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策动整个空军的关键人物，陈卓林要高价，也是将说服黄光锐当作了主要筹码。仅凭他一个参谋长的力量，是难以达成目的的。
黄光锐，广东台山人，生于1898年，为旅美华侨，在美国考取飞行执照，北伐时回国，任航空队飞行员，翌年任航空队长，后任航空局长。陈济棠夺取广东空军后，被任命为广东空军司令。
黄光锐虽深受陈济棠器重，但对陈济棠的一意孤行早已不满。陈济棠听信其兄扶乩占卜，装神弄鬼，搞得乌烟瘴气，这是所有人都看不惯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劝陈济棠远离“小人”，结果被撤职，更是令将领们心寒。尤其陈济棠联络日本人助战，明摆着是把大家往火坑里带。黄光锐原本有意另谋出路，如今见到朱家骅，遂下定决心投靠南京政府。
但黄光锐绝不是为了钱，他拒绝做任何金钱交易。
陈卓林从香港归来后，找到黄光锐。黄光锐并不知陈卓林的私下交易，两人商量后，又找到几名中队长征求意见，一切进展顺利。
为配合策反，南京方面曾出动三架飞机到广州上空抛撒传单，广东空军因飞机入库无法还击，黄光锐趁机进言，陈济棠随后对飞机放松了管制。
陆、空军都已行动起来，海军自然也不能落下。出面策动广东海军的，是原广东海军总司令陈策。
陈策，广东琼山人（今属海南），生于1893年，肄业于广东海军学校，多年来在广东海军任职，曾协助孙中山在广州对抗陈炯明，1932年被陈济棠逼迫“下野”。广东海军中许多将领都曾是他部下，由他出面策动海军，自然是最佳人选。
陈济棠做梦也不会想到，正在大张旗鼓用兵之时，后院起火了……
粤军全面倒戈
7月5日，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兼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封金挂印，出走香港。此时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因进谏已被削职为民，李汉魂此举意在刺激手握重兵的余汉谋迅速举事。
7月6日，李汉魂在香港发“鱼”电声讨陈济棠。
同一天，余汉谋致电蒋介石，要求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7月8日，蒋介石派飞机将余汉谋从江西大庾驻地接走。临行前，余汉谋致电陈济棠，对他举兵反蒋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正当陈济棠为余汉谋的公开“叛变”气愤不已时，7月12日，海军的两艘鱼雷舰跑了。
陈济棠先后从欧洲购买四艘鱼雷舰，这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海上战斗舰艇，也是陈济棠海军中的精锐力量。陈策同时联络了四艘鱼雷舰舰长，商定同时出走。但在出走当天，由于通讯不畅，其中一舰长未能取得联系；而另一舰长在回舰途中汽车抛锚，错过了出走时间，最后只有两艘鱼雷舰成功出走，逃到香港暂时停泊。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撤销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兼广东绥靖主任。
同一天，返回江西大庾驻地的余汉谋，通电就职，并敦请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以免同室操戈。
然而，事到如今陈济棠并没有认识到败局已定，在白崇禧、李宗仁的鼓动下，于7月16日正式宣布成立“抗日救国联军”，与李宗仁分别就任正、副总司令。
也是在同一天，余汉谋率部南下，直抵广州门户韶关，拟定直驱广州。驻守韶关一带的陈济棠的心腹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雄，主动撤离韶关，为余汉谋的部队让路。
7月18日，是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与部下拟定的“胜利大逃亡”之日。就在此前一天，黄光锐已对100多架飞机的分飞批次做了安排，指定每架飞机的驾驶员、机械师和搭乘人员，并给每个飞行员发放了100元安置费。
18日第一批飞机80余架，先后从虎门、天河等机场起飞，直抵韶关曲江机场。
由于余汉谋并不知道广东空军的这次行动，为防止陈济棠派空军轰炸韶关，特地在驻地布防。当第一架飞机出现在曲江上空时，余汉谋差点下令高射机枪开火。
飞机很快着陆，这才知道是来投奔“中央”的。
紧接着，后面大批飞机盘旋而至。余汉谋喜出望外，当晚大摆筵席，盛情款待全体飞行员，并每人发放400元慰问金。
黄光锐与陈卓林并没有飞曲江，而是于当天转道香港，与特务处郑介民接洽善后事宜。黄光锐并不接受陈卓林所签订的合约，称“我们是为了国家统一，并非为了金钱”。
7月2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所有广东空军飞行员，为中队长以上军官颁发五等云麾勋章一枚。
随后，黄光锐被任命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当年12月兼任航空委员会委员，抗战后任空军委员会副委员长及成都空军司令；陈卓林被任命为空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
受了冤屈的丁纪徐被释放后赋闲在家，空军集体出走前也没有分到飞机，只好独自骑自行车去了香港，后被任命为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
空军集体出走的消息令陈济棠如醍醐灌顶，大梦初醒，喟然长叹：
“机不可失，原来并不是指机会，而是指飞机，飞机不可失啊！”
7月18日，陈济棠通电下野，在致余汉谋的电文中称：
“此后对于报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
都说成王败寇，下野后的陈济棠却不失大将风范。当天，陈济棠离穗赴港。
抗战爆发后，陈济棠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两广兼台湾宣慰使、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赴台后任“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1954年11月因病逝世。
没有了陈济棠在前面顶缸，桂系孤立无援，独木难支。蒋介石也知桂系向来不好相与，经过多方奔走调停，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由南京政府发布明令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委，黄旭初为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于9月16日在南宁分别宣誓就职。
历时三个半月的两广事变终于偃旗息鼓。
谁出卖了王亚樵
7月中旬陈济棠通电下野后，戴笠便旧案重提，开始继续追杀王亚樵。
然而在当时，广东虽归顺了“中央”，广西还是桂系的独立王国，且不说桂系还在与蒋介石“掰手腕”，即使桂系归顺南京政府，要想在桂系的地盘上动王亚樵一根汗毛，不得到桂系的默许也绝无可能。
但是戴笠胸有成竹，他认为只要找到王亚樵的下落，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可能”是有根据的，以桂系眼下的势单力薄，对抗下去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归顺“中央”是迟早的事，但终归要谈谈条件，讲讲斤斗。这个过程，正好用来寻找王亚樵的下落。
正是由于广西是桂系的老巢，当时特务处并未在广西建立站组，寻找王亚樵并非易事。戴笠把陈亦川找来询问计策。陈亦川虽然没有暴露，可余亚农走了，这条线索就断了。不过他脑瓜还算灵活，转念一想说：
“我和余立奎是老乡，我去试试，看能不能说服他？”
一听这话戴笠笑了，摇着头说：
“你和王老九也是老乡呢。”
话虽如此，试试也无妨，死马权当活马医。戴笠面授机宜，如此这般叮嘱一番。
余立奎和胡大海、周世平被引渡到南京后，一直关在特务处的大牢（丙地）里。陈亦川找到余立奎，以老乡的身份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可无论他用什么条件做交换，余立奎始终不肯说出王亚樵的下落。
一计不成，陈亦川又生一计，他对戴笠说：
“余立奎的姨太太余婉君一直没离开香港，她指望什么生活？显然是王老九在接济她。问题是，怎么撬开她的嘴。”
“哦？说说看。”
主意陈亦川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双管齐下，挑拨离间。
所谓双管齐下，就是一头缠住余婉君，一头缠住余立奎，制造矛盾与误会，借机套出王亚樵的下落。
戴笠随即派出特务处得力干将陈质平前往香港，接近余婉君。
陈质平是海南文昌人，正值而立之年。戴笠选中他，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多么英俊潇洒，虽然捯饬起来也不失一表人才；戴笠看中的是他的学识与智慧。
陈质平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在河南大学任教，是特务处不可多得的高才生。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行事风格低调的陈质平恂恂儒雅，颇有君子之风范，不正是寂寞少妇的无敌“杀手”吗？
余立奎在香港被关押期间，余婉君常去大牢中探望，陈亦川曾悄悄跟踪，得知了她的住址。陈质平到香港后，按照陈亦川提供的地址，在余婉君的寓所旁租房住了下来，很快与余婉君相识。
余婉君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子，喜欢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如今余立奎被捕，虽有王亚樵每月按时邮寄生活费，也只能勉强维持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开销，生活的窘迫和孤独寂寞让她苦不堪言。陈质平投其所好，常常邀她下馆子、进舞场，给她送钱、送礼物。可无论陈质平怎么套问，她都不肯透露王亚樵的住址。
陈质平只好退而求其次，称自己有事要去南京一趟，问余婉君是否愿意一同前去。余婉君正有狱中探夫之意，遂与陈质平一起来到南京。
而此时，大牢里的余立奎已被陈亦川“洗脑”。陈亦川这个老乡整天像苍蝇一样围着余立奎“嗡嗡”乱转，既在生活上做出关照余立奎的样子，又时时不忘诽谤王亚樵与余婉君，说他被引渡南京后，他们已勾搭到一起。
正是人言可畏，积毁销骨，同样的话听多了，不怕你不怀疑。余立奎是讲义气之人，在他的字典里，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何况是出身青楼的小老婆。他宁可相信余婉君背叛了他，也不会将这笔账记在王亚樵头上，坚决拒绝出卖王亚樵。
在这种情况下，余婉君探监来到南京，余立奎坚决不与她相见。陈亦川趁机告诉余婉君：
“余立奎不想见你，他在这里替王老九顶罪蹲大狱，你在外边被王老九包养，他能见你吗？”
余婉君一听被误会，更要证实自己的清白，请求陈亦川无论如何让他们见一面，当面解释清楚。陈亦川说：
“他不见你我也没办法。他说除非你把王老九抓来，把他救出去。”
余婉君信以为真，答应带人抓捕王老九，救丈夫出狱。
此时，王亚樵就住在广西梧州，托庇于李济深、陈铭枢之下。
李济深闲居祖籍广西梧州，住在距梧州市五六华里的李墟。1936年春末王亚樵来梧州后，改名匡云书，住在梧州市西江岸的一幢房子里。随行的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等人分别居住于梧州市内。
为王亚樵的安全与生活考虑，李济深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要求对王亚樵实施保护措施，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五百元生活费。考虑到王亚樵也是反蒋派，李、白欣然答应。
尽管如此，李、白对王亚樵未必像李济深那样以诚相待。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在回忆中称，王亚樵在此期间曾前后三次去南宁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均被拒绝。而“两广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对李、白而言，且不说粤军全体倒戈后再去劝说讨蒋不合时宜，即使在事变前仅凭桂系实力也无力与蒋介石抗争。所以李、白的三次答复不是“兵力不足”，“须从长计议”，便是“不能搞政治赌博，孤注一掷”。
李、白的态度，让王亚樵感到非常失望。说到底，桂系对他的“容留”与资助，不过是看李济深的面子。紧接着，又传来桂系与中央谈和的消息，王亚樵知道广西已非久留之地，萌生了投靠共产党的想法。因不知共产党是否愿意接纳，特地请李济深给中共领导人写了一封推荐函，他本人也写了一封请求接纳的亲笔信，交给余亚农与张献廷，让两人先去延安接洽。
后来，有人认为王亚樵之死，与他打算投共有直接关系。常恒芳就曾对王述樵说，“亚樵之死固戴笠杀害，但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关。白是反共的，亚樵密谋投共，被白发觉，岂能容之？当时，李与白正谋与蒋介石合作，戴笠获悉亚樵在梧州，即与白秘密交涉，以逮捕王亚樵为条件。白不同意在广西境内逮捕王亚樵，以免各方舆论，暗杀可以。广西管理极严，二十几个特务乘汽艇开进梧州，白岂有不知之理。亚樵之死，乃白崇禧开门揖盗……”
不管是不是白崇禧“开门揖盗”，总之，在余、张二人去延安不久，余婉君带着孩子来到梧州。她是和特务处20多名特务一起，从广州乘坐由广东缉私局提供的缉私艇抵达梧州的。
按原先的约定暗号，余婉君与王亚樵取得了联系，会面地点约在“新西旅馆”。
既然余婉君带来了余立奎的口信，王亚樵就没有不见之理。尽管郑抱真等人劝阻，王亚樵出于对余立奎的信任，还是应邀前往。
可惜他一生叱咤风云，却在明知广西不可久留，在李、白已与蒋介石合作宣誓就职的情况下，疏忽大意了。他没想到特务们会无孔不入，利用一个弱女子找到他——20多名特务正与余婉君一起等候在新西旅馆中。
为这次行动，戴笠派出了最强大阵容。
为首的是戴笠的警卫——特务处有名的神枪手王鲁翘。
王鲁翘与白世维一样，也是山东人。不同的是，白世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王鲁翘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是戴笠自己培养的弟子。按辈分，王鲁翘比白世维低了一辈；按年龄，王鲁翘比白世维年轻七八岁；按枪法，王鲁翘不在白世维之下，据说他开枪不用瞄准，300米内抬手就打，一枪毙命。
这天是1936年10月20日。
黄昏时分，天色昏暗。王亚樵毫无防范地走进了新西旅馆，一进门就被特务们堵在了屋内。
王鲁翘的神枪没有派上用场，如此近的距离，特务们首先使用的是短刀，致命的一刀从背后插入，刺中心脏，王亚樵当场气绝身亡。
连同王亚樵的四名保镖，无一幸免。
王亚樵死后第十天，余亚农、张献廷回到梧州，准备接王亚樵去延安。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曾经威震上海滩、令国民党高层惶恐不安的“暗杀大王”，此时已含恨九泉。
这是戴笠的又一件得意之作，他为蒋介石及其他政坛要角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感到释然。此后十年间，再没有发生针对国民党权贵名流的暗杀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