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民谊在汪精卫死后，因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发生激烈冲突，经周佛海斡旋调和后调到广东出任伪职。
戴笠在主持京沪肃奸的同时，也在遥控指挥广东方面的肃奸工作。考虑到陈璧君在广东的势力，决定以诱捕的方式对陈、褚实施抓捕。
他以蒋介石的名义给褚民谊写了一封信，请他邀陈璧君一同到重庆，共商广东善后事宜。褚民谊看过信后，不敢相信蒋介石会既往不咎，就与陈璧君分析此信是否有诈。陈璧君倒是没有怀疑，毕竟昔日曾一致反共，她知道蒋介石反共态度坚决，在蒋介石眼里，惩治汉奸不过做做样子，只要对反共有利，什么罪名都可以被洗白。而她不仅掌控着广东的财政大权，还有三个师的“铁杆”伪军做后盾，这自然是可资利用的资本。
褚民谊在回信中表示愿意赴渝，戴笠立即派专人赴广州见褚民谊，称奉委员长之命前来接洽，只要他们愿意合作，共同磋商广东善后事宜，中央即派专机来广州迎接他们赴渝。
其时广州城内到处都在抓捕汉奸，汉奸伪军们都惶惶不可终日。陈璧君十分清楚，她那三个师的伪军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海，哪里还顾得上保护她？既然蒋介石伸出了橄榄枝，她哪有不接的道理？
然而，当他们跟随护送的特工乘车前往机场的时候，广州的潜伏特务早已埋伏在珠江桥两边。汽车一到，特务们一拥而上，将陈、褚两人当场逮捕，押上早已停靠在桥下的小船，顺流而下，躲过广东伪军的视线之后，才用军用飞机将他们押往南京。
随着两名汉奸巨头的被捕，广东境内其他大小汉奸及伪军纷纷缴械投降。
陈璧君、褚民谊被诱捕的这天是9月12日。
截至9月下旬，汪伪政权中的大汉奸除了周佛海等五人外，只有一人仍未到案，这个人就是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后，陈公博于8月25日逃亡日本，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抓捕归案是早晚的事。
这些情况，周佛海十分清楚。尽管有疑虑有担忧，他仍然认为自己的命运与那些被关进大牢的汉奸不可同日而语。
9月29日晚，戴笠收到蒋介石“秘密来渝”电报，即通知周佛海等人，次日起飞。
9月30日上午，戴笠亲自护送周佛海等五人（另有周的两名副官与看护小姐）飞往重庆。
抵达重庆后，军统的小汽车早已等候在机场。按照事先安排，戴笠将周佛海等人送到了缫丝厂附近的杨家山戴公馆。
这是一栋一排五间的平房，中间一间是堂屋，左手边第一间是会客室，第二间是戴笠的办公室兼寝室。右手边第一间是休息室，第二间是浴室。戴笠有每天洗澡的习惯，浴室必不可少。
这栋房子右侧，通过走廊有一间餐室，是平时戴笠用餐的地方。
餐室后面有一排五间的平房，住着佣人、警卫、勤务兵。
在日军对重庆轰炸最严重时期，杨家山公馆成为戴笠日常居住与办公的场所，胡蝶在搬到神仙洞之前也曾在这里居住。但同时住进五个大男人，即使会客室、休息室都用上，也还是不够一人一间，所以一进屋戴笠就说：
“佛海兄，战时的重庆条件有限，无法和上海相比，好在一般的生活用品还不算少，接下来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周佛海哪里顾得上考虑临时住所的条件，他担心的是未来命运。
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则不同，他们完全相信周佛海的话，是来避风头和休养的，因而很注意地看了一下屋里的设施，虽说不是很满意，可门卫、保镖、厨师、佣人都是现成的，餐室、卫生设备也有，每个房间里都放上了床，除了周佛海之外，其他四人要住双人房间，总之还算说得过去。
晚餐摆了一桌酒席，算是戴笠为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周佛海却是忧心忡忡，晚餐后就向戴笠提出晋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在西昌，戴笠表示：
“我明日飞西昌晋谒，可以代为转达。”
周佛海想的是，只要蒋介石肯接见他，他这一伙人的未来就有了保障，牢狱之灾也基本可以免了。为了急于知道这个结果，他特地修书一封，托戴笠专呈，信中称：
“职于昨日偕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谨来渝投案，静候处分。此次回渝一似堕落子弟回家，实无颜以见家长，辱承钧座宽大为怀，特予爱护，虽粉身碎骨，亦无以报宏恩于万一。惟共党策动一部外国记者时发异论，职决不愿为职等之事，使钧座难以应付，其余一切由雨兄转呈，专此敬叩钧安。”
尽管周佛海以“堕落弟子”自称与蒋介石套近乎，又以“家长”尊称蒋介石，但即使蒋介石有恻隐之心，也不可能冒激起众怒之险予以庇护。因而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接见周佛海，更不会给他什么承诺，这一点戴笠十分清楚，只是周佛海还寄希望于曾将功抵过。
第二天是10月1日，戴笠从西昌返回重庆后，直接来到杨家山公馆，告诉周佛海说：
“委员长得知你已到重庆很高兴，叮嘱你在这里安心休养，不要有其他顾虑。”
周佛海想要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接见，戴笠只得推说需要蒋回渝后才能安排。当时周佛海胃病复发，戴笠顺势说：
“我明日去上海，要不要接嫂夫人来照顾你？”
周佛海也希望夫人在身边，就点头同意了。
10月2日，戴笠飞往上海。这一天，周佛海被送进军统的“四一”医院。
听说周佛海病了，周的太太杨淑慧立刻答应去重庆。10月4日，戴笠将杨淑慧及其儿子周幼海、女佣文蕴及马骥良的妻子，一起送到重庆。
为了便于照顾周佛海，也便于几人“休养”，戴笠安排杨淑慧等人住在“四一”医院后山松林坡白公馆，并将丁默邨等四人搬了过来。10月23日周佛海出院后，直接住进了白公馆。
白公馆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位于歌乐山松林坡山腰处，左有瀑布，右有高峰，前可远眺嘉陵江，后可漫步松林，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公馆是一幢明三暗六的二层楼房，有一个不大的庭院，掩映在茂林深处。与杨家山公馆一样，这里也是警卫、厨师、佣人配备齐全；每餐六菜一汤，餐餐佳肴美味，比勤杂服务人员伙食要好得多，生活待遇上无可挑剔；所有工作人员对他们都是恭敬有加，小心服侍。
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自由仅限于白公馆内，或者到山间散步有时任其自便，超出这个范围是不允许的。特别是有30多名宪兵与军官看守，名曰保护，所有人都明白所谓的保护其实就是看管。
死刑犯等来特赦令
周佛海历来在紧要关头不忘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千方百计为自己留后路，最初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如此，背叛蒋介石投靠汪精卫一道叛国投敌如此，眼见小日本及汪伪穷途末路再次投蒋亦如此，如今见蒋介石迟迟不肯接见，自然就想到另辟蹊径。
周佛海投日前与陈布雷关系密切，考虑到陈布雷在蒋介石面前的分量，遂向戴笠提出与陈布雷见面。
这个要求显然让戴笠出乎意料，从指挥周佛海等人协助接收，到护送五人飞渝软禁，每一步都是奉蒋介石之命，没有蒋介石允许怎能让他与他人见面？
戴笠委婉拒绝说：
“陈先生因侍从室取消，所有业务为吴鼎昌吸收，此时心情不佳；再者陈果夫兄弟高唱严办汉奸，若布雷先生与渠兄接近，恐有不利。”
对戴笠的拒绝，周佛海十分不满，后来在日记中说，这不过是戴笠的一种托词，实际上是不愿别人插手，而要一手独揽。
其实，将来能救周佛海的唯有戴笠，只有戴笠有证据证明他被策反后所做之事。开始时戴笠只要在渝，每天必去白公馆与周佛海聊天，但随着时间的推延，戴笠在重庆的时间越来越少。
1946年1月戴笠回重庆时，曾到白公馆与周佛海晤谈五个小时，对周佛海担心的未来命运，戴笠答复说：
“你不必担心，委员长到相当时期必有办法，预计须到九、十月份。”
由于此前戴笠曾安慰周佛海，“时机一到，主座（蒋介石）必有办法”，而几个月过去迟迟不见动静，周佛海认为此乃戴笠的托词，所以对“九、十月份”持怀疑态度。后来周佛海等人果然在9月被送到南京，10月份公审。
作为犯人被关进看守所送上法庭公审，这个结果周佛海不是没想过，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落不到那一步，毕竟他为重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为上海、南京的顺利接收立了大功，理应将功折罪。因而在重庆被“保护”期间，无论他本人还是家人，都对戴笠的种种做法表示不满。
当时，由于发现来往信件被检查，周佛海开始怀疑戴笠对他的“诚意”，并怀疑戴笠接杨淑慧到重庆并非为照顾他，而是为了调虎离山，便于调查他的家产。他在日记中说：“余一向不治家，家中一切均淑慧主持，雨农知之，以为余家财产均在淑慧手中，恐其在沪分散藏匿，故接其至渝。”
这一点周佛海猜得不错，戴笠调开杨淑慧，正是为了调查其财产并防止藏匿，以便日后查收。如此第三大汉奸不可能因为他在穷途末路之际协助国民党做了些事情，就会让他保全汉奸逆产。戴笠允诺要“保护”他，这个“保护”与周佛海的理解显然有很大出入。
1946年3月中旬戴笠坠机身亡，周佛海闻讯后悲伤不已。无论如何，戴笠是唯一全部掌握他为国民政府所做一切的证人，特别是戴笠对他有“保护”的承诺，也是唯一能保护他们安全的人。
戴笠在年初便知九、十月份是周佛海等人的“相当时期”，对他们最终被送上法庭显然也是心中有数。至于他们的最后结局，显然也与戴笠在世与否有着直接关系，尤其对周佛海本人。
从4月初开始，陈公博、陈璧君、梅思平、林柏生、褚民谊等大汉奸陆续受审、判刑，继陈璧君于4月下旬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从5月到10月间，缪斌、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等先后被枪决……
周佛海等人在重庆享受的是贵宾级待遇，除了行动受限制，其他一切自由，看报纸听广播必不可少，这些消息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噩耗频传，对周佛海来说更是一日三惊。
9月16日五人被送往南京时，为防止发生意外，军统人员特地说明，由于军统局已改组为保密局迁往南京，周佛海等人也曾要求在国民政府还都后将他们迁往江南乡间，所以在南京附近乡下布置了住所，现在就将他们接到南京乡下。
起初周佛海半信半疑，但见服侍他们的勤杂人员全部同行，也就信以为真。当飞机降落在明故宫机场，周佛海在机舱门口看到多名武装警察列队站在机舱门两旁，机场周围亦布满岗哨，霎时如五雷轰顶。
他担忧的不仅仅是被公审，更有判决结果。他也曾想过最严重的后果，可他不相信，戴笠说过蒋介石“必有办法”，所以11月7日上午在南京高等法院，当他亲耳听到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对他宣判死刑时，登时吓得魂飞魄散。
倘若戴笠为周佛海出庭作证，后果应该大不相同，起码可直接免死，周也将最终明白戴笠所谓“保护”的真正含义。但是戴笠死了，周佛海以及其他一些被策反的汉奸所做的工作已无从查证，即使程克祥等潜伏特工愿意出庭作证，也难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且人微言轻。
蹊跷的是，虽然杨淑慧的上诉、抗诉被先后驳回，已必死无疑的周佛海却迟迟未被执行死刑。事实上，周佛海到南京后，说起来是真正下了大狱，但他仍然享受着不同于其他犯人的优待，从这一点看他或许不会死。
虽说戴笠不在了，可时机一到，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就是“特赦”。周佛海最终被减为无期徒刑。
从“鬼门关”走了一圈的周佛海又“还阳”了，欣喜若狂之际，甚至希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对赠诗庆贺的同案犯汉奸口吐狂言称：
“苟能恢复自由，誓必于余生中竭尽全力，对国家为人民为刍荛之贡献，以为朋侪出一口气，扬一扬眉也。”
只可惜，他并不知自己早已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被“特赦”将满一年的时候，1948年2月28日他因心脏病瘐死狱中。
送走胡蝶，准备北飞
1945年9月22日，是梅乐斯回国的日子，也是戴笠深感失落的一天。
戴笠的失落，不仅因为与梅乐斯相处三年多彼此配合默契不舍对方离开，更由于与美国海军的新合作尚未有具体进展。而中美所结束在即，梅乐斯却因种种原因先行回国，这让他顿觉失去了倚靠，合作之事似乎也变得不确定起来。尽管梅乐斯曾就此事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接洽，并将戴笠介绍给柯克认识，然而柯克与梅乐斯不同，同样是美国人，梅乐斯对中国人起码对戴笠是一种平视、平等的态度，柯克则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戴笠从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戴笠亲自前往机场为梅乐斯送行，亲眼看着他登上飞机舷梯。梅乐斯在机舱门口回过头挥手的镜头，永远定格在了戴笠的脑海里。
这天戴笠没有去白公馆，在周佛海最初到渝的这段日子里，这天是个例外。
他直接回了神仙洞公馆，那里有等候他的准太太——胡蝶。
胡蝶不喜欢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以往戴笠推说军统有家法，抗战不胜利不能结婚，不能带头坏了规矩；现在抗战胜利了，戴笠还是顾不上给她一个名分，所以一见面胡蝶就不无幽怨地问：
“以前，你一走就是几个月，现在胜利了，交通比以前方便了，你走得更频繁了，我们的事你到底怎么打算的？”
“很快就办，现在就安排你回上海。”戴笠赶紧赔着笑脸，安慰胡蝶说，“先送你回去，过段时间平津的事处理完了，就请月笙哥和季澧兄出面，帮你办理离婚手续，然后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结婚了。”
与胡蝶结婚，是戴笠梦寐以求、期盼已久的事情，如今一切将水到渠成，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什么原因呢？
在事业的顶峰时期他得到了胡蝶，他以为他会更上一层楼，以自己最好的状态迎娶胡蝶，让她过得光鲜体面，让她的后半生风风光光。不料计划不如变化快，美方援建海军陆战队之事尚未落到实处梅乐斯就被迫奉命离开，让他顿觉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一旦失去美国这个后盾，他的未来显然不容乐观。可在事业的低谷迎娶胡蝶，他觉得委屈了胡蝶心有不甘，还要最后一搏，为自己为胡蝶搏一个最好的结局。
胡蝶并不知戴笠的工作状况，对戴笠让她自己回上海不无意外。
“你是说，让我自己回去？”
“是啊。你放心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季澧夫妇会去机场接你，你暂时先住在他们家。”
胡蝶与徐来都是旧上海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两人关系一向很好。让胡蝶暂住唐生明府上，一来不至于寂寞，二来戴笠也需要时间为胡蝶准备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军统在上海抢占了不少日伪资产包括地产房产，戴笠可任意选择什么地方安家。但他深知蒋介石向来痛恨贪腐，那么容易就将吴绍澍拉下马也正因如此。收复区贪腐已呈不可控趋势，他可不想这个时候往枪口上撞。军统局抢占的资产再多，大不了“吐”出一些；作为他个人，确实需要考虑怎样才能避免授人以柄。
胡蝶倒是不在意暂时住哪里，但她希望能与戴笠同行。
“你三天两头飞上海，不能陪我一起去吗？”
“这边还有一些事要处理，现在上海的肃奸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广东和河北还毫无进展，那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像上海南京完全在掌控之中……”工作上的事，戴笠不愿多说，他拉起胡蝶，话锋一转，“不说这些了，我陪你出去走走，难得今天天气这么好。”
“是难得你心情这么好。”胡蝶娇嗔地看着戴笠说。
“心情好？哈哈！”戴笠的笑声里不无自嘲。
胡蝶挽着戴笠的胳膊，两人一起走出了房间。
环顾院中景色，戴笠不无感慨：
“说是神仙洞里住神仙，真是可惜了，我们这俩神仙一起住在洞里的日子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是你这一个神仙孤苦伶仃地打发时光。”
“别说得这么可怜。”
话虽如此，胡蝶眼里已经有了泪光，戴笠的细心让她很是感动。
其实胡蝶在重庆朋友并不少，只是她不愿以这种尴尬身份与友人相聚，戴笠也不想她这个时候抛头露面，这个昔日红极一时的影星，只能在重庆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好在没人打扰，寂寞中倒也自由自在。戴笠对她的家人也是照顾有加，比照顾余淑恒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更为周到，让胡蝶深感安慰。
几天后，戴笠将胡蝶送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10月初，戴笠也开始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北飞。
北飞的最终目的地是北平，戴笠计划将平津两地汉奸聚集到北平，采取突然袭击行动一网打尽。但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华北作为日伪汉奸的老巢，情况更为复杂。
早在1944年前后，戴笠曾亲自指挥平津潜伏特务策反伪军头目，又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时间，以蒋介石的名义致电并发表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但门致中显然不像周佛海那样横跨军政两界，在日伪汉奸中也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充其量只能对所辖伪军发号施令。
戴笠同时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王铁相为山东先遣军总指挥，但当伪华北绥靖军总部电台转发对王铁相的任命时，王部电台已无法接通。原来王铁相部已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全歼。
宋子文也曾通过军统电台致电北平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荫泰协助维持秩序，保护物资；军统平津特务组织也掌握一些被策反的及主动投靠的汉奸，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像周佛海那样有能力统领平津两地汉奸。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军统在平津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作为内应的人。
由于平津情况复杂，两地汉奸、伪军并不甘心俯首就擒，仍以观望者居多，甚至不乏伺机抵抗蠢蠢欲动者。而且平津外围绥西冀东的八路军声势浩大，苏联红军也曾一度进到张北。这不能不令戴笠对平津地区肃奸工作小心翼翼。
在戴笠赴北平之前的9月下旬，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与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先后运抵北平、天津，门致中部改为华北先遣军第九路军，门任第九路军总司令，仍驻原地。美军亦于9月30日在天津登陆，并于10月上旬进驻北平。
但是戴笠北飞的第一站既非北平亦非天津，而是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