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两人曾赴于潜，协助毛森开设爆破人员训练班，并派毛森组织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部和东南挺进军，以配合美国海军登陆。
到抗战胜利，毛森在领导这支队伍深入敌占区狙杀日寇汉奸、炸毁桥梁等设施的同时，还令上海国际情报站人员和直属情报员打入日军内部，获取了大量军事情报，在歼灭日本菲律宾洋面的大和舰和冲绳岛等地的八万日军、迫使牛岛中将自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对日作战期间，美国海军司令部海尔赛及米尼兹将领，曾先后为他颁发六枚勋章和奖状。
中美所源源不断的情报
就在戴笠与梅乐斯此轮巡视尚未结束时，1944年10月下旬，从菲律宾莱特岛传来了美国海军大败日军的消息。梅乐斯由衷地感叹：
“中美合作所又立了一大功！”
“你可知道这次的情报是谁提供的？”戴笠不无得意地告诉梅乐斯，“是在沦陷区的卧底。”
这个卧底就是唐生明。
唐生明赴上海后，结识了日本海军省的嘱托（帮办一类的职务）古川。
1928年唐生智下野后，从汉口乘坐日本兵舰去上海换船赴日本，请古川的兄弟（当时在汉口的日本海军方面工作）当翻译，陪同他在日本度过了一个时期。由于唐生智对古川的兄弟很好，古川在听说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后，便通过熟人找到了唐生明。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唐生明与古川很快热络起来。
1944年10月的一天，古川邀唐生明去他的家中吃饭，两人边吃边谈，谈到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作战的问题时，带着几分醉意的古川夸口说：
“日本海军在这次战争中虽然有些损失，但我非常有信心，相信不久必能突破美国海军主力，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可以扭转当前战局。”
古川所说的“这次战争”是指美国在菲律宾夺取莱特岛的战争，当时日本海军已受重创，在连续损失三艘重巡洋舰的情况下，引为自豪的巨舰“武藏”号亦带着1100多名海军官兵沉入海底，栗田舰队也已在撤退逃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何扭转战局？
“有几分把握？”唐生明用怀疑的口气追问。
这口气对自负的古川无疑是一种激将法，带着醉意的古川仿佛受了侮辱一般，将他刚从日本海军某要员那里得来的消息，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日本海军正在紧急调集力量，将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整编成为一个新的舰队，准备出其不意，对美军实施突然袭击，给其致命打击，就像在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一样！”
古川所说的，正是日军的“捷一号”作战计划，日本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决定调集陆海空兵力，乘对方不备反戈一击，与美军展开决战。
在唐生明的情报传到重庆时，军统通过破译日本海军密电，已掌握日本栗田部队的行踪。这些情报由中美所转达美国海军，使美国海军在莱特湾附近海域先发制人，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海战，以较小代价取得了重大胜利。
其实，从中美所成立开始，各地传来的军事情报、气象情报，便逐日送交中美所情报组，由情报组转交美国军方。
还是在1943年年初，军统上海区从台湾籍海军译电员处得悉，日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拟定，日本海空军联合作战对抗美军进攻，企图在菲律宾海峡附近歼灭美国海军。与此同时，军统从侦测和破译的电报中，了解到山本五十六为给菲律宾日军修建秘密机场，将亲自乘飞机前往菲律宾侦察各岛屿地形，布置相关事宜。在掌握了山本五十六行踪的情况下，美国海军派飞机潜至菲律宾上空，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击落，使其坠海身亡，他新的作战计划就此泡汤。
应该说，中美所的成立，使军统在特种技术方面的业务从规模到设备、技术已有长足发展，电讯总台拥有中程发报机十多部，3000瓦远程发报机两部，各地分支电台80多部，仅气象站在全国就建了150多个，海岸监视哨数十个，在华东华南设有工作站20多个；与旧金山、珍珠港、关岛、菲律宾等地的美国海军基地都有电台联系；在东南亚以至世界各个角落设有情报联络点，几乎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如安南、缅甸、巴黎、菲律宾、中国台湾等，都有情报传到重庆军统局本部。
如此强大的情报网络，仅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就截获日军密电11万多件，破译多种密码；从1944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共为美方提供军事情报四万多件。
而戴笠及梅乐斯的常年出巡，一是巡视各特种技术训练班；二是建立和扩大气象站及各种情报站、工作站，同时视察和指导特务武装。
返回重庆之前，戴笠对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下达了“炸毁钱塘江大桥”的命令。
钱塘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也是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历时三年零一个月，于1937年9月26日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11月17日大桥全面通车。但为了阻止日军南下，12月23日，大桥的设计、建造主持者茅以升不得不奉命亲自炸毁大桥。
日军占领杭州后，为打通与宁波方面的路线，于1940年开始重修此桥，目前大桥已修复通车，成为日军在江浙一带的重要交通枢纽。
考虑到一旦美军在杭州湾登陆，日军即可通过大桥，将分布在宁波、镇海、定海、温州等地的部队运到杭州，严重威胁美军的安全，戴笠因此做出炸桥的决定。
然而，元旦前夕戴笠刚刚返回重庆，负责炸桥任务的忠救军第二纵队副队长周荣的电报便接踵而至，电报中详述了特训班的美国爆破专家现场侦察后给出的意见：建议撤销炸桥任务。
美国爆破专家认为，像钱塘江大桥这样坚固的桥梁，没有上千磅烈性炸药集中在桥墩引爆，难以对大桥起到关键性破坏作用。而日军在大桥上戒备森严，不仅有碉堡和密集的岗哨、流动哨，还有一个挨一个的探照灯将大桥、桥墩和下面的江水照得清清楚楚，莫说把上千磅炸药运到桥墩附近，就是只身一人也很难靠近大桥。
当初茅以升炸桥，是在“七七”事变当天忍痛做出了一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在大桥南二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为炸桥做准备。11月16日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如杭州不保，即炸毁钱塘江大桥。当晚，茅以升将大桥所有的致命点标示出来，将100多根引线从各个引爆点连接到南岸一所房子里。在11月17日大桥全面通车当天，过桥民众达十多万人，包括此后每天过桥的人，都是在炸药上面走过的，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12月23日炸桥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可见。当所有引线被点燃，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
而眼下，在日军严密把控大桥的情况下，如此精准炸桥，可谓天方夜谭。
戴笠自然知道炸桥的难度，他与梅乐斯商量，两人仍一致认为，此桥非炸不可。因为这座桥对江浙一带日军太重要了，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海军能否安全登陆，同时直接关系到戴笠和军统的未来命运。
再辞中委，已是今非昔比
在刚返回重庆的时候，有天晚上中美合作所聚餐，梅乐斯带给戴笠一个好消息：美国海军部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工作非常满意，海军部的将军们准备在战后中美所的工作结束后，与军统局再进行一项新的合作。
听说继续合作，戴笠一下子来了精神：
“怎么合作？”
“将配合美军登陆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培训改编为中国的海军陆战队，推荐戴将军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
梅乐斯这个回答，对戴笠来说犹如濒死病人注射了强心剂，不仅给他本人找到了出路，也为军统武装部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如此一来，蒋介石再无理由剥夺军统武装部队。
“谢谢！实在太感谢了！”
这是戴笠的肺腑之言，他知道这里面有梅乐斯的功劳。尽管各为其主，可戴笠与梅乐斯一直配合默契，相处融洽。
正因为有了这个继续合作的目标，两人一致认为，必须再接再厉，不遗余力保证美国海军顺利登陆。因此，钱塘江大桥能炸也得炸，不能炸也得炸！
戴笠给周荣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盟军为提前结束战争，才决定在中国登陆。为使登陆顺利，才决定破坏钱塘江大桥。打倒日本军阀，雪耻救国，乃吾人分内责任，故仍应排除万难，完成任务。希望以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完成此项神圣使命。”
周荣接到信后，知道桥是非炸不可了，既然美国爆破专家认为无法将炸药运到靠近桥墩的地方，那只有另想办法，最后想到一个破釜沉舟的爆破方法，就是直接用船装上炸药炸桥。他们先在船底凿三个银元大的洞，用木塞堵上，然后装上1200磅TNT烈性炸药和雷管，再用稻草盖起来，然后在钱塘江上游等待时机。
他们要等的时机是大雾弥漫或大雪纷飞的天气。因为只有在能见度低的天气，这艘装了炸药的船才能躲过探照灯的照射。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5年2月4日，大雪纷飞，大地银装素裹。入夜，探照灯所照之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漫天飞舞的雪花缩短了探照灯的射程。周荣带爆破队将装好炸药的大木船推入水中，后边系上一艘小船，以备执行任务后逃生之用。
木船顺流而下，直驶大桥桥底。他们用绳索将大木船系在桥墩上，拔掉三个木塞，在船体徐徐下沉之际，点燃雷管，人员迅速转移到小船上撤离现场。
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大桥的第六、第七桥墩被炸毁，日军的火车再也无法从大桥上通过了。
戴笠闻讯，欣喜若狂。美国爆破专家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事，忠义救国军办到了，而且无一伤亡，他怎能不兴奋！同样兴奋的还有梅乐斯，这不仅是中美所的功劳，也是他本人的功劳。
为了达成与美国海军第二次合作的目的，戴笠又于初春专程飞往昆明，继何应钦宴请美在华政要的翌日，大宴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国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等数十名军政要人，特意邀请一批名媛闺秀作陪，连贵州省主席杨森的女儿也被请来做招待。宴席场面之阔绰，招待规格之高，甚至在何应钦的宴席之上。戴笠因此得到美军方当面允诺，保荐他战后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援助军统组建海军陆战队，除援助武器装备和人员训练外，并商定军统分批选派高级特务赴美考察与见习。
此时，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在紧锣密鼓酝酿之中，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提名戴笠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
其实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因戴笠升任军统局局长资历不够，曾圈定他为中央委员，并交代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办理。但当他找戴笠谈话时，戴笠却说：
“校长，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中央委员呢？”
这倒让蒋介石感到意外了。
“你既是黄埔学生，又是复兴社会员，在我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
“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也非学生所求。”
戴笠说的是实话，以他的资历受到蒋介石如此重视已经心满意足了，复兴社那些黄埔老大哥对他的排斥早有领教，不想再刺激他们。
蒋介石听了非常高兴，当场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戴笠。戴笠以为是发给的特别经费，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戴笠将字条捧在手里，坚决请求不当中央委员，愿终身做校长的无名学生，将中委高位让给其他老大哥，并表示：
“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的光荣了。”
如今旧事重提，已是时过境迁，不仅戴笠不能食言，蒋介石也未必真心提携，怕是抑制军统势力还来不及呢！戴笠庆幸已找到退路，为了能顺利实施与美国海军的第二次合作，他必须收敛锋芒，保持低调。眼下唐纵在蒋介石面前越来越得宠，而给军统的名额只有两个，一个是局长戴笠（1944年由副局长升任局长）；一个是副局长郑介民（1944年由主任秘书升任副局长），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将名额让给军统局帮办唐纵呢？
于是，戴笠再次坚辞，举荐唐纵作为中执委员候选人。当时军统掌握着几千张选票，总务处处长沈醉被指定充当军统特别党部总干事，戴笠特地关照他要全部选郑、唐二人。
沈醉作为总务处处长，被指派对唐纵生活方面多给予关照，因而常到唐家走动，便借机将戴笠的举荐告诉了唐纵。不料唐纵并不买账，说：
“最后没有委员长说话，谁也帮不了忙。”
看着沈醉一脸惊愕的表情，唐纵赶紧补充一句：
“当然，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
唐纵又叮嘱沈醉，不要向别人讲这些。但沈醉回到局本部就将唐纵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戴笠的态度同样令他出乎意料：
“你以后不要管这些事，我不要听这些！”
完全是训斥的口气，让沈醉愣了半晌不知所以然。沈醉后来分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戴笠与唐纵之间已有矛盾，只是戴笠不愿意让他了解内情而已。
其实未必。
戴笠是粗线条个性，不拘小节；唐纵一向谨慎心细，做事周全，对各方不得罪，并尽力讨好“CC系”等派头子，联络宪兵，巴结政学系，为他日后升迁打基础。但只要不违反规定、不被看出他是站在戴笠一边的，他还是会维护军统利益的。
至于两人之间龃龉的原因，戴笠未必比沈醉更清楚。比如唐纵在兼任军统帮办之前，想要一辆小汽车，戴笠却一个劲让沈醉给他送钱，他心中不满却不肯明说；比如他对戴笠大肆铺张宴请美方人员有意见，表面不说总是在背后发牢骚；而此次对沈醉说的话，不知戴笠究竟作何感想。
5月上旬，第六次全代会正式开幕，结果令唐纵与戴笠都出乎意料——郑介民如愿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唐纵却只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在日记中沮丧地说：
“上午宣布中委名单，我名列候补执行委员，听到唱名时感觉难过。”
郑介民却在当选中执委后对人说：
“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
对这两位名义上的副手，戴笠已经顾不上他们的情绪了，二战形势发展之快令他有种时不我待之感。如果说春节前后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取得胜利，已决定同盟国胜利在望，那么年初胜利的曙光已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同时出现，春夏之际美军在太平洋上由逐岛进攻改为越岛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则证明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也就是说，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已近在眼前。因而在唐纵、郑介民还在中执委选举的余音中饶舌的时候，戴笠已经在布置配合美军登陆和接收事宜了。
对戴笠来说，若想在战后抢在共产党之前顺利接收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有一支力量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帮会的力量。为此，他特地联系杜月笙，商量筹备接收事宜。不料，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让他吃了一惊。杜月笙说：
“老弟呀，为兄我摊上大事了！”
舞弊案中保出盟兄
一听杜月笙愁苦的声音，戴笠心里“咯噔”一下，认识杜月笙多年，从来没见他在人前显露过有什么难处，只要他“闲话一句”，天大的事没有摆不平的，如今这是怎么了？赶紧向杜月笙询问原因，杜月笙说：
“都是为兄一时糊涂，得到消息还很庆幸，谁知道会摊上大事！”
戴笠明白了，杜月笙被卷进了“黄金储蓄案”！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缓和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开始向市场抛售黄金。购买者以法币按中央银行黄金牌价购买黄金储蓄券，到期兑取黄金。1945年3月下旬，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召集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官员讨论黄金提价问题，决定自第二天即3月29日，将黄金牌价由原来的每两2万元提到3.5万元。
不料消息不胫而走，自28日下午一直到深夜，中央银行及各分支行，一反常态通宵达旦地营业，蜂拥而来抢购黄金的除了达官贵人，还有银行职员，一天时间即售出黄金万余两。29日报纸披露黄金提价75%的消息后，旁观者这才恍然大悟，一时舆论大哗，强烈要求彻查泄密者与抢购者，公开予以处理。
可是，抢购黄金时间如此之短，杜月笙既非财政部高官，又非国家行局内部人士，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
“王绍斋你知道吧？”
杜月笙提到这个名字，戴笠恍然大悟。王绍斋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香港时曾被杜月笙派往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时任财政部总司务长。这样轻松发财的好消息，他自然不会忘记了“老头子”，当天中午便驱车前往林森路通济公司，来到杜月笙的办公室，首先问杜月笙手中有多少黄金储蓄券。杜月笙回答：
“不多，有限得很。”
“黄金储蓄券是保值债券，先生何不多买进些？或许会发一笔小财。”
“黄金牌价一直是两万，不会涨价吧？”
杜月笙不愧经商多年，果然一语中的，王绍斋凑近杜月笙说：
“先生你说对了，黄金就是要涨价。”
“什么时候涨？”
“明天。”
这可是重磅消息，杜月笙同时想到，王绍斋作为公职人员一旦因泄密被问责，后果将十分严重，所以他紧接着问：
“这话你对别人讲过吗？”
王绍斋一愣，见杜月笙一脸的严肃，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刚刚在一个饭局中，这个消息已在酒劲的作用下从他的嘴边溜出去了，但他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当天下午，杜月笙从通商银行开出1000万元法币支票，赶到中央信托局，买进黄金储蓄券500两，当场交割清楚。
这是杜月笙从事金融工商事业以来，第一次没有和心腹智囊商量，自己做主做的一票不大不小的生意。究其原因，一是时间紧来不及，二是担心走漏风声大家一窝蜂购进，闹出事端。
不曾想，结果真如他所料，泄密者远不止王绍斋一人，抢购者更是成群结队，甚至银行为此破例通宵营业，如此大的阵仗，不闹出事端才是意外。
更让他胆战心惊而又后悔莫及的是，购买黄金储蓄券采用的是实名制，他本该想到规避风险，用其门生弟子甚至门房司机的名字购买，可他偏偏就疏忽了。如果他事先与心腹智囊商量由他们出面购买，也定然不会忘记用其他人的名字！若真那样，这一桩公案就是吵下大天来，又与他杜月笙有何关系！
偏偏，很简单的一件事他给做砸了！一旦名单公布，他杜月笙的大名赫然在列，让他还有何脸面站到人前！更可怕的是，说不定还会被送上公堂，甚至会被送进大牢，这比要了他的老命更可怕！
他向来爱惜羽毛，自1927年追随蒋介石，就千方百计洗白自己的黑道身份，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八一三”事变，他一直以爱国人士的面目出现，先后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敌后援会，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毫不吝惜钱财为抗战捐款，如今为这区区200余两尚未到手的黄金抹一脸黑，他肠子都悔青了。
但是戴笠认为，事情或许没有那么严重，他分析说：
“据我所知，抢购者大多是财政部和国家行局的人，这些人都有通天背景，这个名单估计不会……”
“曝光”两字还没说出，当天的报纸就送到了戴笠的案头，黄金舞弊案购买者名单赫然在目，稍稍扫了一眼，就看到了“杜月笙”三字。再细看一遍，他所知的购买黄金的大人物均不在名单之列。
“真是岂有此理！”
戴笠一怒之下拍案而起，忘了电话那头的杜月笙。
杜月笙早已在媒体的轮番“轰炸”中，变得如惊弓之鸟，戴笠这一反常的声音，让他立马想起当天的报纸该到了：
“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报纸上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戴笠赶紧安慰说：
“月笙哥，报纸上有什么消息我们不用管它，我今天有一件重要事情找你……”
戴笠简单介绍一下赴东南沿海的任务，然后说：
“顺利接收上海，离不开你手下那帮弟兄。我马上去见老头子，我们择日动身，黄金舞弊案就是闹下大天来，也与你老兄无关了。”
话虽如此，杜月笙看到报纸上公布的名单后，还是惊出一身冷汗。他很清楚，那些高官的名字要么被隐去了，要么就是没有人傻到像他一样，用自己的名字做这种投机生意。他担心的是，蒋介石会不会放他一马，让他离开重庆，毕竟他是名单中的“一条大鱼”。
还是戴笠预测得准确，在蒋介石的天平上，接收上海远比宰他这条“大鱼”重要得多，何况制裁了他也起不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国民政府的腐败已积重难返，尤其金融界贪腐弊案层出不穷，而真正始作俑者非孔家莫属。但有宋美龄给孔家做挡箭牌，蒋介石有心治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仅孔祥熙辞去财政部部长一职就已弄得自家后院鸡飞狗跳，哪还敢有什么大动作！迫于舆论压力，此案不能不查，其实不过走个过场。
最终，在财政部的送案名单中，杜月笙的名字被抹掉，只有其大弟子杨管北名列其中，王绍斋作为泄密者和抢购者也被送上法庭。
其实未必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网开一面，在提起公诉的九人中，头头脸脸的人物大多被排除在外，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杜为交行常务董事）及私营银行、企业负责人等，绝大多数暂免或从缓处理。
为使杜月笙走得体面风光，戴笠以事关国民政府占领京沪杭的大事，理应由国家征调以示重视为由，呈请蒋介石亲自接见杜月笙。这次接见，让杜月笙的精神为之一振，多日积聚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满面春风地开始了准备工作。
在黄金舞弊案炒得沸沸扬扬、九人被移送重庆地方法院的时候，杜月笙已带着他的老兄弟顾嘉棠、叶焯山和亲信弟子陆京士等奔赴浙江淳安了。
浩浩荡荡奔东南
6月下旬的重庆已经暑热难当，一大早，军统局的漱庐里就热闹起来，局本部身居要职的“高干”们——毛人凤、何芝园、潘其武、叶翔之、沈醉以及将与戴笠同行的龚仙舫等人先后赶到，参加早晨的聚餐。
以往聚餐多是在中午或者晚上，利用吃饭时间谈论工作，选在早晨实属罕见。
其实，这些人是来为戴笠送行的。戴笠出行历来是来去无踪，一般只有极少的一两位心腹亲信知晓。此次出行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出任海军司令的事已经敲定！
按合同，战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将结束合作。美国海军司令部为继续合作，令梅乐斯晋见蒋介石，由蒋致函美总统杜鲁门，建议开展新的合作项目。与此同时，美海军部向杜鲁门提出同样的建议，并明确表示新的合作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由戴笠出任海军总司令，由美国海军将军统武装培训改编为海军陆战队。
对蒋介石来说，能够继续与美军合作求之不得，相比之下，谁出任海军总司令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这个天大的喜讯，让戴笠曾经的担忧与怅惘一廓而空，尽管不能马上公布于众，但私底下并未刻意隐瞒，对这些亲信也已是公开的秘密。正因为心情好，才有了此次的高调出行，并公开宣布此行目的——组织力量迎接美军登陆，接收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军统抢地盘拔得头筹。
整个早餐席上戴笠意气风发，侃侃而谈，其他人也都跟着助兴，气氛十分热烈。
同样，戴笠一改轻车简从、独往独来的习惯，带了一支称得上浩浩荡荡的随行队伍，仅随员、警卫就一百多人，大小汽车、卡车十余辆。同时携带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空白委任令100多张、军统局关防空白文纸500多张。这是准备以军委会名义对反正汉奸委以重任，由他们带队归顺并就地维护治安。
在戴笠与梅乐斯出发之前，杜月笙的人马已先行一步，第一批18人于6月26日下午从重庆直飞湖南芷江。18人中除两名临时调来的军统人员外，其他均为杜门弟子，以陆京士、曹沛滋为首。
陆京士、曹沛滋是工运出身，抗战前都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
此次出行东南沿海地区，陆京士的公开身份是军委会少将工运特派员，任务是将京沪一带的工运人员接到安徽歙县雄村分批训练，然后送回沦陷区，待盟军登陆，即刻奋起响应，共同打击敌伪，收复失地。
陆京士率领的18人飞抵芷江后，又辗转抵达福建建阳，等候与杜月笙、戴笠、梅乐斯会合，然后继续往东飞。
杜月笙随后启程，带随从人员六名，由追随他多年的老兄弟顾嘉棠、叶焯山担任保镖，机要秘书胡叙五代为译电；由于他在一次乘坐飞机时遇险落下气喘病，特地带了医生和为他捶背敲腿的贴身随从，一行人乘坐专车由重庆一路南下，直抵贵阳。
戴笠与梅乐斯抵达贵阳的时候，杜月笙一行人已在此等候两天。双方会合当晚，在贵阳机场登机，搭乘美军C46型运输机抵达芷江。在芷江等了三天，才搭上飞往福建长汀的飞机。
由芷江飞长汀这条航线，必过衡阳。衡阳于1943年8月陷落，日军在此设置了威力强大的高射炮网，中方过往飞机必会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戴笠与梅乐斯常来常往，早已把日军的炮火不当一回事了，为了让杜月笙有个心理准备，上飞机后戴笠特地提醒他说：
“月笙哥，一会儿过衡阳，东洋人说不定要放礼炮，向我们致敬。”
杜月笙愣了一下，尽管心里有些敲小鼓，考虑到不能影响身边人的情绪，还是耸肩一笑说：
“那就可惜了，我们坐的是运输机，没炸弹回敬他们。”
待到衡阳上空，日军的“礼炮”并没有响。杜月笙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衡阳还没过去，梅乐斯的一个决定顿时吓得他脸色煞白，连他身边的顾嘉棠、叶焯山也都面面相觑，惶恐不安。
梅乐斯要求飞机师在衡阳上空低飞盘旋三圈！
要知道，为了躲避日军的高射炮，飞机过衡阳都是在一两万米的高度飞行的，下降到低空飞行，那不是自找吃炮弹吗！
但是梅乐斯说：
“难得有今天这样的好天气，正好拍摄衡阳地面的照片。”
梅乐斯拍照是为轰炸日军在华中区的这一重要军事据点做准备，杜月笙再害怕也只能听天由命。他和顾嘉棠等人只能咬紧牙关，眼睛一闭等着日军高射炮轰隆隆的巨响。在他们看来，高飞或可侥幸“过关”；低飞三圈，哪有不被发现的道理！
然而，日本人的高射炮仿佛变成了哑巴，令人心惊胆战的轰鸣竟然没有响！直到宣布已飞越敌区，杜月笙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霎时，满飞机的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看来担心的不仅仅是杜月笙和他的门人。这些军统的人以及梅乐斯包括其侍从人员整天提着脑袋飞来飞去，令杜月笙心生敬佩。
到长汀后，众人改乘汽车前行。由于从福建长汀到安徽屯溪、浙江淳安，沿途多有军统站点、忠义救国军驻地及中美所的单位，一路上戴笠与梅乐斯都要视察督导。
从长汀出发后，经南平到建瓯到东峰屯训练班，杜月笙等人都是走走停停，等候戴、梅，终于在7月11日抵达建阳，与陆京士一行人会合；然后经江西铅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大本营，于7月15日抵达目的地——浙江淳安。
淳安是忠义救国军总部、军统淳安站所在地，办公地就设在淳安市郊西庙。戴笠、梅乐斯每到淳安，吃住办公都在西庙。
西庙殿宇重重，庭院幽深，院中杂植花木，清幽僻静。尽管庙大房多，可杜月笙的弟子们住进来，还是让这个偌大的空间顿时爆满。最终，陆京士与曹沛滋借宿遂安东门天主堂，联络与办公仍在淳安西庙。
戴笠与梅乐斯每天早出晚归，或者两三日方归，甚至数日不归，忙着调兵遣将，为忠义救国军及中美所各单位、各特训班布置任务，准备截断京沪、浙赣等交通要道，配合盟军登陆及阻击日军；忠救军总部及淳安站的工作人员，也都被戴笠指挥得像停不下来的陀螺，早出晚归忙得不亦乐乎。
坐镇西庙的杜月笙，俨然成了军统各方面的联络负责人，既要接听电话，又要接待各方面前来汇报、请示工作或通报情况、传递信息的军统人员，同时，杜月笙还要处理自己的工作。
他利用军统电台，与他的驻沪代表徐采丞及留沪管家万墨林联系，通过他们联络组织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留沪的曾与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弟兄及门生弟子，由他们以现有班底为基础，迅速联络青帮弟兄，扩大队伍；一部分是当了汉奸的杜氏门徒，其中有的已经在伪军中掌握了一定的兵权，策动他们弃暗投明争取立功赎罪。
同时，指导和协助陆京士、曹沛滋联络和组织上海工运干部，分批到雄村接受军事训练，第一期400人已有150人抵达雄村。陆、曹也于7月25日带领工作人员北上安徽歙县雄村，筹备成立训练班事宜。筹备期间常往返淳安，向戴笠、杜月笙请示汇报。戴、杜从上海抢购棉纱参加运输的杜门弟子，也先后来到淳安，听候杜月笙差遣。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如果日本不投降，将遭到彻底覆灭。这个消息让西庙所有人欢欣鼓舞，戴笠与杜月笙更是抓紧了迎接美军登陆、战后接收的准备工作。
可没几天，风云突变。8月上旬，杭州、富阳一线的日伪军突然大举南侵。日本鬼子面临灭亡，为什么又疯狂反扑？
还是在江西铅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时候，杜月笙听顾祝同亲口所说，近日美军出动1000多架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日本与中国、南洋一带的联系已被切断。自1944年11月下旬美军首度轰炸东京，至目前美机已持续不断地轰炸日本本土八个月，日本的工业生产已全部瘫痪；在5月8日德国继意大利宣告投降后，日本这个法西斯小弟早已独木难支，且日本海空军在太平洋上已遭受毁灭性打击，不投降只有遭到彻底灭亡！
显然，日本在做垂死挣扎，借着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在中国战场大举进攻。不几日，富春江上连失重镇，眼看敌军顺流而下，离淳安越来越近，在昌化县河桥镇活动的戴笠与梅乐斯已经数日未归，急得杜月笙与他的弟子们如热锅上的蚂蚁。
西庙中一夕数惊
一开始，杜月笙还强作镇定，以稳住弟子们惊慌的情绪。8月6日桐庐失守后，杜月笙再也坐不住了，眼看日伪军逼近淳安，淳安既无守军亦无忠义救国军，杜月笙的一众人均手无寸铁，只有任人宰割。
这时候陆京士正在雄村，曹沛滋担心杜月笙的安全已闻讯赶回护卫。
8月7日，风声越来越紧，西庙中众人一夕数惊。可戴笠与梅乐斯杳无音讯，杜月笙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却又不能擅自率弟子撤退。
下午，陆京士的电话打了进来，杜月笙正在见客，接电话的是参加抢运棉纱的其门人朱品三。朱品三将淳安的情况告诉了陆京士，陆京士越发替杜月笙担心，决定马上返回淳安。在通话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听大庙里一阵欢呼：
“戴先生回来了！”
戴笠并未带回一兵一卒，与他一同返回的只有他的几名随行人员，却仿佛带回了千军万马，让等候在大庙中的所有人精神振奋，好像有了安全保障。
但是，戴笠压根儿没把日伪军是否会打到淳安当回事，抗战爆发后他几乎马不停蹄地各地奔走，或乘车或乘船或乘坐运输机甚至步行，与敌军遭遇已是家常便饭，且数次化装成难民逃脱，因而在他看来，就算日伪军打进来，大家也能化装成老百姓撤退。
当天晚上，戴笠与大家共进晚餐。
庙宇里原本浓荫蔽日，即使中午也没有北方的燥热与重庆的溽热，即将立秋的晚上更是清爽宜人。大家把餐桌搬到院落里，围在一起边吃边聊。
话题依旧离不开日伪军会不会打到淳安。自打戴笠进门，这个问题已经被不同的人问过多次。可他一去多日都在忙着部署迎接盟军配合盟军作战事宜，在几天前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虽然也下令从淳安到严东关前线沿江各线忠救军严加部署，紧急应变，一面遏止敌人的攻势，一面注意各地军民和物资的疏散，但他没到前线，不能做出准确判断。
想到没去前线，戴笠放下了饭碗，准备马上去前线视察。
见戴笠又要走，杜月笙着急了。大庙里这帮人刚刚稳定下来，他一走又没主心骨了。杜月笙到底多吃了九年咸盐，心里着急表面上还是沉稳得很。他拉一把戴笠，让他坐下，然后说：
“视察也不差这一个晚上，小鬼子也不会黑更半夜打过来，要视察也得先歇歇天亮了再走。”
戴笠一想也对，在他重新拿起筷子的时候，杜月笙又说：
“论年轻力壮能跑能颠你比不上沛滋，论能说会道他比你也差不到哪儿去，我看就让沛滋跑一趟，你要说的他会给你传过去，你要看的他也能看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坐镇总部通盘指挥，跑腿的事让别人去干。”
这番话说得头头是道，把戴笠说得一边点头一边笑。他的确应该坐镇总部指挥，他也知道杜月笙他们被日伪军这个阵仗吓到了。他主要是担心马志超等部的安全，怕他们不能随机应变造成伤亡。中美所成立后，忠救军已全部装备了美新式武器，这支武装部队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出任海军总司令的资本，他可不舍得让他们跟小鬼子硬碰硬。
向曹沛滋交代了任务，曹沛滋又找了一个年富力强的杜门弟子陆惠林同行，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为了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戴笠通过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分析说：
“小鬼子突然发动突袭，目的只有一个：掩护撤退。如此看来，大局会在四日之内发生重大变化。”
听了戴笠笃定的判断，满桌子的人忍不住面面相觑。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经历了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突然在四日之内发生变化，没有人敢相信。
果然，8月9日晚上，一封密电打进了忠义救国军总部。
当时曹、陆二人刚刚视察归来，正在戴笠的办公室汇报情况，杜月笙、顾嘉棠等人也坐在旁边，译电员悄然走进来，将一封密电递到戴笠手上。戴笠打眼一看，立刻开怀大笑：
“哈哈！我的预料果然没有错！”
戴笠将密电递给了杜月笙。杜月笙一看，是一则电讯，说8月6日美国空军将最新研发的原子弹投放到日本广岛，对日本造成毁灭性打击；8月9日又将第二颗原子弹投放到了日本长崎。
看完电报，杜月笙笑了：
“这样看来，东洋人的兔子尾巴真的是长不了啦！”
“岂止是长不了！”戴笠兴奋地说，“我敢保证，不出三天，小鬼子就会无条件投降！”
果然不到三天，8月1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可是，戴笠却有些茫然若失。
美军还没登陆，小鬼子就投降了。也就是说，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两年以来，为迎接美军登陆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这个与美国海军协同作战的机会，会不会影响到下一步的合作——这才是戴笠最担心的。
紧急部署，接收京沪杭
茫然也罢，担心也罢，毕竟这突然的变化不是戴笠个人能左右的。好在，他为战后接收京沪等大城市所做的准备没有白费。
就在日本表示投降尚未正式投降之际，蒋介石为阻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收复失地，于8月12日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三道命令：一道令人民武装“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一道令其嫡系部队“加紧推进”，“勿稍松懈”；一道令日伪军维持现状，并维护地方治安。
蒋介石对军统的命令尚未下达，戴笠便已开始行动起来。
他当即与杜月笙商量，由杜月笙下令在上海的杜氏门人，立即通知已联系好的杜门落水汉奸及伪军头目，掌握部队，把控局势，等候中央军队接收；通知帮会兄弟协助稳定局面；同时由陆京士下令已抵达雄村的150名上海工运干部，尽速返回上海，与其他工运干部一起，带领工人保护工厂及公用设施，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杜月笙指派身边部分弟子先行启程，赴沪部署；陆京士也分派部分下属同行。杜、陆两人暂留淳安，等候戴笠的命令。
戴笠连夜赶到浙西行署驻地昌化县汤家湾，就近调度部署接收事宜。为了赶在共产党的部队之前接收长江下游沦陷区，他一面下令潜伏在江浙一带及上海周边的各路忠义救国军，立即分头向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发，抢在第一时间接防，一面与日伪方相关人员联系。
常言说擒贼先擒王，“抓住”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等于扼住了贼首，让他乖乖向国民党投降。虽然戴笠本人与冈村宁次以及他身边的人皆不相识，但他手中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
刘方雄也是江山人，与毛人凤、毛万里兄弟同属一个乡——吴村乡，生于1909年，毕业于江山县师范讲习所第三期，又当了几年小学校长。在既无军校背景又无“浙警”背景，亦无同乡“二毛”提携的情况下，于1935年由军统汉口站周伟龙介绍加入汉口站，成了周伟龙的手下。
1939年刘方雄任香港区副区长期间，曾参与一场“谋略”战，就是所谓“桐工作”。“桐工作”的另一头是冈村宁次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今井深得冈村器重，虽官阶悬殊，但私人关系密切，情同手足。
也就是说，“抓住”了今井武夫，就等于“抓住”了冈村宁次。
在“桐工作”的一次次“谈判”中，刘方雄与今井各为其主，却未伤和气，如今正好打出刘方雄这张牌。
刘方雄此时就在昌化县河桥镇。戴笠打电话通知刘方雄，即刻赶赴南京见今井武夫，联系受降事宜，要今井武夫将京沪杭保护完整，等候移交国民党中央。
他又任命周佛海为军统上海行动总队队长，令其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伪保安部及所有警察与伪军，维护上海及沪杭沿线治安，阻止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进行活动，抵制共产党及新四军接收，保护好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全部财产。
他同时联络伪浙江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丁默邨。此前丁默邨为谋后路，曾主动与戴笠联系，通过戴笠向蒋介石保证，以原样的浙江归还国民党中央，决不让共产党的队伍在浙江活动。戴笠向他下达了保护浙江、立功赎罪的命令。
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