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看来，“现在‘剿共’军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怎听得进张学良如此哭谏，结果赫然震怒，斥责张学良“上了共产党的当”，并说：
“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张学良，他决定接受杨虎城的建议，发动事变。
回到西安后，张学良找到杨虎城，两人做了初步协商。12月8日两人再次会商，初步确定了兵谏计划，决定由东北军负责华清池抓捕蒋介石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十七路军负责拘捕南京方面军政要员，解除所属南京政府的军警宪特全部武装，抓捕和控制南京政府派出机构的人员，并扣留机场作战飞机和控制火车站等。约定双方分头进行准备，具体日期根据准备情况另定。
而蒋介石为督促东北军尽快“剿共”，特地约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共进早餐，对他们进行劝说，甚至敲打王以哲说：
“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别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
蒋介石的本意在于警告，一方面督促他们自觉“将功折罪”，另一方面用宽宏大量去感化他们，以达成积极“剿共”之目的。
殊不知，这个“敲打”非但没起到警示或感化的作用，反而将他们向相反的方向推了一把。“通共”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即使蒋介石眼下不计较，谁敢保证他不会秋后算账？不可否认的是，当两位忠实下属将这一“敲打”转达张学良之后，直接的后果，是加快了张学良的“兵谏”步伐，使之迅速定下举事日期。
12月11日，蒋介石召集来陕的军事将领、军政要员和张学良等人商议军事计划，定于次日（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于是，张、杨将举事时间定在当天夜里。
11日晚，张、杨在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联名宴请来陕中央要员，准备宴会一散，双方立即同时行动，先由张学良部在华清池扣押蒋介石，旋由杨虎城部在西安城内发起大抓捕。
就在这天下午，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忽然发觉西安的气氛有些异常，他立即赶赴临潼向蒋介石汇报。经陈诚一点，蒋介石似乎也恍然醒悟，觉得张、杨二人近日确实有些不对劲。为了进一步试探，蒋介石当即电话通知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去临潼参加军事会议。
张学良接到电话后，担心已走漏消息，颇为疑虑，但不去必将引起蒋介石怀疑。为稳妥起见，他决定独自一人去见蒋介石，以宴请中央要员为名让杨虎城留下。
与参加军事会议相比，宴请中央要员这个理由显然牵强，蒋介石疑心亦在情理之中。而更令蒋介石怀疑的，是张学良心神不定的表现，为此，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
直到要上床休息了，蒋介石还在为这件事耿耿于怀：
“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倘若蒋介石能在下午陈诚提出疑问之时，或晚上张学良离开之后当机立断，撤出华清池再做打算，或许历史将被改写。
如此“遂置之”，蒋介石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枪声骤起，蒋介石这才大梦初醒，赶紧在侍卫的保护下越墙逃走，爬上骊山躲藏。但很快被张学良的卫队搜出，押送西安，关进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内早已准备好的房间。
与此同时，来陕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所有中央军政要员与他们的幕僚、参谋人员，以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人，全部被抓捕扣押在西京招待所，西安城内所有南京方面的机构与人员悉数被控制。
兰州方面，东北军五十一军亦在当日凌晨接到张学良的密令，拘捕蒋系军政要员，解除驻兰州中央军武装，控制了机场及兰州全城。
登门宋公馆
尽管后来说起西安事变，张学良的口气不无戏谑与轻松，就是“教训一下这个老头子（蒋介石）”，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教训”潜伏着大规模战争的危机。
尤其，事变后的形势，并不在张学良的掌控之中。
12日凌晨，张学良密令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率部并联络中央军校四分校教导大队中的东北籍军士，夺取军事重镇洛阳，封锁机场。
以洛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谁控制了洛阳和洛阳机场，谁就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却不料，黄永安反而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
而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在接到杨虎城的密电后，本应率部从驻地大荔倍道兼进，渡过渭河占领潼关，却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使中央军抢先占领陇海线战略要地潼关及华阴，陕西大门豁然洞开。
正因为如此，中央军才得以由潼关迅速推进，直逼西安。加上位于甘肃等地的胡宗南、汤恩伯等各部中央军可随时从背后发起进攻，张、杨发动事变之初，便已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当时情况相当复杂，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叵测，企图利用军事讨伐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而失去自由的蒋介石为雪其辱，亦寄希望于中央军实施武力讨伐。
与端纳同去西安的力行社总干事、蒋介石的特勤总管黄仁霖，他受宋美龄和孔祥熙指派，此行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亲眼看到健康在世的蒋介石，然后遄返南京报告。他不肩负任何政治使命，因此张学良同意他与蒋介石见面，并警告他不要说话；他自己也明白，此行就是用眼睛完成任务，而不是用嘴巴。
张学良亦告诫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莫谈公事，但蒋介石仍秘密修书一封，并特地连念三遍之后才交给黄仁霖。黄仁霖深领其意，知道蒋介石暗示他记下信的内容，在信被扣留后仍能将其“口谕”带出。
信的内容是：命令中央军出兵西安，倘若“叛军”三日内不将他送回南京，即使踏过他的尸体前进，也在所不惜。
这正是张学良所担心的，试想这样一份“口谕”传到何应钦那里，岂不正中下怀？何应钦将有恃无恐地大规模轰炸西安。但黄仁霖是奉宋美龄、孔祥熙之命而来，报告对象定然不会是何应钦。孔、宋力主和平解决事变，为保蒋介石性命，绝不会让这样一份“口谕”传到何应钦那里。
当然，黄仁霖虽没有违禁用“嘴巴”，却在用“眼睛”的同时错用了“耳朵”。既然知晓了“口谕”内容，他便再无完成任务的机会。为以防万一，张学良将黄仁霖就地扣押，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将其释放。
幸好端纳不负重托，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到了蒋介石手中，宋美龄在信中称，“南京戏中有戏”，蒋介石终于同意下达停战手令。他在给何应钦的亲笔手令中称：
“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
这是12月17日，停战手令当即由蒋鼎文送出，18日抵达南京送到何应钦手中，轰炸暂时停止下来。那么星期六之后会怎样？倘若蒋介石不能顺利归来，何应钦会不会再次下令轰炸西安？
以戴笠的判断，结果不言而喻。
因此，从宋子文离开南京那一刻起，戴笠便翘首以待。21日下午五时，宋子文返回南京。戴笠闻讯后，迫不及待地赶往北极阁一号宋公馆，打探消息。
戴笠与宋子文的交往，要从抓捕宋子文的司机说起。在1931年7月上海北站发生的枪击案中，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遇刺身亡，宋子文侥幸逃生，他的司机也在同一天失踪了。此案在1932年王亚樵刺杀李顿未遂案中已告破，宋子文的司机却一直下落不明。宋子文怀疑这个司机是内鬼，否则在注意保密的情况下，外人不会掌握他的行踪。
1935年年初沈醉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任行动组长，在追查一桩银行抢劫案时，偶然发现其中一名案犯很像宋子文的司机（宋曾将其照片交到侦缉大队）。经上报戴笠批准，沈醉与行动组其他成员跟踪追击，在苏北农村将其抓捕归案，了却了宋子文一桩心事。
从此宋子文与戴笠有了某种默契，走动也多了起来，尤其后来在抗战中，两人更是互相支持，相互配合。
眼下，戴笠来到宋公馆，宋子文既无意外亦无见外，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呢。”
宋子文的话让戴笠为之一振，但宋子文并没说找他何事，而是示意他坐下，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说下去。
危急中请缨赴死
宋公馆的客厅里，凝重中流动着焦虑的气息。宋子文正向在座的宋美龄、宋霭龄等人介绍西安的情况。
戴笠全神贯注地听着，宋子文的每句话都透露出一个可怕的信息：校长处境危险！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日记》中记述说：
“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之作为行动的决策机构。张、杨任正副主任）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绝非凭空之威胁。”
“交给中共”，这句话令戴笠不寒而栗，这将比“杀死他”更为残酷。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且不说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别有用心，就是以营救蒋介石为目的的黄埔将领，在事变爆发之初、真相未明了之时，出于军人的本能，也是在一面通电全国谴责张、杨，或致电张、杨要求礼送蒋介石回京；一面积极部署，抢占先机，以掌握军事主动权，对西安形成军事震慑，迫使张、杨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让步和谈。此间，不仅有樊崧甫部奉命抢占潼关，攻占华阴，更有桂永清率教导大队杀气腾腾开赴陕西，在华县赤水与东北军对垒。胡宗南的部队亦在组织南下，回师救援。
但是，胡宗南等人的“主战”与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不同，他们是以救出蒋介石为目的，绝不会将战火烧到西安城内危及蒋介石性命。
何应钦正是利用了他们急于救蒋的迫切心情，企图将事变引向武力解决的途径。18日收到蒋介石手令之后，也只是停止了飞机轰炸，陆地的军事进攻并未停止，刘峙部仍开始围攻华县。
12月20日，中央军攻克华县，西安已笼罩在恐怖气氛中。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杨不得不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号召两军将士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
战争一触即发，蒋介石已成为俎上之肉。
这种紧张局势，无论用怎样和缓的语言来讲述，都难免令人胆战心惊。
从听说事变开始，戴笠就想过亲赴西安进行策反，营救蒋介石。如今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不能再等。他看看在座的宋美龄，恳求说：
“夫人，让我去西安吧，特务处在西北的一些机构和人员被控制了，但大多数特工没有被控制，还有隐蔽的直属通讯员和交联特工，前几天派去的人也已进入西安，我去了开展活动比较方便。”
“你去了反而会更麻烦。”
宋美龄摇摇头表示反对，她知道戴笠只效忠蒋介石一人，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尤其与蒋介石有嫌隙的地方实力派，早把他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戴笠自然也知道，特务处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安插情报人员，早就引起张、杨手下一些将领的不满。戴笠由于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对一些情报的处理会手下留情，对杨虎城则不然，所以十七路军将领恨不得将他这个特务头子一口吃掉。
但戴笠身上有一种特质，抛开政治立场，单说这种特质，还是可称道的，那就是忠诚、知恩图报。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如今领袖蒙难，他岂能苟且偷生？更何况，没有了蒋介石，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而复兴社那帮“高干”说得没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之过也”，特务处在西北有着重重谍报网络，竟无一人事先得到“兵谏”情报，戴笠难辞其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功赎罪，即使死也要死得无愧于校长。
戴笠已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说服蒋夫人，让他赴西安，为营救校长出一份力。无奈他的话对宋美龄毫无说服力。
其实，根本不用他本人出面请求，早有人为他铺平赴西安之路，这个人就是宋子文。准确地说不止宋子文一个人，还有他的好友张学良。在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决定要做几件事：
一、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宋子文之所以选中戴笠，完全是出于对戴笠的信任，这份信任里包含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和他多年来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敏锐、机警与足智多谋，当然还考虑到他与张学良非同一般的关系。
宋子文将这个决定告诉张、杨，两人表示同意。对于让宋美龄与戴笠来西安，宋子文与张学良可谓不谋而合。随后张学良写了两封信请宋子文转交，一封是写给宋美龄的，另一封就是写给戴笠的。
张学良深知复兴社首脑是蒋介石的心腹幕僚，试图通过戴笠提议，让复兴社派代表团去西安商谈。他相信，至少戴笠本人是会“应邀前来”的。
宋子文对宋美龄说：
“雨农与汉卿也是交换过金兰帖的兄弟，他去了对说服汉卿大有好处。”
有了这个前提，宋美龄终于点头答应。
宋子文将张学良的信交给戴笠，特地重复了张学良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倘若西安发生战争，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戴笠心领神会，他知道此番前去，不是需要亡命武夫，而是需要智慧和勇气，在危机时刻能够发挥作用，扭转局面。
看过张学良的信后，戴笠知道复兴社那些首脑是没指望的，建议宋子文与一些政府要员交换意见，分化和动摇主战派，推延讨伐张、杨的时间，减小战争几率，为寻求政治解决途径提供时间的保障。
宋子文对此表示赞同，随后去拜会了叶楚伧、顾祝同、蒋鼎文、孔祥熙、熊式辉以及何应钦等人。当天晚上，政府要员开会，讨论了宋子文的建议，即：
“四天之内，飞机不得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
在孔祥熙等主和派坚持下，宋子文终于冲破何应钦、熊式辉、叶楚伧等人的阻挠。当然，这个冲破的结果也仅仅是默许了他与宋美龄、戴笠、蒋鼎文赴西安，是否真的停止轰炸与进攻，以何应钦等人的别有用心，实在难以预料。
告别部属家人
离开宋公馆后，戴笠立即赶到洪公祠一号特务处本部安排“后事”。
说是“后事”并不为过，倘若戴笠个人秘密潜入西安开展活动，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危险，如今公开与宋氏兄妹进入西安，即使双方没有开火，也难免杨虎城的哪位部下会一不小心“擦枪走火”，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在特务处全体人员大会上，戴笠表情凝重，庄严发表“临终嘱托”：
“领袖蒙难，是我等失职，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校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唯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之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将来尽忠救国的责任，就全在各位肩上了……”
这番话，让在场的部属无不为之动容。肃穆的会场上有人在啜泣，很快啜泣声连成一片，跟随戴笠多年的张冠夫、胡子萍、徐亮等人，更是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
都说患难见真情，生离死别时刻表现出的感情，令戴笠既感动又欣慰，只好安慰大家：
“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是革命工作者的抱负。我既以身许国，忠于领袖，就无可惧之事。只要仰俯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古人所谓‘泰山崩于前而面不变’，就是一种无愧于心的修养表现，我自信尚有此修养。大家应为我此行高兴才对，我不要大家以眼泪为我送行，我要大家以掌声壮我行色！”
说完，他自己率先鼓起掌来。顿时，会场里掌声响成一片，可一张张脸上分明闪着泪光，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悲壮。
都说“慷慨死节易，从容就义难”，戴笠从受命出任特务处处长第一天起，就把“这颗脑袋拿下了”，抱着必死的决心何难之有？这也正是他区别于复兴社其他人的特质，不怕死，敢玩命。
会上，戴笠指定由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和书记长梁干乔代理他的工作，散会后又将两人以及胡子萍、徐亮、张冠夫等人留下，做了一番工作上的交代。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开始考虑怎样把家里安顿一下。母亲蓝月喜年事已高，妻子毛秀丛体弱多病，身边无人照顾不行。好在儿子戴藏宜已经长成21岁的大小伙子，倘若自己一去不归，儿子也能顶起这个家了。
戴藏宜正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戴笠吩咐人给他发电报，让他连夜赶回南京。他要与儿子见上一面，也好将这个家托付给他。
他决定次日临行前再向母亲辞行，免得老人家过早忧心。到后院探望过母亲后，他回办公室整理了一下文件，然后去了他与毛秀丛的卧房。
这个夜晚，整个鸡鹅巷五十三号静得出奇。大家都心情沉重，往日的说笑声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其在后院，勤务兵连走路都蹑手蹑脚，生怕弄出什么动静。
戴笠推门进来，倒把毛秀丛吓了一跳。她歪躺在床上，吃惊地看着戴笠，仿佛不认识似的。
毛秀丛惊愕的表情刺痛了戴笠的心，若在平时，他断乎不会注意到这些细枝末节。眼看生离死别，他才感到对妻子的愧疚。自打毛秀丛来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他整日忙忙碌碌，很少顾及她的感受。即使不外出，在夫妻俩的卧房里，他也常常是来无影去无踪，甚至当工作遇到压力，会不经意地拿毛秀丛当出气筒。
在床边坐下，戴笠准备交代“后事”。
见丈夫满脸温情，这让毛秀丛愕然之中又增加了几分迷惑，十年前戴笠将要离家南下时，也是一改常态，毛秀丛很快警觉起来：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是我要外出一次……”戴笠谨慎地选择着用词。
“外出？”
毛秀丛更加疑惑。外出对戴笠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不在家比在家的时候要多得多，何时特意向她打过招呼？
“是这样，校长在西安遇到点麻烦……”
戴笠终于用最轻松的语气将这件事说完，毛秀丛听着却是眼睛越瞪越大，随后泪水便止不住地簌簌而下，伴随着抑制不住的呜咽声。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哭着将她的丈夫紧紧抱住，好像生怕他会突然消失一样。
第二天一早，儿子戴藏宜回到家中。
戴藏宜的突然归来和后院里沉静的气氛，已使年过六旬的戴母蓝月喜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待戴笠向母亲辞行时，蓝月喜已从儿媳口中得知了一切。
戴笠是孝子，每次离开南京都要向母亲辞行，但这次，他不知道该怎样向母亲告别。望着母亲腮边的泪痕，他禁不住悲从心来，如年少时在保安出远门一样，双膝跪地，泪流满面：
“娘，自从接您到南京以后，孩儿奔忙国事，少尽孝道。不要说席履丰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现在儿子又要离开您，去很远的地方，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因为要做国家的儿子，以后也许再不能……”
说到伤心处，戴笠早已泣不成声。
戴母是明事理之人，她已经意识到，此一别，说不定就是永诀。但她强忍悲痛，不在儿子面前流泪，她很平静地安慰儿子说：
“我从年轻守寡，将你抚养成人，尝尽世间艰辛。今天看到你能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感到非常高兴。你能为国尽忠，又能心存孝思，我就放心了。我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很健康，如果有什么不方便，我会与家人回乡安居，你不必挂怀，去做你的事情吧。”
告别母亲，戴笠又对戴藏宜做了一番叮嘱，要他好好照顾母亲和祖母，随后乘车赶往机场。
11时许，飞机从南京机场起飞，先抵洛阳，再由洛阳转飞西安。飞机上，宋美龄、宋子文与端纳坐在前舱，戴笠与蒋鼎文、郭增恺等人坐在后舱。
下午约五时，飞机抵达西安机场。
被囚地下室
西安机场军警林立，戒备森严，飞机着陆后，不见有人前来接机。
机场负责官员给城里打了电话，十分钟后，张学良与杨虎城赶到机场。
张学良登上飞机，对宋美龄表示问候。宋美龄提出不要搜查她的行装，张学良诚惶诚恐地表示：“岂敢！岂敢！”
戴笠自然享受不到如此待遇，他最后一个走出飞机，刚一露头就被杨虎城看到，一下飞机立刻被杨的警卫搜身，随身携带的手枪被搜走。戴笠暗自庆幸，若非众目睽睽之下，若非宋氏兄妹在场，很难说他不会被当场“撂倒”。
随后，宋美龄前往高桂滋公馆照顾关押在那里的蒋介石，戴笠与宋子文、蒋鼎文乘车前往金家巷少帅府。在少帅府，宋子文与张、杨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做了初步讨论，戴笠与蒋鼎文一直陪在旁边。
会谈结束后，戴笠被张学良的警卫带走。原以为是被带到下榻地点，却七拐八拐进入到公馆地下室，当铁门“哐啷”一声被锁上的时候，戴笠这才意识到：完了，自己已插翅难飞！
直到这时戴笠才发现，自己的西安之行毫无意义，既无机会随侍蒋介石身边，更无机会联络下属了解外边情况，开展策反活动。
地下室里深邃阴暗，唯一一个通向外面世界的小门被锁死，由士兵在门外把守。由于远离了外面的世界，地下室里静得几乎听得见心跳。只有士兵来送饭的时候，才能听到一点声响——从幽远的地方传来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最后停在门口。
深居地下与世隔绝的处境，急得戴笠几欲撞墙。他要求晋见蒋介石，被守门的士兵拒绝；要求见张学良，士兵不予理睬。他猜测外面局势紧张，自己已无生还可能。绝望之中，奋笔留书云：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戴笠原是抱着必死之心而来，后事都料理好了，无论特务处还是家里，都已无牵挂，如此效忠蒋介石而去，也算功德圆满。可如今“死到临头”，又觉得这么憋屈地死去毫无价值，与其被动等死，不如拼死一搏，也算死而无憾。
可是在远离尘世的地下室里，找谁去搏呢？
23日晚上，戴笠躺在行军床上，又是一夜未眠。
24日凌晨，走廊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嗒、嗒、嗒……当脚步声停在门口的时候，铁门“哗啦”一声被打开。
戴笠闻声，从行军床上一跃而起。
在这个时候，若是进来持枪军人，那结果只有一个：拉出去崩了！
尽管来不及多想，但戴笠凭直觉断定：凶多吉少。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张学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来。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两颊深陷，两眼无神，眼圈乌黑。他将一份文件丢给戴笠后，便一屁股坐在了行军床上。
戴笠讶异地接过那份文件，那是东北将士的上书报告，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
虽然戴笠此时尚未有“蒋介石佩剑”之称，但他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和特务处无孔不入的能量，已足以引发蒋之“对手”的嫉恨。兵变之后，那些参与扣押蒋介石的东北将士，无不担心这个特务头子将西安之水搅浑，做出对东北军不利之事，必欲除之以绝后患。
报告内容无须再看，这九个字足以说明戴笠面临的处境。
赴西安前，戴笠对张学良确实抱有很大希望，即使宋子文，亦认为戴、张兄弟情深，由戴笠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不无裨益。
戴笠本人更是认为，在国民党少壮派将领中，除胡宗南之外，张学良是他第二个至交，可谓情同手足。张学良将那么一大片豪宅无偿让给特务处使用，便足以说明问题。1934年张学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后，不久戴笠接手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他委派由南昌行营调查科合并过来的王新衡为科长，特别叮嘱王注意保护张学良的安全，他本人也经常到汉口检查工作，对张学良身边的人，包括佣人、厨师等，都要一一摸清底细，以防万一。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妥，立即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对戴笠的关心深怀感念，每逢戴笠到汉口，便会邀他一同骑马、游泳、下馆子，玩得不亦乐乎。戴笠曾得到重要情报，称张学良的秘书黎天才是中共间谍。对事关中共的情报，戴笠从来不敢耽搁，会立即调查核实，逮捕关押，往往先斩后奏。但对张学良身边的人，他一般会亲自向对方说明情况，如何处置由对方决定。
对黎天才，张学良提出的处置方案让戴笠哭笑不得，即效法囚拿破仑于圣赫勒拿岛，将黎天才“囚禁”在东湖中正亭，让他在那里读书思过。但不许公开监视，也不许让他逃走。
东湖是武汉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湖，中正亭建于湖中绿地。把一个大活人放在那里无人看守，他岂有不逃之理？张学良如此感情用事，戴笠也只有一笑了之，听之任之。这倒不是他完全为友情徇私情，张学良何等身份，连蒋介石都对他礼让有加，他何不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情。
结果，东湖中正亭中很快就没了黎天才的踪影。其实黎天才并没有走远，他一直没有离开张学良，戴笠只能好人做到底，从此对任何人都不曾提过这件事。戴笠的沉默与配合，令张学良对这个只效忠蒋介石一人的特务头子刮目相看，更加视为挚友。
尽管如此，戴笠心里也清楚，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兄弟情义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张学良与蒋介石，兄弟情义何其深厚，张学良不是照样扣押蒋介石，甚至可能采取“最后手段”吗？同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戴笠又岂能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所以戴笠认定必死无疑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人之将死，戴笠像在临行前的告别会上，愈发慷慨凛然起来：
“古语云，主辱臣死。现在委员长蒙难西安，凡是为部属的，怎忍偷生？我若怕死就不会来西安了。你可以杀了我，但杀不尽我的同志……”
不等戴笠说完，张学良摆摆手说：
“雨农兄，你误会了。我无意加害委员长，更无意杀你！”
这倒让戴笠糊涂了，既无意加害委员长，为何要实施“兵谏”？兵谏本身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万一蒋介石被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无言的保护
其实，张学良实施“兵谏”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不可掌控，更有来自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压力。
兵谏当天，张学良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共商大计。”
然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却令张学良大失所望。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苏联的公开反对，直接影响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压向张学良，连抗日激进派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也纷纷予以谴责。
事变后的局势，并没有出现张学良曾寄予厚望的各反蒋实力派的一呼百应，即使曾与他商量联共抗日并一起劝蒋停止内战的阎锡山，也直言“小六子太蛮干了”。南京方面的强硬态度，何应钦的紧锣密鼓磨刀霍霍，一触即发之实力悬殊胜负分明的内战，令孤立无援的张学良焦虑、绝望、茫然无措，他已经几天没合眼了，双眼布满了血丝。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学良压根儿就无杀戴笠之想。
如果说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可以不在意与蒋介石的兄弟情义，那么对戴笠则完全无此必要。无论如何他与戴笠不会成为政治对手，且两人私交甚笃，尤其眼下放蒋已成趋势，戴笠和他的特务处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于公于私他都必须保戴笠安然无恙。他将戴笠关进地下室，正是为了将他秘密保护起来，以免其下属及杨虎城的人蓄意“擦枪走火”。
明白了张学良的一番苦心，戴笠对这位结拜兄弟既深怀感激，又对他的“蛮干”深感遗憾。他心里明白，张学良联共并非蒋介石想的那么简单——受人引诱；发动“兵谏”亦非他本人说得那么轻松，只是为了“教训一下这个老头子”。
但无论如何，张学良都未免过于率性，过于情绪化，缺少对整个局势的全面考量，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蛮干”。但事已至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委员长回京，而且越快越好。
当戴笠说出自己的看法后，张学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何尝不想尽快送走蒋介石，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初那么多人参加了扣押蒋介石、抓捕中央大员的行动，如今放蒋，岂能他一人说了算！但是形势紧迫，戴笠强调说：
“南京主战派巴不得把事情闹大，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延迟一天，危险系数会成倍增长！”
张学良之所以急得焦头烂额，就是因为对这个结果十分清楚，而又难以达到立即放蒋之目的。戴笠却理所当然地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释放蒋介石，只有张学良能做到。他提醒张学良，万一爆发内战，日本人乘虚进攻，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这何尝不是张学良所担心的。放弃东北、热河撤兵都已让他背负虎父犬子的骂名，若再因此爆发内战让日本人渔翁得利，他岂不成为千古罪人！
虽说他曾有过更坏的打算，但他并不相信真会落到实施的那一步，何况形势的变化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也终究是性情中人，在宋美龄介入此事后，他面对蒋、宋几度落泪。
离开前，张学良终于说了一句让戴笠感到莫大宽慰的话：
“放心吧，我会尽快送委员长回京，只是你老兄还要在这里委屈几天。”
委屈几天又何妨？戴笠担心的是瞬息万变的局势，只要不离开西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故。退一步讲，即使蒋介石顺利返京，戴笠也未必能顺利离开西安城，那份东北将士的上书报告便足以说明问题，何况还有杨虎城的属下官兵。若不是张学良特意保护，恐怕他早已身首异处。
事实上，从戴笠不见踪影之后，无论东北军相关将士还是杨虎城及其部属，都对此耿耿于怀。宋子文在24日的日记中对此事有所记载：
“下午，蒋鼎文拜见委员长，在拿到其停战手令后，乘飞机骤然离去。我们均盼望委员长明日圣诞节能动身返回南京。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可见张学良对戴笠的秘密隐藏，连宋子文都蒙在鼓中。直到最后的交涉中，杨虎城仍在问宋子文，“是否能阻止复兴社在陕、甘的行动”，并说复兴社在陕甘已引发许多摩擦。杨虎城所指显然是戴笠的特务处，因为复兴社在西北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只有特务处。
送蒋，率性而为
在焦急等待中，戴笠又挨过了一天一夜及多半日时光后，地下室的门再度打开，进来一名年轻军官，让戴笠跟他走。
既是大白天放他出地下室，外面又无炮火轰鸣，戴笠预感到事变已和平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上书“请速杀戴笠”的将士会放过他。
这一天西安古城寒风刺骨，黄沙漫天。戴笠被带上一辆黑色小轿车，在风沙弥漫中，小轿车疾速驶向军用机场。
几天前从飞机上刚一露头即被下掉手枪，如今从汽车中一露头会发生什么？坐在车上，戴笠默默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其实不只是戴笠，即使是蒋介石和宋氏兄妹及张学良，哪个又不是捏着一把汗？戴笠后来才知道，离开西安这个过程，的确一波三折且充满变数。
据宋子文透露，本来在24日，宋子文兄妹已代表蒋介石与西安三方（张、杨两方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达成共识，蒋介石对西安三方提出的“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要求也表示同意。但蒋介石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只以口头承诺，以宋子文兄妹做担保。张学良明确表示，只要两宋作保便可释放蒋介石。
然而除了张学良，其他人均不同意在此情况下释放蒋介石，尤其直接参加捉蒋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如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的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亲自率部捉蒋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等人，反对尤为激烈。当初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囚蒋，如今蒋介石任何条款未履行，甚至不曾“签字画押”，就这样放他走，谁敢保证他不会秋后算账？
但从南京紧锣密鼓蓄意发动内战的形势看，蒋介石在返京前不可能履行协议中的任何条款。在蒋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居心叵测的何应钦有十足的理由拒绝服从他的命令。而以蒋的个性，在恢复自由之前，他宁死也不会签署什么政治文件，更不会履行任何条款。事实上，在武力胁迫下的“签字画押”，未必比口头承诺更有效。
宋子文再三解释，但无济于事。
张学良更是对他的爱将们恩威并施，苦口婆心，再三强调：
“签不签字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的撕毁。”并表示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
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对如此情况下放蒋持反对意见，认为蒋介石必须签署相关政治文件才能离开西安。
反对最激烈的是杨虎城。张学良与杨虎城在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张学良直言：
“我个人对政变负全权责任！”
这话说得未免太过霸道。固然，西安事变由张学良牵头发动，但这并不代表他能负起全责，因为放蒋与否关系到所有参与者的命运。
不能说服杨虎城，张学良已心急如焚，他一方面担心南京方面随时可能向西安开火，一方面对杨虎城也多了一层担忧。杨虎城在西安周围有驻军九个团，张学良仅有一个团。杨虎城若实施突袭，以武力强扣蒋介石，张学良将束手无策。
张学良随后找到宋子文，商量避开杨虎城的部队，将蒋介石悄悄带到机场后猝然离开。但考虑到张学良的一举一动可能已在杨的监视之中，倘若如此，以双方兵力的悬殊，不仅不能送走蒋介石，而且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又商量由陆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先劝说宋美龄，以力促延长停战时间为由次日白天离开西安，次日夜间由张、宋将蒋介石秘密撤出西安，乘车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开往洛阳。此方案仍然存在较大风险系数，且是否能说服宋美龄离蒋而去也未可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实施。
当天晚上，时任张、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强调无保障释蒋的危险性。第二天（25日）一早，宋子文收到张、杨双方高级将领与幕僚的联名信，提出必须由蒋介石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并在中央军撤出潼关之后，才可释放蒋介石。
这封信不仅令宋子文大惊，也让蒋介石、宋美龄惊慌失措。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决定悄悄送走蒋介石。但他决定拉上杨虎城一起送蒋到机场，只瞒住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两部将领。
中午，张学良通知蒋介石、宋美龄、端纳等人收拾行装，准备秘密离开西安，然后去新城大楼找到杨虎城，仍是劝说杨虎城放蒋，并未透露放蒋打算。杨虎城仍坚持蒋介石必须签字才能离开西安。
下午，张学良又打电话将杨虎城叫到金家巷公馆，杨虎城仍蒙在鼓里。张学良说：
“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不回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杨虎城本不同意放蒋，更不会同意张学良送蒋到南京，可是这时蒋介石、宋美龄已经出来准备上汽车，当着蒋介石的面，杨虎城不好直接反驳，再加上周恩来刚对他做了思想工作。在张学良的催促下，杨虎城只得上车，与张学良一起送蒋介石去机场。
“绑架”了杨虎城，张学良与宋子文心里都稍稍踏实了一些。猝然行动，想必不会走漏风声，待张、杨两部将领得到消息，估计飞机已经起飞了。
果然，汽车抵达机场，蒋介石一行人顺利登机。
戴笠到机场的时候，看到的是蒋介石的背影。他身穿藏青色皮大衣，由宋氏兄妹一左一右搀扶着走向飞机舷梯。
戴笠并不知道蒋介石在越墙逃跑时受伤，一看蒋介石被搀扶着步履维艰，仅仅十几天时间，却是今非昔比，不由得悲从心来。但此时他并未放松警惕，当看到恭立在一旁的杨虎城时，警觉的目光立刻扫向杨的身后，来时杨虎城给他的那个“下马威”，让他不敢有丝毫疏忽。
终于顺利登机，戴笠走到蒋介石面前，激动而又充满内疚地说：
“学生未能保护校长的安全，校长处分我吧！”
“这不怪你。”
蒋介石摆摆手，让他坐下，系好安全带。宋美龄询问他这几天怎么度过的，是否受过什么委屈。蒋介石、宋美龄的嘘寒问暖，让戴笠十分感动。
由于张学良事先没有通知周恩来，后来孙铭九得到消息，去向周恩来询问，周恩来十分惊讶，立即赶赴机场，想拦住张学良不要去南京，但飞机已经起飞了。
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的率性而为再次显露无遗。
清算复兴社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的用兵之法用到戴笠身上，却也是十分恰当。抱着必死决心而去，结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仅将功补过，而且在蒋介石心目中地位陡增。
使戴笠水涨船高的，还有几位复兴社头子的“铺垫”。这几位资历远在戴笠之上的黄埔老大哥，一直被蒋介石寄予厚望、视为心腹股肱和左膀右臂，几天前还将戴笠当成过街老鼠，如今却一个个成了泥菩萨过海。
常言说“落难见真情”，蒋介石被扣西安近半月，南京衮衮诸公的各色表演，让他看清了每个人的真实面目。“算账”是必然的，只是对有些人的账不能算，或者说要“秋后”算，不能操之过急，比如何应钦，明知他是项庄舞剑，醉翁之意不在酒，考虑到他的身份和影响，眼下只能装聋作哑。其他主战派，个个都有四通八达的政治网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小九九，其能量不可小觑，也只能暂且不予计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