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上海区所有内勤单位的秘密地点，已全部被日本人掌握。
当时郑修元并不知道，这份名单是陈明楚献给“七十六号”的入伙“大礼”。几个月的上海区书记生涯，为他得到这些地址创造了条件。
时间已十分紧迫，郑修元当即在刘俊卿的寓所，电话通知各单位，立即停止工作，隐藏文件，然后主要人员全部撤出。
结果，日本人会同两捕房探员按图索骥，14处地点全部扑空。此时14处地点均有留守工作人员，之所以未受到人员及其他方面损失，全靠法捕房法国警务处长无形之中帮了大忙。
当时，日本人会同公共捕房警探到达法租界总捕房时，日方出示了此次搜捕所谓“蓝衣社”六要员名单（均为化名）。这六人是：上海区代理区长赵理君，上海地区总督察毛万里，上海区书记郑修元，情报第二组组长刘健，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女交通萧杰英。
法国警务处长在派出参加搜捕的警探时，特地指示，到达日方所列14处地点（均在法租界）后，若未发现名单中六人，则不可随便搜查与逮捕他人。又因7月14日是法国国庆纪念日，法捕房人员本应放假，突然要求出警，内心厌烦，自然消极应对；加上法捕房中的中国警探大多爱国，对张牙舞爪的日本军警心存反感，更是应付了事。
否则，此次大搜捕，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晚，郑修元不敢返回被搜查过的处所睡觉，准备在舞厅中凑合一夜。当他辗转了几个舞厅后，与区本部会计张璜来到惠尔登舞厅，刚找了个位子坐下，陈明楚忽然走了进来，劈头就问：
“凌先生好吗？”
凌秋云是赵理君的化名，陈明楚冷不丁找他干吗？郑修元马上有所警觉，随口答道：
“很好！”
陈明楚随即转了话题，说：
“要不要去见见王先生，他现在在丽都舞厅。”
“王先生”就是王天木，他早已调离上海区，陈明楚为什么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要让郑修元去见他？郑修元顿时警觉起来，却佯作若无其事地说：
“没有什么事，不去见他了，等到有必要时，我再和你联络。”郑修元说完，随即又问，“我刚从丽都出来的，怎么没见到王先生？”
陈明楚支吾了半天，说出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
“喔，晚上闲逛，刚逛到丽都舞厅，就进去了。”
时逾午夜，陈明楚和王天木到处闲逛，显然不正常。郑修元在台子底下踢一下张璜的脚，示意他提起警觉。张璜却毫无反应。
陈明楚见郑修元拒绝与他一起出去，一个人起身走了。郑修元当即对张璜说：
“明楚有点可疑，你赶快跟出去看看。”
当时乐队声音响亮，张璜没有听清郑修元说了什么，郑修元自己起身追了出去。在舞厅门口，郑修元掩身向外探望，发现陈明楚正站在舞厅门外的甬道上，面朝大门，背对舞厅，和一位彪形大汉在交头接耳地说话。那位彪形大汉上身穿白色短衫，下身着黑色香云纱长裤，一副白相人打扮。
郑修元意识到事态严重，陈明楚可能对他有所企图，不敢再折回舞厅，而是一转身走进一间游戏室，挤进人群之中。
扭头一看，陈明楚已与彪形大汉进入舞厅。郑修元快步穿过甬道，疾奔对面银色汽车行，坐上汽车，疾驰西藏路，直到下车步入大中华旅馆，才惊魂甫定，打电话与暂住远东旅社的张璜太太（女交通）联系，得知张璜已经返回。
张璜在电话中说：
“你离开后不久，明楚带一个大块头来到舞厅，到处找你，我看不大对劲，你多加小心。”
次日上午，两人找了一个可靠的地方见面，郑修元得知了离开舞厅后的详细情况：
陈明楚带着一个大块头进入舞厅后，见郑修元不在，又出去带来三个像打手一类的人物，找遍整个舞厅以及乐队后面甚至厕所，仍不见郑的踪影，方悻悻而去。
而就在清晨时分，张璜太太因事途经五马路外滩附近，遇见陈明楚等一行四五人。陈明楚一发现张太太就赶过去问：
“郑先生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呀，我先生也在到处找他。”
根据上述情况，郑修元断定，昨日日本宪兵会同巡捕房搜查的区部14处工作机关，系陈明楚投靠“七十六号”所出卖。王天木落水亦可肯定，但王到上海区后并未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加上离开数月，上海区为防范日伪搜捕，各工作机关早已改换地点，因而上海区的情况王天木了解得并不多。
王鲁翘被捕后的情况，事后得知，是王天木联合“七十六号”，唆使日方知会法租界巡捕房，在王鲁翘去见王因子的途中，直接将他拦截抓捕。
当时日方不能直接进租界中抓人，须先照会租界方，将他们要抓的人扣留，再办理“引渡”手续。王鲁翘被押到法捕房办理“引渡”手续时，法捕房要照例问话留一个记录。这一问，竟在不经意间发现王鲁翘原是河内刺汪案的“通缉犯”。
如此一来，法捕房歪打正着，无意中捕获了法国“通缉犯”，日本人的“引渡”手续被停办。
随后，王鲁翘被送往安南“归案”，判处“无期徒刑”，抗战胜利后，与张逢义、余鉴声、陈邦国同时获释。
陈恭澍再出山
郑修元的密电发到重庆的时候，戴笠对王天木的叛变投敌已经有所了解。信息的来源管道除上海区、上海地区督察、南京区外，还有日伪内部的直属情报员以及运用人员。
如果说王天木的反水与陈明楚的推动有关，那么王天木投敌后的恶劣影响，则远远超过了陈明楚。
正因为身居军统“高位”，李士群对王天木的投靠大喜过望，立即封王天木为“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高级顾问。这块汉奸招牌一树，随即有大批已落水的、未落水的动摇分子若苍蝇逐臭，纷纷追随而来。以他为中心，很快聚集起一批军统叛徒，除陈明楚、林之江外，还有主动反水的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即何天风）、南京区专员谭文质（由其同乡陈明楚勾引反水）等。原天津站行动人员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也被王天木拉来入伙。
显然，王天木已成为“七十六号”“重臣”，他的死对头赵理君在上海已无立锥之地。事已至此，戴笠只得将赵理君调离上海。军统“三大杀手”，两人在上海区双双出局，由谁接任区长？戴笠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位杀手。
7月末，一个孤独落寞的身影走进了坐落在嘉陵江畔的曾家岩戴公馆。
戴公馆面积不大，但布局紧凑，环境清幽。戴笠站在公馆的平台上，眺望着暮色中嘉陵江两岸的秀丽风光，等候着今晚那位主要客人的到来。
此时，那位神情落寞的客人已经走进客厅，戴笠特地请来作陪的军统局办公室秘书潘其武、余淑恒等人，纷纷与他打招呼。他强作笑脸点头作答后，独自坐在一旁，表情不无尴尬。
他就是从河内铩羽而归的陈恭澍。
陈恭澍的河内“博浪一击”，不仅未能达成刺汪目的，反而打草惊蛇，让戴笠苦心孤诣准备的其他几套方案全部报废。戴笠一怒之下，第一个将陈恭澍调回重庆，却既不召见，也不安排工作，采取了以往的“客气”方式——冷处理，将一直对未来去向念念不忘的陈恭澍悬在了半空。
去局本部报到时，陈恭澍见到的只有毛人凤。毛人凤已升任局本部代主任秘书（主任秘书为郑介民），戴笠外出时，局本部一切事务性工作均由他代行处理。尽管河内刺汪失败，陈恭澍仍想将河内工作情况做个详细汇报，由毛人凤转呈戴笠。然而，毛人凤却只字不提工作事宜，只是象征性地问了问他住在哪里。
毛人凤是毛万里的胞兄，毛万里对陈恭澍关怀备至，毛人凤对陈恭澍却是公事公办，表面客客气气，实际拒人千里，让陈恭澍心里很不是滋味。
陈恭澍到重庆后，一直凭借私人关系住在王兆槐家中。当年由刘乙光负责的特务队，如今已扩编为特务总队，王兆槐任总队长，负责军统各机构包括看守所以及戴笠、宋子文公馆的安全警卫工作。
陈恭澍与王兆槐的关系不亚于毛万里，陈恭澍任北平站站长时的书记王云孙，是王兆槐夫人王持平的弟弟，陈恭澍的婚事便是王兆槐夫妇做的月老。
即使关系到位，住在人家家中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戴笠不露面，毛人凤无表示，陈恭澍干着急没办法。尤其工作无着落，就像断线的风筝失去了归宿，那种无所依托的滋味，陈恭澍在几年前逃亡归绥时早已深有体验。
此后，陈恭澍曾与戴笠有过一次不期而遇。那是在防空警报响过后，陈恭澍钻进防空洞，一眼看到了戴笠。虽然中间隔着三五成伙的人群，戴笠显然也看到了陈恭澍。陈恭澍本想上前搭话，却又缺少勇气。考虑到人声嘈杂，说话也听不清，他寄希望于警报解除后戴笠能等他。
此时，距河内刺汪失败刚刚一个多月，戴笠对给他造成被动局面的陈恭澍仍余怒未消，看见他就来气，怎会留下来等他？警报一解除，就在一大帮下属簇拥下扬长而去。陈恭澍顿觉万分失望与凄凉。
尽管戴笠没有搭理陈恭澍，却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毕竟陈恭澍曾是他最为偏爱与器重的下属。第二天，戴笠命人事部门给陈恭澍送去一份任命：军统局本部第三处代理处长。
陈恭澍喜出望外，当天下午便赶到海关巷一号（军统迁渝之初部分内勤机构所在地）向毛人凤报到。
其实毛人凤对陈恭澍并非冷淡，只是他不像其弟毛万里那样感性，相对来说更会做官。如今陈恭澍报到上班，他也表现得很热情很关心。陈恭澍从未“坐”过办公室，与机关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毛人凤不仅教给他怎么处理公文，怎么签字，还告诉他伺候长官、应付下属的诀窍。至于着装，陈恭澍从未想到军统机关内竟然全体着中山装，他从未穿过中山装，现做也做不起，又是毛人凤伸出援助之手，将一套穿过的中山装送给他，这在当时是一份不薄的人情。
然而陈恭澍很快发现，他这个处长不过是因人而设的闲职，整天无所事事，连要看的文件也没几个，与其说是在处长的位子上上班，不如说是“坐冷板凳”。
尽管“坐冷板凳”的滋味不好受，可与“挂起来”相比，终究是没有被遗忘，终究是一种工作状态，也有了要求调动的资格。就在陈恭澍准备写“请调报告”的时候，人事部门的另一纸命令到了：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接受培训一个月。
戴笠何曾不知陈恭澍不是坐办公室的料，但平津冀形势紧张，人事上已做调整，陈恭澍已不宜再回平津，去其他地区，也不能为安排一个人特地做大的调整，而且在戴笠的心中，陈恭澍仍是重要的高级外勤干部，好钢要使在刀刃上，总要等一个重要位置来安置他。
“挂起来”一个月算是给了惩罚，“坐冷板凳”归根到底是一种安抚，接受培训自然是出击前的准备。在训练班结业的当天晚上，戴笠派人通知陈恭澍，晚七点到戴公馆吃饭。
为活跃气氛，戴笠特地将在军统局外事训练班接受培训的办公室秘书余淑恒叫来作陪。走进客厅的时候，戴笠面带笑容，径直走到陈恭澍身边，热情地伸出手。
“恭澍兄来了！”
陈恭澍对这次吃饭有颇多猜测。军统局在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接受训练的共有五人，其他四人均未接到邀请，这说明不是例行的邀宴，那是为什么？尽管猜到与工作有关，陈恭澍仍难免忐忑不安。
对于初见面的场景，陈恭澍做过多种设想，询问的、指责的、训斥的、被无视的，统统都是让他尴尬、无地自容的，唯独没想到晾了他这么久，戴笠竟没事人似的，如此热情。
陈恭澍颇为感动，赶紧迎上去与戴笠握手，尴尬的神情也随之消失了一大半。
席间，戴笠与众人有说有笑，余淑恒劝酒布菜，气氛十分活跃。在余淑恒的怂恿下，陈恭澍还扯开嗓子吼了四句不入调的京剧《长坂坡》，四个月来憋在肚子里的积郁，随着这几声吼叫烟消云散。
这顿饭连吃带喝、连说带唱进行了两个小时。饭后，作陪的潘其武、余淑恒等人纷纷告辞，戴笠把陈恭澍请进了书房。
陈恭澍虽喝了不少酒，头脑却还是清醒的，他以为戴笠要和他“算账”了，默默地站在一边等着戴笠的批评或训斥，或者宣布对他的处分。但是没有，戴笠和颜悦色地请他坐下，然后沉默了片刻，郑重地说：
“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局势仍在恶化中。我决定请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继续执行，打击破坏组织的叛徒。希望你明天上午出发，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去上海，这是陈恭澍求之不得的，因为几个月前，毛万里就将他的家眷由天津接到了上海。当初他离开天津时，戴笠没做任何说明，去向、时间，他和家人都不知道，这其实是特工的纪律。但多年来在一个站点干着说一不二的“老大”，陈恭澍自由惯了，不仅对戴笠的做法不满，对家人更是牵肠挂肚。如今奉调上海，他首先想到的是全家终于团聚了！
戴笠则对陈恭澍寄予厚望，给他下达了三项任务：整顿上海组织，制裁叛徒；配合毛万里继续河内未完成的任务——“制裁”汪精卫；弄清王天木的情况，可能的话，尽量说服他回归团体。
在简单介绍了王天木的情况后，戴笠说：
“天木兄这么做，太出乎常情，估不透他的动机何在。你这次去，务必要彻底了解清楚，并且尽一切可能劝他回来，我可以保证，绝对维护他的安全。”
这是7月下旬，距汪记伪国民党“六大”还有一个月，王天木尚未公开出任伪职——伪“监察委员”、伪“特务委员会”委员及伪“特工总部”第一厅厅长。他毕竟是军统高级干部，一旦公开出任伪职影响极坏，戴笠仍寄希望于他能回头。
部署沪二区
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的同时，戴笠决定在上海增设另一层组织：沪二区。以原上海区为沪一区，两区不发生横向联系，均由军统局本部直接指挥，以双重组织对抗日伪特务机关。
陈恭澍的沪一区大多是情报和行动人员，对于营救被捕人员和策反工作无能为力，沪二区则要弥补这个缺陷。那么，派谁担此重任呢？戴笠想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姜绍谟。
姜绍谟加入军统不久，即被派到云南，布置云南和滇越铁路以及安南、河内、海防等处的工作。之所以派他去云南，是为了避免引起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怀疑。1939年春天姜绍谟回到重庆，任渝特区少将区长。
戴笠选中姜绍谟建立沪二区，一是他加入军统时间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二是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这一点是戴笠非常看中的；而他又在浙江省从事过党政工作，认识不少汪精卫身边的重要人物。凭借他的自身优势，完全可以打入汪伪内部，完成营救被捕军统特工和策反任务，同时搜集来自汪伪高层的情报。
照例，戴笠将姜绍谟请到曾家岩公馆吃饭，这次没有任何人作陪，完全是两个老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戴笠不会勉强姜绍谟，但他分析得条条入理，姜绍谟爽快答应。区长定了，书记选哪个呢？戴笠说：
“次烈兄，你应该找个干练的助手一起去，你打算找哪个？”
“那就找陈祖康吧。”姜绍谟早已胸有成竹。
“哦，为什么是他？”戴笠不解地问。
在戴笠眼中，像姜绍谟这样的文人，需要的是一个机智勇猛、枪法好、文武双全的助手，而姜绍谟却选了一个同样是文弱书生的留法学生。
“他法语讲得好，文章写得好，又头脑清楚，精明能干。这一次到上海，我打算住法租界，带一位会说法语的人去，跟法国人打交道会很方便。”
姜绍谟虽然加入了军统，但与军统那些行动人员格格不入，也打心眼里看不起舞枪弄棒打打杀杀之人，所以即使找助手，他也要找一位素质高、文化层次高的人。
陈祖康生于1901年，福建漳平人，出身书香世家，曾留法七年，早年加入共产党。
虽然比戴笠小了四岁，但在戴笠考入黄埔军校之前，陈祖康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了。所以在戴笠眼里，陈祖康与姜绍谟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高级人才。
然而陈祖康加入军统却是迫不得已。他先是脱离共产党，后又参加了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在福州已无立锥之地，只好跑到长沙定居，成了坐吃山空的寓公。在抑郁不得志的情况下，由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介绍加入特务处，后被派回福建工作。
“次烈兄有眼光，陈祖康是个人才。”
尽管戴笠觉得这个人才不一定适合给姜绍谟做书记，也还是尊重姜绍谟自己的选择，很快将陈祖康从福建调回。在军统局本部，戴笠与陈祖康共进“工作午餐”。
利用吃饭时间谈工作，是特务处早期即已养成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戴笠殒命岱山。
戴笠边吃边对陈祖康说：
“我想请你到上海去，任沪二区书记，协助次烈兄开展工作，可不可以去？”
戴笠对军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历来十分尊重、信任，优礼有加，调动工作都是事先征求意见，极少直接下令。
“只要戴先生认为需要我去的地方，我都可以去。”陈祖康毫不犹豫地回答，但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过，我有一个请求，工作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以后，请戴先生给我自由，让我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戴笠当然明白，像姜绍谟、陈祖康这样学有所长的人，只要有条件，是不会从事特务职业的，当即一口答应：
“好，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最高目标。我知道，你不要名不要利，为国家生存，不计一切，参加了我们的工作，这几年也够辛苦了。你放心，我对你的承诺，一定遵守照办！”
第二天，戴笠像送姜绍谟一样，专程到机场为陈祖康送行。
姜绍谟、陈祖康先后赴沪不久，有一天傍晚，戴笠刚刚回到寓所，刘戈青忽然来了。
自从制裁陈箓后，日伪特务一直在通缉、抓捕刘戈青。为保证刘戈青的安全，戴笠将他留在香港工作，并将其家属迁到了香港。此间刘戈青多次要求回上海，协助王鲁翘制裁汪精卫，都被戴笠拒绝。
如今，刘戈青不打招呼直接从香港来到重庆，令戴笠颇感意外。
“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
“戴先生，王天木要投敌了！”
刘戈青将一封信递给戴笠。戴笠打开一看，是王天木写给刘戈青的亲笔信，信中说：
“兄于15日被赵君暗杀未遂，系老板命令，此真太无天理是非。乃于次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兄天木。”
“赵君”显然是指赵理君，“老板”是戴笠无疑，“开始自由行动”实指他本人投靠汪伪。王天木具体落水时间其他人很难知晓，但最晚7月14日诱捕王鲁翘时，他已经投入“七十六号”的怀抱，说8月15日赵理君对他暗杀未遂促其“自由行动”，纯粹是托词而已。
事实上，戴笠并未下令赵理君暗杀王天木，只是命赵理君等人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对王天木这样的军统元老，没有戴笠的命令，赵理君怎敢擅自行刺？而且陈恭澍8月初抵达上海后，8月12日即被任命为沪一区区长，赵理君同时被调离上海赴洛阳工作。
对于王天木如此强词夺理，将自己叛变归咎他人，戴笠非常气愤。他实在想不明白王天木究竟为何这样，是因为工作不顺心，还是经不起敌伪高官厚禄的诱惑？是因为戴笠未按他的要求打压赵理君，还是因为王赵之争中他率先出局？是要报复他戴某人，还是要挟“七十六号”追杀赵理君？不可否认的是，王天木要出卖的绝不仅仅是赵理君，为了诱捕王鲁翘，连女儿的感情都要利用，可见不是一时意气用事。
想当年，戴、王两人是何等默契，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为保王天木一命戴笠费尽心机，怎么突然间就发展到这个地步？
戴笠压根儿不知陈明楚处心积虑拉王天木下水，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王天木为何如此决绝。
刘戈青也不相信王天木会一条道走到黑，他特意从香港赶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请缨。
“戴先生，让我回上海吧，我去劝阻他。”
“你想过他为什么要邀你回去吗？”
“我知道，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拉我下水当帮凶；二是把我绑了向日本人邀功。”
“那你还要自投罗网？”
“我想第二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能劝他回心转意最好，那么他可利用投敌后的身份，寻机接近汪精卫，实施暗杀，戴罪立功。不行的话，我就佯装入伙，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汪伪内部，设法找机会行刺汪精卫。”
“你的想法是不错，只是想得太简单了。第一，陈箓那笔账日本人不会忘记；第二，就算你成功打入汪伪内部，以你的身份地位也很难有机会接近汪精卫。”
戴笠几句话就全盘否定了刘戈青的想法，总之不同意刘戈青去上海冒险：
“你汇报得很及时。既然来了，就在重庆住些日子，我另派别人去上海，看看能不能劝他回头。”
派谁去上海呢？
这个人既要和王天木说得上话，又不能是日伪“感兴趣”的对象，要找到这样一个人还真不容易。
就在戴笠环顾上下左右、搜肠刮肚不得其踪的时候，一个人主动送上门来了。
这个人是杨虎的姨太太陈华。
陈华请缨，发妻离世
这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戴笠接到陈华的请缨电报后，心情十分沉重。
自打将刘戈青等人引荐给戴笠，陈华俨然成了军统的编外特工，凡对军统有益的工作，只要她能做的都会主动帮忙。戴笠对陈华的感情，也不是一个“感激”所能包含的。“红颜知己”是陈华给自己的定位，戴笠对“华妹”的爱慕之情却是与日俱增。
如果说在杨公馆第一眼看到陈华就有好感的话，那么拉近两人关系的，则是同样来自底层的出身和坎坷的经历与命运。这样的共同点，让两人无话不谈。
陈华，上海浦东人，生于1906年，13岁被父母卖到广州的妓院，14岁遇到为他遮风挡雨的靠山——杨虎。时为1920年年末，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杨虎在孙中山麾下任参军。
大年三十，陈华被杨虎纳为三姨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虎一生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被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陈华这个年轻貌美、丰姿绰约的女人，从此成为上海滩交际场上的风流人物。
官场中的事，杨虎都要与陈华商量。连陈华自己都说，自从嫁给杨虎，一直在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周围打转转。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陈华便因杨虎的关系结识了戴笠，并很快相处热络。陈华以局外人的身份正式走近戴笠与他的团体，是从1935年刘戈青加入特务处开始的。当刘戈青带着原计划一起开办矿业公司的八个同学，参加并通过了杭训班的入学考试，在离开南京前往杭州的时候，戴笠特地请陈华带他们到国父陵墓去谒陵，宣誓效忠国家、民族。
对这九名加入特工行列的名牌大学生，陈华称他们为“九个火车头”。
“九个火车头”所在的杭训班一共有21名学员，毕业前按规定要填报介绍人的名字与身份，结果他们填的都是杨太太。上级大为诧异，问他们杨太太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一个班的学员中快有一半都是她介绍的？
陈华受邀参加“九个火车头”的毕业典礼，当刘戈青将这个桥段说给她听时，陈华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这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晚聚餐庆贺毕业，恰逢陈华30岁生日刚过，“九个火车头”一同起立，以水代酒，举杯为陈华庆生：
“祝陈华先生长命百岁！”
但是特工组织纪律规定，只许有纵向领导，不得有横向联系。九个人一齐举杯为某人庆生，触犯了规定。当戴笠将陈华送回上海后，“九个火车头”全部被关了禁闭。
戴笠去禁闭室了解情况，听刘戈青等人说明原委后，禁不住哈哈大笑说：
“杨太太过30岁生日，连我都赶到上海去喝她的寿酒，这又有什么可关的呢？”
“九个火车头”随即被放出来分配工作。
从此，“九个火车头”与陈华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陈华从“嫂夫人”成为戴笠名副其实的红颜知己——华妹；“九个火车头”对陈华的称呼，也由“杨太太”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师母”。
抗战爆发后，杨虎去了重庆，陈华带着儿女避难到了香港。刘戈青刺杀陈箓后来到香港，第一个见的就是“杨家姆妈”；收到王天木的信后，刘戈青也是首先与“杨家姆妈”商量回上海；遭到陈华的反对后，刘戈青直接去重庆请缨。
与此同时，陈华又与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商量，由她本人赴上海劝说王天木。尽管王新衡知道陈华一直在帮军统做事，但怎能让一个非军统人员去涉险？尤其戴笠特意关照他，照顾好陈华和孩子在香港的生活。
其实，陈华根本无须王新衡同意，找他来不过是商量一下出出主意，然后由香港区将她拟好的电文给戴笠发过去。
最初，陈华的要求让戴笠眼前一亮，的确，陈华是难得的人选。
首先，非军统人员，不会引起日伪方面注意；其次，王天木知道陈华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由她嘴里说出的话，比较容易被对方信服；第三，陈华在上海有足以对“七十六号”形成震慑的靠山。譬如，杨虎与法租界华探、青帮大亨黄金荣是结拜兄弟，陈华本人与黄金荣情同兄妹，且黄金荣的势力威震整个上海滩，“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的行动大队长吴四宝就是黄金荣的徒孙——对黄金荣唯命是从的季云卿的学生子。即使是奉命，吴四宝也未必敢对陈华下手。
再者，陈华虽说只是杨虎的三姨太，但杨府对外抛头露面、参与杨虎政务的，只有陈华。陈华协助杨虎组织的“兴中学会”，其势力可与黄金荣的“忠信社”（后改为“荣社”）、杜月笙的“恒社”相媲美。即使日本特务加上李士群，也未必斗得过这些“地头蛇”。
也就是说，陈华去上海，即使劝不回王天木，她的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此外，在王天木身边，陈华还有一个“内线”——“九个火车头”之一的杜白山，是王天木的女婿。
与王鲁翘“轧朋友”的，是王天木的二女儿王因子；王天木的大女儿王亢子，则嫁给了杜白山。
尽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戴笠仍不能同意陈华去上海。以往陈华为戴笠帮忙，不过是出力出关系甚或出钱，唯这次是以身涉险，关乎陈华的生命安全。从工作角度来说，陈华非军统人，连运用人员都不是；从个人感情来说，他是发自内心的担心与不舍。
总之，戴笠坚决不同意陈华去上海。
陈华收到拒绝电报后却不肯罢休，以充分的理由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短短几天内，渝港两地函电交驰。看到陈华列出一大堆并无风险的理由与坚决的态度，戴笠思前想后，最终勉强同意了她的要求。
戴笠伏案灯下，亲自给王天木写了一封信，准备让陈华带给王天木。这封信全篇都是在叙述他与王天木的交情，其中说道：
“……余遇君素厚，因念多年患难相从，凡事皆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有负于君。乃竟背余事逆，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这封长信，让戴笠陷入忧愤中不能自拔。回首前尘，当初两人关系何等亲密，怎么突然间就发展到这个地步？归根到底不过发生几句口角，安排了一个不满意的职务，至于去投敌吗？他蹲了大牢都能官复原职，怎会不知去天津是一个临时的措置？为报复连自己的名声都不要了，这要有怎样的深仇大恨？
他更担心的是陈华的安全。无论陈华怎样巾帼不让须眉，她毕竟与王天木素昧平生，王天木怎么会听她的劝告？所以他在复电中一再叮嘱，只管把信送到，勿多停留，尽快返回。
就在这个纠结的夜晚，又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戴笠的案头。
一看落款，戴笠的心头骤然一紧，仿佛被一只巨爪紧紧攫住。
电报是上海区译电员王绍谦发来的。王绍谦是戴笠特地派回上海兼有照顾毛秀丛任务的江山籍特工。
抗战爆发后，毛秀丛与戴母随特务处迁移武汉，武汉失陷前被戴笠派人送回了江山老家。1939年年初，毛秀丛突然患病，戴笠分身无术，便托原在上海区担任过直属通讯员的同乡毛翚将她接到上海住院治疗，结果被确诊为子宫癌。
半年来，从王绍谦发回的电报中可以看到，毛秀丛的病情不断加重。半月前的一封电报更是直言，生命危在旦夕，医生已束手无策。
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早年也曾有过相濡以沫的恩爱岁月；毛秀丛赠金簪送戴笠报考黄埔的情景，更是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中，一辈子都将难以忘怀。
他也曾想过去见毛秀丛最后一面，但军统局的工作千头万绪，他一向把工作看得重于一切，怎能为亲情抛开工作？何况上海区多名军统特工反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蒋介石绝不会批准他前去冒险，况且去了也不能挽回毛秀丛的性命。
但他自知愧对毛秀丛，错失见最后一面与送她最后一程的机会，将成为他内心深处永久的痛。
所以拿到这封电报，他已知凶多吉少。
无论电文怎样措辞委婉，无论毛秀丛离世时如何“安详”，随着抖索着展开的电文，那寥寥数字都犹如利刃刺中他心中最隐痛之处。泪水，也在刹那间模糊了他的双眼……
倘若毛秀丛健康在世，或许他三两个月都不会想到她；如今天人永隔，想到的却尽是她的好和对她的各种亏欠。
或许毛秀丛不会想到，这个连最后一面都不肯见她的男人，会在她死后为她掬一抔泪。倘使她地下有知，或许也该瞑目了。
女中豪杰与“缩头乌龟”
陈华接到戴笠给王天木的亲笔信后，抛下儿女，只身一人乘轮船回到上海，住到法租界一位好姊妹家里，然后打电话叫杜白山来见。
听说陈华到了上海，杜白山大吃一惊，一见面就说：
“师母，你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怎么在这个时候回到上海来呢？”
陈华知道，这个时候正是上海滩群魔乱舞、中日双方谍战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正因为是这个时候她才回来的。
“我要见见你老丈人王天木！”
陈华这句话惊得刚刚坐下的杜白山，像坐在弹簧上一般“砰”地弹了起来，手里的茶水统统泼在了地板上。
“你们老板也晓得，只有我来，才能拉他一把，救他一救！”陈华说得轻描淡写。
杜白山知道，陈华一向是“说一句算一句”的，只好苦笑着说：
“让我去试一试吧。”
这之后，杜白山每天都向陈华报告“试一试”的结果，可就是不见进展，后来被逼急了，才不得不实话实说，原来他一直没敢正面说出陈华的要求。这一点陈华也理解，王天木素以“笑面阎罗”著称，谁知道他肚子里转的什么弯弯肠子？为了向“七十六号”邀功，他什么事干不出来？王鲁翘不就是前车之鉴么！
可陈华就是冲着他来的，不见到王天木她不会罢休，杜白山也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向王天木说明了这件事。
还好，毕竟杜白山是王天木的女婿，王天木没有对他怎样，而且答应了他的要求，约定翌日下午二时，在兆丰公园见面。
答应得如此痛快，反倒让陈华有些难以置信。当如约来到兆丰公园，见到的果然不是王天木，而是他派来的喽啰林之江。
既为劝王天木“归队”而来，同样的话由别人去转告，岂不等于隔靴搔痒？但王天木不露面，陈华也无可奈何。而对林之江的一番规劝，显然是对牛弹琴，莫说由他转而规劝王天木，就他本人的想法，也绝无回归军统的可能。
戴笠给王天木的亲笔信，林之江倒是及时转交了，第二天杜白山就打电话告诉了陈华，并在电话里说，王天木表示愿意担任戴笠的死谍，潜伏在伪组织的特工总部，替军统担任更危险的工作。
连面都不肯露，这话让陈华怎能相信？
果然，隔了一夜，风云突变，杜白山打来电话，催陈华马上离开上海。
“为什么急着要我走？我回到上海，还没有逛过街呢。”
杜白山一听急了，不得不说出了实话：
“师母你千万不要逛街！我岳父和我都得到了消息，林之江派出了四根枪，说什么也不让师母离开黄浦滩！”
陈华很生气，林之江不过区区一个小萝卜头，也敢如此狂妄？也不看看她身后都站着谁！杨虎虽然去了重庆，可他在上海经营多年，他的势力还在；杜月笙认她是“五妹子”，杜月笙去了香港，可遥控着一批杜门弟子在上海锄奸；还有门生遍布黄埔滩头的黄老板……
多年后陈华在回忆录中谈到当时的情景时说，只要我伸手拨个电话，干掉林之江和他的“四根枪”，应该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的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的急电如雪片般飞来，从沪一区转到陈华手中，每一封电报都在催陈华急速离沪。
在规劝王天木未见结果的情况下，戴笠为什么要急着催促陈华离开呢？
其实，仔细一琢磨便知，陈华到上海的目的是见王天木，林之江见陈华，是受王天木指派，林作为王天木的喽啰岂敢擅自派出“四根枪”除掉陈华？两国交兵尚不斩来使，何况一个背景实力雄厚的非军统“说客”，除掉她有何意义？枉为自己多方树敌！
王天木何等老奸巨猾，怎会如此不分轻重？显然，这不过是王天木为摆脱陈华的纠缠，使出的驱离之计。
陈华在上海的情况，戴笠了如指掌。既然王天木不肯见，继续留下去徒增危险，所以他接二连三发电报，催陈华离沪。
而陈恭澍先于陈华半月之久抵达上海，却迟迟没有约见王天木。
在给戴笠的电报中，陈恭澍说，由于“七一四”大搜查后一些办公地点尚未来得及重建，又有一些潜伏人员陆续被抓捕，工作尚未展开。因为王天木的两个女儿与他的妻子很熟，常常到他的家中玩耍，为了不暴露自己，他一直没有回家去住。
很显然，陈恭澍没有约见王天木，并不是王天木不见，而是陈恭澍不敢见。见都不敢见，又何谈劝说？
相比陈华的胆识与干练，陈恭澍的表现实在懦弱与窝囊。
相比刘戈青与王天木几个月的“交情”，陈恭澍与王天木是多年的铁哥们儿。当年王天木为帮助陈恭澍在北平打开局面，不计代价与名利，甚至将剪除汉奸张敬尧的功劳都记在了陈恭澍的功劳簿上。此后两人多次合作，直到被分别调离，始终配合默契。那么，陈恭澍究竟怕什么？说到底，以王天木与陈恭澍多年的交情，不可能出卖陈恭澍。直至两年后陈恭澍自己撞到枪口上被捕并随之叛变，王天木始终没有出卖他。
陈恭澍的表现，再一次让戴笠感到失望。
劝谏，南辕北辙
鉴于陈恭澍的懦弱，戴笠改变了主意。与其强迫缩在乌龟壳里的陈恭澍出头，不如派刘戈青主动出击。虽然对刘戈青会构成一定危险，可除此之外再无良策，王天木不肯见的人去了也不解决问题。
迫不得已，戴笠决定走这步险棋。套用一句俗语，叫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仿佛心有灵犀，尚未发出通知，刘戈青便自己找上门来了。原来陈华一到重庆就通知了刘戈青。
陈华无功而返，刘戈青显然有了机会。一见面，刘戈青就直奔主题：
“我见到了杨家姆妈。”
刘戈青想把戴笠“不准”的话堵死，戴笠笑了：
“你来得正好，今晚就在这儿吃饭，好好商量一下。”
一听这话，刘戈青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这么说我可以回上海了？”
戴笠笑而不答，直接将他叫到餐桌上，开饭。
这其实是一餐饯行宴，虽说用“宴”来形容未免夸张，事实上不过多炒了两个家常菜。戴笠对伙食的要求一向简单，而无论多么简单，戴公馆迎来送往的餐桌上，都喜欢冠之为“宴”。
这一餐两人吃得舒心，聊得周详，第二天刘戈青就拿着戴笠的亲笔信离开了重庆。
这是继陈华之后，戴笠写给王天木的第二封规劝信，信中说：
“汝一人投敌，或为一时失足，尚有可谅解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做贼，自绝于国人矣！本应按团体纪律制裁，但念你我多年情谊，还望戴罪图功，此其时也！望勿负余意……”
刘戈青应邀而来，很容易就见到了王天木。王天木虽然料到刘戈青不可能背着“团体”私自回来，但看到戴笠的信，还是忍不住黑了脸。
他原以为，凭着他与刘戈青的交情，刘戈青会被他说服，充当他在“七十六号”的打手。不料，刘戈青不仅将此事报告了戴笠，还反过来劝他潜伏：
“戴先生说，你能打进敌伪组织，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让我回来，请你协助我制裁汪逆，阻止他成立伪政权，对投敌之事决不追究。”
王天木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再看戴笠的信，更是怒火中烧，愤愤地说：
“我现在走这一步，还不是被赵理君逼的！老板反而袒护他！”
“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
“调走？那是保护他，便宜他了！”王天木意识到将刘戈青拉过来不能操之过急，只能温水煮青蛙，于是说，“你老弟既然回来了，一切事情我们再慢慢商量吧！”
在年近50岁的王天木面前，不到而立之年的刘戈青终归年轻、单纯，他相信王天木走到这一步确有苦衷，也相信能说服王天木悬崖勒马，戴罪立功。
可他哪里想到，王天木已经越走越远。尽管他在上海区时间不长，接近的人也不多，又已调离数月，对上海区情况不甚了了，但他还是尽其所能向“七十六号”邀功，继王鲁翘之后，又将一个军统“高级特工”送进了“七十六号”。
这个“高级特工”叫袁殊。说他是“高级特工”，并不是说他在军统中职务地位有多高，而是指他特殊的才干与传奇的出身经历及身份背景。
袁殊本名袁学易，生于1911年，湖北蕲春人。
他的传奇在于，家境贫寒，乃至无钱读书，最终却奇迹般地免费入学，并奇迹般地两度留学日本。他原本新闻专业出身，干过多年职业报人，却独具情报天赋，对情报工作情有独钟，并做出突出贡献。
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化界政界的活跃人物。他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洪帮五重身份，在各个组织中如鱼得水，目的只有一个，抗日！
作为青帮弟子，他由杜月笙推荐给戴笠。时为1937年年初，戴笠由上海区区长周伟龙陪同，亲自登门邀请袁殊加入特务处。戴笠知道他有中共背景，但大敌当前，又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如此难得的人才，戴笠岂肯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