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夜里，也就是刘原深被抓捕四个月之后，陈贤荣被抓进了“七十六号”。
28日上午八时，王绍谦刚到区部办公室，桂涤非就着急地对他说：
“绍谦兄，不好了！出事了！我在六时左右接到朱啸谷的通知，说李根发（陈贤荣）昨夜急病住院了（被捕的暗语），我们怎么办？”
朱啸谷时为沪一区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内线——刘绍奎、刘俊卿的专线联络员，他传递的信息自然是准确无误的。
王绍谦感到事态严重，赶紧与桂涤非向各队组负责人下发紧急通知，指示他们凡会计李根发到过的地方必须立即撤出，转移到安全地点，并与交通站保持联系；同时指示交通站留下一人值班，其他交通员隐蔽待命。
安排好下属队组，区部怎么办？王绍谦分析说：
“虽然李根发知道区部地址，但我认为在一两天内不至于供出来。我们等区长和齐书记来了再作商议。”
可是，陈、齐二位再也没有来。
送上门的“猎物”
其实，在陈贤荣被捕之前陈恭澍便得到了消息，因为日本宪兵在租界搜捕抓人，须事先知会租界巡捕房，得到消息的捕房内线都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陈恭澍。
10月27日当晚11点多，位于西摩路的陈恭澍家中，电话响了。
这个钟点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陈恭澍心惊肉跳。因为他的电话和住址原本就没几个人知道，而且即使知道也是私人朋友关系，一个是帮助他租房并帮助打理家里琐事的胡永荃兄弟俩，另一个就是给儿子看病的医生。他们是不会在半夜三更打电话进来的。
沪一区的人包括与陈恭澍关系最密切的齐庆斌，均无一人知道陈恭澍的住所与电话。所有工作关系中，唯有租界巡捕房的内线知道这个电话，会在有紧急情况发生时拨通这个电话。
所以这个电话只能是巡捕房打来的，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信号。
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华探刘俊卿的声音：
“‘北边’和‘西边’的，前后到了十多个人，准备夜间出动抓人。到哪里、抓谁，现在还不知道。我不下班，随时会有电话，请你多保重。”
“北边”和“西边”，指的是上海日本宪兵队和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既然还不知道抓谁，陈恭澍也只能继续等待。
这一等就是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陈恭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转来转去。三点刚过，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来。尽管声音听起来那么瘆人，陈恭澍还是迫不及待地抓起话筒。刘俊卿说：
“有一批人已经回来交差，只带来一个人，看样子不像是这边的，我一定等到结束后才下班，二爷请安心。”
“这边”，指的是沪一区。既然只抓了一个人，而且不像是这边的，陈恭澍如释重负。
然而过了没有一刻钟，刘俊卿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这次情况突变：
“不好了！克莱登刚刚告诉我，又有好几批回来，其中十来个全是咱们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东西。”
“能不能查查都是些什么人和什么东西？”
“好，我随时报告。”
从三点半开始，每隔一刻钟左右就有一个电话进来，向陈恭澍报告最新情况。在最后一个电话中，刘俊卿说：
“有一个叫程远的，从他家里抄出好几箱东西，据说都是些租约、账目之类，具体是什么我没看见。”
程远，是陈贤荣的另一个化名。一旦陈贤荣招供，对沪一区产生的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候的陈恭澍已经慌作一团，他想应该立即电告重庆局本部，同时赶快找齐庆斌商定应变之计。可转念一想，这两件事都不好办，因为他身边没有人可供差遣。
为安全起见，他必须找一个人去办这两件事，请他跑一趟电台先把电报发了，再去老齐家里把老齐约出来找个地方会面。
他想到的这个人是他的“铁三角”之一——张作兴。这个“铁三角”的另一位就是齐庆斌。
陈恭澍与齐、张二人同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学，陈恭澍任天津站站长时，这二人分别任复兴社华北办事处助理书记和河北省鸡泽县警察局局长。陈恭澍兼任滦榆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后，介绍二人到滦榆游击司令部工作，分别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后来滦榆游击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即“华北忠救军”，齐、张仍分别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1938年9、10月间，设于河北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区）之华北忠救军总部被日军攻占，所部牺牲惨重。齐、张二人突围后潜往北平参与其他工作，1940年奉调回渝途经上海，由于川资短缺，奉命在上海等候接应，没想到接应者竟是陈恭澍。
于是，陈恭澍呈报戴笠将二人留在上海，由齐庆斌任沪一区书记。戴笠考虑到他们曾在一起共事，或许更便于工作，就批准了他的要求，将原书记郑修元调到了重庆。为安置张作兴，陈恭澍特设了一个职务——电台督察。
张作兴对电讯专业一窍不通，如何督察？说白了，就是陈恭澍因人设事，为张作兴安排一个高级职务，享受督察待遇而已。实际上张作兴干的不过是普通联络的工作，负责电台之间、电台与区部之间的联络工作。
如同任用陈贤荣担任沪一区会计一样，任用张作兴担任电台督察，陈恭澍同样犯了保密工作的禁忌，那就是张作兴也是一张麻皮脸！
让同样满脸麻子的人在几个电台与区部之间跑来跑去，毫无疑问太招风惹眼。
其实就在前几天，张作兴还特意告诉陈恭澍，他感觉好像被人盯上了，可也不能确定，因为只是一种感觉，总也发现不了那个跟踪他的人的影子。为谨慎起见，陈恭澍让他暂时停止活动。
想到这一点，陈恭澍觉得还是不让张作兴出面为妙。但还是给他拨了一个电话，想核对一下电台地址。电话拨通之后没人接，陈恭澍以为他还在熟睡中，就挂断了。
陈恭澍根本不会想到，这个时候张作兴已经到了“七十六号”。
此时是凌晨4点40分许，陈恭澍不得不决定亲自去完成这两项任务。
沪一区与局本部经常保持通报的有三个电台，离陈恭澍住所最近的一个电台在新闸路，步行只需几分钟。
电台在一幢公寓的四楼，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临街的窗子上会有警示标志。陈恭澍站在楼下抬头望望窗子，是“安全标志”，说明一切正常。进屋后，草拟了一份电稿，因为通报时间在七点，陈恭澍将电稿留给台长就离开了。
这时不到五点半，陈恭澍到一家祥生车行叫了辆出租车，乘车直抵法租界兰心大戏院对面。齐庆斌的家就在兰心大剧院旁边的楼上三层。
陈恭澍下车后，特意仔细地察看了附近一带的情况，四周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再抬头观望齐家在三楼的窗户，虽然隔着一层厚厚的窗帘布，仍然遮不住屋里的灯光。为什么这个时候开着灯？这让陈恭澍疑惑不解。
再察看摆在窗棂底下的硬纸板，刚好从灯光中可以看到折射出的一面影子，正是安全的信号。
可齐庆斌既不会天不亮就起床，也不会熬到黎明时分不睡觉。陈恭澍一边穿过马路向前走，一边满腹狐疑地观察四周，还是一点异常现象都没有。
走到楼下，正为上不上楼犹豫的时候，陈恭澍忽然眼前一亮，想到齐家有两个孩子要早起上学，家人要照顾他们穿衣服洗脸、为他们准备早点什么的，开着灯岂不是很正常？再说，齐庆斌搬到这里不过两三天，除了陈恭澍本人，没有人到过这里，连交通人员都不曾来过，无论这一夜有多少地方被搜查，都不会查到齐庆斌的新居。
但是陈恭澍忘了，齐庆斌这个刚刚搬进来的房子，是张作兴给找的，也是张作兴来看的房子。也就是说，张作兴知道这个地址！
陈恭澍不再犹豫，径直上楼。当他走上九级楼梯的第一个转角处时，赫然看到一把藤椅！难道这幢房子里还有看更守夜的？这显然不正常！如果这个时候陈恭澍下楼而去，一切都还来得及，无论他待在自己家中，还是第二天去区部，暂时都不会有任何危险。
但是，一向为了个人安全谨小慎微的陈恭澍，在这个异常情况面前却疏忽了。他在回忆中说：“莫非有人在此守候过？可是又不能因为得不到解答掉头就下去呵。”于是转上楼梯，经过二楼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再登三楼。
在距楼梯三五步的地方站住，陈恭澍依照约定按下电铃——两短一长。
随即，门缝里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快速地摇了两摇又缩回去了。陈恭澍猛地打个寒噤，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立即转身跳跃下楼。可事到如今，他早已双腿发软，呼吸都快要窒息了，哪里还跑得了多快？
跑到楼下大门口的时候，楼梯上已经响起笨重的皮鞋声。就在他跑过兰心戏院门口，正准备拐进一条弄堂之际，两名日本宪兵已经追了过来。惊慌失措中陈恭澍的夹大衣被电线杆子挂了一下，日本宪兵就扑上来了。
这时候已是清晨六点，也就是说，从27日晚到28日清晨这一整夜，沪一区先后有陈贤荣、张作兴、齐庆斌、陈恭澍四名重要成员被捕。
显然，这场大抓捕是由“陈麻子”“张麻子”引起的。“七十六号”在跟踪“陈麻子”的时候发现了“张麻子”，在跟踪“张麻子”的时候发现了齐庆斌的住址，如果不是在关键岗位上用两个有鲜明特征的大麻子，“七十六号”根本无从下手。
陈恭澍则是“七十六号”的意外收获。齐庆斌被抓后，日伪留下两名日本宪兵和一名中国翻译在齐的寓所守株待兔，陈恭澍的“自投罗网”给“七十六号”送去一个最大的惊喜。
当然，陈恭澍与他的好友张作兴送给“七十六号”的更大惊喜还在后边。
王绍谦善后
10月28日上午，就在王绍谦、桂涤非、孙益之等人得知陈贤荣被捕，久等陈恭澍、齐庆斌不见踪影的时候，中午，又接到张作兴被捕的电话。可是两个负责人都不来，这让王绍谦等人既着急又不知怎么办。
分析两人不来的原因，应该是因为陈贤荣被捕，担心区部不安全。于是商量决定，如果到晚上还没有陈、齐的消息，大家必须分头转移。
下午王绍谦走得比平时晚了一会儿。在区部吃过晚饭准备离去时，电话铃响了，这时是六点半，拿起话筒一听是陈恭澍。终于等来了陈恭澍的电话，王绍谦忙说：
“苏先生（陈化名苏坦），我是绍谦。”
“你是绍、绍……”陈恭澍没有说“谦”字就接下去问，“今天有几人被捕你知不知道？”
“两个‘麻皮’都先后被捕了，我们等了你一天，都急死了。”
“不错，是两个‘麻皮’都被捕了，你叫桂来听电话。”
王绍谦赶紧把话筒交给站在旁边的桂涤非，陈恭澍在电话中对桂说：
“你九点钟到金门大戏院门口和我见面，有事商量，小心点。”
桂涤非对这个约见充满疑虑，挂上电话后向王绍谦、孙益之问：
“苏先生为什么不到区部来布置工作，反而约我到公共场所去会面？会不会出事情？”
王绍谦也是充满猜疑，本来是他接的电话，陈恭澍为什么不约他反而约见桂涤非？他倒是没想到会出事，而是认为陈恭澍因为一直对他有防范，尽管桂涤非即将离沪，还是要找他商量沪一区两个“麻皮”被捕的善后工作。
陈恭澍对王绍谦有防范是事实，甚至一直抵制和排斥王绍谦；拖延和抵制上级调令在陈恭澍也不是第一次。但这次王绍谦猜错了。
当天夜里桂涤非就带着四五个日本宪兵和“七十六号”的特务来到区部，将文书孙益之带走，将女佣赵兰芳奉王绍谦之命藏到屋里的两袋文件抄走。区部只剩了桂太太和赵兰芳，还有四个在此蹲守的日本宪兵。
毫无疑问，他们蹲守的目标就是王绍谦，因为此时区部就剩了王绍谦一人。
陈恭澍选择诱捕桂涤非自有他的道理，由于他本人不能堂而皇之地带着日本宪兵查抄区本部，只能找一个人充当“带路党”。他和桂涤非的关系更近，桂会更听他的话。倘若先诱捕王绍谦，王未必乖乖听命于他。
被捕当天就急于倒戈相向，陈恭澍的反水比当年从北京逃跑还快，立功邀宠之迫切，令所有落水汉奸汗颜。
从10月27日夜晚事发到28日夜的24小时内，沪一区先后被“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逮捕的有：会计陈贤荣、电台联络员张作兴、区书记齐庆斌、区长陈恭澍，以及由陈恭澍诱捕的助理书记桂涤非、文书孙益之，还有已失去自由暂时被软禁在区部的区交通员桂太太与女佣赵兰芳。
王绍谦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送信人正是赵兰芳。赵兰芳利用佣人身份，借口买菜溜出区部，从菜市场绕到了王绍谦的姑母家。
得此消息，王绍谦当即搬到译电员周金书家暂住。因为陈恭澍知道他的住址，在区部抓不到他，很快会派人带路找到他姑母家。
这时区部能主事的人只剩了王绍谦，危急时刻无需任命，他主动承担起沪一区遭破坏后的安置工作。
首先需要有一个临时办公场所，他到福建路大江南饭店开了一个房间——四楼十六号，立即展开善后布置：指派凌丰接替桂太太负责与交通站联系，通知各组、队、电台立即转移，并确定了联系方式，转移后随即上报新地址；又与沪二区区长姜绍谟取得联系，告诉他沪一区出事的情况，请他另迁新居，以策安全；同时商借沪二区电台代为收发电报，并借沪二区译电员华念雄的译电室，作为本区译电员周金书、徐嘉禾共同译电之用。
由于沪一区和沪二区没有横向联系，除了王绍谦，沪一区没有人知道姜绍谟的联系方式。沪二区筹建时，王绍谦正在沪一区任职，沪二区与重庆局本部的电台联系等，是王绍谦帮助解决的，王与姜又是江山同乡，相互信任，工作方面一直有来往。
同日又约见会计员孙国昌，指派孙国昌接替陈贤荣的区会计职务，并陪他到中央会计处接头，领取沪一区经费，然后由孙给区下属各单位分发应急经费。同时，由孙向情一组组长毕高奎转达分工应急措施：
由毕高奎负责过渡时期的外勤领导工作，在指导各情报组、行动大队的工作，督促各组、队在搬迁新址的同时，继续进行搜集敌伪情报等工作；与局本部的通讯联系、经费领发、人事安排等内勤工作，暂由王绍谦负责。总之，两人共同负责把沪一区保护好，照常开展工作，以待后命。
也就是说，在沪一区负责人正式任命之前，由毕高奎和王绍谦暂时接任陈恭澍与齐庆斌的工作，毕任临时区长，王为临时书记。
沪一区的善后安置基本完成后，各下属单位在搬迁后均已稳定下来，恢复正常活动。王绍谦开始从报纸上查看房屋招租广告，寻找区部办公场所。
接到王绍谦的电报，戴笠十分震惊，两个负责人同时被抓竟然毫无征兆，真是骇人听闻！他哪里会想到，陈恭澍竟然公开违反保密工作禁忌，在关键岗位上用了两个“大麻子”！
值得庆幸的是，将王绍谦派回上海派对了。正因为他熟悉上海区情况，且与姜绍谟有联系，又敢于担当，所以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安排人事，稳定局面，恢复工作。
也正因为他在上海熟人太多，继续留在上海已十分危险，戴笠立即调任新的沪一区书记派赴上海，同时给王绍谦发署名电报，首先对他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做好善后工作给予肯定，传令嘉奖，同时批准他和毕高奎分工负责的建议，并叮嘱他注意安全，停止活动，等待新指派的陈浩（现已到港，十天内可抵沪）到沪后，即办好交接手续，离沪赴港待命。
同时，戴笠指派另一条工作路线——派往上海专攻李士群的原上海律师余祥琴，立即会见李士群，以保护陈恭澍等人的生命安全。
对李士群心存幻想
1941年，由于日军对重庆市区频繁轰炸，军统罗家湾局本部已无法正常办公，当年5月，局本部暂时迁移到距市区20余里的缫丝厂乡下办事处办公，罗家湾只留下一个办事处。
大约在陈恭澍、齐庆斌等人被捕两个月前，即8月31日，郊外局本部戴笠的办公室里，由罗家湾办事处处长李肖白带来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就是余祥琴。
余祥琴是安徽黟县人，是原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闻兰亭的继子，此前以律师为业，在上海小有名气。
早在6月中旬刘原深被捕之前，戴笠便开始物色策反李士群的人选。不仅因为李士群“放过”了刘戈青，还在于此时他在汪伪内部的倾轧中处于被动地位。
李士群挤走丁默邨，让周佛海看到了他在伪特工总部的实力。汪伪政权成立后，原先追随汪精卫的大小汉奸迅速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方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广东派，一方是以周佛海为首的非广东派，而双方内部又各有派系，可谓错综复杂。周佛海为了拉拢李士群为自己助威，特意将自己兼任的伪警政部部长一职让给李士群。岂料李士群一上任就一脚踢开了周佛海，由拥周转而拥护陈璧君，投靠了公馆派（汪之广东派中的嫡系），与周佛海分庭抗礼，连周推荐其亲戚到警政部任职都硬顶了回去。周佛海毕竟是汪伪组织中响当当的实权派，论资格论身份地位，李士群都差了一大截，在两人日益公开的对抗中，李士群毫无悬念地处于被动地位。
对戴笠来说这正是机会，可趁此机会将李士群拉过来为我所用。
尽管唐生明赴上海之前戴笠也曾向他交代这项任务，但唐生明原本与李士群素昧平生，取得信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可是，找到一个与李士群素有深交、对其能产生影响而又愿意担此重任的人谈何容易！为此，戴笠委托居住香港的杜月笙代为查找。杜月笙找到的这个人就是余祥琴。
其实余祥琴与李士群并无深交，但余祥琴有恩于李士群，这或许比热络的交往更有作用。1934年，李士群主办的杂志登载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为此日使馆行文请工部局总巡捕房对李提起公诉，该案经余祥琴从中安排，并为李出庭辩护，使李士群获宣告无罪。李士群对余祥琴感激不尽，拿出公款予以酬谢。余祥琴坚辞不受，并说李士群遭此诉讼是出于爱国热忱，自己怎能接受酬谢。李士群深受感动，言他日定当图报。
1939年4月，李士群在组织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之后，曾登门拜访余祥琴，一进门就说起他自1937年年底从南京撤退后的情况，说先是随唐生智留守南京，结果狼狈撤退，又从武汉撤到香港，这才肩负重任回到上海。
李士群所说的“重任”，就是指认贼作父组建伪特务机关。余祥琴虽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律师，但当时并不知李士群就是“七十六号”掌门人。
李士群显然不是来还“人情债”的，而是觉得余祥琴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十年，各方面关系都很够，对两租界警务当局及社会各阶层都很熟悉，尤以历来承办刑事案件颇负时誉。而当时日伪不能随意在租界抓人，且常常在抓捕、引渡方面受到牵制，自然想请余祥琴为其助力。
余祥琴则觉得时隔四五年，“已隔膜疏远”，“不拟再与交往，故淡然置之”。余祥琴客气地应付一下，并没打算与此人继续来往。却不料山不转水转，没过多久他竟然需要找李士群帮忙了！
当年秋，交通部在沪留守人员陈福源及孔祥熙的留守人员余新福先后被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所逮捕，后经黄金荣向余祥琴打听谁与李士群熟稔，余祥琴这才知道李士群已成为“七十六号”的主持人。
余祥琴平素以道义自任，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曾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总干事，对抢救伤兵难民出力颇多。遇此事情，自是当仁不让，立即登门往访李士群。李士群倒也顾念旧情，不久便将陈、余二人无条件释放。
于是，经杜月笙穿针引线，余祥琴由上海到了香港，又于8月30日秘密飞往重庆。其时敌机白昼空袭重庆市郊，每天须躲避警报十小时之久，直到31日傍晚，余祥琴才被李肖白送到郊外局本部。
由于事先已知余祥琴到来，所以不等介绍，戴笠就热情地向余祥琴伸出手，连说：
“余律师，久仰久仰，一路辛苦了！”
寒暄之后，戴笠亲自陪着余祥琴来到餐厅，由李肖白等人作陪，为余祥琴接风洗尘。席间推杯问盏，觥筹交错，热烈的气氛让余祥琴感到了戴笠对他的热情和重视，也让他见识了戴笠的海量。
重要的是，喝过酒后照谈工作，一谈就谈到了凌晨两点。谈上海的局势，谈租界的情况，谈“七十六号”和李士群，谈李士群没有把刘戈青交给日本人，谈游说李士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然，更忘不了谈对方。
谈对方，不是恭维，却要让对方感到十分受用。其实凡是对工作有帮助的人，无论同窗、朋友或其他人引荐的陌生人，无论是将对方变为下属，还是变为运用人员，或者在某件事上给予帮助，戴笠都会个个欣赏，对个个礼遇有加。不仅要调动对方对这个工作的热情，使其信心满满，更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被重视，被赏识，然后高高兴兴地去出力、去卖命。
这正是余祥琴当时的感受，所以他在《追击》中不仅记述了戴笠对他的热情、赏识与信任，也写了他对戴笠极好的印象，对戴笠的形容也十分准确：
“戴身材壮实、面色黝红、眉毫粗浓、眼神奕奕、不怒而威、语言激昂、酒量宏豪，至气愤不平处，辄作握拳切齿之状。”
如同当初动员唐生明去汪伪内部卧底，对余祥琴的工作布置也是先做足了“铺垫”，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布置任务——策反李士群。
“您同李士群讲，现在是他的一个机会，把汪逆精卫杀了，我们会集中力量响应他安全撤退；或者乘汪精卫到达苏州李之势力范围内劫持汪逆来归，我向委员长保证给他更好的地位；或者由他协助我们同志完成制裁汪逆的工作，我发给奖金300万，参加行动诸同志再保送出国深造。”
当时法币13元合美金一元，300万折合20多万美金，可见数目之巨大。
即便如此，戴笠的想法也未免异想天开。李士群既费尽心机投靠日本人，即使其靠山不是汪精卫，也绝无可能对汪实施刺杀；而李身兼警政部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处长等数个肥差，到处搜刮民脂民膏，连周佛海不久后为伪中储行在苏州地区推行伪中储券，都被迫留下2000万买路钱，而这笔钱几乎全部进了李的个人腰包，300万哪还有什么吸引力？
余祥琴也并不了解李士群目前的状况，就这项任务接触李士群之前，一切都不敢打保票，尤其刺汪，兹事体大，军统调动各方面力量从河内一路追杀到上海、南京，都未能阻止他当上日本人的“儿皇帝”，李士群作为一个主动投敌的汉奸，肯担当如此重大的任务吗？
当然，戴笠也强调，要把握胜利，收复失地，必先铲除伪组织。即使达不到刺汪目的，能将李士群拉过来，使伪组织为我所用，也将大大减轻渝方在上海的压力，能很好地保护军统在上海的潜伏人员的生命安全。
虽说游说李士群刺杀汪精卫余祥琴没把握，但策反李士群他还是有信心的，尤其保全军统上海潜伏人员的生命安全，这一点相信李士群能做到。余祥琴虽无特工经验，可凭借律师的口才和与李士群的特殊关系，相信达成这一任务并不困难。当场明确表示：
“参加戴先生领导的工作，正是我为国家报效的机会。为求达成任务，不惜任何牺牲。”
第二天又是从傍晚开始，谈到凌晨两点半，安排了余祥琴的化名、与戴笠本人的直接联系方式，并通知沪一区拨一部专用电台供余祥琴使用。至于与沪一区的联系，戴笠要求“以秘密方式与沪一区区书记吴维扬同志取得联系，对其他人一切保密”。
吴维扬是齐庆斌的化名。当时沪一区尚在正常运转之中，戴笠抛开区长陈恭澍要余祥琴单独联系齐庆斌，可见对陈恭澍早有防范。
余祥琴需要配备的装备与经费，戴笠已通知杜月笙及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在港代为安排。
9月2日中午，余祥琴飞往香港，9月11日由港乘轮返沪，9月15日抵达上海。
王绍谦回上海是继余祥琴之后，9月10日离渝飞港，9月18日从香港启程返沪，比余祥琴刚刚晚了一周。
接连派出两人赴上海，一是监督陈恭澍，一是策反李士群，戴笠以为如此安排可避免陈恭澍重蹈王天木覆辙——一旦拉过李士群，陈恭澍也就没有了被捕的可能。而陈恭澍主动投敌的可能自然很小。
然而，戴笠大错特错了！
余祥琴被敌利用
戴笠所错之一，既然已断定陈恭澍不可靠，却不是果断将其调离，结果导致沪一区被连窝端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刘原深、齐庆斌以及后来被捕的王绍谦等关键人员都顶住了“七十六号”的各种考验，即使陈贤荣、张作兴等人叛变，破坏力也不至于很大，唯陈恭澍的叛变破坏力无可挽回。
戴笠所错之二，就是启用了余祥琴，不仅于事无补，反被李士群所利用！
李士群的处境并不像戴笠想象的那样糟糕。他既敢四处树敌，公开与周佛海叫板，自然是因为有大后台。他能抢到主持清乡工作这等肥差，而让周佛海、罗君强等人甘拜下风，正是1941年3月晴气直接举荐的结果。晴气举荐，影佐祯昭不会反对；影佐提出，汪精卫想反对也不敢，何况李士群早已通过献媚陈璧君讨好汪精卫，做足了铺垫。当然周佛海也不是省油的灯，很快反戈一击，在接下来的一轮较量中，李士群势单力薄，终于在7月末被周佛海将警政部悄悄合并掉，等于让李士群白白丢了一个当时在他所有职务中最高的职务。
这之后，通过陈璧君在人事上的纵横捭阖，而汪精卫又畏忌其后台，使李士群又得了一个专为他增设的调查统计部部长之职。但李士群仍不满意，又瞄准了一个更高职位——江苏省政府主席。
余祥琴9月中旬回到上海的时候，李士群正通过晴气向影佐和汪精卫建议改组江苏省政府，提出由他出任省政府主席一职。此职最终于12月中旬尘埃落定。
9月21日，星期日，李士群从苏州回到上海。自从在苏州第一“清乡区”实施清乡，他平时便住在苏州，只有周末才返回上海，去他的“七十六号”大本营公干。
傍晚时分，余祥琴如约走进李士群位于愚园路的私宅，两人躲进李士群的寝室密谈。
余祥琴直接告诉李士群，受军统局戴笠的邀请去了一趟重庆，逗留三天，与戴笠畅谈两个深夜，并说：
“你对刘戈青的种种表示，的确感动了戴先生。戴先生说，要把握抗战胜利，收复失地，必先铲除伪组织，要我暗中与你取得联系。你对我敌视也好，扣押枪毙也好，我都无怨言。”
对于在伪组织中蒸蒸日上的李士群来说，“铲除伪组织”这样的话肯定听着不顺耳，但他不置可否，回答了另一个问题：
“如你不参与行动工作，我可负责你的安全。”
可见军统对汉奸的暗杀行动早已令李士群恨之入骨。
余祥琴接着转达戴笠的话：
“戴先生说，如能接受他的要求达成任务，可代蒋委员长向你保证，给你更好的地位和更优厚的奖励。”
“要我达成什么任务？”
“杀了汪精卫，光荣回重庆。”
倘若李士群是大大咧咧不善于隐藏感情之人，或者对余并无戒心，想必会仰天大笑，因为这对他来说不啻于天方夜谭。但他却是深藏不露，佯装仔细思索的样子，然后说：
“祥琴兄，汪先生有恩于我，从道义上我不能下手，除此之外其他事我都可以答应。请你转告戴先生，为配合以后的形势发展，我愿意与戴先生合作。”
乍一听这番话，好像李士群早就想投靠重庆了，根本用不着“策反”。对余祥琴来说，如实报告给戴笠，就足以证明他的工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但是，李士群的“合作”不可能是戴笠所要求的为重庆方面所用。那么，是狡兔三窟为自己多留条退路，还是想在对沪一区大抓捕之前稳住对方所用的缓兵之计？
后来的事实证明，余祥琴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之时，正是“七十六号”秘密跟踪陈贤荣约两个月的时候，距离收网尚一月有余，显然是李士群的缓兵之计！
李士群利用戴笠伸出的“橄榄枝”，将计就计，准备在稳住对方之后从容端掉军统沪一区乃至整个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戴笠实在小看了李士群！
此后，每隔一两周余祥琴就有信息传回重庆。尽管“合作”仍然停留在口头上，但戴笠也完全没有想到，他如此重视的这条工作路线，传回的情报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扰乱了他对上海局势的掌控。
齐、陈被捕后，王绍谦的电报让戴笠如梦初醒，方知李士群两面三刀，为人阴险，余祥琴显然不是他的对手。此时通讯联系已断，戴笠电告杜月笙，由杜急电余祥琴遄赴重庆。
11月6日，余祥琴一日之内连接杜月笙三封电报。但赴港之前一定要见见李士群弄清情况。8日是星期六，下午，余祥琴再次来到李士群家中，一方面对上海区组织遭破坏，“合作的希望较预期目标距离更远了”表示遗憾，一方面提出见见吴维扬（齐庆斌）。
李士群却没事人似的说：
“其实在你由港返沪之前，我方便已掌握线索，又经日方协助侦察，日本顾问非常重视，所以与你晤谈之后，不便下令停止行动。请你转告戴先生，我会尽可能保全他们的生命。”
这一招无异于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抓了你的人，自己还显得很无辜很不情愿，不知戴笠听到这种无赖话会不会气得七窍生烟。
对于余祥琴见见上海区书记吴维扬的要求，李士群倒是很痛快。第二天下午，余祥琴就走进了“七十六号”的高洋房，在楼下会客室里见到了吴维扬。
直到这时，他才通过经办此案的汉奸得知吴维扬的真实姓名为齐庆斌。
齐庆斌身穿长羊毛绒睡衣，面容憔悴，极似病后尚未复原。他低声对余祥琴说：
“我们全部垮了。”
“我已知道，此事我有无责任？”
余祥琴生怕自己没帮上忙，反而给添乱，对戴笠不好交代。齐庆斌说：
“与你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这里。”
“我奉命回渝，请转告各受难同志，我会请求戴先生设法安抚各受难同志家属。”
其实根本不用请求戴笠，在王绍谦负起沪一区善后工作之责的时候，就开始了对被捕同志家属的安抚与照顾。正因给陈恭澍、齐庆斌、张作兴三人家属送生活费，才发生了交通人员被跟踪陈恭澍太太的汉奸与日本宪兵逮捕的事件。
而陈恭澍、张作兴、陈贤荣等人对沪一区人员的出卖与诱捕，使沪一区如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很快遭受塌方式破坏。
就在余祥琴看望齐庆斌的隔天，即11月11日，王绍谦外出办理租房购买办公家具事宜回到大江南饭店时，被早已等候在四一六房间的汉奸与日本宪兵抓个正着。至此，沪一区区部所有人员包括会计、交通、报务员、译电员等全部被捕，各队组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也大多被抓进“七十六号”。而受刑最残酷和被杀害最多的，正是基层工作人员与口头上答应与汪伪合作却乘机与重庆联络、转为卧底的高层干部。
也就是说，对留着有用的人，李士群一般会刀下留人。
王绍谦一次次被严刑拷打，则因他始终不肯说出姜绍谟的地址。而向李士群告发唯有他知道沪二区区长姜绍谟地址的，正是陈恭澍。
受刑后的王绍谦被押进40人一间的大牢。在这里，他遇到了刘原深和重新被抓进来的尚振声。
建立上海实验区
在军统派驻上海的潜伏组织中，除忠义救国军外，针对日伪实施暗杀行动及对日伪组织实施惊扰、袭击行动的只有沪一区。沪二区及其他运用路线如唐生明、袁殊、余祥琴等，均从事情报与策反工作。
因而，沪一区的垮台，对军统来说，等于丢了上海大半个天下。
在陈恭澍被捕之初，戴笠便已开始考虑沪一区区长人选。这个人既要像王绍谦一样熟悉上海区情况，又能担起区长的重任。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毛万里，而且戴笠将他准备在手底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对毛万里来说则是憋了一肚子冤屈，因为那是名副其实的坐冷板凳！
此前毛万里任军统驻上海地区总督察，负责办理刺杀汪精卫专案，未见成效，于1940年调成都中央军校高教班第11期受训。一般说来，高教班就是晋升跳板，进高教班等于镀金。毛万里从高教班毕业后，踌躇满志地回到局本部等候晋升，不料一等就是几个月。终于等来了任命，却做梦也没想到，不仅不是什么晋升，反而是降职！
戴笠任命毛万里为重庆稽查处主任秘书。
怎么说毛万里也曾任北平区书记、代理区长、上海地区总督察，如今不升也就罢了，还要降职使用，毛万里怎能接受？尤其他的上司竟是资历、军阶都比他低的沈醉！
毛万里高教班毕业后，原上校军阶应升为少将，而时任重庆稽查处督察长的沈醉军阶为上校。让毛万里去沈醉手下当秘书，他怎能接受？请求戴笠另派工作，戴笠不准，毛万里再打报告，戴笠一怒之下，在总理纪念周的讲话中说：
“我派毛万里工作，他两次违抗我的命令，万字头上有两角，我是磨角人！”
毛万里不敢再硬顶，只好硬着头皮去向沈醉报到。
戴笠用人，尤其是独当一面的外勤人员，常常是论功行赏，立功者提升或奖赏，反之则是毫不客气，挂起来晾一段时间或降级使用是常有的事，陈恭澍就饱尝过坐冷板凳的滋味。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被重用，将毛万里送进高教班就是为了派任更重要职位，不过暂时用不到，“闲置”一时罢了。
但毛万里不服气，陈恭澍率领一帮人经过周密策划在河内行刺都未能成功；汪精卫逃到沦陷区有日本人保护，无论住宅还是出行都防守严密，而他只有一个行动人员王鲁翘且很快被捕，又如何能完成任务？为此坐冷板凳于情于理不公。
听到戴笠委任他为沪一区区长后，毛万里这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不该赌气使性子。但军统在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戴笠要他拿出一套确保安全的可行性方案。
就在戴笠与毛万里商量赴沪重建沪一区事宜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秘密来到重庆。他的到来，改变了戴笠重建沪一区的设想。
这位不速之客是戴笠的多年好友，也是秘密运用人员——胡永荃。
胡永荃是浙江宁波人，身材魁伟，方脸大耳，一副南人北相。抗战前在上海经商，曾奉戴笠之命赴天津从事对日秘密情报活动。他的姨太太是殷汝耕侍妾的妹妹，胡永荃利用这一关系协助平津两站行刺殷汝耕未果，因此结识陈恭澍。
陈恭澍到上海任职，胡永荃与弟弟在其生活上给予诸多帮助。
当晚，在杨家山戴公馆，戴笠为胡永荃接风洗尘。由于胡永荃肩负的是对日秘密情报工作，与戴笠又是私人好友，所以这个接风宴无需其他人作陪，两人随意吃，随意喝，随意聊。
虽不是正式谈工作，话题却离不开工作。说到沪一区的垮台，戴笠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对陈恭澍的猜疑。王绍谦已经被捕，戴笠无法通过正式渠道证实陈恭澍是否已经落水，但从沪一区在极短的十来天时间内整个垮台，可断定陈恭澍的“功劳”居之八九。
“沪一区的重建工作迫在眉睫。”戴笠说。
“区长人选已经确定了？”
“是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毛万里。”
“你怎么这么肯定？”
“不是我肯定，是有一个比我更熟悉沪一区的人，是他肯定的。”
“陈恭澍？”
胡永荃点点头，说：
“在陈恭澍被捕以前，有一天我们闲聊，他问我，假如他被敌人抓去，老板会派谁来上海？我说了好几个人，他都摇头，他说一定是毛万里。”
从这一点来看，陈恭澍对戴笠用人方面的了解，远胜于给戴笠当过秘书的毛万里。陈恭澍自己坐冷板凳时虽不能预知未来，但在熟悉上海区的情况下，却能推算出戴笠在沪一区的用人取向。
这个信息对戴笠来说十分重要，既然陈恭澍已料定下任区长是毛万里，那么毛万里去上海岂不等于自投罗网？
这个晚上，戴笠彻夜未眠，为重建沪一区设计了一个特殊方案——在局本部成立“上海实验区”。当他将这个决定告诉毛万里的时候，毛万里一脸茫然：
“实验区设在重庆，怎么在上海开展工作？”
“只是区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组设在上海。各组单独与区部联系，横向无交叉，不来往，相互保密。”
“哦，这样的话，一个组出事，其他组不受牵连。”毛万里悟出了其中道理，却又不无遗憾，“区部倒是安全了，可待在重庆总觉得有劲使不上。”
“此言差矣，整天东躲西藏才是有劲使不上。”
戴笠又介绍了他的设想，上海实验区下设四个组，把所有人事、经费、电台业务都集中在实验区区部处理，在重庆分别建立情报组、行动组，然后化整为零，分别携电台潜入上海，各组直接与重庆区部联系，由重庆区部统一指挥。
除毛万里任区长外，副区长由重庆稽查处第二科科长王一心担任。王一心是上海人，也曾任军统局上海地区总督察和沪一区书记，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从这个人事安排上看，毛万里不得不承认戴笠对他还是信任的，对这个安排自然也是十分满意的。
“这一个构想由你来试验，如果有成效，其他地区也可仿效，如成立北平实验区等。”
随后，上海实验区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很快分别将情报人员和行动人员输入上海。任陈恭澍、张作兴等人如何为“七十六号”卖力，由于不了解上海实验区情况，均已无济于事。
实践证明，上海实验区的模式非常适合军统在沦陷区开展工作，既可相对保证潜伏人员的安全，又可灵活多变，进退自如，免去了过去尾大不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弊端。不久，军统相继设立了华北实验区、华中实验区、海外实验区。
12月上旬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于当月12日占领九龙半岛，向香港展开攻击。戴笠料到日军既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必谋打通中国大陆上的南北交通，为此将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万一长沙不守，粤汉路被敌人打通，则东南和重庆就隔断了。到那时东南的工作会加倍困难，必须事先准备，成立东南办事处，到时东南五省的工作，可由东南办事处就近处理。
这是一项比上海实验区更为重要的工作，该办事处主任，戴笠再次选定了毛万里。毛万里在结束上海地区总督察职务后，曾一度担任浙江站站长，因而在浙江建立东南办事处，毛万里当属不二人选。当毛万里率部下数人飞金华，组建起办事处后，第三次长沙会战已经打响，并最终以日寇失败而结束。虽然日寇未能打通大陆的南北交通线，东南战区与重庆方面的联系未被切断，但东南办事处仍成为军统东南地区的领导机关，辖浙江、上海、福建、江西有关军统方面的人事与业务活动，工作重点在沪杭沦陷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