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勾结，沪上风声紧
一山难容二虎
就在戴笠坐镇香港，组建河内工作组的时候，1939年元月中旬，王天木曾先于陈恭澍到达香港。
王天木原先因“箱尸案”被判刑，西安事变后被戴笠保释，戴罪立功，出任西北区第三任区长。又因华北局势吃紧，有留日背景的王天木旋即被调任北平区区长。“七七”事变后，王天木赴津任华北区区长，兼任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总指挥。数月前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在法租界被捕（后被戴笠救出），王天木主动要求调任上海区区长。
可是王天木到任后，上海区工作不见什么起色，戴笠将王天木叫到香港，一方面是令其述职，了解上海区情况；另一方面，就是亲口给王天木下达一项重要任务——制裁一名反水汉奸，以震慑汪精卫，让他明白再往前走一步的后果。
在戴笠的一个下榻地点——半山区薄扶林道一幢普通住宅楼里，戴笠听取了王天木的工作汇报。原来王天木到任好几个月至今尚未打开工作局面，这不能不令戴笠心急如焚。他耐着性子说：
“天木兄，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拿出当年诛杀张敬尧的那股子干劲才行！”
不料王天木竟是一肚子的牢骚：
“干劲有的是，就是有劲没地使！”
“此话怎讲？”
“还不是你那个赵理君，处处跟我作对。这么说吧，赵理君把上海区控制得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敲不开这个堡垒。”
戴笠一听，不由得沉下脸来。
赵理君是军统“三大杀手”之一，与王天木、陈恭澍不同的是，赵理君是亲自操刀，真刀真枪冲在第一线，是真正意义上的杀手。暗杀杨杏佛、史量才，都是他的“手笔”。尽管杀了进步人士备受谴责，可赵理君做得还算滴水不漏，让任何人抓不到把柄，深得戴笠欢心。
就在前不久，1938年9月30日，赵理君还干脆利索地除掉了一名落水汉奸——唐绍仪。
唐绍仪在民国史上地位显赫，曾代表袁世凯与南方谈判，达成“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并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他还是国民党元老，由孙中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出任广州护法军政府财政部总长。
他也曾出任反蒋的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也曾在宁粤合流后出任国府委员，后任职西南政务委员会。抗战爆发后寓居上海。
说唐绍仪是落水汉奸，戴笠却拿不出证据，因为当时唐绍仪尚未正式出任伪职。也正因为如此，唐绍仪被制裁后，蒋介石不得不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褒扬唐绍仪，拨治丧费5000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事实上唐绍仪与日方勾搭密切，不仅与土肥原多次会面，而且搬到日方特地为他租赁的一座“很大的洋房”中。这座“很大的洋房”位于静安寺路上，是一幢巍然矗立于跑马厅前的上海极著名的建筑物：华安大厦。
就在这座洋房中，唐绍仪草拟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且联合政府的组建亦在秘密进行中，并拟唐绍仪出任伪“总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在特殊时期，对十分敏感的特殊事件。军统在上海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锄奸，自然都是眼珠子瞪大，死死盯着这些“有缝的蛋”。
上海沦陷之后，撤退到香港的杜月笙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将沦陷区有头有脸的过气军政要人接到香港，转移到重庆养起来，以避免被日本人利用。为阻止唐绍仪反水，戴笠委托杜月笙，派专人邀请唐绍仪赴港。即使不愿赴港或渝居住，也邀请他到香港密谈一次，遭到唐绍仪拒绝。
唐绍仪日常生活奢侈，仅每月雪茄烟费用就数目惊人，因开支浩繁，寓公生活坐吃山空，日本人送到嘴边的“肥肉”怎会拒绝？
戴笠将唐绍仪的情况秘密上报。蒋介石绝不允许有人在沦陷区组建伪政府，随即下达了制裁令。戴笠将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了赵理君。
赵理君了解到唐绍仪喜爱古玩，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以唐的亲戚谢志磐的名刺谒唐，他本人化装成林姓小伙计，将古玩花瓶送入防守严密的唐公馆，制裁所用利斧就藏在装花瓶的盒子中。
赵理君舍枪用斧头，为的是便于脱身，不留痕迹。果然在唐绍仪被杀后，租界警方缉拿凶犯找不到线索，怀疑军统所为又找不到证据。
这就是赵理君，对戴笠下达的命令他都能很好地完成，因此在戴笠心目中，赵理君是上海区最得力的干将。
赵理君自加入特务处，就一直在上海从事行动工作，前后经历了五任区长。他本人从行动组长到行动大队长，直到周伟龙卸任，才当上了代理区长，加上屡立“奇功”，自然认为区长的位子非他莫属。
可就在这个时候，远在天津的王天木看中了上海区区长这一“空缺”，直接向戴笠要求调任上海区区长，戴笠竟然同意了。
王天木走马上任，令代理区长没几天的赵理君气不打一处来。
赵理君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与陈恭澍同窗；参加特务处的经历，也与陈恭澍相同，先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后经选拔进入“洪公祠特训班”。
不同的是，“洪公祠特训班”一结束，陈恭澍直接就任北平站站长，与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平起平坐；赵理君却是从行动队员干起，干了六七年还没干出行动大队，好不容易熬到代理区长，却不料，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横刀夺“爱”。他咽不下这口气，也在情理之中。
王天木是河北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方，到上海两眼一抹黑，即使没有赵理君的抵制，打开局面亦非一朝一夕之事。
其实，制裁汉奸震慑汪精卫，直接下令赵理君是最快捷有效的办法，戴笠舍近求远，将王天木调来香港“面授机宜”，自然是想助他一臂之力打开局面。
却说赵理君，多年来打拼上海滩，又屡创“佳绩”，不免飘飘然霸气外露，加之长期干的是打打杀杀的行当，出手既狠又干脆利索，真正是“敏于行而讷于言”。要真封他个上海区“老大”，说不定就等于给他摘了嚼子，变成脱缰的野马，闯出什么大祸也未可知！
这正是戴笠不给他晋升的原因。如此一来，难免委屈了赵理君，所以戴笠说：
“上海区的情况很复杂，赵理君有情绪也在情理之中。”
此言还有弦外之音：是你王天木主动要求去上海，夺走了本该属于赵理君的区长位子。
“眼下有一个机会，可助你打开局面，就看你怎么出手了。”
“什么机会？”
戴笠将汪精卫出走、发“艳电”之事简单介绍一下说：
“在上海制裁一两个大汉奸，震慑一下汪氏，说不定能阻止他一条道走到黑。”
“好，行动方面我已经有准备。”
“说说看。”
戴笠知道，王天木所说的“准备”，是他已有掌握的行动人员，当然不会包括赵理君。
“行动组长刘戈青。”
“天木兄真是好眼光！”
“怎么，你对他很了解？”
“岂止了解，当年把他挖到特务处，我可是很费了一番心思。”
老狐狸与“小鲜肉”
说起刘戈青，戴笠兴致盎然。
那是1935年秋季的一天，戴笠到上海公干，顺便去拜访拜把兄弟杨虎。适逢杨虎与姨太太陈华都不在家，戴笠原打算离去，不料，客厅里坐着的一个年轻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年轻人看上去二十三四岁，一副学生模样。
戴笠本人读书不多，对读过大学的人十分欣赏，只要有机会，巴不得都揽到自己身边。他坐下来，开始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
这个青年就是刘戈青。
刘戈青是台湾云林县人，1911年生于福建厦门，1935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时在上海）。刘戈青的父亲在福建漳州购置的一块地里探出了锰矿，刘戈青约了八个同学准备成立一家矿业公司。杨虎是刘戈青的父执，在杨虎的帮助下，刘戈青在上海爱多亚路中汇大楼四层设立了筹备处。刘戈青此番前来，就是找杨虎商量筹建事宜的。
作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戴笠的刨根问底让刘戈青颇有些无奈。不料第二天，杨虎一个电话又把他叫到了杨公馆。这一次却不是和他谈矿业公司的事，恰恰相反，劝他放弃创办公司，参加“革命工作”。
刘戈青听得摸不着头脑，可不管什么工作，与他的追求风马牛不相及，他都不会考虑。
杨虎问：“你知道昨天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他问起来没完没了，哪有我问的机会。”
“他叫戴雨农，是委员长身边最得力的干部。”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没在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
“不是他无名，是他的名字不能上报纸，他做的就是无名英雄嘛。他很赏识你，参加他的团体，前途无量。”
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在旁边敲边鼓，说戴先生如何如何有能力，如何器重有文化的年轻人。夫妻俩这么一唱一和，任凭刘戈青有多么不情愿，反驳起来总有些力不从心，最后只好找借口说：
“我已经约了八个同学过来，正在上海办事处工作。我一个人走了，留下他们怎么办？”
“这好办，既然都是你同学，就带他们一起参加戴雨农的团体。”
杨虎对戴笠这个把兄弟了解得太透彻了，自然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敢大包大揽。当然，对戴笠了如指掌的还有他的如夫人陈华。陈华说：
“九个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同入幕府，不把他乐坏才怪呢！”
戴笠有没有乐坏这两口子都没看到，戴笠听到这个消息的兴奋劲，确是在这两口子的意料之中。戴笠在电话那头一连说了三个“好”：
“好，好，非常好！啸天兄，你给特务处又立一大功，当然，还有嫂夫人。”
随后，刘戈青和他的八位同学一同加入特务处，旋即被派到杭州警校参加特务工作训练班。培训结束后，刘戈青被分配到上海区从事行动工作。上海沦陷时，刘戈青主动要求潜伏上海，从事对日地下斗争。
在戴笠的印象中，刘戈青正直坦荡，有勇有谋，也是一个为“革命”不要命的主儿。正如此后刘戈青接受任务时所说：“我留在上海就是准备随时成仁的。”
既是刘戈青，戴笠也就放心了。
但是戴笠并不知道，在王天木赴港的同时，刘戈青已奉王天木之命开始了制裁汉奸陈箓的准备工作。是王天木能掐会算还是急于打开局面？这要从王天木初到上海说起。
王天木说赵理君将上海区控制得铁板一块，其实并不尽然。但凡独当一面的大小头目，无论好坏，总是有拥护者有反对者。赵理君也不例外，尤其代理区长以来，霸气外露，难免会得罪一些人，比如上海区助理书记陈明楚。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湖南长沙人，抗战爆发后从南京区调到上海，任上海区助理书记。陈明楚初来乍到，赵理君自然没把他放在眼里，特别在接替周伟龙任代理区长之后，更是颐指气使，每每对陈明楚大加斥责。陈明楚嘴上不说，心里窝了一肚子火。
王天木就任区长后，成为副区长的赵理君处处不予配合，王天木人地生疏，工作无从下手，到任好几个月打不开局面。赵理君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他知难而退。但王天木既主动要求到上海，就不会轻易打退堂鼓。相对赵理君来说，王天木毕竟是混迹江湖的老狐狸，斗心眼玩伎俩远在赵理君之上。表面上不与争锋，背后加紧了寻找突破口。
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得志的陈明楚看准了正副区长的明争暗斗，抓住这个攀附高枝的好机会，与王天木一拍即合。
王天木知道，要想打开局面，赢得众人信任，唯有干一两件漂亮的锄奸案！他本人枉居军统“三大杀手”之首，并无执行暗杀的能力，只有找陈明楚介绍一两位有能力又能拉过来的行动人员。
陈明楚推荐的就是刘戈青。
刘戈青从杭训班毕业后分到上海区，一直从事行动工作，为人光明磊落，成绩有目共睹。但这些普通行动人员的成绩，都被赵理君记到了他个人的功劳簿上。
听了陈明楚的介绍，王天木亲自去第一行动大队会见刘戈青，没想到陈明楚口中坚毅果敢胆大心细的“杀手”竟是一个白面书生！经过一番交谈，王天木十分满意，认为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果然有胆有识。随后，王天木多次亲自约见刘戈青。
刘戈青经历了王新衡、梁干乔、周伟龙三任区长，没有哪一个像王天木这样一竿子插到底，亲自下到基层，也没有哪个像王天木这样“平易近人”。
王天木的约见地点也是别出一格：既不是区总部也不是行动一大队的任何办公地点，而是舞厅和妓院。每每到幺二堂子，总会叫上色艺俱佳的姑娘作陪，让从未涉足过此等场所的刘戈青十分尴尬。但这是王天木的拿手好戏，几年前被卷进“箱尸案”，就是他带着天津站的得力干将沉湎于北京八大胡同惹的祸；陈恭澍的嫖赌陋习，也是这样被他带出来的。只要到了这种场合，他就会自由自在，挥洒自如，把个拘谨的上下级关系搞得像无话不谈的哥们儿。
很快，刘戈青就成了王天木的心腹干将。
在接到戴笠到港述职的电令后，王天木知道到任几个月无所动作，实在不好交代，特地将刘戈青找来，心情沉重地说：
“老弟，我要走了，老板通知我去香港述职。恐怕此去凶多吉少，说不定从此一别，今生再也见不到了。”
“不会这么严重吧？”刘戈青不以为然。
“你不知道赵理君背后是怎么败坏我的，他就是想把我挤走，他来坐这把交椅。我在他的挤对下，好几个月也没干出点动静，还不等着任人宰割。”
刘戈青不知王天木唱的是“苦情戏”，立刻说：
“不就是要点动静吗？我去干点有动静的，给你壮壮行色，见了老板也好交代。”
王天木一听心里乐了，为了尽快促使刘戈青行动，又绕了一个大弯子说：
“老弟，你要知道，你过去做的许多工作，赵理君都没有向上面汇报，都成了他个人的功劳。现在，你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他看看，给咱们兄弟争回这口气！”
赵理君把他人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刘戈青何尝不知？但他不予计较，他主动要求留在沦陷区，并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有机会杀敌，报仇雪恨。
刘戈青的祖辈世代生活在台湾云林县。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人侵占台湾，刘戈青的父亲刘汉臣（原名刘建寅）与乡民奋起反抗，在士林杀死六名日本警官，他本人被刺六刀，九死一生，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逃到漳州、厦门一带，后来在漳州娶妻生子。从刘戈青记事起，父亲就常常告诫他，勿忘国恨家仇。所以对抗日锄奸，他从来不带含糊的。
为了让王天木放心去述职，刘戈青表示：
“好，那就干出个样子来，先从哪里下手？”
王天木见火候已到，立即下达了对陈箓的制裁令。
刘戈青出手不凡
陈箓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也曾代理外交总长职位，后任驻法国全权公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箓蛰居上海做了寓公。
上海沦陷后，安福系的老政客梁鸿志在虹口组建“维新政府”，后来搬到南京，和王克敏的北平伪组织遥遥相对，成为日本军阀以华制华的两个南北傀儡组织。陈箓瞅准时机复出，就任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成为伪组织的重要人物。他的儿子陈友涛就任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制裁陈箓，不但直接打击南京伪组织，也间接地给北平伪组织一点颜色，对即将登场的汪伪组织更是一个绝好的震慑。
然而，暗杀陈箓绝非易事。陈箓为当汉奸早已做了充分准备，雇佣20名保镖专司护卫，出则重重保护，入则壁垒森严。
陈箓住在法租界愚园路豫园新村二十五号，这是一个上了多重保险的住宅，一边是意大利兵营，一边是日本人的机关，斜对面是静安寺路的巡捕房。陈箓住宅门口专门设有一个岗亭，岗亭内站着一名警卫，弄堂两头各有一名警卫。这段弄堂，一般老百姓轻易不会涉足，即使误入其中，也会很快被宪兵、警卫驱赶出来。
显然，在这种地带，莫说登堂入室下手行动，就是接近陈箓的住宅都很困难。
经过调查，刘戈青了解到，张学良的妹妹是陈箓的儿媳，陈箓的保镖中有几人曾是张学良的卫士。刘戈青决定从这几名东北卫士中寻找突破口。
刘戈青有个东北朋友刘海山，曾当过国父孙中山的保镖，为人豪爽，慷慨义气，富有爱国情怀。刘戈青找到刘海山，直接说：
“大哥，现在汉奸们这样胡闹，太不成话了。我们就任由他们去胡闹，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吗？”
刘海山明白他的用意，很痛快地说：
“老弟，只要你有种，要干哪一个大汉奸，我刘海山陪你显显身手。”
“你能找一张陈箓住宅的平面图吗？”刘戈青问。
“那还不容易？我可以找张国卿想办法，他现在是陈箓的保镖，找他画一张，不过举手之劳。”
刘海山在这帮东北老乡中，是备受尊重的大哥，张国卿虽顾虑几个弟兄会因此丢了饭碗，但毕竟做过张学良的卫士，并不心甘情愿靠保护汉奸生活，很快便画出一张陈宅及周边地形图。
地图有了，刘戈青开始选择搭档。在他的同事中，有几位临训班学员：朱山猿、平福昌、尤品三、谭宝义、徐国琦。刘戈青和他们一起研究了陈宅平面图，分配了每个人的行动任务和进行步骤。然后找刘海山商量动手时间。
1939年2月18日是大年三十，除夕晚上陈箓必然在家。
果然，大年三十上午，张国卿告诉刘海山：
“陈箓今天下午三时由南京回家，过年祭祖，七点钟吃年夜饭。”
刘海山立即转告刘戈青，两人决定晚饭前动手。此时沿途巡捕和保镖快要换班，已当值两个多小时，难免精神倦怠，容易疏忽，是最好的时机。
万事俱备，却在领取武器的时候出现了意外。王天木离沪前，已责成保管武器的林之江为刘戈青提供所需武器。林之江是上海区的老人，也是行动人员，1938年3月7日汉奸周凤岐在寓所门口被刺身亡，就是他的杰作。但此时林之江已暗渡陈仓，与已经投靠日本人的李士群搭上了关系，准备投靠李士群当汉奸。因此，当刘戈青赶到林之江家领取枪支的时候，林之江躲起来不见了。
刘戈青焦急万分，没有武器，一切计划都将泡汤。
看着刘戈青一副怒火中烧的样子，林之江的太太生怕他一怒之下干出点意外之事，赶紧告诉他床下有14发子弹。
刘戈青拿上子弹，与朱山猿将原来埋藏在地下、早已锈迹斑斑的三支枪取了出来。事到如今，不管能不能用，都要带上一试。为此，刘戈青又准备了斧子和锯子，以备应急之用。然后，两人赶到靠近愚园路的沧州饭店，与刘海山、平福昌等人会合。
也是天公作美，临近傍晚时分，毛毛雨夹杂着雪花开始在空中飘洒，天气变得异常寒冷。一行人乘车来到愚园新村二十五号的弄堂附近，留一人在车内准备接应，其他人向弄堂靠近。
这时，弄堂两头的警卫都凑到门口的岗亭里面避雨去了，三个警卫正在抽着烟聊天。刘海山到底经验丰富，见此情景快步走到前边，一把夺过刘戈青手中那支生锈的手枪，一个箭步跳到岗亭前面，枪口对准三个警卫低声呵斥道：“不准动！”
刘戈青立刻跨上前去，从三人身上缴下三支手枪，终于有了可以使用的武器。
随后，由刘海山监视三名警卫，并留在门外掩护，其他人从后门进入陈宅。路经厨房时，里面正在准备年夜饭，一名保镖在与娘姨们调笑，刘戈青摸上去将其制服，又缴获一支手枪。
留下朱山猿持枪看住厨房内男女，刘戈青与徐国琦从过道冲进客厅。
刘戈青计划用绳子或斧头制裁陈箓，以免惊动陈宅附近那些特殊邻居。
客厅里人很多，正面供奉着陈氏祖宗，香案上点着一对一尺多高的红烛，看样子正准备祭祖。
两人一进客厅，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陈箓。
徐国琦见客厅里人多，有些沉不住气，冲着陈箓抬手就是一枪，可惜没有打中，陈箓立刻抓起一只锦缎靠垫挡住脸滚到沙发下。
枪声等于报警信号，时间已万分紧迫，刘戈青立即奔过去，对准陈箓的脑袋连发两枪，看陈确已毙命，取出事先准备的标语：“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等，扔到陈箓身上。
陈箓的儿子陈友涛在楼上听到枪声，从楼梯口向客厅里开枪。刘戈青虚张声势地朝楼上还击三枪，迅疾夺路而逃。
陈友涛不知行刺者底细，不敢贸然下楼追击，只好带着几个保镖从楼上向弄堂里射击，想封锁弄堂口，还想用激烈的枪声唤出左邻右舍的宪兵、警卫出来增援。可日本某机关及意大利兵营乃至巡捕房的人，都以为陈家在辞旧迎新燃放鞭炮，哪里会管此等闲事？
陈宅里的其他保镖都在喝酒打牌，枪声一响，个个晕头转向，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楼上的保镖则个个像缩头乌龟，不敢朝窗外看，枪都打到了对面。刘戈青几人紧贴着陈宅的墙边往外走，安全退出弄堂，乘上接应的汽车，顺利撤离。
讲斤斗，兄弟闹掰
接到陈箓被制裁的电报时，戴笠仍在香港部署对汪精卫的跟踪监视，欣喜之余，立即电令刘戈青等所有参与人员，包括刘海山、张国卿，迅速撤离上海，一起到香港接受嘉奖，同时躲避日伪的追杀与报复。
但是对王天木，戴笠则心怀不满。
由于述职时王天木将工作无进展的责任统统推到了赵理君身上，戴笠原本为赵理君打抱不平，而王天木前脚走，赵理君后脚就到了。赵理君前来，正是担心王天木对自己不利，特地来反映情况的。
赵理君反映的情况，完全出乎戴笠的想象。
王天木一到任便与陈明楚勾结在一起，旋即任命陈明楚为上海区书记，将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贬为外勤，同时对区本部及外勤单位在人事上大动干戈。
按规定，区长、书记等主要负责人须由局本部直接任命，王天木擅自撤换区书记，等于无视上峰。戴笠一向好面子，绝不会容许任何下属挑战他在军统的权威，也从来没有任何下属敢如此大胆！
同时，区本部及区外勤单位负责人调整须向上级请示，在上级批复之前不得擅自撤换。王天木在既无请示，亦未与副区长赵理君及大部分外勤单位负责人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做出人事变动，其结果就是将上海区搅成了一锅粥，以致纷争迭起。
而王天木对这一切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让戴笠怒不可遏。就在这个时候，王天木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天晚上戴笠与香港区区长王新衡谈完工作，刚刚返回半山区薄扶林道的住所，不料王天木不待通报，悠然自得地直接走进了戴笠的会客室。
戴笠在香港可谓“狡兔三窟”，这个秘密住所没有几人知道。毕竟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也曾为保王天木一命殚思极虑，费尽周折，所以对王天木并无防范。但见王天木尚未离港，戴笠心头顿时蹿起火苗！
王天木到港时已临近春节，言明立即返沪部署制裁汉奸事宜。但因来前已有部署，便擅自留在香港等消息，他本人压根儿没想过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在军统所有外勤“高干”中，戴笠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他以往重视的平津“两大杀手”王天木与陈恭澍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目无团体，不守“家规”，自由散漫，胆大妄为！
戴笠憋着一肚子火气，王天木不仅不知，反而认为上海区诛杀陈箓有功，特为“邀功”而来。一见面，王天木便兴冲冲地说：
“刘戈青这一枪，可是把梁鸿志和王克敏都给震了，对汪氏自然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慑。”
王天木并没有注意到戴笠的脸色有什么不对劲，兀自兴奋地说下去。
“上海区总算闹出了点动静，雨农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你那个赵理君调走！”
这句话对戴笠来说等于火上浇油。照理说王天木下的制裁令，剪除陈箓自然有他这个区长的功劳，若在平时，戴笠或许会考虑王天木的要求，现在则另当别论了。他强压着心头怒火说：
“赵理君是上海区的老人，对上海的情况、上海区的情况，里里外外都熟悉。如今正是用人之际，调走不合适。”
王天木不明就里，仍然理直气壮：
“他处处跟我作对，你不把他调走，我的工作没法干！”
“他毕竟是副区长，也干过代理区长。郑修元被你弄到了外勤，上海区已经人心浮动，再把他调走，就剩你一个新来的区长，会是个什么局面？”
一听这话王天木愣住了，显然戴笠已对上海区做了调查，说不定就是赵理君借机告了他一状，王天木顿时气急败坏：
“他不走，我走！”
这本是一句气话，王天木本想将戴笠一军。戴笠压根儿不受要挟，况且又在气头上，立即不软不硬地回敬说：
“这倒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终究是他对上海熟悉，对开展工作有利。”
“你什么意思？”王天木怒目圆睁。
“你长期在北方，还是回平津工作比较方便。”
王天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眼前的戴笠，还是不是那个为救他一命不惜代价的好兄弟。
早年的戴笠讲义气，重友情，也逞强好面子，时不时打肿脸充胖子；随着特务处的发展、军统的组建与壮大，戴笠越来越重视权力与威望。他将军统营造成一个大家庭，军统中人自上而下称军统为团体，“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是军统的口号。也就是说，军统是一个大家庭，戴笠是家长。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戴笠因而订立了一系列的家规，对违反家规者实施家法。特务处时期的甲乙丙三地就是实施家法之地，抗战后军统的“小学”（特务总队在望龙门的看守所）、“中学”（白公馆）乃至“大学”（息烽集中营），也都是管教、惩罚“家人”的地方。“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也成为戴笠勉励下属的口号。
王天木的做法，显然违反了家规。
戴笠已不是“十人团”时期的戴笠，团体发展了，家大业大，他这个家长要立威。
王天木却还是那个王天木，雍容潇洒，人情练达，自由散漫，讲求哥们儿义气。他何尝不知擅自调整人事违规，却也知道，若请示，结果注定是泥牛入海，考虑到他与戴笠的特殊关系，便放心大胆地擅自行动起来，也是操之过急，闹得上海区鸡飞狗跳。
王天木时年56岁，已是奔六之人。在他眼里，34岁的赵理君不过是“愣头青”一个，与他的老成持重或者说老奸巨猾、神机妙算不可同日而语。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他与这个“愣头青”的角逐中，出局的竟然是他。
倘若王天木退一步，不再要求调离赵理君，或者认个错，最低限度，对人事调整做个解释，相信戴笠会重新考虑。但作为军统元老，王天木甚至以军统功臣（刺杀汉奸张敬尧）自居，岂会为了一个“愣头青”放下身段，在这个小自己一旬多的昔日好兄弟面前低眉悔过？
“好，发配哪儿？说吧！”王天木摆出一副恩断义绝的架势。
戴笠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既如此，干脆将王天木一撸到底。
“在你和恭澍兄先后离开平津后，平津两区已经做了人事调整，两区新任区长皆上任不久，不如这样，你暂且回天津任直属员，直接与我联络，一切电信由天津区代转。”
直属员就是直属局本部的情报人员，一般是身份特殊的军统人员，或者肩负特殊使命的非军统的运用人员。由于身份特殊或任务特殊，不便由区、站领导，遂由戴笠或指定人员与之联系。
无论如何，直属员都是一个无任何官职的大头兵。
戴笠此举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措置，战时形势瞬息万变，沦陷区情况错综复杂，人员变动频率极大，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出现用人缺口。而军统中高层干部特别是外勤干部忽上忽下并不少见，莫说撤职，就是蹲大牢照样很快东山再起，王天木、陈恭澍都有过亲身经历，昨天还在“乙地”“丙地”不知今夕何夕，次日就任命站长区长走马上任了。
唯有这一次，王天木失去了耐心。一咬牙走了之后，不仅没有回天津，反而在上海闹出了一个更大的响动，引发了上海区一场大地震。
这是戴笠始料不及的。
王天木反水
王天木调离上海后，赵理君重任上海区代理区长。这个时候，平地里冒出的一个汉奸特工组织，引起了戴笠的注意。
这是一个针对国民党留沪机构与地下工作人员的伪特工组织，发起组织者是两名先后做了共产党叛徒和国民党叛徒的民族败类——李士群与丁默邨。
最先的发起人是李士群。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5年，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北伐时加入共产党，1932年被捕后叛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南京区侦察员。他的公开身份是《社会新闻》杂志编辑，而该杂志主编正是国民党“CC系”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丁默邨。
抗战爆发后，李士群奉命留守潜伏，却在南京沦陷前夕逃往汉口。1938年夏，趁中统局委派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之机，席卷川资与经费秘密潜逃香港，费尽心机搭上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他在香港人地生疏，难以开展工作，就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大使馆从事情报工作。就这样，李士群又回到了上海。
但是，李士群怎会甘心仅仅做一个情报人员？一到上海就开始招兵买马。恰在此时，官运不畅的丁默邨也回到了上海。
早在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在复兴社称为特务处）的时候，丁默邨任第三处处长。但当戴笠的第二处承袭“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称升为“军统局”的时候，第一处和第三处合并升格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丁默邨这个处长却没有升任局长，只落了个军委会参议的虚职，仍挂少将军衔。
本来窝了一肚子火的丁默邨，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因贪污巨额招待费被戴笠向蒋介石举报，惊惶之下由武汉逃往香港，又转赴上海暂住。
李士群自知以自己的声望地位，在国民党的特务圈子里没有号召力，于是找到丁默邨，两人一拍即合，由清水引见在重光堂拜见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终以《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和《上海特工计划书》打动了日本主子，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资助，由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扶持建立特工组织。
1939年3月1日，该伪特工组织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式运营。汪精卫到上海后，“七十六号”与汪伪合流，正式成立伪特工总部，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由于丁、李二人以及他们最先拉入该组织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而在国民党的潜伏组织——上海特别市党部、军统、中统中，他们首先和重点要打击的就是军统上海区，所以千方百计联络上海区可能动摇之人，以期从内部攻破。
令戴笠出乎意料的是，“七十六号”抓捕的第一个军统干部，竟然是已经调离上海区的王天木！
王天木调离上海区后，既没有返回天津，也没有按规定与戴笠联系，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至于干些什么，上海区赵理君等人无人知晓。唯有一人知道，这个人就是陈明楚。
此时的陈明楚尚未公开投敌，只是私下里与李士群打得火热，这等于羊群里混进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而陈明楚要到“七十六号”入伙，不能两手空空。赵理君重新代理上海区区长后，将郑修元调回区本部，恢复上海区书记职务，陈明楚继续任助理书记。区区一个助理书记，显然身价不够高，他要给“七十六号”献一份大礼，这份大礼莫过于拉一位军统“高官”入伙。
由于王天木与陈明楚走得最近，所以陈明楚选中的目标就是已调离上海区的王天木。
王天木的被捕过程也颇令人玩味。
整个上海区无人知道他的行踪，“七十六号”却跟踪了多日，了解到他每隔三天的下午三点左右，都会到南京路一家茶室喝茶，每次都是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显然是前来接头的。
摸清了这个规律，李士群在茶室周围布置了四辆汽车，每辆汽车周围潜伏10名行动人员，准备对王天木实施抓捕。
就在这个下午的三点左右，一身春装的王天木照例出现在茶室二楼，当他离开茶室刚刚走出去不到10米远，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不声不响地贴了过去，一支手枪从背后顶在他的腰间。停在旁边的汽车倏然打开了车门，王天木乖乖地钻进了汽车。
王天木被捕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审讯，反而如“七十六号”的贵宾，好吃好喝好住，除了不能随便走动，其他一切与在外边无异。王天木自然明白李士群的目的——诱降，但李士群只字不提，只管一味地盛情款待，谈朋论友套近乎。王天木本来对戴笠怀着一肚子怨气，如此一来便有了些动摇。
随后，王天木被悄然释放了。
这是李士群的得意之笔——放长线钓大鱼，而且是姜太公钓鱼。常言说强扭的瓜不甜，他笃定王天木这条大鱼会自愿上钩。即使不上钩，也必然会受到猜忌，其状况会比现在更差，也可就此留下一步活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得着。
王天木的被捕与释放都是悄无声息的，舆论却造得沸沸扬扬，不仅上海区尽人皆知，连重庆局本部都传得满城风雨。
由于刘戈青留在了香港，在上海区，王天木唯一能说上话的只有陈明楚。时隔不久，陈明楚带着一封电报来见王天木，电报是戴笠发给赵理君的，内容是下令赵理君剪除王天木。
“幸亏这封电报落到了我手里。”
陈明楚言之凿凿，王天木深信不疑。
但是，制裁军统内部的高级干部，这个电报一定是“加密”和“亲译”电报，既是发给赵理君的，怎会到了陈明楚手里？就算赵理君有特殊情况联系不到，还有一个长坐办公室的书记郑修元，收报员再失职，也不可能将一份加密亲译电报交给助理书记。
王天木已经气晕了头，加之早有反水之意，当即决定迈出投靠汪伪第一步——诱捕王鲁翘，向“七十六号”献礼。
王天木最恨之入骨的人是赵理君，他第一个想抓的当然是赵理君。怎奈赵理君早有防范，从王天木被释放那天起，赵理君在区本部便开始神龙见首不见尾。尤其陈明楚仍在区本部做着助理书记，赵理君哪敢暴露行踪？即便如此，“七十六号”与日本宪兵对他的追捕也从未停止，追得他四处躲藏，一夕数惊，不得已悄悄躲进一家医院“养病”去了。
找不到赵理君，王天木又急于到“七十六号”领赏，便将目光放在了王鲁翘身上。
河内刺汪失败后，戴笠任命毛万里为军统上海地区“总督察”，同时将王鲁翘调到上海，受毛万里指挥，这两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追杀汪精卫。
鉴于上海区形势复杂，为安全起见，戴笠并未派毛万里负实际督察责任。也就是说，毛万里并不与上海区发生横向联系，只限于向戴笠报告上海地区的情况。但王天木还是很快掌握了毛万里与王鲁翘的情况，对王鲁翘随时的行踪都了如指掌，这是因为，他有一条内线——他的女儿。
王天木有两个女儿，老大叫王亢子（又名蝉红），老二叫王因子（又名蝉绿），姐妹俩相差一岁，都是十七八岁年龄。1936年年底王天木获释就任西北区区长后，两姐妹暂时居住在南京。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们都先后与戴笠的公子戴藏宜谈过朋友，也同时认识了戴笠的警卫王鲁翘。
王天木就任上海区区长后，两姐妹从北平移居上海，不久王鲁翘也来到上海。异地重逢，王鲁翘与王因子关系热络起来，很快开始约会。
这对王天木来说，是一块放到嘴边的肥肉，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绑去“七十六号”领赏。
“七一四”大搜捕
这一天是1939年7月14日，是上海区遭遇大搜查的日子，一切都来得静悄悄毫无征兆。
上午，毛万里和王鲁翘约上海区会计白绳祖，与陈恭澍的太太一起打麻将。
陈恭澍刺汪失败后被戴笠挂了起来，此时还在重庆坐冷板凳。毛万里与陈恭澍关系甚笃，到上海之初便将陈恭澍的家属接到了上海，仿佛他知道陈恭澍最终要到上海一样。
几人的方城大战兴味正浓时，电话铃响了，王鲁翘率先抓起话筒，电话是王因子打来的，约他出去见面。
一听王因子约王鲁翘出去，大家一致反对，都认为王天木形迹可疑，必须小心防范。王鲁翘却认为不会有问题，且去去就来，不会让大家久等。果然，不到20分钟，王鲁翘就回来了。
既然顺利回归，大家也就没有多问，不料刚打了两三副牌的工夫，王因子的电话又来了，仍然是约王鲁翘出去。这次，毛万里忍不住了，直接阻拦说：
“刚回来又叫，有些蹊跷，还是不要去。这不仅仅关系到你个人的安危，也影响到组织的安全。”
“哪有那么严重？不过见见女朋友，芝麻大点小事，不会有问题的。”
王鲁翘执意要去，毛万里只得放行，叮嘱快去快回。
孰料，王鲁翘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毛万里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区书记郑修元，用隐语告诉他，王鲁翘被人捕去，嘱其尽快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而去。
由于赵理君被追得住进医院，郑修元成了上海区的实际负责人。
接到毛万里电话后，郑修元立即打电话给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让他联系租界巡捕房内线，了解情况，实施救援。
朱啸谷掌握着好几条高级情报路线，其中便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关系，除了中国籍警官，还有两名英国人和两名法国人，都是任一级主管的警官。当天上午，朱啸谷便与中国警官刘俊卿、刘绍奎取得联系，嘱二人迅速对王鲁翘实施营救。
却不料，下午二时，刘俊卿传回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日方特务部率宪兵督促租界巡捕房，于本日下午同时在两租界内作多处搜查。
郑修元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刘俊卿家中。刘俊卿已托词因病服药从公共租界巡捕房返回寓所，将一份日本人令两巡捕房合同搜查的地址，交给郑修元。
这是一份由公共租界巡捕房第八科科长克莱登知会刘绍奎秘密抄写的清单，上面列有14个地址，均为上海区所属内勤部门的办公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