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着失去了东王、北王，也没有了翼王的太平天国的是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陈玉成是广西藤县人，生于雇农家，十四岁参加金田起义，眼下有两个瘤，是名绰号“四眼狗”的骁将。李秀成同样是藤县雇农出身，二十六岁参加太平天国，内讧中与陈玉成一起讨伐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而被封王，事实上是太平天国的支柱。
这两个人集中了太平军的主力，对于逐渐加重的来自清朝的压力，他们以天京为中心，纵横活跃于长江上游的西部战线和下游的东部战线。但是重新组编起来的太平天国，必须要成为比过去更厉害的作战团体才能生存下去。因为清朝方面起用的乡勇（义勇军）比原来的清朝军队更加强大，外国也出手援助清朝，太平天国受到的压力增加，必须全力防卫天京。
1860年，忠王突袭杭州，在江南大营派出援军之时，乘虚偷袭并扫荡江南大营，占领苏州、常州，并欲在苏州、杭州建立根据地。英王进攻上游的安庆失败后占据庐州，1862年由于苗沛霖的背叛，被清军抓捕杀害。忠王独立执掌江南民政，经常威胁上海，转战江西和湖北，但对于逐渐勒紧天京脖颈的坚硬铁索束手无策。如同之前石达开的高声望招来了天王的厌恶那样，高人气的忠王不仅遭到天王的嫉妒，而且在太平天国内部也招来了诸多嫉妒。
忠王最后虽然想死守苏州，但还是由于遭到背叛而失守，接着他劝说天王放弃天京再图东山再起，但天王还是没有听从。因此1864年春，乡勇和外国部队常胜军一齐杀入孤立无援的天京。天京的陷落已成定局，常胜军解散，没有迈出天京一步的天王病重，并于五十岁去世。
同年7月，义勇军开始对天京发起总攻，激战两周后天京陷落。忠王与天王洪贵福逃出，但在离开后第三日被捕，逃往南方的洪贵福9月在江西被捕，太平天国灭亡。从金田起义开始，历经十四年，攻陷十六省六百多座城池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被镇压了。
湘军和常胜军
讨伐太平天国的主角并不是清朝军队，而是民间的义勇军。将百姓武装起来是清朝在白莲教之乱中也采用过的方式，但是由于武装民众不属于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将武力委于民间容易导致地方力量的蛮横，威胁政府威信，因此并非清朝所好之道。但是，清朝认识到直属军队腐败，靠其力量无法取得实效后，1852年决定起用曾国藩，命其在故乡湖南组编团练。
曾国藩在长沙看见太平军破坏的痕迹，深感义愤，坚定讨伐之意志，招募义勇军。这支军队多选拔农民出身的正直之人，不录用油头粉面之徒，避开商人和出入政府的人员，指挥者也不从原来的军人中选拔，而是任用读书人。义勇军指的是湖南义勇，他们也被称为湘勇或湘军。曾国藩占领武汉三镇后计划从长江上游攻破天京，因此深感水军的重要性，甚至决定自己学习造船术。
1854年，在曾国藩发出的《讨粤匪檄》中，其愤慨之处主要在于太平天国蹂躏自古以来的名教而不自省。也有人将太平军看作拜上帝教军，将湘军看作儒教军，由于对湘军组编贡献资金的是地主和富商们，所以也有人将太平军与湘军的对决看作贫农和富豪的对决。但士兵们都来自同等阶级，并未见其被宗教热情而驱动的情况。
湘军是与太平天国一同发展起来的。1854年，在长沙北的靖港，湘军大败于石贞祥率领的太平军，曾国藩大失所望，曾两次试图投水自杀但获救，在九江附近，他曾遭到石达开和罗大纲的奇袭，好不容易才逃出，但天京内讧后，长江沿岸、湖北江西的湘军力量逐渐壮大，与曾国藩相呼应，1862年湘军与组编了安徽团练的李鸿章的淮军组合后，更增加了威力。淮军采取从上海攻克天京的形式，1863年，曾国藩曾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贼行无民之境，……贼居不耕之乡，……岂有能久之理。”
同年，淮军与外国军队常胜军一同逼近苏州，湘军则以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主将，从安庆逼近天京南郊的雨花台，次年占领天京。但是曾国藩察觉到官僚独占义勇军的危险，因此采取了解散湘军的方针，让淮军取代其重任，想以此消除清朝对自己的忌惮。事实上，如果建立汉人政府取代清朝的趋势一旦出现，他会是有声望的第一人。但是他组建军队，建造舰船，尊重洋学，都是在实用主义的框架内，对他来说，朱子学大义才是信条，才是在旧秩序社会中应该得到维持的。
太平天国占领天京之后，刘丽川等率领属于天地会派系的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想以“大明太平天国”为号与天京相呼应，但是太平天国拒绝了此事。虽然留在上海的外国人曾宣布中立，但是最终法国还是帮助清军将小刀会赶出上海，获得了租界以作为法国人的居留地，其他外国人也要求共同租界，这是中国领土内开始有外国人居住区的由来。
不久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上海租界为据点的外国贸易夺走了广州的繁荣，但被太平军赶到租界来避难的江苏、浙江的富豪们与租界的外国商人们中几乎没有与太平天国站在同一战线的。1860年，太平军在忠王的带领下，攻陷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当时在上海，英、法两国公使发表上海防卫宣言，通过名为“大记”的中国商人的斡旋，集合菲律宾人组建了西洋军队，美国人华尔（Huaer，Frederick Townsend Ward）任队长。
这是最早站在清军一方的外国部队，更早之前，太平军方面罗大纲的部下中有外国人，据说华尔自己本来也打算要加入太平军的。
华尔的部队被称为“洋枪队”，太平军攻克松江的时候，与其战斗并大败之，但华尔进一步增加中国兵，充实队伍，1862年洋枪队成为五千人的部队，自称“常胜军”。在宁波附近与英国海军的共同作战中，华尔战死。之后，副队长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成为队长，但因其性格无赖而被解任，之后由英国人奥伦（J.Y.Holland）取代，次年英国的戈登（C.G.Gordon）应邀成为队长。解任的白齐文与部下数百人一起投靠了太平军。这样的外国无赖军人可以说是殖民地形成之初的特色产物。
戈登收复了从太仓到昆山、苏州的失地。据说他与淮军一起占领苏州时，曾约定不杀投降的太平军将士，而李鸿章却杀了他们，他为此大怒，拿着手枪追得李鸿章到处跑，李鸿章躲起来才得以保命。参加了太平军，知道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而逃出来后返回伦敦的呤唎虽然不停诽谤戈登，但英国将戈登的胜利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治世成果而赞赏有加。戈登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前就解散了常胜军，这与曾国藩的做法是有相通之处的。此人深知在中国最后手捧花束的，除皇帝以外别无他人。
太平天国的余党
太平天国灭亡后，主要人物都已不在世，但并不意味着参与人员全部都不在了。清朝虽有短暂的回光返照，出现了同治中兴，但在江北一带，被称作“捻匪”的游击性质的匪贼甚为猖獗，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剿匪时仍然必须起用义勇军。
所谓“捻”是指组建队伍，用来称呼在华北召集游侠无赖之徒的各种集团，道光年间，捻匪掠夺和暴动异常激烈。太平天国兴起后，与其相呼应，捻匪中还出现了蓄长发并号称打倒清朝的集团，但他们分散行动，很少集中发挥军事力量。可以说捻匪是受太平天国刺激的产物，太平军北伐时，他们还只不过是不同性质的集团而已。但是，由于东王、北王的内讧而出逃的北王甚至想混入捻匪之中，可以说当时存在这样一条路：从太平天国中被排挤出来后，沦落为捻匪式人物。
太平天国灭亡后，其余党自然与捻匪合流在一起，赖文光的部队在湖北与捻军的张宗禹等人合流，1865年，甚至令勇猛无比的僧格林沁都战死在了山东。他们是以骑兵为中心的长枪部队，从最初的土著性游击战开始，到后来完全使用游击战术，在湖北、陕西、山西、山东各地作乱；1866年，分裂为东西捻军，及至李鸿章利用火炮展开歼灭战，最终在山东相继被消灭。太平天国在失去民众支持的同时没落，而捻军在原来的土著特征被流动特征所替代的同时没落了。这种趋势表明，比起革命意义，与作为根基的民众的连带关系才是关键所在。
太平天国后期中心人物忠王李秀成，曾作为革命的指导者，被评价为最优秀的人物。1941年，作家欧阳予倩所写的《忠王李秀成》得到了历史学家罗尔纲等的赞誉。据说李秀成被曾国藩所捕，写了供述《李秀成供状》后被杀害。其供状据说原有七万字左右，被曾国藩删减后刊登了约三万字，很早就作为太平天国方面的叙述，其史料价值被高度评价。且有人想象曾国藩所删减的部分或许是不利于湘军的内容等，后来甚至有人在曾国藩家中发现了余留的部分，并伪造了部分供状。但是，1954年曾国藩家上交了原稿，将其全文公之于众，结果全文只有约三万三千字，意外地体现了李秀成投诚的意志。这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李秀成亲笔所写的供状
曾国藩出版的《李秀成供状》
《平定粤寇纪略》的作者杜文澜认为，李秀成怕死，请求清朝放过自己并招降余党，但由于有人将此作为清朝的诬陷之词，认为谁都不会相信，并已经将李秀成奉为革命家的典型了，所以仍然有为李秀成辩护的，认为其投降书是假的，只是为图东山再起的苦肉计等，还有为当时的革命做了贡献等说法。但是一般来说，李秀成夸大报告自己的战功，因为自己人气高而无视周围的人，暴露了很多缺点，被烙上了大叛徒、虚伪之人的烙印。在近代中国，与将曾国藩称作汉奸、刽子手一样，李秀成也成为将英雄拉下神坛的一系列运动的对象。
太平天国这株大树倒下后，捻匪式人物残存，这在前文中已有提及。然而，历史性评价的激烈变化又使得我们不得不承认，论述者自身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和意识到这点后的恐惧心理。
[1] 邓茂七（？-1449），原名邓云，明代中叶农民军首领，江西建昌（今南城）人，原为佃农，后迁居福建。因为杀死地主逃到福建宁化，后移居沙县，改名茂七。1447年邓茂七被编排为甲长，于是趁机率领佃农拒绝送租。次年2月，当地知县下令逮捕邓茂七，邓茂七聚众叛乱。邓茂七在沙县陈山寨宣布建立政权，并自称铲平王。后连破二十余县，“控制八闽”，震动三省。1449年2月，罗汝先诱邓茂七攻延平，明军以重兵围攻茂七，茂七中箭而死。——译者注
[2] 中文中并无“教党”一词，但因后文中作者对这一概念已有阐述，且中文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对应概念，故译文保留此用法。——编者注
6 清代的社会经济
一 社会经济的基调
政治与社会
政治是调控社会的舵盘，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节奏，或快或慢，或左或右，人们很早以前便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统治权力及其构造、组织及运作备受关注，关于这些的历史记载也很多，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倾向更是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倾向，是因为中国的政治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治是统治权力争夺的舞台，而社会则有另一种倾向与之并行，即在社会层面，古代中国也固守着一种自治组织，为使社会的发展不受统治权力争夺的影响，它们致力于自行管理、解决社会层面的那一摊事情。因此在社会层面上，不对其发展造成伤害的政治便是一种善政，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它一开始便不对社会生产会因善政而增速，社会生活会因善政而得到提高，社会文化会因善政而繁荣等抱有多少期待。这即是人们常说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治宛如大海的表面，无论海面怎样波涛汹涌，社会都处于海面之下，总是宛如凝滞了一般，不会随之起伏变化的缘由所在。
但在中国，我们也不能说其社会层面的发展与政治完全无关，或者二者有着全然相反的发展方向。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同一民族在同一地域、同一时期所经历、进行的生活的集合，从发展趋向的视角来看，这两个方面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宛如一台车的两个车轮一般，关于究竟哪一方是正面哪一方是背面，哪一侧的轮子带动哪一侧的轮子，很难简单给出结论。在政治舞台上，即便是个别言行令人生厌的人物，也有其政治性生命意义非凡者；而在社会层面，即便是个别有着宝玉般完美品行的人物，其社会性存在也可能毫无价值。这是因为无论是政治舞台还是社会层面都有着各自的趋向和焦点，它们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清代中国是以武人政治为基本的，所以政治当然是以自上而下地贯彻其武人政治为始终的。中央政府总是连社会末端都要掌控，所以在同时代的中国，对于清代政治纲纪之网下的那种统摄力，统治阶层都拍手称赞，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但实际上，也并非社会上的一切部门都会对清政府的这种政治统摄大加称颂。由于政治统治的贯彻过程往往伴随着压力，所以当然会存在与之相抗的地方。在清代，前代沿袭下来的地方自治的习惯和中国民间相互扶助的纽带关系为这种抗拒提供了一点点掩护。清代之前的中国社会开创出了一个协调与共存的独自的对话空间，且这已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政治统治在其掌控的末端经常会呈现出一种因此而生的抵抗，而在社会层面所期待的东西反映到政治统治者层面之时，政治统治的壁垒也会将其拒之门外。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老子有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中国社会既是“谷神”，亦为“玄牝”，生养天地万物，不动不衰，最终将一切都容纳了。所以，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静待着与之不相适应的政治统治者卷起铺盖走人。
政治与经济
引导社会发展的是政治，左右政治发展的是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是社会。一般而言，人们都是这样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在三者密切联系，共同发展之际，我们未必可以断定到底是三者中的哪一方面处于引领其他两个方面的地位。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向左右政治的情况甚为少见，经济驱动政治发展的事例却不胜枚举，所以从经济层面解读政治事态及其发展变化，一直都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视角。然而，与政治层面有其统治阶层不同，在经济层面，如果不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可称作领导阶层的经济领军人物。
在清代中国，虽然广东的贸易商和安徽、山西的商人非常活跃，也很知名，却并未起到一种领军中国经济的作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根本没有朝此方向努力的想法。在长期以来农本主义贯穿始终的中国，地主阶级曾一直掌握着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并将工商业纳入自己的麾下。而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在自己获得发展后，不仅会将其经济积累换成土地，使自己成为地主阶级，而且还会致力于投资政治，通过买官、贿赂官僚、培养官僚候选人等方式，直接与政治联系起来。不过，无论是地主化，还是与政治官僚接近，当时中国的工商业者都不曾想过要左右政治，与此相比，莫如说是他们将自己的努力重点放到了预防政治层面的影响，以求自保这一点上了。
但是，本来经济上的发展常会孕生出一种独立自主的特性，我们不必去看清代移民海外各地的华侨的活跃程度，仅是国内，丝毫不啻于华侨的商人也是层出不穷的。在中国，人们曾将个人的独立称为“侠”，“侠”具有抗拒权力、富有正义感、拉帮结派等特征，由于其带有一种独立性，理所当然地容易引发冲突，而且倾向于正面迎接这种冲突。为此，这种侠气一旦被触发，在沿海地区便会出现海贼、海盗，内陆地区便会出现盗贼、土匪。虽然可称作清代贼匪的知名者绝不仅限于商人出身，但不难窥见，他们的冒险精神、创新意识等与商人存在某种关联。有人持经济发展与社会乱局密切相关的见解，其缘由恐怕就在这里。
在本是中国经济基础的土地上，一代代发展过来大地主依然保持着自身的发展，阻碍其成长的事态在清代并未出现。虽然抗租运动、谋求自身解放的农民暴动等情况频发，但除太平天国改革的一部分之外，土地制度始终保持稳定。农业之外的其他一般产业可以说也是如此，除了一些民间资本逐渐开始兴办企业，所谓的官督商办式的合作机构多了起来之外，清代中国展现给我们的仅是一些个别的、局部的发展和变化。作为政治操控经济的关键，虽然清代中国沿袭了自古以来对盐和铁施行专卖，对关税施以控制的方法，但也仅在于对征税权的强化，并没有试图将操控之手伸入产业结构内部的细微之处。所以相反地，为了增加税收，在那些税收收入丰厚的产业，政治被左右的倾向显露无遗。而这个问题当然也会集中体现在当时作为通货的白银，以及为确保白银流通的商贸活动之中。
产业的基调
进入二十世纪，清代中国被推上国际关系的风口浪尖，其社会经济也处于破产边缘，此时中国各个方面的很多统计数据已经开始被拿来与其他国家做比较了。在进行这种比较的时候，当时中国的贫困程度也就再度以数字的形式，被介绍到了世界各地。平均每个人占有耕地的面积是美国的六分之一；稻米的产量按每英亩计算，虽然比美国高百分之五十二，但其他的谷物的平均产量比美国低百分之二十。类似的报告不断被公布出来，劳动力的过剩、生产力的贫乏等，在所有方面都有所体现。
嘉庆年间的税票
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的社会生产无论是质还是量都非常低下，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人口增长，社会生产却未增长的倾向在很早之前便已经出现了。进入清代后，人口之所以会大幅增加，一是由于前代被隐匿起来的人丁数量得以公开，二是由于明代以来江南地区的生产力迅速提高，特别是在被称为谷仓的江苏、浙江之外，又有湖南、湖北加入其中，社会生产能力提高。但吸收了众多增加人口的城市手工业，却并未能显现出农业那样的发展，与之相应的仅仅是农村雇农数量和城市按日计酬的劳动人口的增加。
农作物之中，稻米、小麦、黍、高粱等基本维持着固定的地域和种植面积。与之相对，茶叶、棉花、桑、烟草、甘蔗、罂粟等经济作物则变化甚是明显，正如茶叶所反映的那样，根据海外需求等的变化，增减变化非常之大。耕地开垦是清初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不过新垦的耕地后来也与治水、灌溉设备等一样，逐渐荒废，虽然是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生产却未获增长。
作为基础产业的矿产业方面的情况可以说也基本相同。当时矿产业的运营主要以煤炭、铁和锡的开采为中心，其采掘、生产能力与所投入的劳动力数量相比，并未实现同比的增长。用于铸造铜钱的原材料的铜矿在当时已经趋于枯竭，与其开发矿山，莫如等待海外进口，这种消极应对之策完全蚕食了人们对本国地下资源的关心。而在煤炭的消费量方面，工业用煤的数量超过家庭用煤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事情，因此也能说明另一个事实，即当时的中国社会对矿业的投资热情非常之低。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制造业一旦兴起，便会随即遭到政府的限制，进而很快走向衰落。在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年间的制粉业、明清年间的纺织业等中，都可以找到颇具代表性的显著事例。能够渡过难关的，仅是制陶、制茶、造纸等少数行业。也就是说，除了那些作为地方产业出现，一旦令其破产便会官民俱损的产业以外，古代中国的多数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便因来自政治层面的限制而患上了贫血症。作为中国历史上未出现大型企业的理由，虽然人们经常会抬出家族制度加以说明，认为同族会寄生于企业，进而夺去企业得以发展的营养，但是，应该说比同族更大的寄生者是政治层面的官僚群体，是中国的政府，所以企业难以健康发展。
近代产业的形成
前述中国旧式产业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一般认为，这种新趋势是以江南地区为中心，首先在军需产业初露端倪的。在曾国藩于安庆建造的造船厂里，中国人用自己的手制造出了第一艘小型蒸汽船，其首航是在1862年。其后在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建成并开始制造军舰和枪支弹药等军需产品；1869年，左宗棠又创建了福州船政局。这些所谓的官办工业谋求一种示范性的教育效果。可即便如此，因其耗资惊人，所制产品比自外国购入的产品需多付数倍经费，所以均以失败告终。为了取而代之，清政府还着手筹办招商局，致力于导入民间资本以创办近代产业，最初于1870年创建了一家轮船公司。另外，清政府还着眼于煤炭开发，成立了开平矿务局，进而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这些近代工业企业的经营方式或是官督商办，或是近似于民营的官商合办，但是无论是哪一家，其因袭旧式产业模式的特征都非常明显，一方面是官僚想利用商人，另一方面是商人一味依附于官府，因此均无多大发展。
但是，此时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如同早先在广州的珠江沿岸，被称作十三行的外贸商社曾鳞次栉比一样，在上海，名为怡和洋行、沙逊洋行、仁记洋行、宝顺洋行等的外国商社林立在黄浦江沿岸，他们与取代了十三行的行商、人称“买办”的中国的中间商人进行着各种贸易。与此同时，这些外国资本还涉足轮船业、银行业等。追随此类外国资本，中国的很多买办资本家作为绅商，也发展成了各类企业的代表。
外国资本在中国率先孕育了国内买办资本。在当时，很多外国商社是抱着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大有作为的决心来到中国的。同这些外国商社一样，国内的买办资本家也不仅仅是以在香港、广州等地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商人，其中也有很多决心在通商口岸大干一场的中国商人。但无论是哪种买办资本家，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即他们对中国政府维系的僵化的体制感到厌恶，所以这当然也强化了表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所谓的卖国倾向。
尽管在中国萌生出了很多的近代产业，但它们未能与国家权力形成合力，步入一条互助互保、共同发展的康庄之道。官营产业效率低下，官商合办中体现出来的不是官僚资本家化，便是资本家官僚化，所办产业均未能为国效力。而民营产业则由于资本严重不足，也未能取得多大的发展。
中国的近代产业自出现之初便未能健康成长，就其理由而言，可以罗列出许多：与本国生产的产品相比，进口商品比较便宜；中国自古以来利息很高，所以股份制经营组织的运作在当时难以顺利开展；中国社会尚未完全摆脱极具寄生性的习惯；等等。尽管如此，当年还是有个别行业克服了重重困难，为中国的近代产业带来了新气象。只是，它们涉足的并不是那种富有近代性特征的企业，而是选择了一条复兴传统制茶、纺织等的民族产业的道路。
民族产业
茶叶在宋代曾被称作“权茶”，是政府专卖体制中的重要商品，在种植者“山户”、制茶者“茶庄”、销售者“行商”等之间，其组织化很早开始便已得到了发展。18世纪，茶叶取代丝绸，占据了中国海外出口的半壁江山之后，茶庄开始拥有自己的工厂，发展成购销一体的批发商，开始使用多达数百名雇工，但是茶叶产业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发展空间，恐怕是出于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是茶叶种植可以利用很多荒地，二是茶庄可以利用潜在财力。
丝织业的情况虽然曾与茶叶相同，但后来的发展落后于茶叶产业。由于丝织业的发展重点是被称作“湖丝”的原材料的输出，丝织品的生产多面向国内消费市场，所以购销一体的批发体制的发展稍显滞后，加之高档产品种类繁多，专业的纺织工人供不应求，所以才被茶叶夺去了优势地位。
棉花曾以“吉贝”等名字为古代中国人所知。早年，南方产的棉花被引进到其他地区，但到了元明两代之时，棉花的种植已遍及全国各地，到了清代，以华北为棉花主要产地，以江南为纺织经营地区的棉花产业布局业已形成。进入十八世纪后，松江附近的棉布被输出海外，“南京棉”的名声也开始享誉世界。这也是由于其背后已经确立起了作为民族产业的棉纺产业体系，生产非常稳定。进入十九世纪，进口的机纺棉线增多，以洋线即印度产棉线为经线，土线即中国产棉线为纬线来织布的方法已经普及。虽然当年马克思曾预测中国手工业估计会像干尸散架般很快走向解体，可事实上，当时在中国最为顽强地与海外进口商品相抗衡的正是这一产业。英国产的棉布之所以未能像在印度一样席卷整个中国市场，是由于江南的棉纺工人作为农民，其生活已经有了支撑，能够适应不断降低的工钱。
但中国的纺织手工业还是解体了，农村妇女也放弃了纺车，而后织布手工业也在十九世纪末随着各地官营纺织工厂、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一起创建的纺织工厂等的不断出现而很快消失了。中国的近代纺织产业的起步比英国晚了一百年，比日本也晚了二十多年，而且还需在与手工业时期的技术、劳动者、产业体制全然不同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尽管如此，中国的民族资本还是在此牢牢地扎下了根，使中国产业枝繁叶茂的领域开始得以发展。这最终使中国的纺织产业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产业模式——棉布市场已经确立，棉花的种植大幅减少，再也听不到农家传出的纺车的声音，只要有棉布生产出来，围绕着它的流通环节，一个新的运转体系就能够被组织起来。
二 通货和商人
社会经济的指标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农耕为中心不断发展起来的，因而其生活与游牧社会、半猎半农的社会相异，而且在思想、政治等方面也迥然不同。虽说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并非只要弄清楚农业的实际状态，就能对中国社会做出基本的解释。在农业中，有作为其基础的土地问题、农业耕作的技术问题、农作物的变迁问题等；围绕这些，在政治方面存在制度的变革问题，在经济方面存在供求关系的调节问题，在社会方面还存在耕作者和所有者的关系问题等。即使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综合，所能描绘出来的也仅限于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
换个视角，若不谈粮食，试就百姓的衣和住等方面，将考察的重点置于工商业上来分析的话，又会发现这里也存在很多商品的生产、流通，存在商人、市场的组织运作，存在通货的变动等。即使对这些问题进行追踪、整理，所描绘的也还是止于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古来在《史记》中被称为“平准”，在《汉书》中被称为“食货”的社会经济活动，属于社会所发挥的主要功能，是左右百姓生活的动力，而其中的一个主要课题便是该如何分配生产的东西。认为从事生产的人是产品的支配者的观点，作为对曾将不从事生产者视为产品支配者的漫长历史的一种反抗，是后来才出现的。所以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属于从事生产的一方，还是会留下有关产品如何分配，即谁该是产品的支配者的问题。
那么，究竟谁应该决定产品分配？虽然在制度上来看当然应该是皇帝，应该是统治者，可即便是皇帝也无法支配没有的东西。他最清楚权力是基于消费的。而且他也知道农民是生产者，即使置之不理，他们也会去生产。中国古语有云：“是日何时丧，吾与汝俱亡！”有人曾以此吐露欲与统治者“俱亡”的心声。就是说，若没有可供分配的东西，权力也好，统治也好，都不复存在了。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社会，人们对此都清楚得很。
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是从事生产的创造者和支配社会产品的所有者之间相互咬合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由两个齿轮组成的齿轮组。问题并不在这个齿轮组中的某一个上，而是二者如何去咬合，怎么去转动。当然，即使仅仅追踪一粒麦子的来龙去脉，有的人也能够从中捕捉到中国社会经济的梗概；即使在一个商人的喜怒哀乐之中，有的人也能观察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动向。但是究竟将什么选作考察清代社会经济的指标才好呢？这是一个相当难的问题。
首先，一提起社会经济，条件反射性地浮现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镜像是因人而异、千差万别的，从人们所处的立场来看，每个人的解读也是各有千秋的。因此，虽说采取的是一种社会经济的视角，但是要将视野拓展到无论论述哪个方面都非常充分的程度，这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录之中，我们需选取什么来构建起一个体系？现阶段尚未整理出来的史料还相当多，所以也会出现虽是当然应该予以采用的史料却无法被采用的情况。因而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史料并不充分。在此，我们拟将分析的视角集中在通货和商人的问题上来进行考察，因为正是这两个关键点，才是可使清代有别于其他朝代的中国社会经济中的两个主要角色。
通货问题
与民族史一样，中国的货币史也是世界上最悠久绵延的，而且货币形态多样，从贝壳类的原始货币发展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古代中国的货币不仅在材质和形状上种类繁多，而且在货币使用方法、与货币相伴而生的习惯上，其形式恐怕也是世界上最为多样的。可以说古代中国与西亚地区一样，经历了货币经济的所有形态和模式。其中可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有：将铜钱作为主要通货；钱面上几乎不用图像；铸造数量巨大等。另外，中国也存在很多世界共通的情况：作为王朝的象征，改朝换代时都会铸造、发行新的通货；虽其原因各不相同，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现象会反复出现；货币本身的操控派生出一种新的职业，一般生活的精力被其消耗。
清代的通货，与政治外交相比，先一步受到了国际通货白银的洗礼。在中国货币史上，清代是一个将国际性货币白银接受并转化为极具中国特征的通货的时代。墨西哥银矿的开发使欧洲的银价大幅下跌，导致白银比价发生革命性变化，白银被从欧洲大量地运到新兴市场印度和中国，致使这些落后国家毫无变化地继续着一种白银经济国家的状态。而中国人更是青睐白银，甚至有人称：中国人有着一种喜好白银的国民性。
然而，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产银国，只是一个历史上偶尔以白银为通货的国家。中国将零散的经济流通委予铜钱，将主要货币单位规定为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而大额贸易主要以银票进行交易的做法是在清代才出现的。虽然以上使用倾向可以上溯到宋代、明代等，但清代的整个社会都在这一轨道上运行，与之相伴的各种现象在当时已经绘成了一幅社会经济的巨幅现象图。
可以说，清代社会经济步入这一运行轨道之前的通货使用习惯和政策，还有作为其结果表现出来的清代社会的扭曲与调整等，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反映出来的近世中国的发展状况相比，展现出了一个更加纯正的、极具中国特征的近世发展过程。铜钱是如何使用的？银块是怎样收上来的，又是怎样使用的？黄金和白银的比价如何，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方法如何，这种相互兑换的操作方法又怎样作用于涉及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在整个过程中，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何种习俗，形成了怎样的道德观念？笔者认为，研究中国近世的主要课题并非战争与起义，而是日常生活，这或许才是一条近道；也不一定要探讨英雄与谋士的功绩，或许可以从柴米油盐的计算中得出对社会的见解。
商人
可以想象，早在货币被发明出来以前，商人便已经存在了。而且与人相比，物品的移动距离更远，频率也更高，这一事实可以远溯至人类的原始时代。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就有了冠以“胡”字的产品，在明清两代更有冠以“洋”字的商品，不过在当时，这些外来物产都未能影响到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在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的土地上，纵横交错的陆路网、水路网总是因满载各种货物的车马舟船的日夜往来而喧嚣不断。
当时使物资得以移动的，在战争中是军队，在掠夺时是匪贼，但一般可以认定商人从很早之前便已经开始活跃了。殷的都城是用一个表示两层房屋的象形文字——“商”字来标示的，故而可以想象定都于此的殷朝的商业之繁荣，而且或许当时的人们也开始使用“商”字的假借义。在接下来的周代大量抹杀殷商文化的过程中，商业或许被作为重点铲除的对象。也就是说，周代确立了“以商贪利”的伦理观念，商业发展经常遭到压制，商业积蓄也经常成为被收缴的目标。
清代商人的纳税收据（道光年间）
但战国时期以来，成功经商并凭借其财力参与政治的人物开始频现。另外，统治权力也开始通过设定专卖的方法对商品进行垄断，通过创设各种名目的商税防止商业资本积累的壮大。不难发现，商人和统治者之间的竞争很早前便已经开始了。在底层的商人活动以城市的“市”、农村的“定期市”等为中心进行，无论是从事的人还是商品，其数量都在日渐增长，时间的脚步如同停在这里一般，无人刻意改变它的样貌。
到了宋代，城市中的“市”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店铺，而在各个地方，在那些货物集散地，则出现了新的城市。尽管如此，官僚与商人之间的相克关系还是基本未变。在古代中国，形成一些自由城市应该并不奇怪，可实际上自由城市并未能在中国出现。即使出现排除官府势力、要求商人群体自治的情况或者有利于商人群体的形势，那些官僚也总是能立于高位，从未失去过统制力。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与其说长期的抑商政策培养了商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莫如说是商人们被迫采取了怀柔官僚、与之妥协的方策。
清朝末期，正是中国商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卷入国际经济大潮的一个时代。二十世纪初东亚同文会编纂的《清国商业综览》对中国商人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商人其容貌若愚，其态度如钝，然敏于发现商机，行商务之捷可当惊叹；其勤勉而善忍，虽商店贫弱，却能出资如涌水。”中国商人不受政府之保护，自设相互扶助之机构，养成了相互之间重视承诺的习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直严守着自己的从商之道，这正是他们获得外国人交口称赞的地方。即便国家行将灭亡，经济几近崩溃，清末的这种衰败景象也未全部波及社会底层的那些人——不只是中国的农民，当时的中国商人也是如此。
官商合办
在清代鼎盛时期，外国的财、货等曾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可这并未转化成为国富、民富，而是成了所谓的官富、商富。作为中国并非近代国家，中国人也并非国民的证据，这在当时成了各国谴责中国的一方说辞。孙文对此也曾不无感慨地说过：中国人像流沙，而中国社会则宛若一个巨大的沙丘。这在亚洲专制国家是一个共通的现象。若是将近代国家当作一个社会发展的顶点，那么难以避免的是，这样一种亚洲专制国家的现象正可以视为他们业已颓败的趋向。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国家里，不是通过国家至高无上的命令，而是在由方言缔结在一起的地域或在共同的行业内，在可谓“自然律”的连带关系下，一个不会崩溃的共同体却在清末顽强地发展着。而且，这一共同体还有着其有机地聚散离合的联系。
豪族联合曾形成了东汉、三国等王朝，实务官僚和门阀官僚的各自联合曾导致宋代的政争，从中我们尚能发现此时个人色彩浓厚的历史镜像。但在清代，作为一大趋势，官商联合却发展成了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指导力量。在清末，官商合办的企业已经出现了很多，但事实上向前追溯就会发现，官寄生于商，他们由于自己不从事经营，所以连“辱商”的颜面也逐渐没有了。除此之外，商人们通过捐钱当上官的事例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些人通过当官谋求比做买卖获得的更多的利益，而有些人不从事具体的实务，仅想凭借名义上的官衔与官僚们平等对话，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所以当时的清代社会更接近于在官商合办的模式下共同运作。当然，商人阶层虽已然扩大，可与中国的农民阶层不同，其固定下来的却不多。新陈代谢的速度非常快的政界与商界虽不时握手，但他们的合作未必就总是顺利的。
官商间的联系若是能以国家大义或某种主义的思想等为基础活动的话，或许能积累国富或民富。保护大清，即使是官的目标，也不能成为商的目标。在此，我们所说的官，指的是高官；所说的商，指的是绅商。那么，下级官吏和零售商人们的立场又如何呢？不难想象，在当时，下级官吏主要是围着地主和绅商忙碌，而零售商人则处于与农民、贫农较为接近的位置。若认为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最为广泛的信息网，同时也是信息的源头所在的话，那么便可以说，他们也就成了官商联系的耳目，在当时发挥着促进作用。
白银和商人
对于清代商人而言，此前的商人很少经历过的使用白银的复杂操作开始成为一个新的要素。在白银作为赐予、馈赠的物品被收藏的时候，其纯度、重量并未成为一个大问题，可在它活跃地流通起来后，作为一种称量货币，即货币的基准，在日常的货币流通环节，其重量的测定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对此，清政府并没有给出什么指导性的办法，当时既没有全国通用的度量衡，也没有一个白银纯度的标准。其原因可能有三：若是强制施行这样的标准，虽是会方便一些，但其繁杂程度会高得多；将其委以商人自治，会避免官府遭受责难，这样做更为明智；打算盘本来就不是政府的工作。所以在当时，商人们承担起了所有的相关操作，一直是自行处理有关白银的业务的。
使用白银进行交易时，需要熟练判断其纯度，甚至要达到通过肉眼就能鉴定到千分之一的程度。不仅对专业的兑换商和金融从业者而言是如此，当时要想在中国作为一名商人生存下去，具备这样的眼力也是首要条件。商人们不仅对于因地域不同而不同的衡器的刻度的换算速度惊人，在使用不同品质、不同重量的银块进行的交易中，他们也做好了各种应对的准备。虽然中国商人甚至承认伪造货币的兑换，但在近代货币出现以前，欧洲人在货币使用中的烦琐手续与中国人无异，甚至时至今日，他们时而蒙混获取零钱，时而采用让人无法信任的计算方法，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嘲讽中国人。欧洲近代国家甚至把培养国民的教养都当成了自己的工作，像一只经过训练的家犬嘲笑一只自己猎食的野犬一样，给当时的中国贴上了停滞、落后的标签，但对野犬而言，它们在不断犯错的过程中认识到弱肉强食只会导致两败俱伤。这一认识过程在清代商人的发展历程中留下诸多印记。
有人质疑当年的中国，称其对于近代世界未做出过任何贡献。这些人认为，世界各地的近代社会可以从当时的中国获取的仅仅是带有儒家特征的伦理观念、德治主义和颇具古代经典色彩的经典诗文或美术品等，前者被作为富国强兵的支柱，后者则成了用以把玩的物件。因此在他们眼里，大清帝国的荣光既已消失，它重演了莫卧儿帝国的没落，仿佛亚洲镌刻在时间里的全都是污辱和混乱。在西方的这种评价中，维系着民族活力，一直固守着民族再生之气的就是中国民众，其基础是农民，作为社会支柱积极发挥作用的是商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倾向如今屡屡被人们论及，但当年的中国商人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白银上，勉强在流通资本的波涛中挣扎求生，并无余力去积累产业资本，发现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契机，这一点我们在此必须加以关注。
三 白银经济的展开
银钱的由来
日本古代货币“和同开珎”有银、铜两种，另外还有过名为“开基胜宝”的金币。而作为其模板的中国的“开元通宝”也有金、银、铜三种。金、银是权威的象征，而铜钱是用于流通的，这在当时都是一样的。而且其后两国银币也都并未长时期出现在流通的环节。虽然这也缘于金、银的绝对存量，但是由于使用铜钱进行交易的范围很广，在超出这一范围的交易中还可使用绢丝等，所以习惯使用白银的时机来得比较晚。中国的金朝曾铸造过名为“承安宝货”的银币，但在将其投入流通后不久就废止了，据说这也是伪造的情况非常多的缘故。铜钱也是一样，曾伪造变造不断，直至“五铢钱”投入流通，货币市场才稍趋稳定。使用白银的时候，也需要在银锭上刻印，同绢丝等一样，只能以时价进行交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