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长叛变，沪一区沦陷
陈恭澍力阻下属受训
1941年的上海，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元月上旬，伪中央储备银行正式成立，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戴笠对沦陷区财经、金融历来非常敏感，早在陈恭澍任天津站长时，就曾下达对华北伪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制裁令，可惜陈恭澍未能达成任务。1939年由孙大成领导的天津抗团，终于将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击毙。
此次伪中储行在酝酿前期，戴笠即令沪一区除积极布线制裁周佛海外，对伪中储行高级人员亦一并予以制裁。
嗣后，局本部连续数次敦促沪一区，督促所属各行动大队，对即将出现的伪中储行给予破坏性打击。
结果，各行动大队所制裁的，既非伪中储行的高级人员，更非周佛海那样的大汉奸，而是伪中储行的中级人员甚至一般银行职员。陈恭澍则辩称：“这是由于对该项工作的基本认识不够充分，以及缺乏上层社会关系所致。”
其实，陈恭澍为了个人安全，与各大队负责人甚至都不曾谋面，更遑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与布置。
结果可想而知，伪中储行的中下层人员死了再换，对伪中储行运营毫发无损；伪特工总部的反扑却如狼似虎，他们将矛头对准国民政府所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以及其他发行法币的银行职员，对他们大肆枪杀、绑架，制造多起血案，最终戴笠不得不下令收手，以牺牲大批银行职员性命而告终。
与此同时，汪伪特工总部所属第一处与上海日本宪兵队所属特高课相配合，对沪一区乃至国民党在上海的所有潜伏人员展开了地毯式搜查与逮捕。
正值风声渐紧之际，1941年3月，局本部的一封调令不期而至，电令曰：
“查区助理书记刘原深同志，系临澧优秀生，在沪工作三年来，表现优异。兹特经本局保送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俾予深造。文到希即转饬该员务于六月底前，径赴成都军校校本部报到，幸勿迟延，并将启程日期报备为要。”
中央军校即原来的黄埔军校，1928年迁往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战爆发后迁到成都。高等教育班，不仅仅是为入学者增加一份军校学历，更是他们晋升的阶梯。对时年24岁的刘原深来说，自然是难得的好机会。
只是陈恭澍有些搞不懂，戴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将刘原深调走。
军统局本部对外勤人员的工作考核，是职务升迁的一项重要依据。刘原深作为区助理书记，主管行动业务，虽工作勤勉，处事干练，深得区长陈恭澍与区书记齐庆斌赞赏，但毕竟是在区机关上班，也就是外勤单位的内勤人员，不像行动人员那样有机会操戈锄奸，一炮打响便会受到局本部与戴笠本人的关注。所以在陈恭澍并未给刘原深“报功”亦未对局本部人事部门及戴笠本人推荐的情况下，突然毫无征兆地给这个从临训班毕业来上海仅三年的年轻人来了调令，这到底为什么？
既然做的是助理书记的工作，刘原深也就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份电报，虽然感到意外，转念一想很快就明白了。
刘原深在局本部仅仅认识三个人，有两人是管人事的李肖白和周康，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另一人就是戴笠。
刘原深是山东人，生于1917年，1938年9月毕业于军统临澧班。在毕业生组成的赴武汉参加“反资敌大破坏”的“实习团”中，刘原深是五名“实习委员”之一。戴笠对军统各种训练班的重视程度，不亚于蒋介石之于黄埔军校，都要亲自担任班主任并时常进行考察，亲自主持毕业典礼，对刘原深这样毕业成绩名列优等的学生了如指掌，自然列入重点培养对象。
“实习团”抵达武汉在汉口旧日租界一所小学内住下的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中午便留下来和这些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
以后每逢星期一早晨，戴笠必到“实习团”主持纪念周，结束后便分别召见一些学生骨干，了解实习及生活起居等情况，刘原深总在被召见之列。
实习结束后，刘原深奉派带领17名同学赴沪参加工作，临行时正好是长沙大火即将烧起来的那天晚上，戴笠在宝南街岳云中学召见刘原深和17名同学，在送他们上火车的时候，大火已经点燃。临别，戴笠严肃而亲切地对刘原深说：
“你到上海工作，预期三年，如果表现良好，到时候我会调你回来。否则的话，你永远不要来见我！”
如今三年将到，想必戴笠对刘原深的工作是满意的，否则不会履行当年的承诺。当然，戴笠还能记得这个承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对人才、对这些青年学子的重视。
照例，这类电文都是由刘原深签拟处理意见，送区书记齐庆斌先生加签，然后转呈区长陈恭澍核示。也就是说，刘原深若自己签了服从组织调动的意见，陈恭澍根本没有理由反对。但因关乎自己的前途命运，刘原深反倒觉得不便擅作主张，便将原件送到了齐庆斌那里。
岂料，齐庆斌、陈恭澍均未签批处理意见。两天后陈恭澍找刘原深谈话，祝贺恭喜之后，却话锋一转，要求刘原深放弃这次机会。理由自然有一大堆，不外乎形势紧张，人手少，任务艰巨，等等。
刘原深大感意外，半晌回不过神来。
其实，战时的人员调动是十分频繁的，在敌占区人员流动性更大。沪一区五个情报组、八个行动大队和直属新编第一组中，基本是清一色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区助理书记人选可以说一抓一大把，个个能直接走马上任展开工作。区助理书记一级的干部不由局本部任命，陈恭澍任命后只需报备，局本部自然会同意补缺。
见刘原深一副困惑的样子，陈恭澍又说：
“当然啦，这是局本部的人事命令，对你个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不想过分地勉强你；倒不是我自私，为了配合现实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征询你意见，至于去与不去，还得由你自己做决定。”
这话说得显然冠冕堂皇。“为了配合现实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征询你意见”，这还不是自私？明知自己对抗不了上级命令，却要逼迫当事人主动放弃这难得的深造机会，还假惺惺地表示“去与不去，还得由你自己做决定”。
这一军将得恰到好处。
相对于年长自己十岁、阅历丰富的顶头上司，涉世未深的刘原深太单纯了，尤其这位上司“情辞恳切”，“明白显示了”对这位下级的“器重”，使刘原深“越发觉得情面难却”，拒绝的话他实在说不出口。尽管内心十分不舍，踌躇了一下，他还是说：
“好吧，陈先生，我听您的。反正这受训的事，以后应该还有机会。不过，您能不能对局里说，不是我自己主动地抗命不去，而是因为此间工作需要，实在离不开。”
一番“蛊惑”产生效力，陈恭澍目的达到，立刻高兴地笑着说：
“那是自然，这我会处理的。就这样决定了，随后我就照实电复局本部。”
可是刘原深很快就后悔了，特别当有同事对他说，“陈先生明摆着是将你的军，我看你还是明白拒绝的好”，这时候他才想到，为什么当场不明确拒绝他？
当晚躺在床上，刘原深肠子都悔青了，奉调高教班深造，是多少人寤寐以求的机会，自己怎么未经大脑就张口同意推掉了呢？深造的机会哪里是那么容易就有的？即便以后再有，时过境迁，年龄渐长，这中间失去的成长历练机会岂是一个“受训”就能弥补的！他更感到不安的，是辜负了戴笠对他的栽培。
其实，刘原深的后悔过程不过就在当天和当晚，直接找陈恭澍表示服从局本部调动，一切还来得及。可在这个讲求诚信的年轻人的字典里，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一切已无法收回。即使后悔得彻夜难眠，也只有听之任之了。
不过，陈恭澍高兴得太早了。他那点小算盘戴笠怎能不清楚？是因为更换下属麻烦，还是不愿意看到下属高升？无论什么理由，无端地阻挠正直上进的年轻人进步，这种事也只有小心眼的陈恭澍干得出来！
于是，陈恭澍的报告被驳回。
于是，并不死心的陈恭澍再次发报阻止刘原深“深造”。
于是，报告再次被驳回。军本部在回电中态度坚决地表示：
“关于刘原深同志调训一节，系戴先生亲自遴选，且与军校方面已办妥一切手续，未便更改。希遵照前电，即嘱刘员如期赴蓉为盼。”
连碰两次钉子，照理说陈恭澍该放人了。然而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最后使出了无限期拖延的办法，直至让刘原深掉进“七十六号”设置的陷阱，才在很久以后略表惋惜地说了句：“由于我的一项措置，致使原深兄受尽委屈，也误了他的锦绣前程。”
刘原深被置险境
连续两次被驳回报告，刘原深本人是知道的。就在他为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暗自庆幸的时候，陈恭澍又使出了另外一招——温水煮青蛙！要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再也跳不出那锅渐渐滚开的沸水……
或许陈恭澍不是有意识要对刘原深怎样，但起码是有意识阻挠他的大好前程。
时间已到4月，战时从沦陷区到重庆比较麻烦，照理刘原深应该交接工作准备出发事宜了。在连续两次抗命被驳回的情况下，陈恭澍不便再公开阻挠，于是，温水煮青蛙的计划从一场冠冕堂皇的谈话中开始了。
陈恭澍对刘原深说：
“事情既然这样，你不去是不行了。现在从上海到大后方，必须首先择定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其间无可避免地要通过敌伪的层层关卡，接受种种考验与盘查，以你的年龄、外貌和气质，想必也会特别麻烦些。这些问题，事先须作充分的准备，力保无虞。”
这一番话，让并无心计的刘原深从内心充满感激。陈恭澍又说：
“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会替你去了解和安排。好在距离开训之期还有两个月，一切准备都来得及。”
如此，让刘原深感激之余，更多了一份对陈恭澍的信任与依赖。可直到6月底刘原深被“七十六号”抓捕，陈恭澍的“安排”仍如镜花水月，远远地吊着刘原深的胃口。当然，这是后话。
眼下，陈恭澍的谈话还在继续。他接着为刘原深准备前去深造做安排：
“这几天，你可以把你主管的业务结束一下，暂时移交某某同志接手，一些工作关系，你也得酌量情形分别予以介绍见面，以便日后好接头。”
刘原深听了非常高兴，工作交接了，那就只有等着出发了。接下来，陈恭澍话锋一转，用无可抗拒的口气说：
“在等待出发的这段日子，你也别闲着。你知道我们行动第一大队，下辖三个分队，大队长的职务不是一直由区长兼任着吗？其实我只是挂个名，根本没有时间去过问，以致各分队的人事与工作状况都隔膜了，而且很久以来都没有什么表现。我的意思，在你临走之前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以代理行动第一大队长身份，去彻底地加以整顿。”
这番话如同当头一闷棍，将刘原深打蒙了，整顿一个下辖三个分队的行动大队，岂是一两个月的事？何况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而这两个月应该是整装和出发的，途中说不定就要一两个月！
不过，陈恭澍有句话说得是对的，他这个大队长“只是挂个名”，对这个大队根本从未过问。但“没有时间”却是强词夺理，既然有时间嫖赌怎会没时间处理公务？不久后戴笠派人秘密查账，陈恭澍到上海两年时间即因狂嫖滥赌亏损数万元公款！
说起来区长的工作千头万绪，即使忙得四脚朝天怕也干不完，可要当甩手掌柜的，地球也照样转。毕竟天高皇帝远，他是老子天下第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干就干，想不干就不干，所有文件无论上边下来的还是下边呈报的，都有书记处理，大不了签个字，或者发表个意见，做个上传下达完全可应付差事。
当然，对陈恭澍来说，最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对个人安全的考虑。
行动第一大队是沪一区的精锐力量，赵理君任代区长时自任大队长。赵理君是亲自操刀的行动人员，自然格外重视这支精锐队伍，不敢假他人之手去管理。陈恭澍则不同，在敌占区最危险的就是抛头露面，这些直接与日伪短兵相接的外勤人员，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会被捕，闹不好就会出卖他人。所以自从到上海，陈恭澍就没去过任何一个行动大队，即使兼任了第一大队队长，也绝不到任。
更重要的是，第一大队有隐藏的危险人物，危险到了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区部曾多次接到举报。如今，正好由刘原深去跳这个火坑，能灭火更好，灭不了的话，他本人已离开，不至于把火烧到区本部。总之，陈恭澍是安全的，所以他非常大度地放权，鼓励刘原深说：
“例如调整人事、补充武器，或如何解决他们的困难，鼓舞士气等，你都可以放手去做。最近第一、三分队各有行动制裁的腹案报来，你也就近策划一下，以促其成。”
最后，陈恭澍以征询的语气却不容置疑地说：
“我这个构想或者说是一个决定，岂不是两全其美？你考虑考虑看。”
既“是一个决定”，作为下级的刘原深还有什么考虑余地呢？但在刘原深的回忆中，对陈恭澍毫无怨言，而且特别说明：
“我有理由予以婉拒。可是，一则他待我太好，我们彼此感情深厚；再则我一天没有离沪，仍然算是‘上海区’的人，我不能如此现实。”
显然，“再则”是刘原深的心里话，以他的为人，自然“不能如此现实”。而“一则”，无论在刘原深的回忆中，还是在陈恭澍的回忆中，都未提及“待我太好”“感情深厚”的任何具体事例。
事实上，刘原深的回忆是受陈恭澍之约，将自己的经历亲自执笔写下交给陈恭澍，由陈恭澍插入其回忆录中的。知道了这一点，刘原深对陈恭澍多有溢美之词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两人都曾落难，日后亦均处境不佳，写作此书时都已是六七十岁的桑榆晚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即便有多少不愉快，也会“相逢一笑怜疏放”，庆幸“扁舟有故人”了。
刘原深一向处事麻利，谈话之后即与陈恭澍、齐庆斌及其他内勤人员告别，从此搬出了公共租界西摩路平安大厦的区本部，住进法租界霞飞路与拉都路交叉路口的一家公寓。
一周之间，刘原深便先后约见了行一大队所属三个分队队长，了解各分队情况。被举报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的就是第三分队队长周西垣。
刘原深做助理书记时，对周西垣的基本情况已有所了解。
周西垣是嘉兴人，化名冯贤，四年前由忠义救国军调沪，四年来不见有任何成绩，尸位素餐而已。周西垣与万里浪同时来自忠救军，两人一向关系不错，私下常相往来。万里浪反水后，担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与周西垣暗中联络已久。
周西垣暗中通敌的最有力证据是，作为分队长，将该队所有的武器——三支左轮、两支驳壳、一支白朗宁，以及区本部下达的各种指示文件，全部送给了万里浪。
而陆续收到的举报材料中，以周的队部书记朱敏举报为最多，这倒颇有些令人玩味。朱敏在报告中称：“周西垣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图谋不轨，务宜早加防范，或予以断然处置，以绝后患。”照理说，通敌这种事是私底下秘密进行的，起码应该回避身边人，周西垣连枪带文件都送给了万里浪，显然没有回避队部书记。那么，他就不担心被书记举报吗？不担心被制裁吗？
对周西垣的处置，在刘原深代理行一大队长之前陈恭澍已做出决定，他认为其他方面报来的材料足可佐证周西垣的叛逆事实，已由齐庆斌将本案报局本部请示，一俟奉准，即予执行。
在局本部下达执行命令之前，周西垣仍是第三分队队长。刘原深在向三个分队队长了解情况时，已做好对周西垣实施“制裁”的准备工作，决定了负责执行的人选。
但在等候命令的这段时间里，他还想多做些了解，他总觉得那些举报材料欠缺有力证据，万一枉杀，将追悔莫及。
两汉奸唱双簧
第一次约见周西垣是在第三分队队部，在场的除了周西垣还有他的书记朱敏。周西垣时年29岁，言辞笨拙，笑容中带着稚气，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无主见、无担当的窝囊废，根本不可能有胆量造反，倒像一个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货。至于他的叛逆之事，只能说可能性很大，必须进一步查证。
倒是他的书记朱敏，23岁左右，年轻帅气，聪明外露，像个在校大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朱敏说话不多，似有顾忌，却更引起了刘原深的注意，认为他“外貌有锋芒，行事则颇为深沉”。
在这次谈话中，周西垣说队里现有的武器（包括左轮、驳壳枪）都已老旧，要求补充武器，以免误了大事。
刘原深心里明白武器的去向，嘴上表示可以考虑，但称库存武器不多，需要向上级申请，预计可以获准。这其实是缓兵之策，是想以武器问题吊住周西垣的胃口，以便将他稳住，为等候批复制裁争取时间。
此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原深在利用交通员与周西垣传达命令和讯息之外，又继续约晤了三次，可无论谈公还是说私，刘原深都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异常。
在对朱敏的考察中，刘原深也难以判定他是否与周西垣共唱双簧。
转眼到了6月，中央军校报到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陈恭澍仍然没有对刘原深放行的意思，原先允诺为其安排由上海到后方的交通路线及一应准备事项，也早在说过之后便随风飘散，从此再也没有提过，刘原深却仍在心急如焚地等待他的放行。
一直到6月下旬，中央军校报到时间已到，正当刘原深考虑直接向陈恭澍要求启程赴蓉的时候，陈恭澍的“指令”到了。但不是对刘原深放行的“指令”，而是准备对周西垣实施制裁的“指令”。
区部的指令称：
“查该队第三分队队长周西垣，勾结万里浪谋叛一案，因证据确凿，经已报局本部请予制裁，以免养痈遗患，相信不日当可奉准执行。务希加紧布置，待命行动。”
这指令其实等于废话！报局本部等候制裁，刘原深何曾不知？可陈恭澍这道“指令”，使刘原深失去了直接请辞的机会。
刘原深立即约见预定的对周西垣实施制裁的人选——第一分队队长刘全德，布置制裁周西垣事宜。而此时，周西垣正假借制裁汉奸许力求之名请求补充武器。
刘原深让刘全德装扮成军火仓库负责人，约周西垣在静安寺路一家咖啡馆会面，介绍两人认识，并宣布给第三分队补充左轮手枪两支、子弹60发，由他们面商武器运送与交接方法。其目的，就是让刘全德认清周西垣的相貌，等候制裁命令，嗣后或可以交接武器之名借机对其实施制裁。
可武器尚未交接，周西垣又通过交通员向刘原深报告许案进展情况、第三分队人事调整情况等，称许力求一切资料容待面呈，并有武器交接情况、其他技术问题、调整工作人员阵容，进一步提高士气等建议多项，有待当面请示。
刘原深一直认为，周西垣拿不到武器，不会采取对他不利的行动，而且以往数次会面均未发现异常，所以他料定此次会面也不会有危险。但他会多加小心，尤其在制裁行动面临收网之际，他不能功亏一篑。
这天是6月28日，凌晨天降微雨，早晨天色一片阴霾，随时会有小雨飘下来。刘原深带上雨衣，搭乘电车前往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第三分队队部。为谨慎起见，他故意逆方向多坐了两站，然后拦“云飞”出租汽车返回，在车过霞飞坊后才下车，然后往回走，一路数次观察霞飞坊周围的动静，一切未见异常之后，才走进霞飞坊某号楼。
这时是上午9点40分，周、朱两人早已在此等候。
朱敏将有关许力求的资料交给了刘原深，周西垣谈了他要谈的工作，不过都是泛泛之言，又抱怨补充武器太少。
谈话约十五分钟，刘原深起身告辞，就在他伸手去拿挂在墙上的雨衣时，周西垣也取下他的雨衣，笑着说：
“我也另有约会，跟大队长一起走吧。”
刘原深一愣，一个不祥的预感从心头闪过。但只是一瞬间，旋即便释然了。他本能地在为自己的安全佐证：外勤人员约会多很正常，今日不过凑巧了，两人同时离开也属寻常，因而也就没有太在意。
倘若此时他意识到危险已在眼前，或许还有办法逃脱。
两人并肩漫步走出霞飞坊，互相点头分手，刘向西，周往东，背道而行。
刘原深转身向西走了不到三步，就从后面蹿上两个人，一左一右挟住了他的臂膀，将他推进一辆等候在路边的黑色轿车……
刘原深原以为周西垣在等着那批武器向“七十六号”邀功请赏，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放弃武器，联合“七十六号”对他实施抓捕。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周西垣知道了即将对他实施制裁，还是他自己窥破了什么？
直到被带到“七十六号”“高洋房”的一间大厅里等候提讯，偶然发现一张巨型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极其醒目的红色名片，上面写着“奉上名茶碧螺春两罐，敬乞里公笑纳。晚朱敏拜”，刘原深才恍然大悟：
朱敏果然早已反水，两人唱的是双簧，可惜自己一直没有识破。
那么，朱敏为什么一次次举报周西垣？既举报了周西垣，两人自然知道区部会采取相应措施——核实并予以制裁，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万里浪为了邀功，以积极破坏沪一区为能事，而最有效的破坏办法就是抓人。但区领导不是分队长这一级可以随便接触的，陈恭澍的兼职大队长根本就是挂名的，他连大队部都不会去，更何谈分队部。
见不到人，自然谈不到抓捕，而组织严密的交通网络又不是周西垣、朱敏这一级所能知情的，他们所能手到擒来的只有手下行动人员，但这些人阶层太低难以邀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蛇出洞”。
——这应该就是朱敏一次次举报周西垣的目的。
而这些举报材料，显然缺乏具体而有力的证据。或者可以说，多是捕风捉影的猜测。当时为什么没有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举报材料呢？
答案很简单，刘原深接手代理大队长时，陈恭澍早已根据朱敏的举报材料，为周西垣定了案。由于陈恭澍压根儿就没有对此案做过切实的调查核实，理所当然地将举报人朱敏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致使刘原深做出错误判断：周西垣要求补充武器是为了向“七十六号”邀功，在拿到武器之前不会有所行动。
要求补充武器，正是朱、周为了迷惑和牵制刘原深放出的烟幕弹。
显然，他们最初的目标不是刘原深，毕竟刘原深只是一个小小的区部助理书记，说到底就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但区长兼大队长不露面，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对这个代理大队长下手。
尽管刘原深对自己的粗心大意不无自责，但他并没有看错周西垣和朱敏。说不定周就是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货，而那个牵他鼻子走的人，就是他身边的朱敏以及万里浪。也正因为无法确定朱敏是否已经投敌，才导致刘原深落入虎口。
直到这时，刘原深才为失去中央军校受训的机会而惋惜。如果按时启程赴蓉，如今早已身在军校了。失事被捕，使他一生的事业前途从此改变，说不定生命也将在这里画上句号。
可是他也知道，直到现在陈恭澍仍没有给他放行。
是没有人接任行一大队长吗？当初接到调令之时，陈恭澍同样以没有人手为由，阻止刘原深深造。而行一大队长这个职务不仅比助理书记重要，且一般人难以胜任，在刘原深已经上任并开展工作之后，陈恭澍岂会放行？
可以说，陈恭澍根本没打算让刘原深离开。
千方百计对抗上级调令，也只有陈恭澍这样多年来散漫、目无组织纪律的人干得出来。而阻止刘原深赴蓉的要求，莫过于让他在希望中等待，在等待中拖延，在拖延中幻灭。直至过期，一切便木已成舟。
对陈恭澍如此费尽心机地阻挠其大好前程，尽管在后来的回忆中刘原深并无抱怨，但也只能说明他为人正直、宽容，以己善良之心度人；同时在饱受牢狱之灾、命运既已改变、当事人已无几在世、他与陈恭澍尚健在的情况下，这时的回忆已是白头宫女话天宝逸事，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即使曾经有过什么怨言，也早已烟消云散了。
但对后来陈恭澍被抓进“七十六号”迅疾落水，劝说刘原深诱捕沪一区数名同志一事，刘原深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在回忆中（发于陈恭澍的《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并无回避，可见即使碍于陈恭澍情面，刘原深也还是有其底线的。
一封电报引发的担忧
刘原深被捕入狱，令戴笠深感意外。他原以为这个工作踏实、任劳任怨的年轻人，已经坐在中央军校的课堂上了，没料到陈恭澍一意孤行，白白毁了一个正直青年的大好前程，甚至性命，实在可惜！
对陈恭澍的目无组织随心所欲、不达个人目的决不罢休的行为，戴笠早有领教。这些暂且不计，戴笠更担心的是危机时刻陈恭澍如何应对。当年在石友三案中，一个小小的杂粮店管事招来同为兄弟单位的军警，便把他吓得仓皇出逃，一逃就是千里之外；如今上海形势复杂，日本人显然比兄弟单位的军警更可怕，万一哪天陈恭澍招架不住，会不会走王天木的投敌之路？
就在这个时候，戴笠收到陈恭澍的电报，竟然要求要到沪西、南市几个赌场，用威胁勒索手段弄一大笔钱，作为沪一区的补充经费。
沪西一带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部分，目前是汪伪的势力范围，“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就设在沪西地段的极司菲尔路，同时亦有日本武装宪兵（属日本沪西宪兵队）驻守。当地居民把那里称作“歹土”，唯恐避之不及，陈恭澍却要去那里实施抢劫，这不仅让戴笠大跌眼镜，更引发了戴笠对陈恭澍的两点怀疑：其一，陈恭澍靠不住；其二，沪一区经费去向有问题。
那么，沪一区巨大的经费开支去了哪里？
陈恭澍嗜赌好嫖，戴笠早有耳闻。在各种制度包括财务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外勤单位一把手用钱，确实无人可以控制。如同戴笠用钱，包括他自己所住公馆，全部都是公费开支，无所谓个人的还是公家的。
就这种并不健全的财务制度，陈恭澍也是极力反对的。当然，他反对的并不多，只有一点，那就是花钱记账，且保留凭证。他对记账深恶痛绝，说起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振振有词：
“有金钱出入，总得记一笔账，这正是对特务工作本质上要求严格保密的一大讽刺。我们为了此一问题，曾伤透了脑筋，甚至发生过争执，可是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最令人担心的就在这里，万一有一天会计部门出了事，那才是不堪设想呢。”
实际上，陈恭澍要的是，钱到沪一区，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记账，所以他多次抱怨军统的财会制度太死板：
“在敌后工作，记账实在是一个大忌。为了这个问题曾反复研商多时，但是会计作业是独立的，而且强调任何开支必须凭原始单据才能向上报销。尽管不断在改善名称、数字等的登录技巧上下功夫，可是依然抹不掉那些启人疑窦、欲盖弥彰的记号。”
启人疑窦、欲盖弥彰的记号是什么呢？军统外勤单位均使用化名，且往往一人多个化名，并时常更换化名，即使有单据落入敌手，也很难知道上面签署的名字是谁。一般经费支出亦看不出破绽，重要行动用款，又怎会在支出单据上细说该项行动？
陈恭澍想抹掉什么呢？
很有可能就是他公款私用造成的巨大亏空。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亏空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尽管只是猜测，戴笠还是毫不犹豫地下令有关人员对沪一区进行秘密查账。
随后，戴笠手谕王绍谦，三日内赴上海工作，动身前到曾家岩公馆听候召见，面示此行任务。
王绍谦是王蒲臣的堂侄，江山城关人，生于1911年，1937年6月考入军统南京译电训练班，曾任局本部译电员，也曾在武汉法租界巴黎街八号任戴笠的私人秘书，负责译电兼收发戴笠的私人信件。
戴笠布置监视汪精卫及刺汪时，王绍谦在香港参加了当时的通讯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的结发妻子毛秀丛患病在上海住院，王绍谦被派回上海，担任上海区译电工作，同时照顾毛秀丛。
1940年年底，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七十六号”逮捕，而王绍谦与他常有联系。出于安全考虑，戴笠将王绍谦从上海撤回，先在外事训练班第二期学习，毕业后担任戴笠的随从秘书，住在杨家山戴公馆。
戴笠在重庆先后有三个公馆，即曾家岩公馆、杨家山公馆和后来的神仙洞公馆。
1940年，因重庆频繁遭到日机轰炸，军统局本部所在地罗家湾目标太大，遂在重庆郊外约20里的缫丝厂建立“乡下办事处”，将“甲室”和编制科以及各处室的文件档案全部转移到办事处。在1941年敌机轰炸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军统局本部曾全部搬到这里办公，戴笠的住所就设在缫丝厂侧面的杨家山上。
郊外的杨家山公馆和城里的曾家岩公馆，是戴笠经常下榻、办公的场所，所以在杨家山公馆也配备了相应的办事机构，王绍谦就是在这里给戴笠当秘书的。
王绍谦接到戴笠手谕的当天，即1941年9月8日下午，又接到“10日上午登机飞港”的通知，9月9日下午，王绍谦携带行李来到曾家岩公馆等候召见。
当晚戴笠喝了酒，回到公馆就睡过去了，直到半夜醒来才将王绍谦叫到会客室。在简单介绍一下陈恭澍那封电报后，戴笠说：
“我怕陈恭澍靠不住，你这次到上海必须注意他的情况，随时来电向我报告。”
也就是说，王绍谦的第一项任务是监视陈恭澍。
“另一项工作，也是这次派你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秘密联系，传递情报。”
尚振声是继钱新民被捕后，在南京被捕的，不久前由李士群下令释放并委任为伪第七旅副旅长。汪伪的陆军第七旅是属于李士群伪特工总部的部队，尚振声出任伪职后，便秘密寻求与军统恢复关系，并派人到重庆局本部见戴笠，要求在上海指定专人和他保持经常联系。由于王绍谦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撤出上海已半年多，危险已解除，所以戴笠决定派他返回上海。
“我已和尚派来的人约好，让他通知尚振声考虑你们二人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选定后，会有人送信到赫德路正明里，交给你姑母王蕉梅女士，通知约晤的时间、地点，你按时赴约即可。”
戴笠又特地叮嘱说：
“你到上海后，首先挑选一位灵活可靠的交通员报局备案。为策安全，你和尚振声见面仅此一次，以后由各自交通员居间联络。届时带交通员去见面，双方约好接头地点和接头方式，以便日后互递情报与指示。”
“好。平时做什么工作？”
“别急，会有你的事做。你记住，以上的任务都是秘密任务。你到上海后去沪一区报到，接替人事助理秘书工作，原人事助书桂涤非俟办好交接手续后赴港待命。此事已由局本部电令沪一区知照办理。”
最后戴笠又叮嘱王绍谦到香港后，向香港区支领600元港币，用其中500元添置行装，用另外100元选购一件礼品，代替戴笠本人带给王蕉梅。王绍谦由港赴沪的船票，已由驻港总务郭斌购买。
当夜，王绍谦就留住在戴公馆，第二天一早由戴笠的随从副官贾金南送往沙坪坝机场。
抵制、拖延，出了大事
王绍谦作为晚辈，在军统局的职务虽然不高，但由于先后在戴笠身边做秘书，又是王蒲臣的堂侄，所以深得戴笠信任。王绍谦曾在上海区工作，对上海的情况又非常熟悉，派他回上海执行秘密任务，戴笠是非常放心的。
但戴笠没有想到，无论派谁回去都已无济于事，沪一区的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比起1939年7月14日大搜捕造成的损失，这次则为塌方式沦陷。两年前的大搜捕由陈明楚引起，由王天木进一步推进。但王天木毕竟已经调离上海，他的推进显然受到限制。而两年后沪一区发生的塌方式沦陷，则是由周西垣引起，由陈恭澍推进。陈恭澍的极速落水将沪一区带进了可谓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绍谦到上海不久，局本部便收到他的报备电报，选中女交通员凌丰作为他的交通员与尚振声的交通员联系。凌丰原为区本部与译电员之间的交通员，后改为译电和电台之间的专线交通员，工作踏实可靠。
随后，尚振声的情报便通过王绍谦传到局本部，局本部的指示也通过王绍谦及时传递给尚振声。
对于陈恭澍的监视则并不顺利。由于陈恭澍对王绍谦并不放心，担心他是戴笠派来的眼线，所以并没有让他住在区本部。
当时沪一区位于蒲石路荣康别业二楼，区部一共住着四个人，除桂涤非与其太太（区部与交通站联系的专线交通员）外，还有文书孙益之及女佣赵兰芳。赵兰芳住在大楼屋顶的佣人住房内。也就是说，区部办公室内住着三人，桂涤非夫妇离开后，就剩了孙益之一人，正好是接替桂涤非的王绍谦住进去。
但是陈恭澍说：
“我会派人为你另租房屋，在房屋未租妥前，你可仍住在你姑母家，每天到区部来帮助办公，熟悉情况，俟租到房屋后你再接手桂的工作。”
也就是说，不仅王绍谦不能住在区部，而且在租到房子之前工作也不能交接。
照理说陈恭澍是戴笠重视的高级干部；王绍谦只不过当过戴笠的秘书，地位并不高，对王绍谦如此严加防范，显然陈恭澍心中有鬼。
就这样，王绍谦每天上午到区部协助工作，等候租下房子办交接，但租房的事一直没有消息，王绍谦也一直不能接手工作。直到10月底沪一区出事，王绍谦与桂涤非仍未办理交接手续。
这样一种工作状态，王绍谦自然也不会发现陈恭澍有什么异常。倒是戴笠的秘密查账很快查出陈恭澍因嫖赌致沪一区账面亏损数万元。但即便如此，戴笠仍未考虑将陈恭澍调离。倘若此时调换区长，沪一区出事后新任区长不了解情况，损失会小得多。
就在这个时候，沪一区出事了。
引发沪一区发生塌方式沦陷的仍然是周西垣。
刘原深被捕后，周西垣以为为“七十六号”立了功，却不料，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倒不是他出卖的人没有价值，而是他碰上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刘原深在沪工作三年，经历了无数变故，从事过情报、人事、行动等各种工作，熟识内外勤的大部分人。到被抓捕之日，可以说上自区本部，下至各大队、支队、直属组、抗团，以及内外交通站，十之五六都与他有过联系；他不但知道各单位的办公驻所，也熟识每个单位的负责人。倘若撬开刘原深的嘴，周西垣就成了“七十六号”的功臣。
然而，早在到达“七十六号”之前，刘原深便做了一件令周西垣大失所望的事。
由于抓捕刘原深的地点处于大道通衢之间，行人如鲫，青天白日发生“绑架”事件，很快观者如堵，可巧霞飞坊对面就是中国银行分行，门口携带武器的驻卫警见事有蹊跷，立刻赶过来干预。如此一来，“七十六号”的秘密抓捕失败，刘原深被带到法租界卢家湾捕房。
尽管日伪势力早已伸入租界，刘原深将很快会被引渡，被带到法捕房不过多了一道手续。但就是办这道手续的时候，刘原深说服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趁机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沪一区内交站站长仇淑英，让她火速向区本部报告自己被捕的消息。但放下电话后，他突然想到时间来不及，因为当日内交站与区部交通员接头的时间已过，这个消息最快也得等到翌日下午才能传到区本部。于是他又打了第二个电话，这次直接打到了区部，接电话的正是沪一区“内当家”区书记齐庆斌。他简短地报告了自己被捕的消息，请区部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策安全。
这两个电话让刘原深如释重负，引渡到“七十六号”后，面对审讯，他已无后顾之忧，可谓软硬不吃。
照理说，既已通知区部采取紧急措施，那么给区部留出搬迁时间，即一两天后再供出区部地址沪一区并不会受损失。但事实上，区部根本没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陈恭澍对这个拿着组织当儿戏的冒险做法自鸣得意，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基于我们对原深兄的坚信不疑，遂作了一个有担当的决定——原深兄所知道的办公场所及联络地点概不迁动。果然，他身经百难，影响组织安全的话一句也没说。”
幸亏刘原深宁可忍受皮肉之苦也绝不走一步险棋。在一次次的审讯用刑之后，他干脆对审讯他的落水汉奸、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万里浪亮出底牌：
“你可以去查一查，在卢家湾捕房我打过两个电话。所以我劝你不要再费心机了，要杀要剐请随便。”
当万里浪查核两个电话属实之后，方知费尽周折捕来刘原深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想到刘原深做事如此决绝，当然更不会想到沪一区接此电话后竟然无动于衷。
刘原深的线索断了，周西垣等于白忙活一场。虽然他与万里浪原先都在忠救军而且关系不错，但此一时彼一时，万里浪小人得志，六亲不认，非逼着他提供对破获沪一区机构有价值的线索，否则对他本人不予接收。
在周西垣认识的人中，除了刘原深还有谁能有区部的线索呢？周西垣搜肠刮肚，终于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沪一区会计陈贤荣，化名李根发。
军统局在上海派有主持财务的中央会计，沪一区的经费由中央会计开出支票交给陈贤荣，由陈贤荣到中国银行分行业务股支取。负责给军统在上海地区办理经费支取业务的，是该行业务股职员姜绍诚。姜绍诚是姜绍谟的四弟，是1938年秋戴笠电请宋子文特意把他安排在上海中国银行工作的。
陈贤荣作为沪一区会计，需要向区部及各队组送发工资和经费，周西垣是行一大队第三分队队长，由此认识了陈贤荣。但也只是见面后认识，知道他的化名，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住址（陈贤荣有单独办公地址）。
听了陈贤荣的情况，万里浪觉得他比刘原深更有价值。可要在上海滩找一个只有见面才能认出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是陈恭澍在用人方面违反了一个秘密工作的禁忌，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不该安排一个有鲜明特征的人。是的，陈贤荣长了一张麻皮脸！
中国银行分行和麻皮脸，让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万里浪派人在该行门口守候，果然发现了一脸大麻子的取款人，然后秘密跟踪，一直跟踪到他在租界居住的弄堂房屋门口。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万里浪并没有下令抓捕，而是派出两路人马，一路日夜监视陈贤荣的住处，一路在陈贤荣外出时分段跟踪盯梢，一直跟踪监视了三个多月，查清楚他所到的几个主要地点后，才开始对陈贤荣实施抓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