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肃奸，生命倒计时
一路奔波到天津
飞青岛既是戴笠本意也是受蒋介石指派，主要目的是会见柯克。
10月上旬，美海军第七舰队已在青岛登陆，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也抵达青岛。为了促成与美国海军的合作，戴笠一到青岛便开始宴请柯克等人，一连数日亲自陪着吃喝游玩。
刚到任不久的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是以军统局军事专员名义派到青岛负责肃奸工作的，戴笠指定他负责与柯克及其他美国海军人员联络。柯克每周三（为避免与下属相遇特意避开周末）到青岛市里游乐，各种活动由梁若节安排。
柯克因此对戴笠极为赏识，傲慢之气也有所收敛，常在梁若节面前称赞戴笠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
在青岛，戴笠听取了青岛特别站关于华北大汉奸之间相互联系的报告。
青岛特别站站长刘承烈，抗战期间在天津参加华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对平津两地大汉奸及相互关系较为了解。他的报告使戴笠对平津肃奸工作捋出一个清晰的脉络。
10月18日戴笠飞往天津。
平津保三角地带特务组织的头头脑脑都已聚集此地，全体到机场恭迎戴笠。戴笠站在机舱门口向下望去，在这一大群部属中，他第一眼看到的是结拜兄弟吴泰勋。
此时的吴泰勋亦可说是军统一分子，只是性质类似唐生明，属于“友情客串”；却又不同于唐生明被指派打入汪伪内部卧底，吴泰勋出任伪职却是另有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吴泰勋寄希望于张学良调动部队收复东北，却迟迟不见张学良有所行动，最终愤而辞职，并介绍曾给其父吴俊升当过副官的李万正、裴级三、吴安之等人加入特务处（军统前身）天津站，准备选择时机潜入东北建立情报站。
1939年，李万正、裴级三被捕叛变，成了日本人的高级特务，正在天津当寓公的吴泰勋被迫避居香港。
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吴泰勋见日本人并没有查抄他在平津两地的家产，就决定返回内地，不料刚到上海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好在被关押时间不长，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出面将他放了出来。无论被抓还是被放，吴泰勋都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或许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对东北军还有影响吧。
吴泰勋回到天津后，萌生了曲线救东北的念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开始与汪伪政权频繁联系，并同时将情况报告戴笠。为掌握军队，他主动要求去河南的国统区策动其父旧部，尽管没有成功，汪伪政府还是在1944年6月任命他为少将参赞武官。有了官方身份，在建军不成的情况下，吴泰勋干脆在平津开设“交易所”，做起了投机生意，也算大捞了一把。
抗战胜利后，戴笠任命吴泰勋为军统局少将额外参议。虽然在平津没有找到像周佛海那样的内应，但以吴泰勋在平津两地的社交网络和社会关系，游说一个能将所有汉奸聚到一起的人物应该不成问题。
这个被游说对象，戴笠选定的是华北第一号经济汉奸、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
当天，戴笠住进吴泰勋在马场道七号的家中，开始向吴泰勋了解华北大汉奸的情况以及他本人与汪时璟的关系。
由于吴泰勋曾出任伪职并从事经济活动，与汪时璟也算有共同语言，加上平时关系不错，在与戴笠的密谈中，吴泰勋表示：
“这些人都在急着找出路，汪老头子求之不得呢！”
戴笠的想法是由汪时璟出面请客，将平津汉奸聚集到汪公馆，一网打尽。见吴泰勋说得如此轻松，戴笠说：
“现在这些人正在敏感时期，人心浮动，草木皆兵，就算汪老头子愿意配合，也未必能百分之百请到。”
吴泰勋这才觉得事情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怎么才能百分之百请到？”
“关键是不能走漏风声，从你本人到汪时璟，不得向任何人透漏你和他有过接触！你和他的接触更要秘密进行。”
“好！”吴泰勋想了一下，又问，“那么，把那些人请到之后呢？”
戴笠有点愕然地看看吴泰勋，然后笑了。
军统特工执行保密任务是不得刨根问底的，该你知道的必然会告诉你，多问则违反纪律。吴泰勋的任务只是游说汪时璟，将所有大汉奸请到汪府，接下来的事他和汪时璟都没必要知道。戴笠的笑，是自嘲的笑，因为吴泰勋不是军统特工，不懂军统规矩也在情理之中。
见戴笠笑，吴泰勋也笑了，他在笑自己的愚钝，因为“接下来的事”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掰扯清楚。
戴笠白天并不在吴泰勋府上办公，而是借用睦南道六十一号张学铭的住宅会客和开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以及到北平之后，都有吴泰勋陪同视察、走访，吴泰勋俨然成了戴笠的副官。
陪同戴笠北飞的随行人员，有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海外区区长兼英文秘书黄天迈，新任随从秘书程克祥，机要秘书楼兆蠡、毛钟新、金玉波（人民动员委员会负责人、杜月笙的门徒）以及警卫、电台人员等20余人。
戴笠在天津停留期间，首先注意考察渤海湾海口，能否在美国陆战队和九十四军配合下，确保天津稳定；其次部属特务网络，撤销了原军统潜伏组织，建立军统局天津站，统辖天津市各机关团体的军统特务，任命陈仙洲为天津站站长；与天津驻军第九十四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商量，任命陈仙洲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与天津党政军首脑协商，联合组成“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实际由军统独揽大权。
当然，最主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了解华北汉奸情况确定抓捕名单，掌握天津汉奸的行踪，采取措施防止他们外逃，同时部署驱策他们集中北平，一网打尽。
一周后，戴笠带领随从人员及聚集天津的平津保三地的军统干部，乘坐火车来到北平。
在北平，戴笠由派驻第十一战区任调查室主任的张家铨陪同，前往拜访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成立隶属于北平行营的平津肃奸委员会，任命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也就是说，平津肃奸工作由军统负全责，而由于戴笠亲自制订并实施抓捕方案，马汉三这个主任委员也就成了戴笠的小当差。
随着戴笠的到来，一张抓捕华北大汉奸的大网随即铺开。
北平宴客，一网打尽
1945年12月6日，冷清了好几个月的北平西单粉子胡同汪时璟的公馆前突然热闹起来，从下午开始便有小汽车陆续到来，至傍晚时分已是络绎不绝。只是与以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的盛况不同，这些小汽车都不敢在汪公馆门前久停，都像做贼一样稍作停留，待主人一下车便仓皇开走躲到别处去了。
这些车的主人就是应汪时璟之约前来赴宴的各路大汉奸。
由于事先工作细致周密，汪时璟为立功赎罪积极配合，假戏真做未露丝毫破绽，那些汉奸们都相信汪时璟设宴是为了共商大计，毕竟汪时璟作为老牌汉奸还是值得他们信赖的。眼下大家都在急着寻求出路，都想聚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连久病未愈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也硬撑着赶来了。
汪时璟面带微笑地招呼着每一位走进客厅的客人，看上去心情轻松，大家都以为有好消息。
晚宴在客厅里举行，丰盛的菜肴摆了十几桌。酒过三巡，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彼此敬酒，觥筹交错，有说有笑。
就在大家等着汪时璟宣布好消息的时候，戴笠身着戎装走进来。不用发话，早有眼尖的看到了他。尽管这些人大多与他素不相识，可戴笠这身戎装在这些便装大汉奸中实在太刺眼了。
他穿的并不是国民党将官军装，而是正宗美式军服，佩戴中将肩章。这是自1932年特务处成立至今，戴笠第一次穿军装，平时正规场合一律是中山服。
尽管最初看到戴笠的不过两三个人，可突然的噤若寒蝉立刻发生了连锁反应，所有人都把目光齐刷刷投向了门口，偌大的客厅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
对这些汉奸来说，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变得如惊弓之鸟。在刹那间的惊愕之后，他们很快明白大事不好。再看客厅内外，不知何时已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便衣。
戴笠直接宣布：
“在座各位已经被捕了！你们的生活，我已奉命做好了安排。希望你们安心守法，听候国法之审理，家属不受株连……”
戴笠话音未落，只见客厅里一阵骚乱，原来久病难以支撑的王克敏受到惊吓，当场瘫倒晕了过去，一刻钟后才慢慢苏醒过来。王克敏入狱后病情加重，多次病危，狱方曾多次觅购特效药实施抢救，延至12月15日一命呜呼。外间有传王克敏系服毒自杀，据时在北平的军统“高干”文强回忆，“确知并无此事”。
与王克敏同时被捕的大汉奸还有王荫泰、齐燮元、王揖唐、曹汝霖、周作人等。汪时璟显然要受到不同于他人的优待。
按照汪本人的要求，戴笠将他与其他汉奸一起押往北平炮局子监狱，以免除出卖他人之嫌。12月16日，少将参议周济奉命将汪时璟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脑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乘飞机送往重庆。
晋见蒋介石后，德王被送到兰州五泉山成吉思汗陵寝暂住，以备发动内战后相机送回内蒙古。李守信则被送往锦州，交给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先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国民党第十路军总司令等职；内战爆发后，即受命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纳旧部，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
汪时璟则没有那么幸运，由于对打内战并无利用价值，他所能享受的待遇也只能与周佛海等人相同，生活上得到优厚照顾，最终仍逃脱不了被押往南京受审的命运。与周佛海相同的是，他同样逃脱了必死的命运，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同样很快病死狱中，只不过比周佛海多活了三年半而已。
除以上三人外，曹汝霖于2月15日被保释，理由是自五四运动之后，曹已有悔罪之心，长期在天津做愚公，不曾出任伪职。
受到特殊关照的还有吴泰勋的好友黄顺柏。黄是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翻译官，“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随日军进入京沪，借日本人烧杀抢掠之机参与抢劫金银财宝，大发横财。然后悄然溜回天津，隐居租界干起了房地产生意。对这样的汉奸本应严惩，但在吴泰勋的劝说下，戴笠竟然将他放了。交换条件是由黄顺柏出钱，与杜月笙共建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戴笠将金玉波带在身边，正是为军统与杜月笙开展经济方面的合作寻找机会。
戴笠到北平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则是护卫蒋介石。
蒋介石将视察北平，“驻跸”八天。这八天，将是对戴笠和军统的一个严峻考验。
就安全防卫来说，北平既不同于京沪，更不同于重庆。重庆的特务网层层铺设，对蒋介石的防护如铁桶一般；上海虽不能与重庆相比，却在战后很快部署了实力强大的特务网络，上海办事处机构之庞大甚至可以和重庆局本部相媲美，而且上海及周边都有军统的武装部队驻扎。
北平则不同，特务组织是刚刚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可供驱使的主要干将都是刚刚调来或随从戴笠北飞而来，尤其让戴笠担心的是北平周边的局势。11月上旬刚刚结束的邯郸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兼新编第八军军长）率三个军4.5万余人从新乡沿平汉线北进，进攻解放区，企图占领邯郸，打通平汉铁路，结果全军覆没，马法五被俘，高树勋率新八军火线起义，令北平城内国民党驻军一夕数惊，戴笠更是忧心忡忡。
不久，胡宗南的嫡系将领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部进据华北，控制了石保及平绥线，与天津呼应；兼之傅作义部迫近包头，阎锡山部攻占大同，北平外围方渐趋稳定。戴笠总算稍稍松了一口气，但仍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加强警卫力量，戴笠首先对北平警察局及所属刑警大队、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做了人事调整，然后秘密组建贴身警卫大队。其保密程度，连亲信干将都不得过问。
该大队共200多人，大队长是戴笠的黄埔六期同窗、老牌特务严家诰；学员均为受过美特教官训练的中美所所属重庆特警班学员。戴笠密调专机将他们运抵北平，与宪警配合，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特种技术演练。他本人更是亲自出马对学员进行警卫技术考核和思想考察，以避免从内部发生问题。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等蒋介石登场了。
太和殿站岗
12月11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从重庆飞抵北平，下榻交道口圆恩寺。随行的高级人员有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总务局长陈希曾等人。
自打蒋介石一下飞机，贴身警卫大队便开始了贴身护卫，形影不离，戴笠更是时时在侧，一方面随时待命，一方面随时检查警卫工作。
在进驻圆恩寺尚未安排就绪之时，蒋介石忽然向俞济时问：
“戴科长在何处？”
不等俞济时答话，戴笠应声而出：
“报告校长，学生在此，一切都已安排妥当，请校长放心！”
蒋介石微笑着点点头，对戴笠的警卫工作表示满意。随后，戴笠将圆恩寺内外岗哨巡视一遍，便返回临时办公地点什锦花园（前吴佩孚公馆），开始通宵布置蒋介石在北平八天的警卫工作。
蒋介石一到北平，俞济时就将蒋介石在北平八天的活动日程表交给了戴笠。但是，八天的警卫工作怎么安排，他不能与任何人商量。在这个事情上，他不敢相信任何人。不仅仅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还有说漏嘴的风险。即使对警卫大队长严家诰，他也是前一天晚上告诉他第二天的活动安排，并将自己的事先策划与他做一番探讨，然后让他去布置警戒。至于其他警宪头目，只能随时听候戴笠的调遣。
前三天的警卫比较好安排，蒋介石没有离开圆恩寺，只是发表了官样文章，“准许人民告密，陈疾苦，并设告密箱”；接见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孙连仲、熊式辉等。14日、15日分别在怀仁堂与北平党政军、社会各界人士及中外人士、久居天津的东北军在野将领、新闻记者等举行盛大茶话会。
让戴笠最头疼最紧张的是16日，这天蒋介石要在故宫太和殿召见全市大中学生并讲话。为了保证不出问题，戴笠和俞济时商量了一个晚上，决定从天安门到三大殿，布置三道警卫网。
第一道是外围网，由北平驻军中挑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最外围的警卫；
第二道是机动防护网，从北平警察局刑警大队挑选几十名身怀绝技的刑警，个个飞檐走壁轻功了得。他们着便装，隐藏在三大殿的楼顶墙头，秘密侦察，以防不测；
第三道是贴身警卫网，由严家诰率领的警卫大队分布在蒋介石周围，贴身警卫。对这200多名队员的指挥，理应由蒋介石的侍卫长石祖德负责，但是俞济时有些担心，他对戴笠说：
“石祖德忠勇有余，个人条件不理想。”
“此话怎讲？”戴笠一时没有明白俞济时的意思。
“体态臃肿，必然反应迟钝，万一有突发事件，说不定就误了大事。”
“这倒是，换谁合适呢？”说过之后，戴笠看一眼俞济时，“看来只有我自己顶上了？”
俞济时笑了，并不忘恭维说：
“有诸葛亮亲自挂帅，老头子一看便胆壮心安，万无一失了。”
但是，戴笠还有一点不放心，召集全市的大中学生，自然也少不了有市民夹杂其中，到时候太和殿肯定人头爆满，人多易生事，三道警卫网都在人群外，真闹事或许都来不及控制场面。
“不行，学生队伍中也需要有我们的人。”
“再加一道警卫？”
“对。”
最后决定，由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组织北平的全体特务，化装后混在学生和人群之中，三五一组，暗中联系，同时身藏暗器，以防不测。
12月16日，天气寒冷，北平的学生与民众却是热情高涨。被日伪统治了八年，值此抗战胜利之际，他们抱着对和平的憧憬涌进故宫太和殿广场……
站在昔日皇帝接受满朝文武跪拜的金銮殿前的平台上，俯瞰殿前广场上密密麻麻的学生与民众，蒋介石神采飞扬，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开始了演讲。
戴笠就站在台下不远的地方。自打到北平，从未穿过军装的他天天一身美式军服，唯独这天改穿中山服，外套呢大衣头戴黑灰色大礼帽，两手插进衣袋，各握一支马牌左轮手枪，警觉地注视着涌动的人群。俞济时就站在他的一旁。
蒋介石站在平台上，一眼就能看到他们。戴笠那顶灰黑色大礼帽，就像一个鲜明的标志，吸引着蒋介石的目光时不时在他头顶上停留。
正如俞济时所言，有戴笠现场指挥，蒋介石仿佛吃了定心丸，整个演讲过程轻松自如。演讲结束后，蒋介石对警卫工作十分满意，对所有参加警卫工作的特务传令有赏。
12月18日上午，终于送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戴笠这才松了一口气。
彻夜未归，陈恭澍去了哪里
戴笠北飞的第三件事，是建立“东北新天地”。
在东北建立特务组织，是戴笠多年来的夙愿。自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后，他派遣过多批特务潜入东北，均被日本特高课破获。抗战胜利后，他的这一愿望更为紧迫。所谓“东北新天地”，就是要建立起覆盖整个东北的特务网络，配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全境。
早在飞北平策划肃奸方案时，戴笠就有了一个派往东北组建办事处的人选，这个人就是落水汉奸陈恭澍。
抗战胜利后，被日伪关押在监狱里的沪一区书记齐庆斌、代理行动第一大队长刘原深等军统特工全部被释放。齐庆斌被派往北平任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后改任天津警察局副局长；刘原深被任命为淞沪警备总部稽查处浦东区稽查大队长。
落水的军统叛徒除王天木望风而逃外，其余大都被抓捕，1946年有26人被同日枪决。唯独一人例外，既没逃跑也没被抓，这个人就是陈恭澍！
陈恭澍不但没逃，而且堂而皇之地与唐生明等人来往！
戴笠对陈恭澍的任用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历届特训班学员无一不是从情报员、行动员或者局本部内勤干起，唯独陈恭澍，从洪公祠特训班一毕业就被提到了北平站站长的职位，等于一步跨入了军统“高干”的行列；
尽管陈恭澍在北平曾弃职逃跑，可一年半后归来，戴笠也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了一下就让他官复原职了，也仅仅是从北平换到了天津；
河内刺汪失败后，尽管将陈恭澍晾了一段时间，尽管对他已不够信任，戴笠最终还是派他出任沪一区区长，结果将整个沪一区赔了进去；
陈恭澍叛变后在伪政府报纸上连载《蓝衣社内幕》，曾让戴笠恨得咬牙切齿，可抓捕军统叛徒时，仍将陈恭澍排除在外。
戴笠一次次对陈恭澍宽容、忍让，一次次对他手下留情，重新重用，在军统所有下属中绝无仅有。
在上海指挥肃奸时，戴笠有一次去唐生明家中，与陈恭澍不期而遇。
对戴笠来说，去唐生明家跟进自己家差不多，既不用事先打招呼也不用通报，一步就迈进了客厅，一眼就看到了正与徐来和张素贞聊天的陈恭澍。
唐生明赴汪伪集团卧底之前，与陈恭澍并无交集；陈恭澍叛变后，两人成了伪政府中的同事；抗战胜利后，陈恭澍开始出入唐公馆，企图粉饰自己落水投敌的真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偶遇戴笠，陈恭澍难免尴尬，适才还谈笑风生，霎时噤若寒蝉，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
平心而论，他巴不得与戴笠握手寒暄，毕竟对方主宰着他的未来命运。但他自知已不够资格，从戴笠见到他之后鄙夷的神态看，即便他伸出手也是自讨没趣。
其实戴笠根本没有正眼看他，当时正忙着肃奸接收，还没来得及考虑怎么处置这个在他心中不同于其他人的军统叛徒。
仅仅是片刻的冷场，徐来与张素贞便都争相与戴笠寒暄起来，以避免陈恭澍过分尴尬。陈恭澍赶紧知趣地站起来告辞：
“戴先生，我先回去了。”
他并没有指望戴笠回应，戴笠却意外开口了：
“听说你已经人财两得了！”
虽然言语中带着讽刺，却也说明戴笠对陈恭澍一直是关注的，而此话也并非空穴来风。陈恭澍在汪伪集团中属于李士群派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李家常客。李士群被毒杀后，陈恭澍出入李家比以往更加频繁，与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往来密切。
后来陈恭澍再去唐家，徐来对他说：
“你们老板说你人财两得，你知道指的是谁吗？”
陈恭澍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倒打一耙说：
“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小报告，不谈正经事，专从这些小地方找毛病！”
对这种落水汉奸来说，有什么正经事可谈？而戴笠绝不是“从小地方找毛病”，他还不至于闲到关心陈恭澍的私生活，他关心的是李士群搜刮的万贯家财去了哪里！
陈恭澍却故意向徐来问：
“你倒是说说看，他指的到底是谁？”
“当然是叶吉卿啊！”徐来呵呵笑起来。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说：“如果说叶吉卿善意地帮我排忧解难，事实俱在，当然不容我否认。”只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李士群已经去世，叶吉卿有什么能力帮他排忧解难？至于钱财，他只承认“李士群在世的时候，曾有形无形地资助过我”。
事实上戴笠不过敲打他几句，两天之后就给他下达了手令，指派他担任上海区第三站站长。虽然职务由区长降为了站长，显然他已躲过了蹲大牢的命运。
也就是说，戴笠并没有打算以汉奸罪对陈恭澍实施制裁，可见军统肃奸的权力之大，除了像周佛海、汪时璟、王克敏这样的大汉奸需要呈报蒋介石外，一般小汉奸的命运全凭戴笠定夺。不仅吴泰勋因与戴笠的结拜关系可以掩护好友，杜月笙也因此掩护了多名落水的杜门弟子。
而无论是出任伪职或依靠日伪从事经济活动的杜门弟子，还是军统、中统叛徒乃至其他投靠汪伪的汉奸，很多人都是脚踩两只船，一边为汪伪出力一边与重庆暗通款曲。军统被捕人员叛变后一旦恢复自由即与军统联络者也是大有人在，如被“七十六号”处死的南京区区长钱新民。钱是真叛变真投降，给军统造成了严重损失，被释放后又想将功折罪；王天木、陈恭澍则属于叛变后一条道走到黑。但相比王天木，陈恭澍更善于交游，抗战胜利后与原下属多有联系，粉饰自己为假投降，在回忆录中更是千方百计为自己脸上贴金，只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归根到底，陈恭澍的粉饰不过是为了给自己争一点面子，免得在昔日同僚下属面前过于尴尬。虽说特务工作是保密工作，可即使像钱新民真投降后真悔罪，也只有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重庆方面工作才可将功折罪。而陈恭澍从未与重庆方面有过联络，又何来假投降之说？何况《蓝衣社内幕》的发表已将他的真投降昭告天下。
不可否认的是，戴笠对陈恭澍的“偏爱”的确超过了一般部属，不治罪也就罢了，且又重新启用，虽说降了一级，却在组建东北办事处时又想到了陈恭澍，看来非给他恢复军统高层身份不可。
在北平肃奸过程中，戴笠曾在12月初回渝汇报平津抓捕汉奸方案及名单，遄返北平途中，在上海停留一日，特地指示上海区区长王新衡，通知陈恭澍即刻准备行装，翌日与他一起北上。
这次，陈恭澍让戴笠彻底对他失去信心。
陈恭澍已将家眷送回北平，就任站长后就住在站部——忆定盘路九十九号，即使临时有事外出，夜里也应回来睡觉。而这天不仅白天无人知其去向，晚上也是彻夜不归！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并未说明这天去了哪里。夜不归宿，可见非赌即嫖，甚或真的得到了好友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
直到第二天上飞机仍无陈恭澍的消息，戴笠被彻底激怒。
北平肃奸和护卫蒋介石，对戴笠来说是两场硬仗，直到送走蒋介石，他才腾出手来处理陈恭澍。
1946年1月下旬，戴笠下令上海区，以汉奸罪将陈恭澍送进了监狱。随后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因戴笠意外离世，陈恭澍在提篮桥监狱仅服刑一年半，就被郑介民与毛人凤释放，在中央训练团励志班培训一个月，即以上校大队长身份被送上了华北战场。
对陈恭澍彻底死心后，戴笠在北平宣布文强、陈旭东为军统东北办事处正副主任，对外则以东北行营督察处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做掩护。东北办事处辖东北各省及热河，并首先在南满、北满、承德设立了情报站。
招待“当朝一品”
1946年1月下旬，戴笠再次飞往北平，部署对宋子文的警卫工作。
宋子文的北平之行，是为接收敌伪资产而来。
北平的接收工作较京沪杭的接收要混乱得多，在接收计划委员会派出接收大员进驻北平之前，率先进入北平的拥有交通工具的军事机关与前线部队包括北平行营、十一战区司令部等，便开始了大肆抢收，抢夺了大量现金、物资、设备、仓库和房产。军统虽未公开组织接收，却有特务捷足先登，勾结汉奸伪军抢夺敌伪资产据为己有。
而隶属于行政院的许多部门，则要求将一切涉及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划归行政院负责，不愿意受陆军总部接收计划委员会辖制。
于是，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呈请蒋介石批准，将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划归行政院负责，即由行政院负责接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日伪资产；陆军总部负责接收军事方面的日伪资产。
随后，行政院成立了“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四个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河北平津区的敌伪产业处理局设在北平，宋子文亲临北平，正是为了处理北平的接收事宜。
元月末，宋子文飞抵北平。戴笠派出警卫蒋介石的原班人马对宋子文实施暗中保护。
相比保护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警卫工作轻松了许多，毕竟宋子文不参加公开活动，更不会到民众中去，所接触的都是北平党政军头头脑脑。戴笠所做的主要是对他生活方面的安排。
宋子文的行政院院长临时办事处设在海关，下榻何处戴笠颇费了一番心思。宋子文是洋派人物，下榻之所既要中西合璧，又要有休闲娱乐功能。考虑再三，戴笠选择了吴泰勋在北平的公馆。
吴公馆不仅场面气派，风格中西合璧，而且有中西餐厨师、豪华舞厅和舒适的客房，还有吴泰勋的年轻漂亮、善于应酬的小老婆。经常出入吴公馆的权贵名流皆称吴公馆为“香巢”“安乐窝”。
为让宋子文住着舒心，玩着开心，吃着满意，戴笠又派英文秘书黄天迈陪宋子文住在吴公馆，以便有什么需要随时沟通。
宋子文在北平公干一周，正赶上1946年春节，戴笠在吴公馆举行盛大除夕舞会，到场者非富即贵，还特地请来不少名媛佳丽伴舞。
这一晚戴笠和宋子文玩得十分开心。舞会间隙，两人品着红酒，开怀畅谈。谈到军统的未来，戴笠不无感慨：
“多亏了你老兄拔刀相助，不然军统的半壁江山已经被撬了。”
所谓“军统的半壁江山”，即指军统的别动军。
抗战胜利后，从国共和平谈判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从未停止，《双十协定》签订时，国民党已同意取缔特务机关。就在国共和谈结束不久，11月初，陈诚率先提出取消别动军的要求。他知道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不会取消特务组织；但是他也知道，蒋介石对军统的五万多武装部队耿耿于怀，尤其这些部队都接受过美军严格训练，配备了最精良的美式装备。陈诚的要求正中蒋介石下怀。
11月7日，戴笠上呈一份报告，要求撤销交通巡察处，成立交通警察总局，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系统，将军统的武装部队除留一部分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外，其余会同军统所属交通巡察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等，合并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
但是，戴笠的报告不能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中，需要“走程序”——递交到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由第六组签批，然后递交军政部，由军政部酌情核呈。
侍二处六组负责情报工作，组长唐纵，所有部门情报都要经唐纵之手才能转呈。唐纵由戴笠举荐到侍从室工作，又是军统局帮办，照理应对军统的情报“网开一面”，起码在排序上向前提一下，其实非也。
正如沈醉所说，“唐担任六组组长后，在处理军统和其他特务机关的问题上是相当公正的”，绝不会偏袒军统。“当时唐是想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在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意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的，并尽力讨好CC等派的头子，联络宪兵，巴结政学系……”
也就是说，戴笠的报告需要按部就班地向前走。
就报告内容而言，唐纵看后说，“彼能了解委员长之心理与适合委员长之需要”。显然，蒋介石发动内战，离不开交通运输的畅通与安全，戴笠的报告将使蒋介石面临的难题迎刃而解。
但即使到了军政部，还面临一道关卡——此时军政部部长正是陈诚！
时间不等人。与此同时，宋子文呈请调用别动军至秦皇岛、开滦之间护路。毕竟宋子文贵为“当朝一品”（戴笠常在熟人或下属面前戏称宋子文为“当朝一品”），且理由充分，不仅蒋介石照准，陈诚也不得不就此闭嘴。
戴笠的危机又一次解除，但形势仍不容乐观，宋子文说：
“你那个合作要是不落到实处，这半壁江山还是很难保住。”
宋子文说的“那个合作”，就是美国海军援建海军陆战队的新合作。
“我正在督促柯克抓紧办。”
“对了，透漏你个秘密。”宋子文忽然压低声音说，“这是绝密，眼下还在秘而未宣阶段。”
见宋子文一脸的严肃，戴笠赶紧凑过去洗耳恭听。
“何敬之将被派往联合国任职。”
“到联合国任什么职？”戴笠一脸的惊愕。
“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这个消息令戴笠目瞪口呆。
何应钦是蒋介石打天下时期的“第一功臣”，虽曾配合桂系逼宫，也曾是西安事变中的主战派，但此后多年追随蒋介石兢兢业业，也算“将功补过”了。而刚刚胜利就将其逐出权力中心，显然太过于小肚鸡肠，睚眦必报！
“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去联合国做一份闲职，可战争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换了对手！”
戴笠对蒋介石此举颇有些愤愤不平。他知道共产党军队的厉害，认为蒋介石将何应钦撤职外派无异于自挖墙脚。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不仅搬开了何应钦，诸如白崇禧等反对过他的非嫡系将领，似乎均被任命一个位高无权的职位而投闲置散。
“这下陈辞修满意了。”戴笠的语气里不无揶揄。
“陈辞修想扳倒的远不止一个何敬之。”
“这倒是，本人早有领教。”
其实，陈诚的对手不仅有何应钦、戴笠，还有胡宗南、汤恩伯，甚至宋子文。陈诚联合孔祥熙倒宋，宋子文心知肚明。
“任命公布之后，你早点去见何敬之，请他在美国协助斡旋。”
“好！”
无论如何，何应钦“被逐”都让戴笠有种兔死狐悲之感，看来蒋介石要急不可待地卸磨杀驴了！倘若不是有中美所的成功先例，有与美国海军新的合作项目在洽谈，军统的武装部队恐怕早已不复存在了。
送别洋大人，后院起波澜
2月3日是大年初二，从下午开始，北平东四弓弦胡同十四号便人来车往，络绎不绝。戴笠也早早出现在大厅里，为迎接一位重要客人做准备。
这位重要客人就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
早在戴笠到青岛见柯克时，柯克就曾告诉他，自己不久将回国述职，定为援建海军陆战队一事尽力说项。为此，趁春节休假之际，戴笠特地邀柯克到北平游玩。
对这位洋大人，戴笠的招待方式既不同于招待普通客人的中式宴席，亦不同于招待洋派宋子文的除夕舞会，而是举办洋人所热衷的鸡尾酒会。
为讨这位洋大人欢心，戴笠不仅自己身着美式戎装，还要求部属们一律换上美式军服，佩戴军阶、勋标。按戴笠的设想，一旦海军陆战队正式组建，将全部着美式军装，配备最新美式装备。
有洋人做依靠，蒋介石对戴笠自然会手下留情，毕竟海军是国军的短板；而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依靠，就是美国人的军事援助。从柯克本人来说，则想利用戴笠控制中国海军大权，使中国海军成为美国的附庸。
鸡尾酒会由戴笠的得力干将马汉三、黄天迈等人亲自监督操办。原定下午六时开始，军统方面人员与所请客人、舞伴等均在五点半之前已经到场。
六时许，酒会主宾仍未出现。
按照鸡尾酒会的仪节，被邀请的客人可以随到随吃，但中方除了军统人员外，其他客人皆为作陪而来，自然不能抢了主宾的风头，只好在宴会厅里恭候这位洋大人。
这时等候在门外的副官进来通报，戴笠立即带着一大群部属迎出门外。待轿车停稳，戴笠正要亲自上前迎接，不料车门打开，下来的却是一位挂着金闪闪绶带的上尉副官！
洋副官神气活现地告知戴笠等人，他要去接柯克上将。
过了一个小时，柯克终于来了，宴会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做过介绍之后，戴笠举杯为柯克敬酒，并致欢迎词，酒会正式开始。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戴笠端着酒杯，与柯克随走随吃随聊。黄天迈跟在两人身后，不时为两人充当着中英文翻译。
接着，柯克又跳了两圈舞，然后说另有约会，匆匆告辞，一共待了不到一个小时。
为筹备这个酒会，马汉三等人春节前便开始忙活了，准备酒品、食品，布置宴会厅，挑选前来捧场的客人和舞伴等等，结果主角倒像是来客串一般。虽说北平亦有美军驻扎，又值春节，柯克另有约会可以理解，可为这个酒会戴笠早就和他定了这个时间！
将柯克送出大门外，看着他上车离去，戴笠才不满地嘟哝一句：
“来得迟，去得快，是什么作风！”
牢骚归牢骚，第二天，戴笠仍照原计划陪着柯克畅游北平，当然少不了名媛佳丽陪游，这一陪就是一周，游遍了北平的名胜古迹。
一周后送走柯克，戴笠返回重庆。他心里盘算着时间，待柯克回国述职之后，何应钦也该启程去美国了，两人里应外合，援建海军陆战队一事应该就敲定了。
不过，戴笠高兴得太早了。在一个月之后（1946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正式提出“战后海军助华法案”时，国会认为抗战已经结束，没必要再与中国开展新的合作，仅同意以少量护航舰、驱逐舰（包括已登陆中国的军舰）协助中国。
也就是说，美国海军对军统援建海军陆战队一事，被国会否决了。
即使戴笠至死都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形势对他来说也已经十分紧迫。随着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戴笠的死对头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为“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推波助澜，加大对军统的攻击力度；而戴笠信任的军统局帮办唐纵，也凭借多年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便利，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使戴笠本人的去向也变得微妙起来。
戴笠刚一回到重庆，毛人凤便来到了曾家岩公馆。
自从1944年戴笠升为军统局局长、郑介民由主任秘书升为副局长，毛人凤这个代主任秘书就从此去掉了“代”字，成为军统名副其实的内当家。
毛人凤一向沉得住气，如此急如星火地赶来，一定有什么大事。尽管有思想准备，毛人凤说出的话还是超出了戴笠的想象范围。
“唐乃键将出任内政部次长。”
话音未落，戴笠手里的杯子已经掉到地上，“砰”的一声碎了，热水洒了一地。他本人也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重重地说了一句：
“真是人心隔肚皮！”
原来早在1月18日，蒋介石便在黄山官邸召见戴笠，要求他本人拿出一套具体方案，即在取消军统局后，挂靠其他系统另设一机关，他不负责，但实际控制该机关。说到底，就是名义上取消军统局，实际是改头换面之后冠以其他名目出现，仍履行军统局职责。第二天，戴笠便约来毛人凤、潘其武、李肖白等军统局“高干”和军统局帮办唐纵，商谈改组方案。
由于在《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就秘密指示戴笠，将军统局撤销后化整为零，让他早作部署。戴笠提出成立交通警察总署的设想，只是解决军统武装部队除海军陆战队以外的另一个去向；而军统局本部及遍布各地及海外的军统组织将如何安排，戴笠考虑了几个出路。
第一，改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将军统局所属军事情报业务单位包括派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谍报参谋，全部划归该系统，借机合法化地控制该系统。
第二，将内政部警政司扩编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这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个去向，除安排军统局原主管的警察行政业务方面人员外，可以最大限度安置军统内勤人员，以便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乃至教育。
将这两个设想说出后，大家都认为可行，可以作为军统化整为零的去向。
由于内政部警察总署是主要分流去向，戴笠需要亲自在内政部任职才可掌控该机构。经过商量，大家认为戴笠应出任内政部次长。这其实正是戴笠的想法，而且他已经想好了内政部警察署长人选，直接宣布：“警察署长就劳烦乃键兄兼任吧。”在大家无异议的情况下，该方案很快形成文字呈报。
其实戴笠保荐唐纵也是为了买好唐纵本人，这将是唐纵首次出任某一方面主管官，对他来说远比内政部次长重要，可他为什么偏偏看上了内政部次长？既如此，何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呢？与戴笠相比，他毕竟是近水楼台！
“这个内政部次长当不当倒不重要。”戴笠显然非常生气，“重要的是，唐乃键不该背后挖墙脚！”
毛人凤对戴笠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的确，这个次长他可以不干，面子却不能不要。偏偏唐纵作为下属直接打了他的脸，让他吃了个烧鸡大窝脖。如此爱面子的一个人，接下来让他如何面对这个多年的下属？
事已至此，毛人凤只好婉言相劝：
“唐乃键正在蹿红，各方面关系都摆得四平八稳，这事就算了吧。”
“不算了怎么办？”戴笠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这倒让毛人凤有些意外，这么大的事戴笠竟然这么快就接受了。在军统的下属中，也只有唐纵像软棉花团，戴笠就像一把斧子，砸上去完全没有脾气。
接着谈起军统首脑机关的去向，戴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