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初步想法，就是在司法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调查室，以此为掩护，作为军统局机关首脑部分，统领军统各部。”
两人就此事商量了一些细节问题，然后由毛人凤起草报告呈报蒋介石。
后来因中统局争夺，该计划未能落实。戴笠离世后，军统局机关改为了国防部保密局。
其他化整为零方案，除海军陆战队因美国国会未通过此方案而搁浅，其他均按戴笠的设想得以落实。
上海“诀别”华妹
继国共和谈与政治协商会议之后，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将在重庆召开，并预定该会议闭幕后，于3月下旬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以贯彻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毫无疑问，接连召开的两大会议将与军统命运直接相关，那就是加速军统局的分化解体。
即将召开的会议仿佛成了戴笠的催命符，他已不愿在重庆多做停留。当然这些会议本身与他并无关系，继1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闭之后，军统局本部的工作也面临结束，戴笠的工作重心早已转向华东、华北乃至东北等地。
2月20日，戴笠飞往上海，仍下榻唐生明公馆。翌日，蒋介石也来到上海。也就是在这天，戴笠觉得应该由蒋介石给唐生明一个说法。于是当着唐生明的面，亲笔写了一份报告，请求蒋介石接见唐生明。还好，蒋介石总算给面子，当即批准，第二天晚上便由戴笠陪同去了蒋介石在上海的寓所。为奖励唐生明在沦陷区抗日有功，蒋介石发给唐生明特别经费200万元。
要知道，周佛海一次就划拨300亿伪储备票给唐生明，名曰碰头会经费，可在戴笠赴沪前的短短几天内碰头会能开几次？相比之下这区区200万，实在是九牛一毛！难怪唐生明说蒋介石的奖赏，让他感到“啼笑皆非”，“只能买到几两黄金。不过从他当时给上海市警察局100万元的犒赏费来看，这还是很大的手笔”。
这一天是2月22日，戴笠已经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他本人也仿佛在不知不觉中料理着“后事”。尽管只有200万元奖赏和一些貌似关心的客套话，戴笠对邀请唐生明卧底一事总算有了交代。
此时胡蝶就住在唐生明家中，尽管戴笠心事重重，在胡蝶面前却从不谈自己面临的困境，正如在唐生明面前总是展现他春风得意的一面一样。
金屋藏娇近三年，他的确也该给胡蝶一个交代了。离沪前，他与杜月笙商量好，下次回来即为胡蝶办理离婚手续。但离沪前的最后一天晚上他没回唐公馆，而是去了陈华的住所。
其实胜利后第一次到上海，戴笠就首先去见了陈华。香港沦陷后，陈华因戴笠的关系被捕入狱。戴笠虽有耳闻却不知详情，急着想听到陈华亲口讲述那段经历。
珍珠港事变后，正是陈华在香港协助杜月笙的夫人姚玉兰营救与杜门相关的所有人的。她陪伴姚玉兰死守柯士甸道住所，使之成为杜氏门人危难时刻的联络中心，直到徐采丞的专轮驶来，将杜氏门人与相关的各界知名人士陆续送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
但陈华没打算离开，最后送走姚玉兰后，她正想喘口气休息几天，会会朋友搓搓麻将，不料日本宪兵找上门来，劈头就问：
“你叫陈华？”
“不错！”
陈华的回答十分干脆，她虽然帮戴笠做过不少事，与军统很多人熟悉，可她毕竟不是军统的人，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只是凭着本来直率的个性甚至带点女侠的豪气，直接回答日本人的问话。接着她被推上汽车，押进了香港日本宪兵队。在宪兵队的回答也是十分干脆：
“你是不是蓝衣社的人？”
“不是。”
“蓝衣社有多少人在香港？”
“不知道。”
“你认不认识蓝衣社的人？”
“认得一个。”
“谁？”
“戴笠。”
事实上，军统从没有“蓝衣社”这一名称。“九一八”事变之后戴笠创建特务组织，最初称“密查组”，即为“十人团”；1932年4月正式成立复兴社“特务处”，时为秘密组织；同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特务处有了公开身份——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8年特务处扩大并晋升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由于特务处早期的神秘性，亦主要开展对日军情报活动，在上海一带被称为“蓝衣社”，也成为日伪组织对军统的专用称谓。
陈华据实回答，却回答得非常明智，因为戴笠是日本宪兵恨得咬牙切齿而又看不到抓不住的人。但为这四句回答，她挨了那个日本宪兵四记耳光，每一记都打得她眼冒金星嘴角流血。接着再换一个日本宪兵，问完再换。直到所有宪兵都问过，她回答的仍是那几句话，也因此挨遍宪兵队所有人的耳光。
尽管问不出什么，日本人仍将她作为要犯，用专机押到广州。
在广州，负责陈华一案的是一位叫花田的日本中尉。花田的招数更绝，连问案都省略了，直接一通拳打脚踢，直打得陈华遍体鳞伤。他以为这个下马威会让陈华开口，不料陈华反而闭口“绝食”了！
当时日本宪兵以为凭陈华与戴笠的关系，可以将沦陷区的蓝衣社组织一网打尽。所以花田担心陈华绝食身亡，只得逼迫她吃饭，逼迫的方法仍然是拳脚，一边打一边问：“吃不吃？招不招？”
陈华被打得死去活来，加上连日来粒米未进，虚弱得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更遑论回答花田的拷问，只是随着他的拳打脚踢在地上滚来滚去。
从中午断断续续打到下午四五点，花田打累了，一把抓住陈华的头发将她从地上拎起来，再次喝问：
“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吃不吃？招不招？”
这次陈华终于开口了，她乜斜着眼看一下花田，有气无力地挤出一句：
“你打得累不累呀？”
不料，花田竟“扑哧”一声笑了。这一笑，陈华的待遇从此改变——花田由暴力改用“怀柔”了！
陈华被带进军官餐厅，大鱼大肉摆了一桌子。花田还在担心陈华会不会继续绝食的时候，陈华早已狼吞虎咽吃起来。她哪里是绝食？黑乎乎脏兮兮的囚食，她看一眼都想吐，哪里咽得下！后来陈华在回忆录中说：
“至今想想当年的日本宪兵也真笨，偏偏想不透我是养尊处优，天天山珍海味吃惯了。我不是不吃东西，而是味道不好宁可不吃。”
吃完饭，陈华提出买几件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花田自掏腰包，七拼八凑凑了一百港纸，带陈华上街。见他如此寒酸，陈华告诉他说：
“在香港，在上海，我的钱都大大的有，只要你们把我放出去，我马上还你。”
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后，手头还有不少钱，当时荔枝刚刚上市，陈华把剩下的钱全部买了荔枝。花田搞不明白了：
“买这么多荔枝做什么？你想光吃荔枝呀？”
“不是，到你们队好几天了，队上的人打也打熟了，买点荔枝请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以后下手可以轻一点。”
但是，花田的“怀柔政策”仍然没有收获，日本宪兵队决定将陈华押解上海。上海是陈华的“老巢”，蓝衣社在上海的潜伏人员她不会不知道。
到上海后，陈华仍被关在日本宪兵队。正是由于上海是陈华的“老巢”，各方面亲朋好友实在太多，日本人又实行“怀柔政策”，陈华被关押在宪兵队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前来探监的访客川流不息，囚室里整日都是欢声笑语，各种吃的穿的源源不断地送进来，陈华自己吃用不完，就都送了难友，反倒在狱中成了大善人。
到1942年年底，日本宪兵队已摸清陈华的底细，不过前有一个杨虎，后有一个戴笠，这两人都远在重庆。而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早已被汪伪破坏，日本宪兵队便“宽宏大量”，让陈华交保，然后开释，不久又撤了监视网，陈华最终恢复了自由。
陈华在回忆中说：“两年多来平静的心里只有两件事，其一是抗战早日胜利，其二是戴笠翩然归来。”可见她对戴笠的感情有多深，尽管名义上她仍是杨虎的太太。
戴笠对陈华的感情亦是非同一般，或许是长期的默契使他们彼此成为亲人，亲近到可以在对方面前原形毕露，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将对方变为不良情绪的发泄对象。而戴笠对胡蝶却总是展示光鲜靓丽的一面，从不把工作中的烦恼向她倾诉。
戴笠此次来到陈华的寓所，正是为了排解心中压力。在将自己的处境告诉陈华后，他又郑重地说：
“华妹，老头子（蒋介石）若不要我，我就去死。”
正是这句话，让陈华在戴笠离开后一直惴惴不安。
蒋介石的“催命符”
戴笠这次北飞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查处军统人员在肃奸与接收中的贪腐行为；二是完善华北、东北特务组织并督导对中共的情报工作。正如许多人所说，戴笠能揣摩蒋介石的心思；戴笠要做的这两项工作，正是蒋介石所需。
战后国民党在各沦陷区的接收已达历年来贪腐之最，深受舆论诟病，蒋介石既然无力惩治腐败，总要抓几个倒霉蛋出来应对舆论压力。戴笠既要取悦于蒋介石，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的人。对军统立有大功的魏大铭到上海后，私自接收了敌伪房屋，戴笠接到举报后经查证属实，将魏大铭扣押。直到戴笠死后魏大铭才被释放。对于平津特务私自接收敌伪资产，戴笠也早有耳闻，只是一时没有腾出手来采取措施。
同时，戴笠也清楚，虽然经“三人军事小组”调停，国共于1月10日签订停战协议，于1月13日夜12时停止军事行动，但蒋介石正是借此机会调动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准备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而“用兵必须审其虚实而趋其危”，情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布置一张强大的军事情报网络，就等于吊住了蒋介石的胃口。
总之，戴笠的策略就是在新形势下增强实力，使蒋介石不至于卸磨杀驴，起码看到他拉的这盘磨还大有用场。
然而，尽管他一到北平便马不停蹄地召见马汉三、文强、陈旭东等北平及东北办事处负责人，听取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但局势的变化还是让他措手不及，再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原计划的工作中。
首先是3月1日传来一个好消息，中国交通警察总局宣布成立，辖18个交警总队6.4万人，以吉章简为总局长，戴笠保荐的原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原别动军司令兼中美所参谋长徐志道为副总局长。也就是说，军统的大部武装部队去向已落实；接下来，只要军统的首脑机关能够操控这些部队便可万事大吉！
不料，接踵而来的却是当头一棒：蒋介石电令戴笠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讨论军统局的改组问题。
在军统化整为零去向尚未完全落实的情况下开会，明摆着是让戴笠措手不及！再看八人小组名单和排列顺序，更让戴笠火冒三丈：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明明是军统改组，却把戴笠放在了局外人的后面！
在这八人中，有四人来自特务组织，除军统三人外，另一人是来自中统的叶秀峰。中统是戴笠多年的劲敌，眼下也在被“取消”之列，叶秀峰在八人小组中势单力薄，对戴笠暂时构不成威胁。
戴笠的威胁来自前四位，前四位都是警界大亨，其中主要是与戴笠争夺警政大权十多年的李士珍。
李士珍也是浙江（浙江宁海）人，出生于1896年，虽仅比戴笠年长一岁，资格却远在戴笠之上，不仅是黄埔二期的老大哥，而且曾赴日本警察大学深造，并赴欧美考察警政。正因这个经历，1936年4月就任高等警官学校校长后，很想大干一场，即向蒋介石建议，将高等警官学校改为中央警官学校。
时隔不到半年，1936年9月中央警官学校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任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同时宣布兼并浙江警官学校。
浙江警校是戴笠的天下，在其兼任警校政治特派员最初的一两年中，便将从校长赵龙文、教务主任鄷裕坤，到训练处主任、各队队长、政治指导员等，全部调换或吸收为特务处人员，将浙江警校变为了特务处的特工培训学校。如今合并到中央警校，戴笠又喜又忧，喜的是特务处的特工培训学校升了一个档次，忧的是中央警校的半壁江山已被李士珍坐定，而他还不曾有一个名分！
当然，他要的不仅仅是名分，更重要的是实权。
他呈请蒋介石在中央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校长蒋介石特派的上层机构。当时戴笠正得蒋介石宠信，这个建议很快被批准。而蒋介石之下的校委会，显然是凌驾于教育长之上的。尽管教育长李士珍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但戴笠的主要干将赵龙文、酆裕坤等人都在其中，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正是戴笠——主任委员！
如此一来，戴笠成了凌驾于教育长之上的实权人物。他利用校务委员会，很快将特务处的人分派到政训处长、总队长等重要岗位上。李士珍手下无干将，空有资格、资历，只能眼睁睁看着戴笠将中央警校把控手中。
戴笠还指使赵龙文、鄷裕坤召集对警察学理论有研究的人，成立了一个“中国警察学会”，在全国警界网罗人才，让李士珍这个有着警政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恨得牙根疼，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谁让他势单力薄呢！
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后，如日中天的戴笠盛极而衰，隐忍十年的李士珍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网络。他要借助这张网络将全国警界收入囊中！
在数日前唐纵打来的电报中，戴笠已得知李士珍通过其后台老板戴季陶，将一份“战后建警计划”递到蒋介石手中，并由戴季陶力荐，由李士珍执掌战后建警大权。戴笠与戴季陶虽早在上海交易所时期便有往来，但在追随蒋介石之后，因戴季陶一度失宠于蒋，戴笠便与戴季陶渐行渐远；且戴季陶一直任考试院院长，与军统素无工作交集，两人便断了往来。
李士珍这一举措令戴笠倍感惶恐，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在抢军统的饭碗，而是要吃掉军统，砸掉他的饭碗！
当然，仅凭戴季陶的举荐尚不能对戴笠构成威胁，关键是李士珍的“盟友”宣铁吾乃至黄珍吾！
宣铁吾是黄埔一期老大哥，不仅两度出任蒋介石的侍卫长，而且与蒋经国称兄道弟多年，是名副其实的莫逆之交，又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风头正劲。
黄珍吾也是黄埔一期老大哥，且是郑介民的同乡，原先与戴笠关系也不错，戴笠曾在抗战爆发后保荐他担任别动队副总队长。但后来黄珍吾走了陈仪的路子，先后任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处长、福建“剿匪”司令官；又走了蒋经国的路子，任职三民主义青年团，后任青年军二○八师中将师长。抗战胜利后，青年军整编复员，黄珍吾由宣铁吾、李士珍联手保荐，蒋经国暗中施以援手，夺得首都警察厅厅长之职。至此，黄珍吾完全成了宣铁吾、李士珍一派的人。
如此三位警界重量级人物纠集在一起，其来势汹汹可想而知！
蒋介石十万火急的催归电报是由毛人凤转发的，在电报后面，毛人凤特别标注称：“李、宣等在捣鬼，谨防端锅。”
李、宣、黄等人的确是戴笠的强硬对手，可是仅凭他们几人“捣鬼”，真的能将军统端锅吗？
他们强得过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吗？强得过皇亲国戚孔祥熙吗？“三陈”加“一孔”都没有扳倒戴笠，更何况早已成为戴笠手下败将的李士珍，尽管他与宣铁吾、黄珍吾结盟！
那么，戴笠怕他们什么？
归根到底，是怕他们身后站着的那个人，那个以往一直站在戴笠身后的人。
倘若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李、宣、黄三人是捣不了什么鬼的，即使捣鬼也难以得逞。怕的是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若假三人之手卸磨杀驴，戴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这封电报让戴笠心急如焚，寝食难安。
他也曾想过效法蒋介石，蒋先后两次下野（第三次下野在1949年元月），每一次都使他摆脱困境，甩掉一批“政敌”，归来之后神清气爽，面对全新的局面。可以退为进这个想法萌生多时，不到万不得已他实在不愿走这条路。
毕竟，他的处境不同于蒋介石，他一旦离开，辛辛苦苦带出来的十余万人的队伍等于拱手让人！就算归来，庞大的军统局已被肢解各有归属，他还能得到统领这支队伍的权力吗？
可事到如今，除了退出，他还有其他路可走吗？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没有海阔天空，与其等着被人下套勒住脖子，也不如自己早点把脑袋收回来。
何况，他手里有两张王牌！
第一张，反共坚决的戴笠最能理解蒋介石，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不过是缓兵之计，内战打起来，特务工作的重要性便即刻凸显出来，放眼整个国民党从事过特务情报工作的，无一人可与戴笠相提并论。
第二张，蒋介石要打内战，就要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与美国有过成功合作经验的军事团体唯有军统，虽然美国海军援建军统组建海军陆战队一事杳无音讯，其他军援同样可以谈。毕竟戴笠在美国海军方面威望很高，甚至连前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在开罗会议期间，向蒋介石提出见一下这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军统掌门人。
凭借这两张王牌，戴笠决定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赴美国一游，一方面避开风头，一方面借机与美国海军拉拉关系，纵使蒋介石电召，也绝不轻易回国，一定要借机抬高身价，不在这场较量中大获全胜绝不归来。
复电：讵料煮豆燃萁
做好了赴美考察的思想准备，戴笠开始安排“后事”，以便归来接手时能最大限度保持军统局原有队伍的完整。
首先要做的是给蒋介石回电，推延返渝时间。
当时东北办事处主任文强从锦州返回北平，戴笠命随行的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打电话召文强到什锦花园密谈。当时已是晚上，文强直接来到戴笠办公的房间。
戴笠如此信任文强，主要在于文强丰富的工作经历。文强虽然比戴笠年轻了整整十岁，却毕业于黄埔第四期，比戴笠早了两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而他不仅当过林彪的班长，还追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他因受到上司不公正对待愤而出走，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结果不仅没找到周恩来，反而造成他本人自动脱党。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他加入了特务处。
戴笠向来反共，却欣赏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对加入特务处的文强特别赏识，抗战中曾先后委任他为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中美所第三特训班副主任、北方区区长等。抗战胜利后，又将打入东北的重任交给文强，每次到北平都会电召文强，一同研究东北地区的工作，在北平遇到什么问题，也习惯听听他的意见。
见文强如约而至，戴笠就将那封亲译的加密电报交给他。看过电报，文强知道形势对军统对戴笠都十分严峻，唯有以退为进，耐心等待，方能挽回败局。
文强的想法与戴笠不谋而合，戴笠无可奈何地表示：
“看来也只有暂时隐退了。观涛兄，你为我拟定一封复电，说我在平津沪宁的肃奸案件尚未结束，事关重大，不能耽搁，请容我延缓半月再回渝报到。”
说完，他忽然情绪有些激动，回过头问文强：
“观涛兄，曹植被曹丕逼迫七步成诗，那首诗你还记得吗？”
“记得。”文强随即背诵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好！”戴笠双手一拍从沙发上站起来，“你在电文中写上最后两句，要让他们知道，我在外辛苦奔波，一心为校长解忧，他们却在背后算计我，要端我的锅。大战在即，还要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
其实，戴笠真正想要说的，是要蒋介石念他在接收、肃奸中所做的贡献，放他一马；是要蒋介石知道，大战在即，不可自毁长城。但他不能说出口，不能流露出对蒋介石有任何的不满。
即便如此，文强仍感到十分为难。如若真写上七步诗的最后两句，激怒的不仅仅是宣、李、黄，说不定还有蒋介石，戴笠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又退一步说：
“可以变换一下措辞，尽量写得委婉些。”他特地叮嘱文强，“此事除仙舫外，不得让任何人知道，包括马汉三！”
听到最后一句，文强愣住了。要瞒住马汉三，这让他深感意外。在文强看来，戴笠对马汉三的宠信绝不亚于对他本人的倚重，这正是他及许多军统高层干部的不解之谜。而这重要信息却要瞒住马汉三，文强百思不得其解。
“有什么地方不对吗？”见文强发愣，戴笠问。
“戴先生一向器重马汉三……”
照军统纪律文强不该多问，他说了半句就停住了。下半句不用说，戴笠已经明白：
“很多人看不上马汉三，认为不该重用他，你也是这个看法吧？”
文强点点头。
“马汉三天生斜眼，五官眸子不正，命相学上称此类人心术不正，我不是不相信命相，但我是更注重现实。”
现实是怎样的呢？
马汉三原名马士杰，河北大兴（后为北京大兴）人，生于1906年，早年弃文从武，投奔正在北平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的部队，当了一名学生兵，1930年中原大战后投蒋，其后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
也就是说，马汉三是杂牌军出身！
戴笠一贯重用黄埔同学，关照同乡旧友，对杂牌部队出身的人多有提防，即使一时利用，也很快弃之如敝屣，更遑论反蒋阵营出身且沾了“倒戈将军”门风之人！唯马汉三例外！这当然也是“注重现实”的结果。
“军统局百分之九十的成员来自南方，北方人能独当一面者没有几个，而北方自古是外患边乱之源，用熟悉情况的北方人远胜于用南方人。马汉三不仅熟悉反蒋的西北军将领情况，也由于长期在口外活动，对蒙疆伪政权了如指掌，这样的人弃之不用岂不是舍近求远？”
正因为如此，西安事变后北平站升格为北平区，下辖三个站，除了北平范围内的两个站外，另一个是察绥站，戴笠任命马汉三为察绥站长。抗战爆发不久，又晋升马汉三为北平区区长，嗣后又先后任命他为军统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华北实验区区长，直至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成为名副其实的军统高级干部！
戴笠对马汉三如此委以重任，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实力。
“马汉三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媚日卖国的情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古、外蒙古的侵略阴谋活动的情报，都是很详尽很有价值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强，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冯部竟无察觉；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汉奸所发现。他不但对内外蒙古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内蒙王公德王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交情深厚，还通过内蒙古打进外蒙古，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
戴笠又举了一些马汉三所做“贡献”的实例，均为文强闻所未闻，也让他不得不对马汉三刮目相看。
尽管如此，戴笠对马汉三仍不能放心，可以说是既重用又多有防范，何况机密事件本应有保密范围，与对某人信任与否无关。
说完马汉三，文强按照戴笠的要求草拟了一封复电，与龚仙舫研究修改一番，翌日一早交到戴笠手中。电文云：
校座钧鉴：
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沪宁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唯命是从。讵料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生：戴笠
戴笠审阅后将复电发给了毛人凤，由毛人凤转呈。
与此同时，龚仙舫经与文强商量，悄悄另发一电致毛人凤，要他注意情况，相机转呈。毛人凤一向谨慎，一旦情况不妙定会设法补救，甚至会扣下电文请戴笠重发。
布局，马汉三死于谁手
申请延期南归后，戴笠安下心来按计划料理“后事”，首先打电话叫来了王蒲臣。
王蒲臣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胶济铁路警务处处长，尚席未暇暖，又被派往北平任军统驻平津总督察。这个任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暗中监视马汉三并调查其贪腐行为。因为马汉三任北平办事处主任不久，戴笠就发现他趁肃奸接收之机大肆敛财，遂决定暗中调查，一旦抓住证据，绝不姑息。
同样是在晚上，王蒲臣接到电话后，来到戴笠下榻的弓弦胡同十四号。戴笠首先询问对马汉三贪腐行为的调查情况。王蒲臣说：
“马汉三利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不仅暗中向汉奸们收受钱款及各种珠宝首饰和文物，公开接收的一些钱财也都进了他个人的腰包。他一到北平就盯上汪时璟，和他的秘书刘玉珠劫收了伪银行的大宗钱款。”
“有证据吗？”
“很多人可以证明。”
“捉贼捉赃，最好能查到物证与这些钱财的去向，弄到行贿人的口供。”
“就算都查到了，制裁他也不容易。”王蒲臣说，“马汉三是只老狐狸，既然敢侵吞敌伪资产，就会拉上保驾的。他整天四处烧香拜佛，该进的庙门都进过了，到时候会有很多人为他说话。”
这一点戴笠没想到，既然没给他本人“烧香”，那么在军统给谁烧的呢？只能是郑介民。郑介民时任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国民党代表，正在北平。而北平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难不成也烧到了李宗仁的庙门上？
如此一来，戴笠只能暂时放马汉三一马，因为他没有时间了。他叮嘱王蒲臣继续调查，包括马汉三都拜了哪家的庙门，务必一一查清，终究有一天会用得着。
最终，王蒲臣成了马汉三的掘墓人，他的调查成了压死马汉三的最后一根稻草。遗憾的是，这个结果戴笠没有看到；而真正致其死命的原因也并非贪腐，而是军统改组后保密局的内斗。
正如王蒲臣所说，马汉三与刘玉珠贪污最大的一宗来自汪时璟。戴笠死后不久，马、刘用这笔钱在前门开设了一家金店。即便如此，由于他把所贪财产很大一部分分给了郑介民，又行贿李宗仁，政治上有了靠山，不仅没人敢动他，而且野心勃勃，暗地里搞起了小组织，连军统老资格的乔家才也被他拉了过去。
乔家才是山西交城人，与戴笠是黄埔六期同窗，毕业于警宪班，作为外勤中的骨干多年来活跃在山西、陕西、北平等地，抗战胜利后主持山西肃奸工作，后调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这一调任，又与马汉三在北平相遇，为此险被连累招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的小组织最初以华北特务为主，后发展到其他省份，已达50多人，主要目的是在郑介民与毛人凤的争权夺利中拥郑反毛。王蒲臣与毛人凤是同乡，自然站在毛人凤一边。他亲自到南京，将搜集的马汉三的小组织名单交给毛人凤。
恰逢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下令全力支持孙科，所有军统中的国大代表都接到正式命令，不仅要投孙科的票，还要为孙科拉票。但有一人违反了此命令，这个人就是马汉三。马汉三不仅投了李宗仁的票、公开为李宗仁拉票，而且出资帮助李宗仁竞选。
这一条最为重要，毛人凤立即将签请严办马汉三的报告面呈蒋介石。投李即反蒋，对蒋介石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可马汉三是国大代表，蒋介石不得不慎重，考虑再三最终没有照例批上“准予枪决”，而是批了“准予扣押讯办”。
讯办就讯办，先扣起来再说。毛人凤亲自赶赴北平，扣押了马汉三、刘玉珠、乔家才，抄没马、刘金店和家产，并勒令马的小组织成员写悔过书，检举马汉三的不法活动。
马汉三等人被押解南京后，根据王蒲臣搜集的大量罪证与其口供，毛人凤再次签报蒋介石处决马汉三。
贪腐证据确凿，正是借口，这次蒋介石没有犹豫，大笔一挥，批准处决马汉三、刘玉珠。乔家才虽是马的小组织成员，因未参与劫收日伪财产，亦未在副总统竞选中与蒋介石对抗，因此逃过一劫。
后来马汉三之所以闻名遐迩，皆因有人无来由地将他与戴笠坠机联系在了一起；对于马汉三最终翘辫子，也是言之凿凿，说是毛人凤为戴笠报仇所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送别，一语成谶
当晚谈完工作，戴笠又十分鲜见地与王蒲臣拉起了家常。关于王的家庭情况、王的姐姐王蕉梅的情况，甚至于一些生活琐事，他都问得非常仔细，一一叮嘱，让王蒲臣既感到亲切温暖，又有些意外。戴笠最后对他说：
“你跟我十多年来，也够苦了。一个人是没有几个45岁的，时间是丝毫不会放松我们的啊，你要留心！”
这一年王蒲臣44岁（虚岁45），戴笠49岁。王蒲臣在回忆中说：“‘时间是不会放松我们的’，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部属的关心，十分感人。”但在当时他并不理解戴笠为什么会发出这些感慨。
也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戴笠对每个下属的报告以及一文一电，都批得非常详细，甚至对每一件事情的办法，也不厌其详地逐条指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默默做着离去的安排。
3月10日上午，戴笠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主持总理纪念周，参加者数百人皆军统在北平的工作人员。他在讲话中强调，军统以效忠国家、效忠领袖、服膺三民主义为共同纲领，“我们个人无主张，一切唯有秉承领袖蒋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他并不回避军统将被改组，但“团体工作是少不了的。因为我担当领导任务，因此必须告诉各位干部同志，不是人家打倒我们，是我们如何才不被人家打倒”。他指出军统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精神颓靡，生活腐化，意志容易动摇”等，要求“干部同志们觉悟，担负起责任”。
最后对华北工作作出详细指示，“华北必须掌握几个都市，如北平、天津、沧州、济南、保定、石家庄”；要求他们针对共产党开展活动，保证道路畅通，交通安全；“必须在同志中选择思想能力优良者，将他们安置进去”。
这是戴笠最后一次发表长篇讲话。
3月12日晚，戴笠赶到吉兆胡同郑介民的住所，与郑介民做最后“诀别”。在商讨解决东北方面的问题后，特意将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单位的家底——从人员到资产以及军统改组进展等，一一向郑介民做了详细交代。
郑介民一向不愿介入军统内务，一听戴笠谈这些就连连摆手：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不管你感不感兴趣，都要掌握军统情况。”
以往戴笠从未对郑介民谈过军统内务，也不希望他介入，今天的反常表现，让郑介民一头雾水。
“军统内务有你掌管就行了，没必要跟我说。”
见他执意不听，戴笠只好说出实情：
“我早就想过出国考察，现在时机到了。杰夫兄，军统这个摊子只能交给你了。”
“啥叫时机到了？”郑介民似信非信，疑惑地看着戴笠说，“就算你出国了，我也未必担得起这个责任。”
“担得起担不起你都得担。”
戴笠执意将军统家底细说一遍，最后交代了一件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事：
“这些年，为解决抗战中死难同志遗属的生活问题，我们想尽办法，拆东墙补西墙，现在好了，我们有足够的财产和资金解决这些遗属的生活问题了。这件事你一定要想着，按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用……”
戴笠所说的“足够的财产和资金”，就是军统在接收中截留的日伪资产。
或许是由这些死难者联想到了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戴笠表情凝重，语调沉痛。
郑介民一边听，一边不时看看戴笠的脸。他觉得戴笠太反常了，就像临终之人在做最后的交代。
第二天是戴笠离开北平的日子，临行前，戴笠最后一次在什锦花园召开工作会议。散会后，他准备去机场，王蒲臣等与会者要为他送行，戴笠不肯，大家再三坚持，戴笠最终妥协，说：
“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好，最后一次。”王蒲臣随口应着，却一路上莫名其妙地想着“最后一次”这四个字。
不料一语成谶，此次送行果真成为最后一次。
暴雨中专机误撞岱山
3月13日是戴笠最后一次到天津，随从人员有龚仙舫、金玉波及副官、卫士等。戴笠仍下榻吴泰勋家中，仍借用睦南道张学铭住宅办公。
戴笠此行有两项任务：一是布置调查天津军统特务在肃奸中的贪污行为；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忙到15日，接到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称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已入住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准备做手术割去左肾，建议他前去探视，以利于东北办事处工作的开展。戴笠当即遄返北平，到中和医院看望杜聿明。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老大哥，虽比戴笠年轻几岁资格却远在戴笠之上，两人相识多年并无工作交集与私人交往，戴笠的突然造访让杜聿明既意外又不无惊恐。
戴笠是蒋介石治下首屈一指的大特务，贸然造访，杜聿明以为他衔蒋命而来，打听自己病情，以决定东北是否换将。戴笠自知冒失，经过一番解释，杜聿明才放下心来。
询问病情之后，戴笠言归正传，希望杜聿明支持军统工作，推荐文强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并决定调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到东北，担任北宁路及中长路的警备和检查任务等。杜聿明见戴笠说得诚恳，当即表示感谢，并表示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的工作。
3月16日，戴笠一行人飞往青岛。在召见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后，当晚宴请柯克，商量借用驻青岛美国海军军舰协助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军队及给养事宜。晚宴后，戴笠下榻青岛警察局局长王志超提供的龙口路二十六号行馆。
17日上午，青岛大雾。由于临时召见军统鲁南站站长杨可僧与素有临沂王之称、时任临沂行政督察专员的王洪九，戴笠将启程时间推延了几个小时。
11点30左右，戴笠一行人来到青岛沧口机场。此时云低雾重，浓雾夹着雨丝，青岛笼罩在烟雨迷蒙之中。这样的天气实在不适合飞机起飞，梁若节等送行人员都劝戴笠改日再走。
但是，戴笠18日必须赶回重庆，回重庆之前要去南京见何应钦，商量何赴美之后敦促美国海军援助之事，并请何在自己出国考察一事上施以援手。同时，他还要回上海与胡蝶见面，与唐生明、杜月笙落实一下胡蝶离婚事宜。也就是说，17日他必须赶到上海或者南京。
当机场工作人员报告“上海天气恶劣”“南京天气尚好”时，戴笠告诉飞机师多给飞机加油，以备上海不能降落时转飞南京。他乘坐的这架飞机是航空委员会派拨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在40年代堪称世界一流，性能安全可靠，戴笠也因此没有在意天气问题。
11点45分，飞机起飞。飞到上海上空，正逢大雨滂沱，机场无法降落，只好按预定计划改飞南京。不料，这时南京上空也是雷雨交加。飞行员与南京机场联系，一再请求降落，机场只好勉强同意。
可是，南京机场同样不具备降落条件，不仅雷阵雨下得猛烈，而且云层极低，能见度极差，飞机穿云下降时，已经越过机场上空，飞到了江宁县，先是撞到板桥镇南的一棵大树上，接着紧急攀升，却又撞上高不过200米的岱山。
随着一声巨响，机毁人亡。
机上13人，除戴笠外，还有军统局本部人事处长龚仙舫，帮会工作专家金玉波，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卫士曹纪华、何启义，通讯员李齐，译电员周在鸿，飞行员冯振忠、张远仁、熊冲，机工长李开慈，还有戴笠的一位重要客人黄顺柏。由吴泰勋说情免了牢狱之灾的黄顺柏，没想到在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美梦中驾鹤成仙了。
就在戴笠等人撞机身亡的时候，上海办事处及上海区的军统负责人李崇诗、王新衡、邓葆光、王一心等人还等候在上海龙华机场。
这个时候，陈华也在等着为戴笠接风。
戴笠在16日已电告李崇诗，17日中午到机场接机。王新衡在17日上午打电话给陈华，说戴笠正从青岛飞往上海，邀她一起吃午饭，为戴笠接风。
陈华在中午之前赶到王新衡家，可是，去机场接机的王新衡却迟迟未归。后来，王新衡终于回来了，一进门就说：“飞机没接到。”
陈华未假思索，脱口而出：“飞机摔掉了？”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陈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勉强支撑着走出王家大门，乘车离去。
谁去寻找老板
下午四时，上海方面仍未接到戴笠的专机，赶紧与南京、重庆联系，询问是否因为上海大雨戴笠的专机已转飞他处；又联系北平、天津、青岛，并请美军飞机沿途搜寻，均无结果。
在局本部，毛人凤已陷入极度恐慌之中。以往戴笠每到一个地方，动身之前与抵达之后都要最先与他联系，告知行踪。可这次，从上午接到他即将启程的电报，从此便石沉大海。中午一点的时候，毛人凤就询问有无“老板”的消息，电讯台说未收到“老板”的联系呼叫，当时毛人凤心里就“咯噔”一下。由于以往戴笠也曾在抵达目的地超过两三个小时才联系，当时毛人凤还没有太在意。
到下午四点仍无音讯，加上上海、南京等地来电询问，毛人凤慌了，亲自跑到电讯总台，让电讯人员与沿途各地军统外勤单位联络，呼叫了整整一夜，也没打听到戴笠的下落。
这个夜晚，毛人凤在办公室等了一夜消息。
山城雾重，黑夜愈发漫长，直到早上七点浓雾依然遮盖着初升的太阳，毛人凤等不及了，急匆匆驱车赶往蒋介石的黄山官邸。
对毛人凤这么早赶来，蒋介石显然有些吃惊，料定有什么急事，可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戴笠乘坐的专机失联了！
蒋介石虽想借改组军统之机削弱戴笠的实力，却并不想置戴笠于死地。毕竟戴笠多年来对他的效忠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戴笠与美国海军的关系无人可以取代，而争取美援是蒋介石向中共开战的重要保障；同时，一旦开战，戴笠在谍报方面的作用也是他人不可替代的。
蒋介石什么都没说，伸手抓过电话，拨通了航空委员会，询问222号飞机的情况。航委会称，222号飞机曾先后到达上海、南京上空，因两地都在下大雨，无法降落，但飞机坚持在南京降落，让机场做好准备。飞机在13点06分与地面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便再无讯息……
这个结果令蒋介石愈发紧张，他当即下令航委会主任周至柔，马上派几架飞机沿途搜索，弄清222号专机降落地点，随时报告。放下电话，对六神无主的毛人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