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赴死，对校长忠心可鉴
东北军有异动
“两广事变”结束后，戴笠在布置“制裁”王亚樵的同时，还在忙着筹办组建“中国警察协进会”，并在浙江警官学校与内政部高等警官学校合并为“中央警官学校”后，出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该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戴笠实际控制了中央警官学校。
有天戴笠忙里偷闲，到洪公祠一号特务处本部会见一位朋友。聊兴正浓时，负责人事交通的胡子萍送来一份加急“信件”，说是北平的同志亲自送来的。
派人从北平送“信件”过来，想必是极重要的情报，或者涉及极重要人物。“信件”是一个封好的纸包，看样子里面是一本书。戴笠接过“信件”，随口问：
“人走了吗？”
“没有，还在鸡鹅巷。”
“还有事？”
“倒是没什么事。”
“没事你安排他回去吧。”
戴笠急着打发胡子萍离开，好继续与客人谈话。但胡子萍为难地说：
“戴先生，金柜里没钱了。”
胡子萍的声音不高，坐在旁边的客人却能听得很清楚。戴笠自打报考黄埔军校以来性格改变不少，唯好面子这点不曾改变，尤其当着重要客人的面，时不时会打肿脸充胖子，如今胡子萍毫不避讳地说出了特务处的窘境，让他顿觉脸上无光，当即说：
“胡扯什么，堂堂的特务处会没钱吗？如果我们没钱，长江的水都会干掉。”说着随手写了张条子交给胡子萍，“你去找衮甫提钱。”
衮甫就是戴笠的表妹夫张冠夫，胡子萍何尝不知道张冠夫是特务处管金柜的，问题是金柜里空着的时候多，有钱的时候少，眼下正值柜中羞涩，何来的钱可提？好在胡子萍了解戴笠，很快就明白了戴笠的意思，赶紧闭上嘴巴躲到一边去了。
送走客人之后，戴笠才对胡子萍说：
“你真糊涂，不知道那位客人是谁，就大喊没钱，也不考虑影响。”
“那位客人是谁？”
“唐老四！”
“唐老四？”这个名字果然让胡子萍大吃一惊。
唐老四就是大名鼎鼎的湘军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
唐生明，字季澧，生于1906年，在家排行老四，湖南东安人。
与戴笠“双凤朝阳格”的命相相比，唐生明才真正是衔着“金汤匙”下凡的幸运儿。戴笠十年蹉跎多年打拼才终于坐上“处长”的位子，唐生明则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大树底下好乘凉。
这棵大树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兄长、敢与蒋介石“叫板”的湘军健将唐生智。
而其显赫家世，为这兄弟俩登上历史舞台做了实力雄厚的铺垫。其祖父唐本有，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猛将，官授广西提督；其父唐承绪亦官亦商，置下丰厚家业。唐生明自幼过着席丰履厚养尊处优的生活，戴笠那种上山下田、辗转打流、挨饿受冻的生活经历，对他来说有如天方夜谭。
唐生智对这个比他小了整整16岁的弟弟爱护有加。在兄长这棵挡风遮雨的大树下，唐老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处处如鱼得水，坐享其成。与戴笠报考黄埔军校之艰难相比，唐老四是被其兄保送进黄埔的，而且是第四期，比戴笠早了两期；与戴笠离校之初经历失业、义务做情报、跑单帮相比，唐老四军校一毕业即任学生队副总队长，旋任团长、副师长；到1931年戴笠刚刚在鸡鹅巷组建十人团的时候，25岁的唐生明便已经是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随后被蒋介石送进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晋升为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
但让唐老四出名的，不是他的显赫身世与少年得志，而是他那场令人瞩目的婚姻。他不顾一切对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徐来展开攻势，最终抱得美人归，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人的风流艳闻成为京沪各类报纸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唐老四金屋藏娇后仍不满足，四处拈花惹草，实在是“乱花渐欲迷人眼”，陷入“花丛”而不能自拔，成为各大小报源源不断的花边素材，唐老四也从此成为国民政府高官中的另类。
胡子萍吃惊的倒不是唐老四本人的与众不同，而是他们的戴老板怎么会拿出宝贵时间，与这种花花公子闲扯淡。戴笠却笑着说：
“别小看了这位大少爷，大事上绝不糊涂，还有他那位时不时就造下反的兄长，都是不能忽视的信息资源。干我们这行的，哪个道上的朋友都要有，关键时候都会有用。”
也由于杨虎与唐生明过从甚密，戴笠与唐生明也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那个差点成了戴笠第二任夫人的余淑恒，就是由唐生明引荐成为戴笠的秘书的。抗战时期戴笠派唐生明潜回上海，打入汪伪政府卧底，这位公子哥的身份还真派上了用场，对瓦解汉奸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是后话。
说完唐生明，戴笠这才忙着去看那封加急“信件”，打开纸包，里面是一本书，在其中一页空白处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内容是东北军有“异动”。称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暗中通共，在共军放回东北军被俘官兵后，与共军代表约定，以后如奉令“进剿”，必事先通知共军，使之从容撤避。王以哲并说服张汉卿，先后数次秘密飞往洛川与肤施，与中共领导人李克农、周恩来等人晤面，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张汉卿在西安附近王曲镇创办的“军官训练团”，就是为反蒋抗日培训骨干力量的……
情报是潜伏在东北军六十七军的情报员刘宗汉（公开身份为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发来的。由于担心泄密，特派专人辗转送来。
看到这份情报，戴笠心头骤然沉重起来，“两广事变”刚平定不久，难道西北又要“出事”？戴笠这个想法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近来的各种情报都透露着同一个信息：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已与红军结成抗日反蒋“铁三角”。
来自西北的情报，得益于特务处工作重点向西北的扩展。特务处成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地区，主要是东南的京沪杭地区和华北的平津冀地区。南京作为国府所在地，重要性自不待言；上海由于租界原因与交通的便利，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聚集地，特务处的工作重点，便针对各反蒋势力与中共地下组织展开；平津冀的情报组织，则随着日军对华北的蚕食逐渐扩大，工作重点也转为对日谍报。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后，开始支持和利用德王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建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府”，企图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类似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伪蒙古国。因此，特务处在华北的对日情报，也随之向察绥地区扩展。乔家才、马汉三、张际春等即为此间对日谍战中涌现出的佼佼者。
此后，随着1935年9月红军进入陕甘地区，特务处的工作重心迅疾扩展到西北。
西北的省级特务机构于1934年设立。陕西站站长马志超，公开身份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兼西北“剿总”军警督察处副处长；甘肃站站长史铭，公开身份是甘肃省会警察局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自从特务处打入警界，各地外勤特务组织及人员便陆续有了公开身份的掩护，为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
红军进入陕甘的同时，特务处旋即建立西北区，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
第一任区长张毅夫，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但没几个月，即1936年年初，张毅夫因工作需要他调，江雄风出任第二任区长兼第三科科长。
江雄风上任不久，有关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异动”的情报便不断传来。
据戴笠掌握的情报，自1936年初到3月，在王以哲的联络下，张学良先后两次飞洛川，在六十七军军部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而此前，六十七军战俘已被红军放回。
四五月间，张学良由王以哲及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陪同，先后两次赴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学良坚定了“抗日反蒋”的决心。
与此同时，中共也加强了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到9月后，一向谨慎的杨虎城终于加入西北大联合阵营，并同意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同意在西安设立与陕北联络的专用电台。
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与西北军在“剿共”中的“消极怠工”也就可想而知了；互通情报，联合对付中央军亦在情理之中，据说张学良还曾向红军赠送枪支弹药，并给予经济援助。
戴笠知道，一旦西北举事，绝不会像“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那样三下五除二即可摆平，与西北“铁三角”的战斗力相比，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粤军、桂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戴笠不敢耽搁，立刻赶往位于中央军校的蒋介石官邸。
惊闻，校长下落不明
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官邸，又名“憩庐”，建造于1929年，分上下两层，一楼东侧是客厅，中间为餐厅，西侧是宋美龄的小会客室。书房与卧室均在楼上，楼上还有一间专门用来会见内亲的客厅。
此时，蒋介石正在一楼餐厅与宋美龄共进晚餐。
说起来，自打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蒋介石就无一日不是处在摁下葫芦起来瓢的局势之中。“两广事变”已让他焦头烂额，尤其对付桂系，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好不容易摆平桂系返回南昌，稍作布置后回到南京，可屁股还没坐稳，戴笠就找上门来了。
随着一步步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助手，戴笠已有了不用通报即可随时进出蒋介石官邸的特权。得知蒋介石正在吃饭后，戴笠便站在客厅里等候。
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大幅合影照片，孙中山着中山装坐在前边，蒋介石一身戎装、佩戴宝剑侍立在侧后。照片上方悬挂着孙中山送给蒋介石的手书条幅：
“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介石吾弟嘱书，孙文。”
正望着照片中的人和条幅中的字出神，身后传来蒋介石的问话：
“戴科长，什么事？”
自从戴笠接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蒋介石就一直称他为“戴科长”。
戴笠像往常一样，先向蒋介石行礼，然后递上那份已经誊写清楚的情报。蒋介石看后沉思不语，在屋里来回踱步。戴笠知道事关重大，西安情况复杂，便主动要求去一趟西安：
“校长，不如我先去摸一下情况，然后再找张副司令谈谈？”
“不用。”蒋介石摆摆手，很干脆地说，“西北那边我自有安排，你现在要去一下广州。”
“广州？”戴笠一时没明白蒋介石的意思。
“子良在广州忙不过来，你去把广东的缉私部队和机关接过来。”
“两广事变”结束后，广东的割据状态被消除，其地盘已正式划归中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广州行营主任，余汉谋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宋子良出任财政厅厅长。但由于宋子良同时兼任广东省财政特派员、禁烟缉私特派员等职，许多具体工作顾不过来。诸如缉私机关与缉私部队，是财政收入的一块肥肉，宋子良无力过问，很有可能就会被不相干的人吃掉。如此一大块肥肉，自然是交到自己人手里牢靠，戴笠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特务处历来经费紧张，有了这块肥肉，戴笠自然知道怎样去“开源”。
这对戴笠来说，无疑又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但他首先看中的并不是这块“肥肉”的油水，而是陈济棠的缉私部队。
戴笠在兼任中央警官学校主任委员之后，已加速向全国范围内各省市警察系统的渗透，但警察毕竟不是正规武装力量，随着特务处工作的开展，他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建立一支特务武装的必要性。若有了现成的缉私部队，不正好改编发展为特务处的武装部队吗？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将特务处本部工作安排一番，第二天即动身去了广州。
平定“两广事变”之初，戴笠建立了特务处广东站，调邢森洲任第一任广东站长，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当年底专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由谢镇南接任广东站站长。同时建立华南区，调吴乃宪出任华南区区长，驻香港开展工作。
吴乃宪原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于“两广事变”之前被戴笠调往香港，与邢森洲等人驻港澳窥察两广动向。
目前这几人均在广州，协助戴笠接收缉私机关与缉私部队。而宋子良（蒋介石妻弟，曾先后在外交部与中央银行任职）对管理缉私部队原本外行，又有蒋介石的指令，自然乐得赶快有人接手。因而戴笠的接管工作十分顺利，接下来就是改编缉私机关、扩充缉私部队了。
正当戴笠兴致勃勃准备改编这支队伍的时候，特务处的一封密电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电文中的寥寥数语，让他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他的整个精神支柱，也在瞬间轰然倒塌，他当时的心情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天塌地陷。
电文称，今晨华清池方向发生枪战，委员长下落不明……
“今晨”，即1936年12月12日清晨。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也是戴笠自成立特务处以来，遭受打击最大的日子。
在场的邢森洲、谢镇南等人见戴笠突然间脸色变得惨白，纷纷询问。戴笠扬了扬手上的电文，只说了句“出大事了”，便已声音哽咽，眼泪簌簌而下。
戴笠知道，无论在西安城内，还是华清池所在地临潼，都没有南京方面的驻军。西安在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把控之下，周边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戴笠虽命令陕西站站长马志超组织了一个便衣警卫组，驻扎华清池担当警卫，但这些便衣特务对付行刺杀手或可发挥作用，怎有能力对付荷枪实弹的军队？蒋介石身边除了贴身警卫再无其他保护力量，一旦发生兵变，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当天已无飞机，戴笠心急如焚，苦苦熬到第二天才乘飞机返回南京。
走进特务处，整个气氛一如这个肃杀的冬天，所有人脸上都像挂了一层霜。戴笠二话不说，直奔译电室。梁干乔、胡子萍、徐亮等人也纷纷闻讯赶来。
但等待他的是泥牛入海，除了事发当日早晨江雄风发来一封简短密电，其他在西北的各特务机构和直属通讯员，均杳无音讯。
如果说张、杨对蒋介石及随行中央大员采取了什么行动，官方通讯渠道被切断，那么，特务处的派出机构是躲在暗处的，无论西北区还是陕西站，以及其下属站、组，都应该迅速向特务处发送情报，怎会同时全部中断了联系？
戴笠即刻离开译电室，与梁干乔一道乘车前往位于白鹭洲的特务处总台。
由魏大铭主管的特务处总台，向来敬业精神可嘉，报务人员每天三班倒，日日如此，年年如是，总台的灯光一年365天不熄，以确保与全国各个区、站、组电台的联络畅通。
但是，从12月12日上午，陕西的所有电台全部没了音讯，总台与陕西的所有联络全部中断。
“怎么会这样？各支台、分台都是在暗处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些电台都不应该出现问题，继续呼叫！”
戴笠对魏大铭历来比较客气，这会儿已是瞪着血红的眼睛，声色俱厉：
“24小时之内必须叫通！必须在一天之内弄清委员长的情况！”
说到委员长，戴笠的声音变得嘶哑，眼泪瞬间涌满眼眶。他知道，即使蒋介石健在，也已经失去自由，生死难料。
“戴先生，如果我们的人没出事，应该早就通报情况了。”梁干乔提醒说。
这个道理戴笠自然明白，可眼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打听到消息。唯一能联系上的是胡宗南，胡部在宁夏与陕西毗连的大水坑一带与红军对峙中，截收了太原陈诚指挥部发出的电报，内容是：西安12日彻夜有枪声，情况不明；又截获到东北军王以哲对所部发出的电文，称“当前情况发生变化，应对胡军严密警戒”。胡宗南断定西安出事了，却不知详细情况。
“不如想想别的办法。”梁干乔又建议。
“别的办法？”听到这句话，戴笠的脑子倏然灵活起来，“对，安排人去西安。”
赶回特务处，戴笠立刻安排王蒲臣带两名特工包括一名报务员，携带电台驰赴潼关，并特地叮嘱王蒲臣说：
“到潼关后，可利用装载邮包的卡车做掩护，潜入西安，搜集情报，相机开展对叛军的策反工作。”
“叛军”这个词一出口，连戴笠自己也吓了一跳。一旦确定张、杨所部已成为“叛军”，那后果就太可怕了……
主战还是主和
安排好潜入西安的特工人员，戴笠立刻外出打探消息，这才知道南京政府早已乱成一锅粥。由于官方通讯被切断，南京方面完全得不到准确消息，一些私人通道传递着各种猜疑和揣测，甚至有人在风传，说蒋介石已在枪战中丧生。
当天上午，军政部长何应钦即得到密报，称驻西安周边的东北军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叛变，清晨西安临潼间有密集枪声，委座原下榻临潼，今下落不明。何应钦当即密电告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
这天是星期六，孔宋家族主要成员均在上海。孔祥熙在上海家中接到何应钦密电的时候，张学良致孔祥熙的密电也已发到南京。孔祥熙在电话中被告知电文内容，大体为张、杨发动了“兵谏”，蒋介石被扣押。孔祥熙当即密电张学良，请其“委婉相商”，“保护介公绝无危险”，随后与夫人宋霭龄赶到宋美龄在上海的寓所。
宋美龄正在家中召开航空委员会会议，这个消息对她无疑是一个沉痛打击。但宋美龄无愧于女中豪杰，她异常冷静，当即通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与他们一起连夜登上北去的列车，于次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
宋美龄第一时间想到端纳，这是因为端纳不仅是蒋介石的顾问、她和蒋介石的私人朋友，他也曾是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的顾问，与张氏父子相交甚深，张学良把他当伯叔、老师一样尊敬，由他去西安居间调停，是再好不过的人选。
这时的南京方面，已于事发当晚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两项重要决议：一是“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一是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但是否立即对张、杨两部实施军事讨伐，会上产生了分歧。
13日清晨，中央大员再次聚集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尽管争论激烈，但无外乎两种主张：一种是主战，主张立即实施军事讨伐；一种是主和，主张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最终，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决定采取快速严厉的军事行动，向张、杨两部开战！
宋美龄来到会场后，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她认为，在真相未明了之前决定军事讨伐，未免太过仓促。此事若处理不当，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为此与何应钦发生激烈争执。
在蒋介石生死未卜之际，何应钦一改对宋美龄一向恭谨的态度，用鄙夷的语气指责宋美龄：“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
宋美龄自然不是普通的妇道人家，她的学识、才智远在何应钦之上。她要求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弄清事变真相，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天下午，端纳受宋美龄、孔祥熙指派，携带宋美龄分别写给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洛阳，于14日下午由洛阳飞抵西安。
尽管如此，南京方面主战派的军事讨伐行动并未停止，而且在复兴社内部引起急剧分化。复兴社主要负责人常务干事贺衷寒、复兴社书记邓文仪等人急欲“改换门庭”，为抢占“拥立”头功，组织召开复兴社高级干部会议，表示坚定不移地站在何应钦“主战派”的一边。
在几乎一边倒的“主战”呼声中，戴笠与郑介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戴笠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称：
“在校长情况尚未明了的情况下，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未免唐突，唯政治谈判解决才能保校长安全。”
尽管戴笠说得委婉，没有把军事讨伐无异于“置校长生死于不顾”这样的话说出来，仍顷刻间成为众矢之的。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对戴笠横加指责，将“西安事变”爆发责任全部推到戴笠身上，指出戴笠身为特务处处长，对校长负有情报和保卫的双重责任，校长被扣押全系特务处工作失误所致，戴笠应负全责。
戴笠自然知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这个责任有多大，该怎样去承担，他本人还没来得及想那么多。从听到蒋介石身陷险境那一刻起，他就在千方百计寻求真相，寻求施救途径。
但是邓文仪早已为他想好该怎样承担这个责任，邓文仪公开扬言：
“特务处西北区事前失职，西北区负责人及特务处负责人若不死于张、杨之手，就应自杀以谢校长！”
“自杀以谢校长”，不仅说得冠冕堂皇，而且足够阴毒。在戴笠看来，校长尚在危难之中，学生岂有资格自杀！戴笠是知恩图报之人，他打流十年，承蒙蒋介石知遇之恩，不次拔擢，得以厕身近禁，他对蒋介石的感恩戴德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和他的特务处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他的命运是和蒋介石绑在一起的，万一蒋介石遭遇什么不测，他和他的特务处将整个跟着“翘辫子”！
所以，即使死，也要为营救校长而死，也要死得“忠烈”！
正因为如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改换门庭之想。
这一天，戴笠立下遗嘱：“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复兴社要员蠢蠢欲动
贺衷寒、邓文仪都是复兴社要员，他们对戴笠的不满甚至说憎恨由来已久。
当年复兴社发起成立之时，除了戴笠，其他人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军校一二期老大哥，连三四期的都寥寥无几。戴笠这个第六期的晚辈能加入复兴社，完全得益于胡宗南的提携，大家不愿拂胡宗南的面子罢了，根本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而蒋介石偏偏选中戴笠出任特务处处长，令这些黄埔学长极为不满。而戴笠一上任便背靠复兴社“闹独立”，令贺衷寒忍无可忍，愤然提出改组特务处。
但戴笠的“闹独立”也是事出有因。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钦定了特务处本部单独的办公地点，表面上从属于复兴社，实际上不仅办公地点不在一起，具体工作也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作为保密工作，戴笠总不能将蒋介石的密令或上交蒋介石的情报，再向复兴社干事处汇报一遍。
在这种情况下，“改组”自然无法进行，贺衷寒更是落个烧鸡大窝脖。结果，复兴社成立四年多，反倒是戴笠深受其惠，干得风生水起，这让复兴社干事会的“高级干部”们情何以堪？
邓文仪对戴笠的嫉恨更为直接，他苦心经营数年的庞大特工队伍——南昌行营调查科及其各地派出机构和外勤人员，被戴笠不费吹灰之力全部接收，他怎咽得下这口窝囊气？
如今蒋介石被扣押，贺衷寒、邓文仪这些人终于有了出一口恶气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已凶多吉少，戴笠的处境则成为“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无论蒋介石结果如何，杀戴笠以谢蒋，都是名正言顺的。
只是戴笠不明白，复兴社成立之时，论起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根本无法与贺衷寒、邓文仪这些人相提并论。说起承蒙知遇之恩，贺、邓这些黄埔老大哥远在他之上。他们才是蒋介石倚为干城的心腹干将，他们可以对戴雨农有意见，甚至杀戴谢蒋，怎能置蒋介石生死于不顾？尽管他们把“武力救蒋”说得冠冕堂皇，可哪个不知“覆巢之下无完卵”？
会议最终通过武装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公开拥护和声援何应钦武力讨伐张、杨。
为博取何应钦的信任，贺衷寒还将力行社成员名册交给何应钦，任由何指挥调遣。且犹嫌不够，又向何应钦提出组建一支武装队伍，随即与邓文仪一道，在几天之内便搜罗了数百名军校毕业生，组成“讨逆赴难团”，准备亲自带兵开赴潼关，参加到进攻西安的战斗行列中。
对于复兴社的军职人员，贺、邓早已下达了参战命令，桂永清即率领全副德式装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迅速启程，定于16日或17日抵达华县前线。康泽也派出别动总队的两个大队，充当围攻西安的急先锋。
拥有重兵的胡宗南自然不会被遗忘，不仅接到何应钦的作战部署，更接到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等人攻打西安的指令。
但是，胡宗南与戴笠密电往来不断，对南京主战派的“心怀叵测”早已了如指掌。他口头上答应着，实际按兵不动，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实施真正营救蒋介石的行动。
此间，宋美龄先后约见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劝说他们放弃以大军围攻西安的主张，并在约见康泽时表示，处理事变“应以委员长的安全第一”为前提。然而事到如今，这些蒋介石的心腹弟子都在争抢对何应钦的“拥立”之功，哪里还会想着已沦为“阶下囚”的昔日校长？
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也是在这一天，王蒲臣他们已经潼关潜入西安并发回情报：中央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大批飞机开始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
渭南与西安相毗连，校长就在西安城里，原本生死未卜，此时实施轰炸，明摆着子弹不长眼，蒋介石性命难保。正当戴笠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之时，19日上午，宋子文的电话打到了特务处。
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宋子文清晰的声音：
“把郭增恺借我几天。”
“郭增恺？”
戴笠愣了一下，豁然明白过来。郭增恺是杨虎城的部下——西北绥靖公署参议，因《活路》（宣传联共抗日并谴责蒋介石的小册子）事件被戴笠的属下特工秘密逮捕，押解南京，关在特务处的监狱里。宋子文“借”郭增恺，毫无疑问是为了做杨虎城的工作，打开与张、杨和谈的大门。
戴笠猜得不错，宋子文已冲破重重阻力，准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斡旋。
这个消息，令戴笠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宋子文与张学良的关系，并不在戴笠与张学良之下。当年张学良染上阿芙蓉癖，就是在宋子文的帮助、照顾和监督下成功戒毒的。由宋子文前往西安斡旋，无疑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好兆头。
戴笠不敢耽搁，立刻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特务处“丙地”），亲自将郭增恺送到机场。
下午两点三十分，宋子文与郭增恺等人乘坐容克号飞机飞往洛阳，20日上午抵达西安。
蒋介石两进西安
其实，戴笠一直想不明白，张学良为何要采取如此过激的行动。如若弄得挑起大规模内战，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白白便宜了日本人！当然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明知张、杨两部有异动的情况下，为何不能提起重视，非要轻车简从深入“虎穴”，以致被张、杨“瓮中捉鳖”？
事实上，早在元月下旬张学良第一次飞洛川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时，蒋介石就已得到消息，此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的联络过程，亦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这些情报不仅来自特务处，还有来自西北“剿总”内部人员的报告，包括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复兴社骨干）等人。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暗中与红军妥协，蒋介石对此已屡见不鲜，故而开初对张、杨动态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直到东北军军官训练团公然以“联俄联共”相号召，蒋介石这才感到事态严重。
然而，蒋介石采取的应对措施却不怎么给力，先是表面上佯装不知，一切以军令行之。随后采取“清君侧”策略，发现一例清除一例，看上去丝毫没有怀疑到张学良，意在敲山震虎，在不影响与张学良关系的同时，制止东北军与中共的联络。
蒋介石如此用心良苦，一方面出于他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另一方面出于对张学良的看法和信任。
首先，张学良在关键时刻两次出手助蒋。
当年张作霖由京返奉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审时度势，果断“易帜”，使蒋介石顺利完成北伐，得以形式上统一中国；在辛亥革命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中原大战中，成为蒋方与阎、冯方争夺对象的张学良再次出手，在阎、冯已呈败势的关键时刻通电拥蒋，出兵入关，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对于张学良的两次援助，蒋介石亦是投桃报李。
中原大战结束后，1930年11月，蒋介石邀请张学良赴京，派出军政大员何应钦、朱培德、宋子文等前往浦口火车站站台迎接；在张学良过江时，鸣放19响礼炮隆重欢迎；同时，蒋介石夫妇以对等身份为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嗣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为异姓兄弟，宋美龄与于凤至结为干姐妹。宋美龄的母亲倪珪贞认于凤至为干女儿，蒋氏夫妇与张氏夫妇可谓亲上加亲。
这一切，让张学良既深感意外，又受宠若惊。
出于这样一种特殊关系，蒋介石有理由相信，张学良绝无背叛可能。而张学良“通共”的种种，不过是受人蛊惑。在蒋介石眼里，张学良是一个年幼无知的花花公子。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赴西安之前，特意在奉化约见杨虎城，暗示他不要希冀与张学良合作，称“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他是靠不住的”。
蒋介石很清楚，张学良的东北军兵力约22万，杨虎城的兵力约十万，而红军的兵力有七八万，如若张学良靠不住，一向谨慎的杨虎城绝不会冒险与红军合作。为达到分化拉拢的目的，蒋介石又亲切地对杨虎城说：
“你是我们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了，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的。”
正是由于对张学良的错估，也是蒋介石太过自信，自信能左右西北局面，在明知张、杨两部军队有“异动”的情况下，仍毫无防范，于10月22日前往西安，宣布进一步“剿共”计划，并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而此时的东北军，因痛失家园，抗日情绪高涨，迫切要求打回老家，收复故土，对打内战本身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加上军官训练团由王以哲主办，不仅以“联俄容共”相号召，甚至公开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重申“攘外必先安内”，必然引起训练团将士的反感。
10月28日张学良晋见蒋介石，希望停止“剿共”，要求率东北军赴绥远抗战，被蒋介石驳回。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汉卿乃如此无识，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可见蒋介石基于以往对张学良的看法，对张的意见并未提起重视。
10月29日蒋介石返回洛阳避寿。31日张学良特地约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人前往洛阳祝寿，借机再次进言，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次蒋介石还算有耐心，劝张学良说：
“攘外必先安内，共党已日暮途穷，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不死心，仍据理力争：
“此事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请蒋委员长慎重考虑。”
蒋介石看看阎、傅等人，厉声质问：
“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此次进谏仍以无果而终。但这时张学良的处境已十分艰难，一方面必须随时保持与红军沟通，避免红军被中央军所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部署，继续“围剿”红军。可两方面兼顾，难免不会露出破绽，一旦被抓住把柄，后果将十分严重。
就在这时，蒋介石指挥晋绥军打响了绥远抗战。对张学良来说，参加绥远抗战，正是摆脱困境的好机会。首先，东北军大举北迁，“剿共”必将受到影响甚至因此而停顿；而东北军进入绥远后，既与红军相距不远，又可就近接通苏联与外蒙古，说不定能代替红军打通国际路线，就此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
11月27日，张学良正式上书蒋介石，强烈要求率东北军赴绥远参战。
然而，这只是张学良的一厢情愿。蒋介石在“对日方案”的序列中，有冯玉祥与唐生智，而张学良仅为预备队队长。在张学良看来，这明明就是为人们对东北军的非议——军纪差、战斗力差做注脚。
就在这时，张学良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七君子”，查封了各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亡报刊。张学良愤怒之下，于12月2日亲自驾驶军用飞机，孤身直飞洛阳，再次直言进谏，强烈要求将东北军撤出“剿共”战场，开赴绥远参加抗战。
由于蒋介石不为所动，张学良情绪激动，严词指责蒋介石“专制”，与袁世凯、张宗昌无异。蒋介石毫不理会，却态度强硬地表示：“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张学良完全没有料到，“请缨抗战”未成，反倒更刺激了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决心，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12月4日晚，蒋介石一行乘火车由洛阳抵达临潼，次日上午入住华清池。
紧接着，一批重要军事将领、军政要员云集西安，包括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鄂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等。
与此同时，陇海路上战车滚滚，蒋鼎文等部十几个师正在向西北开来；刘峙指挥的十万大军已摆在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西进；万耀煌部陆续开入潼关，进驻咸阳；胡宗南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65架战机已调至西安与兰州……
蒋介石在洛阳一个月，为第六次“剿共”做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如今重回西安，显然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旦张、杨不服从命令，消极“剿共”，他将实施第二套方案，即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调出“剿共”战场，将陕甘两省全部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全面“剿共”。
临战换将乃兵家之大忌，蒋介石何尝不知其中利害，只是有备无患，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第二步棋。他仍然确信，东北军联共是张学良的部下所为，张学良不过是受部下蛊惑，其为人“小事精明，而心智不定”，“尚不至为国家害”。
然而，蒋介石不仅错看了张学良，同时也错估了西北形势。
张学良被逼无奈
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割据的特点，是发生“西安事变”的国内政治基础。
民国建立以来，自袁世凯以下，北洋大小军阀，无不假“共和”之名，倚仗手中军事实力，独霸一方。至蒋介石“统一中国”，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统一之后的现状，一方面是蒋介石千方百计削弱与吞并各地方实力派；一方面是各地方实力派千方百计予以抵制，甚至“合纵连横”，以致混战此起彼伏，直到以中央军获胜的中原大战结束，其结果也只是武力压服，而非真正统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换上“抗日”的招牌，假“抗日”之名，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之软肋，以保存实力，割据一方，甚至寻机扩大。背靠苏联并获得大量军援的“新疆王”盛世才如此，发动福州事变的李济深如此，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李宗仁亦不例外，那么张学良呢？
回溯张学良“易帜”后的历史，“九一八”事变之时下令东北军放弃抵抗，热河抗战中全线退却，宁背负“逃跑将军”之骂名，也不愿在前线为南京政府当炮灰，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保存实力。
然而，正因为丢了东北，张学良受到所有东北军人乃至东北民众的唾骂，若不能打回东北一雪前耻，他不仅愧对20多万东北军人，更无颜面对家乡父老。只有抗日才能返回家乡，只有抗日才能对得起为他抛头颅洒热血的东北军人，和无以数计流亡关内的家乡父老。随着时间的推延，他报仇雪耻的决心愈发强烈。
他原本寄希望于蒋介石发动全面抗战，可蒋介石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先“剿共”，东北军被拉上了“剿共”战场。
陕北劳山一战，东北军的一一〇师几乎全师被歼，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战死沙场；
富县榆林桥一役，东北军一〇七师之六一九团外带六二一团一个营被全歼，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生俘；
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一〇九师一个整师外带一〇六师一个团全军覆没，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
在为损兵折将痛心疾首之时，张学良发现，等到蒋介石开始进行抗日，他的东北军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开始怀疑蒋介石借刀杀人，他已不相信南京国民政府有抗战决心。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一改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做法，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张学良不仅看到了红军的战斗力，更看到了共产党抗日的决心。由于身边一直不乏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张学良开始倾向中共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刘鼎成为他的助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
正是在中共中央抗日的统一战线感召下，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
不料，在张学良与中共谋求打通苏联接受苏联援助的时候，蒋介石也在寻求与苏联结盟的机会，并秘密与中共谈判，寄希望于政治解决中共然后联俄抗日。
令张学良出乎意料而又不能接受的是，蒋介石一边与中共谈判，一边加紧“剿共”，使与中共暗中联合又处于“剿共”第一线的张学良进退两难。
而蒋介石坐镇西安调兵遣将、强势“剿共”的架势，让原本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张学良更加雪上加霜。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他既不能服从又不能反对，消极怠工或者与红军联手再无可能。然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一旦被撤出陕甘地区，不仅意味着张、杨与红军结成的“铁三角”被彻底拆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更有被蒋介石肢解吞并的可能。
张学良所能做的，只有劝蒋停止“剿共”，联共抗日。适得其反的结果，将张学良“逼上梁山”。
早在蒋介石10月下旬赴西安之时，杨虎城就曾给张学良献计：“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当时，张学良“闻之愕然，沉默不语”，他显然从未有过效法曹孟德的想法，也自知无曹孟德的雄才大略，他当即表示：“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如今时过境迁，张学良有了破釜沉舟的想法。
华清池生变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赶到华清池，再做最后的努力。他抱着以死相谏的决心，哪怕被蒋介石一枪崩了，也要把肚子里的话全部说完，因此慷慨激昂，直抒胸臆，说到动情处，以至声泪俱下，唏嘘不已，称：
“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已到了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无出路……”
但对蒋介石来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时刻。眼下严冬已至，红军接不到苏援，基本温饱尚难以解决，何以抵抗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事实上，中共已向张学良借款达六七十万元。离开张学良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红军面对的形势将更加严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