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采丞是杜月笙的驻沪代表。
他这次的工作对象是“松机关”，他首先向“松机关”的头脑下说词：
“重庆方面本来抗战意志坚强，现在愿意和日方做生意，就表明有缓和的意愿。日方应该就此做出让步。也就是说，第一笔生意日方应该吃亏一点，以表诚意。所以第一次应该允许重庆方面以钞票购买。”
当时日本方面急于与重庆讲和，徐采丞提出的条件虽说有些过分，但日本人为了动摇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意志，并非没有商量余地。徐采丞又加紧攻势，暗示“松机关”首脑：
“倘使你们不搭我这条线，重庆方面自会有另外的门路。”
言外之意，还有别的什么机关正在和重庆方面联络此项事宜。
由于日本海军、陆军、外务省等部门对侵华的具体细节主张不同，往往通过各自的途径与国民党接触，对蒋介石实行诱降政策。而那些特务机关，什么“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等，不但派系林立，而且相互嫉视，个个都想表演两手耍耍噱头。徐采丞正是抓住了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将“松机关”的人一记套牢。
谈判结果，日本人不但同意重庆方面在沦陷区采购棉纱，同时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货物送出沦陷区，在双方交界地交货。
“真是太好了！”戴笠兴奋地翘起大拇指说，“6000件棉纱要是运到重庆，你老兄可就立大功了！”
不料，杜月笙却收敛了笑容，抱怨地说：
“立不立功也就罢了，只要别被人说三道四就好。”
杜月笙说这话自然有他的道理，大后方物资匮乏，官商勾结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棉纱、纱布价格一涨再涨，6000件棉纱若运到重庆高价出售，无论杜月笙还是戴笠的军统都能大捞一笔。但是，一直千方百计洗白自己黑道身份的杜月笙，绝不会在这种招风惹眼的事情上算计钱，戴笠亦然。可犯红眼病者大有人在，无论你算不算计，都不可能避免别人说三道四，所以戴笠说：
“看到一块肥肉，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分不到就变成疯狗咬人，这个风气实在可怕。我们只管把这块肥肉买来运来，至于怎么做羹怎么分羹那不是我们的事。6000件棉纱、纱布，我们保证不开封，不私自拿一匹布，不私自做一件棉衣，原封交给花纱布管制局。别人怎么说随他们去，嘴巴长在人家身上我们管不了。”
虽说是安慰杜月笙，此话又何尝不是戴笠的牢骚。
在国民政府内部，利益之争早已司空见惯，一个油水丰厚的部门可使一伙人暴富，一个肥差可使一个人或者一群相关之人受益。而军统所把持的许多部门，诸如缉私署、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特检处（邮检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货运管理局等，都是油水丰厚的部门，很多人瞪大了眼珠子盯着这些部门，巴不得一下子据为己有。戴笠得罪的不仅仅是一个孔祥熙，犯红眼病的也大有人在。
但作为抗战后迅速扩充的军统，在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从上到下尚有大批编外特工与运用人员，这些人的薪水从哪儿出？活动经费从哪儿来？说到这一点戴笠不能不感激杜月笙，杜月笙任董事长的通商银行一直是军统的挪借大户，而且不计利息；军统上海的秘密单位也多次向通商银行挪借划拨经费。但借钱终归是要还的，能堵一些资金缺口的，还是掌控的这些油水丰厚的部门。因而不仅有利益之争者对戴笠严重不满，戴笠本人也为筹措经费不无牢骚。
其实根子还是在国民政府。政府的四分五裂是滋生这些乱象的土壤，尽管蒋介石痛恨贪腐，也曾决心治理贪腐，但仅仅一个孔祥熙就足以让他头痛欲裂，还何谈治理？
发过牢骚之后，戴笠与杜月笙开始商量具体运作事宜。由于戴笠得罪了孔祥熙，货运管理局成立后处处受财政部掣肘，各种预算内款项均难以到位，所以戴笠需要提前直接向蒋介石打报告审批。
6000件棉纱和布匹需要分两批发运，在第一批3000件落实的时候，几百万美金也已到位，运作这笔生意的公司也在重庆宣告成立。公司定名为“通济公司”，取“通达接济”之义。
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通济公司不设股东，不收股本；只有转运开销，没有盈利收入；公司职员一律不拿薪水。
收购棉布的资金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共同负担，因此四大国家银行分别派员参加通济公司的工作。
第一批棉纱运输较为顺利，由于徐采丞买通了日本人，货物由日本兵用卡车押运到日伪占领的亳州城交货。盘踞亳州城的伪军郝鹏举部已被军统策反，任由通济公司总经理杨管北等人组织大批人力，用架子车将3000件棉纱从亳州经过真空地带运到界首。3000件棉纱在界首装上卡车，首尾相衔驶向洛阳，然后调拨车皮经西安运抵重庆。
第二批3000件棉纱的运输则没有这么顺利。此时洛阳失陷，只好改走浙江淳安。没想到从上海到淳安这段水陆中，由于中途改道，不仅有敌伪哨卡拦截、有土匪强盗揩油，更有不明身份的游杂部队想雁过拔毛，从中分肥，甚至实施扣押、绑架，险些让杜月笙手下的两员干将丢了性命。好在有货运局人员及时照应，总算有惊无险，时经七个月才将这3000件棉纱运抵重庆，这一批3000件棉纱也全部成了国军的军装。
神秘的南京来客
还是在1943年3月戴笠外出巡视、大病归来之前，一个来自南京的重要人物走进了设于漱庐的军统局对外联络处，求见军统局负责人。
除了戴笠，他在局本部不认识任何人。这说明他既非黄埔军校出身，亦非“浙警”出身。他叫程克祥，是军统运用人员。
程克祥是江西浮梁人，生于1907年，出身书香门第，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毕业于上海大学，曾供职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创办于南京（后迁往上海）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高等学府，在日本对中国的渗透、掠夺和侵略中，它毫无疑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被视为“汉奸”是必然的。
在“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戴笠急组苏浙别动队之际，“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将程克祥与他的上海大学同窗兼东亚同文书院同事彭寿介绍给了戴笠，二人表示愿凭借与日本人的关系做些反间工作。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他们供职于汉奸机构的一种自我救赎。而对戴笠来说，又不能不谨防反间之计，所以这两人最初是作为运用人员为军统服务的。“八一三”沪战期间成立于上海的“文友社”，就是由程克祥主持、军统暗中掌控的对付日谍的反间谍平台。上海沦陷后，程、彭二人为军统正式接纳，被派到南京利用与日谍的联系开展情报工作。
在军统南京区，成立了以程克祥为组长的直属情报组，副组长除彭寿外，还有曾为东亚同文书院教授的台湾籍彭盛木。
直属情报组直接与戴笠联系。正是受戴笠指示，程克祥设法与周佛海及其妻弟杨惺华认识，藉此打入汪伪内部。他的公开身份是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彭寿是伪中央党部干部，彭盛木名义上为伪财政部参事，实际是周佛海的日文翻译。
在汪伪内部的派系中，这三人都是周佛海一派，与周佛海、杨惺华往来密切。
由于南京区区长钱新民落水，导致程克祥等三人身份暴露先后被抓捕，至1942年1月5日，直属通讯组所有组员全部被抓进了“七十六号”。
将三人及整个直属组成员先后救出“七十六号”的，是周佛海和杨惺华。程克祥来重庆，特地带来了周佛海托他转交戴笠的亲笔信。
与程克祥一起来重庆的，还有他的侄子、直属情报组书记程士大。
虽无人认识程克祥，但人事处档案中能查到他的信息，对比照片确系一人，局本部“内当家”毛人凤指派熟悉京沪情况的王一心（时任上海实验区区长）接待并安排程克祥在旅馆住下。
4月上旬戴笠回到重庆后，在肺病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在公馆设宴招待程克祥。当天下午六时，人事处处长龚仙舫亲自驾车将程克祥和他的侄子程士大接到曾家岩戴公馆。
见到程克祥，戴笠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与他亲切握手，嘘寒问暖，频频嘉勉。
两人从吃饭前开始谈、六点半开饭后边吃边谈到饭后长谈，一直谈到夜里12点多。
戴笠首先关心的是程克祥及整个直属情报组是怎么获救出狱的。程克祥说：
“直属组掌握着汪伪组织的所有秘密，汪精卫与李士群是要置我于死地的。幸有周佛海、杨惺华营救于内，海上闻人徐朗西先生奔走于外，情况才有所缓解。”
周佛海首先保释出狱的是彭盛木。一则彭盛木的身份没有完全暴露，程克祥应讯时坚称他没有加入军统组织，只是偶然被利用而已；再则彭盛木作为周佛海的秘书兼日语翻译，周佛海许多地方都离不开他。他早日获释，对营救程克祥的工作也会有所帮助。
彭盛木被关押一个月零三天，程克祥与彭寿均被囚禁半年之久，经过周佛海在外一番运作，最终由杨惺华和徐朗西保释。其他组员程士大等五人也在程克祥获释后一月之内恢复自由。
周佛海作为汪伪集团重要头目之一，为何要对欺骗他的军统人员“以德报怨”实施救援呢？在程克祥看来并不难理解：
“一来大家相处不错，彭盛木又是他的得力助手；再则日本在二战战场形势不容乐观，他总得给自己找条退路；当然，人也会有良心发现的。”
恢复自由的第二天，程克祥由杨惺华陪同去见周佛海，当面向周佛海表示谢意。周佛海为营救程克祥等人，向汪精卫做出过承诺，所以要求程克祥“不要再做反对汪先生的工作”，让他们安心住在上海。
程克祥也表示除了谋生，绝不做有关政治的工作。可当他与全组人员在上海住了三个月后，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苟且偷生的日子，他决定冒险一试：策反周佛海！
策反周佛海
“策反周佛海？”
戴笠反问一句，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其实他心里最清楚，周佛海为何对军统潜伏人员网开一面。
还是在唐生明到上海不久，有一天闲聊，周佛海向他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最佳路线，说准备派人去湖南老家将母亲、妹妹和岳父母等亲属接到上海。
得知这一情况，唐生明立刻向戴笠做了汇报，建议抓住机会，从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其岳母是其妻的继母）身上做文章，以期策反周佛海。
经蒋介石同意，戴笠于1941年5月，派人在湖南湘潭和沅陵等处找到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妹夫及岳父等人，把他们接到贵州息烽县软禁起来。
周佛海很快接到亲友来信，知家人已被抓走，不知送到何处去了。周佛海能猜出是军统所为，但当一些报社记者向他采访求证时，他却委婉地表达：“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所为，一定是地方无知者干的，相信不久即可脱险。”
不知是出于对家人的保护，还是对重庆方面有藕断丝连的怀旧之情，当唐生明跑去安慰他时，他表现出的只是伤感和对母亲的愧疚。
这一消息反馈到重庆，戴笠决定趁热打铁，命王一心以周佛海母亲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内容为：自己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写了四句寓意双关的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
既然母亲告知已在四川被政府“招待”，盼他归来，那么对方是谁已不言而喻。要求他反正，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这封信送到息烽，由看守人员征得周佛海母亲的同意，由其岳父誊抄后带回重庆备案，再由重庆发到香港军统办事处，由办事处转到沪二区，区长姜绍谟派弟弟姜绍诚送到湖南路周佛海公馆。
这之后，周佛海对重庆人员开始手下留情，并酌情关照。
程克祥不明就里，出狱后萌生了策反周佛海的想法，却又不知周佛海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一时不知从哪里入手。
戴笠反问道：
“你想过他会翻脸不认人吗？”
“想到过。在向组里同志说出这个决定时，大家都有这个担心，说钱区长和尚副区长都是释放后又被抓起来处死了……”
程克祥所说的钱区长就是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钱新民第一次被捕后叛变，株连多人，被释放后或许是良心发现，派员赴渝请示，得上级允许恢复工作关系，以伪特工总部所任命的上海虹口区区长身份为掩护，将与重庆通报之电台暗设于内，终致密码等件被查抄，成为第二次被捕后最终被杀的铁证。
至于原副区长尚振声，应该说从被捕到被杀，都是沾了钱新民的“光”。
第一次因钱新民出卖而被捕，又因钱新民获释而出狱，随即与组织恢复关系，并准予相机打入敌人内部，遂利用个人关系取得“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一职，却因沪一区沦陷被与其联系的通讯员出卖，再次入狱。
与钱新民不同的是，尚振声虽然再次被捕，却并无证据证明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但是敌伪始终认为他与钱新民是同伙。
两人第二次被捕，自知难逃死劫，已抱定必死决心，因而在狱中开朗乐观，只等最后一刻！
1941年12月13日，钱新民被杀害。
1942年1月8日，尚振声与第三战区行政督察员平祖仁被伪特工总部执行枪杀。
说到尚振声与平祖仁的被杀害，程克祥眼含热泪，声音哽咽：
“据说那天尚区长是有预感的，早晨洗脸后，用放风时捡的一块破镜子照脸，随手抚眉，眉毛随之脱落。他回头对难友说‘真倒霉’。话音刚落，就听警卫在门口喊：‘尚振声、平祖仁！’料到‘时辰已到’，他遂将衣物分送同室难友，从容道别。在监室外被捆绑时，两人高声大骂汉奸汪精卫、李士群，被押赴沪西刑场就义。事后据刑者透露，两人临刑不肯下跪，并高呼口号痛骂汪、李。刽子手连发多枪，将两人胸腹射得如蜂巢。”
程克祥这番话，让戴笠对李士群更加恨之入骨。当初还对他抱有幻想，没料到他效忠日本人死不回头！倒是在汪伪组织内比李士群地位更高的周佛海，被歪打正着。
“好，说说策反周佛海的情况吧。”戴笠急于想知道这个策反过程。
“说实话，做这个事是捏着一把汗的，可心里也还是有些底气的。周佛海是孝子，他老母亲在我们手里，他要亲手把我们的人交给‘七十六号’处死，首先要掂量掂量后果；他既然亲自向汪精卫打保票保我出狱，我也按他的要求老老实实待了好几个月，他总不能因为我和他‘商量’个什么事就把我抓起来处死吧？再说，他和李士群矛盾很深，没必要把我抓起来交给李士群。”
这个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程克祥仍然没想到谈话竟出奇的顺利。仍是由杨惺华陪同去见周佛海，寒暄过后当他试探着提出“想回重庆”后，周佛海竟然像早有预料一样，平静地说：
“也好。”
程克祥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回答得这样痛快。他还没缓过神来，周佛海又接着问：
“你打算几时走？”
“周先生既同意，早点动身比较好。”程克祥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情绪，尽量做出平静的样子。
“你准备几时动身，先叫惺华替你办好通行证。”
“谢谢您，周先生，承您不杀之恩，又蒙照料。”程克祥停了一下，又说，“回到重庆，我要将这一切详细报告戴先生，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报答您的恩情。”
话说到这，周佛海让杨惺华吩咐下去，三点以前不见客，开始与程克祥坦诚相见：
“我们相处这么久，可以无话不谈。我和雨农兄也是好朋友，请代我转告雨农兄，感谢他对我母亲和岳父的照顾与保护，今后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会尽力而为。”
“好朋友”三个字周佛海说得十分自然，这的确是他的心里话。尽管戴笠将他的母亲等家人作为“人质”，但何尝不是好事呢？何况待遇优厚！
其时周佛海已深知“和平运动必将告败”，并在日记中剖析进行“和平运动”的原因——基于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日军必将攻占重庆及西安、昆明等地；二是认为日美或日俄不会爆发战争。没想到，日本真的就不自量力地进攻英美了。
正愁回头无岸，军统对其母亲的“看护”，正好为他搭起一架通往彼岸的浮桥，他自然会利用好这个机会。
周佛海特地请程克祥转达一个口信，他说：
“我这次离开重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事先报告委员长。我是委员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请雨农兄代我向委员长请罪，只要委员长有所指示，我仍然奉命行事。”
这话程克祥听后无比激动，在戴笠听来却未免堂皇。当初若不是周佛海与陈璧君力劝汪精卫“出走”，在汪的心腹股肱陈公博的反对下，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或许不会走得这么远。如今见大势不好，又想起了“委员长”！
周佛海又当场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信很短，表示愿意悔悟前非，立功赎罪，听候驱策。虽然寥寥数语，传递的信息却十分重要。而程克祥的到来也已说明，周佛海是真心要与重庆合作的。
程克祥离开重庆时，戴笠给周佛海写了复信，命他努力报国，戴罪立功，并要求从速建立通讯联系；任命程克祥为京沪区长，选派文书、报务员、译电员及负责策反伪军的特工携带专用密码本与电台，与程克祥一起返沪。
5月底，秘密电台架设在杨惺华的上海住所。当年10月，日军发现该处有不明电波讯号，开始在周围地区侦察，程克祥将电台直接迁入周佛海的住宅。周佛海以与重庆交涉全面和平为由，与上海日军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交涉，获准设立电台，指定周佛海的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原宅三楼为电台地址。
从此，周佛海与戴笠直接建立了热线联系。
周佛海除了向戴笠转达日本有关“全面和平”的情况，报告南京、上海的日军及伪政府的动态外，更多传递的是江南新四军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同时接受各项指令，其中一个指令是——除掉李士群。
烟榻上的谋划
在对李士群下达必杀令之前，戴笠先向唐生明征询良策。
表面上看，唐生明与李士群、周佛海都相处得不错。对这两位桌子上面敬酒桌子下面使绊子、恨不能置对方于死地的汪伪大员，唐生明了解得还算透彻。他向戴笠提出上中下三策。
下策，由军统行动人员直接执行狙击。尽管李士群向来防范严密，可他的行踪从不对唐生明隐瞒。但唐生明认为，一旦狙击成功，其部下必然对军统实施报复，彼此杀来杀去会造成无谓牺牲。
其实此一时彼一时，在形势已逐渐明朗的情况下，李士群的部下未必会为他报仇；何况树倒猢狲散，忙着找新主子还来不及呢，哪里还顾得上给前主子报仇！对唐生明本人不利倒是真的。作为渝方代表，他的身份已经公开，必然会有人怀疑到他。最重要的一点唐生明没有说，作为私交甚好的朋友，他肯定不愿让李士群死在自己手上。
正是基于对唐生明的安全考虑，戴笠直接放弃了这一条。
中策，利用他与汉奸之间的内讧除掉他。
李士群从傍上晴气庆胤就有恃无恐，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为索官索财，不仅直接打压周佛海，借伪中储券在其辖区（江苏）推行之际向周大敲竹杠、无限制地索款，令周佛海一派对他恨之入骨；而且在清乡中与许多伪军头子争功争宠，结怨很深；不仅如此，李士群还通过“七十六号”，尤其利用行动队长吴世宝四处敲诈勒索、杀人越货，竟狂妄到直接抢劫其主子——日本人的黄金。为掩盖丑闻、取悦日本人，李士群将吴世宝保释后，于1942年2月4日将其毒杀，令其心腹打手人心浮动。
唐生明虽然与李士群的打手们搭不上话，与周佛海确实关系密切，与那些清乡的伪军头子都谈得来，挑动这些人去对付他，除掉他还是有把握的。
上策，是利用日军与李士群的矛盾杀掉他。
唐生明认为这是上上策，因为事成之后可以不留痕迹，不会有任何人敢找麻烦。同时可以杀鸡给猴看，给那些死心塌地追随日本人的汉奸一个教训，对以后的策反工作有利。只是这个上策执行起来难度要大一些。
戴笠也认为上策最好，可以做得干净利索不留后患。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就要看周佛海的了。
在戴笠看来，无论执行哪一条计策，周佛海的胜算几率都要大于唐生明，同时为了保护唐生明，他决定既不让唐生明参与，也没必要告诉他。于是，在下达对李士群的必杀令的同时，将这三条计策直接转给了周佛海。
然而，周佛海与唐生明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尤其事关渝方，他都会与唐生明交换意见。他虽然对李士群恨之入骨，可无论怎么除掉他，以他一己之力对付有一帮打手的特务头子，都觉得心里没底。万一走漏风声，恐怕不等他动手就早已成了李士群的刀下之鬼。
周佛海将唐生明请到家中，在他抽鸦片烟的小房内，关好门，准备问计唐生明。可性命攸关，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所以又犹豫不决。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半晌，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说、怎么说。唐生明却忍不住了，直截了当地问：
“是不是为了木子（两人背后对李士群的代称）的事？”
周佛海吃了一惊，端着烟枪就愣在了那里。唐生明接着说：
“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佳。”
周佛海扔了烟枪，“腾”地从烟榻上跳下来，神色惊慌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
“猜的。”
“猜的，怎么会这么准？”
周佛海瞪着唐生明，眼神既惊异又惊恐。显然，如此机密之事刚刚接到指令便已被泄露，意味着风险系数骤增。
唐生明只好和盘托出，并一再表示绝不会泄密，周佛海这才放下心来。
事实上，此时除掉李士群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李士群的靠山没了，晴气庆胤已于一年前（1942年夏）调往北平！
而日本人对李士群早已有了尾大不掉之感。当初取消警政部让李士群丢了警政部部长之职，就是影佐祯昭的主张。当时周佛海往访影佐，商量机构改革及人事安排问题，影佐提出“不可使某一人权太大”，称汪伪组织中有两大势力如同癌症，必须除掉，“一为李士群，一为任援道。任为害小，李为祸大，如不及早防止，将来必有大患，故主取消警政部”。而李士群恃其特务力量强大，以辞职相要挟。对此，影佐主张予以制裁，此主张正中周佛海下怀。却不料汪精卫出面袒护（畏惧其后台晴气庆胤，又不敢违背陈璧君的主张），影佐最终做出让步，以致丢了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又得了个调查统计部部长。
这之后李士群仍不肯收敛，倚仗有晴气做靠山，出任伪江苏省省长后继续扩张，权力愈发膨胀，已成了日本人的心腹之患。在其失去靠山的情况下，由日本人出手顺理成章。
至于由谁出手，具体怎么操作，唐生明再无良策。
后来周佛海与日本宪兵司令大木繁少将密谋，决定由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适三中佐出面，以调解李士群与税警总团副团长熊剑东的矛盾为名，将两人请到寓所，对李士群实施毒杀。
熊剑东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参加了戴笠组织的苏浙别动队，上海沦陷后任忠义救国军淞沪特遣分队长，留在敌后打游击，1939年3月被日军逮捕，1940年8月由周佛海保释，旋送日本“考察”，后赴武汉组织伪军（黄卫军），自任总司令。后在周佛海的要求下，日本宪兵队于1942年11月将熊剑东及其伪军调入上海，与周佛海的税警总团合并，被编为第二税警总团，熊任总团长，成为周佛海的亲信。
周佛海调入熊部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实力对付李士群。李士群早就想把税警总团据为己有，而周佛海及其心腹罗君强把这支武装部队看作自己的命根子，死活不肯放手。熊部调来后，对李士群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对熊剑东本人也充满嫉恨。而此时晴气庆胤已调离，李士群与日本宪兵队一向有矛盾，一时对熊剑东也奈何不得。
熊剑东在日本宪兵队却有一个十分可靠的靠山，这个靠山就是冈村适三。
熊剑东与冈村是“陆士”同学，熊在武汉时冈村也在武汉，任日本宪兵驻汉口分队队长，两人来往密切。熊调上海后，冈村也调到了上海。
熊剑东因原忠义救国军部下曹炳生父子被李士群所杀，对李士群早有宿怨。而李士群任江苏省省长后，愈发骄横傲慢，又与宪兵队有矛盾，对冈村也就有了几分不恭，相处自然不睦。
熊剑东按周佛海的部署游说冈村，很容易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胜算几率有多大仍是未知数，因为李士群不仅对同是汉奸的对手们警惕性极高，对日本宪兵队也早有防范。
谁毒杀了李士群
1943年9月6日，冈村适三得知李士群已由苏州返回上海，即约熊剑东和李士群到其住所谈话。下午三时，李士群与其翻译、伪调查统计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夏仲明一同前往。
两人到达百老汇大厦七层冈村的住所时，熊剑东已经在座。
冈村在调解中说：
“两位为部下的事发生误会是很不幸的，这件事据李阁下说是别人的主张，据我知道也是这样的。这根本就是受人挑拨，更不是什么深仇宿怨……所以我本着和两位的友谊，邀请两位来替你们拉场，把误会解释明白……希望两位通过今天我们的友好会见，能尽释前嫌，成为好朋友，向大的方向进行合作……”
冈村的一番话带有很重的感情色彩，李士群看上去很受感动，表示愿意与熊剑东消除误会，摒弃前嫌，重结友谊。他首先向熊剑东解释曹炳生父子被杀并非他的责任，而是丁默邨的主张，并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但他没有劝阻，对此表示十分抱歉。
熊剑东也表示了谅解，他说：
“我们都应该感谢冈村课长，没有他的邀请，我就不可能听到李先生这番话，也不可能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之间的误会也就消除不了。我是一个军人，是个粗坯。唯其是个粗坯，自诩也是一个爽直的人。我们既已一言释嫌，化敌为友，我也就把佛海他们和我的关系，以及导致我和李先生今天以前的这种情况来谈一谈。”
熊剑东这番话，听起来皆肺腑之言。接下来开始讲述他与李士群结怨的前因后果，让李士群渐渐放松了警惕。
“曹炳生父子的事，此前我确实误会很深，佛海他们利用我们之间的误会，为他们做马前卒。我明知道他们在利用我，也乐于为他们利用。换句话说，我只把周佛海当跳板而已。我有自己的打算，这打算还没向别人吐露过。”
听语气，熊剑东已经不把李士群当外人。李士群也觉得，熊与周本无什么渊源，以他为跳板也在情理之中。良禽择木，凤栖梧桐，相比周佛海，他李士群更具优势。尽管他自知开罪了很多人，却也认为自己比周佛海风头更劲，手中把控的肥差更不在周佛海之下。尽管周佛海当着伪财政部部长，可论手中银子，周佛海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一向多疑的李士群也敞开心扉说：
“我们既做了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打算是否可说来一听？”
“我环顾我们的和平地区，只有浙东尚属软档。我的意愿是开辟浙东，再图发展。在政治上无论是盟方（日方）还是中方，都不成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经济。”
李士群一听，原来熊剑东缺钱。而他优势之一就是有钱，于是问：
“需要多少？”
“500万。”
这在熊剑东眼里是一个巨额数字，不料李士群轻松地说：
“我送你1000万。”
此话一出仿佛平地滚春雷，熊剑东与冈村都惊得一下子弹跳起来。熊剑东紧紧握着李士群的手，感激与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李先生，我一生没看到过像你这样豪爽之人，要不是冈村先生为我们安排了这个会见，我不但与一个好朋友失之交臂，而且……唉！不说了，惭愧！惭愧！”
“一星期后，你到苏州向黄敬斋（伪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拿钱。”
两人越谈越融洽，一直谈到了五点多仍意犹未尽。冈村提议大家共进晚餐，说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可以边吃边谈。
两人谈兴正浓，冈村作为“东道主”这个提议合情合理。
可李士群一向戒备心很重，来之前已与夏仲明约好，决不在冈村这里吃东西、喝茶、抽烟；甚至关照保镖，过两个钟点没下去，他们就冲上来。后来谈得投机，也就渐渐放开了，彼此敬烟、喝汽水，并由夏仲明下去关照保镖不必冲上来了。但留下吃饭，还是有些不放心。
为了消除李士群的担忧，冈村说：“楼下有大菜。”大菜，就是很多人一起吃的大餐。吃的人多，自然不会有什么风险。李士群不再反对，而是坐下来继续谈。
六点多的时候，一个日本女子把小桌和餐具推了进来。李士群顿生疑窦，立刻向冈村问：
“这是什么人？”
“请你吃饭，楼上比楼下安全。”
听冈村这么一说，李士群也就释然了。晚饭开始后，起初没有什么异常，吃鱼、喝汤、喝啤酒，大家边吃边聊。吃到牛肉饼时，李士群觉得不对劲，吃到一半就不吃了。冈村催他再吃，李士群又吃了一些，还是觉得牛肉饼有问题，准备到卫生间抠喉咙，将食物吐出来。
冈村见状，紧跟在李士群身后进了卫生间。有冈村跟着，李士群无法将食物吐出来，只好回去继续吃饭。这样又持续了20多分钟，才起身告辞。
一回到家，李士群立刻抠喉咙，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其实他本人并不能断定牛肉饼是否有毒，在返回的车上他也曾向夏仲明求证：“今天的牛肉饼很难吃，你觉得怎样？”又问，“你看今天宴会有没有什么问题？”
原本以为即使食物有毒，吐出来也就没事了，第二天也没感到哪里不舒服，李士群按原计划赶回了苏州任所。
这一天，平安无事。
第三天（9月8日），李士群突然上吐下泻，病情来势汹汹，身体很快消瘦下去，只剩下一把骨头。
第四天（9月9日），李士群暴毙，死后身体缩成了一团，像一只猴子那么大。
冈村所投并非一般化学毒药，而是一种生物病毒——阿米巴菌，是日本人专门研究的残害中国人的生化武器（细菌武器）之一，没想到用在了为他们卖命的汉奸身上。这种病毒是从患霍乱的老鼠粪便中培养出来的，一旦吃进去，就会迅速繁殖，但要36个小时之后才会出现症状，即上吐下泻，直至死亡，没有解药。
成功毒杀了李士群，总算为“七十六号”杀害的军统特工报了一箭之仇，也是为京沪地区军统潜伏人员除掉了一个巨大威胁，最高兴的莫过于戴笠。
通过这件事，周佛海彻底取得了戴笠的信任，也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军统对周佛海家人的待遇也愈发优厚。1945年3月周佛海的母亲患病，戴笠“用英国最新最贵之药医治”，而且详细向周佛海电告治疗过程和病情变化，并称“周母即余母”，请放心。6月25日周母病情恶化，不治而亡，戴笠一边电告周佛海，一边遄赴息烽为周母料理后事，并的确将周母作为了自己的母亲，披麻戴孝为周母守灵，令周佛海大为感动，从此将戴笠视为知己。
当然，这时候大局已定，所有落水汉奸都忙着寻找退路，戴笠显然已成为周佛海的救命稻草。
而日本人毒杀李士群，无论有意无意，都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恐怕除了深知内情的周佛海与熊剑东，其他大小汉奸都会有种物伤其类的伤感与担忧；头号汉奸汪精卫则更是兔死狐悲，不仅派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赴苏州参加葬礼，拨治丧费五万元，而且亲自为李士群书写了“墓志铭”。
随着李士群的死去，汪伪政府的丧钟已经敲响。仅仅过了半年，即1944年3月，汪精卫便已病入膏肓，被送往日本治疗，于当年11月一命呜呼。汪精卫一死，伪政府愈发四分五裂，紧接着在一片混乱不堪中迎来了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