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对汪宅监控以来从未发现的情景。但这不是陈恭澍或其部属所见，而是蹲守在汪宅附近的魏春风看到的。当天中午回到驻地，陈恭澍令王鲁翘开车接来魏春风，在告诉他追踪汪氏经过后，要求他再去汪宅蹲守，发现情况及时报告。下午四点，魏春风打来电话说：
“他们夫妻俩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论什么，你看怎么办？”
“你先走开，我来看看。”
陈恭澍放下电话，与王鲁翘、张逢义登车直奔高朗街。五分钟后，车抵二十七号门前，草坪上却是静悄悄杳无一人，那扇紧闭的大门，与往日侦察时无甚两样。
河内工作组人员并不少，不算被边缘化的七八人，仅工作组驻地的七人也完全可以轮流蹲守。但除了一个八百杆子打不着的安南警探阮先生外，陈恭澍始终未派特工到汪宅蹲守。而阮先生的岗哨是轮换的，阮先生换岗之后就没有人蹲守了。
如若换成特工蹲守，只要汪氏一露头，立即见机行事，岂不早已万事大吉！
又一次坐失良机，陈恭澍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决定不顾一切地就在当天夜里做一次突击性强攻——潜入汪宅直接实施枪杀。
当晚——3月20日晚11时40分，仍是驻地的七人，仍是乘坐那辆两个门的福特小轿车，一行人在夜阑人静中悄悄出发了。
车抵汪宅附近，在高朗街左侧的一条巷道中停下，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就在王鲁翘等人下车的当口，突然出现了两名安南便衣警探，示意他们赶快走开。尽管魏春风及时出现，居间调停，以陈恭澍身上所有4500元钱做了了结，但这两人肯定仍在暗处窥视，这让陈恭澍多了一份担忧。
按原计划，陈恭澍开车等在汪宅外边，其余六人，下车后直奔汪宅后门。
这条街即使白天也常常人车稀疏，夜里愈发清幽静谧。高耸入云的大王椰子和棕榈树在夜风中不停地摇摆舞动，伴随着沙沙的响声，有如魔影怪手，让坐在车中等候接应的陈恭澍感到阴森可怕。
二十七号是一幢三层楼房，一边连接二十五号，一边是巷子。沿着巷子向后走，是二十七号的后院。后院不大，后门平时都是关着的。
围墙有一人多高，由会轻功的唐英杰翻墙入院开门，岂料里面被一把大锁牢牢锁死，根本无法打开，墙外五人只好相互用肩膀将王鲁翘、余鉴声和陈邦国送入院内。
按分工，王鲁翘等四人进入楼内，张逢义防守于后门外，陈步云则游动于巷子与街道之间。
陈邦国是大块头，体型粗壮，勇猛彪悍，他的主要任务是开路。楼内大门同样从里面上了锁，唯有砸门方能入内。只能寄希望于开门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三楼，速战速决。
陈邦国抽出别在腰间的斧头，“噼啪”两声，连劈带砍，又飞起一脚踹下去，门果然应声洞开。尽管用时极短，但这几声巨响，又值深夜，震撼效果可想而知。
不待唐英杰引路，担任“杀手”的王鲁翘一手持枪，飞奔上楼；唐英杰、余鉴声紧随其后；陈邦国留在底层，做防守掩护。
就在这个时候，陈邦国犯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错误。黑暗中，他发觉有人推开房门向外探头张望，于是举枪便射，且朝那扇房门连开数枪，嘴里还吆喝着：“再敢出来，我就要真揍了！”
对方缩回去再也没有出来。陈邦国并没有想到，先于执行枪杀任务的王鲁翘开枪，无疑会大大缩短有限的时间。如果说劈门声惊醒了楼内的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窥视、探询；枪声则不同，不仅为楼内的人提供了报警依据，枪声本身就是警报。提前惊动警方，将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和撤退。
况且，一楼没有开灯，光线昏暗，在对方身份不明，是亲属、佣人还是警卫未知的情况下，完全可凭借高大威猛的优势制服对方，没必要开枪。后来证实，开门探头的是汪家佣人。
此时王鲁翘刚到二楼，这个率先响起的枪声，毫无疑问会增加他的紧张情绪。
二楼的楼梯口亮着一盏灯，幽幽的灯光下，只见所有房间房门紧闭。正待他转上三楼之际，一个年轻人赫然出现在他面前。这人是从楼梯后面钻出来的，突然两人就面对面站在了一起，登时都目瞪口呆。
王鲁翘迅速打量一下对方，见他面带惶恐，手中没有武器，又不是行动目标，遂用枪口指着他，压低声音说：“不要喊叫，赶快回去！”不等这人做出反应，他已转身跨跃登上了三楼。
王鲁翘登上三楼时，余鉴声已到二楼楼梯口，刚才那人已不见踪影。王鲁翘已无后顾之忧，直奔右首靠近前端的那间主房。
这是经过多次侦察，并由唐英杰潜伏在房顶以“倒卷帘式”复勘过两次，始终确认的汪精卫夫妇的卧室。
门推不动，门把手扭不开，王鲁翘后退两步，借着一股冲劲一脚踹去，门纹丝未动。他迅疾转身，到楼梯口向余鉴声打手势，示意他把斧头传上来。当余鉴声准备纵身跳下去的时候，唐英杰已从一楼飞一般地将斧头带上了三楼。
随后，余鉴声来到三楼，唐英杰回到二楼警戒。也就是说，进到楼内的四人，均按事先部署各就各位——陈邦国警戒一楼，唐英杰警戒二楼，王鲁翘、余鉴声在三楼执行刺杀任务。
王、余二人三下五除二，很快在房门中劈出一个一尺见方的洞。由于门上了锁，无法打开。借着走廊的灯光向里一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人，一个裸露着一双大腿的男人。他上半身掩蔽在床下，无法看到相貌。但腰背以下暴露在外面，从体形看，王鲁翘断定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显然，这个断定有先前的侦察结果做依据：在汪精卫夫妇的卧室，夜半三更，这个男人除了汪精卫还能是谁？
事不宜迟，王鲁翘举枪便射。
“砰！砰！砰！”三声枪响过后，床下那个人一动不动了。
由于距离太近，王鲁翘目睹粒粒子弹射入“汪氏”的腰背。他敢断定，“汪氏”即使未能当场毙命，也将无力回天，命不久矣。遗憾的是，打不开门，不能亲眼看看他的脸。
第二次枪声响后，楼下坐在福特轿车里的陈恭澍看了看表：〇时〇九分。已是21日凌晨。
远处响起尖利的警车声。
王鲁翘等人分头撤离。慌乱中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大门没有打开，撤离只能翻越围墙。而除了唐英杰，其他三人都没有独自爬上墙头的功夫。
好在王鲁翘紧跟唐英杰身后，由唐英杰拉上了围墙。
陈恭澍驾驶福特小轿车在汪宅附近的小巷子里接应，第一个看到的是王鲁翘。
王鲁翘上车后，陈恭澍开着车又缓缓兜了一圈，却再也没有人归队。警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已能看到两辆警车载着大批武装警察风驰电掣般驶来，此地已不可留，陈恭澍迅速驾车驶离现场。
当时，陈恭澍并没有怎么担心其他五人，听到警车声他们自然会立即离开现场，而汪宅距驻地不过五分钟车程，相信他们会很快返回。
在车上，王鲁翘告诉陈恭澍：
“办完了，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颤动几下就不动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就是没有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顿时如释重负，这应该是制裁汉奸张敬尧（实际是王天木主持的）以来，他干得最漂亮的一个案子。至于没有看到面孔，他压根儿没在意，多次勘查都证实那间屋是汪氏夫妇的卧室，看没看到又有什么关系。
兴奋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回到驻地七八分钟后，只有唐英杰与陈步云先后返回，这时已近凌晨一点半，另外三人却迟迟未归。
这三个人是：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
余、陈二人若是在院中相遇，一个踩着另一个的肩膀上墙，然后将下面的一个拉上去，逃出汪宅不成问题。问题是，慌乱中他们是否相遇，是否急中生智而合作？张逢义原本在后门外防守，根本没进院子，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不回来！
客厅里阒然无声，四个人静静地坐着，都不再说话，可每个人的心里都不平静。显然，无论“路过式”侦察还是“倒卷帘式”侦察，大家都看到了汪宅的院墙有多高，为什么没想到除了唐英杰其他人不可能一个人爬上院墙？为什么在策划中没有想到撤退环节？
这不能说不是陈恭澍的又一大失误！
损失三个人与铲除汪逆相比，或许责任不算重大。可这是在安南，戴老板本事再大也难以捞人，万一哪个经不起审讯兜了底，这个责任可就非同小可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三个人仍似泥牛入海，陈恭澍的心也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4时50分，电话铃终于响起，陈恭澍迫不及待地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徐先生的声音：
“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陈恭澍顿时僵在那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话筒亦从手中滑落。
王鲁翘忙问怎么回事，陈恭澍目光呆滞，半晌才说：
“打错了。”
紧接着，徐先生的又一个电话打进来：
“有三个人被逮去了！”
“误中副车”之谜
3月20日这天，戴笠无端的有些心神不宁。在罗家湾二十九号的办公室里，他坐立不安，围着办公桌来回踱步。
仿佛有种预感，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眼下，制裁汪精卫是军统的头等大事，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会令他这样牵肠挂肚。
对汪氏的“制裁令”已经下达，陈恭澍原定于22日晚11时行动，却因今日突发状况，跟踪追击，伺机实施制裁。——这个信息是方炳西报告的。
随机应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戴笠对陈恭澍何等信任，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但午后传来的信息却是：铩羽而归！并定于当晚提前行动。
是否已经暴露，戴笠不在现场无法判断，可以判断的是：不在追击途中和红河桥上动手，而在晚间行动，已经失策。
戴笠所不知的是，“失策”并非偶然，而是陈恭澍的性格使然。常言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陈恭澍的优柔寡断，疑神疑鬼，磨磨叽叽，尤其过于担心个人安危，生怕事后逃脱不成落入敌手，焉有不败之理？
按照陈恭澍的推测，上午的行动已经暴露，既如此，汪宅必然加强防范，晚上的行动将更加艰难。万一不能成功，在已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其他后备行动方案也将难以顺利实施。
这个晚上，戴笠几乎彻夜未眠。21日拂晓，“误中副车”的电报送进了曾家岩戴公馆。
看过电文，戴笠赫然震怒！
筹备了两个多月，亲自赴河内数次，联络各方面关系建立情报网络，调集了各路专业人才，费尽周折运送武器，可以说，戴笠为陈恭澍创造了一切所需要的条件，而陈恭澍率领一班人马侦察了两个月，竟然不知道汪精卫住在哪个房间，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尽管曹师昂、谭天堑都肩负补救任务，可这些有法国背景之人，都首先是听从陈恭澍调遣的。戴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和余乐醒、岑家焯等人一样，统统被“靠边站”了；更不会想到，陈恭澍的侦察手段，除了他与王鲁翘的“路过式”，就是唐英杰的“倒卷帘式”；而负责蹲守汪宅的，竟然是用钱收买的安南警察！派去那么多专业特工，统统在住处无所事事，陈恭澍本人更是兴趣盎然地赴徐公馆吃饭、打牌，却没有一个人去汪宅蹲守！
不过，陈恭澍本人倒是承认，“误中副车”的原因，“在于侦察工作的不够深入，连两幢房子打通了合而为一都没有搞清楚，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两幢房子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没有发现是打通的？
何孟恒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讲述了两幢房子的结构与住宿情况。
高朗街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是相连的两栋三层楼，面积、结构完全相同，各有一个大门。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将两幢楼房租下后，将二、三层打通。
三楼各有两间卧室，一间朝阳，一间背阴。汪精卫夫妇住在二十五号朝阳的房间（冲着前门、面对高朗街），其女儿、女婿汪文惺与何孟恒住在二十五号阴面的房间（冲着院子后门）。
曾仲鸣夫妇住在二十七号朝阳的房间。
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夫妇的卧室，隔了一个楼梯间。也就是说，王鲁翘登上三楼后，向东，阳面卧室里是汪精卫；向西，阳面卧室里是曾仲鸣。楼梯是二十七号的，楼梯西面是二十七号的两间卧室，阳面一间是行刺目标，这是事先侦察好的，王鲁翘根本想不到向东看看两幢楼中间是否已经打通，而是直接向西，奔向二十七号阳面卧室。
早在唐英杰最后一次侦察归来，陈恭澍拍板时已大错铸成。
这些细节，戴笠在随后与相关人员的单独会谈中已详细了解，当然，这些人不包括陈恭澍。在火气未消之前，戴笠对陈恭澍的“惩罚”仍然是冷处理，让他独自反省。
那么，为什么唐英杰在侦察中会在二十七号看到了汪精卫？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从未侦察过二十五号！既然曾仲鸣住二十七号阳面卧室，汪精卫找他谈事情也在情理之中。陈昌祖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
“特务们想必已观察到四哥（汪精卫）经常使用仲鸣夫妇的寝室，他经常在那里与人研究问题，或是与一些重要的客人会谈。尽管有窗帘遮隐，特务们还是能透过网状窗帘，时常看到居住者模糊的身影。”
这是困扰陈恭澍多年的未解之谜。
对于戴笠来说，他要的是结果。其结果是，曾仲鸣21日下午不治身亡；军统特工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三人被捕入狱。好在三人护照上都使用了化名，最后分别被越南当局判处七年徒刑。
戴笠紧急启动后备方案，下令谭天堑、曹师昂采取行动。谭天堑与法国女友由于运用不当，谋事不成，后来受到严厉处分。
曹师昂经过多方运作安排，终于迈出第一步——与汪精卫方面沟通成功，汪氏夫妇表示同意接受法国记者专访。而这个法国记者，就是曹师昂的法籍太太。
曹太太以法国记者身份，到高朗街二十五号对陈璧君进行了访问，借机侦察汪宅内部结构及人员住宿情况，以便制订行动方案，由曹师昂执行制裁任务。
然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高朗街血案”发生后，河内当局担心重庆方面再度派人暗杀汪精卫，增派了大批警探，对汪宅加大力量进行保护，日夜轮班防守，再想接近汪宅已十分困难；同时，汪精卫受此一惊，已加快与日方联系组建伪政权的步伐。
3月22日，日本政府接到其驻河内总领事的报告后，召开五相会议，指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帧昭赴河内，将汪精卫护送到上海。影佐向日本内阁推荐犬养健偕行为助（犬养健是原日本首相犬养毅之子，与若干中国人士有旧），带军医、宪兵数人，租赁“北光丸”号货轮，于4月初启程，4月中旬抵达河内。
接此情报，戴笠知道在河内刺汪已无可能，继3月23日将陈恭澍调回重庆后，将河内工作组其他人员也陆续调离河内。
4月下旬，汪精卫与日方达成协议，在越、日双方配合掩护下，乘坐“北光丸”号离开越南，前往上海。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傀儡政权，开始进入筹备组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