下的几个军长。
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广东高要人，生于1897年，字幄奇，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长期在粤军任职，为陈济棠的直接下属。陈济棠每提升一级，他便跟着高升一步，直至第一集团军成立，升任第一军军长。
然而，陈济棠对余汉谋并不信任，早在第一次桂粤战争中，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与陈济棠争夺势力，构陷余汉谋（时任第一旅旅长）通敌，以削弱陈济棠的军事实力。陈济棠竟不加思考，信以为真，将余汉谋抓捕关押。
后来粤军战场失利，桂军直逼广州，第一旅将士强烈要求释放余汉谋，陈济棠担心激起兵变广州难保，才不得不释放余汉谋。余汉谋返回部队后，立即部署反攻，最终打退桂军，取得第一次粤桂战争的胜利。此后陈济棠对余汉谋虽赏识有加，却也多有提防，借口协助南京政府“剿共”，将第一军驻地从广东调往江西。
陈济棠决定举兵之后，曾召集余汉谋等高级将领到广州开会，宣布“反蒋抗日”的意图，并不讳言以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其兄陈维周还特地强调说：
“此次出师，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已与日本领事联系，得到了他的同意。”
大家面面相觑，议论纷纷，余汉谋站起来公开表示反对，陈济棠不为所动。除余汉谋外，其他将领如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兼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空军司令黄光锐等，均不甘心被陈济棠带上绝路，开始做着另谋出路的打算。
有了这个背景，林虎对广东陆军上层的策动也就有了事半功倍的基础。
对于广东陆军基层将领的策动，梁干乔早已展开行动，并与潜伏在广东省政府缉私处四年之久的特工谢镇南取得联系；张君嵩离开香港后，也奉命来到广东。
张君嵩曾在粤军任职多年，与中下层将领较为熟悉，他的策动目标是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雄。巫剑雄是陈济棠最为重视的亲信，驻守广州门户韶关一带。张君嵩潜入韶关面见巫剑雄，晓以大义，巫剑雄同意予以配合。后来陈济棠手下第一悍将余汉谋公开反陈投靠中央，巫师果然主动撤离韶关，为余汉谋的部队进驻广州让路。
如此这般全方位行动，一举端掉广东陆军已是指日可待。
只是空军那边仍无进展，令戴笠心急如焚，很想亲自潜入广东，坐镇指挥。正在酝酿之际，郑介民的电报发到了特务处。当译电员将译好的电文送到戴笠办公室后，上面的寥寥数语，令戴笠瞪大眼睛看了好几遍，真怀疑自己看错了：
内容仍然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次的“东风”，竟然是200多万！
200万的交易
“200多万，真是狮子大张口，明摆着就是讹诈！这个陈卓林什么来路，竟然胃口如此之大！”
戴笠气得拍了桌子。
陈卓林，正是与郑介民接洽的要价之人。
陈卓林是广东空军的老人，籍贯广东新宁（今台山），生于1892年，留美学习飞行，回国后历任广东军政府航空局飞行师、广东军事飞行学校教官、北伐军总司令部飞机队队长、广州“国民政府”空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如今是陈济棠的空军参谋长。
郑介民与陈卓林原是旧识，怎奈郑介民待在香港，无法与陈卓林以及其他广东熟人直接取得联系。郑介民的观点一如从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熟人多是好事也是坏事，这坏事不言而喻，不外乎人心隔肚皮，保不准谁什么时候给告了密，落得他小命难保。
说来事有凑巧，也该着他坐享其成。有天梁干乔的族侄梁伯仑去空军俱乐部，巧遇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
见到陈卓林，梁伯仑眼前一亮：这不正是个最佳人选吗？可他不知陈卓林的心思，不敢贸然说什么，只好试探地搭讪着问：
“卓林兄，听说二中队丁纪徐给抓起来了，这事果真和他有牵连吗？”
梁伯仑指的是飞走七架飞机的事。丁纪徐是二中队队长，飞走的七架飞机中，有三架是二中队的，陈济棠下令抓走丁纪徐，意在杀鸡给猴看。却不料适得其反，因为丁纪徐对陈济棠一向忠心耿耿，这是众人皆知的，结果这一抓，让很多忠实于陈济棠的将领感到心寒。
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陈卓林知根知底，他用嘲笑的口吻说：
“要真和他有牵连，他还会留在这里等着给抓走吗？”
言外之意，他要是知道这件事，早跟着一起跑了，而且跑的不是三架飞机，是整个第二中队。
听陈卓林的口气，梁伯仑判断他不会跟着陈济棠一条道走到黑，便凑过去说：
“我看这事和南京有关，听说复兴社的郑介民最近一直住在香港，专门等着收买我们这边的人……”
陈卓林听后若有所思，面露微笑。梁伯仑说完若无其事地走了。他知道陈卓林在香港朋友也多，他若有什么想法，自然会有办法联系到郑介民。
果然没过几天，陈卓林便去了香港，主动找到了郑介民。
郑介民这个缩在壳里的“乌龟”，就这样一口咬到了天上掉下来的“肥肉”。
因一直未联系到可撬动整个空军的人物，郑介民正在大伤脑筋，见到陈卓林，犹如见到了大救星，可又不知陈卓林的真正来意，于是笑吟吟地说：
“陈参谋长，卓林兄，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想必是南京那阵风吧。”
郑介民一听，心里明白了大半，乐呵呵地等着陈卓林说下去。
陈卓林并不是来投靠中央的，而是不甘心被陈济棠带入绝路，想趁机捞一把，于是直接亮底说：
“我来做一笔交易，一笔大的交易。”
“卓林兄是畅快人，你开个价，我与南京方面联络。”
郑介民哪里会想到，陈卓林胃口大得不得了，张口就把郑介民吓了一跳：
“我可以说服黄光锐，将整个空军的飞机全部开走，每架飞机两万！”
两万，掷地有声，远远超出了进口新飞机的价格！如此算下来，100多架飞机全部北飞，那就是200多万！这实在是个天文数字，郑介民听完心里一下子凉了大半截。
陈卓林自然知道这个价过高，但策动整个空军北飞也实属不易。跑了七架飞机，一方面是对整个空军的震动，人心思变；而另一方面，陈济棠加强了防范，下令停止训练，将所有飞机开进机库，派宪兵把守；又指派党部政训处主任李鹤龄兼任空军政治部主任，监视空军动静。
“停止训练，飞机入库，从根本上杜绝了开跑飞机的机会，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代价。”
陈卓林的每一个理由，都在为要价而来。尤其事发后陈济棠赶到燕塘航校召集空军飞行员训话，劝勉大家“以整体为重，切勿妄动，若离开集体，投奔他处，寄人篱下，其结局是悲惨的”，说得情真意切，乃至声泪俱下。
“陈伯南的眼泪还是能打动人的，尤其这乡党之谊、乡亲情分。虽说大家都不愿打内战，可也担心投奔中央会落得寄人篱下，不如拿到一笔安置费，到时见机行事。”
陈卓林的话，细想想也不无道理，郑介民也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于是一纸电报发到了特务处，请戴笠定夺。
200多万，戴笠又如何定夺得了？五万蒋介石尚且不舍，何谈200万！
同样，戴笠也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毕竟时不我待，他很快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立即赶去蒋介石官邸报告。
蒋介石一听，一架旧飞机要两架新飞机的价格，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个陈卓林，纯粹是趁火打劫，此风不可助长！”
“校长，他趁火打劫，我们何不来个将计就计。”
“哦，说来听听。”
“陈卓林要价虽高，但说的是先付部分安置费，事成之后付清余款。事成之后杀伐决断，哪还由得了他？他想趁火打劫，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谁敢保证这笔预付款不会打了水漂？”
蒋介石这样一问，倒把戴笠问住了。其实这也是他最担心的，谁都不敢保证这个钱交出去，对方真能办成事，而且最后真能飞来100多架飞机。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上次那七架飞机就是先例。
最终，蒋介石亲自写了一张拨款条子，交给戴笠。至于这笔款子的具体数额，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几万元，有的说是十几万元。
上次五万元，戴笠派了徐亮去香港。这次，他必定要亲自去，他要亲自会会陈卓林，亲自签订合约。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戴笠飞香港之后，蒋介石又派原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秘密潜往广州，由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兼广东航空学校学科主任张云介绍，会见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