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了根绝朝中朋党之争的举措，严厉追究各皇弟的责任，将廉亲王胤禩改名为“阿其那”（意为狗），将胤禟改名为“塞思黑”（意为猪），并对他们施以了幽禁，然后又做出了不再册立皇太子的决定。因此，雍正皇帝之治世时期，“冷酷无情”的评价贯穿始终。但自雍正时期开始，密储制成为清朝的原则，即皇帝不将其继承者公开，而是将其名字放入锦盒，置于挂在乾清宫正面的“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另在皇帝手中也留有指定皇太子的密旨，只有在皇帝死后才能打开二者。
密储制的做法，目的是防止各皇子结党、争位、暗斗，同时也使朝廷众臣不致先行买宠，恪守本分，勤勉工作。整个清代，至少没有出现过为争夺皇位而导致的宫廷动乱，这与印度莫卧儿帝国不断发生惨不忍睹的皇位争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的人也认为，在清朝之所以没有出现过愚顽的天子，也是密储制的功劳。但反过来说，在其整个统治期间，皇帝自身也没有了可以代理他的角色，不设第二号人物的体制固定下来，所以密储制同时也是最终实现君主专制的一项举措。实际上，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施行上，像雍正皇帝那般，有着鲜明的专制君主特征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这里所谓的专制君主，虽然程度不同，但指的都是那种恣意决定一切的帝王。根据他将政务委托给官僚的程度不同，其独裁性质有强弱之分，一个帝王越是勤勉，就越容易将所有事情的决定权握在自己的手里。雍正皇帝便是如此，对于派至地方的总督、巡抚等报送上来的文书，他都会亲自审阅，并以朱笔批阅后，退返给那些地方官员。这些文书作为文献保存下来，便是《雍正朱批谕旨》，从中可见，雍正皇帝之勤勉励精，简直堪比传说中的秦始皇。操控地方政治的末端，比任何一个官员都更了解、掌控全局，能做到这一点，估计是因为四十四岁才即位的雍正皇帝早就对如何掌控官僚心领神会了吧。
养廉银
雍正皇帝对官员们的体察入微，可以表现在征税方法上。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纳谷，还是纳银，为冲抵征税、运输之费用，征税时都会在正常的纳税额度上加征若干附加税，其数额一般会根据各地实情的不同，由地方官员自行决定，所以，地方官员以此公饱私囊的情况屡见不鲜。
清代也是如此：纳谷时，在入库保管和运输途中等，有鼠雀之害导致的减额——“鼠雀耗”；纳银时，有需要熔化、改铸时导致的耗损——“火耗”。征税时会附加征收这些部分，当时称作“耗羡”。对此，康熙皇帝曾多次加以禁止，不过效果甚微；而雍正皇帝不仅正式承认了这种做法，而且还在雍正六年（1728）做出决定：以“养廉银”的形式，在地方官员的俸禄中增加职务俸禄。所谓“养廉银”，就是为使官员保持清廉的一种津贴。由于薄俸难以养家，所以官员多少有些灰色收入，人们习惯上是很宽容的，这一习惯在中国很早便已固定下来了。不过，“养廉银”是为了避免这种做法而创建的制度，这才是雍正皇帝的本意所在。
雍正皇帝这样的天子是不需要大政治家的，他忠实于自己的分内职责，而那些各怀其能、无不干练的官僚仅是天子的辅佐。实际上，在选任官吏上，雍正皇帝非常慎重。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名臣的杰出人物与被称作名君的出色君主呼应，共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事例，在汉唐时期曾不时出现。但随着官僚制度的日趋完善，名臣则多在国家的衰落时期出现，以君主作为时代划分标志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在被称为“康乾盛世”的时期，历时十三年的雍正时期虽不太为人看重，但可以说，在完善国家制度的这样一个重要时期，清代出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君主——雍正皇帝。
整顿国政
已对统治中国充满自信的雍正皇帝，在将目光投向统治末端的同时，也未怠于强化在中央的集权统治。为使国家收入保持稳定，雍正皇帝彻底废除了自康熙朝开始施行的丁银（人头税），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在全国推行地丁银和以银纳税的税制；还解放了长期以来一直身为贱民，并受到与一般良民区别对待的被歧视阶层，使他们成为纳税对象。
中国的贱民在各个地方有不同的起源，他们的聚居地零散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受到严重歧视。诸如山西的“乐户”，浙江的“惰民”、“九姓渔户”，安徽的“世仆”等，他们或似流浪人群，或如奴隶一般，世世代代过着贫困的生活。雍正皇帝设定一定的基准，并据此将他们编入一般良民。所以，有人也将其评价为“中国的奴隶解放”。但实际上，这既不意味着对贱民的歧视消失了，也非贱民的生活改善了，只是在制度上，他们的贱民身份被废除了。
出于使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内地化的考虑，雍正皇帝还大规模地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边境地区各部族在族长的领导下，按他们自己的习惯生活，其族长称为土司或土官。随着来自中国内陆的移民不断增加，中央也开始向移民地区派出官吏，并以此对他们施行同内地一样的统治，当时这种官吏称作“流官”。“改土归流”就是改“土官”为“流官”。为了云南、贵州的苗族的“改土归流”，雍正皇帝付出了很多精力。
另外，为了普及官方语言——北京话，雍正皇帝还在广东、福建等地设置了正音书院，让当地官吏学习北京话。这些都是强化中央统治的具体环节。当一位严格、勤勉的皇帝立于金字塔顶端时，其向心力会自然导致诸如此类的制度的构建。
因而，雍正皇帝对于对外征战并不积极。不是进一步拓展既已扩大的领土，而是将其维持好并固定下来，这是雍正皇帝的目标。青海的罗卜藏丹津与西藏的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反叛，雍正皇帝先是派出了岳钟琪将军讨伐，后又设置驻藏大臣，强化了对西藏的监管。雍正七年（1729），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策零发动叛乱，雍正皇帝再派岳钟琪讨伐未果，后该叛乱终为蒙古喀尔喀部将军博尔济吉特·策棱平定。雍正皇帝见此时边境战乱绵延不断，设置了军机处作为平叛的临时大本营。后来，该机构作为皇帝的咨询机构，成为清朝处理国政的最高机构。随着皇权的不断增强，官僚组织也会层层叠加，像搭积木一样不断膨胀，这可谓专制政治中出现的正常现象。
在对外关系上，西洋船只连年抵达南方，为防其祸，除在宫中做官者外，雍正皇帝将其余的天主教传教士都驱赶到了澳门。为勘定《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来尚未确定的中俄边境，中俄两国于雍正五年（1727）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勘定边界的同时，还开启了定期的边贸活动。这些举措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文字狱
雍正皇帝非常严厉，其程度甚至可以用残酷、刻薄来形容。自康熙末年始，因平定准噶尔部叛乱而在西部地区的建设上立下赫赫功勋的年羹尧变得居功自傲、专横自大，结果遭到弹劾，获九十二项大罪，雍正皇帝命其自裁。当时，其奏折中便被认为有不敬之词。还有随其后获死刑的汪景祺，其所著《西征随笔》中有讥讽康熙皇帝之处，他也因此被处死。雍正四年（1726），时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的查嗣庭到江西出任考官，并为乡试的科举考试命题，其中“君子不以言举人”的命题被断定为讽刺时事，“维民所止”的命题中的“维”和“止”，被认为意将雍正二字去首，他因此入狱。他病死狱中后，仍被戮尸示众，其子被连坐处死，查家一族或被投入大狱，或被流放。
雍正七年（1729），广西人陆生柟评《资治通鉴》并写下《封建论》等评鉴十七篇，被认为其中不平之言甚多而被处死。陆生柟曾出任过苏州府知事、工部主事等职，但后因受到连坐而被流放，所以被怀疑是出于憎恨之心才如此愤愤不平的。除此之外，全州的谢济世因弹劾身为御史、当时颇为雍正皇帝器重的田文镜蹂躏士人而被发配充军，后又因注释《大学》的著述被认为有诽谤程朱之语而被判死刑，直至后来得到恩赦。雍正十年（1732），浙江的吕留良的书被禁，其本人被开棺戮尸。吕留良号晚村，系一文人，嫌清不仕，晚年因文才被举出仕，但他剃度为僧，号称“何求老人”。
如上所举实例，虽然笔祸的缘由不同，但涉案文人都被怀疑怨恨清朝，或许这才是文字狱的发端所在。
另有江西的王锡侯，其所著《字贯》对《康熙字典》之误订正甚多，却因私怨为仇家举报，被江西巡抚上奏至朝廷。比起该书的内容，雍正皇帝认为该著凡例中直书康熙皇帝之名，系属大逆之举，因而将其处以死刑，还对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江西地方官员中的相关者均做出处罚，认为他们未能发现这一问题，上奏内容捕捉不到重点，实属怠慢之至。此事由告密者和急于请功的官员引发，与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和康熙五十年（1771）的“南山案”如出一辙。集权政治定会伴随一种恐怖政治，恐怖事件往往会因告密、诬陷，还有那些意欲以此立功的人而发生。集权政治要求统治者拥有较高的素质，但由于各级官员一般会牵连其中，所以事件也可能会在相对较低的层面上展开。
五 乾隆朝的繁荣
十全老人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皇帝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二十四岁的四子弘历继位，即乾隆皇帝。虽然当年便已经开始了乾隆钱的铸造，但按中国习惯，即位第二年视作乾隆元年。乾隆皇帝自幼得到祖父康熙皇帝的喜爱，且一直在宫中长大。即位后的乾隆皇帝采取了在祖父的宽容和父亲的严厉之间折中的统治方式。
时至乾隆即位，清朝入主北京已近百年，宫中既已普遍使用北京话，满汉之间的不同已逐渐流于表面。此时，清朝领土扩大，国库充实，官员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乾隆皇帝似乎只需坐享丰饶之日。原本因宫中御用而得到发展的各种工艺美术流传到了民间，许多手工业者生产、创造出了最高水平的产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呈现出活力。不过，这种发展既非新产业兴起的热潮，亦非新技术刺激的结果，它犹如长期发酵产生的热量的积涨，是长期稳定带来的发展和繁荣。而且，清朝想让这种稳定进一步彰显，除夸耀其武功外，已别无他法。
本来，中国人在回想中国史之际，对那些以武力得天下并因此闻名的君主和时代，似乎没什么太好的印象。当然，这是由于人们不禁想到当时百姓生活的困窘，故与之相比，有迹象表明，人们更喜欢那种近乎文弱的时代。尽管如此，乾隆皇帝还是在其晚年十度亲征边疆，夸耀自己的赫赫武功，咏“十全”之诗作，并自号“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先后两次远征准噶尔、廓尔喀和金川土司，将回部、台湾都纳入了自己的疆土，成为缅甸、安南等周边国家的宗主国，这对于一名老年天子而言，确是可资自负的武功。这不是基于满人施予汉人的那种恩惠，而是因为他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有了一种实现了以往任何一个王朝都未曾实现过的伟大事业的自负心，以及一种不时免税，巡幸全国，并亲眼确认本朝所获成果的满足感。
乾隆皇帝的远征在西北地区成果最为显著，他乘其内讧之机，将历经康熙、雍正两朝仍顽固未平的准噶尔部彻底平定，并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后，将其完全置于天山北路、天山南路的统治之下。另外，他还进军尼泊尔，击败廓尔喀部族，使清朝对西藏的统治也稳定下来。
与以上地区不同，南面的缅甸、安南等自古就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不能仅以武力实现对它们的统治。但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缅甸发生内乱，乾隆皇帝积极介入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使其成为朝贡国；乾隆五十三年（1788），安南因改朝换代陷于混乱，乾隆皇帝又积极介入并使其成为朝贡国。进而泰国、老挝也成了清朝的朝贡国，朝鲜、琉球成为清朝的“卫星国”。这种将中原、东北作为内地，将内外蒙古、新疆、台湾、西藏等地区纳入疆域的伟业，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乾隆拓疆图
乾隆时期的社会
乾隆时期与康熙时期并称为“康乾盛世”，被认为是中国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盛世。恰逢同一时代，日本江户朝迎来元禄的鼎盛时期，法国波旁王朝正值路易十四的全盛时期，东西方都迎来了一个大繁荣的时期，在处于二者中间的印度莫卧儿帝国，也出现了奥朗则布治世时期，这一时期是其领土范围最大的时期。这与唐代世界范围内各地偶然同时出现的黄金时期是相匹敌的。
以上国家多有共通的因素：统治者发起的大规模征战，可以支撑这种征战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一定程度上的物质积累，以及流通领域的活跃。可以说，随着经济圈的扩大，商品经济不管是在其体系上还是在其机能上，都会获得迅速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繁荣之源。这一点无论是对于绝对主义时期，还是封建社会的大发展时代，或者是近代社会的萌芽时期，都是适宜的。不过，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关于这一点定会形成甚为不同的观点：一种情况是从承接上一个时代的角度来看，当代是前代的产物；另一种情况作为对前一个时代的延续，当代不仅继承了前代的蓄积，还拥有某种新鲜的活力。
乾隆时期再现了明万历年间的太平盛世。二者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万历皇帝令这一繁荣止于一朝一代，而乾隆皇帝则使其余波延续了近一个世纪。乾隆时期的社会繁荣，既不是因为出现了某一新兴产业，也不是因为技术上取得了什么杰出的成果，而是由扩大了的商品经济和健全起来的经济体系支撑起来的，其发展源泉应属白银经济的发展。白银的增产和海外输入等润滑剂般地加速了大宗商品的流转，进而促进了生产的增加，经济随之变得活跃，物资也相应丰富起来。
然而，生产的增加也导致相关部门产生抵触情绪。即便是自诩强盛的乾隆的治世时期，也已开始渐渐显露出一些可以预示未来的光影。虽然人口增加了，新增领土却没有吸纳这些人口的能力，当时的城市手工业也尚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的过剩人口使零散的农耕者增加，从自耕农沦为雇农的人也增加了。
社会的不安未必一定产生于那些存在很大困难的地方。虽然边境地区的苗族和台湾的反清运动屡平不定，但在内地，由于皇帝不时巡幸全国以示其威严，对地方出身的官吏也采取了很多怀柔手段，因而并未发生直接的反抗活动。以六次南巡为代表，乾隆皇帝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东巡、西巡，此外还回满洲四次，前往五台山、嵩山、孔子庙等地。不过，乾隆皇帝并未因这些劳民伤财的举措而增税，反倒是免去了巡幸所到之地的税收，这显示了乾隆皇帝的自负。然而，即便如此，在乾隆皇帝退位的那年，还是发生了以湖北为中心的白莲教起义。
权臣的蜕变
乾隆皇帝将雍正皇帝设置的军机处保留了下来，并通过军机大臣张廷玉、鄂尔泰等维持了前朝的严谨政治。但他对张廷玉非常信任，这不仅招致满汉反目，还逐渐令自己成为一名肆意专制的君主。为此，以皇帝宠爱为护身符，专横、霸道起来的官员不断出现，官僚纲纪松弛，开始变得腐败。
汉军八旗出身的广东将军李侍尧非常精明、能干，甚为乾隆皇帝喜爱，甚至称李侍尧亲手处理的事件令他终生难忘。李侍尧在成为云贵总督后，被弹劾收受贿赂并遭查处，却在正要被处以斩刑时，因得到乾隆皇帝的特赦而幸免。而且后来，他又开始历任各地总督，且依旧贪污不止。此种恶评甚高的人能作为高官安稳地终其晚年，使腐败的官僚风更加普遍，如此一来，自然滋生出更多这样的人物。
曾在乾隆皇帝身边，受命对李侍尧进行调查的满洲八旗出身的和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作为武人出任轻车都尉后，和珅的才能为乾隆皇帝所爱，并一路顺风顺水，平步青云地坐上了军机大臣的宝座，甚至其子都成了乾隆皇帝的乘龙快婿。然而，善于应对一名专制君主的才能，对于一个国家、社会而言，若不在规划国家、社会的某些综合性的建设上发挥作用，便会重复一种反射运动。所以，这种才能一旦为某种私利私欲驱使，便会无休无止，永不满足。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回民叛乱，乾隆派和珅与将军阿桂一起前往镇压，但因和珅与阿桂意见不合，所以此次镇压行动未见实效。及至阿桂死后，和珅接手军队并使这一军队成为自己的私人军队，将地方上缴的物资据为己有，极尽私欲，其家可谓一夜暴富。因为无人可以弹劾他，和珅十分专横，目中无人，只对乾隆皇帝还有所顾虑。有个名为曹锡宝的人曾上奏弹劾和珅的管家刘全，却招致了自己被免职的结果。
乾隆皇帝在其退位四年后病逝。随后，对和珅的弹劾、举报纷至沓来，学者王念孙等列数了和珅的罪状，嘉庆皇帝以二十条大罪命其自裁，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据说他积攒的财富累积超过白银十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几年的全部收入。作为官员利用其地位谋求私利的实例，和珅可谓创下了纪录。和珅的事例说明：也许无论何种政治都无力防止个人的邪念，但由于服务于专制君主的官僚政治与来自社会的制约隔绝，若失去官僚与官僚之间的制约，个人的邪念便容易膨胀到极致，并不断蔓延。
作为官僚管制一大政策的文字狱，在进入乾隆年间后也出现新的形式：设定了“禁书”的基准，著者自不待言，对收藏或出版禁书等的人也处以极刑。虽然管制更加严格了，但这实际上并未对整肃官场发挥出多大的实效。乾隆皇帝下令对中国古今重要书籍进行分类整理，并组织编撰《四库全书》也是如此，其目的之一是要对它们的内容进行查阅，将那些内容上“不好”的书或是剔除，或是加以修订，还制订了禁书书目。若有人持有明末史书，持书人便会被处死刑；有人将吕晚村的书印出来，也因此被处死刑。但这些并未能遏制官僚的腐败。
东西文化交流
众所周知，自明朝末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以来，明清两朝的皇宫便被耶稣会传教士用欧洲文物装饰起来。远来珍奇之物特别适合宫廷的奢华，这在当时是东西方共通的现象。在中国，来自西洋的钟表、望远镜、乐器等在宫廷中备受珍视；在法国，来自中国的家具、陶瓷器皿等在宫廷中非常流行，这都离不开宫廷和贵族们的兴趣爱好。
在中国，皇帝负有颁布历法的责任，所以西洋历法研究的杰出成就提升了传教士的地位；在明清两朝更替的战斗中，大炮的价值得到了认可，于是传教士的技能也更加受到重视。因此，比起欧洲对中国思想和文物的接受，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程度更深，这是确定无疑的，只是那些西方文化当时并未惠及中国社会自身而已。例如水压泵，明末的时候就已为人所知，但在农田中，人们还是照旧只用支杆式汲水装置、龙骨车、脚踏水车等；再如钟表，即使当时精致的钟表作为赏玩之物被制作出来，但仍然难以成为民间实用的计时工具。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因为知识为某些人所独占，莫如说是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
乾隆皇帝对其父雍正皇帝在北京郊外建起的离宫圆明园进行了改建，增建了传教士蒋友仁设计的喷泉和由郎世宁等设计的巴洛克风格的西洋建筑，这些建筑也被介绍回欧洲，在当时非常知名。不过，这在当时并不是中国老百姓能看得到的。同样，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的传教士郎世宁，虽作为宫廷画家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画作，但在中国，其西式绘画技法也并未形成一种潮流。
提起西洋风格的建筑，尽管在广东，欧洲各国的商馆已在珠江江畔建成，欧洲各国的商船也已映入很多中国人的眼帘，但概括而言，这样的西洋文化并没有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社会上扎下根来，仅仅表现为：民间手艺人用少数彩色玻璃来制作西洋风格的装饰品，或在各种设计中融入若干西洋元素一般。究其缘由，与其说是中华思想本身自视甚高，将其他的东西都视作“夷狄”，莫如说是中国人不求改变、一以贯之。
在这点上，欧洲人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人在左右对称图案的美术传统中导入了一些不规则的美感，有人陶醉在专制君主的伟大中，但这些似乎也都止于异国情调。有人认为，中国思想对法国启蒙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但启蒙思想家中的很多人对中国其实是持批判态度的。
现在的葡萄牙王宫中，保留着一面画墙，是用陶画装饰的曾辉煌过的亚洲各地的风景。这与当时的中国朝廷将朝贡来的外国文物作为一种装饰用品来看待相同，只不过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不应该说是朝贡而已。天主教十七世纪开始在东亚地区传教，在日本很快便收获了十五万信徒，但据说同一时期在中国，却仅募集到两千五百名的信众。康熙皇帝虽然正式地承认了天主教，但在耶稣会、道明会、方济各会等传教团体之间，从传教方式上，发生了是顺应中国礼仪，还是拒绝中国礼仪的所谓“礼仪之争”。其结果，罗马教皇下令禁止传教士按中国礼仪行事，进而雍正皇帝也禁止了天主教的传教。
乾隆时期的瓷壶（乌鸦图案）
但是中国的禁教不像日本那样严厉，中国人对于信仰也不那么狂热。但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与天主教相伴而至的一些东西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这一点是一致的。之所以那样，是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来说，他们能感受到一种可能动摇自身社会体制的危险。不过，由于基督宗教自身在各派教义、传教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与以其为背景的各国的经济入侵相比，很难说传教取得了可与之匹敌的业绩。
[1] 该书英语原名为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意为日本天皇之福尔摩沙岛历史与地理的描述。该书是一本在1704年于欧洲出版的有关台湾的专书，作者乔治·萨玛纳札（George Psalmanazar）自称是来自台湾的土著。书中对台湾的地理、历史、宗教信仰的描绘，以及对动物与植物的叙述都是凭空捏造的，因为作者根本没去过台湾。台湾的大块文化于2004年年底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译名为《福尔摩沙变形记》。——译者注
3 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
一 统治的弱化
嘉庆皇帝对军、官的整肃
乾隆皇帝退位后，随即开始作为太上皇实施训政。当时，虽然朝中已经出现了派系，但直至乾隆去世，和珅被嘉庆皇帝处死，太上皇一派的势力才有所减弱，而这也导致了官僚势力的衰落。为讨伐不时自湖北扩大至四川、陕西的白莲教起义（参见后述）军，嘉庆皇帝进一步强化了八旗军的编制，起用满洲正黄旗的额勒登保、蒙古正黄旗的德楞泰——此二人皆系历经实战的勇将——确立起了他的军事指挥系统。
八旗，原本就是清朝的军事支柱，它由正黄、正红、正白、正蓝、镶黄、镶红、镶白、镶蓝八旗组成，最初只有满洲八旗，后来又组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随着顺治皇帝入主北京，二十四旗全部进入中原，被分成了近卫军和地方驻防军两大系统，它的编制和装备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当时，八旗军的主要作战实力来自他们的战马和弓箭。乾隆皇帝时期，其在御驾亲征时曾采取过满、汉、蒙八旗混编的形式，这种混编军因屡屡发生指挥上的无序，当时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实力，所以嘉庆皇帝对清朝的军队实施了改革。
但在八旗军进入北京前后，先投降李自成、后又归顺清朝的明朝遗臣金之俊曾为多尔衮所重用，据言由于他的献策，多尔衮定下了武人不得从事其他职业的原则。但清朝的八旗军仍然不是职业军人，它与部族组织和行政机构的关系密切，仅仅是依靠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其生活日趋困窘。“三藩之乱”后，八旗军的颓势已是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嘉庆皇帝之八旗整治，只要没有相应的经济性支持，其效果就难以显现。因此，在平定各地不断发生的起义时，嘉庆皇帝不得不依靠各地地主、富商招募、组织起来的“义勇军”。于是，应该说是属于一种乡土守护军的“乡勇”此时出现了。对此清政府能做的，只有对其采取怀柔政策、施以招抚，或者构筑城塞、以固守备。
总之，在三十六岁盛年之际即位的清朝第七代皇帝嘉庆，当年对号称盛世的乾隆时期的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为此，当时嘉庆皇帝认为，要重整军纪、整治官吏，将昔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必须加大力度才行。
前文言及的八旗制度经过强化，可以说在嘉庆时期已是最为完善的了，但在整顿吏治方面，当年的嘉庆皇帝却几近无计可施。嘉庆皇帝当年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到南方进行视察，而是乐于前往在热河的离宫，所以他对内政的态度比较消极，越来越倾向于将其委予官僚。说穿了，当年的嘉庆皇帝或许是受到了一种可称作“民族的乡愁”情结的驱使。
社会变化的背景
一般认为，从乾隆到嘉庆的清朝历史是一个从全盛到衰落的过程。从后来的结局来看，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判断，但这种变化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性改变，还是仅仅缘于一种统治力的弱化呢？呈现出的表象都是一样的，但怎样看待这些为好？另外，它所带来的，是后来日趋激化的外压的前兆，还是清代中国国内社会的乱局？对此同样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人说嘉庆时期的中国社会尚没有什么变化出现，据此认为当时在官制、税制等方面，清代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制度可看作施政的舵盘，但整个历史并非以制度史构成，这也是一个事实。
十九世纪的前二十年，日本处于宽政至文化文政年间，这一时期是江户时代的成熟期；欧洲处于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欧洲再度整合的时期，当时欧洲势力进入亚洲，尚不带有政治色彩。当然，来到亚洲的欧洲商船逐年增多，鸦片贸易也已经出现。若说中国终因欧洲东渐之势而烈火焚身，那么可以说现在已经发生了燎及毛发般的事态。
支撑清代发展繁荣的白银的流入也在变缓，银价的高涨是一种常态。但若说中国仅仅由于物价高就感到毛发焦煳，则是一种夸大之词。开始令中国的情况变得不自然的原动力，还是中国各地不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是前朝的我行我素、散漫的政治使整个中国的统治变弱了。若再采取之前的文字狱那样的强压手段，恐怕连整个统治体系都会瓦解。嘉庆皇帝虽然下令制定了许多的条例，想通过法令对其官僚组织施以规范、管理，但并未见效。当时的那种基于皇帝的随性、随意的恐怖政治，若能被“条文化”[1]的话，则正中官僚群体下怀。
官僚极力通过纠集党徒维护自身利益、扩张势力，这是自古以来就昭然若揭的事实。若专制君主的控制力不复存在，这种党徒势力的活动就会变强。由于中国的官僚只对皇帝负责，所以若官僚取代皇帝恣意妄为的话，老百姓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后来欧洲的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建起了殖民地，让其他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虽未曾创建自己的殖民地，却将远超被殖民的代价强加给了本民族。
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曾屡屡实施免税等举措，他们的虚荣心也都因此得到过满足。但嘉庆皇帝则不然，他或许只是深感此种施恩之徒劳，亦或许因为在其即位的第八年曾在圆明园差点被服杂役的平民暗杀，总之嘉庆皇帝似乎是厌恶下层民众的。
官逼民反
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中，初期都是和平、繁荣的，自中期开始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至最后起义不断出现，王朝开始更替，一直反复上演的就是这样一出兴衰大剧。所谓起义，是一种斗争与掠夺的连续。疲惫不堪的民众对新的王朝抱有期待，为了使他们从疲敝中恢复过来，并“借鸡生蛋”，新王朝也会给予民众休养生息的机会。进而待一段稳定期过后，官吏们便会考虑怎样才能“让鸡生下更多的蛋”，民众则会想办法将他们“生下的蛋”藏起来——官吏与民众之间的竞争随之出现，而最后则又总是官吏一方赢得“鸡蛋”。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由于官吏一方握有权力，还由于那时的官吏们总是把握有的权力集中到征税这一环节，且谙熟各种手段，而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太过习惯于忍受了。中国的农民，比起作为勉强维持生活的自耕农自立地生活，在有实力的地主的庇护下更有安全感，而城市的匠人阶层，同样也会选择在强有力的老板、师父等的保护下生存。如此一来，在官僚强化了他们的控制体系后，中国的社会不得已结成了一种纵向的关系。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有实力的大地主的土地上成为一名自耕农，或追随强有力的行业大佬、从事手工业等。还有很多人会努力结成自己的互助组织，并依其力量守卫自己的生活。例如农民，他们会向地主提出减轻地租的要求，联合发起被称作“抗租”的运动，而地主们也会同官吏相勾结对其施以压制。
中国的农民自古以来便会组建一些宗教性的结社，并使其成为一种祈求丰收、相互扶助的团体。但自明代开始，也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具宗教色彩，仅为单纯抗租而结社的明显动向。农民们平日诵佛驱灾，为祈运求福而聚会，遇到紧急事态时，那种朴素的信仰也会随即成为他们团结、反抗的纽带——这种“会党”在明代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结社虽然很早以来便已存在，他们或为“流贼”或为煽动者所利用，但自明代以后，已成了一种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且经常蠢蠢欲动的群体了。
对于这种形势，清代时出现了一种批评，即认为这是官吏作恶所致。官僚群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官吏以恶毒手段横征暴敛，农民则不堪忍受起来反抗，人们称之为“官逼民反”。逐渐地，官吏自己也开始使用这样的表述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官吏已经开始自我约束，“官逼”消失了，而是“民反”已成常态，并由此加速了清代社会的衰退。
捐官晋爵
“官逼”现象的一般化原因在于官僚的素质下降。官员的选拔、任用既是各朝代都非常用心的治理环节，也是专制君主的最大特权所在，或取推荐制度，或取科考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每朝每代一直都在借鉴着相关的历史经验。为补充财政，通过被称作“捐输”（捐纳）的捐款方式授予爵位、官名的习惯做法，自汉代开始便经常被采用。虽然在此时，捐输者被授予的多为虚衔，仅是一种官位的名誉、特权等，并不承担实务，但逐渐地，一些下级官吏的官职事实上已经变成买来的了。明代以后，大商人被冠以官名俗称者非常多，如郑芝龙被人们称作“郑一官”，便是由于他被授予了这一爵位。不仅如此，实际上当时也有人承担实务了。
在清代的地方政治中，由朝廷派出的高级官员不会被派到自己的出生地任职，这称作“本省回避”，而地方的官厅则多是将具体的实务性职位委任给称作“胥吏”的下级官吏来做，这种“胥吏”的官职已经变得像股票般可以在民间进行买卖了。
胥吏可称为“书吏”、“吏人”等，与朝廷派出的“官人”不同，自成体系。在“官”和“吏”之间，存在身份上的断层，前者对中央负责，后者对民众施压。清代时胥吏多是花钱买到官职的，所以没有俸禄，需要靠收自百姓的“佣金”生活，为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搜刮财物，对这种佣金和贿赂并不加以区别。虽然这些胥吏并没有直接搜刮民众的实权，但需要在其地盘上活动的官员们，不见得会站在弱者一边。通过捐输得到官位的“官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地尽快收回投资，可由于迟早都会调任他处，所以一般会以不诱发事端为首要考虑。
捐输弊害之大，为历代王朝所普遍承认。但自明代始，卖官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财政来源。清代亦取此法，连这样的例子都出现了：对于皇帝的提问，有些捐官者不知道回答些什么好，便直接说是由于能够赚钱才买了官职的，故而随即被免掉。而且，在正式向国库缴纳税赋之外，还存在向皇族行贿以获更高官位的现象。这是由于很多官僚希望进一步当上高官，所以据说在清朝末期，北京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居中交易的“美术商”。其具体做法为：他们用美术品为总督、巡抚等官职定格，然后将这些美术品送给皇族，在皇族将美术品返还美术商后，美术商再将钱送到皇族手中。
若是此种腐败已在上下皆心领神会的基础上进行，那整个政治运作也就一定是在彼此心照不宣之下进行的。当这种捐输者们的横征暴敛、行为无道愈发严重时，普通民众对此进行的反抗也必然会更加剧烈。
军队和地方官员的腐败
在清代，在地方发生的大小暴动、起义虽已如火如荼，遍及全国，且如汗毛一般，怎么剃也剃不干净，可无论是用来镇压讨伐暴动者、起义军的军队，还是在地方监管它们的行政官员，却几乎都处于一种怠工的状态。这已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暴动、起义不断发生，所以军队和政府不能对其进行彻底的清讨，而由于不能彻底剿平，所以暴动、起义又会不断地发生。专制政治伴同一种恐怖政治施行期间，表面上社会平稳发展，但当其中恐怖政治的压力消失后，在所有层面都会出现阻塞。虽说这既是一种反作用，也是一种原本就在内部存在的东西，但由于专制一点点地侵蚀了人们的自发性意欲，所以统治者的责任感和农民们的自制力变弱了。而且这种堕落很快会蔓延开来。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讨伐军的将领私吞军饷，按兵不动，官兵因拿不到军饷而抢掠，所以较之于暴动者、起义军，老百姓们更怕官军。那些将军则认为：比之于镇压，让农民的暴动、起义继续下去，自己的工作才能持续。他们之中，甚至有避开起义军不打，而只是一味地在后面追击的人。由于和珅的同族——河南巡抚景安等人只尾随，不迎击，所以人送外号“迎送伯”。而且还有报告称将投降者都杀了，已经全歼乱贼，并以此请功的；有不请增派援军，而只是一味要求增加军费的；等等。当时的清军互不联络，互不补给、增援，其丑态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
这种情况自乾隆末期开始快速蔓延，嘉庆皇帝曾哀叹：“自古惟闻用兵于敌国，不闻用兵于吾民。自相攻击，屠戮生灵。朕日夜哀怜，几至寝食俱废。”[2]
朝廷逐渐不再相信来自全国各地的战报，转而开始优待民众为自卫而组织的乡勇，对因被胁迫才加入起义军的人、投降的人宽大处理，即采取“坚壁清野”之计。所谓“坚壁清野”，是一种下令各地加固城防，深挖护城河，将粮食、民众财产等移至城中，将起义军可在村落中弄到的东西全部搬走的应对之计。这种方法虽在初期未见有效，但后因地方乡勇开始采用，所以逐渐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专制政治从作为其支柱的军队的腐败开始时，已经不得不大幅度地让步于地方民众的自治了。而这其中当然包含着一种警告：对于集权政治而言，这种自治是将来的祸根所在。
二 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及其出现的要因
清朝自嘉庆时期开始衰弱，这种变化的具体反映便是史称“白莲教起义”的教团组织的起义，它历时甚久，且反抗顽强。所谓“白莲教”，是一个基于佛教阿弥陀佛信仰的民间结社，南宋以来，曾作为邪教被官府禁止过。至元代，农民多信奉此教，认为弥勒佛作为救世主现身的弥勒教信仰掺入其中。明太祖也曾利用这一信仰，创建了他的大明朝。明朝建立后，亲身经历此教，深知其实力的明太祖，随即将其作为邪教加以禁止，但教徒们另立名号继续发展该教。明清交替之际，白莲教受反清复明思想影响，屡屡成为反清运动的温床。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率清水教发动起义，乾隆五十年（1785），河南樊明德因信奉混元教而遭镇压，这些组织都属于白莲教系统的结社。此外，查阅历史记录，我们会发现还有冠以各种各样名称的大小团体被清廷处以严惩，其理由是蛊惑民众，或闯入官署。
这些结社大多有着共通的、极其原始的动机：或是说大灾马上就要降临了，加入我们可以避免厄运；或是说只有某某才是救世主，得跟着他一起行动；等等。其仅凭此招揽信众，还缺乏一种可自成一体地发展、扩大的因素。加入该教的信众大部分都是贫农，那些即使是弃家流浪也不会后悔的人是白莲教的基础，所以其信众的连带意识未必有多强。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是信仰，是一种侥幸的野心。不过，若是被动员加入的人变为多数，那底层百姓当然就拥有了共通的空间，进而也就产生了连带意识。
白莲教徒起义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各个地方的发展不均衡，人民生活差距很大，纷争不断。四川的山区等地的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外来移住民很多，公序良俗尚未最终形成，所以纷争既多，百姓生活的不均衡现象也非常严重。
虽然白莲教是以颇具佛教特色的教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它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固定下来，其基础也变成了以祈祷、巫术等为主的土俗性的东西，与以其他民间结社的系统、名号相异的团体相比，在内容上已经基本无异了。这意味着白莲教已不是一个宗派不同的教派，而是一个可以马上同其他教派合流、共享同一地盘的团体。若是出现不能合流，相互拒绝对方的情况，那应该是主要缘于地域或生活方面的差异，而不是基于教义上的不同。所以一般认为，元代末期红巾军起义后，宗教意味浓重的结社团体几乎归属同一范畴了。故此，白莲教才能爆发性地一下子聚集起数十万信徒。在明朝末期，也有人豪言称：我教信众不下二百万。
起义的发端
在山东发生的王伦的清水教起义，朝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镇压该起义之时，为防止同类民间结社进而也走向起义，朝廷加强了对它们的镇压，将河南的樊明德等率领的混元教教徒视作危险人物，将其中心人物刘松发配到了甘肃。刘松的弟子刘之协便改混元教为三阳教，称刘松的四子为弥勒佛转世的救世主，还将一个名为王发生的童子改名为“牛八”，说他是明王朝的后代。“牛八”这一名字，是明王朝朱姓“朱”字的拆写。不久后，称将会发生大事的信徒以加入本教可避免水火刀兵之灾为名扩大结社，其在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信众大幅度增加。乾隆五十八年（1793），政府对混元教信徒的抓捕行动开始。牛八是小孩，所以被流放到了新疆；其首领刘之协在潜伏于官衙中的信徒的帮助下潜逃，继续传教六年，其组织能力为白莲教的大起义奠定了基础。
为逮捕转入地下活动的刘之协，朝廷严令各地方抓捕，如此一来，很多地方胥吏开始以此为借口搜查民宅。那些胥吏贪得无厌，相较于被搜者是不是白莲教徒，更在乎被搜者是否出钱息事，以致富人破产，贫者无辜而死，时状惨然，特别是湖北官宪之横行尤为严重。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在各地揭竿而起。以湖北襄阳的姚之富、齐林之妻王氏等的黄号为首，张添伦等的白号、张汉潮等的蓝号等白莲教起义军向四川、江南、陕西进军。在四川，达州徐添德等的青号，王三槐、冷添禄等的白号，龙绍周等的黄号，罗其清等的白号，冉文俦等的蓝号等与湖北起义军遥相呼应，起义规模迅速扩大。这些起义军士兵在入教之时都提供粮食，之后平均分配战利品，过着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同时还不吃肉食，禁止奸淫等。总之，为强化其组织的凝聚力，他们制订了一些极具特色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