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事重镇，武汉三地与军事有关的重要设施，包括汉阳铁厂、兵工厂、汉口码头、桥梁等不能搬走的固定设施，将在部队退出武汉之际予以破坏，以免资敌。
这项任务，名义上是以武汉警备司令部指挥，以军统局负责执行。但实际上，就像军统局局长贺耀祖只是挂名一样，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在这次爆破任务中，也只是挂个虚名，负实责、实际担任总指挥的是承担实际任务的戴笠。
在临训班挑选的100名学员，已于9月下旬组成“实习团”派到武汉，参加“反资敌大破坏”的准备工作。戴笠在参加临训班毕业典礼时，又特地挑选十多名讲授爆破课程的爆破专家，到武汉执行此项任务，并调工兵、宪兵等共同组成爆破大队，由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兼任大队长，负责此项任务的执行，由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査处与警察局予以协助。
人员准备就绪，在着手策划之前，戴笠带朱若愚面见郭忏，毕竟郭忏是主要负责人。但郭忏对这项任务并不热心，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与看法。从郭忏的官邸出来后，戴笠对朱若愚说：
“我们不能希望郭司令帮助我们什么，只要他不阻挠我们就好。你不能同他这边发生任何不愉快，以免增加阻力。”
截至10月22日，一切准备就绪。预定爆破目标38处，焚毁目标67处，包括日租界及日本正金银行。这些目标，戴笠均一一查看，并召集在武汉的军统局重要干部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査处处长赵世瑞、准备潜伏的武汉区长李果湛和朱若愚等人开会商讨，将爆破队分成若干小组，指定各小组工作地点与目标，分别携带器材抵达目标守候，等待最后下达的爆破命令。
10月24日，日军攻克黄陂，隆隆的炮火声和激烈的枪声越来越近，逃难人群挤满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这个时候，戴笠正与朱若愚乘车巡视全城各爆破点，随同巡视的有赵世瑞。车到火车站，望着车站内外拖家带口哭天喊地的逃难人群，戴笠眉头紧蹙。
“车站、码头等等交通要道，爆破前一定要做好疏散工作。”戴笠对朱若愚说。为稳妥起见，他决定再召开一次爆破会议，“等下你通知各爆破组负责人，到八号（巴黎街八号）开会。”
听说还要开会，一直没说话的赵世瑞着急了：
“戴先生，你听这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你还是开我的车先撤吧。这边的事交给我们去办。”
一听这话，戴笠就火气不打一处来：
“你想溜走是吧？先把我支开，等我走了，武汉还能找到你的影子吗？”
当年赵世瑞怂恿唐纵错抓了汪精卫的改组派人员，导致唐纵被撤职，他本人受处分被关押后又满腹牢骚，推卸责任，给戴笠留下了小心眼、私心重的印象。但赵世瑞也是个不错的人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所以戴笠对他既委以重任，又不完全放心。
尽管戴笠把赵世瑞这点小心眼和私心看得十分透彻，却忽略了赵世瑞其实也不全是为了他个人早点溜走。此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所有机关、部门的头头脑脑或者已经撤离，或者正在撤离，倘若戴笠等到最后，一旦卫戍部队全部撤离，日军抢先到达汉水，截断交通，到时将无路可退。
在蒋介石的亲信队伍中，戴笠身上的两个特点尤为鲜明：一个是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另一个就是有胆量，能吃苦，敢玩命。打“江山”时期与特务处时期自不待言，上海撤退，他走在最后；在敌已迫城的情况下再回南京，对潜伏人员做检查与指导；在安庆即将沦陷之时，化装成小贩乘乱进城，与潜伏人员见面指示工作……蒋介石将反资敌大破坏这样大的任务交给他，他岂能提前离开？
考虑到三镇市民大多未及时逃避，戴笠担心纵火之后势成燎原，伤及市民，巡视归来，即呈报蒋介石将原计划中67处焚毁目标全部取消。
主持完最后一次反资敌大破坏工作会议，戴笠还是决定让赵世瑞跟随警备司令部提前撤离，并安排身边的专车司机张秉午与副官贾金南及机要人员等，以其专车为交通工具，跟随航空委员会的钱大钧（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指挥武汉空中保卫战）撤离武汉。
由于军统局本部已先期撤往重庆，贾金南他们离开后，戴笠身边只剩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卫人员王鲁翘，一个是军统局总务科长郭斌，交通工具是赵世瑞留给戴笠使用的汽车。
郭斌将汽车检修好，加足汽油，准备爆破完成后第一时间离开武汉。
就在这时，赵世瑞突然来了。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要撤退吗？”见到赵世瑞，郭斌十分意外。
“是啊，我来开走我的车。”
郭斌一听急了：
“车是你主动借给戴先生用的，我做了检修，加足了汽油，你又来开车，凭什么？”
“我撤退也需要用车啊！”
“你早干吗了？这个时候了，你把车开走，我们怎么办？”
这两人连吵带嚷的对话惊动了楼上的戴笠，他这才意识到揭了赵世瑞的“老底”，刺激了他。
但不管怎样，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出尔反尔，锱铢必较，在如此紧要关头，以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对戴老板釜底抽薪，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连郭斌都觉得戴老板该出手了。
殊不料，这时戴笠反而很平静，对赵世瑞的“报复”之举完全不予计较，他走到楼梯口，对郭斌说：
“车子本来就是他的，让他开走吧！”
郭斌只好把车钥匙给了赵世瑞，看着赵世瑞把车子开出了公馆。
10月25日，国军已全部撤出武汉，戴笠方接到军委会关于当晚“开始破坏”的命令。他与朱若愚最后一次巡查了需要破坏的目标。
当晚7时至12时，爆破大队实施爆破并全部达成任务，随后在艾家嘴集合，由蔡甸向宜昌撤退。
朱若愚亦在爆破任务结束后，率湖北站与省政府一同撤到湖北临时省会鄂西恩施；以李果湛为区长的军统局武汉区，留在武汉转入地下。
其时日军已抵近武汉，武汉三镇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使他们不敢贸然进城。市内秩序早已大乱，法租界封锁了与华界相通的道路，紧闭栅门，禁止任何人通行。
戴笠被困在法租界，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却没事人似的坐在楼下，对急匆匆进来的郭斌说：
“我当初化装成小贩进出安庆，可谓如鱼得水。”
“难不成我们也化装成小贩？”
“小鬼子还没进城，情况还没那么糟。”
这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郭斌四处寻找也找不到车或船，已经急得火上房了，戴笠还没事人似的优哉游哉。
“你去汽车修理厂找盛老板，看他有没有办法。”戴笠说。
“他是开修理厂的，又不是造汽车的，他能有什么办法？”郭斌已经急得六神无主，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死马权当活马医嘛，大不了化装成小贩混出去。”
戴笠这样说，也是为了让郭斌冷静下来，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郭斌急火火地赶到盛福生汽车修理厂，老板盛福生听说马老板（戴笠化名马行健）还没走也着急了，两人一起四处寻找交通工具，最后在江边找到一艘破旧汽艇。
盛老板开的是汽车修理厂，没想到修起汽艇来也是小菜一碟，几名技工漏夜抢修，很快修好加满汽油。盛老板派三名技术工人，以驾驶汽车的技术驾驶汽艇，充当水手。
这时法租界已经戒严，怎样才能将戴笠和王鲁翘接到江边坐上汽艇呢？
到底是盛老板有办法，他亲自驾驶一辆消防车，让郭斌和技工穿上救火衣，以接警救火的名义冲入法租界，终于将戴、王二人顺利接出，登上汽艇，向长沙撤退。
这一路可谓历尽艰险，先是与敌军水上飞机相遇，遭受机枪扫射，被迫折返，所幸黎明前天色昏暗，未造成人员伤亡；后改沿内河向沔阳进发，又被岸上土匪发现，好在王鲁翘枪法精准，郭斌的枪法也说得过去，两人以一当十，加上三名技工加速马力，总算把土匪甩在了身后。好不容易快到沙市了，汽艇却又发生故障搁浅，只好雇了两艘小船继续前进。等到抵达沙市，已是万家灯火，急电军统长沙办事处派车来接，一切方化险为夷。
劝阻长沙“焦土抗战”
戴笠赶到长沙的时候，长沙市内已是人心惶惶。
10月25日日军攻陷武汉后，为巩固外围据点，于11月8日攻入湖南北部，9日攻陷临湘，11日攻陷长沙北大门岳阳，并开始向新墙河佯攻。
进攻长沙需跨越四条河流，即：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
作为阻挡日军南下的第一道屏障——新墙河，中日双方均在两岸投入重兵。从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到1944年6月的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新墙河成为日军难以逾越的防线——抗击日军的东方“马其诺防线”。
此时日军尚在新墙河北岸，与中国军队在新墙河隔水对峙。
日军距长沙尚有120多公里。
长沙城内已大乱，流言四起，说“日军已出现在离长沙城12公里处”“日军今夜即将入城”等等，达官贵人和百姓纷纷外逃，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开始准备实施反资敌大破坏。
戴笠到达长沙后，首先布置军统在长沙的军用物资转移，和办事处西迁重庆事宜。12日上午，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长沙即将实施“焦土抗战”——焚城！
自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加上以前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积累了大量军用物资，而且人口骤增。倘若不事先做好准备工作，疏散人口，转移物资，而毫无预兆地放火焚城，后果将不堪设想。
戴笠放下手头的事情，立刻从朱家花园办事处赶往省政府面见张治中，当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也在座。戴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日军进攻长沙的情报不可信，日军还远在汨罗江以北，何谈进攻长沙？何况长沙周围驻有重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陈诚都在长沙，委员长也在调集军队加强防务，日军要想突破防线占领长沙并非易事。应先做好疏散民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在日军破城的最后一刻再实施反资敌破坏。
但是张治中未作任何表示，让戴笠觉得自己颇有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国民党各部门之间除非私人关系密切，否则历来是铁路巡警各管一段，各行其是，不管他人对错成败，不管影响多大，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长沙的反资敌大破坏没有交给军统，戴笠与张治中乃至“破坏长沙指挥部”总负责人酆悌素无交往，更谈不上交情，他很明白自己无资格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然而他并不死心，告别张治中等人后，又给蒋介石发电报，希望蒋急电制止长沙即刻焚城。可就在当天下午，长沙市内一些街道上已出现大量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写着“焦”（焦土抗战）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
戴笠负责过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他知道准备工作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箭在弦上。时间紧迫，他所能做的就是指挥长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连夜搬运军统局存放在长沙的武器弹药和重要物资。
这天晚上，戴笠在宝南街岳云中学召见了刘原深等18名赴沪参加工作的临训班学员，在送他们上火车的时候，大火已经点燃。
送走这些赴沪学员，已是13日凌晨。
正是在这天凌晨一点，在全城都已进入沉沉梦乡之后，一场熊熊大火在全城多个地点同时燃起。由于是浇注了汽油的故意纵火，火势迅速连成一片，被惊醒的百姓仓皇逃命，却早已大火临门，大多数街道已被烟火封路，人们像没头的苍蝇被逃生的人流裹挟着四处乱撞。
火大生风，熊熊燃烧的大火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与建筑物的爆破声连成一片，覆盖了整个城市的上空，淹没了人们的哭喊声、哀号声。
13日上午，大火还在熊熊燃烧，戴笠在市区巡视后，又乘车赶到湘江猴子石渡口，督导滞留该处的军统局撤运人员与军用物资迅速渡江。
当时，满载人员与物资的大卡车在江边排成了长龙，而江中只有两艘摆渡船，每艘每次只能运载两辆卡车，因而运输进度十分缓慢。
在渡口处指挥过江的是军统局一位姓吴的中校，戴笠在中校身后不远处蹀躞徘徊，心中焦急万分，万一此时敌机飞临长沙上空，江边的汽车长龙很难逃过敌机的轰炸。
果不其然，上午9时20分左右，飞机的引擎声由远而近，两架日寇军机飞临长沙上空，似是侦察火情。少顷，日机飞至猴子石渡口顶空，盘旋一周，突然向下俯冲，在低空开始了扫射与投弹，猛烈轰炸达五分钟之久，投弹20多枚，戴笠乘坐的汽车左前轮胎被炸毁。
当时戴笠就站在汽车旁边，在敌机投弹的一瞬间，他迅速躲到车后卧倒。临训班学员史焕章为了掩护戴笠，迅速冲向车后，以身体做屏障挡在戴笠的前边。
空袭结束后，史焕章见戴笠满身灰尘，血迹斑斑，赶紧从地上坐起来问：
“主任，你受伤了？”（戴兼所有特训班主任）
戴笠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了两步，回过头说：
“是你受伤了吧？”
“没有吧。”
史焕章说着想站起来，却发觉双腿不听使唤了。
戴笠赶紧蹲下给他查看伤口，发现他双腿中了三处枪伤和一处弹伤。右腿的弹伤较重，以致当时就站不起来了。戴笠掏出手帕，又撕下史焕章的衬衣，给他扎紧伤口止血。
临训班学员关清华闻讯赶过来，将史焕章背上了渡船。戴笠安排空袭后的第一班渡船让史焕章过江，又抽调一辆卡车，安排杨建民等临训班学员护送史焕章去沅陵县，入住宏恩医院救治。
虽然过江及时，送医也算及时，但当时路况极差，卡车开得越快，颠簸得越厉害。史焕章一路血流不止，受尽折磨。尽管如此，车到沅陵也已是午夜时分。
第二天一早，戴笠从长沙赶赴沅陵，到医院看望史焕章。这时，医生正动员史焕章做截肢手术，史焕章死活不同意。戴笠赶到后，劝他遵从医嘱，史焕章仍毫不动摇：
“无我右腿，即无我生命。”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戴笠苦口婆心相劝，“军统局分工很多，无腿照样可以工作，你一生的事业，我负责安排。”
可无论戴笠怎么劝说，史焕章就是坚持腿在生命在。戴笠只得反过头去与医生协商开刀取出弹片，并亲自在医疗手术保证书上签字。
以当时的医疗水平，这项手术难度很大，但最终史焕章没有截肢。
为照顾好史焕章，戴笠下令军统局沅陵组负责人，每日派员到医院探视病情，准时送去各种肉类菜肴，以保证营养，早日康复。史焕章在沅陵治疗百余日，日日如此，直至转入重庆治疗。
文夕大火谁之过
安排好史焕章的治疗事宜，戴笠于次日返回长沙。这时大火已烧了三天三夜，千年古城付之一炬，两万多人葬身火海，百分之九十以上房屋被烧毁。
11月16日，蒋介石从南岳抵达长沙。
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长沙古城还完好无损，11月16日再次踏进长沙，已是一片废墟。蒋介石要求彻查大火起因，主持长沙反资敌大破坏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一口否认曾下达纵火命令，并向蒋介石报告称：是戴笠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保安第二团团长徐昆下达了纵火令，由酆悌实施纵火的。
这一时期，是戴笠在蒋介石心中分量骤增的时期；这一时期，对戴笠了解得最为透彻的莫过于蒋介石。没有他本人的命令，戴笠绝不会妄自行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张治中报告的说辞，蒋介石说：
“戴笠未奉命令，不会这样乱来。”
蒋介石当即召见戴笠，询问是否插手纵火。戴笠将事前劝阻无效，据实上报并呈请蒋介石制止焚城的过程一一禀报。蒋介石经查核戴笠的发报时间，确定在长沙大火之前，终致张治中的说辞不攻自破。
其实张治中“嫁祸”戴笠并非有心，似乎有他的推理逻辑：酆悌曾是复兴社骨干，说起来与戴笠出自同一“门户”，听命于戴笠仿佛也在情理之中；文重孚与戴笠颇有私交，加之戴笠曾成功指挥了武汉反资敌大破坏，因此也有可能听取戴笠的建议。
然而细究起来，这种“推理”未免太过滑稽。无论戴笠与酆悌、文重孚等人有怎样的私人关系，对于如此重大事件的决策，三位执行人都不可能抛开负责指挥的直接上司，去听命于一个与该任务无任何关系的“朋友”。
何况，了解复兴社复杂情况的人都知道，戴笠在复兴社从来就不受欢迎，若不是胡宗南力挺，他压根就进不了复兴社。他以黄埔六期的小字辈身份执掌特务处，并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与复兴社“分庭抗礼”，令多少复兴社元老恨得咬牙切齿。尽管如今特务处做大，可那些老资格的复兴社元老，有几个心里服气？更遑论听命于他！
酆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是名副其实的复兴社元老，说他听命于黄埔六期的戴笠，实在是天方夜谭。
那么，究竟是谁下达了纵火的命令？
有一种说法，说是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紧接着南门处又有三处起火。虽说南门并不是纵火点，但城内以为是点火信号，各纵火点纷纷效仿，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早已准备好的汽油桶和民宅，弹指之间即已火烧连城。
然而，戴笠和他的“亲信干部们”谈及此事，均认为“张治中处理此事，全为抢功”所致。
原本戴笠前去劝阻，张治中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加快速度将纵火油桶布置到位。
戴笠执行武汉反资敌大破坏工作后，获得上级嘉许。张治中为表现其执行得彻底，尤其戴笠前去劝阻之后，张治中担心军统局插上一脚，遂加快准备工作，不仅纵火油桶迅速布置到位，并在未办理公文手续的情况下，以电话交代酆、文、徐三人火速执行焦土任务。
毛森在回忆中介绍说，戴笠在风闻此讯后，“曾劝文重孚慎重行事，因为张并不是有肩膀、肯担当的人。然而当时口头命令之效力，尤胜过文字命令，文私下更疑戴有抢功意图，故不以为意，仍全力执行，不想竟真因张的诿过而送命”。
最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三人被判处死刑，于11月18日执行枪决。
张治中受到撤职处分，由湖南省政府主席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同样是受蒋介石指令负责反资敌破坏，相比戴笠指挥的武汉大爆炸（呈准取消了原计划的焚毁目标），“文夕大火”无论是什么原因引发，整个行动混乱无序都是导致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都是张治中以降“破坏长沙指挥部”所有相关负责人的严重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