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汪精卫的行动迹象，成为重庆方面密切关注的焦点。
坐镇香港的戴笠，也在等着陈恭澍的“速即报告”。
而此时的陈恭澍，正坐在河内工作组驻地叫苦连天。因人地生疏，陈恭澍尚不知寻找汪精卫住所从何入手，何谈查什么“迹象”！
为了尽快做出回复，陈恭澍将余乐醒、岑家焯都找了来，会同工作组驻地的七人，共同协商，可是谁也说不出如何找到汪精卫的住所。
眼看着无法完成任务，陈恭澍想到了自己面临的严重后果：万一这个时候汪精卫去了欧洲，估计戴老板不会再追究责任；万一汪某到了日本，他估计自己“将会受到两种轻重悬殊的处分。轻，责备两句而已；重，立即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军统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
就在陈恭澍为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不寒而栗的时候，戴笠的又一封电报接踵而至。这封电报的内容，是询问联络徐先生的情况，更特别嘱咐：
“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谘情办理。”
戴笠仿佛能掐会算；仿佛就在陈恭澍身边，目睹着他的一举一动；仿佛知道他并未与徐先生联络，特地发此电报提醒。
陈恭澍豁然顿悟，赶紧找出戴笠留下的名片，按图索骥，找到了徐先生的寓所。
问计徐先生
徐先生40岁左右年纪，五短身材，体形粗壮，戴一副高度近视镜，操一口普通官话。看外表，很难分辨其身份职业，也很难想象他原是一介文人。
后来陈恭澍才知道，徐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欧美。但其谈吐直率，气势豪迈，全无书卷之气。
见到陈恭澍，徐先生并无诧异，像见到了同乡故友，亲切而又热情地招呼陈恭澍到客厅坐下，并请出夫人斟茶招待。
不等陈恭澍开口，徐先生坦率而又诚恳地说：
“你们人生地不熟的被派到此地来，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方便，我当然愿意协助你们，不过也只限于幕后。万一传言出去说是有我参加在内，那就糟了，所以要请你们谅解这一点。总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还请放心。”
陈恭澍也就开门见山，要求徐先生“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徐先生说：
“这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是谁？如此重要、似一座大山压在陈恭澍心头的一件大事，徐先生说得如此轻松，反倒让陈恭澍有些不敢相信了。
不料，当天下午徐先生便派人送来了口信：
“汪先生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他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汪本人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至于准备去哪里，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船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知。”
“他们”是谁？“他们”的信息是否可靠？
汪精卫果真去法国，这当然是最好的结局。这个“口信”已将陈恭澍要查询的事项给出了答案，但他必须确定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否则传错情报“贻误战机”，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于是，他与前来送信的曾先生一同返回徐宅，亲自听徐先生将这个信息又重复了一遍。当然，他还想知道的，就是信息“来源”。只有弄清信息来源，才能确定是否可靠。
他用十分委婉的语气与措辞，向徐先生请教，信息是哪里得来的，其中包括：是谁说的，发言的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会知道，他和徐先生有什么关系，等等。
徐先生明白陈恭澍提出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很耐心地将信息来源及他了解的情况，讲给陈恭澍听。陈恭澍终于明白了“他们”是谁，将他们的身份地位、社交层次及情报内容相对照，顿觉合情合理，“来源”可靠，情报真实。
“他们”，是徐先生的外国朋友，其中既有华侨，又有法国驻河内的官员。
徐先生虽不是闽粤人，却在当地华侨社会里广受尊重，与法国驻河内官员亦是往来颇多，与法籍警察总监尤为熟稔，且不时举行酒会或舞会以增进感情。
陈恭澍不得不佩服徐先生的社交能力与公关能力。
证实了情报的准确性，陈恭澍及时给戴笠回电报告。
其实，陈恭澍的报告与戴笠得到的情报并无什么差别。徐先生的情报来自驻河内的法国官员或华侨，戴笠的情报来自中国驻法国领事馆，都是第三方信息。这完全是基于安南管理上的权限。也就是说，汪派在河内的活动，照规定必须向当地主管机关报备，因而官方才会掌握汪氏在河内的行止，以及与汪氏有过接触的若干人物之活动，包括住在当地的和由外埠入境的人。至于汪氏与接触的人谈论什么，官方无权干涉，也就无从知晓了。
而这，才是戴笠急于想知道的内容，才是汪精卫行动的真正迹象！
将徐先生介绍给陈恭澍，不是为了让陈恭澍从徐处直接索取情报，若如此根本用不着陈恭澍。显然，是为了让他借助徐的关系打开工作局面——起码监控汪宅及进出人员等，最好潜入汪宅内部，探求虚实。
其实徐先生介绍给陈恭澍的关系，已经接近汪宅——守护汪宅的安南警探，只是陈恭澍尚未将注意力放到这里。
陈恭澍按照徐先生提供的情报，直接回复了戴笠。戴笠对这个回复显然不能满意，却也没说什么。而陈恭澍此时却是满腹狐疑，满腹牢骚。原来从徐先生那里，他得知了谷正鼎面见汪精卫一事。
谷正鼎到达河内后，直接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找曾仲鸣。这在官方是非常简单的事，下午谷正鼎就见到了曾仲鸣，随后前往汪的住所。陈恭澍纠结的是，既然总领事许念曾知道汪的住所，总领事馆秘书方炳西就会知道，估计戴老板也会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
这让陈恭澍徒增烦恼，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失误。倘若他及时拿着戴笠留下的名片去见徐先生，不仅早已知晓了汪的住所，而且利用徐介绍的运用人员，说不定监视工作业已取得一定进展。因为即使知道了汪的住所，不借助徐先生的人力，仅凭几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外来人，也很难开展工作。
直到2月中旬，陈恭澍的监视工作仍无进展。而这个时候，犹豫不决的汪精卫已经做出了选择。
应该说，在汪精卫落水的道路上，陈璧君自始至终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女人眼里，开弓没有回头箭，“和平运动”成功在即，岂能功亏一篑？在去欧洲还是去日本的两种选择中，强劲的枕边风起了关键作用。
汪精卫最终选择了继续与日本人媾和。而“议和”的日本人都已回国，只有去日本求和，才能得知日本官方的态度。汪精卫甚至想亲自浮槎东渡，无奈他的日语水平仅限于吃喝拉撒，谈“正事”离不开翻译。
以汪精卫的身份，显然也不适合亲自出马。很快，高宗武应召从香港来到河内。经过几天的讨论，几人做出对日“协商方案”。
方案提出的最终目标是：由汪精卫出面，在南京组织新的“国民政府”。方案同时提出，眼下汪氏仍留住河内，待“南京建立政府时，将乘军舰进南京”。
2月上旬，高宗武带着“协商方案”经香港转赴日本，3月16日回到香港。
高宗武的进出往返，河内工作组全然不知。
魏春风与阮小姐
如果说陈恭澍的工作尚未开展起来，对汪精卫的活动一无所知，尚可理解；那么军统香港区对高宗武的进进出出亦无察觉，着实有些说不过去。
抗战爆发后，香港成为内地与外界联系、转运的唯一口岸，戴笠及时做出调整，将香港站升格为香港区，人员及设备配置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而且戴笠亲自坐镇香港遥控河内，特派专人监视汪派在港的汉奸机构和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武去了一趟河内，又去了一趟日本，悄然而去，悄然而归，历时一个半月之久，达成了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和谈”意向——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府，军统香港区竟毫无察觉，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更匪夷所思的是戴笠，连春节都在香港过了，却没有发现汪派人物的动静。
谷正鼎送签证护照是2月初，到2月中旬不见汪精卫旅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汪精卫执意一条道走到黑。他本人没有离开河内，不代表他的喽啰没有活动。
也就是这个时候，戴笠再次电令陈恭澍，即速查明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的勾结情形，以及所商谈的内容，切实报告。
陈恭澍接到电报后，赶紧召集王鲁翘与徐先生介绍的魏春风商量。
魏春风20岁出头，个头不高，身材略显单薄，长得眉清目秀。第一次见到这个秀气的大男孩，很难想到他还能干特务工作。
魏春风祖籍福建，在安南长大。虽学历不高，却极聪明，不仅通晓法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安南土话，对当地的社会情况、人情习俗都十分熟悉。
这正是河内工作组急需的工作人员，是徐先生按照戴笠的要求，特地介绍给陈恭澍，协助他开展工作的。
魏春风作为运用人员加入河内工作组后，首先带着陈恭澍与王鲁翘驾车到高朗街二十七号侦察。可是一连去了几次，都很少见到有人出入。该处院子不深，从街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窗户，但每一扇窗户都是窗帘低垂，无法看到屋里情景。
王鲁翘说：
“开着车不敢停留，这样侦察，就算有什么人出入，我们也很难碰上。”
“就算碰上了又能怎样，也还是无法知道谈话内容。除非能打入内部，弄到一竿子到底的情报。”陈恭澍说着，将目光转向魏春风。
魏春风对河内工作组的背景等情况知道得并不多，由于隐秘工作的特殊性，陈恭澍也没向他介绍过什么。他所知道的，应该就是徐先生介绍的有限的情况。但他工作热情极高，随叫随到，让干啥就干啥，从不多问一句。陈恭澍对他也就不再回避，直接将他带到了驻地，这样也就不用特地去徐先生那里找他了。
“有一个人倒是可以帮助蹲守，但需要想办法说服他。”魏春风说。
“是哪个？什么情况？”陈恭澍赶紧问。
“是个便衣警察，正好负责高朗街二十七号那一带。”
“这么巧。你和他什么关系，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他？”
“他是我女朋友的亲叔伯哥哥。”
“真是太好了！”陈恭澍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高兴地拍着魏春风的肩膀问，“这么直接的关系，你怎么不早说？”
“我也是刚知道的。”
魏春风的女朋友阮小姐是地道的安南人，陈恭澍觉得河内工作很需要这样一位本地女子做掩护，特地向魏春风做了侧面了解，得知两人青梅竹马，就向魏春风说明自己的想法。阮小姐没有直接参加到河内工作中，而是在魏春风的掌握及王鲁翘的指导下，在侦察掩护等方面，为河内工作助力。
阮小姐的叔伯哥哥阮先生在警察局当密探，也就是便衣警察，前不久被派在汪精卫住所附近一带巡逻、守护。他们一共三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这个具体情况，是阮小姐参加河内工作组后特意打听的。
“既然是密探，是便衣警察，而且这个隐蔽岗哨刚设置不久，那应该是专为汪氏而设的。”陈恭澍分析说，“不管是汪氏要求保护、花钱驻卫以策安全，还是河内行政当局以保护为名特地派来监视的，他们对汪宅内进出的人都应该很清楚。”
但是，魏春风对能否说服这位警察没有把握，只能试试看。陈恭澍却不以为然，一摆手说：
“阮先生是安南公职人员，让这样一个外国人提供情报，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收买。”
正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毕竟阮小姐与阮先生是同一祖父的亲叔伯兄妹，有阮小姐牵线搭桥，这桩“买卖”很快达成。
令陈恭澍遗憾的是，阮先生只是一名基层警察，他了解的情况仅限于职责范围之内，除了监视汪氏并负有保护责任外，其他情况并不清楚。至于汪宅进出人等，只是将情况随时告知戴春风，并不知这些人的身份与往来目的。
陈恭澍和魏春风商量，最好能“收买”这批人中一个小头目，也就是探长。魏春风和阮小姐做了一番努力，阮先生始终不愿多事，担心弄不好会丢了饭碗。
其实，即使收买一个探长，能得到的也还是官方渠道的信息，汪精卫不会将他的去向提前告诉安南警方。好在阮先生可以代替河内工作组在汪宅蹲守，让陈恭澍减少了很多麻烦。
武器源源到河内
虽然河内侦察工作无明显进展，戴笠的“制裁”计划仍按部就班地展开。在调兵遣将为陈恭澍配备各类助手的同时，也在筹划向河内运送武器并开始启动最初策划的后备方案，为此费尽心机地挖掘到一个特殊人物——曹师昂。
说他特殊，不仅因为他有留学法国的背景，更因为他有一位法国太太。
曹师昂生于民国元年，时年27岁，湖南益阳人，毕业于法国军事航空专门学校，曾任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于1935年参加法国举行的长途飞行比赛，获得第五名。回国后曾任参谋本部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后担任法国志愿空军大队联络官（或称特派员），曾驾驶法国制地瓦蒂式驱逐机对日军作战。这个志愿大队，与美国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属于同一性质。
曹师昂的太太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位二十出头的妙龄女郎，衣着朴素，举止大方，既无西方人的傲慢，亦无年轻女孩的娇气与忸怩。她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勉强可以达意，复杂句子由曹师昂做翻译。
戴笠选中曹师昂夫妇协助河内工作组，正是看中了他的法国留学背景和娶了一位法国太太。
由于安南是法国属地，法国人为提防安南民众的反抗，在安南境内禁止持有或使用武器，对武器查禁非常严格，尤其是出入境关卡及水路通衢要道，一旦发现，必予判以重刑，所以源源抵达河内的特工都没有携带武器。
戴笠交给曹师昂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送武器”。在为曹师昂夫妇举行的饯行宴席上，戴笠将一个公事皮包交给曹师昂，那里面装有三支美国造左轮手枪和子弹，让曹师昂带到河内后将其中两支手枪和一盒子弹交给陈恭澍，另一支手枪和部分子弹由曹师昂本人使用。
尽管曹师昂夫妇具有法国背景，但携带这三支左轮手枪和子弹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而戴笠叮嘱再三：
“一定要小心防范，不可出半点差池。”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汪精卫的制裁，也关系到曹师昂夫妇的安全。曹师昂果然不负重托，将武器顺利带到了安南。
曹师昂作为非军统人员，也被戴笠编入河内工作组之列，以他的特殊背景与其夫人的法国人身份，为河内工作组提供帮助。也就是说，陈恭澍若有需要，曹师昂当全力帮忙。比如在侦察方面，曹太太若以法国记者身份进入汪宅采访或许更方便。
曹师昂夫妇肩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戴笠策划的后备方案——利用曹太太的特殊身份展开侦察，以备万一陈恭澍行动失败，由曹师昂采取补救措施。
在临行前的饯行宴席上，戴笠特地叮嘱曹师昂：
“到安南后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络，再由方同志代约河内工作组负责人陈恭澍和你见面，河内工作组的问题，你们可自行商量。如果你有意见，最好打电报，他们一定会转给我。如有需要，也请你随时提出。”
然而，曹师昂的到来令陈恭澍产生了一些不快，问题出在最初见面的环节。曹师昂作为非军统人员，且另有任务在身，并没有从心里将陈恭澍看作上司，到河内便自行在外边住下了，然后由方炳西通知陈恭澍来见，完全忽略了陈恭澍作为“组长”的身份。
不知方炳西是否想到过不妥，当他告诉陈恭澍去见曹师昂时，陈恭澍拉着脸问：
“是老板派来的？”
“是。”
“有什么为证？”
陈恭澍这样问让方炳西很为难，戴笠派员到河内是会给方炳西发电报的，由方炳西接应并送到工作组驻地，以往陈恭澍也没有查问过证据。方炳西只好说：
“你们见了面，自然就会明白了。”
这个回答让陈恭澍心中更是不快。他干外勤多年，说一不二习惯了，什么时候听过下属指挥？尤其那个姓曹的，既是老板派来的工作人员，岂有让组长登门拜访之理？
无奈这里不是他的平津“老巢”，也只能跟着方炳西一起去见曹师昂，好在见面后谈得还算愉快。但是，陈恭澍收下了武器，却没有重视曹师昂夫妇的特殊身份，尽管他不知曹师昂另有任务在身，仍没想到给这个特殊组员安排什么任务。
紧接着，第二批武器送到了河内。这次是一名稽姓女特工将三支崭新的驳壳枪和20粒子弹从香港带到了河内海防，需要河内工作组去取。尽管海防离河内仅有几十分钟的汽车行程，陈恭澍还是犯了难：
“我们七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熟悉交通情况的。”
此时已是2月下旬，陈恭澍到河内已一月有余，对周边环境尚不熟悉，不能说不是一个特工人员的严重失职。尤其作为负责人，只强调自己是外来人员的客观因素，主观上不做积极努力，与他的戴老板拼命三郎的作风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
既然工作组内部派不出人，只能派运用人员。考虑到魏春风年轻缺少历练，难免沉不住气，陈恭澍只得求助徐先生指定为工作组帮忙的另一位运用人员——曾先生。最终由曾先生带了两名工作组成员去海防取回了武器。
与此同时，戴笠又派了两拨三个人抵达河内。第一拨是湖南人谭天堑，也有法国留学背景，带着他的法国女友，在河内也是单独居住。
戴笠在给陈恭澍的电报中介绍了谭天堑的任务：“密切联系，代转函电，如有情报需求，可商请该员办理。”也就是说，谭天堑与女友可代为刺探有关汪精卫的情报。
最后一拨两人是戴笠特地从昆明抽调来的。随着时间的推延，“制裁”已迫在眉睫，因担心人手不敷使用，戴笠特地就近抽调两名行动人员听候陈恭澍差遣。
然而戴笠不会想到，除了住在工作组驻地的七人，其他人都被陈恭澍边缘化了。最后到的两名行动人员，亦被列为“预备人员”安排在行动组驻地之外居住。
应该说，戴笠为此次“制裁”提供了充分的人力、物力和可资利用的关系，为河内工作组开展侦察和“制裁”准备了充足的便利条件，无奈陈恭澍不仅没有好好利用这些条件，反而猜疑重重，一味抱怨，而且将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了玩乐消遣。
陈恭澍自己曾说起与徐先生见面后的情况：
“我和鲁翘同是北方人，既吃不惯西餐，也不喜欢成天吃广东菜，很想来一顿饺子、馒头一类的面食，好像才算真的吃饱了，可是此处没有北方小馆，也只好多咽几口唾沫了。巧的是徐夫人原籍北平，由她调教过的大司务也会弄点北方人吃的面食，就是为了这个，我和鲁翘反而常到徐公馆去做客。”
其实，仅仅做客打打牙祭也就罢了，关键是吃饭之后要和徐夫人玩两三小时的扑克牌。为什么不打麻将呢？陈恭澍说：“一来是有响声，怕人家听到会说闲话，再者是打麻将顶多只能容纳四个人，玩扑克牌有多种玩法，多至六七个人，也都无人向隅，大家同乐，岂不甚妙。”
陈恭澍他们玩牌，面子上是背着徐先生的。玩牌地点是在徐公馆楼上的阁楼里，尽管徐先生饭后一个人躲到书房里看书，阁楼里的动静不会听不到的。陈恭澍也曾打趣地问徐夫人：
“徐先生讨厌玩牌？”
“那才不呢，他是不好意思坐下来，如果有一天他不干这个了，他也许比你们玩得更起劲。”
徐先生受戴笠之托为工作组帮忙尚且能够自律，陈恭澍作为河内工作组组长重任在身如此放肆，听了徐夫人的话本应感到羞愧，他却强调说：
“可是我们还年轻，如果不装模作样，相信谁都免不了贪玩，这是真实的一面。不过，大环境和小天地都不允许我们为所欲为，所以也只限于我和鲁翘两个人一搭一档，连方炳西都不让他知道。有时可又不得不向炳西兄通融一点钱，次数一多数目一大，炳西兄也会估摸到我们是非嫖即赌。难得的是他厚道，仍然不肯伤害我们的自尊而加以道破。至于他是否把这种不大应该的事反映到上级去，那就很难说了。”
由此可见，戴笠的用人失察。如此重要任务，交给一个如此缺少责任心的人负责，不失败才是偶然。
其实从陈恭澍在制裁石友三案中表现出的作风，以及弃职出逃的做法，戴笠就应该有所警觉。可惜到刺汪失败，戴笠对陈恭澍仍然委以重任；后来陈恭澍在沪一区因嫖赌造成巨大亏空，戴笠也仅仅是派人暗中查账；直至陈恭澍叛变投敌，戴笠仍没有彻底对他死心。
高朗街二十七号
随着武器弹药送到河内，派往河内工作组的各路人马业已到齐。
至此，戴笠派到河内来的军统干部及挖来的曹师昂等共15人，加上河内的运用人员徐先生、魏春风和女友，以及为徐先生跑腿的曾先生，已19人之多。
3月初，戴笠电令河内工作组：“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也就是做好“制裁”准备，只待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河内工作步入了新阶段——“备战”阶段。即在监视、侦察的同时，做好实施“制裁”的行动准备。
但陈恭澍对汪宅的侦察并无进展，仍然停留在蜻蜓点水式的侦察结果，如他本人所言：
“笔者偕鲁翘开车从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出入。”
以开车路过的方式侦察，即使车速再慢，看到的也只能是汪宅的外形：
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
高朗街距离闹市区并不远，但很僻静，属于高级住宅区，住在这里的多半是外国人，以法国人居多。二十七号门前有一片草坪，可供儿童玩耍，也可供过路人歇息，只是平时很少有人涉足。草坪前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大道两边植有一排棕榈树，其间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十分突出。若从街道对面望过去，房子都被遮住了。由于大门进深不深，在街上可以看到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能看到屋里的情景。
遗憾的是，陈恭澍的观察只限于汪宅外观，对宅内乃至楼内情况一无所知。
来自魏春风的情报要细致很多，这不仅有他本人的侦察结果，更有来自阮小姐的堂兄、当地警探阮先生的信息。他们发现，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可是除了汪氏夫妇外，很难分辨出哪个是仆从、哪个是亲属、哪个是宾朋。
出入汪公馆最频繁的是曾仲鸣，他每天进进出出，有时候会多达四五次。据侦察，他一般不住在宅内，而是另在“大陆饭店”开了一个长期房间，以代表汪氏对外接触。所有前来会见汪氏的人，皆需先与曾仲鸣接洽，由曾仲鸣决定是否安排与汪见面。
此外，出入汪宅的常客，还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日本人影佐祯昭等。
这些信息可以证明，汪精卫不仅在叛国投敌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加快了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由此可以推测，“备战”时间不会很长。
然而，对实施“制裁”来说，仅了解这些远远不够，还需要了解二十七号院内及楼内建筑结构、人员居住情况、汪精卫的生活规律等。总之，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的情报。
阮先生作为警探，只能宅外蹲守，并无进入宅内的机会。
徐先生的关系，除了法国驻河内官员，就是华侨，并无接近汪派人物的可能。
其实，陈恭澍忽略了曹师昂金发碧眼的法国太太。在法属领地，汪宅周围住的又都是法国人，由曹太太出面自然便利得多。但直至“误中副车”后，曹太太假扮法国记者入汪宅采访，借机侦察汪精卫住宅内情，陈恭澍才恍然顿悟，却早已晚了三秋。
在将一半以上人员“边缘化”后，陈恭澍的目光只盯着住在工作组驻地的七名行动人员，思路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七人的小圈子，甚至对工作组“二号人物”余乐醒提出的毒杀方案也是嗤之以鼻。
眼下，若不尽快摸清汪宅内部建筑与居住情况，一旦“制裁”令下达，陈恭澍将束手无策。在工作组驻地的七名行动人员中，唯唐英杰有轻功特技，这项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唐英杰身上。
唐英杰曾为陈恭澍下属，对这位唯我独尊的上司历来不买账。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陈恭澍理应放下身段，与唐英杰沟通协商，却不料，他依旧是高高在上，一味地发号施令，明令唐英杰：
“无论多么艰险，必须设法进入汪氏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最低限度也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势，加以窥探。”
侦察，唐英杰当然要去，这是戴笠派他参加河内工作组的主要任务。侦察归来后他向陈恭澍如实做了汇报，只是侦察得并不彻底，或者说并不仔细、不到位，最关键的细节没有发现，即高朗街二十七号与二十五号同为汪宅，内部已经打通，而且汪精卫的卧室并不在二十七号……
总之，无论是唐英杰的“倒卷帘式”侦察，还是陈恭澍的“路过式”“蜻蜓点水”，抑或是阮先生的“蹲守”，都漏掉了最重要、最关键、最关乎成败的细节。
“备战”阶段持续了半月之久。
3月18日，刚刚从日本回到香港两天的高宗武，接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的通知——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同一天晚上，戴笠接到对汪精卫采取“制裁”行动的命令。
当天夜里，戴笠从重庆向河内工作组下达了“制裁令”。
“倒卷帘式”侦察
方炳西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往河内工作组驻地，这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许，陈恭澍料到有紧急任务，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来到一楼客厅。
“有指令？”陈恭澍问。
方炳西点点头，递上译后的电文——一张写着一句话的小字条。不要小看这张小字条，上面的寥寥数字，可谓字字千钧：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这是戴笠在对汪精卫称谓上，第一次使用“逆”字。
陈恭澍自1月中旬抵达河内组建工作组，经历了四五十天的侦察阶段，和半月余的备战阶段。应该说，两个月的侦察备战，已是箭在弦上，如今终于等来了一声令下。
拟好回电，交与方炳西回复后，陈恭澍当即将住在楼上的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六人从床上叫起来，召集到一楼会客厅，先传阅了电令，然后进行了简单的“动员”：
“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氏的住所为攻击目标。”
接着，大家开始“会商”行动方案。说是“会商”，实际就是陈恭澍宣布他早已设计好的行动方案：
由陈恭澍本人负责行动总指挥，王鲁翘负责实施“制裁”，余鉴声予以协助，其他人员予以配合。
宣布完后，陈恭澍征询各位意见，只有鲁翘说了一句：
“我们大家听你的！”
这时，天已蒙蒙亮了，陈恭澍叮嘱说：
“大家各自休息，养养精神，做些个人准备，千万不要走开，免得临时找不到人。”
布置完毕之后，陈恭澍想起应该向余乐醒、岑家焯通报一声。只是通报，压根没想过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其实，既然这二位也是河内工作组负责人，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将他们请来一起会商。尽管他们不参加“制裁”行动，总还是能出谋划策，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可惜，陈恭澍忽略的不仅仅是这二位负责人，在向曹师昂通报这一情况时，曹师昂再次表示：
“希望分配适当工作由我担承，我的法国籍太太早就答应不避任何艰险，很愿意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曹师昂夫妇非军统干部，能如此主动请缨，陈恭澍深为感动，唯无此腹案，根本就没想过曹太太法国人身份的作用。
当天上午，陈恭澍召集王鲁翘、余鉴声和张逢义三人开会，商定3月22日夜间11时行动，此前再作最后一次侦察，这个侦察任务仍由唐英杰完成。
出乎意料的是，在如此关键时刻，唐英杰不见了。几人楼上楼下、住宅周围四处寻找均不见其踪影。
一直等到午后，唐英杰才迈着四方步优哉游哉地转回来。见到他这副悠闲散漫的样子，陈恭澍气不打一处来：
“刚刚说过不要走开，你怎能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了？”
唐英杰本来对陈恭澍不买账，如今当着王鲁翘等人的面责问更令他心中不爽，回答起来自然振振有词：
“我肚子痛出去买点药，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
陈恭澍也不想当面被顶撞，只好直接布置任务。
“你今晚再出动一次，侦察汪宅动静，特别注意汪氏的起居所在是否已有移动。”因担心唐英杰有情绪影响侦察，陈恭澍缓和一下口气说，“事关重大，请你多多辛苦，做得切切实实，顶好选一个有掩蔽的位置，尽可能的停留得久一些，静静地观察究竟。”
唐英杰点一点头，说了句“要好好睡一觉”，就转身走了。
这样的态度让陈恭澍很不放心，他回过头对张逢义说：
“你去陪伴唐英杰，有机会开导开导他，不必怄气。晚上你跟他一块去侦察，作为巡守掩护。”
唐英杰对这个临时安排很不满，明摆着是对他不信任。当天晚上两人一起出去侦察，至20日凌晨归来后，唐英杰对陈恭澍说：
“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就住在三楼。”
“监督”二字，足以证明唐英杰的情绪之大。也因为有张逢义“监督”，陈恭澍对唐英杰的情报深信不疑，所以他说：
“我肯定了汪氏就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三楼的那间卧室里，就是我们即将行动的最后指针！”
这个“肯定”，终至大错铸成！
追击中错失良机
3月20日，原本是筹备实施“制裁”的日子。也就是说，在确定了唐英杰的情报后，20日至22日白天都是做准备的时间。
却不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陈恭澍的部署。
20日上午大约九点半的时候，陈恭澍正与王鲁翘、余鉴声在饭桌上研讨唐英杰的侦察报告，魏春风忽然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一进门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汪家正在打点行装，看样子全家要外出，具体去哪里还不清楚。”
“不会是要逃跑吧？”陈恭澍蓦然一惊。
“这个很难说。”
“你与阮先生保持联系，无论发现任何举动，务必火速电话传讯。”
魏春风刚刚离去，徐先生的电话打了进来。徐先生的情报有了汪氏的去向：
“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程到大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指汪精卫赴欧洲“养病”），此刻还弄不明白。”
这两则消息来自不同的渠道，可以相互印证。可是汪精卫去大叻干什么？大叻是夏天游憩的去处，眼下初春天气，没有理由去那里游玩！
大叻位于河内与西贡中间，离河内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去那么远的地方是否就此不回来了？
“是不是走漏了风声，惊动了他？”
陈恭澍这个猜测不无道理，但眼下时间紧迫，这个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上集合，准备跟踪狙击。
王鲁翘、余鉴声立即分头召集驻地的另外四人，各自带武器集合，做好出发准备。
陈恭澍电话通知方炳西，让他速去徐公馆，请徐先生设法利用河内警政当局的私人关系，随时了解汪氏的动态，随时电话告知。
上午十时许，魏春风打来电话说：
“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家大门口开走，看样子是朝红河大桥那个方向驶去的。”话音刚落，魏春风又紧接着说，“看见了，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夫妇俩都在内。”
原来，魏春风一直守在汪宅附近，亲自监视着对方的动静。作为一名运用人员，其职业操守并不亚于军统特工。
放下电话，陈恭澍下令登车出发。七人中有三个大块头，前三后四挤进那辆福特小轿车，实在是满满当当，若路遇警察盘查委实不好交代，但当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陈恭澍亲自驾车，朝红河大桥疾驰而去。
红河大桥在当地是一个最显著的目标，名气很大。车抵红河大桥桥头，并没有见到两辆黑色大轿车的踪影。时逢整修桥面，来往车辆只能走单线，首尾衔接缓缓前进。在焦急等待中，交通管理人员已经注意到了福特轿车内的异样，透过车窗注视着车内人员，这让陈恭澍心里敲起了小鼓。
好在车多路挤，交通人员没顾上过来盘查。过桥后，陈恭澍加大油门，连越数车，飞驰前进，终于看到了相距八九百米以外的两部黑色大轿车。这时，两辆大轿车正头朝公路停在路边一块空地上。
既然去大叻，为何中途停车不走了？这让陈恭澍几人百思不得其解。
车停在空地上，周围没有掩蔽物，无法抵近侦察。弄不清汪精卫在哪辆车中、坐在什么位置，即使车到近前亦无法开枪射击。
只能再次采取“路过式”侦察，陈恭澍驾车不便分散注意力，其余六人可利用路过的瞬间同时侦察两辆车车内情况。
距离越来越近，时间稍纵即逝。毕竟是在公路上，不能像“路过”汪宅那样放慢车速，陈恭澍一边把住方向盘，一边提示大家：
“注意，看清楚！”
到底是专业特工，一瞬间的扫视，即将想要知道的看了个大半，两辆车上包括司机共有九人或十人，其中三个人是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而且看清了汪精卫所坐的位置。其他人是亲属？是随从？是侍卫？抑或是当地便衣警探？由于都不认识，一时难以判定。
照理说，机不可失，稍纵即逝，既然看清了汪精卫的位置，就应该马上返回杀个回马枪，就算对方有警探保护，也是措手不及。
但陈恭澍还在纠结，纠结有没有警探，王鲁翘、余鉴声坚持说：
“那几个人不像是警探……”
这时，他们的车已越过两辆大轿车数十米，有人偶然回头，蓦地发现两辆大轿车已经启动，正在转向准备返程，只听陈邦国大叫：
“他们要跑了，赶快掉头，追！”
陈恭澍紧急刹车，待掉过车头，两辆大轿车早已飞驰而去！第一个机会倏忽而逝。
“追！”陈恭澍加快车速，准备追到有效距离时，下令射击。
遗憾的是，黑色大轿车远比福特小轿车速度快，而且汪精卫坐在前面车上，直追到桥头，才拉近了相互距离。陈恭澍又在担忧：此处人车密集，事成后无法脱身，只能过桥后见机行事。
不料，两辆黑色轿车刚刚过桥，灯光一闪变成了红色。先机已逝，陈恭澍只有望灯兴叹。
过了桥，两辆黑色轿车已不见踪影。惋惜之中，福特轿车已行至商业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又遇上红灯。不料，峰回路转，又一个机会来了！
时值中午休息时间，路上车辆拥挤，停车远眺，竟望见两辆黑色大轿车就停在前边不远处，真是天赐良机。此刻掉头从另一条路绕到前边，正好出其不意，迎头痛击，事后趁行人惊恐杂乱之际，方可安全撤退。
可是回头一看，转瞬之间，后边已聚集多部车辆，退路已被挤得水泄不通，陈恭澍只能远远看着前面的两辆黑色大轿车，望车兴叹。
无奈何，也只有尾随其后，眼睁睁看着两辆车安然驶向高朗街，返回二十七号去了。
铩羽而归，陈恭澍有太多解不开的疑团。
首先，汪氏一行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
为什么要中途停车？停在那里干什么？
为什么又中途返回？是发现有人跟踪，还是另有原因？
这些疑团，陈恭澍不仅当时没有解开，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答案。
而事实却是十分简单：
大叻素以湖泊、瀑布、松林众多而闻名，那里风光明媚，空气清新，百花盛开时，如诗如画。安南虽是热带季风气候，但北方四季明显，河内的夏季高温多雨，大叻遂成为夏季游憩避暑的最佳去处。
陈恭澍只知大叻是夏季避暑之地，忽略了中国人素有春游踏青之习俗。河内虽春季气候温暖，但四季如春的大叻，在万物勃发的季节，自然是美不胜收。只是陈恭澍没有想到，汪氏在此时此刻竟会有如此闲情雅致。
事实正是如此，汪精卫此行正是携亲友赴大叻春游。多年后寓居美国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及其丈夫何孟恒，在接受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
“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媺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
两位老人家就是汪精卫夫妇，十一姑丈夫妇是曾仲鸣夫妇。
中途停车，则因当日出行的人太多，又赶上修桥，“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也就是说，原因很简单，就是停车休息。
中途返回，并不是汪氏一行人的本意，而是有法国人提醒。这个法国人自称是警局人员，在出示证件之后，劝汪氏不要到偏远地方去，并说“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
何孟恒在回忆时说：“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
显然，汪氏一行不仅没有注意到福特小轿车，没有发现有人在尾随追击，而且并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因此他们对警方的提醒都将信将疑。
那么，是谁将“有人对汪先生不利”的情报透漏给了警方？知晓这次行动的，除了军统特工就是运用人员徐先生、曾先生、戴春风和警探阮先生，若有泄密发生，显然出在运用人员身上。
由于陈恭澍并不知汪精卫此行目的，不知是警方截回了汪精卫，以致他事后分析认为：
“即使原先未走漏风声，此番跟踪追击也已暴露，否则汪氏不会中途折返。”
这一判断，导致陈恭澍将定于22日晚11时的行动，提前了两天。
夜半枪声，损兵折将
其实，当天下午又出现过一个机会，一个比以往任何机会都易成功的机会——汪氏夫妇出现在了门外的草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