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像笔那样简单的用具，墨这样基本的用具，砚那样附带性的用具，虽然流传着很多关于其制造方法和产地、制作者和使用者等的逸闻，但传说中的那些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和曲折性等并没有真实反映在历史上。当然，那些故事也是以其各自的历史作为背景的，可这种作为背景的历史与其他历史的连接点却很少，更何况，我们似乎也难以找到可令其浮现、映射到历史层面的视角。
清代的墨（上为程君房墨，右下为乾隆贡墨，左下为式古堂墨）
以笔为例来看，周代以后，笔毛的种类和笔管的材料、形态等便已经出现并齐备了，可与其说这反映的是时代的趋向，莫如说是委之于个人的兴趣更合适一些。例如明代的陈献章曾创造、使用“茅笔”，并以此写出不拘一格的茅笔字，为此在广州也有了制作茅笔的人，可在当年却未能普及。墨在日本，“唐墨”由长的椭圆形普遍变成长方形；在中国，据传唐代的李廷珪作为一名墨匠在移居歙县后提升了“歙墨”的声誉，此后跨宋、元、明三代，有数十名制墨名匠的名字及其制墨的墨铭盛传，但在关于他们的故事中，称颂其遵守古法、珍视名墨的内容居多。至于砚的故事，所涉及的不仅有石砚，还有铁砚、铜砚、银砚、锡砚等金属砚，另外也有关于瓦砚、陶砚的，其逸闻也有很多。还有打仗的时候用盾牌的把手位置磨墨的故事，故所谓的“盾鼻”后来也成了意指从军时写的书信的词语。
到了清代，徽墨、湖笔、端砚的声誉固定下来，安徽歙县的墨、浙江湖州府的笔、广东端溪的石砚成为名品，广受喜爱。唐代的李廷珪、李超等是曾被赐予唐姓的徽墨名匠，当时的徽墨也是以传统制墨方法为荣的，到明代又出现了程君房、方于鲁等徽墨名匠。徽墨曾以松树的油烟为原料，但据说后来开始用桐树的油烟做原料了。清代也依然沿袭了自古以来的知名产地的声誉，老字号“曹素功”当年广为人知，除歙县外，杭州、福建的福州、漳州等地的墨也广受欢迎。
湖笔为浙江吴兴所产，元代以后开始变得知名起来，其种类包括白兔毫、鼠毫、羊毫等，其中将兔毛置于中间，外卷羊毛的湖笔尤为著名，湖笔老字号“胡开文”在当年为人们熟知。除了吴兴之外，安徽宁国和福州、漳州等地也曾为毛笔产地。
端砚使用广东高要烂柯山溪谷中的岩石制成，该处自唐朝开始开采，所用砚石种类有下岩、中岩、上岩、龙岩等几种；自明代开始，水岩被开采了出来，砚石上可见的各种各样的纹路倍受珍视。歙溪的砚石也是从唐代开始知名起来的，其种类有龙尾、螺纹、金星等几类。此外山东登州、湖北荆州等地的砚石也用于制作砚台，另外自古还有瓦砚、陶砚，所以也有在瓦砚上模仿铜雀砚，在陶砚上模仿澄泥砚制砚的人。
这些固守古法的制作依然尊崇古代名品，墨、砚等越是古老便越受欢迎，仿制的情形极为常见，甚至在清代，还兴起了一股认为乾隆年间的作品最为出色的潮流。这并不是仅出现在这一领域，而是共通于失去创造性的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此时匠人们的名字已很少流传，只有老字号还在声称自己有多少多少代，而且代代冠以此名的习惯做法盛行起来。明代开始出现了名匠世袭的情况，这在清代得以固定化，如此一来，那种由于他们传承久远所以可资信任的权威主义也便大行其道了。
为防止灰尘落入砚台，有人为其立起了砚屏；为将水注入砚台之中，有人为此准备了水滴；还有人做出了放笔的笔架。这些附属性文房用具后来逐渐以陶瓷、玉石等为材料，也变得极尽豪奢。这类极尽豪奢的文房用具都是出于玩赏的目的被制作出来的，但在当年，人们的这样一种错觉——备齐了这些之后，或许自己就自然而然地文雅了——却成了其出发点。特别是要制作这样一套文房用具，匠人需要遵从一定的规格，而且必须按部就班地进行制作。这就像学习古代经典，经过长期学习会形成一个读完什么之后再读什么的顺序；也如同阅读文学作品，似乎也存在一种读完一再读二的过程一样。
本来，文房用具应该与夹子、锥子等日用工具一样，与柜子、箱子等家居用品也并无不同，但在中国仅有它们被列作了“四宝”，被纳入了与美术品相提并论的领域，这意味着官僚文化迎来了终点。只有在文房四宝构成的这一角落，官僚们才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并能体味到充实，这似乎是他们对身边的用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执着的产物。
印刷术
中国的印刷术起源于唐代，很早就流传到了日本，而且一般认为其对西方也产生了影响。本章在此拟对清代的情况做一个附录性的介绍。
中国的印刷术以木版为中心，对金属活字、木活字等也有多次尝试，雍正年间作为朝廷主持的一件大事，清政府出版了使用铜活字印刷的一万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这虽然被认为是受当时铜活字盛行的朝鲜的影响，但在用活字进行的古代印刷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可与后来乾隆年间使用木活字印刷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出版一并称颂。自古以来，由政府出版的官版一直被视作中国印刷的标准。清代出版事业在北京最为盛行，另在南京、成都、杭州、福州、广州、上海等地也有所继承，在华南地区还出现了为防虫害而在书册间夹入朱纸的情况。
印刷工程图
清代是古代中国出版业全盛的一个时期，在木版印刷方面，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盛况空前，同时经由西方传教士之手，极为出色的铜版画和活版印刷也被引入。1807年，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R.Morrison）首次制作了汉字的活版印刷字模母版，后来以此印刷出版了汉译本的《新旧约全书》；1838年，台约尔（Samuel Dyer）又在香港制作了一个字模母版，这些都是中国活版印刷的基础。日本后来也引进了香港的那套母版，活版印刷盛行。由于在清代有将涉及皇帝的避讳的字叫“欠画”，即不写笔顺的最后一笔的习惯，所以在整个明治、大正时期，避讳的字还都原封不动地都缺了一划。比如在日本，涉及康熙皇帝玄烨、乾隆皇帝弘历的“玄”和“弘”，在没有最后一画“丶”的情况下直接用到了大正末年。
在中国，活版印刷的普及比日本要晚一些，代之以活版，在清末时期石版得以应用并流行起来。当年中国流行用石版印刷有几重原因：一是缺乏集齐所有字模的资金，二是制作石版的劳动费用低廉，三是与社会需要廉价书籍的需求相符。因此，在清末以后，中国印刷品整体质量低劣，不愧为象征着崩溃过程的中国社会的一种状态。不过，自古以来的木版印刷技术却经少数热心人士之手得到了保存，与造纸一起，使得传统技术留存了下来。这样的情况无关政府和统治权力，是反映中国社会持续生存、发展的一个证据。
[1] 此处的杜甫应指代的是唐诗。——编者注
终章 清代二百七十年综述
一 中国历史上的清代
旧中国的最后阶段
如果把清朝在中国大约二百七十年的统治，按照各个领域，依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进行归类整理的话，前文提及的那些问题应该就会出现。当然，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讨论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所谓历史原本即是如此，这就像人们取海水来用一般，取水的方法很多，使用海水的方法也有很多，但我们很难根据所汲取的海水来对大海本身做出一个恰当的推测。
但是概括来讲，我们一般认为，清代是当今被称为古代中国的最后阶段，它在政治上是长达两千年的皇权政治的终结，在文化上则是儒家文化的末尾。故从远处看，清帝国是一个供人回忆的国家，是东洋华丽过去的纪念，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共识；但是，走近一些便可以发现，清帝国到处是醒目的丑陋，特别是在最后阶段，它更表现出了一种特征鲜明的颓废，这也一般被视为清代的一大特征。
清代终结观的最极端者认为，中国历史到此为止，其后则只有世界史了。这其实也揭露出：他们追寻以官僚为主体的历史，随着这一主体的消失，他们也就失去了追寻的目标。不是中国没有了，也不是中国的民族没有了，但这些史学家宣称中国史结束了，这也反映了在他们的观念里什么是中国史。
在清末的中国，对于改革之路，也有一种论调说：改革可保中国，却不能保清朝，那这种改革还有什么意义。这种论调和前述的中国史观如出一辙，可视为一种价值的颠倒。就算不这样钻牛角尖，因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清代也会被认为必须冲破这些而努力开拓新时代，到那时清代也不得不陷入消极面被一一历数的窘境。
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国际形势成为历史前进的主流以后，中国坐井观天的中华思想，以及视世界各国为夷狄的腐朽体制，当然是令人不能忍受的；既然它扮演的是支撑这种自负的角色，清代的各种文化就不能获得好评。但这种蔑视应该是清末鸦片战争之后产生的，而在康熙、乾隆年间，清帝国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在当时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基于这种情况，还是有很多人乐于回忆清帝国的这段光荣历史。
但这也离不开一个前提：这只是清帝国在向灭亡之路狂奔时的回光返照，是对亚洲旧世界最后完成品的追忆，是对无法追回的繁荣的咏叹罢了。基于这种历史认识，可能就会有人想去探索，期待上演一出宏伟的没落史剧，或是希冀看到大树将倾时的毁灭之美。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揪心的崩溃和丑陋的溃疡状态，我们恐难找到其他什么了。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上溯汉朝、晋朝，及至唐、宋、明各朝，它们一般都成为下一个王朝力图恢复的目标，而这些王朝的威严也都被后世王朝奉作了一种理想。可清王朝并非如此，其后虽然也发生过皇帝的复辟运动，但这不是以恢复清王朝的荣光为目标的。对此，我们不得不说这样一种印象在当年是多么深刻：旧中国的一切终于在清朝这里结束了。
扩大领土也好，炫耀威仪也罢，清朝的业绩无疑都远远地超过了历代王朝，但这些都未能成为人们回顾的线索，它那极尽繁荣的市民生活、数之不尽的文化遗产，也没能成为人们想要再现昔日的荣光的种子。这种对回归的拒绝，是在亚洲各地多少都能够见到的现象，这与其说是欧美力量对亚洲的影响，不如说是在旧制度下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的叠加所致。
联结现代中国的要素
与如上认识相对，若使用迄今为止的那种曾将历史连续性和倾向性等作为历史自然动力来加以认识的朴素方法，是很难将清代与今日中国联系起来的。今天七十多岁的中国人曾目睹了那个时代的变迁，亲身经历过那段生活，所以在他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连续与非连续的自我认知。这种个人的历史可能内容多样，并会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
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从客观事实中找出几个社会和政治上的连续性。尽管它们的名称和意义都不相同，但都有相同的联系和作用等社会性特征。无论多么深入社会的变化，像人的躯体这样的部分、人们对于维持自己生活和保护自身的行为，以及人们在适应权力及其统治的机能等方面，几乎都是一种个性化的反应。在这些方面反映得最为明显的，应该是关于社会自治的应有状态的问题。
曾有日本的中国史学家——比如内藤湖南——认为：统治中国的秘诀就是控制“乡老”并对其加以利用。在古代中国，直接参与指导乡村自治的是当地有势力的人物，受朝廷委派到地方任职的官僚当时并未直接介入当地的自治活动。地方有实力的人物中地主、富绅等居多，尽管在其周围经常会形成一群曾被称为“土豪劣绅”的统治权力的寄生群体，但在乡老中，公平和诚实之人也是不少的。是他们维持了中国社会的平衡，维系了专制统治的延续，所以对维持旧体制而言，充分利用这些乡老在当时是不可或缺的。
孙中山以后的革命家都认为这些乡老才是应该被打倒的对象，而不应该推翻当年的自治性共同体。就像古代中国的法律中涉及私法的部分几乎都被委于习惯法一样，乡老等自治集团就存在于这种想毁但毁不掉，想造又造不了的“私”的部分里。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统治，它赋予这种自治性的社会细胞以活力，并不断促进其新陈代谢，它能够利用既有势力，并稳坐其上统治整个中国。这样的统治方式其实拥有很强大的根基。当年国民政府发起的合作社运动，实际上也是确立在这种连带关系与自治能力之上的。在此或有论者会说：这些在中国是自古便有的，当年的井田法是这样，保甲法、保马法也都是如此。若仅以制度为对象来看确实如此。
但是，若认为古代什么都有，现在都只是模仿古代，那么就忽视了历史因素。人作为生物，确实在现今和古代并无不同，但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是不同的，因此就制度而言，我们若不弄清其运作的方式和作用的方向，仅凭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无法对其做出判断的。我们认为即使制度作用的方向相反，也应该考虑到自治能力和对此的信心之间的关联。例如，当年专制君主的忠实部下——作为“帝仆”的官僚和今天向民众提供服务的——作为“公仆”的官僚，在其处理具体事务的效率和责任等方面应该是大致相同的。
同样是自治，但方向是相反的，今天的自治不再像之前那样是专制统治的羽翼，而变成服务大众性质的，是因为前代的反抗力量积累下来，这可以与清代专制政治是最极端的这一点联系起来看。在清代和之后的军阀时代，“自治”的反动性越强，相应的新时代的“自治”力量也就更大。
然而，如同即使列举江户时代的反动性，也无法对明治时期爆炸式的发展做出解释一样，即便是想定出一个也类似于潮涨潮落的连续性的动向，也无法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对此反倒是存在一种用结构学来进行解释的可能。结构学的基本观点是：即便材料相同，可由于结构发生变化，其作用也就随之而不同了。如此一来，结构所具有的那种有机的功能性理应成为问题的核心，我们就可以将前一个时代的很多材料作为素材来利用，并采取一种温故而知新的立场。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既然清代是过去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那么延续至今的技术和知识就多如繁星，只是当时近代科学比较欠缺，才使中国呈现出了数之不尽的文化瑰宝埋没在了旧体制之中的景象。
作为王朝史的特色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一直以历代王朝的盛衰为中心，以保存在文献中最多的统治机构和各种制度的问题为基础，并在其上点缀一些贵族、英雄人物等来加以记述的。由于这种记述习惯的形成历时久远且持续时间太长，以至于不知不觉中便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印象：好像每一个王朝都只有一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某个王朝富有戏剧性、转变剧烈，而某个王朝平淡无奇、缺乏变化等。也就是说，一旦选取一个时代为记述对象，就忽视了其他时代，只为该时代的特色罩上一件华美的外衣。
日本首先把从奈良朝到平安朝都有与其往来的唐朝作为对中国的印象，虽然其后与宋、元、明、清不断进行着接触，却逐渐形成了一种与现实中国脱节且极具怀古情怀的中国印象。同样的例子也可见于对古希腊的憧憬印象。因为佛教，天台山、五台山成为圣地；因为儒教，日本成为圣贤之国；以东大寺为代表，模仿中国的佛教寺庙在日本数不胜数，也有孔子庙、关帝庙，但通过这些建构起来的中国印象，在当时还是那个披上了华美外衣的中国。
一般关心中国历史的人，都会采取一种对比的方式，把秦、汉与隋、唐相比，把春秋战国与五胡十六国相比，把宋与明、元与清相比，并在对比中思考这些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兴起与没落。因此，即使缺乏对于殷周时期的远古中国，以及晋王朝与五代的历史作用等记述，因其在宏观上富有节奏，好像仍能令人感到大陆悠久历史所散发的气息。但是，这种牧歌式的史观很难取得什么成果，只是把历史研究作为稳稳地盘坐在那里欣赏的猜谜游戏，追求集约性地解决一定的问题。他们在高呼未来也是一种历史的同时，却持有一个确定性的目的，力求从历史中为其寻找一定的正当性。这种研究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将来，所以缺少对于历史的情感，就中国史而言，便是王朝的历史几乎被忽略不提，即便偶有提及，也是在话题的伊始便强行加上反动和封建的烙印。
清帝国就是这样在被从正反两面烙以人性的美丑之后再被观察的。似乎是由于时代较近，研究的不足之处极为明显，看起来就像将所有都归咎于外民族的统治一样。但实际上，清帝国的历史不应该成为一种咏叹或憎恶的历史，对于清代在前一个王朝的基础上累积了什么，丢掉了什么进行思考，也是王朝史的功用。关于这一点，虽然正如我们曾多次记述过的，清代研究累积起来的是官僚政治，没有积累起来的是庶民文化，但实际上并非仅有这些。假设中国有人本主义，那么清王朝为其增添了什么，减少了什么？假设中国有合理主义，那么清王朝是如何增加或削减其厚度的？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可以做到的。还有，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哪些是共通之处，哪些是清代的特殊之处，这似乎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但在今天，我们的清代研究却一般认为：清王朝是一个和欧洲的波旁王朝完全相同的华丽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不曾有过的广大领土，拥有了史无前例的庞大人口数量，因其无比辉煌而被赋予了价值，也因其无比辉煌而最后蒙蔽了人们的双眼。事实上在中国，每个王朝的历史都有清朝那种从兴到亡的历史，并非仅限于清朝。兴亡史、盛衰记等的研究对于任何王朝来说都是一样的，这就像事先知晓了节目的梗概后再去看戏一样，一旦剔除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或许整个欣赏的节奏就会被破坏。
民众生活的未开化
在古代中国，有一个被与普通百姓区别开来的贱民阶级。它们的起源和种类等虽然目前还未能确定，但诸如山西乐户、九姓渔户、疍民等所显示的，按照不同的居住区域，他们的生活方式被人为地同普通百姓区别开来，由于其语言也不同，所以他们也不和同区域内的其他百姓进行交流，或一直过着流浪汉式的流动生活，或始终以船为家过着一种水上生活，独自构建起了被与普通百姓隔绝开来的社会，可能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在人们的蔑视之中，经营着他们自己封闭式的生活。据说他们有的是为逃避元军而南下者的子孙，有的是宋朝乐人中的落魄者，若再往前追溯的话，好像还可以追寻到更为久远的起源。像这样在职业上或是在种族上，于被同化的过程中被抛弃的阶级，与世界很多地区都能见其踪迹一样，在中国清代也是存在的。
雍正时期，朝廷曾出台一项解放贱民使其成为良民的新政，决定给予那些连续三代奉公守法的贱民家庭以良民的资格。获得良民资格的人虽然可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从事商业经营等，但对当年的那些贱民而言，这些都是难以企及的事情，被赋予的纳税资格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除此之外，其生活未因朝廷的新政策而有任何变化。有人曾称之为中国版的奴隶解放，但在当年那不过是一个除扩大征税范围以外，什么都未曾收获的政策罢了。
而贯穿整个清代的人口急剧增加和内乱频繁爆发，使贫苦农民的流民化和城市流浪者的增加成为一种常态，为数众多的贱民也被卷入其中，所以贱民在这一过程中因其阶层的扩大，事实上得到了消减。可以说在当年，贱民阶层的扩大使那种极其特殊的歧视变得淡然起来。这原本就不是一个仅限于清代的现象，在其他的王朝更迭之时也屡见不鲜，每次改朝换代也会产生很多新的贱民。人们是最容易意识到贫困和等级的，贱民即由此而生。但只要统治者通过给被统治者划分等级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以此为其统治的武器，那么贱民在这一期间便不会在根本上消亡。
身为中国华南地区的水上生活群体，疍民每隔几年便会因遭受台风侵袭而出现大量死亡，在这一被称为人口自然调节的期间里，仅凭他们自身的力量无法改变这样的生活现状。虽然他们舟居在广州附近的水上，可广州的居民如同西班牙人对居住在安达卢西亚的罗马族吉普赛人一样，对他们漠不关心。这并不是蔑视，而是以看待动物般的目光看待他们的。在很多种族混居的地区，要么同化，要么成为一种毫无关系、不可接触的存在，这在当时是生存的智慧。力求避免使本族被同化为其他种族的选择，在当年似乎是一种超越了保护种族的感情的堆积。在古代印度，出于农耕的需要，人们曾把牛作为圣兽对待，使牛不再具有生产性；在古希腊，市民的自由导致了专制的出现。类似的这种因为集中而导致的分解，应该是有什么东西打破了平衡。
就整个清代的民众来看，可以说有如杂草一般充沛的生活劲头应该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但也正如杂草一样，能开花结果的是少之又少的。这要么是因为只往高处长了而未开花，要么是因为光长根部了而不结花蕾，但至少与清朝的衰退相反，民众似乎越发地富有生机了。与其说随着与宫廷有关的各种文化都相继地颓废凋零，隐藏在其背后的很多东西开始显现于民众之中，莫如说源自庶民生活的很多萌芽逐渐令他们显示出了一些生机，似乎迄今为止系在打破平衡的东西又逐渐发挥出了一种恢复平衡的作用。前文提及的使用白银的商人撰写的书籍如此，书简式的文章在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利用如此，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种资料刊载出来的百科全书类的东西，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在其中能够看到清代民众再次显示出的杂草一样的旺盛活力，可在其开花结果之前，社会就先崩溃了。
二 世界历史上的清代
王朝文化
康熙、乾隆年间的清代盛世与法国的波旁王朝、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王朝、江户幕府的元禄时期遥相呼应，具有相同的时代特征。但在欧洲，人们是通过作为绝对主义走下坡路的贵族势力和处于上升态势的市民势力之间的均衡暂时性地带来了王权的伸张这一巧妙解释，来对当年出现的大规模的权力集中进行把握的；在亚洲，同样的说明不适用，所以人们一般都含糊其辞不提绝对主义等的概念。
但同时，我们一般又会认为，在当年世界各处都同时出现的华丽的王朝文化背后，支撑它们的动力中也是存在某些共通的特征。在欧洲，走向没落的贵族不肯把权力接力棒自动让给市民；而由于市民憧憬着贵族的文化，所以与王权相比，他们先行以其实力去掌控文化。由于当年欧洲的这种迹象不同于王权的视角，是逐渐展现在文化领域的一种现象，所以在中国应该也是一样的。接下来本书尝试以这一视角入手来对中国加以说明。
尽管明清文化主要是由官僚知识分子创造的，但与这一阶层直接产出的思想、文学、史学或者书画等不同，瓷器也好染织也好，在这些当年缺乏翻译解说等媒介却通用于世界的领域里所展示出来的中国文化实际上都出自普通民众之手。这在日本、欧洲，抑或其他地区都是一样的，由于当年庶民文化缺乏自己的主张，所以人们一般都将这些作为同时期的王朝文化的一种装饰品来加以看待。而且可以说，庶民文化在特征上也符合承担起了王朝文化一翼的实情，都是顺应之物。若庶民文化所表现的仅在于庶民文化本身的话，那在当年，其创造会被称作粗糙之物，被看成一种原本便不入流的东西。在历史上出现了“文化承担者”这样的不合规矩称谓，应该是为了称呼那些曾独占文化而且至今仍然能够垄断文化的人吧。
尽管如此，在像中国那样政治被极少数集团所垄断，从社会经济运作到社会自治的施行等，长期以来一直都允许垄断存在的社会里，文化的确是一种王朝用其炫耀自己的产物。这在世界上，既与中世纪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朝相通，也与古印度和古代西亚地区的各王朝相通。但是那种倾向于自己的王朝，支持、赞美自己的王朝的人们也未必就是整齐划一的。尽管我们从来就没有可对自己的王朝的支持与赞美的程度等加以测量的尺度，但绝对主义与它的支持阶层之间，应该说有种离心倾向存在。
在亚洲，比起贵族与市民的离心倾向，官僚与农民的离心倾向更为根深蒂固。虽有特权却非贵族的官僚不如说与市民更为接近一些，或者市民会因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而容易向官僚接近。这应该就是为何在亚洲，市民革命的成果不够显著，而农民革命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此来看可以发现，尽管在世界史上被称为王朝文化的最后阶段这一点上，各王朝有共通之处，但在欧洲催生出了一个以往不曾见过的特征，在中国呈现的却是一种反复再现既有事态的现象。这是因为在中国，王朝总是被置于与其他势力相对的一个方面。围绕王朝的各种势力在不同的时代，其基础虽然会被王朝区别开来，可在拥护王朝这一鲜明的目标上是共通的，尽管在有的时候，他们也曾以改朝换代作为其目标指向，所以在古代中国，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呈现的应该都是王朝色彩。
市民文化及其发展趋向
尽管市民即城市的居民，但江户时代的町人总被置于与普通百姓相对的位置上，其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也不是很清楚。这是因为市民这个词语指称开创出近代社会的有很强独立性的那个阶层。我们若摒弃这一历史概念，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城市总是位于消费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城市生活也比农村富裕，城市的所有方面在运行上也要比农村快很多。
众所周知，中国自很早开始便产生了城市，但大多数古代城市的遗迹如今已湮没于历史之中，其昔日景象至今仍然尚不明晰，只能通过分散于中国各地的文化遗产加以推测。但在宋代之后，不仅可以凭借文献记录对其城市施以研究，集中于城市之中的文化遗产也很多，以至于在中国史研究者中，也出现了针对宋代的市民社会的优越性、市民文化的确立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人。而且，他们的这种研究似乎还是将宋代城市居民作为推进中国向近世发展的一种力量加以把握的。
但在当时的中国，市民是与官僚沆瀣一气的，并未能发展成为那种从外部摧毁官僚组织、变革社会的力量。而且在当年，官僚新陈代谢极快，能够使自己的贵族身份固定下来的情况也非常之少，所以官僚们通常都尽其全力保全自己，并未热心于社会改良。虽然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总能给人将会出现一些社会变化的感觉，可结果仅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权力的更替之后，便告一段落了。古代中国的这种现象也是由于源自外部的压力一直很弱，在西方列强自外部施压以前，各王朝的统治架构一直呈现的是一种反复重建的局面。
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官僚为了自身而创造出来的产物，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尽管如此，在宋代之后，自由、奔放的潮流在各方面显著呈现，它虽一般被称为文人特色，但也未尝不可被称为市民特色。“文人”这个词在当时的意义可分为两个层面理解：一是其脱离社会的一面，二是其风雅的一面，从前者可窥见在古代中国颇具传统的以“隐遁”为形式的社会抗争性，后者则暗含着一种合理主义的特征。
清代文化未必呈现出了一个到处都充满了文人特色的倾向。以武力为其支柱的清代统治的武断倾向，将一部分文人纳入了强权主义的统治架构，也迫使一部分文人逃离了其统治架构，或是整体下压文人阶层，使之从官僚群体转变为工商业群体。另外，工商业群体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这在各个方面也与其他文化交织在一起了。所以说市民文化是在游戏领域和生活领域中的承担者与方向性都不同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这种现象无论在哪个地区都可能会出现，但在欧洲未曾出现，这似乎是因为产业革命的飞跃式发展销蚀了大多数的生活文化。其实中国的情况也如此，与中国工商业者的基础一样，当年他们为其经营活动和工商业社会创造出来的文化都是极其脆弱的，这些文化后来都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而走向了崩溃，两面性的市民文化并未实现并行发展。
后进性——工业化不足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与亚洲其他各地相同，都是本国屈服于欧美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向西洋近代国家的优越性靠近的体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被认定为亚洲衰落的一个典型事例。一般认为，在其衰落的过程中，“亚细亚式”这一概念出现了。亚洲的整体贫困也成了亚洲觉醒的基础，曾先行摆脱这种贫困的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后来成为亚洲人心中的理想形象。
但和这些政治动向不同，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否真的就内在地存在一种后进性，对此我们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中国那浩瀚的思想和艺术等曾是高度发达的，商品量及其流通量也都规模巨大，而产生并孕育了这些的中国社会，其本身拥有积淀深厚的充满活性的动力，其极具能动性的特征甚为明显。尽管这个社会中也有很多矛盾，但其复原能力也非常强，这在前文我已做出了一定的论述。
但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接受政治暴动如同接受天灾，抵抗欲望遭到削减。农民暴动历代不绝，对其的报复愈加残酷，但这在反复之中已如自然现象一样平常。这也反映了一般认为汉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一点，同时这也是其总是缺乏彻底性的原因之一。如果说欧洲的近代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产业革命的发生的话，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近代在中国却未曾出现。
但在步入近代化过程的前一阶段，可以说中国的社会是更典型的。不仅更具典型性，而且复原能力极强，可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中国才被认为社会停滞、体制守旧，并受到了西方的轻视。比较一下当年初次接触到西洋物件之际日本人的好奇心和中国人仅将机械类物件视作一种玩物的态度就会发现，再比较一下当年日本人对洋学的厌恶和中国人对兴办洋务的认同也会发现，同时代的日本受到很大的震动，而中国的那种韧性却是根深蒂固的。
人物双连瓶
清代虽然与日本的江户时代、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一样，继承了前代既已出现的商业资本所带来的繁荣，却是一个视自由为颓废，以发展为冒险，并通过浪费和巧取豪夺将整个民族都封闭进了一个内化的世界的时代，若不是其大门被从外部打开，它连看一眼外部世界的想法都没有。虽然在这种意义上，清代中国的后进性是可预见的，但在这种内化了的社会中培养出来的东西包含着很多方面，无论其好与坏，在历经几代人之后，有些会被唾弃，有些却是会被发扬光大的。
参考文献
当春蚕吐丝般地写就一本著述之际，仅说一句“就是这样了吧”，并以桑叶示人，对读者而言或许是一种缺少人情味的做法。在展示蚕丝的用途之际，只说系用于此种产品，并将缤纷夺目、光鲜靓丽的丝制品示之以人，肯定会坏了人们的兴致。在此将作为拙著资料、素材的各类文献和研究著述列举出来，希望不至于令各位读者感到遗憾。
一 涉及整个清代的文献
1.『清史』 台湾国防研究院 一九六二年
2.『清史稿』 趙爾巽ら編 一九二八年
3.『清歴朝実録』 満州国国務院輯 一九三八年
4.『東華録』 王先謙 一八八四年
5.『清朝野史大観』 小横香室主人編 一九一五年
6.『清代通史』 蕭一山 一九二四年
7.『近代中国史料叢刊』 沈雲竜主刊 文海出版社
该文献收集的各种著作涉及清代至民国时期，初辑、续辑已各集齐百集著作，第三辑在写作本书之际也已接近完成。
8.『中国近代史資料叢刊』 中国史学会編
该文献所收集的是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等清代主要事件相关的资料。
9.『籌弁夷務始末』 故宮博物院影印 一九三〇年
该文献是一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清代外交史料集。
10.『清代外交史料』 故宮博物院 一九三二年
该文献是一部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的清代外交史料集。
11.『清朝史略』 佐藤楚材 一八八一年
12.『清朝史談』 中島竦
如上两部文献的内容都仅涉及清代，是日本人最早编写的相关著述。
13.『清朝全史』 稲葉岩吉 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一九一四年
（该文献的中文译本有：〔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但焘编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译者注）
14.『清朝史通論』 内藤虎次郎 弘文堂 一九四四年
15.『近代支那史』 矢野仁一 弘文堂 一九二六年
16.『清朝社会史』 佐藤学 文求堂 一九四七年
17.『禹域通纂』 楢原陳政 大安 一九六三年
18.『清国通考』 服部宇之吉 大安 一九六六年
19.『清国行政法』 大安 一九六五年
如上三部著述中，文献19是了解清代各项制度时最为便捷的一部。
20.『清国商業綜覧』 東亜同文会 一九〇六年
21.『支那経済全書』 東亜同文会 一九〇七年
该文献可切实满足欲通过实务了解中国诸般事情的要求。
22.H.B.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1912.
该文献对欧美各国的学者来说亦是如此，作为考察中朝制度方面的史料，被相关领域的学者广泛利用。
23.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8.
二 与清代政治史相关的文献
24.『近代支那史』 稲葉岩吉 大阪屋号書店 一九二〇年
在中国研究集中于政治史的较早的著作中，该作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部。
25.『東洋近代史』一·二 平凡社『世界歴史大系』 一九四〇年
该著述动员了众多的青年研究者，是揭示新发展趋势的较早著述之一。
26.『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 市古宙三 東京大学出版会 一九七一年
27.『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 衞藤瀋吉 東京大学出版会 一九六八年
28.『科挙』 宮崎市定 秋田屋 一九四六年
29.『清代塩政の研究』 佐伯富 東洋史研究会 一九五六年
30.『中国近代軍閥の研究』 波多野善大 河出書房新社 一九七三年
31.『清代水利史研究』 森田明 亜紀書房 一九七四年
32.『清代刑法研究』 中村茂夫 東京大学出版会 一九七三年
33.『康煕帝伝』 ブーヴェ 後藤末雄訳 矢沢利彦校注 平凡社東洋文庫 一九七〇年
34.『雍正帝』 宮崎市定 岩波新書 一九五〇年
35.『乾隆帝伝』 後藤末雄 生活社 一九四二年
36.『林則徐伝』 林崇墉 中華大典編印会 一九六七年
37.『曽国藩』 近藤秀樹 人物往来社 一九六六年
38.『李鴻章』 伊笠碩哉 嵩山房 一八九五年
39.『ゴルドン将軍伝』 德富健次郎 警醒社 一九〇一年
传记类的文献除如上所列之外，尚有许多。通观同时代刊出的传记及后来的回忆录等，其中的很多也都可谓意义深远。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人们对此类文献中的一些评价已经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变化，曾国藩的例子便是如此。
40.『支那外交通史』 窪田文三 三省堂 一九二八年
41.『近世東洋外交史序説』 斎藤良衛 巌松堂 一九二七年
42.『近世支那外交史』 矢野仁一 弘文堂書房 一九三〇年
43.『アヘン戦争と香港』 矢野仁一 弘文堂書房 一九三九年
44.『アロー戦争と円明園』 矢野仁一 弘文堂書房 一九三九年
45.P.C.Kuo，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
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文献在东西方各国都非常多。在日本，自江户时代的岭田枫江的《海外新话》（『海外新話』）和岩谷宕阴的《鸦片汇闻》（『阿芙蓉彙聞』）、《隔靴论》（『隔鞾論』）以来，已经刊出了很多相关著述。
46.『太平天国』 増井経夫 岩波新書 一九五一年
47.『太平天国史綱』 羅爾綱 商務印書館 一九三七年
48.『太平天国革命運動』 范文瀾 新民主出版社 一九四八年
49.『太平天国革命戦争史』 華崗 海燕書店 一九五〇年
50.『太平天国』一～四 リンドレー 増井経夫·今村与志雄訳 平凡社東洋文庫 一九六四年·六五年
51.A.Egmont Hake，Events in the Taeping Rebellion，1891.
52.Andrew Wilson，The Ever-Victorious Army，1868.
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更多，相关著述在中国不断刊行，可谓应接不暇。特别是曾被作为民族英雄高度评价的李秀成，在今天也出现了因其降清而备受责难的另一种评价，而且反映这种评价变化的著作也已经出现了。还有涉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甚至在是否可将其定性为带有革命色彩这一最具基础性的问题上，与形势的变化相伴，如今也出现了相关研究左右摇摆的现象。
三 与清代经济史相关的文献
53.『近代支那経済史』 平瀬巳之吉 中央公論社 一九四二年
54.『近代支那経済史研究』 小竹文夫 弘文堂書房 一九四二年
55.『東洋社会経済史序説』 今堀誠二 柳原書店 一九六三年
56.『中国近代史研究序説』 今堀誠二 勁草書房 一九六八年
57.『支那ギルドの研究』 根岸佶 斯文書店 一九三二年
58.『支那ギルド論』 モース 増井経夫訳 生活社 一九三九年
59.『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 仁井田陞 岩波書店 一九五一年
60.『広東十三行考』 梁嘉彬 山内喜代美訳 日光書院 一九四四年
（该文献的中文版有：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译者注）
61.『支那経済史概説』 加藤繁 弘文堂 一九四四年
（该文献的中文版有：〔日〕加藤繁：《中国经济社会史概说》，杜正胜、萧正谊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译者注）
62.『支那経済史考証』上·下 加藤繁 東洋文庫論叢 一九五二·五三年
（该文献的中文版有：〔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