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刘知几抑郁著《史通》所反映的，若不是受到某种大的冲击，史学者似乎都难以冲破既有框架。与前文所列史家处于同一时代，在考证方面没有兴致，主要就史学理论立说的人是章学诚。然而，对于他为何会选择一条与时代潮流相异的学术道路，其原动力目前尚不确定。章学诚在其著《文史通义》的开头称“六经皆史也”，虽然这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难，但他还是大胆主张史学系诸学之王，史学之源流在于六经的史学原论。《文史通义》的文史，指的是著述。章学诚受唐代刘知几、宋代郑樵启发，将各方面的学问用历史统一起来，并将属于清代理念的道学也置于其基础之上。《文史通义》所采取的历史研究方法在当时非常具有新意，但其慷慨激昂的历史叙述中有什么令章学诚感到了兴奋，至今依然难解。
日本的内藤湖南，中国的梁启超、胡适等都曾对章学诚评价极高，将其视为生于中国的史学理论第一人。但就《文史通义》而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日，它似乎都不能说是体现了刻苦钻研而大放异彩的一部著作。
例如，刘知几出色地完成了一部伴随史学理论的史学史专著，而章学诚想写《史籍考》却未能写成。章学诚也未曾参与具体史书的编纂和史学的研究。但他当年曾游历各地，在各地方官处从事过很多地方志的编撰工作，他对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自豪。章学成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那么他自己对史意的理解又有几分？另外，他还曾说，在“史之三长”的才、学、识之外，史德也很重要，那么他自己又具备了多少史德？这些从他编纂的地方志类的具体实例中，我们也看不出来。
章学诚出生于浙江会稽（绍兴），他幼年身体孱弱，资质鲁钝，直至十四岁时还未读完四书。但他很喜欢史书，自称“史才”，逐渐养成了大言不惭的作风。年过二十成为北京国子监的监生，可成绩在同学三百人之中却属殿后，科考未中，二十八岁开始阅读《史通》，三十一岁在北京的乡试中及第，之后在各地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四十一岁考中进士，然后出任各地书院的主讲，因得到大官知遇才开始地方志的编纂等工作，在此期间写出了《文史通义》。
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所以历史事实凝集在六经之中。为此，章学诚将古人无空言作为前提，并致力于将史学的权威重新叠加于其上。另外，章学诚还说：古代有留存记录的原则，所以并不拘泥于形式，可后世形成了条条框框，而留存记录的原则反而消失了。章学诚所谓留存记录的原则，应该是指出于统治需要而对权力进行的贯彻。
章学诚虽然得到了朱筠和毕沅等大官的庇护，而且与邵晋涵等学者的关系也很密切，可无论是在官界还是学界，他都是孤独的。他虽自称浙东之学，独唱一派，可当时并没有拿出可另立学派所需的东西，而且在史学原理方面，也并没有像唐代刘知几那样追求一种合理性。在地方志的编纂上，章学诚主张“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这被戴震嘲笑为小题大做。虽然这种高姿态也是章学诚的一种本事，但在清代，若要议论史学原理，除了摆出这样一副高姿态，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四 清代诸学
地理学
清代史学的繁盛当然也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研究。中国的地理学与国家统一同时出现，始于政府对各地产物的调查。自古便有各种关于探险和偏远之地的报告，信息传递也逐步得到发展，例如张骞当年被称为“凿空”的西域出使之旅，义净、玄奘的印度之行等，在中国流传着各种有名的远游故事。进入宋代以后，中国各地编撰地方志的情况逐渐增加，及至明清年间，被称作“方志”的地方志已不断地被编集出来，并成为到地方赴任的中央官僚的政绩之一。
清代地理学的中心也在于这些地方志，将各地方志集大成的史料也很早就出现了。清初，康熙皇帝曾命徐乾学负责记录清朝一统天下过程的工作，在徐乾学的主持下，《清一统志》被编撰了出来。另有参与此项事业的顾祖禹，写出了《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名著，虽说此书在当时风靡一时，可著者并非旅行家，该著完全是从历代史书里对地方志中相关的各种记事进行调查，并对所涉内容的沿革、利害等归纳整理的结果。
《读史方舆纪要》一书的要点是力图将历代王朝兴亡的遗迹与战争攻防的难易程度相结合，所以也有人认为它是兵书的一种。地理是一种效用之学，该作正是一部代表清代地理学本质的著作。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可与之相提并论，该作主要从明代的地志中精选出作者认为重要的关于历史、地理等的记述整理而成。
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先后出现了洪亮吉的关于三国、东晋、十六国的《疆域志》，该著弥补了正史中没有地理志的缺陷，在对地名的变迁等调查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齐召南以耶稣会士制作的地图为基础写的《水道提纲》，该作是一部以河流为中心的地志；徐松在实地考察天山南北两路基础上写成的《西域水道记》，以及比之更晚的何秋涛写的《朔方备乘》。尽管现在的《朔方备乘》并非何秋涛的原本，但这些清代地理著述基本上都是通过考证的手法整理出来的历史地理，其着眼点集中在西北地区。
及至清朝向西北方向新扩展了自己的领土，将很多少数民族也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中央政府开始需要应对当地的政治性要求，因国境与俄国相接，故而也出现了外交问题，所以地方志集中在西北地区是缘于当年出现了在此地区进行地理调查的必要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有来自北方的威胁，历代王朝都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北面。之后中国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进一步拓展了视野，进而作为世界地志，出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作为一名经世学家，魏源摒弃了考证之学，编纂出《皇朝经世文编》，提供了思考中国政治策略的资料，整理清代历史后写出了《圣武记》，显示出了作为道光年间的代表的倾向。
考古学
中国的考古学是以对殷周时代的铜器以及刻在石碑、石板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金石学为基础的。金石学从宋代开始快速兴盛，其源自中国人喜欢把玩古物的爱好，其发展方向一为书法研究，一为古钱研究。中国的古钱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学术领域。清代是金石学的全盛时期，清政府模仿宋代的《宣和博古图》敕撰了《西清古鉴》，对宫廷收藏的丰富的古代铜器引以为豪。清代官员也是如此，作为品位最高的爱好，他们一般都会收集赴任地的金石文。他们在初期主要收集石文，即刻在汉碑、墓志上的汉唐文字。经过长期的收集，被视作汉代美术之代表的山东武梁祠画像等，也在乾隆年间被发现。
另外在研究上，王昶著有《金石萃编》，收集整理了自上古到辽金时代的金石文；阮元写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为金文研究提供了资料；古钱学方面，初尚龄著有《吉金所见录》，李佐贤写了《古泉汇》。虽然这些史料至今仍被人们作为基本史料使用，但在当时，因为精确的史料收集是其主要着眼点，以此为基础，有些史料还发挥了促进经学和史学研究的作用。但也仅止于此，尚未自成体系。
在同一时期的书法方面，阮元写了《北碑南帖论》，社会上开始兴起比起唐宋以后的书帖中存留的优雅笔法，更偏好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碑文中的刚健书风的议论之风。古钱学方面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在钱币之外，已逐渐出现了一种颇具考古学特征的情况，开始出现了收集名为封泥的、用于古代书信封口的黏土印章和留存于瓦当和砖上的文字和图案等的现象。
在文字学方面，嘉庆时期，段玉裁为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中国被视作文字学经典——做了精密的注释，段注一出便非常受欢迎，以至于有了“读说文者必用段注”之说。及至1900年发现甲骨文后，出现了很多连许慎都不认识的太古文字，据此中国的文字学研究又迎来了新局面。另外在西域的敦煌，很多古文书籍也被发现，从文字学到古代制度的末端以及生活史方面的研究深入拓展，这对最近中国在考古学上的很多发现而言，是颇具先驱性的。
伴随着文字学的发展，音韵学也以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为代表，在清代完备起来，具有了语言学的内容。不过，由于在中国，人们对学习外国文字和外国语言不是很热心，所以像那种广修周边各民族文字和语言，并对其进行比较和本质性探究的研究完全没有出现。考古学也是如此，产生了不考察没有文字的古代遗物的倾向。
天文学
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在古代中国的诸学中发展最慢。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史以来便倾向于有机地捕捉事物，对无机世界的关心很少，虽然也有类似于欧洲炼金术的追求长生不老的炼丹术，但不只是因为二者的对象不同——一个是黄金，另一个是生命，更因为在中国总是神秘感和权威先行存在，这便使得合理性思考没有存在空间了。
虽是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并不乏科学者，他们与直接的技术相关联，尽管没有多少技术产生了面向生活的应用和理论性的拓展，但他们的实用性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由于中国是农业社会，在天文历算方面有很多成就，也留下了颇为正确的历史记录。只是随着官僚政治的成熟，新的研究日渐萎缩，随即变得只一味固守习惯了。明朝末年，新知识被耶稣会士带到了中国，受此刺激，相关的翻译和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了清代，甚至连掌管天象、历法等的钦天监之职也开始由外国传教士担任了。
为清代奠定历算学基础的是梅文鼎。他虽于康熙初年通过了乡试，可并未踏入官场。作为当时的家学，梅文鼎一族从事的都是历算研究，而他本人更是学习了印度、伊斯兰国家和西洋的历学，并写出了《梅氏历算全书》。
自古以来，历法一直是朝廷负责颁布的。在清代，因乾隆的名字为弘历，所以避讳使用“历”字，将历书称作“时宪书”，但梅氏历学是能够直接使用“历”字的。出自梅文鼎门下的，也有像江永这样为后来的清代考证学奠定基础的人物。另外，对于历代的历，梅文鼎的研究还指出其错误并分清古代相关的造假之作，其历学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只是梅文鼎的研究仅存续于家学之中，而且当年他考虑的仅是怎么通过历学将经学、史学等关联起来，而进一步与其他各科学领域相呼应，彼此互促互进的契机未能在梅文鼎身上出现。
医学
科学只要与实用性相合，便会迅速获得发展，这样的例子在医学领域更为显著。中国的医学和药学都有悠久的传统，与病理、临床、处方相关的著述在各个朝代从未间断过，但这其中大多仅停留在对古代经典著述的注释和继承发展，所以数量虽在增加，内容上却进步迟缓。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应该称之为“药学概论”——成书于明代，可谓集本草学之大成者，却也遭受过非难，称其虽便于实用，却并未遵循一直以来的形式。医学作为一门知识，其重点也被放在了对古代经典的学习上，实践是受轻视的。所谓实用之学，在当年并不是实践之学，而是一种对应该具有实用性的领域所做的古代经典化的研究。可以说，这也是源于官僚社会的权威主义，且因此滋生、形成的一种倾向。
清代的医学除了将很多的前代遗产收集在《医宗金鉴》一书之外，还有多到数不清的处方、临床相关著作，但未出现在同时代的日本既已出现的源自兰学的新医学。尽管在天文学方面，中国已热衷于吸收西洋的技术，但始终没有引入西洋医学的视野，直至清末以后通过日本才学习了西洋医学。与日本通过中国学习地理学和天文学、数学等西洋科学等新生事物正好相反，可以说这应该是因为中国对自己的医学相当自信。
可就在这种情形之中，道光五年（1825），河北玉田的医生王清任写出了《医林改错》一书，首次收录了经过实际观察绘制的十三幅人体解剖图。这与日本的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翻译《解体新书》相比，要晚约半个世纪之久。据说王清任是以在墓地被野狗撕咬的尸体为基础，经过观察后才画出这些图的。虽说这是科学培养实证精神的一个好例子，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并未出现沿着王清任的道路并致力于将他的研究再向前迈进一步的人。
长期以来，中国的医学一直以据说是黄帝撰写的《素问》、《灵枢》二经为原点，而药学则一直以据说是神农氏撰写的《神农本草经》为原点，即使是有了新的研究，也都会回归到这一原点，这与其他文化现象相同，如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停滞性。乾隆时期，徐大椿撰写了《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等很多医书，尽管他依然停留在用流行于清代的考证学手法整理文献的层次，但又和传统学术不同，他对于在临床医学中继承并使用针法、生鲜草药等实施的治疗自信满满，可以说中国人对这种治疗方式的信任至今毫无改变。今天，中国医学正在成为人们的新的关注点，这应该就是源自这种自信和信任，以及由此形成的传统观念。中医将人的身体看作天地，致力于在人体的综合平衡之上利用其自身的恢复能力治疗疾病，与此相对，西医则以分析实证为基础，对症治疗，以图根治疾病。我们在批判中国医学的停滞性之前，需要先对进步的内在含义加以反省。
工学
比中国医学更具有典型性的是中国的工学。历史上，中国人修筑了万里长城，修建了世界最大的皇宫——北京的紫禁城，而且清代也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营建工程，但几乎没有留下有关工学的著述。清代仅有景德镇人蓝浦写了《景德镇陶录》一书，后通过其弟子之手于嘉庆二十年（1815）得以出版，展示了陶瓷之国中国的制陶工艺。工学著述方面，宋代留有建筑方面的《营造法式》，明代留有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园林建造方面的《园冶》、铸炮方面的《神器谱》，以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即使是在清代的全盛时期也没有出现超越这些书的著述。原本清代编撰《古今图书集成》之际，其考工典部分对直至明代的历代工学相关的记录做出了最为细致、毫无遗漏的收集，这些记录虽然可以说无事不记，甚是全面，但其中欠缺具有创造性的著作，这不禁让我们感到有些奇怪。
风车（出自《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
一个历史家会将各种记录作为史料加以收集，并探讨其正确与否，以探究历史的真实。这虽说是理所当然之举，但对于残缺不全的记录，有人会直接放任不理，有人会主观臆测，会下定决心并执意去将其补全的人是很少的。清代既有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也兴建了各种建筑，甚至首次建起了欧洲风格的建筑，各种工矿业的发展也很快。制盐和织布的新技术也被开发了出来，在清代的宫廷里，玻璃的精细加工品和钟表类制品也用得很多。虽然儒家思想轻视这些，将其视作玩物丧志，可技术在清代发展到这种程度，对于已经掌握的技术，中国人不可能不感到自豪。但之所以不见相关著述，恐怕是基于如下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正处封建社会，技艺全部都是秘传的，不会通过著述普及开来；二是掌握那些技艺的人在当时多非读书之人，所以也没有将其所掌握的技术记述、刊行出来的机会。但从梅文鼎的家学之作成为历算巨著就可看出官僚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据说《景德镇陶录》的出版也是因为有了知县的支持才得以实现的。
清朝为了使其统治得到贯彻，施行的是一种近于恐怖政治的官僚统制，如此一来，官僚活动本身也便逐渐成为一种需加以限制的行为。即使是医学——也被称为“方技”——也被视为一种方士之术，地位比正统的学问要低。持此看法的知识分子，会将自己的兴趣投在工匠、木匠等的工作上，似乎是为了标新立异。就连当年翻译西洋数学书的人，也必须尊重自古传承下来的中国数学，所以即使他从事的是以西欧的力学为基础的工作，恐怕也是没法肆无忌惮地夸耀的。及至清代的官僚被推上国际舞台从事国际谈判之际，在其顽固不化、备受非难的背后，应该是存在这样的偏执的。
农学
最后，让我们谈谈自古以来便以农为本的中国在清代做出了怎样的农学贡献。这或许正是清代学术的一个平均值。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学者推出了很多的名冠世界的著述，明末徐光启曾吸收借鉴西洋的水利之学，集其大成的《农政全书》影响巨大。可在清代并未出现能够超越此书的综合性农学著述。乾隆皇帝曾集聚蒋溥等学者，令其编纂《授时通考》，并通过很多历史记录收集了与农事相关的记事，但与徐光启在自执铁锹，亲尝草木之味的基础上编集而成的《农政全书》不同，这不过是一部纸上谈兵式的著作。尽管旁征博引且不夹杂编者的感性认识是清代的一大特征，但只是单纯地介绍什么是什么并不是学问的正道。这种没有自己观点和主张的方式，可能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明哲保身之术。
在这样的背景中探究清代农学的发展方向，我们首先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植物图鉴被完善起来。从南北朝时期到唐宋年间，经各时期文人之手，用以观赏而创作出来的《竹谱》、《牡丹谱》和《菊谱》等，受乾隆皇帝之命，被汇总成《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更为知名的还有方观承的《棉花图》和褚华的《木棉谱》等。其次，在全国各地，与本地区相应的各种农业相关的事情得到了整理和记述。例如，在浙江有《沈氏农书》出版，之后还有张履祥的《补农书》，在江西有刘应棠的《梭山农谱》，在山东有蒲松龄的《农桑经》，在山西有祁隽藻的《马首农言》等，它们均作为地方官僚顺应时代的任务被相继出版。虽然它们都是些小册子，但与地志的编撰相同，说明清代农学呈现分散于各个地方的情况。
中国以往的优秀农书，如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和元代的《王祯农书》，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下问世的，可清代未能再现这一现象，而是仅停留在对以往的成果加以收集和整理，并向地方扩散的程度。这正与清代农业的如下实情形成了对照：没有因新的农业技术和品种而带来的大改革，虽然耕地面积增加了，农业人口增长了，但其应对之策未见任何变化。这样看来，清代学术站在一个集历史经验之大成的顶峰时期，但缺乏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热情。或者说，清代人面对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的最后阶段却并不自知，而只是一味地忙于赶路罢了。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3页。——译者注
[2]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序》，第1～2页。——编者注
[3]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全二册），王树民校正，中华书局，1984。——编者注
8 清代的文艺
一 清代文学
中国文学的地位
中国文学发源于原始歌谣，是在许多传说中培育并发展起来的，这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一致，其世界性的评价也未必一定与文学的本质存在关系，这也与世界其他文化相同。在欧洲文学上，葡萄牙和西班牙文学就很少得到世界性好评，并且其知名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外国译文，这与中国文学所处的地位比较相似。比如，无论是在哪个文化圈中，都有古代歌谣令人感动，且为人们所持续传唱，但仅凭这种感动的持续是无法评价该歌谣的价值的。同样，即使文学被视作世界的瑰宝，仅凭其影响的大小来谓其价值也未必得当。但在事实上，这样的评价已成了人们对文学做出评价的尺度，尽管文学鉴赏和爱好都是作品本身和其他因素的复合才得以发生的，但将其他因素抛开，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对文学作品加以分析的尝试，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在做了。
结果，成为文学背景的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传统等，都构成了人们理解中国文学的阻碍，所以中国在文学方面的遗产要跨出汉字文化圈，在世界上站稳脚跟，还是将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学是在充分利用了汉字的表现力的韵文上发挥出它的特色的，尽管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上，它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但若将汉语的韵文转换成其他语言，也便失去了原本的味道，因此喜欢它的人的范围才一直未能扩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韵文同样如此，所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韵文深深地浸透到汉字文化圈之中，甚至为中国民众所喜爱，这一事实才更令人吃惊。
韵文的形式变化不大，而散文的形式却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迁，这一现象在世界各文化中普遍存在，中国的情况却是这样：“诗”以唐代为巅峰而发展，而“文”有与各个时代相应的创作风格，而且在每个领域都可以列出其名作，对其进行鉴赏和对其周边的考察，被视作一种文学研究。但要接近文学、艺术等领域，比起好奇心，感情因素会更多一些，所以在彰显某位作者或某一作品上经常能够看到全身心投入的研究。
若不与这种研究倾向随波逐流，而是试图对文学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评价，那便不是在名篇佳作这样的文学巅峰上沿一条路走下去，而需广泛涉猎支撑它们的那些难以计数的作品，目前尚无人尝试这样的研究。在个人能力发挥决定作用的研究领域，人们往往会一味地就社会经济和阶级性的立场、要求等开展其研究，可这样的研究是无法被衡量出到底对文学研究有多少贡献的，所以中国文学研究大多还是在捕捉各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趋向，找出几个框架、轨迹，进而在这相互交错的网络、线条中为作家、作品确定一个位置，这目前已经成为一种普通且最为稳妥的研究方式。
清代古文
在专制统治控制的地域，自古以来对于文字或是文章，特权阶级都会力求掌控、垄断它们，他们的这种强烈的独占欲在专制统治时代甚是普遍。在中国，这又与尚古主义联系在一起，反复出现在每个时代，著有《汉书》的班固之所以刻意在其著作中罗列了很多古字、古语，并不是在卖弄学识，而是为了彰显宫廷威仪。清代官僚也无一例外。
清代儒学虽将汉学复兴作为它的目标，可在文章方面，学者将回归唐宋八大家当作他们主要的着眼点，他们排斥俗语、难解之语，舍弃华丽的修饰，当时尊重的是一种简洁、严谨的文体。这种倾向虽然在明代就已出现，但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方苞提倡“义法”，认为“文”与“道”应该是一致的，这种将其基础置于朱子学的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文章之道后来因其门下出现了刘大櫆，进而又通过他的门生姚鼐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们均为安徽桐城出身，故称“桐城派”，该派文章后被视作清代散文的代表。
姚鼐编集了《古文辞类纂》，将自先秦至清代的代表性文章划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在此基础上，王先谦又编集了其续篇，两部文集均广为流传并成为清代古文的范本。
桐城派中还有管同、方东树等学者，清末的曾国藩亦属该派系，他们都是清代文坛的中心力量。该派平易且温文尔雅的实用主义态度也是清代官僚所具有的特点，清代知识阶层的文章一般也与该派基调相同，即使他们并未被冠以桐城派的名号。易写但模棱两可，稳重却缺乏热情，格调不够高且行文不明了，这些都是当时文章的特色。我们都说文章是人在表达，可是若说文章会塑造人的话，那么清朝政府或许就是通过此类文章来培养其所希望的那种愚直之人的。
与古文不同，在进行选用官僚的科举考试之际用于作答的文章被称为“时文”，也称作“制义”、“制艺”或“八股文”，这是一种汲取了唐代骈俪体的文风、以对句为主的文体。这一应试文体出现于明代，在清代继续沿用，它以“破题、起讲、入题、起股、虚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八部分来对问题作答，由于自起股至后股的中心部分需要各用两个对句——称作“二比”——来写，所以当时也被称作“八股”。清代八股需将回答控制在550～600字，作答完全是一种形式化的文体，在当时与文学毫不相关，但书写骈俪体文章因此一直流行。
清代诗坛
爱好明清诗人和诗作的人虽不如爱好唐宋的那么多，但为其浅显易懂、清新淡雅的风格所吸引的人似乎出乎意料地多。明末的文人钱谦益（号牧斋）出仕清朝并参与了《明史》的编撰工作，他的诗作名声很高。与其相同，吴伟业（号梅村）虽开始时反抗清朝，可后来也入仕清廷，他与钱谦益二人曾都有过华丽的诗风，但明朝灭亡后，两人的诗风一起变得凄凉悲壮、婉转哀愁。
这二人虽因同仕两朝而受到排挤，但对清代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士祯（号渔洋）在年轻的时候也得到了他们的知遇之恩。王士祯曾随其兄学习唐宋之诗，特别倾慕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诗作。王士祯倡导“神韵”之说，主张去文字之游戏，说潜在之意味，作为清代诗坛第一人名声大噪。其著述除《渔洋诗集》外，还有随笔《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深受人们喜爱。
与王士祯注重唐诗不同，同时代的查慎行（号他山）、朱彝尊（号竹坨）更为爱好宋诗，而这也是清代诗坛偏好宋诗的原因。与爱好宋诗一样，朱彝尊也非常重视宋词，为我们留下集历代之词的《词综》和选录明代诗的《明诗综》等集著。进入乾隆年间后，汲取了王士祯诗风的沈德潜（号归愚）将唐诗的格律作为诗的精神加以对待，主张“格调”之说，而注重宋诗的袁枚（号随园）则认为只有真情的流露才是诗的精髓，倡导“性灵”之说，这些都使得清代诗坛呈现出了一片纷繁热闹的景象。
袁枚与蒋士铨（号藏园）和赵翼（号瓯北）一起，被称为乾隆朝三大家。蒋士铨在戏曲领域也非常知名，赵翼还作为史学者为人熟知，这样的文人官僚在乾隆朝以后逐渐变少。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代遗风的文人们在武将政治的清代，留存到了乾隆年间。例如，乾隆末年在清代诗坛知名度很高的王昶，以春融堂为号，为我们留下很多著述，但在其从军并获得了战功后，便作为一名武将远征边境各地了。作为武将的爱好，诗作尤其受到好评，并且各种诗作已经成了很多的知识分子的日常修养。
清代诗风回避深邃而力求简明，压抑激情而追求流畅，这与当时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互为表里的。宋诗之所以为黄庭坚等江西诗派所喜爱，可能是因为它将杜甫[1]的激情用禅味包起，将杜甫的奔放用自制勒住，这些引起了黄庭坚等人的共鸣。但是，这种不引起爆发的文学后来沦为了一种游戏，即模仿古诗，并对其字句加以点缀的诗作方法变得流行起来，而待到这样的诗坛上吹来春风，则已经是清末了。清末，黄遵宪在文学革命中成了先驱者，他倡导口语诗，甚至还强调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当年身为外交官的黄遵宪，在驻日本期间还创作了《日本杂事诗》等。不过，黄遵宪虽为先驱性的人物，却并未对清代诗坛产生一种暴风骤雨式的影响。
清代小说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在宋元以后，曾几度展露出一种追求清新气息的动向，但在实际中日渐衰亡，每次都未能顺利走上革新之路。与此相对，属于新领域的小说和戏曲却实现了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明清期间，无论是优秀的作品还是相关品评都相继出现，其社会接受度也近乎狂热，对于那些广受欢迎的作品，当时很多书店也会推出续篇并加上名家品评，以推动其人气上升。虽然这已被视为庶民文化的繁荣，系明清两代文的特征，可那些作品未必就是在庶民中间流行的，而是作品的内容变得庶民化了。
这样的社会风潮若在以往的中国，很容易被想象成隐遁或是步入空门的人执笔创作的，可在明清年间这未必恰当。明末的李卓吾针对元代王实甫的作品《西厢记》、罗贯中的作品《三国演义》以及同一时期的《水浒传》等都撰写过相关评著并倍加推崇，而清初的金圣叹更是将《西厢记》和《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认为它们都是中国文学的杰作，也对它们加以推广，而这些作品事实上也确实因为李、金二人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和他们极高的人气而变得广为流传起来。李卓吾和清初的金圣叹度过了略带遁世色彩的一生。
在清代文学作品中，《红楼梦》被誉为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之一。其作者曹雪芹出身南京名门，后来家道没落，在北京怀才不遇并客死于此。《红楼梦》是一部自传式的爱情小说，全书一百二十回中前八十回系作者原创，后四十回是高鹗（别号兰墅）整理曹雪芹遗稿后续写的。该著对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进行了极尽细腻的描写，将欢乐背后的哀愁表达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地再现了乾隆时期的清代社会。《红楼梦》一问世，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即开始流行起来，甚至有各种后篇和续篇等问世，还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被称作“红学”的专家学者。
清代读书界小说的流行并不仅是一部《红楼梦》的功劳，同时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流行也是一大原因。吴敬梓同样身出名门，后因行侠仗义而散尽家财，因厌恶八股、不应科举而变得贫困。直至去世，吴敬梓一直在对清代官吏的腐败堕落进行描述，他假托明代社会写作小说，避开了清代统治者的压迫。《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都是口语体的白话小说，二者都包含着对同时代社会的强烈愤怒，这可能也是它们受到意想不到的喜爱的原因所在。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等长篇小说被称作章回体小说，除此之外，道光初期李汝珍创作了《镜花缘》百回本，之后还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四十回本、陈森的《品花宝鉴》六十回本等，清代文学界呈现了小说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大多都是描写才子佳人，再现清代官场、花柳界等的情景，一般都以喜剧收场，悲剧性的因素相对较少。但在进入清末以后，正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六十回本、刘鹗的《老残游记》二十回本、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百零八回本所反映的，相继问世的多是痛彻揭露官场腐败的小说。这些小说基本都是官僚自己对其经历、经验加以记述，或者有所感怀而动笔创作的，但也出现了吴沃尧这样的职业作者。吴沃尧作为作家终其一生，作品很多，这也说明文学作为一种职业已经在清代开始出现了。
与这些长篇小说同时出现的还有很多短篇的小品集，它们很难与散文区别开来。在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这类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作品，他在科举考试中屡屡不中，在愤懑中写出了各种奇闻怪谈。由于作者生活贫困，该作在其生前未得出版，是其去世后才问世的。《聊斋志异》在民间广受欢迎，甚至据说自乾隆年间以来，无论谁家都会备上一本。该书记述的那种由狐狸精、花妖营造出来的梦幻世界与著者精湛的古文描述一起，打造了《聊斋志异》的杰作之名。受《聊斋志异》流行的影响，袁枚创作了《子不语》，纪昀推出了《阅微草堂笔记》。
中国的读书人原本就超乎寻常地喜欢各种灵异怪谈，自南北朝时期人们便将有关神仙、鬼怪等的故事称作“志怪”，唐代以后也将与之相关的戏剧性故事称作“传奇”，这些在清代被继承了下来并发展出了以上作品。
另外，在进入清末后，林纾（字琴南）致力于介绍欧洲文学，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被他以《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名介绍到了中国。不过，这一译著并非林纾自行翻译的，而是他将合译者的叙述转换成文章用语而已。此外，林纾的介绍还涉及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六十多部作品，例如《艾凡赫》、《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奥利弗特维斯特》（即《雾都孤儿》）等，使很多学生在西洋文学中开阔了眼界。
清代戏曲
继明代之后，清代的戏曲出现了很多作者和作品，演剧盛行，乐曲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其受众也得以扩大。有一位明末清初文人的典型——李渔（号笠翁），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以喜剧为主的《笠翁十种曲》。李渔因科举考试失败而未能步入仕途，他的随笔《闲情偶寄》讲述了文人的兴趣，他通过小说《无声戏》首开白话短篇之先河，此外还为中国山水画的入门书《芥子园花传》作序并将其出版。康熙朝中期，洪升（号稗村）取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写作了《长生殿》，该剧在演剧界流行开来；同一时期，已成为国子监博士的博学之士孔尚任（号东塘）创作了《桃花扇》，该作取材于明末动乱时期的文人与名妓间的悲剧恋爱故事，与《长生殿》一起被誉为清代戏曲双壁。另外在乾隆年间，蒋士铨的《红雪楼填词九种》等戏曲作品也被流传下来。
宋代以来，中国的演剧发展为包括西洋歌剧风格的歌（歌唱）、白（道白）和科（走板等的架势）三大方面，在元代发展到了极致。流行于元代的杂剧当年被称作“北曲”，而到明代却是宋代以来留存于浙江地区的“南曲”盛行开来，特别是江苏昆山地区的人们首创出昆曲后，昆曲在北京也风靡起来，直至明朝末年都是南曲主流。但是，当已成为主流的南曲歌词和剧本都变得陈旧的时候，《长生殿》、《桃花扇》等剧作问世，南曲又从中得到了新的生气。而且在乾隆朝末期，虽同为南曲系列，却是来自安徽、湖北等地的剧团进入了北京，以面向大众的剧本和颇为通俗的歌词演绎的剧目很快流行开来，所谓的京剧开始形成，而昆曲则开始走向衰落。由于文人爱好的昆曲的衰落，以及演剧比之于剧本更注重演员，戏曲作品的数量终于开始减少了。
清代随笔
小说和戏曲的盛行被认定为一种庶民文化，是因为如下两点事实：一是它们是流行于庶民之中并为其所喜爱的；二是其内容更多描述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从明代开始，已经出现商人出身的人在学问上取得一定的业绩并发表其成果，既已置身官场的商人也不再罕见。到了清代，虽然富豪争相买官，以图凭借那仅有官位不任实务的虚衔实现与官僚的对等，实际上通过科举升至高位的商人也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这种出身的变化一度扩展了清代官僚思想的覆盖面，同时也提升了清代官僚思想的弹性和柔性，为清代官僚思想注入了生气，但这未必就可以说使已为官僚垄断的清代文化庶民化了。不过在中国百姓的生活能力也在发生着变化，逐渐不再将对文化的垄断视作一种特权。
比如，通过同是商家出身的官僚——阮元和赵翼的作品，能发现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即便将其视作个人差异，与赵翼的自由相比，阮元的训诂和骈体文等所显示的完全是一种保守的倾向，所以与其从出身论评思想，不如说官僚的地位才更是决定性的。在阮元身上，似乎作为一名高官的自律经常发挥着作用，而在赵翼那里，恐怕习惯于客观观察事物的机会比较多。这样来看，在文学上，能够将研究深入个人的思想层面，并以此观察其思想的就是学者的个人随笔——这方面的历史性资源也很多。与其称之为史料的宝库，莫如说其中若隐若现地书写着作者的人性，宋代以来，被称为“笔记”的随笔变得盛行，这与对人性的吐露已逐渐增多的社会倾向是互为表里的。
在中国的随笔中，比起颇具抒情色彩的感怀性的个人言说，比拼学识之类的话题性随笔资源更为丰富。事实上，被出版的与其说是一种随笔，莫如说是一种接近于直抒己见的一贯性著述的东西和带有作为自己著述的备忘录特征的东西。这在世界各地的随笔文学之中，是一个极具个性的特色，由于面向自然和人情世故等的情感流露一般会采取诗词等形式，因此可以说，在学术的未尽之处集中着短篇作品。所谓随笔，属于杂学的表达方式，自宋代以来它的形式不断地固定了下来。所以在中国随笔已经呈现出专业化的倾向，可以划分经史类、典章类、小说类、地志类等，在这其中，甚至连为方便查询史料而制作的索引都已经出现了。江户时期的日本随笔之所以变为《方丈记》、《徒然草》，且具有了卖弄学识的特征，也是因为受到了清代随笔的影响，知识分子的业余爱好在此已成了一种竞赛、表演。
清代随笔中属于经典的一类以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代表，还有王鸣盛的《蛾术编》、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陔余丛考》等，这些古文学家和史学家也都留下了许多作品；与典礼、制度相关的杂谈类随笔中，礼亲王昭梿（自号汲修主人）的《啸亭杂录》和王庆云的《石渠余纪》等较为知名。作为最具随笔特征的杂学本，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张潮的《虞初新志》、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等很有名，清末还有杨钟义的《雪桥诗话》、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数量之多可以说几乎所有文人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些随笔作品。
宋代以来，记述城市繁华的杂记一直都比较多，关于北京的有朱彝尊的《日下旧闻》、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关于南方城市的有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调元的《南越笔记》、汪森的《粤西丛载》等。另外，记载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民俗活动等的作品和游记也都很多。
二 清代美术
中国美术的地位
由于无须以文字作为媒介，中国美术，尤其是绘画和工艺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要远大于文学。欧洲的巴洛克文化是以中国美术为其一大契机而兴起的，这点很早以来便被人们阐释出来了；以法国为首的欧洲中国学学者也是如此，比起书籍，他们与中国的接触更多是通过美术作品实现的。他们将中国的山水画与欧洲的风景画比较，将中国的花鸟画拟作欧洲的静物画，通过列举此类美术作品在中国的发展要远远早于欧洲的实例，对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做出了说明。虽然直接比较作画主题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说，某一领域在某一方向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的情况一定存在，但直接将其与社会整体的进步联系起来应该是难以行得通的。
关于中国美术还曾有一种观点，它以“权势艺术”这一称谓来强调其带有神秘性、权势色彩的艺术特色，并以此对亚洲专制国家共有的离奇并极具权势色彩的遗迹、遗作做出了总括。但观察最近中国的考古发现可以明白，这一观点并未触及中国美术的本质。确实，专制统治阶层曾将威权性的艺术表达视作一种必要并据此创作出了大量作品，但这在当年实际上并未固化成一种美学意识。被表现于作品中的形象虽是统治的象征，但并不能认为那些创作者当时都是仅仅创作此类美术作品。最近的出土文物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简明素朴的作品较多，且各种技术非常发达，要比人们一致认为的早很多，这两点都让人感到甚为惊奇。之所以简明朴素的出土作品比奇异的美术作品要多，恐怕是因为我们更多地将关注力放到了这类出土作品上。即使是过去的美术，也会根据现在的人的意识呈现出不同的谱系。
尽管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并无根本不同，可与希腊、印度美术相比，还是有很大自身特色的。先从材质来说，最早是青铜器极为丰富，进入中世以后是陶瓷器和丝绸制品的技艺精湛，在这两类美术材质方面，中国当时是远胜于外国的。纯木制建筑物在中国留存下的遗迹不多，光彩夺目的装饰也较少。再从技法来看，中国美术玄幽之趣很多，活灵活现的表现手法较少，与动相比好静，与华相比更喜寂的喜好随处可见。不过，拿中国美术的这些特色与世界其他美术对比，反倒像是加了一个无用的重音，无论其是否受人喜欢，一个肯定的前提是中国美术不管在哪个领域都不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