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刺汪，“误中副车”
汪精卫秘密出走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由重庆秘密出走，经云南抵达河内，迈出了投靠日本人的第一步。这一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陪都重庆炸开，更令戴笠这个军统首脑目瞪口呆。
抗战前期，捣毁日伪汉奸组织、抗日锄奸成为军统的主要任务之一。开始于抗战前的制裁落水汉奸行动，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发艰巨。戴笠的目光，始终盯着那些不肯离开沦陷区，而与日本人眉来眼去关系暧昧的曾经的军阀政要、权贵名流，只要抓住他们落水的事实，立刻跟踪追击，予以严厉打击。
然而，他搜寻的目光却始终没有转到“天子”脚下的重庆，没有注意过蒋介石身边的政坛要角。汪精卫事件一出，戴笠这才意识到自己工作的失误。可是，像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又有着显赫的革命历史，为什么要私自弃职出走？难道他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投靠日本人，做天下共诛之的汉奸吗？
其实，汪精卫对日抗战的悲观情绪由来已久。
在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发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的号召后，汪精卫也在庐山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称“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并说“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尽管悲观，当时的汪精卫还是主张抗战的。而由“悲观”演变为“主和”，由“主和”演变为“傀儡”，并没有经过多长时间。
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与他观点相同的人，包括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日本课课长董道宁、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立法委员林柏生等。他们认为夺取抗战胜利是“唱高调”，给他们的小团体取名“低调俱乐部”。这些人聚在一起，以汪精卫为中心，开始酝酿“和平运动”。
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主和并不代表投降，汪精卫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和谈”意向，蒋介石并未断然拒绝。其时，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调停也在秘密进行中。
但由于日本人野心膨胀，狮子大张口，蒋介石拒绝接受丧权辱国的停战条件，断然关闭了对日和谈的大门，陶德曼的调停宣告失败。
然而，汪精卫一伙人却不肯罢休，经过一番密谋，周佛海向蒋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搜集日本情报。蒋介石不知其中有诈，采纳了他的建议，使高宗武名正言顺地到了香港，并有了经费来源。
高宗武到香港后，做了两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第一件，高宗武于1938年6月下旬悄悄去了一趟日本，先后会见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并主动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人和谈。
从日本归来后，高宗武不敢再回武汉面见蒋介石，只好派与他同去日本的周隆庠回汉口，将其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交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后让他转交蒋介石。
高宗武的报告，明确无误地传递了一个信息：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马和谈。蒋介石一怒之下，下令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这之后，周佛海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秘密拨出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港继续与日本人联络。
高宗武显然担不起这个后果，吓得旧病复发，与日媾和的接力棒由梅思平接过。但在关键时刻，高宗武又做了第二件事——重光堂会谈。
11月中旬，高宗武与梅思平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进行秘密会谈，内容涉及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权的具体措施、安排汪精卫离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和日程。
有日本人撑腰，汪精卫开始做着从重庆出走的打算。当然，这个打算是在其夫人陈璧君与周佛海等一帮喽啰的推波助澜下做出的。
周佛海多次表示，只要汪精卫出山，竖起旗帜，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四川的地方势力等等，这些受蒋介石排挤的实力派人物，都会聚集到他的旗帜下，支持他的新政权。
尽管如此，汪精卫对迈出这一步还是慎之又慎，正如其亲信陈公博的奉劝：“先生若离开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是与汪精卫关系极深的亲信，对“言和”“出走”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大局已定”才得到通知，急忙从成都赶到重庆，在上清寺汪公馆听汪精卫讲述对日“和平”的进展，直听得惶惶不安，背冒冷汗，当即表示强烈反对。
当时在座的除了汪精卫夫妇，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待其他人离去后，陈公博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规劝汪精卫改变初衷。两人争论到上午11点，最终被陈璧君叫停。
正是因为担心他会反对，作为汪精卫最信任的亲信，他才被瞒到最后。对此，陈璧君特地向周佛海、陶希圣解释说：“公博近来太忙，等到成功再通知他。到时我们都走，他是不会单独留下的。”
直到定好出走日期，陈公博仍在劝说汪精卫，陈璧君已经不耐烦了，直接对陈公博说：“我们是一定要走的。你不走，就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
后来陈公博评价汪、陈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但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从重庆到国外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香港；一条是走昆明。以汪精卫显赫的身份，无故乘机去香港，显然风险太大。而借道云南，必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为此，陈璧君亲自两赴云南。
在谈到“汪先生在重庆徒拥虚名”“很想换换环境”时，龙云表态说：“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由，率先去了昆明。按计划，汪精卫于12月8日离开重庆，前往昆明与周佛海会合。但蒋介石突然在12月7日来到重庆，直到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这才找到出走机会。
汪精卫立刻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18日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直接将机票送到汪公馆。当时中枢要人非公离渝，须经最高当局批准。由于汪精卫系一人之下，地位特殊，彭学沛又是汪系人物，汪精卫的秘密出走便畅通无阻了。
12月18日上午，汪精卫从重庆珊瑚坝机场登机，直飞昆明。同行的除陈璧君外，还有他的亲信秘书曾仲鸣，陈璧君的侄子陈国琦、陈常焘与卫士。当天，陶希圣亦从重庆飞到昆明会合。
此时，高宗武、梅思平、林柏生、周隆庠都已在香港。除了陈公博，要“走”的人基本到齐。
12月21日，汪精卫一行十余人乘坐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一直不想参与“和平运动”的陈公博，不幸被陈璧君言中，大家都走了，他确实不会单独留下，只得“跟踪追击”，前往河内。
至此，由周佛海首倡并导演、高宗武牵线搭桥、梅思平奔走出力、陈璧君推波助澜的“和平运动”，在汪精卫的带领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到后来，除了“迷途知返”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其他人均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坐镇香港布控
值此全民抗战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副总裁弃职出走，这显然是长时间谋划的结果。可军统竟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实在是一巴掌打在了戴笠的脸上，他立刻电话约见王云孙，了解汪精卫一行人离开重庆的情况。
王云孙是王兆槐的内弟，1933年由王兆槐介绍加入北平站，后任北平站书记。站长陈恭澍弃职逃跑后，王云孙与白世维、戚南谱被调到南京受训。培训结束后，王云孙被派到航检系统任职，如今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做航检工作。
军统局迁渝后，局本部设在罗家湾二十九号。王云孙来到局本部戴笠的临时办公室（后搬到罗家湾十九号办公），汇报了汪精卫一行人出走的情况。
“18日上午九时，先是陈璧君与曾仲鸣来到珊瑚坝机场，同行的还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在候机楼中，陈璧君不时地向外瞭望，还不时和曾仲鸣嘟哝几句，看样子很着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在一名侍卫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机场。不知什么缘故，飞机没有按预定时间起飞，而是又延迟了好几分钟。
“在等候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相当活跃，不时和熟人打招呼，并称是陪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汪精卫则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
“汪等此行一共六个人，在机场里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
“半个小时，可惜了……”戴笠沉思着说。
王云孙明白戴笠的意思，无论作任何措置，即使逐级向上级请示，时间也来得及。
“可惜，我们的情报工作在这个地方是个盲点！”戴笠话锋一转说，“你回去务必注意，凡汪系的人进出机场，立即报告，不得延误。”
王云孙离去后，戴笠开始考虑如何对汪精卫一伙实施监控。尽管汪的“去向”尚未明朗，但凭着他一贯倡导的对日“和平运动”，除了投日不可能作其他之想。何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值得他抛开职务、地位秘密出走呢？
果然，在汪精卫抵达河内的第三天，即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招降声明，声称日本政府要“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
汪精卫果然积极响应近卫的“招降公告”，亲自起草声明，于12月29日在汪派喉舌《南华日报》发表，即“艳电”。该“艳电”主张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结束战争，“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
在此之前，尽管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多次代表汪精卫与日方接触，尽管代汪精卫与日方签订了“重光堂密约”，但没有汪精卫亲自出面与日方公开媾和，一切均不足以成为他叛国投敌的证据。
即使秘密出走到了河内，也还有转圜余地。对汪精卫来说，稍不顺心拍屁股走人，逍遥海外，早已不足为奇；与蒋介石一语不合，立马玩失踪，也不是头一回。可这次性质变了，“艳电”一出，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已是板上钉钉。
“艳电”一出，舆论大哗，谴责声铺天盖地，汪精卫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汪精卫始料不及的。
戴笠已得到蒋介石指令：即赴香港，设法威胁、警告汪精卫在港亲信，阻止这些人公开进行投降活动；同时在河内组织力量，严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多方侦察汪派人物的活动情况。
也就是说，眼下对汪精卫及其同伙采取的措施，只是监控、警告和制止公开进行投降活动。但戴笠也清楚，倘若汪精卫不肯悬崖勒马，对其予以制裁是迟早的事。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又棘手的任务，既要达到监视、警告的目的，又不能被抓住把柄，以免汪精卫狗急跳墙，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考虑到河内不宜久留，否则容易引起外界注意。为慎重起见，戴笠决定将指挥中心设在香港。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手续的限制；交通四通八达，调遣人员十分便利；距离河内不远，乘飞机坐轮船都很方便，乘海轮一个昼夜即可抵达；军统香港区人员等各方面配备齐全，调用十分方便。
还有关键的一点，汪精卫在香港设有重要的汉奸机构，包括高宗武组织的“日本问题研究所”、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与该所下属的“蔚蓝书店”及由林柏生负责的《南华日报》等。
汪精卫一伙出逃后，除汪精卫及家人亲戚、秘书曾仲鸣驻河内外，其他人均驻香港，陈璧君则常来常往。将香港的舆论阵地作为“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的前沿，为推进“和平运动”摇旗呐喊。
1939年元月上旬，戴笠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随行的有警卫王鲁翘、秘书毛万里。毛万里原任北平区书记，后升任代理区长，不久前调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秘书兼业务科长。
到港后，戴笠以铜锣湾晚景楼公寓为指挥部，安排毛万里住在指挥部办公，并以高街六号香港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作为联络点。他本人在指挥部办公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时间在外边活动，也常于半夜在联络点会见工作人员，可谓来去无踪。他在香港下榻思豪酒店，据说还有其他秘密居住点，轮流居住。
香港区设有两部电台，戴笠指定报务员日夜值班，专门负责与河内、重庆的通讯联络。
此时，有一个重要人物正在乘水路赶往香港。这个人就是对河内汪精卫负有监视乃至“制裁”重任的陈恭澍。
而在香港，一个威胁、震慑汪精卫亲信的行动已经启动。
教训林柏生
戴笠选中的“恐吓”对象是林柏生。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舆论宣传，是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的。林柏生就是汪派喉舌《南华日报》的社长，汪精卫的“艳电”就是通过林柏生“拍板”发表的。
说他“拍板”，是因为这个过程有一点波折。
汪精卫起草的“艳电”稿件，是由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带到香港的。临行前汪精卫特地嘱咐陈公博，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再交林柏生发表。
顾孟余也是汪精卫的亲信，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交通部部长卸任后去了香港，1938年4月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因拒不到任由副部长周佛海“代理部务”。
但汪精卫与陈公博等人都没想到，顾孟余一看到汪起草的声明，立刻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汉奸绝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要求“电汪阻止”。
对此，陈公博不置可否，周佛海力主照发，林柏生则态度坚决，称：
“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署名，你们无权干涉！”
此电文一出，顾孟余从此与汪精卫及汪系人物一刀两断。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在汪派的舆论阵地上，林柏生就居于“七寸”的位置，扼住林柏生就等于扼住了汪派的咽喉。汪精卫的主张都是通过林柏生之手，向国内外发表的。“艳电”发出之后，林柏生又奉汪精卫之命，在《南华日报》发表了若干附和文章。这一时期的重要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
戴笠到港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给林柏生打电话，指责他不该发表与国民政府抗战大计相悖的文章和言论，并称要烧掉南华日报社，以期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却不料，林柏生根本没把戴笠的“恐吓”当回事，照样我行我素，攻击国民政府和主张与日媾和的文章依旧源源不断地发表。
于是，戴笠开始布置以林柏生为狙击对象的行动计划。
元月17日，陈璧君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和林柏生到其香港寓所吃午饭，正巧香港警察局政治部约林柏生下午四时谈话。政治部约谈，林柏生不能不去，毕竟他主持的《南华日报》和“国际问题研究室”都在对方管辖范围之内。
午后三时，林柏生径赴警察局政治部。具体谈话内容，林柏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称，对方询问“和平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提醒他注意不要出事，“当心暗杀团，不能不讲求一点御防的方法。要是写封信到警察局来，可以准许携带自卫的手枪”。
这个“提醒”是否有作用不得而知，即使林柏生想“警惕”也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暗杀团”的行动已箭在弦上。
午后，梅思平、陈春圃（陈璧君的堂侄）等人去了告罗士打酒店饮茶，约谈结束后林柏生也去那里会合。林柏生优哉游哉地漫步在大街上，完全没料到危险正在降临。
漫步到皇后大道时，有两人从背后蹿出，用铁棒袭击林柏生，两次击中其头部，林柏生当即受伤倒地，两名暴徒仍不肯罢手，继续向他的额部和面部痛打。
直到两名外国水手途经此处，两名暴徒一人被擒，一人逃逸。被擒者名陈林，最后被判刑15年。
林柏生被送往玛丽医院，幸亏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头上留下两块伤疤。正是凭着这两块伤疤，汪伪政府成立后，林柏生得以大出风头，其势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
林柏生挨了两棒，汪精卫自然明白这是对他的警告，警告他不要再有进一步的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恭澍应邀来到香港。
约见陈恭澍的地点，就在高街六号的香港区联络站。
自从1935年年秋陈恭澍逃跑归来接受处罚，戴笠与他见过一面，至今已三年之久。戴笠显然不会意识到这个时间跨度有多长；陈恭澍则不然，内心纠结的不仅是时间的跨度，还有疑惑。
捅了那么大娄子回去受罚，结果戴老板什么都没问；解禁之后任命天津站站长，戴老板却不曾露面，这让陈恭澍感到十分失落。
赴港之前接到戴老板“十万火急”的电令，亦是寥寥数语：“克日来港……”
他将那张亲译的小纸片翻过来掉过去，不知看了多少遍，就是猜不透到港所为何事。又把小纸片拿给天津站书记曾澈一起研究，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
他原是戴笠最为器重的下属，时隔好几年，他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戴笠说，或者想听戴笠说。尤其关于来香港，究竟是什么任务，时间多长，任务结束后是否仍回天津？他在动身前就想知道这一切，也好对天津站和家眷有个安排。
但对戴笠来说，特务工作有严格的保密性，该你知道的必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或许你一辈子被蒙在鼓里。譬如“箱尸案”，戴笠赴北平找王天木，由陈恭澍安排住宿与接送，陈恭澍始终不知“箱尸案”真相。
而且保密工作有严格的时间性，特别是准备制裁汪精卫是个绝密事件，除了戴笠，没有人事先知道整个行动方案与进展步骤。何况其中变数颇多，一切将根据汪精卫的动向来调整，采取什么措施将听命于蒋介石。
至于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长时间、任务结束后陈恭澍的去向，戴笠不可能事先去考虑这些，更不会想到陈恭澍急于想知道这些。
带着想法上的巨大落差，两人的见面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后的那种热情。陈恭澍在回忆中描述这次见面的时候说，两人握手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想他正在考虑另外的一件事”，“我心里虽急，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他先开口”。
然后戴笠说：
“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区正在办理，具体情况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
陈恭澍正要问去哪里，戴笠已经起身去了另外一个房间，这让陈恭澍感到一肚子的不满，只好去问王鲁翘。王鲁翘说：
“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陈恭澍还想问与他本人有关的事情，但考虑到王鲁翘比他小五六岁，两人仅在南京见过一面，也只是握手寒暄，并无交谈，只好作罢。
第二天，戴笠偕同陈恭澍、王鲁翘，乘飞机由香港直飞越南首邑——河内。
奔波在河内
一行人抵达河内，前来机场迎接的是军统越桂边区站站长方炳西。
抗战爆发后，戴笠料到日寇会入侵东南亚，很可能首先进攻越南，即着手在河内建立工作组织。为发展国际情报，军统在东南亚各国及美国、伦敦、巴黎等地均建立了外勤单位，所派人员多以外交人员的公开身份兼任，如美国站站长萧勃，公开身份为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总领事馆。1938年年初，戴笠推荐许念曾出任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兼领军统河内直属组组长，组员有后来成为越南站站长的林金苏，电台台长是张亚民。
方炳西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
戴笠已事先专程到河内，与许念曾商量组建“河内工作组”事宜。河内总领事馆亦成为戴笠本人的秘密活动据点，方炳西被指派为“河内工作组”总务人员。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方炳西承担了全部的后勤事务，包括对外联络以及电讯往来。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工作，事实上他承担的任务远不止于此，所承担的责任与任务并不在陈恭澍之下。
方炳西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比会说安南话更吃得开，所以一切通关手续，办理得非常顺利。
为执行这次任务，方炳西特地买了一辆二手福特小轿车。就是用这辆车，方炳西将戴笠一行人接到事先租下的一幢房子里。
这是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房子格局不大，上下两层。楼上有两间卧室，中间夹一个厕所；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工人房。
这就是“河内工作组”驻地。
戴笠首先将陈恭澍与王鲁翘带到河内，是因为在他的整个行动策划中，这两人是关键人物，一个是“河内工作组”组长，一个是制裁汪精卫的“杀手”。
但他们对河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戴笠必须为他们打通关节，安排好开展工作的接头人物。
戴笠在河内前后停留了两天，这两天中，他忙得不亦乐乎。当天晚上，把陈恭澍与王鲁翘留在驻地，便与方炳西外出办事，彻夜未归。
殊不知，陈恭澍一直处于郁闷之中。
自打见到戴笠，他就希望有一次畅谈，起码关于此次行动，能给他一个透底的交代。然而，在香港时没有，陈恭澍只好自我安慰，戴老板太忙，应该理解。
等上了飞机，陈恭澍与戴笠并坐一排，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戴老板总该说点什么吧，可他始终不曾开口。陈恭澍在回忆中谈到他“数次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陈恭澍只好表示谅解，称“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响太大，小声说总听不清，大声说又唯恐被人听去”。
到了河内，戴笠又是彻夜不归，陈恭澍更是因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而充满怨气。直到第二天近午，戴笠与方炳西才回到驻地，大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中饭。陈恭澍以为饭后该与他谈工作了，谁知戴笠又与方炳西一起走了。陈恭澍感到戴笠有意冷落他，为此愤懑不已。
说起来实在是“小人长戚戚”，陈恭澍与王鲁翘在河内既不懂外语又不辨东西南北，戴笠需要将开展工作的一系列必要条件安排好。而作为上司，他完全没必要把个人行踪告知下属。
在整个刺汪行动中，陈恭澍处处表现出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甚至容不得其他人的行动方案。而戴笠完全没有注意到陈恭澍情绪上有什么不对劲，这也为陈恭澍不能很好地协调整个行动，最终导致失败埋下了隐患。
晚上，戴笠招呼方炳西、陈恭澍和王鲁翘一同出去吃广东小馆子。可晚饭过后，戴笠和方炳西又要走。为避免陈恭澍与王鲁翘迷路，戴笠特地将福特轿车留给他们，自己与方炳西坐三轮车离开了。
陈恭澍已经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将司机打发回去了，叫了两辆三轮车与王鲁翘在大街上兜风。结果因不识路，又语言不通无法与车夫沟通，再也找不到驻地了。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中国总领事馆，才问明方向，回到住处。
戴笠回来的时候已是夜静更深，他此次来河内的任务已全部达成，包括陈恭澍开展工作的接头对象、运送武器的通道及几套方案的基本落实。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离开河内了，戴笠在楼上房间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就让方炳西去另外一个房间叫陈恭澍与王鲁翘到楼下客厅开会。
这是戴笠带陈、王到河内后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明确此行目的，下达任务。
他首先简单介绍了汪精卫背离重庆的经过，拿出登有“艳电”的剪报给几个人传阅；又介绍了与几个关系人碰面了解的情况，即汪精卫仍在与日方保持接触中；接着阐明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最后点明主题：
“我上午七点半乘飞机先回重庆，短期内是否回来还不一定。河内工作由恭澍兄负责，希望炳西兄和鲁翘尽心尽力协助。眼下任务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动向。切记，现阶段的任务就是监视，不可采取任何制裁行动。”
戴笠还特地告知陈恭澍，随后将有电台和报务人员赶到；并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
会后，戴笠将陈恭澍叫到楼上单独谈话。一进屋，陈恭澍就提出：
“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
戴笠也考虑到王文作为陈恭澍的下属，合作起来会和谐一些。但是，王鲁翘早有“神枪”之称，在行动方面并不亚于王文与白世维（白已被派到蒋介石身边当侍卫）。而且王鲁翘正直坦率，相信与陈恭澍能够配合默契，于是说：
“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我回去之后，会作适当的人事调派。”
他没有直接说出以王鲁翘为行动“杀手”，是想给陈恭澍留下考虑余地，特意叮嘱说：
“一般事务性工作，全部交给炳西兄去办，你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随后到来的人员，由你根据情况统一分配任务。”
“好。”陈恭澍答应着，大概以为戴笠已交代完工作，话锋一转问，“此地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
突然提出一个私人问题，令戴笠十分意外又十分不快。执行如此重要任务，却牵挂着家中老婆孩子，这无论是戴笠本人，还是军统局本部戴笠身边的下属，都是绝无仅有。戴笠本人干工作是拼命三郎，要求身边人亦是如此。王蒲臣离开南京前探望戴笠，被挽留在特务处工作，连行李都没回去拿就开始了正式上班。南京撤退时，戴笠没回去看一眼老母亲，一家老小随着特务处撤到了武汉。为了工作不受影响，武汉失陷前，戴笠派人直接将他们送回了江山老家。而陈恭澍刚刚离开天津没几天，任务还没开始，就急着做安排家眷的打算，这让戴笠如何接受？
事实上，戴笠对陈恭澍的看法早在悄然改变中，不仅在石友三案与逃跑事件中，他的散漫无组织纪律性、无责任心与担当能力，令戴笠大跌眼镜；在个人生活方面的随心所欲，也让戴笠十分失望。如特务处规定，所有特工婚姻大事必须报告团体，不经允许不得成婚，陈恭澍则完全无视这些纪律，私自结婚。
凡此种种，戴笠以为，近半年的禁闭生活会让他有所反省，然观其解禁后任天津站站长的所作所为，多平庸而无所建树，在制裁汉奸殷汝耕、王克敏等案中，均连连失手。但戴笠对陈恭澍还是抱有希望的，毕竟他经过多年历练，主持制裁大案多起，即使是失败的教训，那也是“成功之母”。调他前来执行此项任务，也是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打个翻身仗。
所以在会上提到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时，戴笠特别强调说：“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后果将不堪设想。对大家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地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恭澍在回忆中说：“我懂，这是说给我听的。”
其实他未必真懂，否则也不会在难得的谈话中不谈任务，直接提出个人问题。
为了让他放下思想包袱，一心一意扑到工作上，戴笠还是安慰他说：
“放心吧，你的去向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考虑，事先会征求你的意见，但不是现在。你现在要考虑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如何与新来的同志协调好关系，做好监视工作，为最后的行动做准备。当然，没有明确指令，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戴笠拿出一张名片，交给陈恭澍：
“这是一个地位特殊的人，可以为我们提供高级情报，也可以提供行动线索。我已与他约好，指定由你亲自和他联络，不能由其他任何人去找他。你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就会接见你。”
戴笠又提醒陈恭澍说：
“注意，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既要有礼貌，又要保持分寸。”
陈恭澍明白，“保持分寸”就是说话要注意，不能泄露机密。
戴老板调兵遣将
给陈恭澍交代完工作，戴笠由方炳西陪同赶赴机场。回到重庆调兵遣将之后，戴笠又很快返回香港，坐镇香港遥控指挥河内工作组。
第一批派往河内的是电台与报务人员，第二批是派给陈恭澍的两名助手。当这两人抵达河内后，陈恭澍大失所望，他们竟然是余乐醒和岑家焯。
余乐醒在军统是有名的训练专家，在军统亦称得上“桃李满天下”，陈恭澍便是其“桃李”之一。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接受特工培训的时候，余乐醒是特训班教官，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
余乐醒赴法勤工俭学学的是机械与化学专业，不仅长于机械与兵器制造，更长于爆炸技术与药物的研究制作，在军统内素有“化学博士”“制毒专家”之称。
然而，见到老师，陈恭澍这个学生不仅没有感到亲切与兴奋，反而叫苦不迭。因为他要的助手是王文那样的行动人员，是持枪“杀手”，而不是一个“制毒专家”。
对于“毒杀”，陈恭澍早已谈毒色变，王子襄生前留下的那瓶“白色粉末”，还不知有没有作用，便在石友三案中闯了大祸，导致石的厨师老褚与副官先鸿霞生死不明，北平站被“连窝端”，他本人更是“畏罪逃跑”铸成大错；在殷汝耕案中，戴笠派来的尚小姐也是在投毒中功亏一篑，好在有惊无险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
倘若戴老板就“毒杀”征求陈恭澍的意见，他一定会直接表示反对。
可余乐醒前脚迈进河内，戴老板的电报后脚即至，电报中指示陈恭澍称：“指定他（余乐醒）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也就是说，余乐醒是河内工作组的“二号人物”“参谋长”兼“技术顾问”。
余乐醒思虑周密，处事谨慎，与陈恭澍的纪律性差、胆大妄为可互为补充；余乐醒精通法语，这在法属殖民地是大有用场的，这也是戴笠选派余乐醒的原因之一。
但无论戴笠考虑得如何周全，也还是没想到陈恭澍作为长期的外勤人员，不仅目无组织、散漫自由，而且处事霸道、独断专行。从洪公祠特训班一出来，就开始独当一面，无论属下有几人，都是他说了算，只会发号施令，根本无合作意识，亦无征求他人意见的习惯。因此，余乐醒这个二号人物一到河内就被打入“冷宫”，直接安排住到别处，这个“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直接成了局外人，偶尔被告知情况也就不错了。
与余乐醒同来的岑家焯，曾在洪公祠特训班任管理干部，说起来也是陈恭澍的师长。余乐醒尚且如此，岑家焯更成了多余的人。
随后，第三批人员到达。
其中，余鉴声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与王鲁翘是同窗；另两人都曾是陈恭澍的老部下。
张逢义，山东人，与白世维同乡，又同时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是早期北平站行动人员，后调特务处本部工作。陈恭澍对他的评价是：“有勇有种，浑身是胆，用枪比动笔尤为擅长，顺着他怎样都可以，惹翻了他可就不好收拾了，因为他有一股倔脾气，要好久好久才会平和下去。”
唐英杰，是令陈恭澍最为头痛的人，可以说是陈恭澍的克星。
陈恭澍在1936年被解禁后任天津站站长，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将原来的老部下白世维、王文调到天津站。戴笠在批准的同时，还派了一名陈恭澍并不认识的特工唐英杰，协助行动工作。
唐英杰，又名张效良，四川人，时年30岁出头，身材矮小，貌不惊人。
有道是“人不可貌相”，论相貌难登大雅之堂的唐英杰，却身怀武功绝技。他在南京被关禁闭期间，曾被加戴刑具以防止逃脱，他竟能脱下手铐脚镣而皮肉丝毫无损。“缩骨术”只是他的绝技之一，他最拿手的绝活是“轻功”。陈恭澍说他“超距纵越的功夫，不仅穿房跃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楼，也能够上下自如”。有人曾亲眼看见他“手持一把普通雨伞，从三层高的楼顶一跃而下，落在地上飘飘然，仅发出轻微声响”。
戴笠发现唐英杰，是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此君时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献艺，武功绝活轰动一时。戴笠如发现瑰宝，立即罗致到团体中，加以训练并灌输政治知识，成为行动人员中的干才。他最大的缺点就是纪律散漫，时常闯点小祸，也多次遭受处罚。
但在京沪，此君尚有节制；来到天津站，面对陈恭澍这样一位唯我独尊的上司，他则完全不买账，而是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令陈恭澍大伤脑筋。
好在不到一年此君奉调回京，陈恭澍如释重负。却不料，在执行如此重要任务之时，又与此君相遇，真是“冤家路窄”！
戴笠调唐英杰的用意，就是利用此君轻功专负侦察任务之责。若无打入汪宅内部的线索，也只有由此君侦察宅中布局、汪氏卧室情况及生活规律，方能执行暗杀计划。
应该说，唐英杰是整个刺汪案中的关键人物，只可惜，陈恭澍未能很好地协调关系，组织侦察，导致误中副车，功亏一篑。
紧接着，又有两人结伴而来，他们是郑邦国和陈步云。
郑邦国，安徽人，善用枪，据说连发点射，足能打出花来。陈步云是江苏徐州人，这两人都曾在淞沪会战中参加王兆槐组织的抢运日寇武器的行动。
至此，河内工作组全部成员到齐，除余乐醒与岑家焯外，其他七人均住在工作组驻地。
其他协助人员，包括方炳西、电台人员、译电员等均由方炳西安排住在其他地方，平时的工作联络，亦由方炳西转达。
方炳西虽不是行动组负责人，却是一个责任并不亚于陈恭澍的重要人物，戴笠的所有指示，均由方炳西转达。也就是说，方炳西是连接戴笠与河内工作组的纽带。
但陈恭澍对方炳西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住在何处。对一切事务性工作，不等陈恭澍开口，方炳西便都安排好了；许多陈恭澍想不到的事情，他都会给予提醒；更多的事情，他会想到陈恭澍前头，这让陈恭澍觉得他既神秘而又不可思议。
说他神秘，是在表面看来，他是“河内工作组”的总务人员，是“总指挥”陈恭澍的下属；而实际上，陈恭澍接到的每一个指令都是由他发出的。尽管是借他之口，但与陈恭澍相比，他显然掌握更多的河内工作情况，甚至包括戴笠的多套行动方案，以及此后戴笠到河内布置任务的情况等。
许多年以后陈恭澍回忆前尘，顿有所悟，猜测方炳西是负有秘密任务的“督察”，始终不知方时任越桂边区站站长。
然而，河内工作组基本人员到齐，监视任务却未能就此展开。因为这一帮人初来乍到，不仅人地生疏，而且语言不通，唯一熟练使用法语的余乐醒，还被陈恭澍边缘化了。如何找到汪精卫的住所，打开工作局面，成为陈恭澍的当务之急。
汪精卫要去哪里
更着急的是戴笠。
戴笠坐镇香港，正在想方设法将枪支弹药运往河内，以备制裁汪氏之用，同时也在筹划实施后备方案。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汪精卫即将离开越南，或前往欧洲或赴港转日的消息。
为证实消息的准确性，戴笠立即电令陈恭澍，查明汪精卫一行人的行动迹象，速即报告。
在得到最后证实之前，戴笠不敢掉以轻心。倘若汪精卫旅欧，那是重庆方面所希望的最好结果；倘若汪精卫在军统的眼皮底下悄悄去了日本，或者拦截未能成功，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也是军统的严重失职。
蒋介石之所以令戴笠只监视、震慑而不得实施制裁，就是为了给汪精卫留有退路，使他迷途知返。
正因为如此，在近卫文麿第三次发出“招降”声明的翌日，孔祥熙在蒋介石授意下，特地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提醒他看清“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切莫一时糊涂做出错事。但汪精卫看到此信已是十天之后，“艳电”已经发出，大错铸成，已是覆水难收。
眼看着汪精卫在叛国投敌的路上越走越远，蒋介石仍不死心，在1月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当天，即指派与汪氏有着历史渊源的“改组派”成员谷正鼎为“专使”，前往河内会见汪精卫。
谷正鼎带去了为汪精卫夫妇及其秘书曾仲鸣办好的赴英法等国的签证护照，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汪先生如果有病，可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关于50万元是否送了，历来说法不一，谷正鼎在后来的回忆中亦否认了此事。但汪精卫留下了护照。在谷正鼎转达蒋介石原话后，汪精卫的回应“不免有愤激之言”。
那么，汪精卫将何去何从？戴笠得到的消息是否可靠？
其实，汪精卫已陷入困境之中。
首先，“和平运动”无人响应。“艳电”发出后，不仅各实力派按兵不动，连协助汪氏一行出逃的龙云亦无任何响应迹象；而与汪氏关系更深，也是汪氏寄予厚望的张发奎，则与余汉谋等人发“微电”指责汪精卫“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李宗仁、白崇禧亦电请中央，通缉汪精卫。
令汪精卫遭受更大打击的是，留渝的汪派人物皆不能与他共进退。诸如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人，均不赞同他的主张；汪派大将顾孟余，更是愤而从香港返回重庆，从此与他割袍断义，视若陌路。
原以为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不料情况完全不同，不仅景从者无，而且被全国上下一致斥为汉奸，甚至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
在此情况下，明智者自然是悬崖勒马。而且日本政局发生的变化，也让汪精卫措手不及。原来，汪精卫的“艳电”发出没几天，1939年1月4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突然下台了，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乃“国粹派”首领，与参与“议和”那些人物均无渊源。而参与“议和”的影佐祯昭等人也都返回了日本。如此一来，汪精卫顿失凭借，被晾在河内，成了搁浅在沙滩上的鱼。
蒋介石不失时机地送来了签证护照，这对汪精卫是一个绝好的台阶，就坡下驴，离开河内，赴欧洲“养病”，也算最终未影响抗战大局，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汪精卫既然留下了护照，说明他有赴欧洲的打算。
然而汪精卫心有不甘也是事实。在“艳电”发出的第三天，即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已将他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丢了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失去了赖以“领袖群伦”的依托，玷污了“革命元勋”的光荣历史，就这样放弃“和平运动”，灰溜溜地逃往欧洲，自然是有些太窝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