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戴笠口气如此肯定，赵理君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摇摇头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我也知道案情重大，需要尽快破案，可至今查无线索。”
戴笠死死地盯着赵理君的眼睛，直截了当地问：
“当真不是你干的？”
“不是。”赵理君躲避着戴笠的目光，摇摇头。
见赵理君否认，戴笠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行政专员，团体中除了你，别人真做不出这种荒唐事。”
戴笠的言外之意是，只要你赵理君没干，这事就与军统无关了。目前的工作重心是训练混城队，尽快完成别动军改编，促成中美合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真担心赵理君节外生枝捅个大娄子，影响军统声誉。
但赵理君心中有鬼，戴笠的话说得他冷汗涔涔。戴笠却如释重负，口气轻松地说：
“既然这样，那就尽快研究侦破方案，查找突破口，尽快破案！”
其实只要戴笠再坚持一下，或许赵理君就会向他和盘托出。
赵理君此番前来原本就是这个目的——向戴笠“兜底”，谎报韦孝儒“通共”，将他“绳之以法”了。倘使他先于李培基来到，也根本用不着戴笠询问，他一进屋就会不打自招。但由于他晚到一步，在等候的过程中听到了戴笠与李培基的谈话，关键的一点是李培基说韦孝儒与共产党没有联系，这让他不能再以“通共”诬陷韦孝儒。
不诬告韦孝儒就不能对戴笠说出实情吗？其实未必。
众所周知，戴笠向来护犊子。挨骂自然免不了，可是关起门来挨骂算得了什么？倘若这个时候告诉戴笠，或许还来得及补救。但以赵理君的狂妄不羁，根本想不到最终会丢了小命，因而一念之差矢口否认。
戴笠召集了参加破案的三个重要下属，严令他们放下手头一切工作，集中精力迅速侦破此案。
韦案与军统无关，戴笠如释重负，离开河南后，经西安返回重庆。不久，韦案果真有了进展，而且竟然告破了。但是这个告破结果却令戴笠赫然震怒！
东窗事发，护犊心切
电报是徐志道打来的。
此时，徐志道正在洛阳主持第一、第五、第十等战区联合举办的“特训班”，对韦案进展及赵理君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
戴笠的猜测没错，韦案的确与赵理君有关，是赵理君的部下、被派到豫东沦陷区的混城队大队长曹银屏所为。
赵理君的下属与韦孝儒的下属之间，矛盾争斗由来已久。曹银屏的大队在豫东沦陷区及晋南中条山等地工作，经常从沦陷区回洛阳汇报，又从洛阳返回沦陷区，往返时便贩运私货，以牟取暴利。位于通许县境内的黄泛渡口，是他们往返必经的一道关卡，这个关卡是由韦孝儒的地方团队把守的。
韦孝儒的第十二区专署就设在通许县，他的地方团队驻守在通许县境的黄泛区西岸。曹银屏的人插翅也飞不过这个渡口。由于要求分肥不遂，双方相遇如仇人相见，经常大打出手，以致韦的部下打死曹银屏下属20多人，曹的人打死韦的部下十多人。
有一次，地方团队将曹的几个人押解到专署，由韦孝儒亲自审讯。本就是人赃俱获，这几人却不识相，自恃有省政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做后盾，根本没想到县官不如现管，小命已经攥在人家手里了，还耀武扬威。结果十分霸气地亮出了身份，以为能把韦孝儒镇住。
却不料，不亮身份还好，这一亮身份反倒激怒了韦孝儒。
韦孝儒是读书人出身，本属教育界人士，因在豫东（河南杞县人）有一定的声望，又掌握着一部分地方团队，被委派当了专员。或许是混迹官场时日未久，不曾沾染旧官僚的圆滑习气；或许是读书人的执拗与高傲，在当时的官场中颇有些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的韦孝儒根本不管什么调统室，一怒之下把几个人拉出去崩了。这下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部下之争上升到“长官”之争，曹银屏发誓要为部下报仇。
以后曹银屏的大队调到洛阳受训，驻扎在洛阳飞机场内，主持训练的正是赵理君。
3月15日省政府召开行政督察专员会议，韦孝儒提前一天来到洛阳。曹银屏的手下人很快得到了信息，并查清了韦孝儒的下榻地点。
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曹银屏特地找到赵理君，请求报复韦孝儒。考虑到韦孝儒的身份，在临时省会实施这样的行动恐怕不容易收场，所以赵理君没有答应。
在这个时候，如果赵理君能够坚持拒绝，或者在赵理君不答应的情况下曹银屏打消报复念头，韦孝儒等人的命运也就另当改写了。
问题是，曹银屏认为机会难得，此次不动手以后就没机会了。赵理君经不住他软磨硬泡，并没有深思熟虑便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随便你们。”
这个“随便”当然就是“批准”，曹银屏立刻带着手下多人赶到复旦中学，将韦孝儒和他的随从人员绑架。因担心事情败露，又将亮灯的屋子里的人也一起绑了，使校长郭兆曙等几位毫不相干的人遭受飞来横祸。
他们将韦孝儒等六人押到飞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前，准备将六人推入枯井活埋。
考虑到赵理君并没有给出一个正面肯定的回答，曹银屏又去向赵理君报告情况。但此时赵理君已经睡下，曹银屏犹豫一下又原路返回。其实赵理君是否允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曹银屏返回枯井的时候，韦孝儒等六人已经不见踪影，枯井已经被填埋。毫无疑问，六人已经葬身井底。
第二天早上，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看来这个结果是赵理君意料之中的，他听了以后很平静地说：
“这几天你不要出去，躲避几天风声。”
归根到底，赵理君没把这场凶杀当回事。到底是亲自操刀的杀手，就“杀人”这件事来说，赵理君的“心理素质”远高于他的老板。当年特务处初开杀戒，尤其是杀害杨杏佛、史量才，戴笠承受着巨大压力，赵理君却是理直气壮干得干脆利落。
没当回事自然有他的理由，毕竟破案离不开军统。军统在河南的最高官员是岳烛远，但岳烛远因对河南站连环杀人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被下令调离。作为别动军的负责人，赵理君才算得上军统在河南的“老大”。
没有线索案子是破不了的，尤其他本人就是破案人之一。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风不是别人透出去的，而是他们的自己人。
到了夏末秋初，赵理君的勤务兵到洛阳亨达利钟表店买手表，说是给赵专员（即赵理君，混城队培训时为编练专员）买的，要选一块最好的给他送去看看。于是，老板挑出最好的表交给一个店员，让他和来人一道去赵的办公处。不料，店员一去不归，老板派人去赵理君的办公处查问，办公处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店里以为是店员拿了手表逃跑了，赶紧向警局报案，并开具手表样式以供查访。
如果赵理君的勤务兵自己“享用”这块名贵手表，“店员窃表”案说不定就石沉大海了。可在当时，手表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一个勤务兵哪里敢享用少将级军官才有资格佩戴的手表？不久，勤务兵将手表拿到一个旧货店出卖，旧货店早就接到警局的通知，一看这块表与亨达利报失的手表一模一样，老板不敢收赃，赶紧向警方报告。
勤务兵被带到警局，毫不犹豫地亮明自己的身份，以为这个身份可以吓到警局的人。警局的人追问下去，勤务兵像他的主子一样胆大包天，竟满不在乎地说：
“区区一块手表，这算什么要紧，惹起我们的脾气，把你们这班家伙和某专员一样坑埋了事！”
一听某专员，警局抓住这个线索不放，勤务兵就把赵理君、曹银屏如何活埋韦孝儒等六人的情形全部说了出来。
警局马上将其供词报告蒋鼎文。
蒋鼎文深知赵理君的能量，一旦走漏风声，再想抓住他就难了，于是打电话请赵理君来长官部议事。赵未料到案情已被侦破，悠然前往，即被扣押。曹银屏闻赵理君一去不归，料到大事不好，迅疾逃往距洛阳90里的新安县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司令李家钰处。
李家钰也是四川人，与赵、曹是同乡，平时往来密切。曹银屏与李家钰商量劫狱，救出赵理君。但曹银屏的行踪已被发现，不等想出劫狱的方法，他本人就被抓捕归案了。
对于赵理君闯下这样的大祸又刻意隐瞒，戴笠气得七窍生烟。可气愤归气愤，重要的是怎么保他安然无恙。说起来赵理君也是军统的有功之臣，为军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也是不可替代的杀手；无论在军统的地位还是在戴笠心目中，赵理君都比被杀的张超重要得多得多，戴笠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失去这员猛将。
戴笠当即电请蒋鼎文，希望将赵理君等人交给军统查办。蒋鼎文既不愿得罪戴笠，又不敢私自做主，但呈报蒋介石后迟迟不见答复，只好将案子暂时搁下耐心等待。
戴笠同时给赵理君发了一封电报，大意为：
“你在军统工作，劳苦功高，决无意外，我一定负责，你可安心等待……”
电报是徐志道转交赵理君的。赵已料到戴笠会救他出狱，而且猜测蒋介石也会对他网开一面，原本没有太大压力，如今见到戴笠的亲笔信，也就完全放心了。他既相信戴笠不会失信于他，也相信戴笠有这个能力。
然而，连戴笠都没有想到，好好的竟会平地起惊雷，从蒋介石到戴笠，都不可思议地改变了态度……
蒋介石因何下达必杀令
戴笠的主要压力来自“二陈”——陈果夫与陈立夫。
戴笠与“二陈”的矛盾由来已久。自打在上海交易所第一次见到陈果夫，戴笠就对这个鸠形鹄面的“痨病鬼”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句充满鄙夷的“小瘪三”，在时隔20年之后每每想起，戴笠还会感到莫大的侮辱与愤慨。作为陈其美的侄子，“二陈”有太多骄傲的资本，尤其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二陈”对蒋介石执子侄礼，深得恩宠与庇护。“革命后代”加国民党新贵，哪里会把打流出身的“小混混”戴徵兰放在眼里！
偏偏冤家路窄，本属于复兴社的特务处，在成立不久又从属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其二处。由暗处到了明处，原本可以为开展工作提供很多便利，可该局局长却是陈立夫，也就是说，陈立夫成了戴笠的顶头上司。这个留洋归来的洋硕士对戴笠更是充满鄙夷与不屑，对特务处不放过一切机会实施打压和限制，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二处，戴笠只得通过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以致大多数特工的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的名义。
陈立夫的打压没能阻止二处的发展，相反，抗战爆发后，二处摇身一变独立顶起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将领导这个统计局的陈立夫“踢出”局外，另行成立一个从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
虽说两局平级，但“二陈”把持党务多年，让陈立夫回中央组织部组建调查统计局，等于把他“打回”了大本营，“二陈”伸向军事委员会的臂膀被斩断。在蒋介石看来，战时扩大军事特务组织势在必行，一个覆盖各战区、沦陷区乃至东南亚开展对日情报工作的特工组织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军统的工作不仅仅是对日情报，军统的触角深入到了经济、金融、邮检、缉私等等多个领域，这也大幅度地拉开了与中统的距离。
尽管蒋介石为平物议，在职务上仅仅给了戴笠一个少将副局长，但对“二陈”来说，军统的强大就代表着中统的衰微。只要有机会，“二陈”就不会忘记对戴笠及军统的攻讦与削弱。
韦孝儒案的侦破为“二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报复机会。
韦孝儒是多年的国民党党务干部，“CC系”岂会善罢甘休？与韦孝儒同时遇害的教务主任南西光，其兄南西成就是中统干部，“二陈”岂能不为他们伸冤？
“二陈”毕竟是蒋介石的晚辈，又是心腹干将，他们的意见对蒋的影响不能说不大。但终归蒋介石要权衡利弊，倘若凶手换作他人，也许他不会犹豫，却偏偏是赵理君。在杨杏佛、史量才案中赵理君是出过力立过功的，这一点他不能不考虑。同时，他也要考虑戴笠的意见，戴笠的最起码请求是保赵理君不死。
其实，为韦孝儒案找个“替罪羊”，比长沙大火要容易得多，而且名正言顺得多。毕竟坑杀韦孝儒等六人，是曹银屏发起并实施的。没有曹银屏的坚持，就不会有韦案的发生。也可以说，赵理君在此案中仅负领导责任。所以赵理君被送至第一战区长官部军法执行监部组织军法会审之初，内定中赵理君并不在必杀之列，但一个人的洛阳之行改变了赵理君的命运。
这个人就是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白崇禧经西北到洛阳视察第一战区工作，在洛阳周公庙的宴会上谈及韦案。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表示必须严惩凶犯，蒋鼎文未发表意见。当时在座的还有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汤恩伯与戴笠私交甚好，他的表态明显站在赵理君一边，强调应彻查双方交恶始末和各自应负的责任。言外之意，在这场交恶中，死的不仅仅是韦孝儒，因此双方都有责任。
但作为桂系首领的白崇禧，向来对黄埔系抱有成见，对黄埔学生更是看不顺眼。这也难怪，在众多反蒋地方军阀中，桂系是蒋介石的头号“冤家”，而蒋介石正是靠黄埔系起家的，因而对于黄埔系，只要有机会，无论李宗仁还是白崇禧，都会大加挞伐，予以严厉打击，绝不心慈手软。
这次也不例外，白崇禧一回到重庆，立即面见蒋介石，陈述案发经过，要求严惩赵理君等人。
此时蒋介石正被缅甸战场的失利所困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然而，史迪威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放在蒋介石的参谋长的位置上，对蒋介石综合中国各方面情况做出的战略计划——在曼德勒地区纵深配置兵力在防守中俟机反攻，不仅一点听不进去，而且以辞职和自己的国籍来要挟并逼迫蒋介石让步。最终史迪威完全按照自己的主张突击南进，将远征军置于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而且在英军消极避战的情况下，多次以中国军队作为英军逃跑退却的掩护。
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国十万精锐部队损失六万，令蒋介石痛心疾首。盟军在缅甸战场的失利，直接导致日军完全控制了滇缅公路，切断了西南最大的援华通道，中国的抗战面临新的严峻困境。
这个时候，蒋介石正为开辟中印驼峰航线与英美交涉，哪里还顾得上赵理君！而且白崇禧的意见他不能不尊重，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最怕桂系给找麻烦，于是直接电令蒋鼎文，将赵理君执行枪决。
戴笠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变化，但这次他没有像几年前救张超时那样的冲动与冒失。或许是因为张超事件的教训，使他这次多了些冷静的分析。以白崇禧说话的分量，连蒋介石都不会轻易否定，哪里轮得到别人说话？何况“必杀令”已经下达，此案已无转圜余地，不管戴笠如何对赵理君不舍都得接受这个现实。
蒋鼎文接电后，即令军法执行监对赵理君、曹银屏及曹的部属（参与坑杀韦孝儒等六人的另一凶犯）执行死刑。
“杀头”也要走个程序，当执行监对三凶犯宣判判处死刑的时候，赵理君当即反问：
“谁敢判我死刑，蒋鼎文龟儿子吗？”
“是蒋委员长判你的死刑。”
执行监的回答让赵理君既意外又无话可说，原本寄希望于蒋介石会念及他的“功劳”对他网开一面，如今蒋介石下了“必杀令”，戴笠就更指望不上了。
赵理君的罪名是“唆使犯”，这让他感到很冤，韦案并不是他唆使，只能说他是默认，或者顺水推舟。但什么罪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蒋介石要他死他就得死。
尽管赵理君作为重刑犯被判处死刑，但在军统内部，以军统的“家法”而论，他依然像其他为抗日牺牲的特工一样，享有同等“哀荣”。如被日伪杀害的、曾领导抗日锄奸团的原天津站的王文、曾澈，从南京回到天津的陈国瑞及天津区的其他同志，被“七十六号”处死的钱新民、尚振声等，均在每年“四一大会”被祭奠，赵理君亦如此。
对赵理君的家属，军统同样给予厚恤，不仅资助赵理君的弟弟赵泽伦到四川大学读书，而且在抗战胜利后将其送到美国深造。在军统遴派的40名赴美学习人员中，赵泽伦是唯一的非军统人员。
太张狂，林世良找死
事实上，赵理君由第一战区予以制裁未必不是好事，由于赵理君案发后对军统造成了恶劣影响，倘若戴笠如愿救下赵理君，势必遭到一些人的攻击。
要知道戴笠自主持特务处开始，便树敌不在少数。开始时是贺衷寒等复兴社“元老”对这个黄埔“晚辈”的不服气；建立军统后，由于触角伸及各战区及缉私、货运、水陆交通检查等多个领域，直接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或与一些人产生利益之争，在蒋介石耳边就有了诸多不同的声音；而“二陈”及其“CC系”、中统始终是戴笠的死对头，赵案已成为他们对军统诟病的口实。所以赵理君被严惩，无疑让戴笠的“死对头”们出了口气，这其实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对戴笠的压力。
对内而言，随着摊子越来越大，外勤人员自由散漫甚至违纪违法事件不断，赵理君犯的事毕竟与张超不同，确实应该杀一儆百震慑一下，因而这样的结果未必不是好事。
但赵理君毕竟是特务处草创时期的“有功之臣”，他与王天木、陈恭澍同时在南北大开杀戒，为戴笠赢得蒋介石倚重立下汗马功劳。如今这三人要么犯罪被杀，要么叛变投敌，尽管戴笠已拥有了约十万人的队伍，可想到这三人，他还是不胜唏嘘。
就在赵理君刚刚进了鬼门关的时候，又一个棘手的意外事件摆到了戴笠的面前。为此，戴笠特地找来毛人凤，商量如何处理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
有传言说林世良是孔祥熙的准女婿、孔二小姐的未婚夫，其实不然。以孔二小姐的个性，没有哪个男人愿意攀这门亲事，何况孔二小姐素以男装示人，对异性压根不感兴趣。林世良经常出入孔家，孔家上下都不把他当外人，这里有他独特的身份原因——孔祥熙的义子，更是孔祥熙的敛财工具。
因出任缉私署长一职与孔祥熙发生过不愉快，戴笠对孔祥熙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对有着如此强大靠山的林世良，哪里还敢招惹？可林世良有恃无恐，根本没把戴笠这个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放在眼里，直接往军统枪口上撞。
最初事发于3月，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昆明检查所侦知大成企业公司兼利通商行经理章德武为走私盈利，以150万元法币贿赂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将该公司35卡车价值3000万元的货物，以中央信托局公车公货名义由缅甸仰光经昆明运往重庆。
此时正值仰光陷落前夕，战事吃紧，滇缅公路是中国接受美国租借物资的唯一国际交通线，军火物资运输之迫切可想而知，不法商人竟勾结官方人员公然走私35卡车物资，实在是骇人听闻！
监察处昆明检查所不敢耽搁，经与中央信托局昆明稽查总段段长稽沅核查，情况属实，立即将35卡车货物扣押。这天是3月4日，与韦孝儒案发生几乎同时。
林世良是走私老手，又有孔祥熙做靠山，根本没把监察处放在眼里。货物被扣后，他正式以中信局运输处名义出函证明该批货物为公物，请予放行；同时勾结中信局购料处经理许性初，补办押汇手续，诿称此批货物确为大成公司所有。但因其无力运入国内，曾向中信局押汇1000万元，由中信局运输处派公车35辆装运来渝。中信局为了收回押汇的本利，故称其为公物，所以不能扣留，而应交由中信局处理。
当戴笠看到昆明检查所就此案发来的电报时，气得拍了桌子：
“官商勾结走私，竟然如此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真乃咄咄怪事！”
戴笠并不愿招惹林世良，可他实在胆大妄为，而且嚣张至极。戴笠原本对这事忍无可忍，林世良的做法等于火上浇油。被激怒的戴笠哪里还管他什么背景、靠山，坚决一查到底。
3月12日，监察处派员持公函到中信局购料处查询，经理许性初的回答与林世良相同。但按中信局规定，押汇100万元以上应呈请理事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兼任）批准，林、许既称押汇1000万元，却又拿不出孔部长批准押汇的原件。
3月13日，林、许又以中信局名义，正式给监察处发公函，称依银行惯例，这批货物的抵押权属于中央信托局，要求昆明检查所放行。
没有理事长批准押汇的文件，显然就是许、林狼狈为奸！戴笠下令昆明检查所，在本案彻底查清之前不得放行。3月28日，监察处将全案呈报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兼任）。
这时货物被扣押已经20多天，林世良以孔门红人和官方名义走私一向顺风顺水，从来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大麻烦。3月30日，他直接以财政部孔兼部长的名义代电运输统制局监察处，饬令放行，交财政部处置。
常言说打狗看主人，既然当初就得罪了主人，那么林世良这个时候搬出孔祥熙对戴笠已无震慑作用；况且此案已上报何应钦，放不放行已不是戴笠一人说了算的。
与此同时，监察处派出的调查人员在中信局内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已经查证明白三点：
一、运货的35辆卡车并非中信局公车，而是七名商人的货车，与林世良所说系中信局公车完全不符；
二、确无孔兼理事长的批准，显然许性初和林世良所说押汇1000万元系伪造；
三、中信局昆明稽查总段段长稽沅证实，以前查扣走私货物呈报中信局的，均因林世良受贿，伪称押汇，予以放行。
这三点结论将此案的侦查画上了句号，随后监察处将案件呈报蒋介石。至此，戴笠作为监察处处长工作已经完成，至于对林世良是杀是剐，抑或不了了之，与他已无关系。但蒋介石的批复却来得异常之快，蒋下令扣押林世良，全案移送军法执行总监部。
直到这时，林世良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但他的狂妄态度并不亚于赵理君，毕竟有一个“皇亲国戚”的强大靠山，是草根出身的赵理君无法相提并论的，尽管被关在四川军人监狱失去了自由，享受的待遇却是独一无二的。他有理由相信，孔祥熙不会坐视不管。
孔祥熙不仅会管，而且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到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甚至放下身段亲自宴请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目的就是为了保林世良一条命。
当时媒体已经炒得沸沸扬扬，林世良极有掉脑袋的可能，谁都能看出这个趋势，除了被蒙在鼓里的林世良。可何成濬不过是前台的木偶，他能有多大能力影响到幕后的“牵线人”？在蒋介石那里，没有人相信他说话的分量会超过孔祥熙。只是不到万不得已，孔祥熙不能亲自出马。蒋介石尚在气头上，他若出马极有可能会激怒蒋介石，结果将适得其反。
蒋介石召见何成濬，询问林案办理情况，明确指出：“诸事可依法裁处，勿顾及其他。”这个“其他”再明白不过了，明摆着就是“请托”之人。
尽管如此，军法执行总监部仍于12月12日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许性初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这个结果正中孔祥熙下怀。
但蒋介石并没有默认这个结果，在判决当天深夜，蒋介石的批令便下到了军法执行总监部：林世良应即枪决，许性初亦应加重刑期，不得缓刑！
孔祥熙脸上的笑容还没消退，就结结实实挨了当头一棒，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了。得到的答复是：来不及了。
12月22日，林世良被执行枪决。
蒋介石之所以一定要严惩林世良，皆因抗战物资匮乏，形势严峻，却有贪官污吏与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尤其1940年春成都抢米风潮后，蒋介石已意识到治理贪腐的紧迫性，所以缉私署成立时，断然拒绝孔祥熙推荐杨虎任缉私署署长。杨虎在上海警备司令任上大肆敛财，中饱私囊，不仅一掷千金连讨三房姨太太，而且在西湖之滨建造豪华别墅，因引起物议被黜丢官数年。蒋介石怎敢把负责缉私这样一个油水很大的肥差，交给一个有贪腐“前科”的人？
如果说与杨虎争夺缉私署署长时戴笠已得罪孔祥熙，那么在林世良被处决后，戴笠已成为孔祥熙不共戴天的仇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财政部下属的缉私署署长，戴笠的工作已很难开展。
而林案余波未了，它强烈地冲击了孔祥熙，最终使他因此案被迫去职，从此退出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