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没几个月，突然发生变故。常言说一山不容二虎，毛庆祥虽是副主任，却主持日常工作，凡事有个人主张，且愿自作主张；温毓庆作为主任，又是资深专家，既然为日电密码破译研究多年，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两人因意见不合，闹得不可开交。
时逢温毓庆患黄疸性肝炎和钩虫病，干脆一走了之，赴港看病，一去不归。温毓庆走后，毛庆祥与魏大铭的矛盾升级。魏大铭毕竟是电讯专家，凡事有自己的想法，毛庆祥则寸步不让，两人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毛庆祥一怒之下向蒋介石密告魏大铭抓权不轨。蒋介石痛责戴笠之后，将毛庆祥与其原密电研究组人员撤回，将技术研究室交给军统管理。
这样一来，等于军统吞并了温毓庆在交通部的研究班底。这个意外的收获令戴笠乐不可支，亲自邀了魏大铭，跑到豁庐与雅德利摆酒庆贺。
军统电讯处“特种技术研究室”就此成立，这就是“中国黑室”。
侦获日军南侵情报
1940年4月的一天早上，戴笠刚刚起床，魏大铭就急匆匆闯了进来，报告说：
“日军准备南进了！”
“情报可靠？”戴笠吃惊地瞪大眼睛盯着魏大铭。
魏大铭递上刚刚破译的日本密电电文。
“日军南进”意味着什么，戴笠太清楚了。那将切断中国通向外部的所有通道，任何战略物资再也无法进入中国，这等于扼住了中国抗战的咽喉。
“七七”事变爆发时，尽管日方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不尽知虚实，但对其战略物资的来源与输入路线十分清楚，开战不久即以优势海军，迅速攻占沿海港口，封锁海上交通，使中国对外运输濒于断绝。
此前，国民政府已考虑到运输补给对军事、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在抗战以前便已未雨绸缪，设立“西南进出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以商营身份做掩护，在越南、缅甸设立分公司，在广州设“西南运输处”总处。
武汉会战酝酿期间，进口的军用物资除由粤汉铁路输送外，多由西南运输处的汽车从广州运到长沙。
1938年10月末广州失陷，广州口岸丧失，西南运输处迁往昆明，中国战略物资的运输，只有靠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分别接运越南海防和缅甸仰光两个港口的物资。
可是不久，日本对法越政府施压，使其宣布停止中国一切过境运输。这样，滇越铁路被切断，中国的战略物资运输就只剩下滇缅公路这一条独木桥了。
当时的滇缅公路运输，是指物资到达缅甸仰光后，由缅甸方面将物资从仰光经腊戍运到与缅甸毗邻的云南芒市和遮放，再由西南运送公司运抵昆明。
1939年冬，戴笠曾赴仰光。他看到滇缅公路上军车往来，运输繁忙，港口货物依然堆积如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因为从仰光到昆明，几乎要从南到北经过缅甸狭长国土的四分之三，尽管英国尚无过分不友好表示，但已有越南的教训，戴笠岂敢掉以轻心？
当时西南运输处仰光分处处长是军统干部陈质平，戴笠当即下令陈质平，在腊戍一带（靠近云南）选择较为隐蔽的地点，设立大规模仓库，尽速雇用商车，将进口待运货物尽快转运腊戍，并限时完成。
果然不久局势陡变，日机轰炸仰光，因货物运转及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眼下，日军南进意味着这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将被切断，届时后果不堪设想。戴笠赶紧将情报交给唐纵，要他立即呈送蒋介石。
唐纵时任侍从室第六室少将组长，专门负责情报业务。由于他原本是军统人，又是戴笠推荐去侍从室任职的，对军统的情报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会优先处理，对这种十万火急的重要军事情报，更是一刻都不敢耽搁。
蒋介石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这份情报。
戴笠也是刚刚来到罗家湾办公室，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
“厦门的秘密电台是否畅通？让他们派人到海边看看，海面上有没有日本军舰？有多少？具体位置在哪儿？”
军统在厦门的秘密电台设在鼓浪屿，由技术娴熟的江山籍女特工姜毅英等人负责，戴笠肯定地回答：
“厦门的电台畅通，我马上让电讯总台联络。”
可是，电话打到电讯总台，对方回答说：
“厦门的电台这两天一直联系不上。”
“继续呼叫，必须尽快接通！”
可是一直等到中午，厦门的电台仍然没有接通。戴笠急了，电话急召魏大铭，却四处找不到人，后来才得知魏大铭到豁庐看望雅德利去了。雅德利因思乡心切，又因酗酒过度，身体日渐消瘦。魏大铭特地赶过去看望并予以安慰。
魏大铭闻讯赶到戴笠的办公室的时候，戴笠已经急得火烧眉毛。
“你知不知道厦门的电台已经有两天都接不通了？”
一听是为这个事，魏大铭长吁了一口气：
“我知道，厦门的电台电力弱，收不到信号是常有的事。”
当初派姜毅英他们潜入厦门建立电台，是为了监督十九路军，监督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福建另立政府的情况。他们携带的是2.5瓦特的小型电台，拆散后藏在内衣或饼干盒里，才躲过严密搜查潜入厦门，登陆鼓浪屿。但鼓浪屿距重庆1400多公里，比距离南京更远，时常叫不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魏大铭不紧不慢的态度激怒了戴笠。这件事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戴笠给过蒋介石承诺：明天一早将在鼓浪屿侦知的日军动态汇报蒋介石，同时关系到滇缅运输线的安全，必须刻不容缓采取未雨绸缪之举措。
戴笠一向对军统内部高端人才十分尊重，对魏大铭这样独当一面的电讯专家更是优礼有加。但这天，他还是没能很好地控制火爆脾气，怒不可遏地对着魏大铭吼起来：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离开总台？一早是你亲自送来的情报，内容你是知道的，为什么不守在总台等着接通厦门？”
这倒让魏大铭有些糊涂了，日军南进的情报和厦门电台有什么关系？其实连戴笠本人都没想到这样进行核实。
看着魏大铭一头雾水的样子，戴笠急得用手直敲桌子：
“日军南进，在厦门海面上就会有动静！”
魏大铭这才恍然大悟：
“好，我马上去总台！”
“你亲自上机，必须尽快与厦门接通，让他们马上查清厦门海面上的日舰情况，明天要向委员长报告！”
“戴先生请放心，下午要是叫不通，晚上一定能叫通，绝对误不了明天向委员长报告。”
魏大铭匆匆赶到电讯总台，当即上机，亲自呼叫。或许是他技术过硬，竟然一下就接通了厦门电台。姜毅英他们立即到海上侦察，果然发现有日舰抵达厦门，很快查清了海面上的日舰数量与到达时间。
厦门的回电，证实日军将南进的情报是准确的，戴笠在报告蒋介石之后，第二天又偕魏大铭一起去曾家岩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对魏大铭主持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十分满意，他们破译的这份情报实在太重要了，它使国民政府有充裕的时间将囤积在缅甸的抗战物资抢运出来，同时在东南亚沦陷之前做好开辟新的运输路线的准备。
蒋介石开始给戴笠布置任务：
“在东南亚沦陷之前，做好潜伏工作。”
“好！”
“马上派人去缅甸，督促抢运物资，务必赶在大战爆发前运完。”
“好！我亲自去缅甸。”
“也好，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不能有半点马虎。”
情况紧急，戴笠不敢耽搁，将局本部工作向毛人凤做过简单交代后，便带着毛宗亮（戴笠妻弟）等人出发了。
滇缅路上未雨绸缪
军统在海外的组织，自1938年建立河内直属组后，在越南已逐步发展到西贡、海防、芒街、东兴、顺化等地；并在谅山设联络站，以便策应；同时与党方协力建立“各机关驻越工作团”，以通过该团争取华侨的支持。
随后是缅甸。在首批派驻缅甸的人员中，有仰光组组长陈质平、腊戍组组长潘其武。这两人的公开身份是西南运输处仰光分处处长和副处长。1939年夏，潘其武向戴笠要求调张我佛协助工作。
张我佛曾任蒋介石的随节电台报务员，是一位技术过硬的无线电高手。临行前，他特地去找他的老师——军令部电台总台长方砚农请教。方砚农曾在浙江警校电讯班任教官，熟悉军统情况，他说：“在缅甸建立电台，应具备春夏秋冬全天候的波长，才能畅通无阻。”
张我佛到腊戍后，检查通讯情况，发现无线电机的波长不适用于缅甸的炎热气候。自制电机的最短波长是36米，而缅甸因为天气太热，只能用28米。他把原电机的线圈去了一圈，电容器去了一片，再来通报，果然畅通无阻。
戴笠在上次视察缅甸后，对张我佛的工作非常满意，为鼓励他的工作热情，特地奖励他500盾“特别奖金”。
戴笠如此重视缅甸，是因为缅甸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特别在其他国际运输线被切断，仅剩下滇缅运输线的情况下！
这次再赴缅甸（1940年4月），戴笠带了十部自制小型电台。他把十部电台交给张我佛，派他为缅甸电台督察。当时仰光和腊戍已建有电台，他要求张我佛负责在八莫、密支那、曼德勒（瓦城）及仰光近郊等地增建电台，建立一个覆盖全缅通讯网络，以备战时之需。
此时，军统的总、支、分三级通讯网已经遍布全国与东南亚，分台达300多座，以当年中国通讯事业之落后，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布置完电台事宜，戴笠开始视察交通运输情况，然后就加快货运速度对陈质平、潘其武提出具体要求。
同时，戴笠还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指示张我佛运用缅商孔雀公司总经理张嘉顺的关系，向缅甸交通部门申请1000份商用车辆牌照，可以不惜重金，一定如数办到。
当时缅甸方面并未禁止中国军车通行，内运货物都用军用卡车，而中国在缅甸亦无商车，办那么多商用车牌照干什么？
尤其此事并不好办，按照缅甸的规定，必须持有海关发给的车辆入口单、引擎号码、车辆吨位等凭证，才能申请领牌照。而这些凭证张我佛一件都没有。最后经陈质平与海关交涉，将美国由海路运到的卡车引擎，原箱提出一部分，抄下号码交海关登记，然后请公路局发给牌照1000张。
按照戴笠的吩咐，张我佛将这1000张牌照交给腊戍孔雀运输公司。张嘉顺总经理拿到这1000张空头牌照后，也不知道戴先生搞的什么名堂。好在不用他拿钱，只好收下暂时保存起来。
三个月后，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于当年（1940年）7月16日与日本签订“封锁滇缅公路协定”，决定封锁其殖民地——缅甸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规定凡属武器弹药、机件油料等军事物资，一概不准再北运中国。
回到重庆的戴笠已事先获得这一情报，于15日下令潘其武，去找孔雀运输公司总经理张嘉顺取回1000张商用卡车牌照，转发并让运输军用物资的军用卡车队，全部更换为商用车牌照，以孔雀公司商用车名义报关。挂着商用车牌照的军用卡车满载军用物资，顺利过关北运，驶入云南畹町再将此照换下，回到缅甸再挂上，如此循环往复，1000张牌照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无阻。
戴笠两次赴缅甸，两次都仿佛先知先觉，做了防患于未然的准备，避免了严重损失，令缅甸站军统工作人员无不佩服他有眼光，能掐会算。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并不是戴笠先知先觉，而是“中国黑室”在发挥作用。是特技室对日本军事情报的侦破，为戴笠提供了做好一切应对准备的先机。
但当戴笠从缅甸返回重庆后，雅德利突然要求终止合同回国。他对“中国黑室”的巨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戴笠怎舍得让他离开？
一年前，雅德利曾在一次日谍侦察案中暴露身份，但军统的严密保护措施足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也就是说，迫使他离开的压力并非来自日本。
那么，压力来自哪里？
破获日方气象间谍
自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从12月开始，由日本陆、海军航空队联合对重庆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是继德国之后最先实行面对平民的惨无人道的战略轰炸。
当时“中国黑室”尚未成型，军统局电讯处对日军密电的侦译，仅仅是能够告知当局，“日本人的轰炸机要来了，赶快通知老百姓钻防空洞”而已。
1939年年初，魏大铭在报纸上得知成都打下一架日本军机，活捉了一名机组人员，即赴成都与航空委员会接洽，将这个日俘带回了重庆。
这个俘虏叫大石信三，20岁左右，是轰炸机上的机枪手兼无线电报务员，对日本空军无线电通信方面极为熟悉。魏大铭特地把他送到重庆徐家坡总台侦空组的一幢洋房工作，生活上处处给予照顾。并派两名精通日文的研究人员与他一起工作、生活，把过去许多不明白的密电拿出来，向他咨询，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他还写了许多有关日本空军通信方面的资料，使大家明白了日本军中一般通讯所用的日文中50个字母的组成方法之概况。据此线索，加上雅德利多年对日电密码的研究成果，军统对日电密码研究在起步阶段取得突破性进展。
也就在这个时候，侦收台连续多天截获到从重庆某一个地点发出的莫尔斯码报文。这些电报发送时间很有规律，每天发送三次，早晚六点各一次，中午12点一次。
雅德利将每次报文按顺序排列，发现相似之处非常明显。而在48个日文假名中，只有十个被用到。为什么只用到十个假名？当他把这些代码转换成数字后，发现每份报文打头的数字都是027。这组打头的数字很可能代表的是重庆，从重庆发出的电报。
每份报文中的第二组数字231、248、267分别代表的是时间，早晨六点、中午12点和晚上六点；正文中的几组数字则是关于气象方面的信息，诸如能见度、云高、风向、风速、下雨、阴天等。
由于前几天连续下了几天小雨，今日刚刚放晴，这最后一封报文中的401不正是晴天的意思吗？
就在雅德利茅塞顿开之际，也忽然意识到情况紧急：“晴天”，这分明就是空袭的信号！雅德利赶紧向电讯处处长魏大铭报告：
“将军，重庆今天下午会遭到空袭。”
恰在此时，悬崖下的岸边突然传来可怕的汽笛嘶鸣。这不是预警，因为预警的汽笛声是平缓单调的，而现在的汽笛声尖厉急迫，声嘶力竭，分明就是敌机迫近的航空警报！
果然，日军轰炸机很快飞临重庆上空，这一次的炸弹差不多都落在了嘉陵江里，但仍有200多人丧生。
此前日本轰炸机为避开重庆的大雾，往往经过重庆的北面去成都轰炸。随着春天的到来，天空日渐晴朗，日本轰炸机将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重庆上空。而那个一天三时向汉口发送气象信息的密码电报，对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怎样才能找到这个日本间谍呢？
根据不断截获的无线电密码，雅德利推算出了对方的编码方式，并确定他的大概位置就在南岸。他派密电侦译培训班学员带着信号定位仪到南岸不同地点搜索，寻找日本间谍的藏身地点。他本人也带着航空定位仪去南岸查询。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们让军统的勤杂工充当轿夫，用轿子把他们抬到南山第一岭、第二岭不同的地点去转悠，定位仪就藏在轿子里。
范围缩小到南温泉附近。早上六点一拨搜索人员逼近了信号源，在山坡上悄悄包围了一间简陋的小木屋。
雅德利带着航空定位仪赶去，到达时正赶上中午12点发报时间，仪器读数定位直指小木屋，和学员们的信号定位仪上的读数完全一致。于是，由带来的卫兵对小木屋发起攻击，抓捕了屋内的日本间谍。
日谍一身典型的苦力打扮——脏草鞋、脏草帽、褪了色的蓝裤子和肮脏的棉袍。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千元中国纸币；在屋里发现了比雪茄盒还小的发射器和几节干电池，一套测量气候的工具——罗盘、无液气压计、空气湿度计等。
经审讯，这名日谍是随身带着发报器和其他仪器，在夜晚乘侦察机跳伞潜入重庆的。
随后，密电人员冒充日谍每天三次向汉口发报，总是说天气很差。但会在晚上六点偶尔发出适合轰炸的天气条件，因为日机若在晚上六点离开汉口，到达重庆时已是深夜了，很难在一片漆黑中实施轰炸。这样做只是为了增加可信度，避免引起对方怀疑。日谍的设备中没有接收器，汉口没法向他提问，这样反倒避免了很多麻烦。
但汉口的日本人并没有被蒙蔽多久，很快又空投了新的间谍，开始在无规律的时间段里发送加密电报。
这给确定发报者的位置带来很大困难。侦空组能截获到这些电报，却因不知道发报时间而无法把探测仪放置到位。而这些密电很快给重庆带来更大灾难。
5月3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36架轰炸机分两批先后由汉口机场起飞，直扑重庆，对重庆市区展开大规模轰炸，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第二天，继续出动27架轰炸机袭击重庆市区，这就是重庆历史上著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连续两天的轰炸，使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重庆市区陷入一片火海。市中心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1990多人在轰炸和火海中丧生，2300多人受伤，近5000幢建筑物被损毁，约20万人无家可归。
令人怀疑的是，在这两天的大轰炸中，中方为何无一架战机迎敌起飞？日机是如何躲过中方观察哨的，以致古城墙内方圆五英里一百万人没有躲进防空洞，被日机炸了个措手不及？一定是重庆内部有人叛国通敌！
也就是说，除了日军空投的发送气象情报的间谍，还有深藏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危害更大的间谍。
其实，密码研究室早就锁定一个可疑的内奸——“独臂匪”。
他是一个大炮专家，在重庆炮兵驻地负责防空炮，由于他曾经当过土匪，又是一只胳膊，密电人员称他为“独臂匪”。
他之所以被密电研究员注意并锁定，是因为他公开使用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四川炮兵师的一部无线电，通过密码电文与他在上海的朋友交流。由于电文难以破译，密电研究员以及魏大铭、戴笠都怀疑他是潜伏在军队中叛国投敌的间谍；也因为电文无法破译，无法对他实施抓捕。
雅德利到重庆后，戴笠首先交给他这个任务——破译“独臂匪”的电报密码。
在破译过程中，雅德利成功破译了其他隐藏军中一些将军的加密电报，侦得他们的叛国行为，政府对这批汉奸进行了清洗，可就是“独臂匪”的密码一直无法破译。
因为他发出的电文是一组组四位数字，就像1349、5727、7234及类似的组合，而且每天都在变。倘若某组四个数字的组合在一天内重复出现，说明这个组合代表常见的文字或符号。但同一个组合根本不会重复出现，这些数字每天都在变。也就是说，对方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使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
尽管这些密码一时难以破解，但雅德利对发出密码的人却早已熟识。
雅德利到重庆不久便与“独臂匪”邂逅，并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独臂匪”甚至在空袭的时候带他去高炮阵地“看风景”。雅德利喜欢看轰炸机在夜空中灯光闪烁，喜欢听那些老爷防空炮一齐扯开嗓子轰鸣。
但是，高炮好像从来打不中任何东西，当他向“独臂匪”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独臂匪”只是诡异地笑笑。
至于“独臂匪”是否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雅德利很难猜透。毕竟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于军统“密码研究室”不会没有听说过，尤其他本人为敌方传递情报，对“密码研究室”应该十分敏感。尽管雅德利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可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要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并不困难。
而他俩的相识并无特殊之处。
抓捕伪谍“独臂匪”
雅德利到重庆后，戴笠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优厚待遇，卫士、司机、佣人、听差一大群，仅贴身保镖、贴身翻译就各有两人，甚至特地为他“进口”了一位西餐厨师（华人），并特地为他的住所安装了浴室，这在战时的重庆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雅德利对这些都不怎么在意，他在意的是出入自由，是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因此到重庆没几个月，他就坚决要求搬出了豁庐，在远离市区的郊外找到一所新落成的房屋，魏大铭只好给他租下来，并强行要求留下一间作为自己的办公室，目的就是监督他不要太过“自由”。
雅德利并不满足，他讨厌保镖、翻译寸步不离，为此曾多次甩开他们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甚至为方便外出偷配了汽车钥匙。
这常常让翻译和保镖为寻找他四处奔波，也让魏大铭因多次劝说无果而苦恼不堪。魏大铭担心的是雅德利的安全，万一发生点意外他将无法向戴笠交代。同时，他单独与外国人接触，也让魏大铭担心军统情报的安全，甚至怀疑他甩开保镖是为了和敌方见面。
翻译将这些另外场合单独讨论的内容转告给雅德利的时候，雅德利对原本印象不佳的魏大铭充满憎恶。在他回国后所写的《中国黑室》一书中，用“笨驴”代替了魏大铭的名字，通篇都是“笨驴”“固执又愚蠢的笨蛋”，言辞中充满了轻蔑与侮辱。
他偷偷溜出去并不是为了会见什么敌人，而是为了找女人，寻欢作乐。他对重庆的电影院、赌场、茶馆、餐馆如数家珍，即使每每轰炸过后哪家被炸坏停业、哪里又新冒出一家他都了如指掌。当然，他更愿意去外国人社区和重庆总会（俱乐部），因为在那里结识的都是外国人和会说英语的中国人。
他在这些场合结识了众多外国人和中国人，其中有一位重要女性——汪精卫的“姨太太”淑贞，并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友。
他与“独臂匪”也是在这些场合中相识的。尽管相识并不能解决破译密码的问题，但最后却因此为揭开“谜底”创造了条件。
通过对以往侦收的电文进行分析、研究、推演，雅德利得到了一些字，它们是：她、光、谷物与胯部。
根据这些文字，他发现“暗码是根据某本英文书里的不同页码上的第一行编写的”。“独臂匪”根据中国的公共电码书将他的信息转换成电报码，然后用其他数字来改变这个四位数代码。在为代码加密时，他所使用的英文书中的一页，与他为电报的编号和日期加密时使用的是同一页。为避免怀疑，这本英文书一定是本常见书。
关键是，这本“英文书”是什么书，书名是什么？
雅德利虽追求“自由”与“享乐”，他的敬业精神却十分可嘉。当他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往往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钻研。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雅德利将破译的整篇电文中的头五个字母进行组合，发现了“她、光、谷物、胯部”以外的字——“HE SAID”（他说）。他据此推测，那本用来做关键字的英文书应该是一本小说。
但英文小说太多了，要知道是哪一本，除非去“独臂匪”的书房里翻。毫无疑问，这根本不现实！
偏偏事有凑巧，“独臂匪”的一个女朋友从香港来重庆看他，他邀请雅德利前去共进晚餐，而且可以带一个朋友去。
恰好这个时候淑贞回到了重庆，而且雅德利已经知道，淑贞其实是为戴笠工作的。至于她的真实身份，究竟是正式的军统女特工，还是军统的运用人员，雅德利不得而知，重要的是，她从事过间谍活动，又熟悉英语，这就足够了。
这个聚餐和淑贞的出现，让一切的不可能变得皆有可能。
星期二的晚上，雅德利逃脱保镖们的“保护”，驾车与淑贞会合，来到“独臂匪”在嘉陵江边成都路上的家。
“独臂匪”的女朋友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名叫多萝茜。看起来“独臂匪”与她打得并不火热，她只是被当作用来显摆的高档物品，以向到访的白人（雅德利）显示他的非同一般。
在干杯的时候，“独臂匪”说：
“祝我们在座的各位生意成功。”
这话在雅德利听来，似乎在警告他别管闲事。尽管他用了化名，但是他乘坐的轿车会暴露他在为谁工作，以致新结识的很多朋友包括美国人舒尔，都认为他的这项工作是在为其他事情作掩护，他暗中做的是军火生意，或者在中国搞贷款。他倒宁愿“独臂匪”也这样认为。
晚饭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这让雅德利非常着急，因为这样淑贞是没有机会进入书房找书的。
可就在吃完饭刚刚端上冰镇香槟时，防空警报响了，电灯暗了下来。“独臂匪”执行公务去了，淑贞借故离开溜进了书房。雅德利要做的，就是缠住吓得抖作一团的多萝茜。
淑贞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她在《大地》（赛珍珠的长篇小说）的第17、18、19页，找到了那几个词——她、光、谷物和胯部。
当夜，雅德利派人在全城寻找《大地》，终于在一所大学里找到。
原来，“独臂匪”的密码逻辑非常简单，将月份和日期的数字相加，再加上10就可以了。比如解密4月1日报文的密码钥匙就在第15页，即4+1+10。所有的数字密码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系统得来的。
所有报文的内容一点点真相大白，原来“独臂匪”是汪精卫在重庆的耳目，每天通过在上海的联络人向汪精卫汇报工作。重庆方面的德国防空顾问威纳也是这个谍报网络中的一员，他在一份报文中指示日本的轰炸机必须在12000英尺的高度飞行，而中国的防空炮弹的爆炸高度，至少比日机飞行高度低了1000英尺。所以中国的高射炮从来没有打下过任何东西。
雅德利在《中国黑室》一书中说：“报文中点到了不少中国人的名字。我很自豪只有一个白人是叛徒，而且还是个德国纳粹。”
这时已经天亮，他们赶到曾家岩戴公馆当面向戴笠做了报告。就在当天，所有叛徒全部被抓捕，“独臂匪”和德国顾问再也没有见到下一个日出。
可就在这天晚上，准备离开重庆的淑贞，在去机场的路上溺水而亡，有人弄翻了她乘坐的小船。
这个时候雅德利的身份已经暴露。一年后，一名美国驻华外交武官通知他回国，理由是作为一个用假名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人，一旦被日本人抓到，一定会被处决。
这是否真的关心雅德利的安危，无从知晓。美国出版的一本密码战的书中，曾说雅德利在中国期间，发现日本陆军的密码体系主要是纵横移位表系，可能帮助委员长破译了一些日军的密电，从而提前掌握了一些日军的军事行动。
此时美国已经成功破译了日军的“红密”，倘若雅德利真的帮助中国破译了日军的高级密码，而日军又经常破译国军的密电，一旦泄密将导致日军全部更换密码，那将给美军带来很大麻烦。
1940年7月，雅德利离开重庆回国。
雅德利走后，军统的密电研究工作在此前基础上进展很快，到1941年间，不仅能侦译敌机前来空袭的时间，而且能准确掌握敌机的起飞地点、飞行路线、飞行高度和可能轰炸的目标。
日本空军以汉口基地为华中指挥中心，在派轰炸机出发之前，必派一架侦察机先行侦察，然后向基地发回沿途气象报告，才由基地根据报告派轰炸机及作为掩护的战斗机，循着侦察机的路线飞行，沿途经过的主要城市都要向基地报告，如几点几分钟通过某地，飞行高度多少。所以日本空军汉口基地每派出一批飞机及其一路行踪，军统都能及时侦译其电讯信息。
事实上，军统早已在汉口设置秘密电台，台址就选在汉口中山公园西面山坡上，这里可以直接监视到汉口机场敌机起飞、降落的情况。敌机离汉口时，电报已经发到了重庆局本部。
此外，日军各空军基地侦察机及轰炸机的电讯皆在军统特技室的监测范围之内，无论日本军机从哪个基地起飞，军统都能及时侦译其电讯内容。
由于能在敌机空袭之前准确地将空袭时间与空袭目标报告重庆防空司令部，事后证明，每次空袭预先所发空袭警报均相当准确，不仅大大降低了空袭损失，也为中方回击日军空袭创造了条件。
重庆防空指挥部决定，利用军统提供的敌机电讯情报，让中国那些性能差、速度慢的飞机，事先飞到高于敌机的云层中隐藏起来，待敌机一到，即从上向下进行袭击。
1941年9月初的一天，情报显示敌机正大批飞往重庆。空军部队按照既定方案做好袭击准备。敌机飞临重庆上空后，每三架组成品字形为一小队，三小队组成品字形为一中队，紧靠在一起。中国空军飞机两架一小队，一前一后，出其不意地斜冲下去，居高临下地对敌机给予痛击。被击中的敌机瞬间坠落下去，未被击中的敌机早已乱了阵脚，不成队形，各自仓皇逃走。
在这次战斗中，有三架敌机被击中，带着黑烟下坠，然后一声爆炸变为一团火球。
这是自敌机轰炸重庆以来，中国空军第一次有效痛击敌机。从此以后，敌机再也不敢盲目地大规模地进犯重庆。但他们始终不明白，中国的老旧飞机凭什么一反常态，大显神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