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朝的法律，如果一般的百姓暴动或起义，城市因此被攻破，其守备官吏当被处斩，但未能对邪教煽动民众之举事前查知者受到的处罚却仅是免职。因此，所谓的民变一发生，地方官吏都称其为邪教祸乱，以减轻自己的罪责。在湖北、湖南，清军也曾击败白莲教起义军，但当时这种自发的起义相互间关联不大，仅个别的起义被清军镇压了下去。嘉庆皇帝曾亲自审问了嘉庆四年（1799）被捕的四川的王三槐，据传当时王三槐只是反复回答着“官逼民反”四个字，让嘉庆皇帝愕然。
起义的发展和失败
虽然在湖北、四川的两股大军会合后，起义军的组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统一的军事行动也变得多了起来，但清廷派出了满族武官额勒登保、德楞泰等指挥讨伐，湖北、陕西的起义军开始逐渐败退。讨伐作战中，清军大体上是让被称为乡勇的义勇军冲在最前线，汉人军队绿营军兵紧随其后，满洲八旗军在最后观望；与此相对，起义军方面也是强行驱使难民冲在前线，信众士兵跟在其后。当时的难民和乡勇同为百姓，所以作战时，双方都必须在其后督战。一位名为梁上国的清军将领曾在他的奏章中就此写道：贼徒之中，怨恨官吏者十之有二，苦于饥寒者十之有三，被强行驱从者十之有四，真正的教匪仅十之有一，怨恨官吏者和苦于饥寒者一开始都不要命一般，其势锐不可当。但反乱数年，其势已渐缓渐弛，在地方荒废，可掠夺之物资变少后，贼徒之势必将弱化。
嘉庆四年（1799），嘉庆皇帝断然肃军，免去讨伐军经略大臣勒保之职，以信赏必罚之举，撤换了一批官员，并委任额勒登保代为经略，重建了指挥系统。其结果是官军的机动性大为增强，各地的自卫策略也得到了强化。对于以军事建国的清朝来说，认可民众拿起武器自存自卫虽是冒险之举，但嘉庆皇帝当时之所以敢于迈出这一步，是因为面对起义军的游击战，除此之外已经别无他法了。
如此一来，随着坚壁清野对策的推行，起义军的状况愈加艰难，逐渐成了官军所说的流贼，在他们转战各地的过程中，有的乡勇加入了起义军，使起义军内部愈发分散。虽有很多核心人物相继被官军捕获，但新的领导人物也不断出现，在甘肃、四川等地，起义军重新得势，且拥有了若干据点。尽管以嘉庆四年前后为转折点，起义呈现出大势将去的态势，但教团中的很多中坚教徒仍然狂热地坚持反抗，他们有时强行剪掉加入者的辫子，有时在加入者脸上刺上“莲”字以防止其逃跑，同时放弃大规模作战，转入了游击战。
嘉庆五年（1800），清军在四川的新店子、马蹄岗展开了最后的歼灭战，起义军因此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再未能重整旗鼓。白莲教既没有一个中央指挥体系，也不是一个政治目标明确、民族意识较强的组织体，虽然它聚集起了数十万的民众，动员力量惊人，但缺乏新王朝的宣言和仪式化的统治形式，自始至终在本质上都是一次农民暴动。之所以如此，我们只能说，是由于专制政治的魔咒依旧残存，束缚着农民的抗争。
嘉庆七年（1802），清政府对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功臣、将领论功行赏，庆祝起义平定。虽然嘉庆八年、九年仍有一些被解散的乡勇与残存的白莲教教众联合，继续在陕西、湖北一带斗争，但都相继被征讨、平定了。嘉庆十年（1805），清政府将平定起义的军队撤回、收编，这场前后历时十年，令五个省的土地近乎荒废的起义结束了。据统计，在镇压、平定白莲教起义上，清政府的花费多达一亿两千万两白银，曾经充盈的国库几乎消耗一空，清朝的财政状况更加困难。
天理教起义
白莲教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这并不是说白莲教就消失了，同样的民众结社团体开始改名换姓，变换场所，反复不断地在各地涌现出来。由于它们也是一种组织程度比“邻组”[3]更高的社会生活的必要单位，所以都将民间信仰作为其组织核心。与此相对，几乎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明末以来一直悄无声息的东南沿海的海盗，却自嘉庆五年（1800）前后，开始在其首领蔡牵的率领下再度活跃起来，清朝称其为“艇盗”。艇盗猖獗促使福建水师提督李长庚建造了一种被称作“霆船”的炮舰，并最终以此击溃了蔡牵，但蔡牵本人通过施贿闽浙总督逃过了一劫。当时，即便是在对海盗的海上作战中，清军的腐败也甚为严重，卖武器给海盗者有之，不战而以金钱怀柔海盗者有之，嫉妒诬陷有功者等也大有人在。在此种状况下，李长庚送齿归乡，这象征着他即使尸骨难以返乡，也要至死剿灭海盗的决心。直至在嘉庆十二年（1807）的一次交战中被炮击阵亡，他毕生都在追剿蔡牵。嘉庆十四年（1809），蔡牵最终在定海被李长庚的部下歼灭。
虽然诸如白莲教起义、艇盗祸乱这样的例子历代都有，并不足为奇，但在清代之所以能持续十年之久，恐怕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专制政治的抗争已到了极其强劲的程度。将这一判断象征性地展现出来的，是天理教徒闯入皇宫这一对朝廷而言的突发事件。实际上，这一事件并非偶发之举，而是一次有计划的袭击，虽说本质上这是一次受迷信、占星术蛊惑而生的事端，可它袭击的毕竟是清代统治的中枢所在。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华北地区出现了一种被称作“八卦教”的信仰。据说在几个支派完成合并后，“八卦教”改称“天理教”。构成天理教核心的是当年河南滑县的一个木匠李文成，他通过学习天文占星术而成为该教首领，又以其组织能力使该教实力得到扩充，进而准备了武器、马匹等，待机举事。另外，还有时为河北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胥吏的林清，他也在成为当地教团首领后聚集起了数万之众。通过滑县胥吏牛亮臣的居中牵线，李、林二人联合，共同约定于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起事，届时李文成号“天皇”，得河南，林清号“地皇”，取河北，另有李文成一派的冯克善号“人皇”，据山东而立。
由于此谋未举事发，滑县知事强克捷在九月五日逮捕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严刑夹断了李文成的下肢。随后三千余教徒袭击官衙，杀死强克捷一干人等，救出李文成，天理教众随即在河北、河南、山东省界之处蜂拥而起，称李文成为“大明天顺李真主”，在滑县设立了军政机构。另一路起义首领林清则命二百教徒潜入京城，自己坐镇北京郊外的黄村，等待李文成约定派来的三千援军。
潜入北京的天理教徒先是伪装成百姓推车送货，后待日没之时分为两队，分别自东华门和西华门闯入清宫。这一行动中，虽然早有宦官内应指引，但在东华门，由于门役关门迅速，所以仅有十几名教徒得以闯入。八十多名自西华门闯入者则自行反关了城门，打起事先准备好的写有“大明天顺”、“顺天保明”的白旗，径直闯入紫禁城内。
当时，嘉庆皇帝正在前往热河离宫的路上，不在宫中。嘉庆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取枪抗袭。递来火枪的宦官未填弹丸，这位皇子便将自己衣服上的扣子装入枪内射击，击中目标并使闯入宫中的教徒出现溃乱。不久，这些起义者和充当内应的宦官被随后赶来的禁军逮捕，林清本人也在十七日被官府抓获。虽然林清的冒险主义带来的仅是一次破天荒的入侵紫禁城案，未能收获任何成果，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在胥吏、宦官等群体中与起义教众持同一立场者大有人在的现象说明，招致动乱的弊病已经成为一种痼疾。其后，清廷开始全力讨伐李文成，加强了对滑县的围剿。李文成虽自重重包围中逃脱，本欲流窜举事，终遭穷追无路，不得已自杀而亡。
官僚群体中的清官
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官僚政治百年之间便腐败至如此程度，以致清代社会陷入这般动乱不定的状态。何为盛世？何谓和平？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促成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本身施以反省的问题。官僚对君主负责，对民众却不负担超越道义的责任——这种体制，一旦君主的威慑力不复存在，也便变得全然没有任何责任可言了。所谓历时百年的盛世，与其说是在官僚组织内部构建了一种钢铁构架，莫如说是已将其腐蚀殆尽了——实际上我们也难以认为全然如此。因此，若试着在这种动乱不定之中探求一些不同之处，则不得不言及那些清廉故事。
四川的白莲教起义首领王三槐被捕之时，嘉庆皇帝曾亲自审问他：四川官吏全都是你所说的那种无恶不作之徒吗？王三槐当时回答说：清官当有刘青天。所谓刘青天者，即时任四川南充县令刘清。据言其人公正无私，深得民心，当时前后有百余战，起义军均避刘清而去。刘清屡屡孤身前往起义军军营游说，归降者多达两万余人。一次，在起义军的阵营中，刘清看到当年曾为自己部下的罗其清——他当时已经成了起义军的首领，二人抱头痛哭后，罗其清盛情款待刘清并带他参观了军营，起义军也都列队迎送。刘清后来出任山东盐运使，在参与讨伐滑县天理教起义后，又出任云南布政使，接着自己请愿当了武将，成为登州镇总兵。
这样的例子散见于清代的一些记录之中。当然，由于记录者欲彰显这类青天白日般的官吏，并期待后人能以此为鉴，所以在当时，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也曾被大书特书。清朝同样推崇朱子学，曾极力防止朱子学的空洞化。但仅凭朱子学，是不足以持续不断地培养出青天白日般的官吏的。大凡一种思想具现于一人之身，仅此思想是不够的。清廉也好，爱也好，这些产生于思想之前的东西，必定是一种可用作培养的土壤，而它那丰盈的养分有没有普遍存在于清朝盛世却是个疑问。
三 白银经济的确立
货币经济的出现与发展
中国拥有世界上起源最早且从未断绝的货币经济，而且长期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持续运行。这种形式就是社会经济曾长期以一种被称作“制钱”的法定铜钱为基准运作的经济运转模式，其他众多社会现象——无论是在政治形态上还是在文化特征上——均有与其共通的发展态势。这是一种惊人的复原能力、持续力，但令人怀疑的是：对其发展、变化本身形成阻碍的因素是否仅仅存在于权力的维持过程中和统治的方式上？接下来，我们不妨看一看统治权力最难介入的货币流通的实际状态。
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区，当货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流通的基本媒介后，金、银、铜——所谓的“三货”，无论其此消彼长的情况如何，一般都是并存的。虽然它们各自的作用不同，但作为流通的媒介，大体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被铸造、发行，为人所用。
在中国，虽然在汉代人们就创造出了白金、皮革、赤铜等货币，但最终固定下来的，却是青铜铸造的“五铢钱”。当时，五铢钱既有官铸，亦有私铸。后来，私铸的五铢钱由于失去信用，遭到了淘汰。唐代以后，“开元通宝”确定下来，金、银作为财宝，虽然也被人们不加铸造地直接拿来使用，但并未成为一种通货。自宋代始，纸币开始流通，这在货币发展史上，一直为人们大加强调。辽代虽然发行过最初的银币“承安宝货”，可不久便不再使用了。
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大额交易变得频繁起来。在日本的大额交易中，人们将百枚制钱用绳子穿起来作为“缗钱”使用。除此之外，人们将未经铸造的银块作为称量货币，并根据银质和重量进行交易的情况也盛行起来。这或许是因为中国政府自古以来便将货币的流通作为民间自治的问题对待，多依民间惯例而行，而自身则只把货币发行权作为财政之本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此一来，货币的流通完全顺其自然，即便是铜钱，也存在削量谋利的情况。所以，金、银钱币因伪造、变造而随即停止流通，回归金块、银块的情况甚是常见。这既是货币经济的一种作茧自缚，也是流通货币难以从称量货币这一物物交换的形式中摆脱出来的缘由所在。那么，与早早便将银质货币固定下来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块状货币的使用与流通是先行出现的，人们认为银块本身的信用度远超银币的信用度，这一观念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可以说，让纸币先于世界流通起来的中国社会，对银币的信任反倒并不长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将银作为财宝对待，且使其习惯于将银看作交换手段的时机来得太迟了。
银两的发展
自汉代以来，在各种记录中，我们已经能看到很多关于金银使用的内容，至唐宋时期，此类记录的数量更是不断增多，毫无疑问，中国人当时已经大量使用金银了。不过，这里说的在记录中多见，并不等于金银的使用在当时的社会上已是一种普遍现象。此类贵金属作为统治权力的象征，往往作为一种名誉、权力的标志物为人使用，作为一种财宝为人继承，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共通的，它们或为王冠，或为假面，或为印章，或是衣服、手边把玩之物，或是被分赠予人等，使用者的末端也扩大到了豪族、富豪、地主等富裕阶层。不过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金银却是一种无缘之物。
不过，在储蓄量增加，特别是工商业兴盛起来后，商人和老百姓也能接触到一些金银了，这在汉代以前就有实例，至宋代以后更为明显，正是以这种出现在民间的金银储藏为背景，纸币才得以流通起来。
此类贵金属，以银为多，黄金相对较少，这在世界各地也都是一样的。在直接使用块状贵金属时，人们大体上都将其制成板状的、细长的“锭”的形状，此外还有圆盘形、圆锥形等各种形状。但从元代开始，砝码形的金银货币变得多了起来，银本身也经元朝得到了不断的积蓄，所以到了明代，出现了用银交租缴税的情况，银货的使用也随即普遍起来，最终银货也到了农民的手中，当时其形为砝码状，被人们通称为“元宝银”。后来，元宝银在铸造方法上又发生了变化，砝码状的中间部分凹了进去，两端被铸成人称“耳”的凸起形，这后来即成了清代的“马蹄银”。
马蹄银（大的为小元宝，小的为锞子）
清代的马蹄银大体被铸造成了大小不同的三类：大的重约五十两，叫作元宝银；中等重量的十两左右，马蹄形的是小元宝，其余圆锥形的叫作中锭；重量较小的为三两左右，被称作“锞子”，其中也有马蹄形的。当时，这三大类都是需要根据其银质和重量进行交易的称量货币。银质以千分比称之，通过在试金石上擦磨进行检查，但是由于不同地方的称量砝码等存在差异，重量需要进行换算，而这种换算极其麻烦，所以在清代中国旅行的外国人甚至异口同声地诉苦说：其麻烦程度几乎叫人背过气去。
为此，在清代，以铸造马蹄银的炉房为代表，出现了许多从事兑换的银庄、钱铺等专业店面，专门以这种繁杂的兑换作为其经营手段。明朝时期，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币曾大量流入中国，但在当时并未直接成为中国的通货。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对外国钱币的抵制，不如说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上述专业兑换店铺。在日本尚未开始铸造钱币的时代，即便是一些有见地的人持有异议，在民间使用宋钱、明钱也是不足为怪的。这一点让人不难想象：普通百姓没有抵制外国钱币的理由。
白银经济的基础
在中国这样广袤的土地上，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地域差异很大，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像记述政治史那般给它标示上一个个刻度。如此一来，经济的发展变化若不是被置于一段相对较长的期间内观察，一般是无法呈现出来的。生产能力可以从租税、漕运等方面加以推定；在中国国内的铸钱方面，现如今也留有相关的记录；明清期间进入中国的外国银币、货物等，也能够根据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记录加以推测。不过，我们既不能说这些数据全是正确无误的，更不能说通过此类数据，就能将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全部揭示出来。所以，本书在此只能概括性地探寻一下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以往的中国历代王朝，多是只将铜钱作为法定货币。之所以如此，如前文所述，是因为统治阶层独占了金银等贵金属，并顺便将其当作一种玩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仅靠铜钱是无法应对的，因此在中国曾跳跃性出现了纸币，也因此白银虽被普遍使用却成了一种称量货币。
虽然从明代开始，以银纳税的方式兴起，可农民们仅是将农产品卖了后再买来白银纳税，所以农民日常生活依旧停留在使用铜钱的框架范围之内，这对城市民众而言也是一样的。但至明清交替之际，白银在整个城市、农村，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开始流通起来，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储蓄手段，在银与钱之间进行兑换的市场也随之出现，所谓的“银贵钱贱”——作为一个诉说生活因物价暴涨而窘困的词语——开始屡屡出现。大体在乾隆时期，中国许多城市越来越倾向于以白银为基准衡量物价，虽然日常用品还是用铜钱交易，但其价格为银价所左右。这一倾向自城市开始，很快波及农村。可以说，自乾隆末期开始多发的农民暴动、起义等，与这一经济的发展变化是不无关系的。而且，在人们讴歌太平的心情之中，似乎也不能说全无城市的优越感。
同中国的情况一样，事实上在同时代世界的其他主要地区，银本位的经济动向已是一种共通的现象，包括日本在内，金银货币在很多国家都被铸造出来了。宛若纪念当年的繁荣一般，这些货币至今还有很多留存下来。可在中国乾隆时期，却仅有西藏地区铸造了一点银币。这并不是说中国不了解银币，而是中国当时没有尝试发行银币。这不是由于清朝的政府、官僚对劣质银币蔓延招致的社会动乱和对百姓生活给予的指导做了权衡，而是因为他们当年未能预测到发行银币会使国库增收。而且，在银钱比价呈现出一种季节性变动，且总是延续银价暴涨的过程中，农村的困窘程度日益加深，清政府也没有什么应对这个新问题的经济政策。
资本的繁荣与没落
这种情况并不是乾隆、嘉庆之时才开始出现的。一般认为，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和南宋时期，都曾存在过这种情况，而且都表现为：商业资本不断积累，商品流通日益频繁，市场极尽繁荣，人们积蓄起来的财产不仅仅用于充实仓廪，购买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地主，还有人用来购得物资，转而投资产业，种茶养蚕等。另外，还有以其资本求官，或将子弟送入官场，并钟爱风流、学问等的情况，这与日本桃山、江户时期的商人呈现出的情况相同。不过在当时可以被称为“市民”的人们，却未能成为一种推动社会转型的动力和转轴，并掌控当年的政治、文化。
这是因为当时构成国家组织网的官僚们欲通过国家组织这张网施以控制的，并不是那些会从网眼中漏下去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是那种会揭竿而起的集团和欲促成某种趋势的财富的积蓄。古有炼铁、制盐，近有商贸、丝织等行业，它们当时的命运基本是规模一大，便必受诛伐，以致发展停滞。这在近世的西欧，可与率先殖民世界各地，集巨额财富于一身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这些财富攫入国家之手，并将其浪费殆尽的情况归为一类。可以说，将官僚组织作为其手足的封建国家，其本身的构造与商业资本的规模化和活跃发展是难以相容的。有人说，早在秦代，秦始皇曾将十万天下富户搬至都城以图繁荣。不过，原因恐怕是秦始皇察觉到了这些富户不愿归附自己，而对他们实施的一种集中管控。
在中国，商业资本处于繁荣，没落，再繁荣，又没落的循环之中，其实力也在其间得到了一定的增强。清代中国的商业资本实力已经远远超过江户时期的日本商人，但来自清政府的压力也是远远强于宋、明时期的。地方志《康熙南海县志》中载有当年广州的街道图，据此可见，标有“织厂”的丝织工厂已散见于广州市街的各处。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这些工厂已经不见了踪迹。被我们称为“广东十三行”的对外贸易商团体此时也相继破产，步入了没落之途。它们的没落并不是基于经营的失误和竞争的失败等，而是缘于重税的拖累。
资本主义的前期
长期以来，人们会不时论及中国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在苏维埃俄国也曾成为人们议论的主题。有人论及清代末期，一些官僚曾兴办过军需产业，通过来自国外的借款，轻工业也曾兴起，所以当时中国曾迅速地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可若是以西欧的近代资本主义为样本看待当时的中国，这些论点便成了一种难以令人信服的说辞，甚至论说者本人也会失去自信，不会再与他论者展开彻底争论了。这种论点之所以出现，恐怕是因为我们经常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对整个政治、社会、经济的各种现象加以总括，但对其确定性条件等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商业的繁荣，对利润的追求等，即便在古代世界也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所以近代资本主义一般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工业化，这是最常见不过的。其优点是可以增加生产，推动文明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其缺点是重构社会，暴露出一种社会极不均衡、百姓生活水平差距悬殊的问题。
近来，人们很容易意识到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对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弱肉强食性加以强烈批评。但实际上，投机也好，弱肉强食也好，此类社会矛盾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便已经存在，只是资本主义没能将其解决罢了，人们的如上意识是将资本主义本身与其前的社会体制重合起来论说的一种表现。这好像是说，封建社会的最终阶段即资本主义这样的观点也是成立的，在工业化出现之前也必须要认可有资本主义存在一般。早前就曾有历史学家说秦始皇对资本主义进行过鼓励。在此，我们必须要说：有些专业人士表述过的一些概念中，一向缺乏常识，或者拒绝接受常识的成分是颇多的。
无论怎么说，宋代以来，那些表现出一种市民般的行为取向的社会阶层并未使市民社会扩大，并据此创造出一种市民政治。即便是在这一阶层最为强大的清代，其社会也绝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只能说，虽然非常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生活，特别是其消费形态在清代有所呈现，但其不足在于，它与专制君主之下的官僚制的弊端重合了。
不过，清代商业资本的发展还是增强了商人的自信，他们期待自由，呼吁自由，在发展为“自由”这一文字表达之前，这种动向就已经随处可见了。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像古时那样，总有很多的隐遁者，无论是在官场、政界，还是在学界，出身于商人阶层的人都多了起来。日本的江户幕府曾对这种倾向采取过高度警戒的措施，可在中国，还没等清政府遏制，它便开始显示出一种退却的迹象。
四 对外关系的转变
外压之始
嘉庆时期，清代中国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这在前文中已经有所论述。此时，进一步明确的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对外关系。其明确表现在，以往人们一直习惯于将中国的衰落仅仅解释为外国的压力，以至于将其固化为一种“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模式。
然而，本书在此不仅仅想追究那些来自外国的商船、军队的所作所为，也试图从置身于“惊醒太平梦的蒸汽船”中的人们——当然，还有那些蒸汽船还未发明出来之际的帆船中的蓝眼睛、红头发的外国人——的视角来思考问题。
写下《格列佛游记》的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最后让格列佛到亚洲来旅行。该作是在1727年恩格尔伯特·肯普费的《日本志》在伦敦出版，1739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之前，构成其写作基础的关于亚洲的资料尚不充分、准确，很多都是片面的，可其中也记载了江户的大王在爱护动物上做得非常彻底，在长崎施行了“踏绘”等内容。在大约写到此处时，作者痼疾发作，作品也变得难懂起来。不过，格列佛在身处一个叫作拉格奈格的王国时说，“我在大王面前伺候他的时候，必须趴着将地板上的灰尘舔干净，匍匐着挪动身体”，对亚洲宫廷之中的此类夸张的仪式和愚蠢的习惯进行了讽刺。也就是说，虽然作者要罗列的是英国贵族的不良习气，可亚洲为作者提供了适宜的资料。与《格列佛游记》相比，同时还有另一些文字性的资料更加直白地描述了愚蠢的亚洲。
这类文字在先于中国接触西方的印度可以看到很多，其中关于中国的也都是同样的内容。1670年前后出任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的御医法国人贝尼尔，曾在印度各地视察，他向路易十四政府报告称：大莫卧儿帝国因宫中斗争和国内动乱、起义等早已衰弱，只要有三万欧洲士兵，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它。如此一来，能够派出三万人的军队，并经由非洲南部将其送至印度洋的国家的出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很久以来一直对亚洲的专制君主羡慕不已的欧洲，开始变得唾弃亚洲，认为其奢华不过是纸糊的老虎，这成为其地位反转、视角转换的契机。
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
欧洲的帆船出现在印度洋和中国东海等处，是从明末开始的，它们所走的是此前往来此间的阿拉伯商船所走过的水路。这些帆船运载的商品亦如想象的那样，不光是欧洲制品，还有那些在途中弄到的阿拉伯商品——而且更多、更好。曾卖到日本种子岛的火枪，据说也以阿拉伯制造的居多。
在中国，外国商船都云集于广东的港口，清政府设置了粤海关，只允许在此地与外国进行贸易，并责成明代以来就曾在此从事海南岛、南海等地贸易的商人团具体负责与欧洲商船之间的贸易。明代，通过内陆与西方接触的商路不通了，其后，经由南海的贸易往来变得繁荣起来。当时，中国将自中国南海连接西方的广大区域一概称为“西洋”，同时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称作“弗朗机”，将荷兰人称作“红毛蕃”。紧随其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
当时中国自豪于自己地大物博，无求于外，即便是各种西洋器械巧夺天工，也不过是被当成玩物把玩罢了。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商船不断买进的却是中国的丝绸和黄金等。中国的丝绸是罗马时期以来便令欧洲人憧憬的商品，黄金虽然在欧洲的价格日渐上涨，但在中国依旧维持着金银一比四的比价，因此，以银买金，有着巨大的利益空间。
然而当时中国的黄金已经枯竭，而且丝绸的供给也没有增加，所以后来西洋各国便热衷于大量购入中国的茶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称：外夷自中国输出茶叶，向中国输入鸦片，均始于乾隆年间，欲据此控制中国。就大量购入的一方而言，他们当然希望不仅从特定的商人团手中购买，而且可以自由地选择供应商，而且能自由地从任何港口买入；但对中国方面而言，这种贸易是一种作为恩惠许可下来的事情，不能让外国商人想如何就如何。
中国将与西洋人的交涉全权交给了广州的商人团，政府负责人并不露面。被称为“十三行”的商人团并不只是像中间商一样，一方面购得内地商品，将其卖给外国，另一方面将进口商品全部接收过来，它也负责很多繁杂的手续性工作、外国人的居留工作，甚至还管理着税金的收缴。主人也好，管事的也好，都不出面，只让跑腿的和对方打交道——对此，欧洲各国是非常不满的。虽然商人们都在本国排除掉许多其他商人，并经独占亚洲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之手，进行对中国的贸易，但当时最先欲将这种交涉纳入政府间交涉环节的是英国。1792年，马戛尔尼在英国政府的授意下，率团乘英国军舰“狮子”号来到了中国。对此，据说当时东印度公司认为本利全无，兴趣索然，并没有参与。
英使马戛尔尼
英国政府以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使团，令其就附加在贸易上的各种限制，仅在广州且仅通过十三行进行贸易，减轻关税等与中国进行交涉，使团正使为马戛尔尼，副使为乔治·斯当东。离开朴次茅斯港的马戛尔尼一行，历时十个月到达了白河河口的大沽，然后转乘中国船逆白河而上赶赴北京。在自大沽赴北京的船上，挂着一面“英夷朝贡”的旗子，当时使团中能读这四个字的，只有斯当东年将十一岁的儿子。
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一行的接待虽然很周到，但由于是将其作为贺寿使节来迎接的，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贸易谈判的对手对待。中国注重面子，认为商业利益、商业策略不是国家要管的事，而英国则正是将这些作为国策的第一要义的——这样的中国和英国在当时是无法咬合的齿轮，英国的使节也是清楚这一点的。尽管如此，英国使节进入北京后，还是热衷于达成此行的目的，希望尽量将斯当东作为驻北京公使留在中国。
由于当时乾隆皇帝正在热河离宫避暑，所以马戛尔尼一行又从北京赶到了热河。觐见乾隆之际，中国方面要求英使行中国三跪九叩的大礼，而英使方面则要求按照在本国对国王所行之礼觐见，双方争执良久，最终英使方面的坚持获得成功。觐见前后进行过三次，分别为1792年9月的14、15、17日，然而使节团未收获任何成果。
此次英国使团一行在中国的见闻中，保存下来的有斯当东的详细记录。记录中，斯当东似乎仅对使节们始终坚持的那种毅然决然的姿态略微地感到了一丝欣慰。另外，记录还提及第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北京派出使节的情况：彼等罪人般地入京，乞丐般地离开，一行除让中国人之自负之心大为增长外，未收任何成效。
马戛尔尼带回的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回信拒绝了英国提出的所有要求。据说英国使团也留下了“勿言未予警告，于和平友爱中谋存，勿轻我言”的话，此言转换作当时中国方面的话则为：“虽多年施恩惠于英邦，却不知感恩戴德。”此中，虽不难看出当年那个中国政府的自信满满，但在姿态上是倾向于对英妥协，还是倾向于将其大中华思想贯彻下去，当时的清政府也是存在分歧的。在这一路口发号施令的是当年侍奉乾隆帝的和珅。饶有趣味的是，马戛尔尼当时对和珅的人品及口碑等也是有所了解的。
英使阿美士德
在马戛尔尼被清廷周到却也无礼地劝返回国的二十年后，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都发生了变化。在欧洲，拿破仑的战争还在进行，欧洲近代国家的建构也已经开始，英国的工业革命取得了进展；与此相对，中国专制统治逐渐衰弱，不仅社会上乱象环生，而且鸦片贸易的增加无论给人的健康还是给经济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1816年，像是有意等着拿破仑战争结束一样，英国政府向中国派出了第二批特别使节，欲与中国再次展开政府间的谈判。特使阿美士德当年2月乘“阿尔切斯特”号军舰从朴次茅斯出发，于八月抵达了天津的大沽，双方再次就觐见的礼节问题僵持不下。从大沽到北京的船上，依旧打着朝贡的旗帜，这与前次并无二致，但英国使团一到通州，清政府便与前次不同，令使团彻夜奔袭，第二日早上赶至圆明园，疲惫不堪地直接上朝觐见。
据英国方面记录，中国对上次马戛尔尼来访时采取周到的接待感到后悔，为了让英国使节不管答应与否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此次没让使节休息，直接将人带到了列坐的百官面前，威压阿美士德，令其叩头。由于阿美士德拒绝这种觐见礼节，英国使节被清廷命令即日离开，阿美士德一行只得空手而归。
英国认为清政府将外国使臣当作自己的臣下一样对待，是哪个国家都不能忍受的，甚为气愤。在这次接见中，嘉庆皇帝没能将乾隆皇帝时的那种宽容展现出来。从中可以窥见，嘉庆时期的中国已经走过了乾隆时期的分歧点，表现出一种坚持大中华主义的取向。这种取向显示的是一种逐渐衰弱的政权强装出来的姿态，若不虚张声势便难以为继。这也预示着中国即将以一种愚昧无知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若将自己承袭下来的传统不加改变地强加于国际社会，那么无论是在哪里，对它的反抗和批评都会变得强烈起来，在当时，中国就如同这样一个代表，成为被各国敲打的对象。各种各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态的发展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要改变中国的这种愚昧与无知，只能对其诉诸武力。
在阿美士德使团离开中国十八年后的1834年，虽然英国向中国派出了第三位使节威廉·约翰·律劳卑，但两国交涉的情况不仅未见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对于英国的鸦片贸易，清政府再三发出禁令，中国方面对英国商人的这种罪恶勾当难以继续忍受，这在当时是极其自然的。英国欲通过和平方式打开对华贸易的窗口，将鸦片贸易纳入两国政府间交涉的做法，是一种掩耳盗铃般的态度。然而，这种态度之所以被不加掩饰地记录在历史之中，或许是因为随律劳卑来华的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的相关著述作为讲述当时中英关系的绝佳资料一直为人所用。
律劳卑未采取直接同清政府进行谈判的做法，而是将广东、广西的两广总督作为他对华交涉的对象。由于当时英国方面已经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所以律劳卑也要求中国方面解除对贸易的限制。在具体交涉上，律劳卑未采取以往那种需通过十三行商人向官方递交请愿书的做法，而是想直接与中国方面进行对等谈判。但他的要求遭到了严词拒绝，中国方面以停止贸易相威胁，律劳卑的访华同样以失败告终，而他本人也随后因染上疟疾而突然病逝。
清、英理念的不同
如上英国使团访华的经历说明，英国采取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产业革命不断深入，势必要将大量的工业产品销售至海外，这令英国活跃起来，英国人满怀自信地出现在世界各地。同古罗马在地中海沿岸创建起强大的帝国一样，此时的英国也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与罗马帝国将其征服土地上的民众视作奴隶，对其加以掠夺等相比，近代国家在扩张过程中犯下的罪行或许并不那么深重。但它们以“胜者即为正义”的信条行事，对对方的无知等施以责罚，单方面认定对方愚昧、落后，其势力所及之处，虽未令当地民众沦为奴隶，却使其日渐贫困，虽未将当地土地化作废墟，却让其陷入了殖民统治——其罪之深，可能比罗马帝国还要严重！在西方殖民势力出现后的亚洲各地，无论是在伊朗、印度还是在中国，都发生了激烈的排外运动，这意味着在当地，殖民者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伤害已非常严重。
另外，由于清朝对英国无期无求，所以中国方面当时表现出一种不了解英国，同时也不想了解英国的姿态，这并不难理解。几次交涉中，中国方面并没有无知到看不出英国的真实意图，不，应该说正是看穿了英国的意图，才坚持不改其态度的：对我们来说，你们带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完全用不着的。由于清朝的专制统治式微，统治者渐失自信，其政策也好应对也好，都愈发生硬，逐渐失去了圆滑自如。还有令清朝感到无奈的是，即便自己偶尔展示出一定的圆滑，在殖民者面前也不再有效了——它们已将圆滑视为了狡猾，将生硬看成了傲慢。
当时，无论在哪里，支持统治者自信的永远是武力。但自乾隆时期始，清朝的军事实力急剧下降，进入嘉庆时期后，虽然满洲武士中还有一些出色之人，但这一阶层已经衰弱，其战斗能力之低世人皆知。这种衰弱无须通过同外国的交战来发现，而是已经在中国的内乱中得到了实际的印证，而且当时在军队中，对使用老式武器的担心也已经开始出现了。
中国清代统治的弱点在于：满人不断汉化，而且很少掌握中国的传统，只是一味地依赖身份的特权。因此，军事实力的下降，使清代统治者更加丧失自信。汉人官僚与满人官僚互不相容的情况虽随时随处都可以看到，但从他们口中，却不曾听到轻视、侮辱清王朝的言辞。这是因为当时的汉人官僚深受中国传统影响，与国家相比，他们长期以来更习惯于看重朝廷，而且似乎来自英国的压力愈强，他们便愈加向朝廷一方倾斜。
五 广东十三行
广东贸易
与江户时期的长崎相同，清代的广州是西风渐入中国的窗口。西方各国习惯于将这里称作“KANTON”，这里是当时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交往的中心，时值清代社会转型之际，于此处理国外贸易的商人团体随即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广州位于离珠江河口不远的上游沿岸，很早以前便成了中国对外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据点，与福建的泉州等一样几乎一直保持着繁荣。虽然清代之初，由于海贼侵扰和台湾郑氏的起义等，清政府曾禁止了该地的沿海贸易，这被称作“海禁”，但“三藩之乱”得到平定后，与从前一样，以同海南岛进行的交易为中心，往来广州的欧洲商船又多了起来。在咏唱当时广州风土物产的诗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中，便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描述。
很多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后还希望自广州北上，在浙江沿岸入港。对此，清政府则希望将其尽量限制在远在南方的广州。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国同外国的贸易被正式限定在广州一港，这是清政府早已计划好的。中国大陆同台湾、菲律宾等地的贸易一出现衰退，福建地区的贸易商便早早地转移到了广州，其中的很多人都想在广州充分展现他们经营“牙行”（中间贸易商）的经验。据传明万历朝，福建漳州的海商潘秀就已经是个非常有经验的“牙人”了，这个潘家后来出了广州最大的贸易商潘启官，他在国外被称为“Puankhequa”，广为人知，其后人历时三代都在广东贸易中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广州的对外贸易在康熙年间为从官府处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商人所垄断，被称作“官商”的就是这种垄断商人。但由于牙行团体团结一致，影响了官商的业务，所以官商时现时衰。最终，很早开始便被称作“十三行”的牙行团体掌控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实权。
虽被称作“十三行”，却并不是正好就十三家牙行。在数十家中间贸易商中，强者或拥有仓库，或扩张店铺，其建筑沿珠江沿岸连排而建，由于其数或为十三，所以自很早开始，人们便习惯于称这些商业建筑为“十三行”了，而同样也称那些商人们为“十三行”。虽然十三行处于1685年设置的粤海关的监督之下，负责集散货物、征收关税等国外贸易业务，在当时，海关为便于管理，将特许权尽可能发放给少数几个商人，其他的牙行也对这些特许商人垄断、搅乱市场的做法，进行了最大限度的防范。
公行
康熙五十九年（1720），海关监督在牙行数十行中选出十六行，令其组建一个一体化的行商组织，并决定：一等行五行承担贸易的全额责任，二等行五行承担贸易的半额责任，三等行六行承担贸易的四分之一责任，新入行者需纳银一千两并列入三等行之列。此行商组织将清政府的意向清楚地展现了出来，运行不久便由于多数牙行的反对而解散了。雍正四年（1726），时任广东巡抚兼粤海关监督杨文乾又选定有实力的牙行六行，让其独占对外贸易。由于此举旨在确保关税收入，雍正皇帝也认可了杨文乾的这一做法。此六行被称作“保商”，对海关监督负责，其他牙行需要在“保商”的保证之下参与对外贸易。前前后后的这些经过反映的是当时的中国官府和商人们之间的竞争关系，由于有实力的牙行都会买个官位，所以一般都会被人们以“官”或“秀”相称。这在外国商船的记录中也有体现：不将行名记作真正的行名，而是将其记录为“qua”和“shaw”。
及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又将广州的牙行划分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类，令其分别负责与欧洲商船、泰国商船、国内商船的交易。其中，外洋行九家，不仅对关税、贸易等负有连带责任，甚至还被委托负责外交谈判。研究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文献《粤海关志》将“外洋行”称作“公行”，认为“公行”就此成立。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记录，他们是将1720年末组建起来的牙行十六行视为“公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