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清代皇帝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想自己仅仅成为这样一种装饰和摆设。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他们发现无论怎么重用满人，其能力都不如汉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满族人口处于绝对少数，本民族的传统积淀不够。即使他们都不介意这些，只是试图维持自己的强权统治，但随着军事实力衰退，且难以对其重新强化等问题逐年变得明显，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汉族的难以协调感和界限也一定会逐年显现。为了防止这种趋势的出现，作为皇帝，必须精勤于政务，必须对官僚施以督促奖惩，必须厉行礼数才行。清朝实行“密储制度”，即不立皇太子。有人认为其目的在于通过让皇子们竞争太子之位，使皇子们不断努力，变得都非常出色，但这只是一种比较浅显的观点。应该说，正是由于清朝坚决防止官僚们参与太子之争，以至于在竞争中两败俱伤，其官僚体系才得以壮大起来。
汉化的清王朝
曾有段时期，在日本东洋史学界，有很多人研究过“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这一课题。不用多说，因为伴随着日本军队的全面侵华，他们想讨论自入侵过中原腹地的匈奴人以来的少数民族统治历史，以为日本统治者提供参考。不过，针对一个无人不知的结论，即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统治最终全部以失败告终的事实，他们却始终没能得出不要图谋统治中国这一简单结论。从辽到金，从金到元，再从元到清，他们对历史的解读总是如此简单：随着这些朝代的更替，少数民族的统治力不断强化。“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正如古人所言，成功的征服不意味着成功的统治，后者远非前者能比，这已为世界各地的征服者所印证，征服后建立起来的帝国仅一朝一代便随之崩溃的事例屡见不鲜。
有人说，满人征服中原，并能够将其统治持续下去，是由于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大棒”和“萝卜”两种统治方式。所谓大棒，是一种基于强压的强制性统治；所谓萝卜，是一种基于利诱、善导的怀柔性政治。那么，清代统治者对哪些人施以大棒，又对哪些人授以萝卜了呢？按照满人的习俗被强行蓄发、编发，将抵抗满军的一个小镇的居民全部杀光以儆效尤——当时遭受此种迫害的全都是汉族人。在清代大兴典籍编纂事业之际，那些被动员起来并接受俸禄的，是读书之人；保留旧有特权并使之与地方官吏相勾结的，是各个地方的领导人物。这说明大棒萝卜并用，绝不是指将这两种方式应用在同一类人身上——这是中国各个朝代在其创建之初，或多或少地都以论功行赏的方式做过的事，历朝历代并无大异。不过在清代，令人瞩目的是它的大规模典籍编纂事业，其中动员了数以百计的文人，既让他们将精力集中于一个目标，又以此彻底封上了他们的嘴，这可不仅仅是施以萝卜就能做到的事情。
如此看来，在本质上，满人与蒙古人并无不同，为了实现长久的统治，二者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统治方法。不过，清朝持续的时间是蒙古族政权的近三倍，其背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满族被汉族同化了。与清朝处于同一时代的日本江户幕府通过对其封建制度进行改革维持了政权；而清王朝则使汉人官僚制度进一步发展，让满人在其中不断汉化，将自己的语言、风俗、思想意识、传统等都一股脑地丢到一边，仅作为一个保守的封建政权维持了下来。
满文（满人科举的答案）
清史与《三朝实录》
中国史就是各朝代宫廷历史的重复叙述，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如此，而且将此借用到其他场合也同样适用。因此，当提起“清史”时，虽然并不是指爱新觉罗家的历史，其内容会包含其统治时期的各个方面，但宫廷历史仍是其中心内容，这与在欧洲史的范围内说波旁王朝史、都铎王朝史时基本相同。这也是被称为中国的正史——在各朝代朝廷的主导下编纂的史书都首先要以记录各朝代皇帝之事的“实录”为基础编纂的原因所在。
清朝也是如此，史官记录下来的实录特别受到尊重，甚至连皇帝自身也不能随意干涉，需要密藏在宫中。清初的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三代的实录经历过多次修改，有些甚至流传到了民间。宝历十三年（日本纪元，1763），中国商船将其中一部分带至长崎，于是日本人以此为基础，编撰了《清三代实录摘要》、《清三朝事略》等，两书在日本民间流传下来。
据说，明治时期来到日本的中国文人，见到在中国根本不得一见的实录在日本相对容易就能弄到，都特别珍视，争相购买后带回国内。乾隆时期，清朝空前强盛，日本也能感知到这一点。于是在当时的日本，这个王朝是如何在中国实行统治的，本该是一个很让人感兴趣的课题，只是当时刊出的相关出版物究竟有多少人认真读过，尚不能确定。
作为清代初期的史料，近来已有人对其加以有效利用，可当年读这些书的人大概会在共同立场上形成一种同感，即比起吃惊于当时清朝采取的措施，他们可能更有感于必须维持封建制度。强有力的统治、推进这种统治的军事实力，加上勇敢的战斗、廉洁正直的辅佐者——实录中记录的这些对当时的幕府来说，也都是颇受好评的主题。读书，与其说是在读自己不可理解之书，不如说是在阅读过程中整理自己的想法，从书中获得一种自信或己之所需。在封建制度逐渐松弛的日本，《清三朝事略》等肯定是能够鼓舞日本人的出版物。
在日本，与此类出版物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长崎奉行中川忠英的《清俗纪闻》，日本人对中国的兴趣日益高涨。然而，这种兴趣并没有继续发展的契机，中川忠英的《清俗纪闻》介绍的只是中国的地理、风俗，历史方面的书籍始于爱新觉罗家族的实录，同时也止于此类出版物。
根据统治者的大事记来编撰历史，是古来有之的传统，它不只是将对统治者的赞美、咏叹等加入历史，也是一种循统治本身之踪迹构建历史的方法，可谓是统治的拟人化——这或许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共通做法。当在人类本身的某一发展态势中很难构建历史的时候，历史编撰者会把某一旗帜鲜明的特征先行导入，而这也可以被视作一种辉煌且极具魅力的东西。
《扬州十日记》与幕末日本
继《三朝实录》之后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被翻印出版的清朝初期的著作还有《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略》。江户时期在日本被翻印的中国书籍，其种类和数量都非常可观。清初的翻印书多集中于此类与“大棒”有关的记录，这一点值得深思。
1644年占领北京城的清军，在追讨自北京向陕西逃亡的李自成的同时，也对在江南获得相应支持的明朝诸王进行了讨伐。为此，清军迅速动员了大规模的军队，主力军以英亲王阿济格为统帅，吴三桂、尚可喜等明朝降将自榆林、延安向西安进军，豫亲王多铎与降将孔有德一起自潼关向西安追讨，与此同时，也开始向徐州、江淮等地进军。在李自成放弃西安向湖北撤退后，清军基本未遭遇任何抵抗就抵达了江南。在南京，明朝的福王虽在马士英的拥立下建立起了政权，但其政权极其腐败，明军投降、掠夺事件不断，只有一个史可法据守扬州，同豫亲王的军队进行激烈的抵抗。
《扬州十日记》便是在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克扬州的时候，由一名叫王秀楚的人根据其亲身经历所写的。对史可法其人，清军也甚是了解，曾三次劝其投降，但史可法未受。在扬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抵抗的清军，被史可法的顽强抵抗点燃了怒火及憎恶之情，在攻克扬州后实施了屠城，据说多达八十万人被清军屠杀，扬州当时成了人间地狱。
对于这惨绝至极的十天的记录令读者战栗惊魂。《扬州十日记》较早就传入日本，文政十一年（1828），斋藤南溟推出了它的校订本，该书随后被日本读者广为阅读。由于在中国被列为禁书，所以中国人当时是读不到的。明治之后，该书经中国留日学生之手，被带回了中国，经翻印后，又为反清革命运动者所用。在日本，当时被选中的为何是此书，而非其他书籍呢？恐怕当时的日本人想事先了解一下外敌入侵是何等残暴，另外也想告诉国人，少数民族统治就是这样彻底实施的。这也许与当时日本的社会情况有所契合，其中恐怕存在可为日本人首肯的东西。
扬州屠城结束后的第四天，清军又在嘉定再度上演了一场掠夺与杀戮的大戏。清军兵临徐州城下之际，逃亡的明军将领李成栋投降，并成了攻克嘉定的主力。在这里，虽然明朝的官员和军队无能无为，但嘉定百姓做出了顽强的抵抗。记录了清军历时四个月的暴行的是名为朱子素的人所写的《嘉定屠城纪略》，该书在日本同样是由斋藤南溟刊出的。
进入天保年间，这两本书在日本被人广泛阅读。此时，美国船、俄国船已经造访了日本，因而，这两本书之所以被选中，大概是因为两点：一是外船来航带来的、近在咫尺的对于外族入侵的恐惧感；二是当一种统治走向末朝时出现的不安心理。
薙发令
清朝在统治中国时采取的强硬手段中最为显著的是强制性地推行满族风俗之一的辫发，即推行“薙发令”，将头发剃掉，保留下头部后方的头发，并将其编成辫子垂于背后。通过推行这一满族男子习惯的、一目了然的发型，清朝保证了所有人都服从满族人的统治。由于汉人对这种夷狄风俗的发型一直持蔑视态度，所以强制其剃发，也是对汉人传统自尊心的麻痹，满族统治者做出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决定，并在全国各地厉行。
这种与日本的“踏绘”相近的强制性手段，无论是在元朝还是在金统治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在占领北京前，清朝就曾试行过“薙发令”，及至占领北京，随即于顺治元年（1644）正式推出，第二年确定了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后，则开始在全国厉行，通令布告所到之处十日内必须实施，例外者仅限于僧侣、道士。
对此，虽然汉人的反抗非常激烈，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以文人为中心的抵制更是极其强烈，但是与此同时在扬州和嘉定等地发生的清军的残暴行径，很快令这种抵制销声匿迹了。这种被欧美人嘲笑为“猪尾巴”的辫发风俗在清代很快固定下来并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甚至在清朝灭亡以后，也有人执着于此，拒绝剪掉辫子。
将一种风俗习惯强制性地加以施行，这与强制推行一种宗教一样，是当时在亚洲各地都能看到的现象。清代强行推行辫发与伊斯兰国家曾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是这种现象中规模最大的两例。伊斯兰教的推行，并未确立起阿拉伯国家的权威，而是构建了伊斯兰民族、宗教的权威；与此不同，清朝的辫发，形成的不是满族的权威，而是发展成了中国的象征。除了辫发以外，满族的传统未能延续至今，这一自然而然的命运颇有些意味深长。
二 三藩之乱
顺治皇帝的政治
清朝的第三代皇帝顺治皇帝，进入北京时年仅六岁。当时，其叔父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为其后的清朝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他当时奉行的方针的第一要义是基本沿袭明朝时期的统治架构。这对汉人来说，可谓是宽大的方针。有传言说，幼帝顺治实际上并非满人，他有着此前被蒙古人灭亡的宋朝天子的血统。
顺治皇帝十五岁的时候，多尔衮去世，顺治帝开始亲政。他一面将多尔衮一派的势力从宫中驱逐，一面重用汉人，派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等剿平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明朝残留势力。顺治皇帝二十三岁时便英年早逝，在他亲政之年，与保守的做法相比，其进取的色彩更浓。对顺治来说，这种进取正是汉化。学《资治通鉴》，以儒家思想的正统性为至上之道，这对顺治皇帝而言，绝非陈腐守旧之举。
顺治皇帝在位时一直倾精力于南方，但至其离世，也没有完成南方的清剿行动。虽然明朝的残存势力近乎自取灭亡，但派去执行清剿的明朝降将们成了一种新的威胁。顺治帝在其去世时反省称“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后悔学习汉族之风，失淳朴之旧俗。但应该说，这是顺治反省自己过于重用汉人，以至于养狗却被狗咬了手的情况出现，而不是因为他怀念满族旧俗。掌握权力以后，汉人们也就易于融入清王朝，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顺治时期是清朝统治的一个十字路口。当时满族也可以像昔日蒙古人那样一路高压，在中国施行蒙古人般的强力统治。不过，当年蒙古人的自信有两大支撑，一是通过与伊斯兰各国的交往形成的宽阔视野，二是将其势力席卷四方，征服过许多外族的事实，而这在满人身上是没有的。若采取的是一种“以夷制夷”的统治策略，那满人被汉人同化，也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清代继承明代，仍以北京为首都，且从未自此迁离。之所以将北京定为首都，与昔日的蒙古族一样，都是由于距故乡较近，基于一种以北方为基础压制、统治南方的意图。但在中国大陆上，北京的位置过于偏北，从地理上看，北京难以受到海外的影响。清末外国军队入侵北京时，皇帝向西逃往西安，而不是向北退回满洲，这说明中国的腹地是在西部。要是不接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只按既定的方针行事，在北京实行统治是甚为合适的；但若要推行改革，实现脱胎换骨的改变，那北京的环境中是缺乏推动改革的力量的。
平西王吴三桂
将清军从山海关带到北京，再追讨李自成，以此促成清王朝君临整个中国的，是明朝的降将吴三桂。吴三桂之所以做出这样一种卖国之举，据说是因为他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将所夺，吴三桂为报此仇而转向挥戈。传言虽如此，但吴三桂不愧为一名猛将，他追讨李自成，肃清各地流贼，自陕西入四川，进而打败明桂王永历帝，可谓一路勇猛，常胜不败。他同那些与明朝相比，觉得自己对新王朝的责任与义务更为重要，并由此转变了立场的明朝官员不同，如下对吴三桂的评价或许更贴切：此间他已从一个成功的征服者，变成了一个权力欲极强的背叛者，在平定云南、贵州后，他便开始寻求独立建国。
吴三桂以云南昆明为根据地，讨伐了贵州邻近地区，甚至将那些此前清政府委以少数民族自治的许多地方都纳入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他独掌行政军事大权，对矿山的开采、贸易的管控等又为其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所以吴三桂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几乎要与清朝分庭抗礼。不过，将逃亡到缅甸的明永历帝俘获，断绝明朝帝统的正是吴三桂，因而他无法利用“复明”这面最具号召力的大旗。
明永历帝为清军俘获是在顺治皇帝去世之年，此后的六年间，吴三桂专心军事，不再亲自出征，又过了六年，他终于树起了反清的旗帜。此时吴三桂自称周王，随后他又穿上龙袍，立年号为建武。
在明朝遗臣在各地拥立起来的明王中，南京的福王朱由崧（弘光帝）、福州的唐王朱聿键（隆武帝）、广州的永明王朱由榔（永历帝）最为有名，清剿三者是清朝初期的大事，记录其经过的是史书《三藩纪事本末》。在三王剿伐大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吴三桂以云南为根据地，同广东、福建等地的地方势力勾结一起反清，这场叛乱一般被称作“三藩之乱”。对清朝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能否渡过这一难关，是清王朝当时面对的最大课题。继英年早逝的顺治即位的是年仅七岁的幼帝康熙。一般认为，康熙伊始，清政府便下定决心要平定三藩。对当时的清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平南王尚可喜
尚可喜是辽东出身的明朝部将，较早就归降了清军。他也是因与上司反目才投降的，在朝鲜和辽西地区为清军的南下给予了侧面支持。清军占领北京后，尚可喜追讨过李自成，随后转战于陕西、湖北，于顺治六年（1649）被赐封为平南王，随后向南进军讨伐广州的明永历帝，平定了广东。顺治十三年（1656），尚可喜驻屯广州，并以此为根据地，构建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广州自古以来便是贸易港口城市，尚可喜在此聚敛财富，施行苛酷的统治。现在，广州市中还保留有使用“十七甫”、“十八甫”这种数字命名的街道名，据传这些是当年尚可喜进行“拉夫”式征兵制的遗留——给街道定以数字之名，并按日期突然封锁某一街道，将通行者全部充军。
尚可喜六十五岁时，将王位让于长子尚之信，并奏请朝廷，希望退隐故乡辽东。康熙皇帝认为，南方三藩废藩会反，不废藩也会反，所以借尚可喜奏请隐退之机，令尚家举族迁回辽东。尚可喜对清朝的归属感很强，即便康熙皇帝如此对他，他仍未想过脱离清朝独立，他受清朝恩惠很大，所以也不曾背叛清朝。
由于康熙皇帝命平南王撤藩，原本就要独立的吴三桂随即公然反叛。于是尚可喜被命攻打叛军——进入湖南的吴三桂、福建的耿精忠、广西的孙延龄和台湾的郑经的军队。陷于孤立的尚可喜苦战叛军，此间屡受朝廷嘉奖，不曾变节。吴三桂的军队攻入广东后劝尚可喜投降，很早便与他产生隔阂的长子尚之信串通吴军，此时也举起了反旗。尽管如此，尚可喜仍未屈从。
尚可喜年长于吴三桂，投降清军时，吴三桂已是明朝赫赫有名的将军，尚可喜却仅仅是一名部将。降清后，尚可喜受到了破格的优待，所以他始终没有脱离清朝。不过，他却被自己的儿子背叛，被自己儿子的军队包围，自杀未果，最终郁郁寡欢、因病去世。
靖南王耿精忠
明朝末年，背叛明朝投靠清军的孔有德和耿仲明（耿精忠祖父）同样是辽东出身，而且他们是几乎总在一起行动的好朋友。清朝对较早归顺的武将特别优待，并加以重用，当时，尚可喜率领的军队被清军叫作“天助军”，孔、耿率领的军队被称作“天佑军”，他们扫荡辽东、辽西的明军，追讨李自成，后又转战河南、陕西，在湖南攻打明永历帝，均得到了重用。
当年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曾与尚可喜一起远征广东，后来由于其部下被问罪，耿仲明自杀而亡，其子耿继茂进入广州后，建立了靖南王府。耿继茂其后移师福建，以福州为根据地，将留在北京的儿子耿精忠叫到身边，他们逐渐发展成为南方的一大势力。
耿精忠青年时期在北京曾服侍过顺治皇帝，他前往福州之时，是康熙即位之初。康熙十年（1671），其父耿继茂去世，耿精忠随即成为靖南王。康熙十二年（1673），尚可喜奏请归隐后，他也与吴三桂一起奏请朝廷，提出退隐，想以此打探朝廷的意图。此时朝廷中对于南方三藩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一举废掉；二是主张不能操之过急，应图渐进废止之策。两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最后，十九岁的康熙皇帝做出了一举废藩的决断。不过，考虑到长期在北京任职的耿精忠或许尚可加以利用，所以便命其继续驻屯福建。可是，耿精忠在吴三桂的劝诱下，最终还是背弃了朝廷，从福建各地出兵，占领浙江、江西等广大地区，同时也呼应了从台湾进攻大陆的郑经的行动。但不久后，耿精忠被清军打败，又于康熙十五年（1676）投降清军，在福建参与了同反清势力军队的战斗。康熙十九年（1680），耿精忠被召回北京，两年后被康熙皇帝处死。
吴三桂将清军带进了北京，却又在南方揭起反旗，宣布独立；尚可喜不屈服于反清、独立的诱惑，始终未改其对清朝的忠诚，却被其子背叛，抑郁而终；耿精忠则是在权力之间左右摇摆，以致最终丧命于康熙之手。这三个人的经历与结局，象征性地反映了清朝初期的汉人命运。明清两朝的交替，既不是成功于李自成那样的农民军起义，也不是成功于吴三桂那样的权力欲，可以说，虽然明代普通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民族气节的丧失、腐败现象的增加等，也招致了政权落于满人之手的恶果。
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的性质
回顾各个朝代的历史便会发现，一个朝代在其建立之初，必然伴随着杰出人物的登场，以及他克服重重困难的种种事迹，各史书将其作为某朝某代初创的荣光加以记载，是常有之事。印度莫卧尔帝国的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十四岁时便在帕尼帕特与敌人决战，确立起了在德里的主权，成为莫卧儿帝国史上的美谈。同样，清朝第四代皇帝康熙，年仅十九岁便遇到“三藩之乱”这样的大事，历经九年的征战，使清朝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成为载入清朝历史的壮美篇章。当然，康熙皇帝此举也有拿清朝的命运豪赌的一面，不过，他在长达九年的恶战苦斗中始终不气馁，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不禁让人感受到事在人为这句话的力量。可以说，通过这样的巨大成功，年轻的康熙皇帝找到了他的自信，培养了他的聪慧。
“三藩之乱”之初，吴三桂谋划加强同尚之信以及耿精忠的联合，同时在陕西有王辅臣、在广西有孙延龄举起反旗，而且台湾的郑经也与之呼应，可以说，江南地区几乎所有地方都举起了反清的旗帜。但由于叛军之间缺乏共通的目标，特别是他们并未有效获得汉人的支持，所以清朝将由汉人组成的军队投入作战，先打败了王辅臣、孙延龄，接下来又打败了尚之信。吴三桂则率军自云南进军湖南，并将湖南作为反清根据地，另还有两路军队，一路自四川入陕西，另一路自江西进福建、广东与清军作战，最终在湖南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以衡州为都登基称帝。半年后，吴三桂病逝，其孙吴世璠继位，退返云南。清军则自湖南追讨，先平定了贵州，后收复了广西、四川。康熙二十年（1681），吴世璠自杀，叛乱结束。可以说，“三藩之乱”以后，各地的人们对清朝的权威有了切身体会，清朝的统治渗透中国各地。
古代中国的政治，是以其广阔地域为舞台，在从分裂到统一、从统一再到分裂的反复中发展起来的。其间，中国人习惯了在大一统的稳定状态中寻求民族的安全与发展，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或许成为中国人希望并致力于统一的基础。因此，在争夺统治权力时，中国人能够迅速看出哪一方面能够实现统一，并据此对其主义、理想等做出相应调整，他们准确地收集、判断信息，慎重地开展行动。尽管并非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但大家都像政治家一样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在当时的中国，“三藩之乱”可以说是明末社会分裂倾向的一种延续，它能持续九年，是基于一种有着一定分裂倾向的政治情势。之所以中国周边地区也被卷入其中，是因为这顺应了政治发展的潮流。清朝最终能够统一、安定下来，既归功于清朝政权领导者的杰出才能，也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这样一种政治趋势，即只有与满族统治者步调一致，才最有可能实现统一和稳定。
台湾郑氏
与“三藩之乱”同时起兵，并呼应了这一反清势力的，是台湾的郑经。郑经又名郑锦，系郑成功的长子，承其父之遗志，一直坚持反清复明。明朝遗王之一的唐王对郑成功有知遇之恩。为报此恩，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以他所掌握的沿海贸易为财力支持，拒绝了清朝的劝降，于顺治十八年（1661）收复了被荷兰人占据的台湾，并将其反清的根据地扩大至台湾全岛。荷兰人从台湾被驱逐，这在当时轰动了欧洲，台湾之名也因此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比较知名的是此时欧洲出现了《台湾志》（音译名为《福尔摩沙》）一书[1]。此书是一个欧洲人所写，是一本全凭空想写就的彻头彻尾的虚构作品。据说，这个名叫乔治·萨玛纳札（George Psalmanazar）的假日本人还曾在欧洲各地演讲。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于康熙元年（1662）突然病逝，当时在厦门的郑经回到台湾，后由于郑经与其弟之间发生内斗，郑氏的实力迅速衰弱。
清军夺取厦门后，呼吁台湾的郑氏投降。但是，恰逢此时三藩联合反清，耿精忠向郑经求助，而郑经也图谋借此机会反攻大陆，夺回厦门，进而攻取福建的泉州、漳州，广东的潮州，后南下进军惠州。这些地区，是自其祖父以来，郑氏通过沿海贸易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当年郑氏也曾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过贸易往来。“三藩之乱”被平定后，郑经又退回了台湾，并于康熙二十年（1681）病逝。其后，郑氏在台湾的权力由其子郑克塽继承。
郑克塽当时年仅十一岁，加之郑氏总是兄弟相争，内讧不断，清朝也借机加大压力，攻占了澎湖列岛。最后，郑氏一族于康熙二十二年献出台湾，投降清朝，移居大陆，郑氏历时二十三年的台湾统治结束。
说起郑氏历时三代的抗清斗争，很多人会特别想到郑成功的母亲为日本人，台湾当时与日本有着特殊的关系等。在中国史上郑氏的抗清斗争具有以下两个历史意义：一是首次确立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二是说明台湾通过贸易维持其国际地位，进而寻求自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此同时，清朝已在扩大领土、炫耀武力中培养起了自信，这成为其改变国策的契机。一改前代的文人风气，清朝的官僚体系增加了一种武断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
三 康熙治世
“大帝”这一称谓
世界史上有一些非常伟大的统治者，他们一般被称为“大王”、“大帝”等。古来，那些将几个民族国家统一起来，创建古代帝国的统治者，作为诸王之王，会自称“大王”——这是“大王”、“大帝”的由来。古代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一世）大王等便是这种情况的代表；取代此帝国，并进一步实现了开疆拓土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又被称为“大帝”，也可以说是这种情况。
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之所以被称作“大帝”，还出于对其统治业绩的赞美——他们被推选为对天主教教会而言非常值得纪念的人物，而这也使他们更显伟大。进入近代后，俄罗斯帝国的彼得（一世）实现了俄国的近代化改革，法国的拿破仑引领一代风云，这都是他们被称为“大帝”的原因。
虽然在古代，为夸耀自己诸王之王之地位，有人自称“大王”，但像古印度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等人并没有自称“大王”。在中国，作为诸王之王，秦朝的始皇帝开始使用“帝”这一称号，并为后世沿用了下来。在诸多民族相互角逐的西亚地区，“大王”可以说是特别值得骄傲的称号。
在中世纪的欧洲，政教分离后，从给予恩宠的方面来看，“大帝”这一称号更显尊贵，包含着一种赞誉之情；不过，在亚洲，情况却不一样。
在中国，皇帝死后，根据其取得的业绩，通过相应谥号对其加以颂扬的习惯做法已经形成，其中未出现对某某皇帝冠以“大”字的例子。近代以来，人们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开始重视国家形态的创建，所以出现了将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清朝的康熙称作“大帝”的习惯，这是一种极具历史回顾性，且来源于外部的称谓。不过在欧洲的近代国家中，无论是对伊丽莎白女王还是对路易十四，虽有“处女王”、“太阳王”这样的称呼，反倒没有出现在其称谓上冠以“大”字的习惯性做法。因此，所谓“大帝”，或许是以历史性的军事功绩为背景对某王某帝的习惯性称谓。
不过无论怎么说，康熙皇帝被冠以“大帝”的称谓是合适的，他以一人之手，成功完成了巩固国家和调整统治这两件大事，二者在正史中都被盛赞为伟大的业绩。在古代中国，汉有武帝，他彰显了汉朝的武威；唐有太宗，他完成了唐朝的建设大业；还有明代的永乐皇帝；等等。他们都是集开疆拓土、巩固国家统治等功绩于一身的封建帝王，却没被人们以“大”称颂过。这与其说是康熙皇帝较之而言更加伟大，莫如说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在以“大帝”称康熙皇帝的时代，人们更愿意使用“大帝”这一用词；另外，被称作“大帝”的那些时代人物所出现的时期也都大体集中。这与建造纪念碑、铸造铜像等事例相同。
疆域的扩大
发祥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汉族文明社会在中国大陆上逐渐扩大并最终发展为一个多民族统一体，这是中国历史的中心内容。除讨伐周边少数民族外，汉民族对向非农耕地带发展并不热心。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方面，汉族也只是防止它们的入侵，一般都避免深入少数民族腹地。但清朝则不然，它将新疆、西藏等汉族统治者以往不曾想对其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也纳入了这个统一体。这与其说是满人的统治理念与汉人不同，莫如说是随着中国以北俄国的东侵和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欧洲势力的东渐，这已成为一种时代趋势。不同的是，欧洲势力的东渐，属于帝国主义的先导；而清朝的西征，则是康熙皇帝的丰功伟业。有人将二者理解为有着同样历史特征的事例，是由于他们未对二者进行一般化的理解。
清朝当时在边境开展的军事活动，本来就不是出于康熙皇帝的征服欲。“三藩之乱”期间，北方守备松弛，蒙古、俄国蠢蠢欲动，当时需要对此加以应对。特别是蒙古地区受到这种新动向的影响，在西边对清朝构成了一种威胁。
清代谱系图
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了抵抗俄国的入侵，康熙皇帝对俄国人在黑龙江构筑起来的要塞雅克萨发起了进攻，并向俄国皇帝彼得一世发出亲笔信，提议议定两国边境。康熙二十八年（1689），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就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国境，双方的出入境、通商等方面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作为中国与外国对等缔结的第一个极具近代性的条约广为人知。但若从以往中国与北方的匈奴、鲜卑等的关系来看，是否就能认为该条约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其从不认可国境的“天下国家”的意识，这还需要探讨。
在此期间，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得到了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逐渐变得强大起来。为谋求蒙古族的统一，噶尔丹率部东进，打败了喀尔喀各部，为此喀尔喀蒙古的部族首领向清廷告急，请求康熙皇帝援助。应此要求，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朝出兵内蒙古，并一度与噶尔丹讲和。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于噶尔丹又入侵喀尔喀地区，康熙皇帝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在外蒙古大破噶尔丹。清军乘胜追击，给予其致命一击，噶尔丹自杀，其子被清军俘获。
但噶尔丹死后，准噶尔部又拥立策妄阿拉布坦为首领，他率部进入并占据了西藏。此时，清朝已在北自内外蒙古、西至新疆的大漠地区确立了统治大权。为切断蒙古与西藏的关系，让西藏脱离信奉喇嘛教的蒙古族的统治，康熙皇帝决定远征西藏，以其第十四皇子为统帅率大军出征，并最终一扫准噶尔部，将蒙古族势力逐出了西藏。至此，中华帝国的领土范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清代中国疆域的拓展，在中国人心目中树立了清朝极大的权威，但如此一来，其他少数民族也被置于满人的统治之下，这对中国而言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为开垦农田，从明朝开始，朝廷就向东北地区南部和云南地区输送了移民，但当时，西北的沙漠地带却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移民，所以为了维持对在此游牧生活的各个部族的统治，朝廷必须不时派兵驻扎于此。这可谓是一种为维系权威而增加的统治负担。
文化事业
关于康熙皇帝的历史记载，最为人赞誉且一直传颂的，是他推进了各种典籍的编撰事业。康熙皇帝对文人的尊重，与其说是为了避免来自文人的批评，莫如说是缘于他本人的一种秉性。康熙皇帝自己便是一名杰出的读书家，他读书以朱子学为中心，洋学、历算、音律等都是他的兴趣所在。
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皇帝开设了明史馆，将那些不愿出仕本朝的硕学之士自全国招募至此，令其编纂《明史》。在中国，每逢朝代更替，对前代王朝的各种记录进行编辑整理，并作为正史看待的习惯做法早已形成，这是一件事关新王朝形象的大事。雍正十三年（1735），《明史》编撰完成，它是历代编撰的正史中的一大杰作。《明史》的编撰前后历时近六十年，是清代成功动员文人的一个例证。
康熙皇帝授命编撰的书籍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康熙字典》，它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完成，其中收录了四万两千余字，虽未涉及熟语，但它作为汉字字典，长久占据着最为基础的地位，在汉字文化圈内被人们长期、广泛地利用。
比《康熙字典》稍早，还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完成的《渊鉴类函》和康熙五十年（1711）完成的《佩文韵府》。前者对自然、人事之万般事项按部分类，并示以意义、出典，属于类书；后者以音韵排列熟语，同时示以出典。若再加上稍后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完成的《骈字类编》，辞书类书籍的编撰在康熙年间可谓基本齐备了。作为最大部头的类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其编撰也开始于康熙年间，其名即为康熙皇帝所命，该书完成于雍正三年（1725）。
《佩文韵府》序（康熙帝御笔）
此外，《全唐诗》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完成；《皇舆全览图》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这是基于耶稣会士对全国进行的测量绘制而成的全国地图。另外还有根据天动说及地动说编写的名为《历象考成》的历法推算书，以及新引进的西洋数学的集大成之作《数理精蕴》。可以说，在康熙年间，展现该时代高学术水准的钦定编撰出版物不断涌现。
为了能在平定三藩时使用大炮，康熙皇帝还命耶稣会士南怀仁铸造大炮。由于南怀仁所铸大炮在实战中攻击效果显著，所以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态度也变得宽容起来。耶稣会士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优异表现，更是提升了康熙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另有徐日升、德理格等传教士入仕宫中，大展其音乐才能。西洋音乐、西洋绘画在宫廷之中风靡一时，虽然这在当时亚洲的各个国家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可让西方人编撰出《律吕正义》这样的音乐书籍，将西洋音乐理论导入本国的，却仅限康熙皇帝一人。尽管这样的文化没能走出宫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统治者的文化意欲，以及将其学术化的努力，一定会以某种形式还原到社会之中。
施政及其业绩
一般新王朝都会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它能一改前代之积弊，以新的统治理念发挥出它的施政能力。年轻的康熙皇帝从其开始亲政之时起，三藩、治水和漕运便成了三大要事。事实上，这三件大事也是当时康熙皇帝需要倾注心血的统治事业，因为将它们处理好了，清朝的统治才能继续。
统治，是统治者的责任；而社会的稳定，则是统治的目标。明朝是从统治阶层内部开始腐败的，腐败的原因在于宦官专权，清朝对此非常清楚。所以，顺治皇帝下定决心排除宦官介入国政的隐患，并留下了遗言，而康熙皇帝在登基后不久实现了制度改革，使得整个清代基本上没出现过宦官干预政治的情况。
另外，康熙皇帝还力求减少宫中开销，有资料说他将这一费用削减到了明代的十分之一。在对外实施统治时，若统治主体缺乏张力，便很难实施强有力的统治，而这种张力必以清廉为伴。康熙皇帝对此心知肚明，游刃有余。
康熙十六年（1677），在讨伐三藩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开始在全国各地治水。他疏通河道、修筑堤坝等，使南方物资可以通过运河北上，防止洪水泛滥成灾，特别是在黄河堤防上，更是连续多年投入了巨额资金。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考察治理成果，康熙皇帝首次南巡，到达长江流域。包括此次在内，康熙皇帝其后累计六次南巡，其中多以水路成行，舟运为主。其所需花费，全部由宫中“内帑银”承担，沿途所用物资，都是以时价购得，可见康熙皇帝尽量不让南巡增加民众的负担。康熙皇帝还多次派遣大军远征，但他并没有为筹措这些军事费用而增加税收，反倒是屡屡下令减税。
特别是为纪念其即位五十周年，康熙皇帝自信于国家的稳定和国库的充实，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成丁人口两千四百六十万为定数，将此后新增人口作为“盛世滋生人丁”看待，不再增加丁银，这就是“永不加赋”的制度。这对中国的税制而言，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这将过去以“役”，即以人为对象来征税的做法，大体纳入以“税”，即以土地为对象征税的框架，所以一般认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因此开始急速增长。由于拥有耕地且从事生产的成丁人口的增加与耕地数量的增长不可能同时出现，所以按人口增长数量仅对其征收人头税的做法在当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康熙皇帝的“永不加赋”也是因此而采取的举措。其后，清代的税法逐渐发展为“地丁银”的形式。
对康熙的评价
在清代中国，将康熙皇帝神圣化是个必然的趋势。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皇帝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其孙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因不想超过康熙的在位时间而退位，当上了太上皇，这是将康熙皇帝神圣化的一个证据。法国路易十四派到中国的传教士白晋，在他1697年向路易十四提交的报告《康熙帝传》中充满对康熙皇帝的赞誉，随处可见将其与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相提并论的表述。极具洞察力、智慧非凡，记忆力惊人，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极高的天赋，意志力强，统率能力超凡，等等，这样的评价绝不是在拍马屁。但事实上，无论是康熙皇帝还是阿克巴都对传教士们表现出一种宽容与善意，这确实有理由让传教士们夸大他们的杰出与伟大。
在1675年来到中国的俄国使节曾报告称：帝早晚之所言所行截然相反，缺乏一贯性；万事皆委之于亲任之臣下，其余之官吏、百姓无敬爱其人者。受到类似评价的还有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回顾贾汉吉尔的那些好日子和莫卧儿帝国史，阿克巴的这个儿子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反复无常的专制君主形象。可以讽刺地说，亚洲的帝王们都是反复无常的，康熙皇帝也不例外。为康熙皇帝所重用的南怀仁也曾说过：康熙皇帝在意荣誉、名声等近乎贪欲，他知道中国人敬重那些学识渊博的统治者，便以超乎常人的努力学习、吸收中国传统知识。
虽然在将为数众多的文人动员起来，令其编撰各种图书之际，康熙皇帝非常优待他们，但像曾强制他们“辫发”那样，当有谁触及其统治核心的时候，他也会不辞苛刑以对。如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浙江富豪庄廷鑨拿到明史的稿本后，补写了明崇祯朝的部分，将其编为《明史辑略》。此书由于存在清朝忌讳的内容而被告发，结果与此事有关的七十多人被处死。如果说“明史案”时康熙皇帝尚幼，其本人与此干系不大，那“南山案”则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发生的。戴名世研究明代故事，在其所著的《南山集》中使用了明朝灭亡后的永历皇帝的年号，还引用了吴三桂属下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因此戴名世一族被处以死刑。这些事例均是被称作“文字狱”的案例，它们集中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虽然这是一方面优待，另一方面又施以严惩的事例，却不能据此认为康熙皇帝是反复无常的。传说在龙的颈部下方，有大约一尺左右的龙鳞是逆着长的，若有谁碰到这逆鳞，就一定会被龙吃掉。亚洲的帝王，都是长有逆鳞的龙。
四 雍正时代
密储制
晚年一帆风顺的康熙皇帝，也曾因后继者问题而苦恼，直至他离开人世。康熙皇帝多子多福，有皇子三十五人。早年，康熙皇帝曾立第二子胤礽为皇太子，但由于在皇太子周围出现了朋党之祸，所以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废掉太子，将其幽禁起来。第二年，在众臣的劝谏下，康熙皇帝复立此子。但因皇太子恶行不断，他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废此子，并严令臣属禁止再就太子之事上奏。之后，虽然各皇子间的竞争和猜疑愈加激烈、严重，但直至临终之时，康熙皇帝才用笔在侍臣手掌中写下“四”字，指定四皇子胤禛继位。对此，也有传言称：实际上康熙皇帝写的是“十四”，是侍臣屈指将“十”字隐去，或是舔掉了。这个四皇子，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