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东南，驻扎淳安
病中母亲的心愿
1943年对戴笠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一，金屋藏娇；其二，在军统成立11年纪念日这天，即4月1日，中美双方就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华盛顿正式签字。中方签字的是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驻美副武官萧勃，戴笠于7月4日在重庆补签；美方签字的是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战略局局长杜诺万和梅乐斯。
在协议签订的同时，中美双方在情报、电讯、气象、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已全面展开，各类特种技术训练班相继在安徽、湖南、河南、绥远、广西、福建、浙江、重庆、贵州、广东等地相继成立；美方人员及资金、武器弹药、电讯器材等装备亦飞越“驼峰”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困扰戴笠多年的经费不足问题迎刃而解，五万多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游击队开始接受由中美双方教官共同执教的正规军事训练。
尽管此时戴笠已金屋藏娇，在重庆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梅乐斯返回美国办理中美合作所签字的时候，戴笠再次出行，经江西赴安徽歙县，视察中美所雄村训练班，听取训练班少将副主任郭履洲（主任为戴笠）汇报学员训练情况；随后赴安徽广德，视察忠义救国军总部，调总指挥阮清源到重庆受训，任命马志超为忠义救国军中将总指挥。
随后，戴笠返回江山保安——这是他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回乡探母，也是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9年毛秀丛去世时，戴笠曾想回家为发妻料理后事，但当时军统刚成立不久，事务纷杂，一时脱不开身。
1941年长孙出世（戴笠之子戴藏宜1940年结婚），戴笠闻讯非常高兴，抽空回了一次家。那是他发达之后第一次回家，在家中大宴乡邻。
1942年为忠义救国军筹集军费，戴笠回了一趟江山，由于与梅乐斯约定了会合时间，未来得及回家探母。当时日寇正大举进攻浙赣，就在戴笠离开江山没几天，6月10日日寇侵占江山县城，占领江山县城达75天之久。江山境内惨遭荼毒，到处是被日寇军机轰炸的断壁残垣，保安戴家老宅、仙霞关关帝庙及大批民宅被炸毁。
戴笠的母亲蓝月喜已年近古稀，受此惊吓加之关帝庙被毁无处求神拜佛，心情极度悲伤，一时病卧在床。第74军军长王耀武闻讯后，特地向戴母赠送三万元作为修复关帝庙的费用。戴笠在重庆得知此讯，立即派人通知母亲将三万元如数退还王耀武。钱是还了，但戴母心中不悦，以致病情时好时坏。
戴笠此次回乡，就是为了将母亲接到重庆照顾。
尽管有思想准备，一进家门看到的景象还是让他深感意外。被轰炸过的老屋已破败不堪，屋里透风撒气，难以挡风遮雨。老母亲双目紧闭躺在床上，弟弟戴春榜正守在病床边。
忽然见哥哥回来了，戴春榜刚要说话就被戴笠制止了。其实戴母并没有睡着，听到脚步声就睁开了双眼，见到戴笠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就要坐起来，戴春榜赶紧扶住母亲。戴母患的是咳疾，这一动就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直咳得五脏六腑都快扽出来了。
看到母亲这么痛苦自己却无能为力，戴笠不无自责地告诉母亲：
“都是我不好，我早就该接您到重庆疗养。”
戴母连连摆手，待咳嗽稍定，才喘息着说：
“哪儿都不去，兵荒马乱的，这把老骨头丢在外边就回不来了。”
无论戴笠怎么劝说，母亲都坚持留在保安。见无法说服母亲，戴笠决定为母亲盖一幢新宅。戴家四世同堂，除戴笠一人在外，其他人都在老家。戴春榜一妻一妾，生一女二子；戴笠无妻妾，只有戴藏宜一根独苗，这根独苗已经开枝散叶，生有一儿一女。
此时，戴笠的孙子已满两周岁，孙女未满周岁。即便母亲去重庆，这一大家子人也要留在保安，这个残破的老宅已经没法住了，新宅是一定要建的。说到盖房，戴母有话要说：
“春风，这些年你在外边顺风顺水，你可知这是为什么？”
这话问得戴笠一头雾水，或许他早就忘了自己“双凤朝阳格”的命相，但戴母这个年纪的老人还是很相信命相的，也相信鬼神，所以她说：
“你的命相就不说了，这些年烧香拜佛拜关公，保佑你顺风顺水，保佑一家老小平平安安，这都是很灵验的。”
戴笠恍然明白，原来那三万元退回后关帝庙没修缮，母亲一直耿耿于怀。
“好，我拨款，先修关帝庙。”
戴母这才眉开眼笑。
不争气的叔侄
母亲躺下休息后，戴笠与戴春榜到另一个房间商量建造新宅子的事。见戴笠心情好，戴春榜乘机说：
“哥，建完新宅你能不能在重庆给我安排个事干？那么多人跟着你出人头地，自家两个大男人窝在乡里守着一亩三分地，有点太窝囊了！”
不提这事还好，一提这事戴笠就气不打一处来。多年来戴笠对戴春榜屡次提携，可就是癞狗扶不上墙。
由于戴春榜曾在戴笠入黄埔军校后投身军旅，戴笠任特务处处长后，曾送戴春榜去庐山军官训练班受训，取得了校级军衔。西安事变前马志超任陕西站站长，介绍戴春榜出任西安花捐所所长。
照理说有戴笠这棵大树，戴春榜混出点名堂不成问题，可他自幼生性散漫，不学无术，好逸恶劳，这一点倒是像极了其父戴士富。戴笠生怕他在外面打着自己的旗号招惹是非，多次致信马志超称：“春榜务请兄痛责，不准其对外活动，尤望考察其生活，严稽其出入交往之人。他若不安分守己，尽忠尽职，即请撤职。否则兄非爱弟，实害弟也……”
抗战爆发后马志超任甘肃站站长，又推荐戴春榜出任甘肃省景泰县县长。一县之长，说起来也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了。戴笠觉得这个职位责任重大，戴春榜根本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便令马志超将其撤职，请胡宗南将他保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戴笠以为，严格的军事训练或许能改变他懒惰散漫的习性，却不料，戴春榜仍然我行我素，屡犯校规，竟然很快被开除了。
戴笠一气之下，下令将戴春榜关了禁闭。这次总算起了点作用，解禁之后老实了许多，再次由胡宗南保送到中央军校受训，总算顺利毕业。可当他留在胡宗南的辖区工作后，仍然旧习不改，以为有戴笠做靠山有胡宗南庇护，四处招摇跋扈。戴笠担心他给自己败坏名声，也怕他得罪人给自己惹麻烦，便给他一个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和军统局少将专员的身份，让他回家照顾母亲。
戴春榜回到江山，以为自己有了官职，又不受任何约束，一时逍遥自在，到处招摇过市，趾高气扬。可时日一久，又觉得在这偏僻乡村实在乏味，空有两个不小的头衔，根本派不上用场，所以还是想找个“用武之地”。
“用武之地？”这话让戴笠大跌眼镜，“你有何‘武’，‘武’在何处？你以为给你个头衔你就真有本事了？”
“你带出去了那么多人，有几个有真本事的？毛钟诗有什么本事？你让他当副官，当甲室秘书；还有你那两个小舅子，他们都有什么本事？”
此话刚一出口，戴春榜立马意识到说走嘴了——提谁也不该提与戴笠发妻相关之人。毛秀丛病逝后，戴笠常常为亏欠她而自责，而且时间愈久自责愈深。倘若毛秀丛不死，他对她的态度或许依然如故，可当她不在了他才总是念起她的好。
果然不出所料，戴笠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怒目圆睁瞪着戴春榜：
“你有什么资格和宗亮、宗鳌比？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烂泥糊不上墙！”
说完，戴笠拂袖而去。
戴春榜沮丧地看着他的背影，懊恼自己口不择言，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
其实戴笠的两个妻弟尤其是毛宗亮，曾任仰光站长，如今在中美合作所任经理组长，虽说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可也是能独当一面的人才。毛钟诗作为晚辈，尤其在戴笠身边工作，更是勤勉有加，丝毫不敢怠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守规矩，为人低调，踏踏实实做事，绝不会倚仗与戴笠的亲戚关系四处招摇。这正是戴春榜所欠缺的。
呵斥完弟弟，戴笠又找到儿子。在戴笠迈进家门之时，戴藏宜就闻讯躲起来了，躲藏的原因就是怕挨骂。
从品行习性上说，戴藏宜与其叔戴春榜一脉相承，自幼不爱读书，只读到小学毕业，后来戴笠将他送进上海私立大同大学，也未能拿到毕业证，最终落个肄业。回乡后，在戴笠的关照下曾先后任私立保安树德小学校长、仙霞乡乡长、江山县兵役协会委员、军统局京沪杭铁路警务处少将专员，但说到底与其叔一样，徒有虚名。
1942年6月日寇进攻江山时，戴笠曾致电江山县县长，建议各乡发展自卫队，由县、区直接领导，每乡发展队员20人，由军统派员组织训练。保安自卫队以戴藏宜为主任（另有队长），经费由戴笠负责。然而在日寇撤出江山后，戴藏宜不仅未按规定解散自卫队，反而趁机收编临县散匪和零星部队，擅自组织武装力量。
同年9月，戴笠连发三封电报，一封给福建建阳第三战区“奋勇队”指挥官郭履洲，一封给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另一封是由毛万里转交戴藏宜的。三封电报都是同一个内容——解散戴藏宜的自卫队与自卫队人员去向问题。
在由毛万里转交戴藏宜的电报中，戴笠严词斥责：
“你非军统局之工作人员，究竟受何人命令，擅自收编部队？你应立即将部队完全交出，愿即刻开往广德编入忠义救国军者，希立即点交郭履洲先生接收，不愿即刻开往广德者，应即令解甲归田，否则我必与你脱离父子关系，并断绝一切接济！”
在给毛万里的电报中，戴笠更是严词命令：“奉化县政府之枪支，吾人断不可接收，善武（戴藏宜谱名）胡为，必须予以制止。如已集有壮丁，应立即予以解散，此事兄必须负责也！”
原来戴藏宜不仅擅自保留扩充武装队伍，更擅自接受他人馈赠的武器，这让戴笠忍无可忍。虽然自卫队最终被解散，戴笠却不能谅解戴藏宜，一见面就直接怒斥道：
“三番五次让你解散自卫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还接受别人的武器，这明摆着就是授人以柄，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
“你当年不也组织过自卫团吗？”戴藏宜嘟囔着说。
“那是为了保家护院，现在鬼子都退了你还要队伍干吗？擅自拉队伍就是土匪！”
戴藏宜自知理亏，不敢再还嘴。这时儿媳郑锡英领着孙子抱着孙女来了。不常回家的戴笠难得享受天伦之乐，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听着长孙戴以宽用稚嫩的声音喊“爷爷”，满脸怒气随之消失。
这正是戴藏宜导演的一出“夫人救驾”。但他并不服气，一扭头就对着老婆发了一句牢骚：
“小题大做，拉队伍怎么了，别人想拉还拉不起来呢！武器是别人给的，又不是偷的抢的。”
戴藏宜只知家有大树好乘凉，哪知树大招风，大树也并非不可撼动。他既不知老爹树敌之多少，更不知月满则亏、物极必反之道理。1943年戴笠一生的权势达到顶峰，戴藏宜看到的只是老爹站在巅峰之风光荣耀，根本看不到这是老爹走下坡路的开始。
此时，戴笠手中的武装力量，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
十年庆典“玩大了”
蒋介石对戴笠萌生尾大不掉之担忧，始于一年前的“四一大会”。
一年前（1942年）的4月1日是军统局成立十周年纪念日，继1940年4月1日首次举行军统成立八周年纪念大会后，1942年的“四一大会”是军统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隆重的一次纪念活动。会场设在罗家湾局本部大礼堂正前面的露天大会场，与会者数千人，除重庆城乡各单位全体特工和军统掌握的各公开组织的特务，以及重庆城乡各特训班受训人员外，还有来自国内外军统秘密组织包括区、站、直属组的代表，与历年死去的“烈士”家属。
当时各地回渝代表住在“漱庐”，“烈士”家属住在原军统局招待所。
这天上午，戴笠亲自驾车将蒋介石接到大会会场，开车绕场一周后停在主席台前。蒋介石走上主席台，主持祭悼军统局“先烈”仪式并训话。
这是蒋介石首次参加军统的“四一”纪念大会。站在主席台上，放眼望去，数千名军统人在露天大会场上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场面之壮观，令他不无震惊。
展示军统实力，是戴笠有意向蒋介石做出的十年“工作汇报”，目的自然是向“领袖”表衷心。“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这句曾经让戴笠感触至深的话，就贴在大会主席台旁边。
如果说在1940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军统在沦陷区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召开“四一大会”是为了祭奠“烈士”，检讨工作，激发斗志，振奋人心；那么两年后的“四一大会”显然不仅仅因为“逢十”而如此隆重。
摊子越来越大，权势范围越来越广，与美国海军的合作已在酝酿启动之中，这“大好形势”让戴笠变得飘飘然了。倘若他像特务处时期那样朝夕戒惧，凡事不敢懈怠，或许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或许会深思熟虑之后有所警醒；但如今在军统局这个独立王国里，他是老子天下第一，说一不二，又天生好排场，好面子，好打肿脸充胖子，也就有了这个浩大的阵仗。
看得出，蒋介石的心情很好，除了主持祭悼时面容严肃，走下主席台与“烈士”家属及军统局人员见面时始终面带微笑。但在检阅军统特务武装队列表演时，蒋介石明显收敛了笑容，脸上多了一份深沉与凝重。
一向善于揣摩蒋介石心思的戴笠，此时并没有多想。在他并未深思熟虑的意识里，其权势扩张的每一步都是蒋介石“钦点”的，理应拿一张成绩单给“领袖”看。
尽管只是就近调动了区区数百人参加军事表演，这个表演还是让蒋介石暗暗吃了一惊。想当初为配合“八一三”淞沪会战，苏浙别动队草率成军，不过是几个三教九流、虾兵蟹将；如今军统不仅拥有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还有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而且装备的大多是美式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这实在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军”，其实力不亚于任何一支正规部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4月4日，蒋介石召见戴笠，告知拟调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直到这时戴笠才意识到，军统十年庆典“玩大了”。
唐纵最初是追随戴笠的“十人团”成员，也是戴笠将他推荐到侍从室的，如今早已成为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第六组负责情报工作，唐纵等于代表蒋介石统辖各情报机关业务，所有部门情报都要经唐纵之手才能转呈蒋介石。其责任之重大，作用之关键，令戴笠对这个主管部门的“老弟”不敢再以部下相待。
派他来当帮办，以侍六组组长身份兼军统副手，明显是对戴笠个人权力加以遏制。而这只是第一步，蒋介石要削弱的不仅仅是戴笠的权力，更重要的在于拿掉军统的武装力量。
但这需要有个过程，毕竟在很多方面蒋介石还离不开军统，离不开戴笠，比如战时货运管理局，尽管拖了两年之久，这个机构仍不得不由军统组建（建立于1943年4月）并委派戴笠负责。也就是说，蒋介石在遏制戴笠权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使之扩大权势范围。
戴笠很清楚，即使他像出任特务处处长之初那样提着脑袋追随蒋介石，也寻不回当年蒋介石对他的信任。随着中美合作所合同的签订，军统的情报系统、武装部队已开始了从设备到人员素质的全面升级——戴笠知道，军统的武装力量越提升，蒋介石的心病越重。
这成为笼罩在戴笠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是他不得不严格约束家人的主要原因。
离开江山后，戴笠又去福建建阳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指导工作。如此一来二去，返回重庆已到6月下旬。
6月23日，也就是戴笠回渝的第二天，蒋介石交代侍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林蔚，告知戴笠交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缉私部队等武装力量。
林蔚与前军统局局长贺耀祖一样，也是挂名不主事，且上任不久，不便直接出面，就将这个得罪人的差事交给了唐纵。唐纵是军统局帮办，由他去说也是顺理成章。但他深知戴笠对武装队伍的重视，那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要他交出武装部队，他实在张不开这个口。
就在唐纵为难的时候，6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了，他的第一步是削弱戴笠的职权。戴笠巡视归来例行汇报，蒋介石趁机提出一个思考已久的决定：
“缉私署和财政部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作的开展。戴科长，你有什么想法？”
早年合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特务处的第一次飞跃，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也成为戴笠的第一个公开身份，蒋介石从此称戴笠为“戴科长”，以示亲近。
但蒋介石这番话，戴笠听着怎么也亲近不起来，明摆着就是让他辞去缉私署署长。
戴笠早就预料到，在他和孔祥熙这个天平上，蒋介石的砝码最终会放到孔祥熙的一边，尤其林世良案，损害了孔祥熙的利益就等于伤害了宋美龄。尽管蒋介石早已厌恶了孔祥熙的贪腐，但搬开孔祥熙显然不能操之过急。
从林世良案开始，戴笠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我想，缉私署署长和货运局局长还是请校长另派他人为好。”
连货运局局长一并辞掉，这倒让蒋介石有点出乎意料。平心而论，货运局正式成立刚刚两个多月，各地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换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个效率。
戴笠主动请辞货运管理局局长，一方面是考虑到该局与缉私署同属财政部，与其等着别人开刀，不如自己拿掉；同时也是想做做样子，货运管理局的工作尚未全面展开，经蒋介石同意的他与杜月笙联合抢运沦陷区物资的工作也刚刚启动，他不相信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拿掉他这个局长。
殊不料，蒋介石竟毫无挽留之意，甚至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就痛快答应了。
戴笠既意外又失望，更多的是茫然、失落与恐慌。照此推理，蒋介石要拿掉他这个军统局副局长，也不过一句话的事。
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正式成立，根据协议规定，蒋介石任命戴笠为中美所中将主任（仅仅是个头衔，其官阶仍为少将）；美国总统任命梅乐斯为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不久后晋升为美国海军准将。
照理说，军统此时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是戴笠主持这个团体以来最“富有”的时期。在外人眼里，戴笠财大气粗，踌躇满志。而事实上，戴笠内心却深感危机四伏。
中美所正式成立几天后，蒋介石再次催促林蔚，让戴笠交出部队。缉私署有20个团的兵力，要他直接交给接任缉私署署长及货运局局长的宣铁吾；忠救军与别动军亦要整顿，准备移交。
这次，唐纵在林蔚的要求下找到戴笠摊牌。
从草创苏浙别动队到组建忠义救国军，仅筹措经费一项，戴笠就费尽了心机。而忠救军在配合大部队作战、骚扰偷袭日伪军、破坏日伪铁路桥梁等军事设施方面，都发挥了大部队难以发挥的作用，怎么能说拿走就拿走呢？美方正在装备和培训忠义救国军，将这支部队交给别人，不在军统掌控之中，如何配合美方完成相关任务？
都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今只是二战形势出现好转，在远未到兔死鸟尽的时候，就忙着烹狗藏弓，未免太操之过急了！戴笠请出何应钦向蒋介石缓颊。
何应钦毕竟是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他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何况，拿走军统的武装部队，必将会影响中美合作。最终，军统的武装游击队总算暂时平安无事了。
龙门阙下三尊佛
暂时保住了武装部队，戴笠松了一口气。1944年春节前夕，指挥别动军第五纵队成功炸毁沦陷区焦作煤矿及其桥梁，让戴笠对军统武装部队更加重视。
此时，整个二战形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与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同时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战场也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为配合美国海军在东南沿海登陆，1944年年初，戴笠将全部工作重心转移到中美合作所。
除夕一过，戴笠立即启程，开始了新一轮的巡视——巡视中美所设在各地的办事处、情报所、气象站、各种培训班以及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第一站是西安，到西安自然要见胡宗南。
在胡宗南的下马陵公馆，两人见面后的第一个话题是原陕西省主席熊斌。
熊斌比胡宗南年长两岁，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四期，先入冯玉祥幕府，后在中原大战中投靠蒋介石，颇得蒋介石重视。作为军界前辈，他不仅对胡宗南不买账，而且多次抵制胡宗南插手地方行政。胡宗南一直想搬开这个绊脚石安插自己的亲信，如今熊斌终于被调离，所以戴笠一见面就恭喜胡宗南：
“你这次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各省军政大员中无出其右者。”
“还得说你的点子好，不然搬开这头熊还真不容易。”
熊斌1941年6月继蒋鼎文任陕西省主席，胡宗南一直想搬开他都未能如愿，跟戴笠商量后，由陕西省参议会出面，于1943年6月掀起一个针对以熊为首的陕西省政府的政潮，攻讦省府贪污……
尽管熊电请中央派员检查，并以私信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但在熊与胡之间，蒋介石必然选择他最信任的学生。结果，熊被调回了重庆。
说起新任陕西省主席，中间还有个小插曲。
眼见熊斌调离已成定局，胡宗南保举与其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祝绍周继任省主席。祝绍周时任汉中警备司令，戴笠对他也很欣赏。不料两人在商量的时候，不慎被来西安见戴笠的军统特务左明听到了。
左明是戴笠黄埔六期的同学，时任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正是祝绍周的直接下级。为讨好祝绍周，返回汉中后，左明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祝绍周。由汉中警备司令升任陕西省省长，祝绍周兴奋不已，当即许诺上任之后提拔左明，并随后将这个喜讯告诉了他的老婆。岂料他老婆的嘴上没把门的，一高兴到处显摆。这一显摆不要紧，三传两传就传到了熊斌耳朵里。
熊斌也是恋栈之人，又不能直接去问胡宗南，只好向戴笠打听。戴笠矢口否认，并立即调查泄密之人，最后查到是左明。戴笠不仅将左明免职调回重庆察看，而且公开将这件事作为警示部下的教材。
如今，祝绍周已走马上任，左明的高升却早已化为了泡影。同时提升的有新任省府秘书长林树恩和民政厅厅长蒋坚忍，他们都是胡宗南的亲信。
说起这次人事调整，胡宗南一脸的兴奋，唯一遗憾的就是戴笠对左明的处分太重了。
“要不是祝老兄的夫人太张扬，这事也传不到那头熊耳朵里。”
胡宗南想为左明开脱，戴笠并不买账：
“其他人泄密我无话可说，军统的人不行，把不住自己这张嘴还干什么特工？”
话虽如此，其实戴笠本人就很难做到“守口如瓶”。由于本性大大咧咧，好张扬，好面子，早年奋斗阶段尚能戒慎戒惧、谨言慎行，得势后难免放任，一不留神就会露出庐山真面目。虽说事关机密还是能把握分寸的，但平时在下属面前则多了一些任性与随意。
对戴笠的脾气秉性，胡宗南了解得最透彻。所以当戴笠说“把不住自己这张嘴还干什么特工”时，胡宗南忍不住哈哈大笑，不无诙谐地说：
“你不是干得很好吗？”
“老兄，我也只是对你不保密，涉及机密我什么时候对外说过？”
“这倒也是。我不过为左明惋惜罢了，好不容易碰到个晋升机会，这下好了，白送个空头人情。”
“只能怨他拍错了马屁。”戴笠说完也呵呵笑起来。
胡宗南是戴笠有生以来相处得默契到不分彼此的朋友。胡宗南每次到重庆，必住戴笠的曾家岩公馆，后来也曾下榻过神仙洞公馆。无论戴笠在不在重庆，戴笠的家就是胡宗南的家，公馆里的秘书、副官、警卫、厨师等都任由胡宗南使唤。戴笠不在的时候，胡宗南曾在曾家岩公馆接连数日宴请各路朋友，并有总务处处长沈醉送上门专供差遣。
不仅胡宗南本人，胡的亲信范汉杰、盛文等人，无论在重庆还是在成都、兰州等戴笠设有专门住所的地方，都能享受到同等待遇。
胡宗南与戴笠见面谈得最多的，自然是“老头子”（蒋介石）。胡每次晋见蒋介石，总要先与戴笠研究对策，研究蒋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如何应对；还有蒋介石的心情如何，这是至关重要的。遇到蒋介石心情不好，一定不能去，以免碰钉子。
而对于涉及胡宗南及其部下的所有情报，毛人凤都要先送戴笠亲自过目；必须呈报蒋介石的，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戴笠也要求唐纵，对其他方面送到侍六组的检举胡及部下的情报，尽可能先批交军统复查，然后连同军统复查的情况一同呈报蒋介石。唐纵处事一向谨慎，但这样处理也合乎手续，只好照办。如此一来，蒋介石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对胡宗南有益的情报，以至于有人直接向蒋反映胡宗南的问题，蒋根本不予理睬。
仅凭这一点，就足见戴、胡关系之深。
当天晚上胡宗南大摆筵席，参加宴席的有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参谋长盛文和原军统特务梁干乔。
梁干乔跟随戴笠多年，深受戴笠器重。他早年曾加入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后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一贯反共积极；又与胡宗南是黄埔一期同窗，被胡宗南挖走，任陕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专门从事反共、对延安实施封锁的活动。
而戴笠也曾对范汉杰动过心。由于军统武装队伍中没有正规军出身的将领，戴笠一度想把范汉杰挖走任税警总团团长，后又想让他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
但这次，胡宗南不舍割爱。
作为集团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是胡宗南的最得力干将之一，而且两个月后（1944年4月）随着胡宗南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范汉杰升任胡部第38集团军总司令。
这样一位高级军事将领，哪里是军统小庙里供得起的神仙！
晚宴后范汉杰偶然谈到研读《孙子十三篇注》心得，胡宗南、梁干乔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胡让戴笠谈谈。
正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干情报出身的戴笠一张嘴，就与其他人的看法迥然不同。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篇是《得间》，以“得间为主”这句话是孙子悟出来的。他说：
“‘得间’就是军事间谍，或称军事情报。没有情报，又怎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怎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怎能决胜于庙堂之上！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两者比较起来，不战而胜当然是上策。但是，如果没有情报，不明敌情，攻心攻城岂不是一句空话，等于打瞎子仗。”
说起情报的重要性，戴笠又搬出诸葛孔明为证：
“刘备有了诸葛，才借到荆州，有了荆州才有蜀汉大业。魏、蜀、吴三分天下，刘备就是以情报取胜的。刘备取得情报靠的是他的军师，军师其实就是特务头子，诸葛亮就是特务头子中的佼佼者。他将他的兄弟诸葛恪、诸葛瑾，一置于东吴，一置于曹营，还有庞统、徐庶等为助，所以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戴笠这番高谈阔论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却也不好反驳，因为谁都清楚情报对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只是大家不知戴笠因何反应如此强烈，只有他自己清楚，看上去风光无限的他，已经开始走上盛极而衰之路。一旦战争结束，他费尽心机拉起来的武装队伍将很快被夺走，即使情报机构和他本人，也很难预知未来。
正因为如此，戴笠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中美所，寄托于美国海军登陆，希冀能借助美国人的力量在战后为军统争得一席之地，说到底就是保住自己的权势，保住军统十万人的庞大队伍。
所以1944年一年，戴笠不仅忙着四处巡视中美所设于各地的外勤单位及各种特训班，也忙着与军方有关方面接触，为战后做准备。
2月，戴笠到洛阳视察，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谈妥，派乔家才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党政军工作队总队队长。
3月，至安徽界首，会见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其实在1943年秋，戴笠就曾与胡宗南、汤恩伯相会于洛阳，三人在洛阳城南25里的龙门石窟合作《七绝》一首以明志。诗曰：
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
但愿乾坤能人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重返故乡，弟子归来
离开界首，戴笠马不停蹄赶回江山老家，为迎接梅乐斯巡视江山做准备。
这次却是近乡情更怯，因为不知下次还能否如此风光地衣锦还乡。只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此行将是他与家乡、与家人的永诀。
这次家中气氛与上次大不相同，由于关帝庙经过修葺，戴母恢复祭拜，随着心情好转，身体也渐渐康复。加上新房竣工，全家迁入新居，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
拜见母亲之后，戴笠由弟弟陪同查看新房。
新房位于保安村主要街道的东南侧，占地面积近1000平方米，是一座三进院落。进大门后的第一个院子，两厢是警卫人员居住的房间；二门内两厢是客房和账房；第三道门内的下房是一幢较低的二层楼房，是厨房及佣人的住所。宅院的正房是一幢依地势高低而建的前两层后三层的楼房。
楼内一层分别设有前后客厅和书房、餐室；二三层是全家居住和活动区域，有卧室、起居室、小客厅。
整个宅院是戴笠亲自设计的，在正房的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作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考虑的不仅要建成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居场所，同时要在特殊情况下成为军统局的秘密机关，或者说，是他们全家及他本人的最后避难所和秘密逃生通道。
为此，他在楼内设计了明、暗两道楼梯。明楼梯与一般楼房的楼梯无异，设在前厅右侧；暗梯则设在前后厅之间的夹墙内，是一个仅能容一人通过的螺旋形楼梯，由铁板焊接而成，从三楼直通地下室。楼梯出入口在三楼，一扇紧闭的小门将出入口封闭，除了戴家老小，其他任何人都不知楼内隐藏着一个秘密楼梯。
这个秘密楼梯由三楼出入口进入，下到地下室，可在地下室秘密隐藏，也可通过地下室通向村外的秘密通道，直接逃到仙霞岭大山中。
从眼下看，这里不可能成为军统的秘密机关，倒有可能成为全家的逃生通道。由于日伪军在东南一带活动猖獗，再次进犯江山不无可能，有了这个秘密通道，一家老小坐在家里便可安全转移。
戴笠对房子的质量非常满意，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对戴春榜表示认可。接着，又由戴春榜带路来到保安仙霞关二关左侧新建造的小别墅里。
该别墅是戴笠特地为梅乐斯建造的，既作为梅乐斯来江山视察的下榻之所，也作为美国海军登陆之后梅乐斯在浙江的一处办公和住宿地点。
戴笠为别墅取名为“率性斋”，并亲笔手书此三字，由石匠镌刻在石板上，贴金装饰，镶嵌在门楣上方。
别墅砖木结构，设计精巧，庭院里种植着红花绿草，环境幽雅。
看完别墅返回家中的时候，两位江山籍军统下属已经恭候多时。他们一位是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兼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一位是原上海行动总队队长毛森。
日寇退出江山后，东南办事处迁至江山峡口，毛万里闻讯赶来本在意料之中；但毛森已被“七十六号”抓捕，所以见到毛森，戴笠愣住了。
毛森，江山界牌乡和仁村人，生于1908年，谱名毛鸿猷，由于报考师范时借用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改名“毛善森”。1932年考入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后被戴笠送到特训班学习，从此加入特务处。
军统有“三毛”，“大毛”“二毛”是毛人凤、毛万里，两人谱名为毛善余、毛善高，是名副其实的亲兄弟；“毛善森”听起来就像他们的兄弟，为了避免别人误会，也觉得总用别人的名字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毛森将名字中去掉一个“善”字，改名毛森。
与蒋介石将黄埔生作为自己的学生一样，浙警毕业生与各种特训班的学员也都是戴笠的学生。在所有学生中，戴笠最重视的是浙警第一批毕业生，毛森、阮清源、姜毅英等，都是其中佼佼者。
抗战爆发后，毛森留在浙江沦陷区组织游击活动，曾出任杭州站站长，被叛徒出卖逮捕，在戴笠的指示下，军统地下人员多方营救，很快被保释出狱，潜至金华筹组浙西行动队。
1942年，毛森奉命出任上海行动总队队长，与日寇汉奸展开军事斗争，同年被日本宪兵逮捕。至于怎么逃出来的，毛森说：
“多亏了唐先生和太太帮忙。”
原来，毛森的妻子胡德珍住院产子，唐生明和徐来帮助毛森托病住进了医院，两人趁机一起逃出上海，辗转回到江山。
听完毛森的讲述，戴笠非常高兴，紧紧握住毛森的双手说：
“你能逃出来真是太好了！你策反了陈恭澍的侍卫，除掉了李开峰，为军统立了大功！”
戴笠所说的李开峰，可以说是军统的噩梦！
李开峰是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也是军统局仅次于魏大铭的电讯专家。军统的报务员多是他的部属或学生，大多数报务员的发报手法、腔调他都熟悉，一听即知是谁与谁通报。而且所有通报的惯用方法他都清楚，甚至由他所规定。
这样一个电讯专家叛变投敌，对军统造成的危害之大可想而知。正如毛森所说：“一般军政机关所用密码，对他来说就像明码一样，即使军统局特编密码，他也能凭经验技术予以破译。”
李开峰叛变后化名余玠，出任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专驻杭州粮道山，接收军统往来密电，破译后交给“七十六号”。军统在沦陷区各秘密电台依次被他破获，以致不敢再使用无线电报，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戴笠数次下令将他除掉，也曾令毛森对他实施制裁，均未成功。
说来不可思议，毛森被捕后，在失去自由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叛徒陈恭澍与其侍卫的情况下，却假陈恭澍的侍卫之手除掉了李开峰！
这得益于毛森的妻子胡德珍。
胡德珍也是军统特工，未暴露身份。毛森被捕后了解了军统叛徒陈恭澍等人的活动情况，利用胡德珍探监之机往来传递信息，秘密策反了陈恭澍的侍卫刘全德。
1944年大年初二（元月26日）晚上，李开峰与一群汉奸头目去给陈恭澍拜年，酒足饭饱后赌博到午夜，刘全德假装热情地用陈恭澍的小汽车送李开峰回家。车到杜美路时，刘全德连发两枪，结束了李开峰的生命，他本人潜逃到浙江峡口，暂住岳母家里。
毛森夫妇也紧随其后，于元月底成功逃脱，潜往峡口投奔毛万里。
寻访，并非杞人忧天
当晚，戴笠在家中设宴为毛森接风洗尘。席间，谈到姜绍谟从上海回江山探亲正遇日军攻陷江山，被砍伤头部险些丧命的情况，戴笠不胜唏嘘。想到众多江山子弟在沦陷区出生入死，万一自己将来失势，他们将何去何从？何况更多的江山子弟是在军统基层工作，他们的命运与自己紧密相连，这让戴笠的心情愈发沉重。
其实对戴笠来说，更重要的是塌不起这个台。当初将这些贫困中的江山子弟带出去，给他们找到了饭碗，找到了出路，他们的家人对他是多么的感恩戴德；可要是把他们带进了死胡同，让他的面子往哪儿搁！
由此，他想到了江山县在明清两朝出现的两位大人物——一位是石门的毛恺，明隆庆初年任刑部尚书，被穆宗皇帝革职，直至神宗登基才得以翻案；另一位是长台镇的柴大纪，在台湾总兵任内，因林爽文造反镇压不力，又得罪皇族，于乾隆五十三年被斩首。这两人都曾风云一时，都未得善终，戴笠每每想到他们都难免心里发堵，在眼下这个节骨眼儿上，更觉得冥冥中仿佛预示着什么。
于是，他对两位下属说：
“明天你们去趟石门和长台，了解下当地人对毛尚书和柴总兵怎么看，再找个风水先生算算，江山人杰地灵，为什么能出人才，却又得不到善终？”
一听这话，两位下属如坠五里云雾，戴笠的事业正干得风生水起，内有蒋介石宠信，外有美国人器重，怎会突然变得杞人忧天了？但作为下属，他们也不便多问。
当晚，两人留宿戴家，翌日一早骑马出发，先到长台再到石门，却怎么也找不到风水先生。两人索性在石门游玩起来。
爬上石门的山顶，眺望蜿蜒起伏的仙霞山脉，以及缠绕山间的若隐若现的须江水，毛万里忽然一拍脑门说：
“我明白了！”
“明白啥？”毛森一头雾水。
“你看啊！”毛万里用手指着蜿蜒起伏的山脉说，“江山的山脉，从仙霞岭向北延伸，气势雄伟，但到了石门，却戛然而止了；须江水发源于仙霞，每逢下雨便从仙霞岭上一泻千里，全都流走了。结果江中没有多少水，水全在嶙峋乱石中流淌。如此穷山涸水，如何养得住大鱼？这大概就是出生此地的大人物难得善终的原因吧？”
毛万里虽不会看风水，这番话说起来倒蛮像风水先生的架势。
返回保安，他将自己的分析向戴笠详述一遍。戴笠明知不是风水先生之言，可看他那副凝神静听细细咀嚼的样子，毛万里和毛森都松了一口气：任务完成了！
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戴笠的表现就让他们有了另一种担心。戴笠沉思着说：
“此话不无道理，很早以前就有个占卜先生说过，我的命中缺水……”
毛万里与毛森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戴笠的初衷。毛万里赶紧说：
“戴先生，这些都是我瞎猜的。再说，戴先生不是测过八字吗，算命先生说的才算数。”
经毛万里一提醒，戴笠又想到了他的八字干支，算命先生说他日后必飞黄腾达，这不都应验了么？说起来也奇怪，戴笠只有在混得不好的时候或遇到什么挫折才想起这些，得意的时候很少想到他“双凤朝阳格”的命相。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他的发达是提着脑袋干出来的。
但吊诡的是，戴笠当初将“戴春风”改为“戴笠”时，正是因为命中缺水，特意改为字“雨农”，结果他最后专机失事，却是撞机岱山，暴尸“困雨沟”！
离开江山前，戴笠委任毛森为军统局东南少将特派员、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治所设在于潜县，刺杀了李开峰的刘全德也到于潜归队，成了毛森的下属。
随后，戴笠马不停蹄地赶到湖南，与梅乐斯一起视察南岳衡山中美所第二训练班，参加毕业典礼。5月，一行人赶赴福建建瓯东峰，接见海上游击队首领张逸之、张为邦的私人代表。张逸之部约4000人，总部设于马祖；张为邦部约2000人，总部设于崇明岛，两部均归属忠救军指挥。同月，戴笠与梅乐斯又返回江山，参加肇和中学校庆活动。6月到福建建阳，设立中美前进指挥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