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起，英美争合作
侦破日袭珍珠港密电
1941年12月8日，是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从此改变世界格局，改变整个二战力量对比，扭转整个二战进程的日子！这一天凌晨，即夏威夷时间7日清晨，日本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对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珍珠港海军基地展开狂轰滥炸，毫无防备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同一天，日军进入泰国曼谷，日本军机袭击马尼拉、新加坡、关岛、威克岛等地。
这一天，戴笠没有外出，在得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之前，他还在办公室里研究最近侦译的日本军事情报。据情报显示，日军近来的动向太不寻常了。看样子，日军将有大的军事行动！
就在前不久，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发现，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当然，这并没有给破译工作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们已经摸清了日电密码的更改规律，很快就掌握了新密码的破译方法。问题是，日方为什么突然全面更换密码？
紧接着，特技室侦知日本外务省命令中国香港、马尼拉、夏威夷、新加坡等领事馆毁掉密码机和重要密本密件，只留下一种普通密本听候命令。这又是为什么？
上述种种异动，只能说明日本将对上述各地采取非常行动！显然，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领土已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那么夏威夷呢？美军太平洋舰队就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
这个猜想似乎有些大胆，但很快从日本海上的军事调动与空军军事部署的密电中得到证实，日本空军正拟向太平洋地区活动，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
戴笠将日军一系列异动向蒋介石做了汇报，经蒋介石批准，通知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使馆副武官萧勃，让他想办法将此信息转告美国国防部。然而萧勃反馈回来的信息却令戴笠十分沮丧——
美国国防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们、将军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捧腹大笑。他们既不相信中国人能破译日本的军情密码，更不相信日本敢对美国开火。这也难怪，直到珍珠港事变前一天，日本人还在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但是，不相信也就罢了，令戴笠不能容忍的是，美国人却反过来认为中国有意离间美日关系，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无论如何，日军大举南进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究竟意在何为？除了太平洋上英国的殖民地领土，难道不会继续进犯美国的利益？
对魏大铭的特种技术研究室，戴笠自然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但美国人的反应又让他疑惑，因为美国的密码破译技术显然不在中国之下，难道在中国提醒之后他们的谍报人员仍在无忧无虑地睡大觉？
就在这个时候，毛人凤闯了进来。
自打升任局本部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终日朝乾夕惕、谨言慎行，在身为上司的老同学面前，愈发谦冲自牧、行事稳重。
像今天这样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在戴笠面前是不多见的。所以戴笠蓦然一惊：
“善馀兄，出了什么事？”
“我们的预测没有错！”
毛人凤说着，将一封译后的电文放到戴笠面前。电报是萧勃从美国发来的，在第一时间向军统局本部报告了一个天大的“喜讯”。
对于美国的不幸本应哀矜勿喜，说“喜讯”似乎有些过分，其实并无幸灾乐祸之意。美英对中日战争一向持不重视态度，对侵略国日本更是态度暧昧。正因如此，日本人一直从美国购买大批军火用于中国战场。如今，美国遭日本暗算，想必应该清醒了。对于军统来说，它说明特技室侦译的日军情报是准确的；对于独立抗日四年半之久的中国来说，终于就要有同盟军了！
“小日本的死期就要到了！”戴笠激动得一掌拍在桌子上，“轮椅上的老头子应该愤怒地站起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发誓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
戴笠猜得不错，就在事发当天，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广播向美国民众发表讲话，发誓要领导全国民众报仇雪恨。只是他并没有从轮椅上站起来，多年前那场小儿麻痹症使得这位年届花甲的总统下肢瘫痪，再也离不开轮椅了。
当天，美英对日宣战。
直到这时，美国国防部才想起中国大使馆曾提醒他们注意日本动向、日本有袭击珍珠港的迹象。虽然他们不能想象中国的密码侦译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但仅凭能破译日本的秘密军事情报，便可推断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于是，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打听情报来源，得知是军统局提供后，立即与萧勃取得联系，希望能与军统局进行情报合作。
得到这个消息，戴笠的激动与兴奋不亚于当年在“人才济济”的复兴社，以黄埔六期的“小字辈”身份脱颖而出，被蒋介石任命为特务处处长！
戴笠立即回电，指示萧勃趁热打铁，抓紧时机在美国活动，以期促成与美方的合作。
出乎意料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来到了军统局本部，走进了戴笠的办公室。这让戴笠看到了美国人合作的诚意。不错，迪帕斯就是来商谈在对日作战中进行情报合作的。
为了促成合作，戴笠在“漱庐”设盛宴招待迪帕斯，同时邀请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副厅长郑介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等人作陪。这次宴请，戴笠和他的军统及电讯处给迪帕斯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在迪帕斯与戴笠正式接触之前，英国人早已捷足先登，同样为军统的对日情报侦译技术而来。
对英军的情报支援
事实上，英国驻重庆的特务们在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中，早已目睹了重庆官方一次次发出的准确无误的空袭预警，英国谍报部门也已注意到军统在电讯方面的综合实力，希望与军统开展电讯方面的合作。
其时，英国一方面对日寇侵略中国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又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阻止日本南侵步伐，以保护其在东南亚的利益；同时又想从军统获得对日军事情报，尤其想得到军统破译日军电讯密码的特种技术，因而早在1940年便开始与中方协商成立“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也要给中方一点好处，那就是与军统秘密组织中英特务合作，为军统训练武装特务，供给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
充实装备，扩大特务武装，戴笠对此求之不得。但他同意的这个合作是有所保留的，那就是不可能真的将研究多年的对日密电侦译技术传授他人。这并不妨碍中英情报合作，军统会向英方提供完整的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的军事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
早在1940年10月，军统便派陈一白、王惠民等20多人组成“香港侦空工作队”，在香港山顶缆车站旁的英国陆军营房内建立侦收台，侦收范围覆盖广州、三灶岛、汕头、福州机场，以及香港周围海面。
侦收队与英方在半山建立联络站，凡重要情报随时送至半山联络站，次要的毎天汇总送一次。英方派一名陆军上尉负责与中方联络。
英国人在香港没有情报机构，对中方传递的军事情报极为重视。尤其日军轰炸珍珠港后，英军更是亟须知道日军动态，特地派一名少校到侦空工作队，要求多提供情报。
12月9日清晨六时，侦空工作队侦知广州、三灶岛等机场日机起飞，飞行目标是香港，立即通知英方发放警报。一个小时后，果然日本飞机飞临香港上空，轰炸陆军军营、香港海军船坞等重要目标。此后日方连续对香港进行轰炸，全凭军统侦收台及时提供情报，发出预警。香港沦陷后，香港侦空工作队的工作方告结束，同时应英方要求，军统又派遣了仰光侦空工作队和印度侦空工作队。
12月10日上午，军统重庆、成都两个侦空组侦收到西贡日本空军基地与从西贡起飞的侦察机的联络密电，侦察机向基地报告：“新加坡北方百余海里的海面上，发现英国主力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
11点多，日军西贡基地有三批轰炸机起飞，向南飞行。不久侦收到日军轰炸机向西贡基地的报告：“已飞临×地上空，地面无防卫火力，英军舰正向外海移动。第一批轰炸机开始轰炸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舰面高射炮火力微弱，已炸中舰面，第一层甲板洞穿……”
第二批轰炸机报告：“第二批轰炸机已飞临‘威尔斯亲王号’上空，投弹中第二层甲板。该舰且战且走，以高速向新加坡东南30海里海面驶行……”
11时50分又侦收到：“‘威尔斯亲王号’锅炉被击中爆炸，引起弹药库爆炸，逐渐沉没。‘却敌号’也被炸下沉……”
这两艘战舰是不久前才开赴远东的。1941年下半年，日本加快南侵步伐，东南亚局势日益危急。为威慑并遏止日军南下，保持其在远东的威望和权益，英国特地派出由战列舰、战列巡洋舰、航空母舰及驱逐舰组成的远东舰队。其中，“威尔斯亲王号”与“却敌号”是英国最新威力最大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更是号称炸不沉的兵舰，曾在南美乌拉圭外海击沉德国战舰“俾斯麦号”。该舰建成于1940年，排水量3.5万吨，作战官兵1500人，时速30海里。舰上装有十门14英寸大炮、16门高射炮、32挺高射机枪，并载有飞机四架、飞机发射台一座。舰面甲板共三层，各厚六英寸，护炮装甲厚十英寸（1英寸=2.54厘米）。
英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号称炸不沉的战舰会葬身海底！
当戴笠将情况呈报蒋介石，蒋介石命人打电话通知英国驻华大使柯尔时，柯尔的第一反应与美国人听到日本将袭击珍珠港一样，认为是天方夜谭，在电话中说出一连串的“不可能”。
尽管不相信，柯尔还是立刻报告了伦敦。第二天，英国政府在发回的电报中证实，中国的情报完全准确！柯尔只得打电话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表示感谢。
与此同时，由英方协助军统训练抗日游击武装一事亦被提上议事日程。1942年元月，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在重庆小龙坎成立，并在别动军司令部东南小高地上新盖一所西式平房，作为中英特务合作办公室。
别动军由两部分人马组成，除了已成型的忠义救国军外，就是各战区督导组与便衣混城队。忠义救国军以原有建制自成体系，部队番号改为“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各战区督导组与便衣混城队则重新组编，番号为别动军一至九纵队。
别动军司令由戴笠举荐经蒋介石批准，由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已在此前担任“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所长的周伟龙担任。
戴笠与周伟龙的关系可谓渊源很深，他们既是非常铁的哥们儿，又是十分融洽的上下级。当年唐生智反蒋时周伟龙已是其总指挥部宪兵营营长，戴笠还是无名小卒，却独闯信阳城冒名前去游说周伟龙，而整个信阳城正在严查蒋军奸细。倘若游说不成，周伟龙将戴笠扣押，等待戴笠的唯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戴笠对周伟龙也是投桃报李。周伟龙任上海区长时被捕，戴笠不惜动用一切关系予以营救，这在沦陷区所有军统被捕人员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用人方面，戴笠原本注重用其所长，本着“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的最基本原则，早年尚能知人善任；但随着摊子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且形势变化无常，对干部的任用便越来越显出被动，甚至随意。虽说对高级干部的任用还算慎重，在干部的管理与沟通方面则明显不够，比如对待王天木与陈恭澍，未免疏于管理、沟通与疏导，方式方法也过于简单。对周伟龙亦是如此。
别动军司令是一个中将级高级干部职位，将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交给周伟龙，自然是出于信任。在军统的高级干部中，真正在正规部队带过兵上过战场的寥寥无几，而周伟龙便是其中一个，且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又是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从资历到经历都是其他人不可相提并论的。
军统局成立之后，戴笠将特务武装看得尤为重要，对别动军司令这个人选，他所寄托的厚望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职务本身，他是作为“接班人”来确定这个人选的。在曾家岩公馆，戴笠曾对局本部前来共进工作午餐的干部表示，他每年有半年时间去西北、东南出巡，当时的公路条件恶劣，交通工具落后，干的又是特务工作，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翻车、敌机轰炸、遇刺、中毒等等，他认为一旦他遭遇不测，只有周伟龙能接手军统这个摊子。
然而，令戴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倚为心膂股肱的这位老兄，很快就把中英合作所搞砸了，掐指算来，从开张到关门也仅仅维持一年有余。究其原因，周伟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伟龙作为中英合作所所长兼别动军司令，到任后立即催促英方尽快运送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英方特务则坚持先训练，然后再运送武器装备，同时要求拥有作业控制权。作业控制权不能放，却未必不能沟通。周伟龙向来清高自负，锋芒毕露，与人合作少有回旋余地；而英国特务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寸步不让，双方各执己见，形成僵持局面。
事实上，谈判桌上的斡旋既不同于在部队带兵，亦不同于担任上海区长，这并不是周伟龙的强项。这一点戴笠应该清楚，周伟龙或可胜任忠救军总指挥、别动军司令，未必能干好中英合作所所长。以其个性，实在不适合与傲慢的英国人打交道。而戴笠在周伟龙上任之后，从此将中英合作全部事务推给了周伟龙，他本人既不参与协商谈判，也很少过问，甚至在发现周伟龙将中英所及别动军司令部搞成了湖南同乡会，也只是内心不满，并未与周伟龙沟通，也没有提出任何警示。
在中英双方各存私心的情况下，双方的僵局始终未能打破，硬碰硬的结果最终导致一拍两散伙，英方特务从此撤出中英特务合作办公室。
这个结局令戴笠十分失望，尽管他本人已忙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合作事宜，仍为中英合作所的结束遗憾不已。
在中英合作所关门后，1943年10月，戴笠下令周伟龙入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其别动军司令与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两个职务全部由他人接任。借“学习”的名义将其免职，也算给周伟龙留足了面子。但“学业”结束后，周伟龙一直处于投闲置散之中。
终戴笠一生，再未重用周伟龙。
初会梅乐斯
1942年5月3日，军统局的一位重要客人——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飞抵重庆。
梅乐斯军阶不高，肩负的特殊使命却不容忽视。他是驻美国大使馆副武官、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继雅德利之后，为军统请来的第二位美国“客人”。
梅乐斯生于1900年，出身于美国海军官校，曾入哥伦比亚大学硏修电机工程，获硕士学位，亦为电机水雷专家。官校毕业后，供职于美国海军亚洲舰队，一度充任舰长，往来中国沿海地区达八年之久，熟悉各水域海港情况。他是接受美国海军军令部长金氏上将指派，来华执行特殊任务的。
萧勃与美国海军中几位熟悉中国情况的军官比较熟悉，其中就包括梅乐斯。美国海军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一直注意日军动向，认为日军迟早会发动太平洋战争，其第一步骤，就是尽速占领东南太平洋沿海陆地，驱逐西方势力。美国有与中国合作之必要。
果然，珍珠港事变爆发仅仅十几天，日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香港、倾力攻掠东南亚及太平洋各重要岛屿，旋即横扫亚洲的英美殖民地。这对英美不啻当头棒喝，美国也开始重视海军方面的意见。
美国对日作战必须以海军为主力，适当配合空军，先歼敌于海上才可决定胜负。当时美国只有七艘航空母舰，实难大规模出击，唯有利用中国陆地。
为应付日军威胁，美国特派大西洋舰队总司令金氏上将兼任海军军令部长。金氏命令梅乐斯去中国，在中国尽可能多地建立一些气象站，为配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同时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侦察、爆破等作业的突击队，从事对敌破坏工作，协助海军骚扰日军；并建立适用于美国海军登陆的基地，为三四年内迎接美国海军登陆中国沿海做准备。
尽管梅乐斯熟悉中国沿海水域与港口，但到一个没有人脉关系的国度，深入敌占区建立基地，谈何容易！
为了寻找达成任务的途径，金氏上将召集梅乐斯、海军少将李威廉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在华盛顿大饭店开了一个房间，商讨此事。
为了说服金氏等人，萧勃首先分析了合作方的可行性。既是深入敌后，与中国海军方面合作显然不现实。当时国民党海军力量薄弱，不可能潜入敌后开展活动。国民党在沦陷区有较为完整的潜伏组织的，只有军统。军统不仅有遍布沦陷区的情报单位，更有开展军事活动骚扰日军的敌后武装——忠义救国军。
萧勃很肯定地说：
“无论梅乐斯先生要去中国的任何沦陷区，戴笠将军的敌后工作人员都可以护送他安全到达；建立气象站与基地、组织武装力量骚扰敌人，都可以做到。”
萧勃说得非常干脆，金氏等人不能不信。
“戴笠将军是谁？”梅乐斯问。
“他是蒋委员长幕僚中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他可以为你安排一切。”
萧勃又介绍了有关戴笠的情况，并肯定地说：
“只有在戴将军协助之下，你的任务才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不会有什么困难。”
为了进一步了解戴笠的情况，梅乐斯又到国务院和陆海军情报署查阅有关资料，结果却与萧勃所介绍的完全不同。这些资料记载的细节不尽相同，但结论如出一辙，说戴笠是一个出名的刺客，是一个“盖世太保”似的神秘组织头目，该组织在上海一带被称为“蓝衣社”，还成立了专门囚禁政敌的“集中营”。并说他非常不喜欢外国人，绝少有外国人能够见到他。其中有一个资料，竟说他曾杀害他自己的母亲两次之多。
对这些内容，梅乐斯不能完全相信。但当他在其中一个报告上看到在海军官校的同班同学麦克胡的签名时，他对此不再怀疑，因为麦克胡此时仍在重庆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
但此时戴笠已报请蒋介石并获得批准，欢迎梅乐斯来华，由军统予以安排接待，并已回告萧勃。事到如今，梅乐斯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了。
4月上旬梅乐斯启程，途经锡兰（现为斯里兰卡）时临时决定去看望在科伦坡的老友——美国海军上校李末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军统及戴笠的情况，于是在科伦坡下了飞机。从李末斯那里听说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及老同学麦克胡正在印度，准备乘飞机返回重庆，梅乐斯又赶到印度与高思、麦克胡会合，然后同机飞往重庆。
戴笠早已从萧勃的电报中得知了梅乐斯的启程时间，随着行程的不断改变，其行动路线也由军统设于锡兰、印度等地的情报站，及时向戴笠做了汇报，但梅乐斯到重庆的具体时间未能及时获悉。
由于无人接机，梅乐斯当晚下榻于重庆嘉陵宾馆。
在梅乐斯刚刚离开机场之后，机场航空检查组的特务便将电话打到了戴笠的办公室。尽管迫切需要与美国合作，但戴笠一向爱面子，在外国人面前更是不能失了身份，所以并没有登门拜访梅乐斯，只是派了一辆雪佛兰小汽车去嘉陵宾馆，供梅乐斯使用。这让梅乐斯不无惊讶，也就是说，他一落地戴笠就得到了信息。
第二天下午，戴笠派员将梅乐斯与麦克胡请到了“漱庐”。一见面，又让梅乐斯吃惊不小。戴笠首先为没能派人接机表示歉意，原因却是梅乐斯中途下了飞机，又从锡兰转印度飞重庆，行程一变再变，没有把握好时间。
当翻译刘镇芳将戴笠的话讲给梅乐斯后，梅乐斯当即意识到连锡兰和印度都有戴笠的情报人员，震惊之余，开始相信萧勃的话没有错。
当天晚上，戴笠在“漱庐”设宴为梅乐斯接风洗尘，作陪的有毛人凤等数名军统高层干部。
宴席上，谈到梅乐斯的住处，戴笠问：
“中校先生喜欢住在城里，还是喜欢住在乡下？”
“住哪里都行。不过，我更喜欢到处走走。”
“这好说，什么时候去，随时都可以安排。”
见戴笠说得如此轻松，梅乐斯没有再怀疑，他相信戴笠有这个能力。
戴笠自然知道梅乐斯肩负的任务，他本人也想尽快让梅乐斯了解军统情况，早点达成合作协议。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必须做好铺垫，方能水到渠成。
“我的意见，中校先生先熟悉熟悉情况，然后再去东南沿海也不迟。”
梅乐斯点点头表示同意。
这第一次会面，梅乐斯对戴笠的观感是：说话直率，待人诚恳，目光炯炯有神，英气逼人，比在萧勃家里看到的照片要老些。并在回忆中说：“麦克胡过去虽然写过对戴将军极不友善的报告，可是，今日之会，也使他对这位目光敏锐的将军观感一新。”
这个晚上，梅乐斯被接到了神仙洞的豁庐，住进了雅德利曾住过的那幢花园别墅。除司机和保卫人员、服务人员外，戴笠特地为梅乐斯派了两名翻译，英语翻译刘镇芳和粤语翻译潘景翔。
展示合作实力
为了尽快促成中美合作，戴笠给梅乐斯准备的第一个“见面礼”是军统局高级干部工作汇报会。这个会议将有助于梅乐斯了解军统情况，相信会给梅乐斯留下深刻印象。
翌日上午，戴笠邀请梅乐斯与麦克胡一同出席会议。军统局与会人员都知道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会场气氛严肃庄重而又和谐。
其实会议的气氛倒不是特意做出来给梅乐斯看的，军统局的一般会议都是庄严肃穆的，只要戴笠心情好，无论会上会下，他都能表现得很“亲民”，会议的气氛也就在严肃中不乏和谐温馨。
当然这个“亲民”也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草根出身使然。只是随着摊子的扩大，权力越来越大（官职仍是少将级副局长），难免生出些骄矜与专横，“亲民”表现也就渐渐地少了。
戴笠在这个会上的表现自然是很“亲民”的。无论是他本人讲话还是听取下属工作汇报，抑或是与下属交流互动，都表现得亲切自然，而且看得出他在下属中的威望。他给梅乐斯留下了“精明干练、刚毅果敢、轻松诚恳、和蔼可亲”的印象。应该说前三点是戴笠的本色表现，最后一点在戴笠身上也是时常出现的，比如对朋友，对亲近的下属，对军统局以外的同级别国民党官员等。
给梅乐斯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有别于大多数国民党官员的特质：既无一般中国官场的繁文缛节、卑躬屈节的礼数，也无装腔作势故作神秘的神态，性格上近似西方人。
看来梅乐斯看人还是很准的，对戴笠的初步印象，与戴笠的个性、行事风格完全吻合。戴笠出身寒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哪有什么繁文缛节与礼数；他讲话直来直去，做事风风火火讲求效率，与军人出身的梅乐斯倒是很投缘。
军统局的与会干部也给梅乐斯留下了良好印象，他们没有一个表现得唯唯否否。无论是汇报还是提问，都能争相发言。对梅乐斯的提议，都能专心倾听，然后充分发表个人意见。
梅乐斯所提议的问题，主要是气象情报的大量获得、无线电密码侦译的进行，以及如何骚扰日军，比如在中国沿海日军经常使用的水域中布雷等。戴笠当场表示，可暂时利用军统散布各地的秘密组织和电台配合搜集气象情报，利用军统现有的密电侦译人员与设备开展对日军事情报的侦译；至于骚扰日军，潜伏敌后的忠义救国军一直在从事此项活动。只是多数士兵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只要加强培训，装备先进武器，很快会提升战斗力。
如此说来，各项任务都有现成的人马，只要加以扩充、补充先进设备与武器、对人员加以培训提升，一切看起来都将水到渠成。这似乎也太简单了——梅乐斯将信将疑。
不料，几天后，敌后情报如雪片般相继飞来，不仅中国大陆敌后沿海各地，连越南、缅甸、泰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婆罗洲等地的敌情和气象报告，也都相继转交到梅乐斯手中。
如此高的效率，梅乐斯不无惊异。到重庆后短短十来天的所见所闻，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扭转了美国务院和陆海军情报署带给他的对戴笠的不良印象，他庆幸此行找对了人。
接下来是安排梅乐斯的东南沿海之行。梅乐斯要考察的闽浙沿海一带，是沦陷最久、敌人戒备最严的地区，而且此时日军正发动浙赣会战，分别由浙东、南昌进犯浙赣铁路。此时深入敌后，尤其是有美国人同行，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由于戴笠需要先行一步去东南沿海处理紧急事务，所以临行前做了周密安排，商定了梅乐斯启程日期、行程路线和两人相会的时间地点。
对于随行人员，梅乐斯提出带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鲁赛同行。虽然戴笠给他派了英语翻译与粤语翻译，但鲁赛不仅可以充当翻译，而且是无线电专家，在异国他乡的一队中国人中，有这样一个同胞同行，自然心里会踏实许多。戴笠对此非常理解。
其他随行人员有海军部上尉林葆恪、总务张东生和卫士、厨师、司机等服务人员，一行共12人。
安排好梅乐斯的出行事宜，戴笠于5月18日提前离开重庆，赶赴东南沿海。
既然都是去东南沿海，因何不能同行，一定要分时分道而行？对此，麦克胡不能理解，怀疑戴笠并非真诚合作。他对梅乐斯说：
“迄今为止，外国人没有一人与中国特务机关合作成功的，戴将军对这一类的事情，表面上虽然会答应，但是决不可能当真付诸行动。”
“我看未必。”
梅乐斯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戴笠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没必要与尚未正式合作的外国人解释。麦克胡却是振振有词：
“你知道英国人早就跟他们谈合作了吗？可谈了很久还是没谈成，英国派来与他们合作的代表团，已经准备返回印度了！”
“为什么没谈成？”梅乐斯疑惑地问。
“因为戴将军不肯接受他们保持作业控制权的要求。”
“这个原因啊！”梅乐斯笑了，“不接受很正常，毕竟这是在中国。如果其他国家的人到美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也不会接受。”
“这怎么能一样？”
在麦克胡看来，美国人历来都是高人一等的。但是梅乐斯认为，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英国人、荷兰人都先后在日本人手中吃了苦头，美国强大的舰队在珍珠港遭日方惨重的轰炸，英国两艘战舰被炸沉在南海海底，中国香港、新加坡、爪哇都告陷落，马尼拉也被占领，美菲军民曾浴血奋战也未守住巴丹，整个菲律宾与荷兰属东印度全部沦为敌手。唯中国人孤军奋战四年半之久，仍然屹立不屈，谁还能对这个国家再加以轻视呢？
“戴将军似乎也没有想到谁比谁更优越的问题，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这就够了。他认为我可以帮助中国，而他也可以对我完成任务提供帮助，怎么会没有诚意呢？”
但梅乐斯无法说服麦克胡，而与麦克胡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高思大使。
对戴笠来说，与美国合作是眼下压倒一切的任务，他把这个合作看得重于一切，却为什么在如此重要时刻抛下梅乐斯独自一人上路呢？
沿海考察“亮肌肉”
其实戴笠根本没想那么多，因为他为梅乐斯的东南行做了充分准备，对沿途各地的接应、保护、招待和协助其完成考察都精心做了安排，能否达成合作的关键是军统能否为梅乐斯提供帮助，而不是自始至终陪伴在梅乐斯身边。
正是由于梅乐斯的到来，戴笠不得不将沦陷区潜伏组织的一大堆亟待解决的事务暂时压下。而这一大堆事务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别动军的组建。中英合作夭折后，别动军已在组建中，戴笠自然不愿放弃这支已被批准并获得番号的特务武装。在京沪区瘫痪之后，忠义救国军发挥了震慑汪伪汉奸的巨大作用，1942年元月在上海组织的纵火、爆破、惊扰和袭击日伪军及汉奸的行动，使戴笠看到了特务武装在敌后的优势。
忠救军原本自成体系，便衣混城队则是各战区从基层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分散于各战区，改编起来需要一定时日。戴笠早已下令东南各沦陷区的便衣混城队主要负责人4月底聚集江西上饶，研究改编别动军事宜，所以在安顿好梅乐斯的出行后，便遄赴上饶与等候在那里的各便衣混城队负责人会合。
布置完混城队改编别动军事宜，戴笠又为解决忠义救国军军费问题赶赴老家江山，先与驻扎江山附近的四十九军取得联系，然后赶往县城宴请以县长丁琮为首的头面人物，第二天赶往浦城。
梅乐斯一行12人按约定时间于5月26日启程，沿着事先约定路线，绕道湖南、广东和赣州，向福建浦城进发。一路上以卡车、滑竿、轿子为交通工具，穿越敌境时便化装成平民步行。由于每到一处都有当地军统组织人员接应与掩护，一路并无惊险，十来天后顺利抵达福建浦城。
梅乐斯赶到浦城的时候，戴笠正在那里接见来自东南各沦陷区的区、站负责人。梅乐斯发现，这些人来自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等不同省份和地区，连新近沦陷的香港区潜伏干部也到了，向戴笠汇报工作，接受指示。他们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悄然来去，使梅乐斯感到军统在沦陷区的潜伏组织既强大隐秘，又组织严密，是一支绝好的可资利用的力量。
其实，戴笠在江西上饶改编便衣混城队的同时，便已电令各地潜伏组织负责人到浦城汇报工作。如此安排，一方面是为了节省时间，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梅乐斯展示军统实力。
当梅乐斯就某一地区提出气象、情报等想知道的问题时，戴笠大都能给予满意答复，并对所了解的最新信息加以分析。有不甚了解的，再通过电台联络，皆能迅速得到答复。如此一来，梅乐斯不仅了解了军统的潜伏组织，对戴笠个人的工作魄力和在军统中的威望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增加了合作成功的信心，并开始考虑合作计划。
6月9日一早，戴笠接到情报，日机要来浦城轰炸，他立即与梅乐斯及其随行人员一同乘车到城外田间躲避。果然，不久便有11架敌机飞临浦城上空，开始对浦城狂轰滥炸。
戴笠和梅乐斯坐在田间的大树下。照理说这里并不十分安全，随时可能会有爆炸的弹片飞来。但已经习惯了炮火硝烟的两人，对此并不在意，一坐下梅乐斯就称赞说：
“你们的情报很准确！”
此时就军统的密码破译技术来说，通报敌机偷袭情报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技术，戴笠觉得提出合作意向时机已到，听完刘镇芳的翻译后，他笑着说：
“你告诉中校先生，美国希望在中国做许多事情：需要气象报告指示他们在海上的飞机和军舰，需要日军的动向和作战活动的情报，需要在我们的海峡和海港中布下水雷对付日军等。这些作业都需要支持和保护，如果他把我们最可靠的五万游击队装备起来，进行训练，他们既可保护美军作业，又可为中国工作。”
说完这番话，戴笠又直接向梅乐斯问：
“如果美国准许你接受在中国陆军中当将军的任命，我们就可以一同来运用这批训练出来的人员。”
梅乐斯听后，认为戴笠的提议完全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这是为美军日后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做准备，况且戴笠建议共同作业控制，于是一口答应。
尽管戴笠不懂英语，但听到“OK”这个词，他笑着伸出右手与梅乐斯握手，两人干脆而又默契地达成合作意向。
这对戴笠来说，预示着中美合作将朝着他设想的方向发展，他所主持的特务组织将迎来军统建立以后关键性的飞跃。
在他们离开浦城向海边前进的时候，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催归电报，于6月13日提前返回重庆，临行前指派驻浙江的军统东南办事处负责人毛万里陪同梅乐斯到温州，勘查浙江沿海；又指派闽南站站长陈达元陪同勘查福建沿海海岸。梅乐斯沿途实地勘察地形、水文、气象，为将来设气象站、无线电台，建立海岸观察哨以及登陆地点做准备，为此实地拍了许多照片作为数据资料。
由于当时金门与厦门已被日军占领，梅乐斯一行的勘查工作非常艰辛，走遍了百余里的沿海地带，穿越厦门海湾和金门海湾大大小小的岛屿，巧妙地躲避着日军的岗哨。在抵近厦门海湾时，梅乐斯按照戴笠的叮嘱，化装成挑夫，由游击队引导，搭乘小舢板前行。但在7月4日晚上准备搭上舢板离开的时候，他们被日军发现，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击退敌人之后，他们赶紧上船撤退。紧接着，有六卡车援兵赶到，与日军交战，最终日军丢下多具尸体仓皇败退，援军无一死伤。
第二天他们在海澄附近靠岸，包船从水路赶到漳州，由漳州步行到龙岩，他们来时乘坐的卡车就等候在那里。然后乘车经赣州、曲江、衡阳、芷江、贵阳，于7月19日安全返回重庆。
此次东南沿海之行，对梅乐斯来说可谓收获颇丰，不仅对军统在东南沿海的潜伏组织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得到了对东南沿海实地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到重庆后，他立即向华盛顿做出详细报告。
华盛顿众多高级军官意见并不一致，他们的办公室里展示的中国地图中，大部分地区都有被日军占领的标志，沿海一带被占据更是为时已久，在那里建立据点策应美军作战，他们认为既危险又无把握。
但是，梅乐斯的第一手资料为他们提供了有力证据，军统设于东南沿海的潜伏组织为他们达成任务奠定了基础。梅乐斯在报告中用他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说服了金氏上将。于是，金氏上将下令梅乐斯草拟合作协定。
很快，双方在重庆成立中美合作筹备处，草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并由蒋介石于12月16日批准为“中美特种合作协定”。
韦孝儒案与军统何干
1942年是戴笠向事业顶峰冲刺的一年，他把扩大特务武装视为增强军统实力的基础，无论中英合作还是中美合作，目的不外乎于此。但别动军的组建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忠义救国军原本就是军统的武装游击队，所谓改编，只是归属别动军而已，便衣混城队则不然。由于构成成员为各战区部队中抽调的精干士兵，经军统派遣人员培训之后协助各自战区作战，对这样一支分散于各个战区的武装力量进行改编，尽管各战区进展还算顺利，到进展最慢的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改编的别动军第六纵队成军的时候，已经到了1943年春天。
戴笠在浦城与梅乐斯分手返回重庆后，于当年8月初再次出巡，主要任务就是视察各战区便衣混城队的改编情况。首先到的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湖北老河口。当初向各战区派遣编练专员时，第五战区是个老大难“单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连蒋介石都对他无可奈何，军统的大小干部们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哪个还敢往跟前凑？最后这个“苦差”落到了加入军统不久的徐志道头上。
徐志道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02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
加入军统之前，徐志道在宪兵部队干了十年，1938年在徐州结识戴笠，被认为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当即委以军事科科长，不久被派往上海，任忠救军第三纵队指挥，后改任忠救军淞沪指挥部参谋长。1940年夏被派为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少将编练专员，后改为督导组长。
如今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改编为别动军第六纵队，徐志道正组织混城队中下级干部的集训。戴笠视察了集训情况，对徐志道的工作十分满意。
在随后为改编别动军开办的旨在训练第一、第五、第十等战区混城队中下级干部的“洛阳特训班”，戴笠指派徐志道为特训班副主任（主任为戴笠），主持训练。在同年（1942年）8月底到职后，徐志道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将在洛阳目睹军统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殉法”——军统著名三大杀手之一、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督导组组长赵理君被处决。
戴笠此行最放心不下的，也正是本该一切顺利的以赵理君为督导组组长的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与军统河南站。
前不久河南站代站长李慕林为争夺站长之职，指使该站行动大队长牛子龙暗杀了即将到任的站长崔方坪；而在上级严查之下，牛子龙为求自保而灭口，杀了李慕林及妻儿一家三口。就在凶手归案、河南站刚刚消停下来的时候，第一战区再爆冷门——河南第十二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韦孝儒失踪了！
当时，河南省政府为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韦孝儒是复旦中学董事，与该校校长郭兆曙是朋友，到洛阳后下榻复旦中学。
大会开始后一切正常，韦孝儒还作为第十二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在会上作了施政报告，当晚又参加了河南省府在洛都饭店举办的宴会。宴会结束后，韦孝儒带着随行人员回到复旦中学下榻。
没想到，第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同时失踪的有他的秘书与副官，还有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教员丁次镛。
这天是1942年3月15日。
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到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出席省政会议时失踪了，这实在是天下奇闻！一时间震动了整个洛阳城及全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更是怒不可遏。
尽管戴笠并不知韦案是否与军统有关，但被蒋鼎文指定破案的，正是军统在河南的三个重要人物——平汉铁路南段爆破总队队长兼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专员赵理君。
指派军统特务破案，本在情理之中。令人费解的是，时隔数月，案情竟毫无进展！如此大案若不能及时侦破并一拖再拖变为悬案，将会造成恶劣影响。以戴笠对这三人的了解，侦破此类案件原本不在话下，那么，为什么迟迟不见进展呢？
韦孝儒案原本与军统无关，迟迟不见进展让戴笠不由得心里发毛，真担心再弄出个敢捅娄子的张超。而那个一向胆大妄为、做事不顾后果、行动多于智谋的赵理君，比张超更让他不放心！
迟迟不见进展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案情与三人之中的某人有关！而这个“某人”，除了赵理君还有谁有如此胆量？
正因为带着这样的担忧，离开老河口，戴笠直奔洛阳。刚到河洛图书馆住下，第一战区与河南省政府的高层相关人物便纷纷出面，请他下令洛阳的军统负责人尽快侦破韦案。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亲自往晤戴笠，谈过案情之后，戴笠忽然问：
“韦先生会不会与共产党有联系？”
李培基一愣，然后口气坚决地说：
“不会，绝对不会与共产党有联系！”
李培基并不明白戴笠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在戴笠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韦案若真是其部下所为，那么只要韦孝儒与共产党有联系，这个案子也就很容易顺水推舟了，尽管他尚不能最后确定韦案是否与他的部下有关。
李培基告辞后，一直等候在外间的赵理君走了进来。在下属面前，戴笠用不着拐弯抹角，劈头就问：
“韦孝儒到底去了哪里？事到如今，你应该告诉我真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