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年，努尔哈赤定国号为“大金”，年号为“天命”，登上了帝位。与此同时，他针对明朝列出了七大恨，开始公然挑战明朝。明廷开始曾计划帮助其他女真部族压制新兴部族，最终却派出了十万大军，分四路进击，试图一举打败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山迎战明军的努尔哈赤在取得大胜后，趁机出兵占领了辽东平原并移都辽阳，后来又将都城定在了沈阳。
努尔哈赤随后自沈阳出发，进兵辽西，在辽远遭遇驻守在此的明军炮火后，退而转兵向东蒙地区进军，却在征战中病逝，享年六十四岁。此时，满族军队已经创设出了八旗制度，满族文字也已开始使用，其意气轩昂之势可谓随处可见。但由于此时满族政权尚属军事统治，所以政治上施行的是一种与此相适应的贵族政治。努尔哈赤去世后，在萨尔浒之战中立下军功的第八子皇太极成为他的后继者。
当时，满洲统治者关注的势力共有三方：一是南方的朝鲜，二是西南的明朝，三是西北的蒙古。由于最终目标在于明朝，所以满洲政权需要首先令朝鲜彻底服从自己才行。当时，朝鲜与明朝修好，对满洲政权并无亲近感，所以皇太极便以其引明军进入为由，派兵征讨了朝鲜。而对于蒙古，皇太极则从外交与军事两方面对其进行了拉拢与打击。
讨伐蒙古的察哈尔之际，皇太极获得了自元代传下来的中国的传国玉玺。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后金”为“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正式登基称帝。而后，清再次出兵朝鲜，攻陷汉城（现首尔），使朝鲜完全臣服于清。作为对清臣服的证据，朝鲜在三田渡设立了一个“清功德碑”。虽然此时皇太极也开始对明频频出兵，但由于山海关固若金汤，难以攻克，所以清军转而自东蒙古地区迂回，再对明军发起攻击，但计划未行，皇太极便先行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在不断征战之中，皇太极还致力于制定各方面的行政制度，在创建国家的基础性工作方面毫不懈怠。在当时创建这些制度之际，皇太极并没有借助汉人的帮助，这足以说明，在辅佐清朝皇帝、负责清朝行政事务的满人中，具有相关能力者大有人在。
这在皇太极去世后皇位选立的前后经过中可见一斑。虽然皇太极驾崩之时，未及立下太子，但通过王族会议，皇太极的九子福临成为清朝第三代皇帝顺治皇帝，是年他年仅五岁。这种先立幼帝，将同族间的权力之争留待日后解决，通过此后的功绩再来决定的行为，在当时是一种颇具合理性的智慧之举。在顺治皇帝的身边，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出任辅政，多尔衮在对外征战方面战功赫赫，济尔哈朗在对内施政方面兢兢业业，分别将满族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
明朝方面，几乎与多尔衮出征关内同时，大明政府因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而覆灭，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降清，并彻底打败了占据北京的李自成，从而使顺治皇帝未折一兵一卒便幸运地进入了北京城。至此，战功赫赫的多尔衮被称为皇父摄政王，他开始倾尽全力确立清朝的专制统治、扫除明朝残存势力。在内政方面，多尔衮确立了全面承袭明朝旧制的方针。
初期的政权
一个政权趋于成熟后，初期的紧张感，总是与晚期的松弛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对于初期的那种紧张感，人们往往会以一种赞赏的方式来回顾它，特别是对那种在行军打仗之中施行的严格的军纪、行政等，其赏罚分明的执行效力更是与人们对新政权的信赖程度密切相关，所以人们很容易简单地取其效用而行。那么这种做法的实际可行性如何呢？严格与冷酷之间，仅一念之差而已；在领袖人物的公众身份同他作为个人的私利之间，其界限同样也非常微妙。汉朝的高祖皇帝与明朝的洪武皇帝，作为各自王朝的创建者，之所以获得了冷酷之人的评价，是其本人真的冷酷无情，还是其政权创建初期的紧张感使然呢？恐怕是政权创建初期的那种紧张感使得那些政权创建者变得严格、冷酷、无情起来了吧！
清朝政权亦是如此。在其创建初期，从旧式部族领袖的权力急剧膨胀的角度来看，其统治面临着很多困难。特别是王族之中，很多人握有实权、故步自封，甚至连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都不了解。太祖努尔哈赤之时，有部下向他进言，献上四策：虽太祖当年并未立此大志，但本族能在满洲地区收获广大疆土，此乃上天所赐，若欲继续扩大疆域，必须赏罚分明，利用汉人，珍惜所占土地，提防蒙古。而后，清太宗皇太极全面采用了这四项政策。当时有很多比清太宗年长的王族，但他既未姑息任何一族，也未疏于起用归顺清朝的汉人和蒙古人。他沿用了汉族统治者的六部官厅，创设了蒙古八旗，甚至后来还组建起了汉军八旗，为清朝确立起一个满汉蒙大一统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观察清朝政权后来的发展轨迹，人们若是对其怀有好感，便会抱有一种统治初期的政权是清廉、刚毅的印象，反之，恐怕也会认为其是一种粗犷、野蛮吧！而且，即使是将此时的清朝政权与昔日的蒙古政权、契丹政权相比来看，由于每个政权其后的发展轨迹会成为一种决定性要素，所以也未必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此我们只能说，若将历史集中至某一个人身上来看的话，那么严格、严厉的统治特色，很多时候都会投射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形成一种像克伦威尔般的人物评价；若从整体上把握一个集团，那么很多时候，这又会被认为是一种严明纲纪的果敢行动，让人形成一种类似对法国革命初期的军队等的那种印象。在当年的清朝政权统治者之中，我行我素者很少，多是行为取向符合常规的人物，所以人们似乎更习惯于用采后者的视角，来对初期的清朝政权进行评价。
明朝的灭亡
在将蒙古人驱逐出去，恢复了汉族人统治的中华帝国后，明王朝的统治在经过了两个半世纪，至其晚期，已经是积弊累累、困难重重了。虽然普遍认为，外有北虏、南倭为患，内有宦官、党人堪忧是明代面临的最大问题，但明代社会还是维持了被誉为“丰亨豫大”的繁荣景象。所谓“丰亨豫大”，是一句形容君德隆盛、世道昌平的古语，时值明嘉靖、万历之际，人们乐于以此来讴歌明代社会的繁荣与昌盛。
如此来看，所谓的北虏、南倭之患，应该是明王朝的困境，而非明代社会面临的困难。不过，无论哪一个王朝都需依存于农民缴纳的租税，这一事实意味着一个王朝面临的困境很快会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农民的负担又会不断地层层转嫁下去，这是一种常态。因此，十分明显的是，支撑着明代“丰亨豫大”的社会繁荣的事实上是小农们所承担的重负。
所以，明王朝治下的社会也同前朝各代一样，农民暴动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般频频发生。
事实上，十四、十五世纪是全球农民暴动频发的时代，如在日本，此时期爆发的“土一揆”（农民起义）和“国一揆”（地区起义）等也都广为人知。但甚为明显的是，这种情形在明代社会更加严重。中国历朝历代皆有的农民暴动在明代又呈现了新的特点：此时农民身上所背负的，不仅有来自统治阶级的重压，还有来自在商品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者的重压——这在当时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而且，农民阶层也不再盲目地发起暴动，其中出现了想通过自身力量实现某种主张的事例。这一时期，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为某些野心家所利用，他们已经开始自行发声，去争取一些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了。
然而，在中国这种旧制度根深蒂固的土壤中，史无前例的新动向是很难出现的，人们总是依照某种先例行事，模仿某些先例构建其政权。事实上，明代的农民暴动也多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向：农民暴动在不知不觉中被某些野心家利用，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构建起来一种专制统治。由于北方边境受到满族的威胁，明朝将全部的精兵投入到了山海关的守备之中，可长城之内也并非一片太平，在四川、河南、湖北、陕西等地，当时被称作“流贼”的起义大潮已呈现出锐不可当之势。1634年，以“闯王”自称的李自成以西安为根据地扩展势力；他于第二年正月称帝，定国号为“大顺”、年号为“永昌”，挥师进攻北京；同年三月他占领了北京，迫使明崇祯皇帝自杀。
迫于北方满族人的频频侵扰和国内各地起义的风起云涌，崇祯皇帝也曾致力于严明刑罚、振兴纲纪，但这犹如投虎狼之药于残喘之躯，反倒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位末代皇帝目睹了自己政权崩塌的整个过程，不得以留下了“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1]的遗言。
李自成与明廷遗臣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那些坐视崇祯皇帝自杀的明朝遗臣，随即拥戴李自成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后，看到大顺王朝仅在北京存在四十天便被多尔衮率领的清军赶出北京后，这些明朝遗臣又身着丧服，将清朝军队迎进了北京城。在过去，一旦北方民族入侵，皇族、贵族往往先行逃亡，然后是大官、富户紧随着迁移，无奈留下的就只有那些哪里也去不了的市民和农民。但这次是由于各地都动荡不安，没有容身之地的明王朝不得不在北京灭亡了，明廷的官僚们也不得不同农民一样，留在北京以图自保。取而代之，明朝的地方官僚则将身居各地的明代诸王推上了皇帝之位，一直在各地进行着反清复明的抗争。被元朝推翻的宋朝，其灭亡是与其军事实力的消耗殆尽同时发生的。与此不同，明朝灭亡后，其支持者散布于中国各地。其实，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对此，我们可以尝试着将如下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思考：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通过武力解决一切，二是李自成政权出人意料地突然覆灭了。
李自成本是一名驿卒出身的士兵，成为“闯王”后，因一个名为李岩的书生向其进言而制定了严明的军纪，确立了农民均田、三年免税、不杀百姓的方针，又下达了禁止私吞钱财，禁止私闯民宅，强暴妇女者一律问斩等命令，以此获得了巨大的支持。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并未采取征收田税的措施，而是依靠从当地富豪手中强征物资以维持其政权运行。李自成的这一做法招致了商人的反对，并最终导致他在北京建立起来的政权难以维持。经济抗争战胜了军事压迫，这样的事例虽古来有之，但这一现象在李自成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显著。而且，商人们的反抗不仅在中心都市进行，也扩散到了地方，其反抗力度因而更为强大。这并不是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的简单较量，而是这二者依托各自的实力，都有了一种自信和期待——可以说正是这种自信与期待的综合作用，给当时的局面带来了变化。
无论是当时的社会还是后世，对于明廷遗臣这种没志气的姿态，都很少施以谴责与批评；而那些明廷遗臣自身，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同样是恬然自若的。这足以表明，在明朝末年，所谓道义的内涵已然出现了变化，即不再急于求死以坚守气节，而是选择继续活着以观事态发展的人变得多了起来。清初之所以有很多被称作“明朝遗老”（后述）的人，恐怕原因便在于此。且相比于贵族和武将出身的人，这种新的道义观在庶民与文人的身上更为明显。不难想象，这也成了明代社会已大幅度地向庶民化方向倾斜的一个有力证据。如此一来，取明朝而代之的清朝政府将军事统治贯彻始终，便也顺理成章了——这不只源自北方民族的自身统治特征，也是出于对这种倾向施以控制的需要。
三 明代遗产
汉族统治的官僚体系
由于清朝借“为明伐闯”之名，以吴三桂为先锋进入北京城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明朝的官僚机构，所以明廷的官员多数都被留了下来。本来为汉族统治者一直推崇的以夷制夷的政策，这次反了过来，成了“以汉制汉”。清朝想要在像中原这样庞杂的社会里施行其中央集权统治，除了利用既有官僚体系外，并无他法可选。并且此官僚体系及其权威的建立，既已经历了各个朝代的努力，汉族人一直钟情于此，执着于此，并且也对此充满自信，清朝政府没有理由不将这一习惯做法和成熟的统治方法有效利用起来。所以在当时，清朝统治者首先需要着手去做的，就是授予汉人官职。
所谓“官僚体系”，即将人按高低贵贱划分为等级，并将其依次纳入组织架构。其制度的缜密程度、其体系的规模大小等，未必一定反映其运转情况和发展动向，虽同为官僚体系，但朝代不同，其特性也各有所异。
若言明代官僚之特色，则以文人官僚居多为著。这里所谓的“文人”，并不仅仅是与武将出身者相对而言的。中国那些身怀文人气质的人中，喜文雅、好风流，性温和、爱文化，宁退让、不喜争，先活命、次名誉，先安宁、次荣华者居多。在明代的官僚中，虽然武将出身且成就功名，作为名将并为人颂以勇武的官僚并不在少数，但一般来说，不断增加的还是那些文人官僚。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支撑明代官僚体系的基础，已不只是贵族和地主，商人阶层也纷纷加入进来了，而这些商人之中，文人商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很多著书立说的文人商人。
清朝的武官（左为汉人，右为满人）
不过，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僚之中很少有人对统治权力过于执着，所以他们当时对新创建起来的清朝并不怎么感兴趣。另外，在这些文人官僚看来，在清朝统治完全稳定下来之前，恐怕出仕清廷也不合适。虽然清朝在推翻明朝后，将明代的官僚体系保留了下来，但就其特征而言，清代官僚体系有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清代官僚体系中的文官也不在少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明代相比，文官升迁的机会已然变少，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到一定程度便无法再行升迁的状况。清朝是一个典型的军事政权，它依靠军事力量拓展疆土、维持统治，同时也随着军事实力的衰退而走向崩溃。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政府对武将出身的官员的依赖程度太高，究其根源，这也是当时北方民族为维持其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那种守旧、暴力的统治使然。
从阳明学到考证学
一般认为，明代的代表思想是阳明学。然而，可认作阳明学特色的那些东西，却并不是明代思想的特色。在孕生出阳明学思想，同时也支撑着阳明学思想的明代社会，还有着一种不断向能动性的、计量性的、合理性的方面倾斜的倾向——阳明学的特色似乎由此而来。不论是阳明学的实践性，还是“功过格”——对人的行为进行评价的一种定量性的标准——都不是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为基础的，而是根植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体验，且随着百姓生活范围的不断拓展而逐渐趋于一般化。更为直白地说，由于商人的计算能力、行动能力等优于其他阶层，所以其思维、行为的模式、标准等最终便打破了传统的观念性、抽象性的思维模式。最能展现明代社会的这种倾向性特点的便是明代的“校勘学”。
“明人常校订古书，反致其顿失本色。”明代文人执着于校订，就像不把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代经典中的字句用易懂的当代语言解读出来，便怎么都不舒服一样。他们不能接受那些模糊暧昧的、仅靠感觉得来的理解。对于那些读不懂、难以读懂的古书，一定得读懂了才行。对文人来说，出现这样的欲望是最自然不过的。但在极具平民特色的典籍上，比之于校订者的那种迂回、饶舌的解释，当时也有人更为尊崇那些可直接读懂的古代经典，陈继儒便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明代“校勘学”继续发展，便是清代的“考证学”。因此可以说，清代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倾向、发展动力等明代遗产都原封不动地承袭了下来。不论是官僚体系还是思想的发展倾向都是如此，所以始于校订学的文人官僚的此类追求，当时已逐渐从一种颇具文人特色的兴趣、爱好，发展成了一种具有严肃性的、高调宣扬的社会发展姿态。
有人认为：清代考证学对批判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政权这一点十分避讳，因为如若有人触犯这一忌讳，清政府就会对其处以严刑，所以在清代，无论是儒学还是史学，文人的学问都走向了一味考证的狭窄道路。这一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清代考证学之所以热度不减，可令我们感到某种潜在性的存在。
从本质上讲，考证学欠缺一种斗争性，构成其基础的是文人身上的那种趣味性、游戏性的志趣。进入清代后，考证学方面出现了很多专家，在各个专业领域也出现了各自的权威人士，这就好比那些原本在乡间巷头传唱的民谣升入殿堂，变成一种雅乐一般。其权威性得以确立的背景，是各个领域的文人们得到了正式的承认或官方的认可，而不是文人们自身意识到这应是基于作为其支撑的广大民众的具有合理性、具体性的需求。
显著发展的工商业
在日本，桃山时期的花朵结出果实，是在进入江户时期以后。同样地，与桃山时期处于同一时代的明代的花朵，是在进入清代以后才得结出累累硕果的。这一硕果，便是清代经济的大繁荣。由于清代已经普遍使用白银缴租纳税，所以政府难以强化其抑制商业的政策，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清代的商品均一点点地超越了明代。清代工商业的各方面多源自明代，特别是明末。查看诸如此类的记录不难发现：在明代成熟起来或出现萌芽的产业及其组织与运作等，在进入清代以后，不仅都得到了完整的继承，而且还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般认为，中国的历朝历代，虽更迭不断，但其影响深及中国社会底层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明清两朝换代前后的经济发展恐怕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显著。
当时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并不是清政府通过方针政策自上而下地培育出来的，而是一个个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蓄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例如，明清易代期间在各地出现的数量庞大的同乡、同业组织，便是由各个地方的小团体逐步发展而来的。在都城北京，为方便各地进京者，当时曾建起数百所地方会馆，查看其记录便会发现，率先在京城建起会所的是诸如某县的较小的地方团体，某府、某省等较大地方的京城会所是在其后才建成的，而且两者的性质也逐渐产生了差异。
同样地，在手工业产品方面亦是如此，过去往往是宫廷掌握着最高技术，但在明清易代时期，很多地方都有了自己的特产，其中，传统的丝织品、陶瓷器、造纸等很多来自地方的产品，甚至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可以说，在进入清代后，民间经济已处在一个极高的水平上。民间的这种经济实力，是通过武力拓展疆土、炫耀国富的清朝政府以其统治促成的，还是那些无论接受谁的统治都得生存下去的民众通过他们的努力与自信培育出来的呢？恐怕无须赘言，该大书特书的自然是后者。
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认为清代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是在民间经济活力之中发育、成长起来的。这并不是说此前的宫廷文化已然消亡了，但是像考证学这样看似与市民阶层无关的学问，其思想的形成不也是以工商业者的生活与思想为先导的吗？在清代，考证学者也并不是为了装点宫廷文化而竭尽全力工作的。对清政府而言，同江户幕府一样，只有朱子学才是它们极力推崇的学问，清政府当年并未将考证学作为一种可辅助朱子学，为朱子学担起一份重任的学问。与清代的工商业者自行开辟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一样，清代的考证学虽不是市民阶层的学问，但也是考证学者们自行开辟出来的一片天地。
活跃的民间文艺
若说中国的庶民文化，一般可以举出小说、戏曲等盛行于民间的实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作品的内容和读者都来源于庶民阶层，而且在当时支持并使其快速发展起来的也是普通的民众。不过，我们也不能据此说所有的作品都一定源自普通百姓的生活，其中有些作品并非如此。在中国，无论是此类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既是读书之人，又在闲暇之时进行戏曲创作。正是他们假托民众，排忧解闷，才创作出了那么多的小说、戏剧。若就老百姓的视角来说，欣赏过他们的作品后，很多人或许会有种入梦一般的感觉——其中所写的生活是真的吗？！
那么，文艺作品的创作是自然地落到了庶民阶层的，还是文人们有意识地将其降到庶民阶层的呢？在此实难对这两种看法做出判断，通观明清年间的文学艺术，二者似乎皆可见其端倪。明代前期出现的通俗文学初期作家，施耐庵也好，罗贯中也好，其出身都不是很清楚，但他们之所以在发表作品时隐去自己的身份，说明这些文人应该已经降身到了民间。及至清代创作《桃花扇》的孔尚任和写下《长生殿》的洪昇，他们虽或是官僚出身，或为名门之后，却也已经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视角降到了民间。
实际上，那些取材于民众生活，且直接经由民众之手创作出来的作品，能登上文艺舞台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尽管如此，自明代至清代，将前代遗产继承下来的庶民的能量，已经开始一点点地蚕食原本专为读书人占据的笔耕的世界了：书信类文章孕生出了商业类文书；借用三字经的形式，人们编作了各种各样的、可用于工商业实习的训诫性条目；一种被称作“善书”的劝善惩恶的小册子也已经被人们大量地刊行出来。这些都是支撑着通俗文学最底部的庶民文化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反映着该时代的某一社会动向。
在清代，也已经有了专门刊行、出售通俗作品的书店。这种专门性的书店可以维持一种商业经营，仅是这种变化便可以说明，当时民间文艺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一种一时流行的现象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通俗出版物还不是内容上已甚为凝练且拥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还有很多尚显幼稚的读物。这恐怕既与清代文官人数的减少互为表里，也与能同民众产生共鸣的读书人的数量不多有关。在明代，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文人，大多会在通俗类作品中展现其创作风格。但在进入清代后，这一现象却变少了，若是有人走上这条道路，那反倒是将文人假面彻底抛却且难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
手工业的全盛时期
如今，中国的手工业技术很多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可其中的一些具体领域的水平还是无法达到中国以往创造出来的作品的工艺水平。时至今日，作为既已遗失的先代技术的体现，那些作品被我们视作珍宝。比如传说中以乾隆年间的宣纸为代表的文房四宝，正像相关文字所记载的那样，清代曾出现了一些举世无双的珍品。同类情况也可以推及陶瓷器、丝织品，但此前人们一般认为，伴随着清朝统治的衰微，所有这些技术都已经退步了。虽然中国确实遗失了许多传统技术，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认为中国所有领域的技术水平都已退步的观点其实是与机械工业产品的飞速发展比较而产生的错觉。实际上，很多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精髓都传承到了现在。近年，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中的随葬品被挖掘出土后，中国以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制作工艺制作出了许多仿品，以供海外展览使用，虽说这些是仿品，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仿品并不是模制出来的。虽然这种做法也有彰显其技术之精湛的意味，但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手工业者工艺传承的深厚底蕴。
我们在此要说的并不是现在的中国如何如何。回想一下元代曾是如何继承宋代留给它的文化遗产的，然后再将其与清代是如何对待明代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的加以比较便会发现，与其说清朝对汉族文化比较尊重，莫如说当时那些一直坚守传统生产方式和技艺的民众持之以恒的精神更令我们印象深刻。虽然元代没有令宋代的文化遗产完全荒废，也在某些领域将其传承下来并使其获得进一步发展；但在元代，工商业的混乱吞噬了普通民众的积蓄，而且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人的歧视也令官僚群体心情沮丧，致使元代文化在整体上出现了衰退。由于我们错将这种衰退理解成了民众文化的正向发展，所以长期以来，便也错误地理解了民众的地位。
看一看清代那些意气轩昂的官僚群体和与之呼应的活跃的民众便会明白，只要是作为基础的普通民众健康发展，汉民族的力量就不会衰退，反而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聚拢起来，便使得清代手工业出现了繁荣景象。
清代手工业产品之中，艺术品都呈现出极尽绚丽豪奢、流于形式而失之清新、过分装饰却忽视细节的特征，但诸如丝、绵、麻等纺织品，陶瓷制品、农用器具、日常生活用品等一般手工业产品，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品质上，都极其多样化。知名品种的数量增加，品质的优劣差距扩大，这意味着需求和供给都在增加，是商业发达的象征，所以，明代的“丰亨豫大”在清代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手工业的种类在此消彼长之中出现了差别，但其平民化程度的加深是非常显著的，而支撑这种变化的，可以说是清代手工业的整体发展。
清代手工业直至清朝末期才失去了均衡的发展，并因国外的经济压迫而出现了急剧衰退，特别是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导致产业荒废。但仅凭这一点便以偏概全，低估清代手工业的全貌，这岂止是一个简单的错误，恐怕还会成为人们对一个民族的力量做出过低评价的原因。
四 明朝遗老
明清易代时期的文人
在中国，十世纪上半叶曾存在一段称作“五代”的王朝更迭异常频繁的时期，当时曾有一位叫冯道的文人，他前后历经四朝并出任宰相，备遭后人批判，被视作“有失节操”的典型人物。据说在秦代，秦始皇制作了传国玉玺，大臣李斯在玉玺上写下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由于这传世之宝在唐代失传，所以五代时有皇帝重制了一个。重制之际，在玉玺上写下“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八个大字的，便是这个冯道。当时冯道就是这样一位备受朝廷重用的人物，他从同时代人那里获得了莫大的信任。在当年那种“下克上”频繁发生的，权力由武人把持的时代，让这样一位柔弱无力的儒者文人担当起重任，这是少之又少的例子。然而，这样的事例之所以存在，恐怕也有当时应当如此的缘由。
明朝的李卓吾曾盛赞冯道称：在战乱不断的年代，能将百姓的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冯道的爱民作风和他的领导能力。那么，当年冯道拒绝遁世，总是选择将自己正面呈现给世人，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进入宋代之后，人们对冯道的评价非常之低，认为他惜命，贪图富贵，趋于妥协，谙于世故，对社会造成的毒害甚深，甚至将他视作“五代”这个乱世的象征。在同辽、金、元等北方民族政权的交涉中举步维艰的宋代，若有人像冯道般既出仕辽国，又几经出仕汉族政权，还当上了宰相，恐怕是绝对不会被世人接纳的。而且，冯道还在自传中罗列了自己从所侍君主那里获得的各种荣誉，后人看到这些后，更是气愤无比，认为其卑贱至极。
中国的文人多投身于某一王朝，所以在该王朝灭亡后，以身相殉的做法被视为一种美德。特别是在受到了宋学之说的鼓舞之后，儒家文人似乎将此当作一种信念。例如宋朝灭亡后，声称不再描绘被夷狄玷污的土地，进而留下大量无根墨兰画作的郑思肖，与其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如说他是大义名分的盲信者。在当时，逃亡国外的是文人，终生不侍二君的也是文人。当然，宋朝遗老中在元朝做官的也大有人在，当年的元朝若是不用他们，其统治也无从着手。但若是作为俗吏，仅凭一点微薄的薪俸，那些侍二君者不仅会视服侍夷狄之事为不洁之举，而且其生活本身恐怕也会变得拮据不快吧。
文人以某一信条为标准而终其一生，这是古来就有的事情。但将自己的一生与侍奉某个王朝相结合，虽可见于为数不多的王朝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身上，但在宋代以前并未形成一种潮流。不可否认的是，宋代的文治政策对这种潮流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似乎将一种极其武断的勇气灌输到了文人的深层心理之中，并在鼓舞以身相殉的悲壮精神上发挥了它的功效。因此，在因官僚制度的运行受挫而走向自毁的元朝灭亡之时，文人官僚中出现了很多逃难者。我们且不论当时的缘由为何，殉身王朝即殉身国家的心理强制性，源自宋元换代之际的那种潮流，同样，明清易代时的情况也是如此。
黄宗羲
明清易代之际，在以大明朝的遗民自居，同清政府抗争对抗的文人中，有三位被称为“三大儒”的知名文人——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分别选择了三种不同的人生，其悲壮事迹在民国时期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他们总被认为是“悲壮”的，同样也是缘于前述的那种潮流，而且由此在当时的社会也滋生出一种与古代印度寡妇焚身殉夫的压力。明朝末年，酝酿出这种情势的温床当中，有一种称作“文社”的社会团体。文社是一种以科举考生为中心，研习学问、文章的团体，其中苏州的“应社”、“复社”，松江的“几社”、“豫章社”等最为知名。在当时，虽然官僚阶级也会对其加以利用，但由于其成员中不在官场的读书人占绝大多数，所以文社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取向，并针对清朝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当年，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曾是复社的成员。
黄宗羲为明朝御史黄尊素之子，少年时代起便深受时为东林党成员的父亲的影响，跟随着父亲，在针对明朝宦官当权的腐败政治所进行的激烈批判之中长大成人。他痛恨逼死父亲的魏忠贤一党，曾在复社联名弹劾阮大铖。阮大铖当时是魏忠贤的心腹，在魏忠贤失势后，他与南京的游手好闲之徒混在一起，虽曾作为戏曲作家而闻名于世，但被认为是明朝腐败政治的元凶。
黄宗羲三十二岁时曾被举荐为中书舍人，但他在辞掉该职后，再未出仕明廷。黄宗羲生于官僚世家，身处党派争斗的旋涡，适逢农民起义、满族入侵等乱世，而且亲身体验到了被称为“小东林党”的复社深受广大农民、工商业者支持的事实，所以作为文人的他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当时的文人中，有一心向佛以求避世的人；也有对明代官场感到绝望，决心绝不再涉足其中的人；同时还有重新审视民众力量并努力对自己的立场加以反省的人；而黄宗羲选择的却是其中最为激进的形式。
黄宗羲虽未出仕明廷，却是明代名门之后。明朝灭亡的时候，他正当三十四岁，当时曾险些被阮大铖逮捕。脱身后的黄宗羲回到故乡浙江，并在此创建了一个名为“世忠营”的团体，与数百名同志一起开始了反抗清朝的运动，后追随在绍兴称监国的鲁王，投身到了反清复明的事业之中。为了反清复明，黄宗羲当年甚至曾与同志一起远渡日本长崎以求援军。但当时在各地被拥立起来的明朝王爷们未能超越明末的党派之争，相互间依然各行其是，互不交通，所以被清军逐个消灭了。此间，黄宗羲并非一个旁观者，而是亲临其境地经历了复明力量最终覆灭的过程，并在深感恢复明朝已无希望后，返回故乡专心著述。清康熙十七年（1678），黄宗羲被推举为“博学鸿儒”，但他辞而未受；第二年又接到明史馆的邀请，他同样没有接受。
在亲历明朝衰亡的黄宗羲身上，并没有像法国的伏尔泰那样，表现出一种对皇权的依赖。伏尔泰诞生在黄宗羲去世的时候，他亲眼见证了路易十四世时代的法国的全盛，而黄宗羲却见证了明王朝、崇祯皇帝的悲剧。或许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不同，黄宗羲才在他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黄宗羲的这一著作后来曾被拿来同卢梭相比，被认为是宣扬民主主义，期待、鼓励革命的著作。但据说该作中还有一部分内容由于作者自己的担心、顾忌而未能公之于世。黄宗羲虽未直接参与明史的编纂，但他向明史馆提供了史料，命其子黄百家、其弟子万斯同参与编纂，同时还写下了《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等著作，表达了重视学统的观点。这都体现出黄宗羲不曾因时局动荡而改变处世原则的高尚情操。若说黄宗羲的民本主义思想来自孟子以来的传统，那还有一点更是不可置疑的，即触发其思想产生的，是明末百姓那种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
顾炎武
顾炎武也出身于明朝官宦世家，明朝灭亡的时候，顾炎武三十一岁。明亡之后，顾炎武坚持去各个明帝的皇陵祭扫，其明朝遗臣的意识甚为强烈。顾炎武自少年时起便是能一目十行的优秀人才，与复社成员有所往来，选择站在了正义派的一方。及至清军压境，顾炎武与其母亲一起逃至常熟躲避兵乱，并投身反清运动之中，追随鲁王，直至复明运动最后以失败收场。由于母亲留下“汝毋为异国臣子”的遗言后绝食而去，顾炎武用两匹马、两头骡子驮着书卷，游历河北、江苏、山东、山西各地，未曾入朝为官。
顾炎武游历十余年，此间以走访挚友、读书著述度日，后在陕西华阴定居，自称在此地足不出户便可结交天下之人，获知天下之事，再未回过江苏老家。同黄宗羲一样，顾炎武也坚守气节拒绝了清廷的招纳，而且连附近的学生请他讲学，他都加以回绝。
明代的学者多通过讲学传播自己的学问，但顾炎武拒绝这样做，而且他还不以成为文人为荣，不作应酬文章，只专心于自己的著述，即便有人邀他为名士作传，他也一概回绝。顾炎武不回故乡，即使友人劝他南归，他也不愿放弃周游与隐居的生活。据传隐居期间，顾炎武“垦田度地，累致千金”，生活是颇为富足的。可以说，顾炎武的生活能力很强，通过自己的实践，其经世致用的实学也得到了验证。
所谓“垦田度地”，在当时恐怕就是当上了地主。但关于顾炎武当年是如何与农民相处的，目前尚无记载。说顾炎武生活富足，这种生活想必又与五代时期的冯道与下人同桌共餐，或是于晚上劳作，替那些病农耕地的生活又有所不同吧。在此背景下，顾炎武得以继续自己的学术创作。顾炎武的著述涉及多个领域，但以史学为多，据说他早年曾随其祖父顾绍芳学史。
顾炎武的祖父曾这样教导他：读明书百卷，不如宋书一卷；有新旧二书所载相同事项之际，则须读旧为宜；《汉书》系对《史记》的改写，故不及《史记》；《新唐书》改《旧唐书》而成，故不及《旧唐书》；《通鉴纲目》在改写了《通鉴》之后，更不及《通鉴》了，所以与其改写旧书，不如摘录纲要为宜。祖父顾绍芳的这一教导，奠定了顾炎武学风的基础。他还开创了多方收集证据以资论断的考证方法。与顾炎武的初衷有别，由他开创的考证方法毋庸置疑地带来了另一个影响：在商业资本积累的时代孕生出一股经、史资料收藏之风。与此同时，在读书阶层扩展至下级官吏后，那些追随顾炎武的读书人也开始四处收集史料以炫耀其博学。他们虽对其史料加以注释，却不做品评的做法逐渐形成一股学风，进而悉数被卷入了考证学的潮流之中。
顾炎武的实用之学，依旧是将重点放在如何施政之上。为将其学风与实践相结合，顾炎武摘录各地的地方志，编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从经世之基础的视角上观察了各地方的地理；写出了《音学五书》，在解读经义方面导入了音韵学的视角。可以说，这些著作集中起来便反映了顾炎武的史学观：由于他拒绝将理论空洞化，所以没有形成历史体系；由于他眼中的事实是统治层面的事实，而不是人的事实，所以顾炎武笔下的历史，还缺少一种应有的感动。
顾炎武花费三十余年时间，自诩倾注了一生精力的《日知录》，是一部内容涵盖了千余种课题，并融合了其史学洞见的经典之作。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清代可以承继的明代遗产，顾炎武的这一著作是最合适的一部。
王夫之
明朝灭亡的时候，王夫之二十五岁，可以说是没能赶上“丰亨豫大”的明代大好时光的一位大儒。虽然他二十三岁便考中了举人，但由于明朝的覆灭，却未能获得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机会。由于无论是自己还是周围的人，自始至终所想走的都是那条入朝为官的仕途之路，作为一个秀才，追随刚刚崩溃的明朝最为自然，所以王夫之也投奔在南方拥立起来的桂王、明永历皇帝的麾下，加入了抗清运动。但由于自己投身的这个宫廷集团同样内讧不断，乱局纷呈，所以王夫之从反清斗争中抽身而退，返回了故乡湖南，开始专心著书立说。原本站在正统立场上挑战现有学问权威的王夫之，对亲眼所见的宫廷的丑恶大失所望，进而又将自己的学术视角拉回到了作为原点的正统之上，即排斥阳明之学而着眼于朱子之学，抛弃了夷狄视角而回归中华，变得对中华传统执着起来。为能超越现实统治，呼吁后世，王夫之的学问变得哲学意味甚浓；为了论证有理有据，王夫之的学问立论更显透彻。也许正是由于王夫之治学的这种特色，后来才有了曾国藩这样的信奉者，再后来王夫之的思想更是跨过曾国藩，直接对清末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夫之在经学、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这其中对清末革命思想产生影响的，是他的政论性著作《黄书》等。这些书由于在当时不受重视而免于遭焚的厄运，所以才得以保留到了清末。王夫之的著述中最为人广泛阅读的，是他依据《资治通鉴》对历朝历代的历史施以评论而写就的《读通鉴论》一书。该书完美地洞察了统治的历史，但并未过多言及不这样统治的人会希望如何去统治，而是多论及理想的统治方式，即该如何去进行统治的问题。在中国，这种述史传统可以说是孔子以来的一种积习，除此之外，当时尚未构建出一种极具思想性的史观。也有人常拿王夫之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相比，那么，王夫之当年究竟都启蒙了些什么呢？由于他主张华夷有别，所以是民族主义吗？由于他拒绝腐败的官僚政治，所以是反封建精神吗？由于他以朱子学为纲，所以是精神主义吗？由于他正视明王朝的崩毁，所以是唯物主义吗？更何况，王夫之的这些思想中没有一个在当年被清代社会直接继承下来。
被尊称为“三大儒”的这三位明代遗老，其气节、功绩等都受到了广泛的高度评价，所以即便是在清代，他们同样是广受尊敬的人物。若就气节来说，与此三人一样，当时因对仕途绝望而归隐山林的人实际上还有很多。在王朝更迭之际，明清易代期间选择归隐山林的文人数量恐怕是最多的。在清朝确立后，这些人之所以远离讲学传道这一教育领域，选择著书立说这一学问之场，该是因为讲学更容易演变成政治运动的一环，他们有意回避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学说、思想等，在当年虽是一种启蒙思想，却未能促成启蒙运动，虽持的是一种反封建立场，却没有达至否定封建制度的程度。
[1] 见《明史·庄烈帝本纪》。——编者注
2 清朝的强盛
一 清朝统治的施行与贯彻
皇权政治与不断壮大的官僚机构
我们看一下中国古代帝王的画像就会发现，其皇冠上都装饰有一种叫作“旒”的珠帘，帝王的眼睛会被它遮住。皇冠上的珠帘一般有十二条珠串，如此装饰是因为天子不能把眼前的东西看得太过清楚。诚然，统治的理想状态或是“无为而治”，或是“帝力于我何有哉”，总是目光灼灼的形象与皇帝的身份似乎也不大相称。
虽然在欧洲人看来，在历史悠久的中国皇权政治中，享有自由的唯有皇帝一人，其他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为服务于皇帝一人而生的，但这唯一自由的皇帝，也并不是总能过上安稳日子的。这里所说的自由，对皇帝而言，是一份统摄、管理专制政治的系统工作，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辛劳。为实现独裁统治，据说秦始皇会亲自阅读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报告并对相关事宜做出决定，其庞大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清雍正皇帝留有《雍正朱批谕旨》，这是皇帝批阅臣子奏章，并在其上用朱笔写下自己意见的文献资料。
清朝的奏章
为了将这样的工作分担下去，虽然很早以前便形成了相应的官僚体系，可驾驭这样的官僚体系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需要一次次地按照各种礼数安排才能对他们施以统帅，所以这与渔师与鸬鹚的关系不同，它像是继续一盘按定式布子的围棋，把棋局进行下去需要一种程序化的手法。官僚体系的组建和运行容易定型，因此对新发事态进行有效处理的能力不足，进而官僚也会努力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清朝被认为是官僚制度最为完备，且已构建起庞大的官僚体系的朝代，这可能也是由于为应对不断出现的未曾遇到过的事态，除尊重礼数、新设官职外别无他法吧。封建礼数这一宗教性的权威曾有的实效并非总是令人信服的，立于其顶端的皇帝是这种礼数的主体，可礼数到这里便也失去了相应的效力，残留下来的仅是一种负面效果。在皇帝的位子上，无论是谁都容易成为一种定式的、形同装饰的角色。官僚体系若能自行运作，并走上正轨，皇帝便是一个只要无大过就能顺利担任的角色。人们说清朝历代皇帝都是英明的君主，其理由之一便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