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出版书）》
作者：[日]增井经夫
译者：程文明
内容简介：
《甲骨文丛书·大清帝国》由日本学者增井经夫所著，程文明 译，2017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系甲骨文丛书系列中的清史研究专著]。该书以清朝近三百年历史为脉络，系统分析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对外关系及学术文化的演变过程，探讨清王朝作为中华传统集大成者的历史特征。全书从明清易代、康乾盛世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关键节点切入，结合白银经济、商人群体、学术流派等专题研究，梳理了清帝国从兴盛到近代化转型的复杂轨迹。该书是日本清史学习和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著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亦是一部清史入门手册，详细描绘了最后的中华王朝在二百七十多年间的繁荣与没落，解析了近代中国的起点，其中对清代的社会经济、学术、文艺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内容结构兼具通史框架与专题视角，涵盖社会动乱、经济转型与文化传承等多维度议题，为读者提供综合性的清史入门参考。
清王朝乃四千多年的中华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集大成者，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增井经夫详细描绘了最后的中华王朝在二百七十多年间的繁荣与没落，解析了近代中国的起点，其中对清代的社会经济、学术、文艺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大清帝国》是日本清史学习和研究者常用的参考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可作为一部清史入门手册。
目录
导读
引言
序章 清代概观
一 时代特征
少数民族的统治
二 社会状况
三 文化特征
1 明清易代的背景
一 《华夷变态》
二 满族的崛起与明朝的垮台
三 明代遗产
四 明朝遗老
2 清朝的强盛
一 清朝统治的施行与贯彻
汉化的清王朝
二 三藩之乱
三 康熙治世
四 雍正时代
五 乾隆朝的繁荣
3 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
一 统治的弱化
二 白莲教起义
三 白银经济的确立
四 对外关系的转变
五 广东十三行
4 鸦片战争
一 中国的近代
二 鸦片贸易
三 鸦片的大规模输入
四 《南京条约》
五 第二次鸦片战争
5 太平天国
一 近代思想与活动
二 拜上帝会
三 太平天国的发展
四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五 太平天国的灭亡
6 清代的社会经济
一 社会经济的基调
二 通货和商人
三 白银经济的展开
四 商人的活跃
五 会馆与公所
7 清代的学术
一 中国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
二 清代思想
三 清代史学
四 清代诸学
8 清代的文艺
一 清代文学
二 清代美术
三 清代建筑
四 清代的文房用具
终章 清代二百七十年综述
一 中国历史上的清代
二 世界历史上的清代
参考文献
年表
附录
索引
导读
一
本书作者增井经夫先生，于昭和五年（1930）春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与其同期毕业的还有江上波夫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已故）。对于我而言，增井先生是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的老前辈。
我与增井先生直接接触是1950年前后的事，时值增井先生受三省堂之邀，执笔编撰高中世界史教科书之际。记得当时，增井先生从重视近现代史的观点出发，计划编撰出一部倒叙式的世界史。那时，既没有文部省对教科书的检定，也没有教科书调查官。
当时，作为东大的一名“特别研究生”，我正在东洋史研究室效力，通过一名西洋史专业的朋友，收到了增井先生希望我协助他编写这部世界史的邀请。由于当时时间甚是充裕，我便接受了增井先生的邀请。但所谓的“倒叙式”，真做起来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而且对于初出茅庐、资历尚浅的我来说，在当年并不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我好歹完成了所承担的东洋史部分并提交了原稿，可当时并未出版，也许是由于三省堂编辑部方面不甚满意的缘故，增井先生编写倒叙式的世界史的计划最终就没有了下文。
许久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多位专家为调查郭沫若先生流亡日本期间的相关资料来到日本，我曾作为向导，带他们造访了增井先生的宅邸。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居住期间，曾去过位于本乡二丁目的文求堂书店，拜访过店主田中庆太郎先生，并与田中先生有过深交。这位田中庆太郎先生，正是增井先生的岳父。田中先生已然去世，因其子田中乾郎早在其前就已经过世，所以郭沫若先生的相关资料当时都保管在增井先生那里。
增井先生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择了“清代的广东贸易”这样一个题目。虽然在当下来看，这可能是个极其普通的选题，但在当时，选择一个与近代史相关的题目撰写论文的学生是很少的，据说当时增井先生的老师也没给他好脸看。因此可以说，增井先生当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选下这个题目的。那之后，增井先生便始终如一地从事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
说起增井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包括论文），截至本书出版为止，第一部出版的是他的一部译著——H.B.莫尔斯的《中国工商业行会论》（『支那ギルド論』，生活社，1941）。估计增井先生在撰写其毕业论文之际，借鉴过莫尔斯的这一著作。二战后，作为岩波新书的一部，增井先生在1951年出版了他的《太平天国》，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太平天国的研究终于在新中国也开始有了生机。
增井先生并没有特别地采用中国方面的新史料，而是充分利用出版于德川时期的日本方面的文献，以其平实易懂的文章，对太平天国起义所具有的近代史意义进行了巧妙的叙述。在当时，以这样的形式对太平天国起义进行记述的日本学者的文章尚未出现。而且，《太平天国》被作为岩波新书的一个单行本出版，在当时也是非常符合时宜的。
《太平天国》一书出版，给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在一般的读者群中也被广为阅读。增井先生在该书中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户时期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图书等，这似乎也给读者们留下了一种新鲜的印象。虽然在自战前开始便长期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中，存在对该书的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在当时日本的读书界，该书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增井先生作为一位新晋的中国史专家，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事实。
四年后，增井先生以该书为基础，出版了名为《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アヘン戦争と太平天国』，弘文堂、アテネ文庫）的小册子。该书是一本A6大小的76页的小册子，至今手中仍然保有该作的日本学者估计是很少的。虽然该书仅仅是一本小部头的著作，但在其中，增井先生却对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的关联性进行了准确的论述。该书中展开的论点，构成了《大清帝国》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增井先生重新执笔写作《中国的两个悲剧——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中国の二つの悲劇——アヘン戦争と太平天国』，研文出版）一书，再度就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的相关性发声。另外，增井先生还与中国文学研究者今村与志雄先生一起，共同翻译了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Lin-Le）的《太平天国》（全四册），并将其交由平凡社（东洋文库，1964～1965）出版。
增井先生在此之外还于1966年出版了《亚洲的历史与历史学者》（『アジアの歴史と歴史家』，吉川弘文馆）和《史通——唐代的历史观》（『史通——唐代の歴史観』，平凡社）两部著作，在三年后的1969年翻译并出版了《焚书——明代异端之书》（『焚書——明代異端の書』，平凡社，1969）。《焚书》的作者李卓吾先生不仅在中国的学界甚是知名，在当时日本的中国思想史领域也是一位常被提起的思想家。增井先生之所以特意翻译李卓吾先生的著述，恐怕是因为他很关注李卓吾先生吧。
如此看来，与社会经济史相比，增井先生应该是对思想史、文化史更感兴趣的。在金泽大学工作期间，增井先生之所以会如此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或许是因为居住在金泽这个中国史料比较缺乏的地方。在增井先生从金泽大学退休的1972年，他还出版了《中国的历史与民众》（『中国の歴史と民衆』，吉川弘文馆）一书。
战前，在东京大学东洋史学部，考证史学被视作正统，当时存在一种若不从事考证史学研究便得不到认可的倾向。增井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都未曾参与到考证史学研究之中，所以在整个战前、战中时期，他们在学问上一直处于一种“在野”的地位。
在这段时期，刚刚起步的年轻学者虽然缺乏经济支撑，却依然努力地坚持着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当时，有稳定职位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寥寥无几，增井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二战末期，抑或是二战刚结束后，增井先生在继三岛一先生之后，当上了旧制武藏高校的教授。随着新制大学的成立，增井先生随即成为武藏大学的教授。后由于金泽大学法文学部向其发出邀请，欲聘其为该学部的教授，增井先生在再三思虑后，最终决定到金泽大学就职，直至退休。
增井先生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金泽大学工作时期执笔完成的。本书《大清帝国》，虽然也很可能是增井先生在金泽大学时期开始构思的，但出版是在他从金泽大学退休回到东京之后。继该著之后，增井先生在其晚年出版的著作中，还有《中国的两个悲剧——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参见前文）和《中国的白银和商人》（『中国の銀と商人』，研文出版，1986）两部。
二
以下，希望通过对《大清帝国》一书的简要介绍，为始读本书的各位读者提供些许指引。
在序章中，增井先生对清代的特征、社会状况、文化特色等进行了简明易懂的说明。可以说此章浓缩了增井先生的清代观，希望各位读者能认真品读。
第一章“明清更替的背景”，并不是从正面就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兴起等展开叙述，而是试图通过对明代遗产和明朝遗老的讲述等入题，对明清两代的朝代更迭做出了说明。为此，增井先生援引了长崎奉行中川忠英编撰的《清俗纪闻》和《华夷变态》等史料。
《华夷变态》一书原本并没有出版。1644年以后，来到长崎的唐船（即中国商船）船长需要向长崎奉行提交报告书。后来江户幕府的大学头林鹅峰（即林春斋）、林凤岗父子将这些报告书施以整理，并将其命名为《华夷变态》，研究者只能到内阁文库才能查阅找这一史料。中国史研究人员几乎无人使用过这一史料。但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先生发现了它的价值，动员他指导下的小组研究生、大学生将其原文誊抄下来，并委托东洋文库将其出版。当时，正在东洋文库担任研究员的我，受研究部长和田清先生之命，担当了《华夷变态》一书的编辑和校对。该书全书共三卷，其中上卷于1958年出版，中卷、下卷于1959年分别出版面世。
增井先生第一时间便注意到了出版的《华夷变态》，并将其用于《大清帝国》的写作。据此可见，当年增井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无疑是非常积极的，而这也是增井先生和我之间的学术渊源。
在第二章“清朝的强盛”部分，增井先生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进行了记述。这三代是清朝最为繁荣、辉煌的时期。虽然同时也出现了三藩之乱，但清朝统治者通过对其进行有效的镇压，为自己的统治确立起了牢固的基础。若是一般的清代概述，恐怕会把这部分作为重点来叙述。可增井先生似乎并没有对其进行特别重点的处理。
在第三章“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中，增井先生从乾隆末期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展开，分别对白银经济的形成、来自欧美各国外压的开始、广东十三行等进行了叙述。过了全盛时期的清朝各种矛盾接踵而至，迎来了盛衰转换的时期。增井先生毕业论文中选取的广东贸易也不断地产生问题。可以说，对于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史的这一时期，增井先生倾注了大量笔墨。
第四章“鸦片战争”和第五章“太平天国”在本书中是大放异彩的两章，是增井先生重点阐述的内容。当然，在这之前，以《太平天国》（岩波新书）为代表，增井先生曾写过很多相关著作和论文。读者若是读了这两章，应该会清楚地发现增井先生在《大清帝国》中也对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给予了高度重视的原因。至此，本书中关于政治史的记述告一段落。尽管该著名为《大清帝国》，但政治史叙事是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这应该还是有问题的。但这并不是增井先生的责任，遵照讲谈社编辑部定下的方针，只能如此。在此，我必须加以澄清。
在第六章“清代的社会经济”这一部分之中，增井先生对清代的通货，特别是白银流通的问题、白银与商人的关系、会馆与公所等进行了详述。在其近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增井先生最为关心的是白银流通问题。如前所述，增井先生在其晚年，还在《中国的白银与商人》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增井先生似乎格外关注流通问题。关于会馆与公所，正如他在二战期间翻译了H.B.莫尔斯《中国工商业行会论》一书所显示的，增井先生同样对此极为关注。
第七章“清代的学术”亦如前章，增井先生对此话题做出了非常详尽且广泛的论述。在思想方面，增井先生自朱子学谈起，对反对朱子学的异端思想家明末的李卓吾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如前文所述，增井先生曾翻译出版过李卓吾的代表作《焚书》。在史学方面，增井先生对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章学诚等进行了详述。另外，他也论及了清代的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医学等。除本书外，在“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之中恐怕没有其他能如此全面、详细地对学术、思想领域展开叙述的著作吧。由此也可以看出，增井先生对学术、思想是极为重视的。
在第八章“清代的文艺”之中，增井先生对文学、美术、建筑、文具等进行了叙述，尤其是对文学、美术的叙述更为详细。至此，关于清代的学术、文艺，本书的小词典功能发挥完毕。如前所述，本书中关于政治史的叙事截止于十九世纪中叶，而第六章至第八章却一直叙述到清末。
在最后一章，增井先生从整体上对清代历时二百七十年的发展过程做出了一个清晰的总括。
三
作为1974年刊行面世的“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清帝国》即将改名为《大清帝国》（即本书），并被正式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由于增井先生于1995年6月先行辞世，讲谈社便请我来协助完成这一工作。基于与增井先生生前的缘分，我便接受了这一邀请。
拜读此书时最先注意到的，是此前的注音假名有很多错误的问题，其次是汉字也有一些错误，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已订正完成。再有是增井先生在其著作中，都是以“扬子江”的表述来行文的，由于最近日本已改称“长江”了，所以我将其都改为“长江”。此外，由于藤井宏先生的论文，我还将增井先生“新安商人”的表述改为更为人知的“徽州商人”。
另外还有一处，在此想指出增井先生的一处误解。增井先生原文中的“‘宋代=近世’的观点早已在日本普遍存在。为了论证这一点，人们曾从思想、艺术、法制、经济等方面出发，提出过很多证据，并据此宣称：同西欧相比，中国早在几个世纪前便进入了近世”的表述，似乎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宋代近世说”当时在中国史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定论。但实际上，围绕“宋代近世说”这一问题，在战后的日本中国史学界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宋代近世说最早是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博士提出的一个观点，战后，其学生宫崎市定教授等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但在战后迅速重建起来的历史学研究会的年轻学者，对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通过对出现于五代、宋代初期的地主与佃户制度的分析，提出了正是这一时期才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时期。是将宋代视作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时期（中世），还是像内藤、宫崎主张的那样，将宋代视作近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确立时期呢？如今这两种主张相互对立，尚未形成一个定论性的观点。对此，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山根幸夫
引言
清代——此前中国的集大成者
在讨论中国史之阶段划分时，基于各朝代的历史进行划分，已成了一种久而久之的习惯。特别是在通史编撰之际，若使用其他方法，不仅难以划分，而且今天看起来，也似乎无此必要。本书的记述针对自清王朝兴起至其衰败，即自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末的清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展开，也就是说，描述的是所谓的旧中国的最后的繁荣，及其逐步走向没落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清代中国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它既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顶点，也是一君万民社会的终结点。但由于今日之中国是在否定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即便是取清代而论，除那些可视作人民遗产的事物外，人们并不会对这段历史产生多少认同。但事实上，中国人传下来的可夸耀于世界的文化遗产，却多数是清代遗留下来的。
清代简略年表（从明清之际至太平天国运动）
清代，是此前中国的集大成者。仅以此视角来解说清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思想、文化动向等，或许没有什么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做法多是将清代历史作为王朝历史之一加以看待，并以清王朝为中心就其政治性问题展开各种记述。这与其说是我们一心专注政治史、无心他顾，不如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视角之外，我们可为清代赋予一定特色的地方还相对不多。
所谓政治史，可以说是一种用测振仪记录的社会波形，正是以此描画出来的一个个事件，历史才有了它的脉络。然而，这一脉络图容易将一个看似平整且成规律性反复的历史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本书力求规避该记述方法，特别是将不会采用那种越对这为数庞杂的事实进行阐释便越感充实的记述方法。此前的中国史书，皆是经官僚之手，为官僚而写就的，他们为之日夜执着的制度、官位等，几乎占据了那些史书的全部主题，其遗风仍然延续至今。因此，本书刻意规避了这一点。毕竟即使在今天，这种一味列举谁是重要人物、谁是大小官员的记述方式，也算得上是一种喋喋不休、令人厌烦的笔调了。
本书的宗旨
我在动笔之初，便未曾想过让本书发挥一种清史事典的作用。因为这样的事典中，已经有了许多杰出的著作，所以行文时也不曾想过要网罗各个方面。读者之期待甚为广泛，本书难以对此做出相应回应之处，在此还请见谅。另外，很多读者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的、传统的中国史记述。可以想象，对于这些读者来说，本书也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对此，若能将这种不足视作视角不同的结果，我会倍感荣幸。
我原本想将此书作为一本民众史付梓，可这样一来便会使本书失去它作为“丛书”中的一部的功能，所以未敢那样尝试。如此一来，不能否定的是，本书存在表达不清、解释不够充分的问题。其实，就概说性的著作而言，这样的欠缺本来就是相伴而生的，实难避免。不过反过来说，在此类概说性著作中，也并不是都没有新的东西可去发掘。如同张网逐鱼群，鱼群的特点自然重要，可与之相比，我们也能深感渔网性能的重要性。
以清代的美术为例，通观其各个领域，如果说绘画、书法方面的问题还比较明晰，那么雕刻方面的问题就是十分令人困惑的。留存至今的实物并非没有。若说明清时期雕刻呈衰退之势，可视作雕刻物的东西那时已不存在，这已经是过去的说法了。当人们认定何为雕塑的时候，我们用以逐鱼的网眼似乎该是问题的关键。明清时期，建雕塑的需求变少，人们建雕塑的欲求也随之下降，这一事实当时确实存在。可与其说是雕刻技术衰退了，不如说是转换了发展方向，即在雕漆、玉器和象牙精细雕工等方面实现了转型和发展。这种倾向不只在中国，在亚洲其他地区也能够见到。日本江户时期塑像建造呈衰退之势，我们会想到其背景因素可能与中国的情况有共通之处。宗教热情冷却、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改变等，仅以这样的理由便难以厘清的问题，我们还能想到很多。所谓概说性的著作，可以说都是提出问题多一些，但不强调对其做出各种解答。
本书记述的是旧中国的最后阶段——清代，具体记述内容包括：首先，政治上着眼于将庞大的官僚组织统一到服务于皇帝一人的强力、实效的政治体制，经济上聚焦于以白银为支撑的商品流通的盛况；其次，对这二者朝向极限发展的过程进行了一定的描述；最后，针对促使清代由政治经济鼎盛局面最终走向政治崩溃、经济解体的三方面因素——来自外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经济入侵，源自内部的国内农民的反抗，以及以市民阶层为主的经济势力的优势发展——分别进行了相应的记述。其中，最后一方面的记述内容也会下及至清末，但本书对此所做的记述未必充分、详尽。另外，当我们观今日之中国、论旧时之中国之际，当然也要言及现在的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而且也不能不环顾对那些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些都是相当困难的工作，所以本书对此进行的论述，也容易流于一些定论、公说。尽管定论、公说可以令日本读者产生一种放心感，可我还是在努力回避这种做法，所以也会为本书增添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不知在读者心里的那面镜子中，本书的论述到底会形成一种怎样的映像？我想即使其中只有一幅映像能被读者朋友收入画框、长期留存，也算是我的幸运了。
序章 清代概观
一 时代特征
如何看待清代
十七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清朝大体与日本江户时期并行，欧洲则处在近代民族国家崛起发展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近代欧洲（国家）已向世界各地拓展自己，所以亚洲的文明、东方的（财富）富足等，这些起初曾为西方憧憬、向往的印记已发生改变——此时的亚洲、东方，在西方看来已然成了一个僵化、落后的“亚细亚”。另一方面，亚洲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它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认识到自己远不及西方。及至江户幕府崩溃王朝覆灭，人们随即认为这种社会发展的迟滞于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和王朝的大中华观念。
政治上的变革会缔造新的时代。及至新时代出现，前朝一般都会被视作一个失策、错误甚多的时代。基于这种认识，近代史学表现出了如下趋势，即以社会发展为主要课题，将对探究社会矛盾当作解释历史的关键。为此，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亚洲历史，尽管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化遗产，但在时代意义上并未被给予多高的评价，不仅中国如此，日本、印度也不例外。向前推溯，当我们想到中国的唐、宋和日本的平安、镰仓等时期时，与社会发展之类的问题不同，仅是在文化上，人们都会努力认可它们，赋予它们重大意义。相比之下，人们对十七至十九世纪亚洲史做出的评价却明显有失偏颇。一言概之，这种评价虽在时间的亚洲归于近世，但在时代特性上，却认为它是反近代的。
人们一旦认为某个时代存在此种倾向，且此种特性甚是明显，便会刻意提取诸如此般的事实并将其积累起来，如此一来，便越发认为确实如此了。若人们想到的是与之相反的倾向、特性，同样也能找出许多与之相符的史实。即便事实只有一个，观察它的视角和思考它的方式也会各不相同。
那么，是不是说可以毫无凭据地解读历史事实呢？绝非如此。能够让我们接受的思考方式、研究方法等并非多种多样的，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进行“健康”的对话是人们所希望的，我们必须循着这样一条路径来与过去对话。
“清代史”这一名称[1]
大清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它与存续许久的古罗马帝国一样，一直延续至一个时代的最后。那时人们一般习惯于将这一时期称为“清朝的时代”，将这段历史称为“清朝史”。如此称来称去，便出现了以清政府为中心来进行思考的毛病。其结果，或是清朝之天子都是些比历代王朝英明的皇帝，或是彼时之官僚机构在当时的世界上非常完备无人可比，对清代历史进行的研究多是以赞誉而终的。对此，即使不能视其为错，却也不禁觉得似有误判之嫌。如我们把历史地域、民众、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内在驱动力的发展性，而非一种王朝史纳入视野的话，将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作“清代史”似乎更为适合。所谓“清”这一国号，对当时中国的汉族人而言，其实是位于主导地位的朝廷的自称，与满族统治中国的历史记忆也有密切的联系。
就欧洲历史而言，当人们提起法国的波旁王朝时期、英国的都铎王朝时期，我们的研究一般会将王朝文化作为对象，而非将那一时期的一切全部涵盖进来。在伊朗历史上，近世以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和萨珊王朝时期等自不用说，近世的萨非王朝、卡加王朝、巴列维王朝时期被作为一个“时代”加以称呼的很少。在日本，“藤原时代”、“足利时代”、“德川时代”的叫法已然为人放弃，这同样并非偶然。虽无人以其国姓——爱新觉罗来称清王朝，可“清”与“爱新觉罗”实乃同义，这很早开始便为人知晓了。也就是说，称清王朝为“清代”，是一种古来如此的叫法，时至今日，尚无可取而代之者出现。
通过王朝名来对中国历史进行时代划分，不仅是一种长期以来的习惯性做法，也由于史料制约，且一般认为王朝之更替一定程度上也映照了基础层面的社会变迁，所以实际上也没有人去尝试硬行改变此种称谓。即便是通过各王朝的权力中心所在地的北京、开封、西安等来划分统治，并立足于此研究中国史，也难说就可以超越以往，收获更为有效的成果。或者如世界史那样将其按世纪划分又如何呢？恐怕要让人接受这种划分方法也尚需时日。
繁荣的前清和衰落的晚清
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史中，虽然自巴布尔占领了德里，阿克巴统一帝国，至奥朗则布进一步扩大帝国领土，其间共有六代皇帝掌控莫卧儿帝国，为印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其后的莫卧儿帝国由于地方割据，成了一个空壳，并在不久后被英国蚕食，又成了大英帝国控制下的印度。奥朗则布之后虽然有十一代皇帝，但几乎都是名义上的，没有任何实权，人们称此时期为后莫卧儿时代。
仅就清代的清朝政权而言，其发展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前期始自满洲地区的一个部族强大起来，进而攻占北京，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期是其平定中原，收并新疆、西藏，进而进入全盛阶段；及至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势力、最后崩溃的这段时期，可被认为是清朝政权的后期。但若就中国社会而言，则明显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承继明代时期既已实现增长的社会生产，实现了基于自给自足的稳定和大繁荣；后期因受欧洲产业革命大潮冲击而走向衰落、崩溃。
在近代西方的攻势下，印度如瓦砾般破碎，中国似冰块般融化，而日本则像蒸发了一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变身，这些都是令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屡屡被人研究。有些研究甚至认为，亚洲各国的主食是大米还是小麦，仅仅是由于产自一定土地的农作物总量所能提供的热量不同。但毋庸争辩的是，无论是印度、日本还是中国，在受到西方冲击之前，其社会状况原本不同，这是其应对西方挑战的社会条件。但当时最习惯于同外来民族接触的印度遭受的损害最大；最不习惯的日本在一定意义上损失最小。这其中的缘由，仅凭亚洲各地区与欧洲势力接触的状况，是难以阐述清楚的，其结果缘于接触的时期差异，也缘于欧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也就是说，比起来自外部的压力，即所谓的“外压”，那些内部的东西更应该被探讨。在对外部影响、往来交涉等进行研究之前，需不断挖掘存在于每个行为主体之中的问题，人们往往懈怠于此，而这似乎也成了一种通病。
对清代的研究亦是如此。清代前期与后期之间的巨大落差使民族和国家出现内耗，失去坚强的意志，甚至步入落魄之途；也令其失去了政权的平衡，进而丢掉了恢复、重振它的意欲，采取一种置之不理的姿态。这一落差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层面，而且涵盖了整个社会层面，要测量这一落差绝非易事。
少数民族的统治
汉族人以自己吸收、同化其他民族的能力之强而感到自豪。这或许也可以说，他们很难被同化到别的民族中去。这成为汉族人引以为豪的资本。但少数移民被当地人同化，实为随处可见之事，入关后的满族人之所以在二百五十年的统治时期全部被汉化，可以说是一种为实现统治而主动为之的同化，与之相比，拒绝汉化的蒙古族的统治不满百年。所谓以汉人为主的社会融合其他民族的能力特别强，并非其本质如此，而是由于不时需要如此强调而已。
这个世界上混杂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的语言、习惯等都千差万别，或彼此对抗，或相互融合，循环往复，而这种现象最为显著的地方是西亚地区。在此，能够看到不同民族间接触与冲突、统治与被统治的所有缩影，很难认定哪个民族宽容、哪个民族冷酷。这类似于两个人的相遇，可以说，双方的关系变化几乎是由相遇之时的实力对比、相遇之前的利害关系等左右的。当某一民族率军大举进攻另一民族之时，则进攻方统治对方的意图明显，伴随着掠夺、杀戮，充满了压制与傲慢。与其说此种行为缘于一种民族性，不如说会因时而异，从渐次积累起来的经验来看，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强力压制逐渐缓和的现象也并非一定与民族性的转向有关。历史与现今原本并无二致，就局部来看，相似剧目还在不时地上演着。
除战时外，少数民族统治的水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中国历史上曾反反复复出现过少数民族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情况，从匈奴到鲜卑，从契丹到女真，再从蒙古到满族，时代距今越近，其统治区域越广，其渗透力越强，这仅用军事实力变强来加以说明是行不通的。当时，在与其相对应的中国内地的汉族人社会中，实际上也内含着可使少数民族统治扩大的因素，汉族人在民族间的相互习惯、融合方面也付出了心血。
虽说满族人之统治中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世界历史上也算高明的，但经过二百五十年，入关前的满族人却悄然无踪了。满族投入了汉族的怀抱，双方相互融合了。
对外关系
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缔结了《尼布楚条约》。该条约确认了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对等地位，设定了两国的国境，是当时中国初次认可在朝贡体制以外，也存在与自己地位对等的国家的标志，这一点已广为人知。该条约缔结之前，清政府一直认为世界都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尚未有往来之地的住民未及皇恩，皆属蛮夷。不仅是《尼布楚条约》缔结之前如此，这种意识其后同样表现得甚为强烈，招致了外国的反感，所以人们说这是清朝继承了古代帝国的大中华意识。看似如此，但其实在很久之前的汉代，人们便将远在西方的罗马叫作“大秦”，知道当时西方有与自己类似的大国存在。当大国意识为自信确证之时，它与不安相伴之时的表现、反应是不同的。缔结《尼布楚条约》之际，清朝处于勃兴时期，其大国意识的反应是主动与俄国缔约，至后来清政府因鸦片战争屈服于英国，并与之签下《南京条约》之时，其大国意识的表现则是想把自己封闭起来。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的对外关系一蹶不振，以致各列强都开始议论是否该对中国实施分割统治。究其原因，人们都认为是因为那井底之蛙般的大中华思想：在这种认为世界皆应处于自己统治之下的中华帝国，抑或说天下国家的虚妄的大中华思想下，清政府难以正视现实，令自己表现出一种极尽妄自尊大、极尽寡闻无知的形象。
无论哪个民族，都有自认为本族是一个优秀民族的倾向。这种自豪感或表现为一种“选民思想”，认为本族是被神所选定的民族，或表现为一种“神州思想”，以为本国是神的国度。由于长期以来，这种认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思想支柱，所以我们与其单就大中华思想责备个没完，莫如说其原因还是在于那个时代。晚清时期所持有的那种令其对外姿态固化的诸般情势和民族自信就是大中华思想，其原因亦应被归结于当年的那种迫在眉睫的境况。在汹涌而来的近代化浪潮中，当年的溺水者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也只有大中华思想了。
都说中国人古来就是谙熟政治的民族，思想在现实中的推行、有计划的生活的维系，皆与政治有着一定的关系。可若说是不是所有的政治模式都在中国人的历史中被尝试过了呢？实则不然，事实上只是以皇帝为中心、以官僚为羽翼的政权组织在变，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尽管已经习惯了权谋术数，能很快顺应大势，但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同一类型的政治模式中，所以虽看似是谙熟政治的达人，但当他们需要应对其他类型的政治时，也同其他国家、民族的人一样非常幼稚。回顾当时的情况，中国在外交原则上时而“远交近攻”，时而“以柔克刚”，时而“一以贯之”，等等，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同时代的日本也是如此。不过，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个人能力会凸显出来，重要人物可以发挥类似转折点的重要作用，这同样也是各国相通之处。
二 社会状况
农业社会的持续
虽然中国社会的上层部分曾因不时发生的政变而剧烈变动，但我们相信，其底层部分如大海深处一般，并未受到海面上暴风骤雨的太大影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无论哪里均是如此，人民由于从事的是天灾频发的农业生产，所以也习惯了忍受人祸，明白保持古来如此的习惯最为有利。尽管如此，随着农耕技术、耕种作物品种、农产品分配等发生变化，农业社会也在逐渐改变。这种改变使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渐次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圈子。与地域差导致的分裂、对立相比，这种改变似乎使人们超越了为数众多的方言、习俗的不同，强化了“同为中国人”的共同认知。这种共同认知不是近代国家主义，而是一种扎根于土地的中国农民的集体意识。
在中国，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很早便出现了差异，城市内聚集着工业、商业，各种各样的消费不断出现、膨胀，城市居民以一种将其称作“乡下”的轻蔑的目光看待地方。这虽是世界各地共通的现象，但在中国，城市几乎未曾以其工商业为基础，孕育出某种从农村独立出来的倾向，工商业自身也不曾有过脱离农村以求自立的立场。尽管这种现象一般被解释为人和物资均为政治权力强力支配所致，但与这种解释相比，不如说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结构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城市，并被维系下来。中国的城市是一种农村型城市，其中没能孕育出自由意识的土壤。这并不是指中国的城市表面上看起来是田园都市，而是指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基调是农村式的。或许也可以说，这种城市特性，在亚洲各国是具有共通性的。
当然，也可以认为当时中国的城市分别具有政治型城市、农业型城市、贸易型城市的特征，而且它们也的确发挥过与之相对的功能，只是并不具有将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来的功能罢了。农村对城市的依存仅限于城市的周边地区；反之，城市寄生于农村的事实却十分明显，这反映在城市居民的主要阶层是被称为“不在地主”的人群上，所以一旦农村发生饥荒，城市经济便会随之疲敝。彼时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与其说是对立的，莫如说是一种共存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如果城市与农村不能共存，社会便会无以为继。实际上，中国没有出现产业革命，所以中国不曾进入近代——这是郭沫若先生所言。在中国，即便各式各样的机器、驱动装置等被发明、制造出来，我们也很难具体想象中国的产业革命是什么样的。
农村社会的结构
中国农业社会缓慢发展，自十四、十五世纪以来，农村逐渐形成了地主、自耕农、雇农三个阶层，并固定了下来。这虽意味着农奴阶层获得了解放，但由于地主和自耕农成了农村各个村落的主体，所以也可以说，这种阶层结构使雇农阶层的附属身份变得更加普遍。商品作物种植进一步发展，在种桑、种茶的基础上，木棉的种植也得以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当时获得了提升。可是，集体要求降低地租的抗租事件也因此变得多发起来。这种抗争当然要比来自奴隶的斗争强烈，而且也会不断发生，这意味着当时中国的农村问题开始逐渐朝着“耕者有其田”这一雇农阶层的要求聚集。
尽管在不同的地区，农村的特点等都各不相同，差别很大，但长期以来农村都是基于农民共同生活的一种结合，共同体特征明显。共同体的基础包括共用的水利设施和山林、沼泽、墓地等共有的土地，其经营权主要掌握在地主和自耕农的手里，在惯例的影响下，强制性甚为严重，而且倾向于由地主特别是大地主独断专营。这样一来，农村村落共同体的自治也朝同一方向发展。如为了村庄的安全，农民会自己武装起来与贼匪作战，与其他村庄斗争，但这种自治性的组织也经常会镇压村内的不满分子，警察、司法等力量也经常被在村里拥有实权的人物所掌控。
村落共同体在饮用水源和灌溉用水等方面却似乎相当公平，还有路桥、舟渡等的交通，在学校、寺庙等处实施的教育，墓地的维持，水害、虫害、旱灾的应对等，村落共同体自觉承担起责任的事项也很多。但总体来说，村中大地主的力量多会与官府勾结，成为当时中国农村封建专制统治的基层网络节点。
这些村落有时还会几个、数十个地联合起来，进一步强化其自治力。联合起来的村落设立起称作“公所”的事务性机构来负责单个村落难以负担的工作。这也可视为一种地主的联合，是主要担当起与官府进行相关交涉的机构。它或在租税的征收、物资的征缴等方面与官府达成协议；或组建义勇队，承担共同的自我保卫责任；甚至有些还会建起称作“育婴堂”的孤儿院，经营一些慈善事业，建起自己的仓库以防止市场被城市独占，培育自己的手工业以构建独立的市场等。
这种主要由地主控制的村落联合体一方面压迫自耕农、雇农，另一方面有时也会牵制、制约官府，甚至会与之发生冲突。实际上，当时的政府也是通过与它的密切联系维持政权的，所以正是所谓的“乡党父老”，即那些村落共同体的领导者，才是当时中国封建统治的支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