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 hong”这个词，是东印度公司方面即外国使用的名称，“Co”是“Cooperation”的“Co”，“hong”是“hong-merchant”（行商）的“hong”，“Co hong”指的是广州的牙行。中国一般将其称作“公行”，“十三行”的叫法也作为通称使用。公行这一名称，顾名思义，是官方的“公”和行商的“行”的结合，在对外使用时，这两方面是要加以区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要求中国方面取消公行，这是因为它在公的方面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试图去承担任何责任。
在东印度公司方面有关公行的记录中，对每年都有哪家、进行了何种程度的贸易等，都有相关的记载，当时实际参与贸易的公行大约有五六家到十家，它们都以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处理海关的业务。由于关税收缴的延迟、资本的不足等，因巨额负债而破产的公行在当时并不少见，所以自乾隆四十年（1775）始，对外交易被课以附加税，这被称作“行用银”。积存的“行用银”被用作解决负债和缴纳关税的基金。这样一来，在当时的中国，官员们便会以获利最好的商人为饵食，以各种名目对他们强取豪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年的商人难以养成一种自立的精神，致使其渐趋衰落。当时，商人为了能与官员们直接对话，都会买官；为了不得罪、安抚官员，都会捐钱给官府；为了说服并获得官员的认同，都会历陈欧洲经济实力的超群。粤海关监督成为中国官员羡慕的对象，他们在任职几年间，只热衷于收敛钱财。
十三行之潘家、伍家
进入十九世纪后开始成为公行一员的“经官”（Kingqua），是时年被称作“天宝行”的梁家，其后代梁嘉彬著有《广东十三行考》一书。该著研究的主要是公行的政治作用。进入十九世纪后，知名的商人据说有怡和行伍家（Howqua，浩官）、广利行卢家（Mowqua，茂官）、同文行潘家（Puankhequa，潘启官）、东兴行谢家（Goqua，鳌官）、天宝行梁家（Kingqua，经官）、兴泰行严家（Sungshin）、中和行潘家（Mingqua，明官）、顺泰行马家（Soaqua）、仁和行潘家（Puanhaekwan，潘海官）、同顺行吴家（Samqua，三官）、孚泰行易家（Chingshin）、东昌行罗家（Lamqua）、安昌行容家（Takqua）等。其中，潘家和伍家既是老字号，同时也是人才辈出的行商典范。
潘家早年自福建来到广州从事贸易，历经乾隆、嘉庆两代，一直都是最为活跃的行商。乾隆二十五年（1760）筹建公行的中心人物就是潘家的潘振成，其后潘家一直长久占据着公行首班的位置，负责同外国商船的交涉。进入十九世纪后，潘仕成极尽豪奢，其豪宅海山仙馆甚至在欧洲都广为人知。在公行因鸦片战争而遭解散后，潘家作为盐商，曾继续兴盛了一段时间，最终因重税亏累而走向了衰落。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潘家的海山仙馆后来被没收，清政府通过类似发行彩票的方式将其卖掉以充税金，当时曾发行相当于墨西哥银圆三元的彩票三万之多。有人将“海山仙馆”这四个字重新拆分组合，组出了“每人出三官食”六个字。抽彩时，每人出三个银圆买一张彩票，后来有评价称，这些钱最终都被官府私吞了。由潘仕成本人出资发行的《海山仙馆丛书》，至今仍被广加利用。
伍家最初曾是潘家的管家。乾隆四十七年（1782），据说伍家受海关监督之命成为一名行商，即初期的怡和行。伍家与潘家同为福建出身，其同族伍敦元（即伍秉鉴——译者注）依靠怡和行移至广州发展，在替行主与两广总督的谈判中获得成功，随即担起了怡和行的重任，并为怡和行积蓄了大量财富。道光年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富商，其名在欧美也广为人知。据一个名叫亨特的美国人称，伍敦元拥有的财富有两千六百万美元之多。道光六年（1826）隐退后，作为最初的行商之一，伍敦元依然把持着实权。
其子伍崇曜出版的《粤雅堂丛书》，也是至今仍被广为利用的著述。广州十三行中许多行商都是时盛时衰，变化极大。在这种盛衰极速交替的环境中，潘家和伍家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不仅是其经商之才使然，还缘于他们同官府的密切关系，由此维系了其商业信用。
巨额商业资本
在日本的江户时期，也有很多极尽豪奢的大商人，他们的故事至今流传。另外，在十七世纪的印度，西部港口城市斯拉特的富商Virge Vorah几乎一手包揽了印度的国内外贸易，以其巨额财富与英国商人匹敌，其故事在印度广为流传。在欧洲也一样，十六、十七世纪知名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和德国奥格斯堡的汉斯·富格尔家族等都为欧洲金融业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虽然早前也有通过制铁、制盐等积聚起巨额家财的人，但是在这些产业转为国家经营之后，他们转向了其他行业。在中国，与从事制茶、制陶等行业相比，居中买卖这类产品的人更容易获利并积蓄起大量财富。消费的增加会使商品的流通变得活跃起来，掌控流通环节者所积累的资本，还会一股脑地流向消费。浪费的余波成为一种风流，奢侈的浪潮产生一种堂皇，诸如此类的奢华无论是在哪里都同时出现。
因此，古来可以永存的商业资本寥寥无几。在有限的生产之下，利益最终会进入投机领域并致使资本逐渐耗尽，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其中虽然也有采取批发的经营方式，并据此刺激生产，甚至规范生产的商人，但与消费驱使生产的现今不同，在生产勉强被消费生拉硬拽的时代，资本并未发挥出投入生产环节，转换成设备和材料等，进而又使生产得到增加的再生作用。之所以会这样，恐怕是因为当时的商业资本持有者认为，即使加倍给马喂食草料，马的速度也不会翻倍。虽然所谓的“工业化”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但同样规模的设备增加后，只要无限制地投入劳动力也就足够了，所以人们又将重点放到了仓储、搬运等流通部门上。
在中国，像这样积蓄起来的资本中，广东十三行便是资金最为雄厚的一个，同时也最为典型。其存续时间，以一个组织整体来说，大约有一个半世纪，以行商一家来说，仅有两代五十年左右，后来随着交易商品的改变，也就衰落了。
在输出商品以茶叶和陶瓷为中心，输入商品以杂货和银圆为中心的时候，十三行及其巨额商业资本处于全盛时期，但当鸦片进口出现并遭到禁止后，鸦片贸易隐匿起来，鸦片无法作为正规商品交易，所以逐渐出现贸易不振、资金不足的问题。资金越不足，贸易越不振，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十三行及其资本的最终衰落。一些从事多种经营的行商，将重点转移到了以食盐生产为背景的贸易领域，而多数专门从事贸易的，则只会去寻找一些投机性的商品了。所以，由于鸦片战争，十三行在被废除之前，便已难以发挥其作用了。
[1] 即以法律条文来规范。——编者注
[2] 《清实录·仁宗实录》卷三九，嘉庆四年二月条目。——编者注
[3] 即“领保组织”，日本昭和时期战时体制的一种，用于保证战争后方和国民生活。——编者注
4 鸦片战争
一 中国的近代
作为常识的近代
听到“近代”这个词，一般日本人的脑海中首先会浮现出日本社会进入明治时期以后的样貌，这通常都会与人们的如下记忆相关：国家和社会都充满富裕、进步的光芒，人们的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在欧美，这一印象更是强烈，即所谓的近代，不仅如同胜利的同义词一样为人讴歌，其中还带着一种可资期待的回响——它预示着一个广阔的未来。
假如我们将如上印迹中的近代视作对西欧型近代的描述，随着产业革命因煤炭与自来水、电与气、石油与各种金属的应用而快速发展，这种近代的印迹便与胜者的意识互为表里了——在他们那里，所谓文明即富足，所谓自由即竞争。可以认为，进一步上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出他们的自信——是文艺复兴以来对人性的再发现结下了这样的硕果。
如此一来，整个西方都为这样一种思想所覆盖：一方面在当时，近代成了他们的近代，一个进步的时代；另一方面在以前，那些古来先进的时代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优秀之处，成了停滞的时代。当然，也有“以前曾是黄金时代，现在却是铅的时代；过去曾是正法之世，而现在则是末法的世界”之类的认识，并非所有人都对现代、近代加以肯定。这是一种源于日常生活的朴素认识，即便它说的是“过去很好”，那也不过是一种可与“现在已经变得更为方便了”相伴的，每天都在嘴边反复出现的表达罢了。另外，还有种不好的认识甚是常见：每当社会发生了某种变革，便将变革前视作弊端百出的时代。日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针对江户幕府的创建与明治维新等事件，就有人对室町时期的“下克上”和江户时期的封建制度极尽贬斥。欧洲的近代国家也是如此，他们曾满不在乎地将中世纪称作“黑暗时代”。
最终，在我们思考历史之前，这样一种共通的认识便固定了下来：某某时代、某某国家虽然以前很好，却逐渐积弊重重，后来又重返盛世了，其中的契机是某种社会变革。于是，人们性急了起来，变得急于去探寻这一变革究竟是什么，其变革方向又是如何等——由于探讨诸如此般的理念性的问题无须付出太大的辛劳，所以各种各样的主张也就随之出现了。
但我们的常识是关于欧洲和日本这类国家的近代的，而且也是以欧洲近代国家创造出来的现成概念为出发点的认识，若就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地区，比如就拥有悠久历史的西亚、东亚、南亚社会而言，似乎是在其毫不关心的状况下，如上的共通认识就形成了。至少若想一想中国的近代，那日本的近代认识中或许有一些必须重新加以思考的地方。
作为常识的中国的近代
在印度历史还是由英国学者编撰的时期，印度的近代史是从莫卧儿帝国的初创开始的，这在当时无人置疑。之所以认为印度自十六世纪始在新的统治形态下步入了近代，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印度近代史学者为了方便对时代进行划分，而与莫卧儿帝国已是一个近代国家，或印度当时已经进入了近代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另外，时逢英国构建印度帝国前后，为了赋予该政权是名正言顺地从莫卧儿王朝继承下来的这一大义名分，也需要粉饰莫卧儿帝国。
若以相同的手法看中国，中国在进入清代后也该被视作已进入近代了。然而，这样的说法当时却未曾普及开来。言及近代之际，若是说清朝过于僵化，太固执于封建制度的话，那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应该是更加封建一些的，而且即便是将日本江户时期视作近世，将明治以后视作近代的划分手法也难以让人接受。就中国而言，何时为近世，它与其前的时代相比变化如何，哪朝是近代，它又是自何时开始的，都逐渐变成了难以回答的问题。
不仅仅因为时间上距现在近就将某一时点开始视作近代，而是选取近代精神、近代社会、近代文明等要素，并对其特征加以确认的话，那反过来人们便会对符合其特征的各种条件进行思考。如此一来，什么才是近代，也就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对此，设定一个可满足各方面要素的条件是相当困难的。某个要素适合了，其他要素却又不合适了——此种情况经常出现。最终，作为对近代的认识，人们势必会变得舍本逐末，陷入削足适履的境地。于是，各种观点、表述纷纷呈现，人们对近代的认识也愈加复杂：不仅出现了近代应该如此这般的趋势论，在表述上也或言主义，或曰方向，变得捉摸不定起来。
但正本溯源，由于对近代的认识同样是一种常识的积累，所以人们一直普遍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因欧化而始的，或说“中国是被强行拖入近代的”，或言“清朝统治者不情愿地开放了门户”，人们逐渐都以这样的理由，追寻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轨迹。
也有人认为：不，不是这样的，中国当时并没有像日本一样欧化，虽说人们不得已穿上了西装，却与之前并无大异，而且由他们自己动手开创的近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近代。因此，这些人欲追寻从太平天国、义和团到五四运动的另一条近代化之路。这在当时究竟开创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今未必就有定论，它清晰地呈现给我们的不过是中国执拗抵抗的姿态而已。如果说当年进行这种抵抗的人是身怀理想，不求索取地参与其中的，则可以视其为一种进步；如果说他们是盲目且一时冲动地败下阵来的，则可视其为一种颓废。对于中国的近代而言，这两方面认识恐怕都是较为普遍的。
欧美型近代认识并未收获成果
日本进化论者丘浅次郎先生虽然在其名为《由猿群到共和国》的著作中，在形式上将共和国家视作人类进化的最后阶段，但未就其内容发表见解。哪种社会会先行实现，判断其先后的基准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争论不尽的话题，并不是靠对将来的信仰以及为使其先行实现而做出的努力就可以得出答案的。将什么视作近代的问题也是一样，由于同某一社会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所以若是先行站在期待将来会如何的立场上来看的话，是很难找到一种大致相同的见解的。所谓近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社会整体几乎都受产业资本操控的体制。——我们若能从这种欧美型的近代中脱身出来，事情也许会变得不难回答。也就是说，所谓欧美型的近代并非世界史的全部。
然而，就以西亚、南亚、东亚地区的文明古国为代表的，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在内的许多国家而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和民族独立成为它们步入近代的契机，还是那种超越国家的连带意识将它们带进了近代？其答案还在摸索之中。那么酿就此种事态的所谓“解放”，又是将什么东西从什么之中解放了出来？自滚烫的油锅中逃出，又落入了火中，也算一种解放吗？对此，人们也还在研究。
总之，无论是好还是坏，把欧洲近代国家作为一个标准来认识近代的咒符事实上已经解开了。与此同时，设定出一个近代的做法本身，可以说也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若是持有一种“未来同样也会成为历史”的强烈主张，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更加认真地整理过去。将历史视作科学，进而轻易地将其化作一种信念，这种认知与古时的宗教团体并无二致。现今，在亚洲史、非洲史等领域，能够详尽阐明“所谓近代，就是本该如此”的资料，实际上并不齐全。
尽管如此，可称其为近代因素的合理主义、平等主义、能动主义等，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存在的。在其出现后，虽然人们也会期待这些近代因素活跃起来、积蓄力量，进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可这些因素最终都化作了泡影。在中国历史上，虽然这些思想自古以来并不少见，却没有一种能够成为核心力量。在启蒙思想未发挥出启蒙作用的中国的土壤之中，近代的种子当时尚未发芽便随风而去了，仅留下了一阵清香。回溯历史，这种风在古代中国也有过，历朝历代，如季风般吹遍中国大地，然而它既未成为可酝酿新时代的酵母，也未化作冰封新时代的北风。那么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中国，类似土壤改造的大事究竟始自何时呢？
向近代靠拢
提到中国的土地改革、社会变革，人们无不想到中国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那种明确将减租作为目标的农民暴动，它被认为是一种源自最底层农民的社会变革动力。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农民有改朝换代的理想，农民运动被地主、官府立刻镇压下去的事十分普遍。南宋、明代中期以后，以及清代乾隆皇帝晚年起，农民起义频发。这些时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商品流通兴盛，即市民生活的繁荣备受歌颂的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迅速推进，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扩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农民都非常贫乏。虽然地方上出现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的现象，可城市的消费生活却在这些时期纷纷呈现出繁盛之貌，且以市场为中心，各种娱乐、爱好的种类和内容都多彩纷呈。
论述江户时代元禄时期町人文化的人一般都认为，元禄时期无论怎么说都有着一种近世的特征。这种特征虽不曾直接改变当时的社会组织，却使得人们批判统治权力，认识到要经济自立，还增强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求。这些表象是一种风气，也是一种倾向，当时都未能自行爆发出来。或者也可以说，为不使其爆发出来，幕府的警戒网曾无时无刻不对其进行着规制与镇压。另外，依附于町人消费生活的诸多具有近世特征的倾向也很快衰退，但在遭到淘汰的同时，它们也被带入了下个时代，因此其遗产在历史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中国亦是如此，“宋代=近世”的观点早已在日本普遍存在。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人们曾从思想、艺术、法制、经济等方面出发，提出过许多证据，并据此宣称：同西欧相比，中国早在几个世纪前便进入了近世。可以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多是在东方撒拉逊人的影响之下出现的，而与撒拉逊人分庭抗礼的中国，在文明史上是一种进步文化的代表者。
不过，如同构成文明的很多要素相互结合，进而引发化学反应一样，给社会带来变革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发生。进入明代，虽然出现了更为深入的思想和美术，却依然未出现那种变革。而且在清代也是一样，虽然变革的倾向一度显露，却又悄无声息地隐遁了起来。这与日本的镰仓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的元禄时期等对照来看，更是意味深长。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推动变革的因素和应该施以变革的因素，实际上一直都共存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旧制度的崩溃
莫卧儿帝国、清朝和江户幕府三者虽特色各异，但在同时代的亚洲有着相似的位置，分别是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旧制度的维护者的代表。莫卧儿帝国在可取而代之的势力尚未形成之前自行崩溃，最终落得任由英国殖民者蚕食的结果；清朝和江户幕府则是在其组织架构依然坚固之际，面对着欧美列强的外部挑战。因此，看似中日两国的旧制度是因外力而出现动摇，并被外国一举击溃的。对此，本书认为，两国是在不断对其封建制度进行修补的过程中一点点走向崩溃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随着内部失衡引起的起义和混乱局面的出现，统治机构越是强化，就越显僵化，进而老化。与支撑江户幕府的武士阶层的贫困化相比，满人的无能早已显现；与江户幕府的各级官僚相比，清朝官吏的官风松散败坏，甚至到了难以整肃的程度。
英国人称印度是经英国之手步入近代化的，甚至连印度的独立运动都是英国人指导的。若将英国人的这种说法直接置换到其他地区的话，那就是：中国是因鸦片战争而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是因美国强行要求其打开国门而步入近代的；因为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才实现了独立，世界众多被殖民的地区才获得了解放。如此认识近代，即便可行，却难以让我们接受。文明或许是进步了，却难称其为近代化；独立国家或许是出现了，却难称其获得了完全的解放——或许这才是事实。
更明确地说，就像印度旧制度的主体虽已崩溃，但近代化任务并未完成一样，中国和日本的文明程度虽有提升，也获得了一些解放，但只能说亚洲的黎明还为时尚早。当时的近代化仅是一种虚像，犹如身着欧洲的外衣一般。或许也必须指出：就连当时的欧洲社会，也仍然处于一种前近代的阶段。
这样来看，在中国史上，不管是将鸦片战争视为近代的开始，还是将太平天国运动作为近代的发端，都该是一种出于方便而进行历史划分的做法，有必要重新思考这些历史事件的历史作用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应将哪些加入民族的传统，又应将哪些从中剔除出去？在不断向近代倾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去发现那些不可与某些很容易便步入近代的地区相比较的，且经过很多训练和学习才能达到的方面。与认为中国只有古代和现代，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古代与中世的混合体等的历史分析相比，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中国史确定一个更加正确的视角和方向。
二 鸦片贸易
鸦片与中国
鸦片是一种将罂粟果实划开，再将其分泌出来的乳状汁液烘干制成的膏状药物，在希腊以后的记录中，可以见到它的相关记载，人们对其镇痛麻醉效果早已有所了解。从西亚到小亚细亚以及埃及的广大地区，是其主要产地。鸦片在人们将其作为药使用，而且倍加珍视其药效时期并没有什么问题，可自从它被用作毒品来服用开始，便在健康上、经济上产生了一些问题。据传服用鸦片的习惯最初在印度流行，后通过葡萄牙船员传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将其混合在卷烟中吸服，或直接将其压入雁首状的烟管中焙火吸服的吸食方法出现后，鸦片开始迅速流行起来。
鸦片之名，有人说出自希腊语，是希腊语中表示“汁”、“液”意思的“opion”，葡萄牙船员称其为“arfiun”、“oafiyam”，印度人称其为“opio”、“affion”等。
在中国，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以“阿芙蓉”，即阿拉伯语的“afyūn”的音译记载这一药物，后来通称其为“阿片”、“鸦片”。清代有名为萧令裕者，其著《粤东市舶论》中便有“前代无此物，明时始入中国。龚云林《医监》用阿片泥和糯米为丸，治百病，名一粒金丹。李时珍《本草纲目》云：俗人房中术用之。雍正中，年希尧刊集验良方，鸦片屡见。初不言其吸食也。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如粒如丸，就灯而吸，倚枕侧眠。盖自乾隆末年始，嘉庆初食者渐多，特奉明禁”的记载。[1]雍正七年（1729），福建巡抚刘世明对吸食鸦片施以处罚，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全国性地禁止鸦片，对倒卖鸦片者、经营烟馆者、怠慢于取缔鸦片的官吏等，都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由于鸦片对治疗疟疾有效，所以吸食鸦片的现象在台湾也出现了，后于康熙末年经台湾传入福建。
中国出现的吸食鸦片现象，虽屡遭禁止，却流行甚速，不仅是百姓，连官僚也吸食鸦片，其状甚至令输入鸦片的当事人都惊讶不已。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社会单调乏味，缺乏刺激。输入中国的鸦片均产自印度，最初全部由葡萄牙商船运入。但在1773年，在印度任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黑斯廷斯将鸦片和盐列为专卖产品，垄断了鸦片贸易，鸦片随即经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输入中国。因此，鸦片贸易后来发展成了中英两国之间的国际问题。
吸食鸦片图
鸦片和英国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始于1689年。英国商船虽然之前也来过中国，但因葡萄牙的干扰与阻碍，当时未能与中国开展贸易。1715年，英国也在广州建起了商馆，其触手开始经由印度伸向了中国。当时的贸易虽然还带着那种一梦攫千金般疯狂搜刮宝石、香料和黄金等的掠夺贸易的余风，但逐渐发展成稳定的组织化的贸易。英国商船在中国以收购生丝、陶瓷和茶叶为主，尤其是茶叶。
英国政府最初曾对茶叶课以重税，但荷兰和法国的茶叶走私因此剧增，所以英国在十八世纪末实施了减税。加之当时在法国发生了大革命，英国在中国贸易上掌握了主导权。但在当时，自英国出口的毛纺织品在中国的销路极其不畅，自印度运往中国的矿产品、象牙、木材、棉布等，也都难以同中国的茶叶相提并论。
随着茶叶贸易的扩大，英国运往中国的是因在墨西哥开发银矿而大量铸造出来的西班牙银币，即后被称为“墨银”的墨西哥银圆。虽然如洪水般涌入中国的墨西哥银圆必然会使白银经济趋于固定的中国变质，但英国已难以忍受这样的单向贸易。墨西哥独立后，英国面临着一方面用于对华贸易的墨西哥银圆日益枯竭，另一方面对茶叶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的困境。而且，东印度公司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垄断东洋贸易的特权，英国国内要求通商自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为解决如上问题并打开局面，英国只有佯装不知情地将印度产的鸦片出口到中国。但英国并没有采取经由东印度公司之手将这种毒品公然卖到中国的做法，而且在当时，与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的公行也不能直接处理这种交易。
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记载，当时卖往中国的鸦片，虽然或经由美国自由贸易商，或通过英国其他私人贸易商（社外商人）之手转销进入中国，但在印度，鸦片是属于东印度公司专卖的。私人贸易商在广州以外的地区进行鸦片走私交易，与希望中国开放沿海城市的东印度公司的要求殊途同归。由于将通过鸦片走私贸易获得的现银直接用于购买茶叶，所以在进入十九世纪后，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再需要向中国市场补充白银了。1813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垄断贸易被废止。1834年废除对华贸易垄断的计划出台后，东印度公司更是将鸦片视为最后的获益渠道，其鸦片走私活动也就越发猖獗了。
贸易数额
一般认为，因茶叶贸易的繁盛而流入中国的银币，数额高达数亿美元，但准确数字难以获得。事实上，在墨西哥铸造的西班牙银圆当年多数经由大西洋、印度洋流入中国，其中还有此前流通的欧洲银币、印度的卢比银圆。在日本有明和年间的《唐阿兰陀持渡金银钱图鉴》和天明年间的朽木龙桥侯的《西洋钱谱》等史料，据此不难想象流入亚洲地区的外国银币种类之多。不过在中国，直至十九世纪末为止，还没有人编撰这样的图鉴。
截至1840年前后，从中国流出的白银高达五千万美元甚至更多，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若将此数视为整个流通量的三成，再加上被储存起来的数额，当时中国的白银流通总量估计有三亿到五亿。这一数额便是其后使中国确立起银本位经济的白银总量。
《唐阿兰陀持渡金银钱图鉴》［出自长崎的记录，描绘了花边银钱（西班牙银圆）的形状］
《西洋钱谱》展示的西班牙银圆
另外，鸦片的进口量又有多少呢？与其统计总数，列出1830年前后开始飞速增长的鸦片进口的相关数据的做法比较普遍。此类数据可见于各种各样的记录之中，但由于是走私到中国的，不同的装船港口的计算标准也各不相同，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鸦片从加尔各答出港，印度中西部的马尔瓦鸦片从孟买出港。卸货记录也是一样，或是广州，或是澳门，另外还有以走私土耳其鸦片为主的美国商船，相关记录中的数字都不相同。在相关记录中最为通用的是H.B.Morse从North China Herald和E.C.Bridgman，Phipps，John Shepherd等的记录中统计出来的数据，详情如下表所示。
鸦片贸易统计表
鸦片贸易统计表-续表
这些数据说到底都是估值，解读这些数据时，还需要一些增补材料来解释其原因：其一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因为在英国自由贸易论盛行，对东洋贸易的垄断即将告终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急于攫取鸦片利益；其二是因为印度殖民地自身在发展，与以往作为市场不同，印度成为英国通过税收方式掠夺的农产品产地，其产品为英国打开了新市场；其三是因为流入中国的鸦片的价格逐渐下跌，英国想以增量来弥补减少的收入。如上理由虽然可以对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飞速增长做出解释，但当时英国通过走私毒品的方式疯狂地换购茶叶的做法，还是很不正常的。
近代国际贸易的特征
日本同率先造访的葡萄牙、西班牙之间未开国交，长期保持锁国状态，最后对美国、法国、英国开放，并与其建立了外交往来。有人说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日本当年不为浪费成性的南欧所惑，而是选择了向更为务实的北欧学习。
对于无法再现的过去，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草率评价。在与日本一样锁国，却不像日本那般封闭的中国，由于初期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衰弱，中国面临的是以英国为首的快速发展的产业资本的进攻，所以前引观点可能毫无参考价值。但是，即便中日身处相同的时代，我们也不能说若将二者的位置调换，双方便都能做出同样的事，因为二者各有特点，我们不能草率地对某一方做出或好或坏的评价。既然历史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的一种积聚，那我们就必须要承认这一事实。
早在十字军东征之际，在欧洲曾有人将刚刚进行过谈判的土耳其人与以前也曾打过交道的阿拉伯人相比，并据此将十字军战争必将爆发的一个原因归到了土耳其人身上，认为系土耳其人太过愚顽所致。从同中国在鸦片贸易上的矛盾，到后来直接对中国诉诸武力，英国人也以中国过于顽固为说辞。这样说来，难道印度人像阿拉伯人一样，当时很招英国人喜欢吗？如今，巴西政府禁止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亚马孙河上游地区的未开化部落布教，或许是认为像这种只认可自己那一套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播下的都是摩擦的种子。
诸如此类的一味要求别人按自己的要求行事的情况因时而异，也存在少数人将其主张强加于其他多数人的情况。强加于人的思想虽然并不一定会成为另一个民族的传统，或另一些国家的特征，但一般而言，在宣传力较强的宗教的熏陶下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更大。特别是加上强者、胜利者有意识的教化，这几乎成了无须讨论的问题。
大体来说，所谓的那些近代国家都有一种欲将这种倾向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偏好，它们之所以后来被称为“帝国主义”国家，是因为在其基本特征中便有着这样的理论强加性。但各国将自己的那套理论强行推销出去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事实上，由于要弥合它们之间的差异，当年印度就曾在英、法之间徘徊，幕府末期的日本也多次有过这种感触。若将此类事实置换到西方进入亚洲前后这一时段来看的话，认为落后的即被强加者，先进的即说理者的认识则未必准确。或许不如说是：直接参与谈判的领导人物的人格对事态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保持其领导地位不变的基础上，诚实有诚实的本色，傲慢有傲慢的归结，他们都是在弥合东西方相遇的接口。
在双方的意向一致，合作的齿轮转动起来之际，即便是出现了齿轮不合或倒车的局面，某种平衡也会得到维持，但这种咬合若出现严重错位，也可能导致双方的交涉难以为继。中国人和英国人，恐怕就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两个民族，在双方都强忍不发之中，鸦片贸易迅速发展着，可以说，能对这种贸易进行决算的报告至今都还未出炉。
三 鸦片的大规模输入
未获实效的禁烟令
由于人们将鸦片作为毒品服用，所以自雍正年间开始，清政府开始屡颁禁令。严行禁烟后，鸦片的黑市交易和因此而生的行贿受贿日益严重，在本应厉行禁烟的官吏中有吸食鸦片习惯的人也多了起来，政府的禁烟令没能遏制鸦片的流行。而且，国内也出现了种植罂粟的现象，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消费地，对其弊害，虽议论、对策百出，但均未获实效。进入十九世纪后，鸦片消费量更是飞速增长，白银大量外流，致使国内经济乱象百出，清政府面临着必须出硬拳整治鸦片的局面。对此，日本某历史学家曾评述称：清政府没有为民众健康而采取强硬态度，却因为经济问题而突然强硬禁烟，这是一件憾事。
清朝在进入道光年间后，几乎连年反复禁烟，同时也采取了严禁白银出境等措施。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就严禁鸦片上奏道光皇帝，并以此一统朝议，促使朝廷做出了对鸦片贸易采取超强硬手段的决定。道光皇帝任命在湖北、湖南的禁烟中颇有作为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将他派到了广州。
到任后的林则徐随即发布了严禁吸食鸦片和买卖鸦片的禁令；对驻广州的外国商人下达了交出库存鸦片，提交今后不再进口鸦片的承诺书的命令；同时封锁了外国商馆，禁止外国人自由出入。虽然外国商人提交了承诺书，交出了1037箱鸦片，但知道其库存鸦片数量远不止这些的林则徐采取了撤出商馆中的中国雇员、禁止将粮食运进商馆等措施，继续施压，迫使外国商人交出所有库存鸦片，甚至将听闻此事后火速自澳门赶来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C.Elliot）也关了起来。
林则徐没收了英国商人的库存鸦片20291箱，并在虎门海岸挖了个大池子，引入海水，将鸦片投入池中，再放入石灰使其沸腾，最后将其冲入海中，这一销烟之举前后历时三周。收缴鸦片期间，曾有如下流言广为传播：或说政府欲以这些鸦片为基础施行鸦片专卖，或说政府会买下这些鸦片以谋取巨额利益。而林则徐则通过在众目注视下将这批万恶之根的鸦片彻底销毁的方式，打消了民众的种种臆测。
表面上看，这一秋风扫落叶般的雷厉风行之举并不是中国人的偏好，于妥协之间寻求打开局面之途才是中国人的传统行为方式。但由于清朝的统治是以武力为前提的，所以军人式的行为取向在清代中国逐渐变强，林则徐的厉行销烟之举获得了拍手称赞。
英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道光十四年（1834），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特权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开始向中国派驻商务监督。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当时的任务是确立可与两广总督进行对等交涉的特权——英国政府想通过这一做法，集中力量进入中国市场。“连鸦片都能卖得那么好，所以……”英国的产业资本家们盘算着诱人的中国市场，英国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则充当了他们的旗手。虽然当时英国人的期待是以鸦片为敲门砖，以走私贸易为触手在中国沿海一带打开一个突破口，但他们对于触及走私毒品这样一种非人道手段并没有内疚、不安的感觉。在当时的欧洲，在政治性的文本记录中，我们是找不到走私鸦片方面的记载的。但在文学作品等其他文本中，针对关注度不断提升的东方问题，可以看到“东洋猴子”之类的称谓，而且绝不止一两处。仔细想来，猴子吸食鸦片本身就是滑稽至极且超越本分的事。
特别是当年英国在印度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有直属东印度公司的军队，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以使其有利于自己的做法已成了英国的一种惯用手法。即便清政府禁止走私，英国人也能通过如下方式走私鸦片：将其根据地从沿岸海域移到外海，以珠江口的伶仃岛为中心，将货物换装到一种被称作“虿船”的驳船上，重新用稻草包装，用名为“快蟹”或“扒龙”的速度极快的武装船艇将其运到内地。由于“快蟹”上的武装远强于清政府的监管船只，所以当时英国走私商人甚至叫嚣：“清朝的官吏既收不到贿赂，也取缔不了我们。”
给这种自信泼了冷水的林则徐的禁烟举措，被英国人视为一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和挑战。林则徐将英国人从广州全部赶到了澳门，恰巧此时英国士兵和中国商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一名中国商人被杀，为了让对方交出犯人，林则徐停掉了对澳门的食物供给，又命令英国人离开澳门，英国人无奈只得全都退到香港附近的海上，寄宿在船上。
1840年4月，在英国议会上，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发表了一个有名的演说，他在其中称：“中国禁止英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贸易。当英国不停止这种非法的贸易时，中国有权将我们的商人驱逐出沿海地区。但外交大臣对这种贸易进行了援助、奖励。对于居住在中国的领土却拒绝遵守中国法律的人，中国不提供粮食，是当然之举。据此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会成为我国永久的耻辱。英国的国旗因外交大臣帕默斯顿而受到了玷污。”
虽然这一国会议事录现在被当作英国的免罪符，但在当时，若格莱斯顿本人主政，对于伦敦、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布莱克本、布里斯托尔等的商工会议所怂恿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行为，他又能如何劝慰呢？一般来说，比之于国内人士，派驻机构的人会更加强硬一些。但英国在战时将全权大使义律换成了璞鼎查（H.Pottinger），这说明英国国内更倾向于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林则徐——福建独行侠
成为鸦片战争主角的林则徐出身于福建，是古来便多出独行侠式人物的福建的典型代表。据说林则徐降生之时，正好赶上雷雨天气，福建巡抚徐嗣曾一行为避雨借宿其家，其父林宾日因此给其命名为“则徐”，希望他能像徐巡抚一样成就大事。林父在科举中仅考中秀才，作为清贫的私塾先生终其一生。林则徐则是十四岁考中秀才，二十岁成为举人，二十七岁进士及第，作为一名地方官吏到浙江任职。如同林则徐晚年常用的印章上所刻的“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一样，他曾供职于浙江、江苏、陕西、江宁、湖北、河南，在水利河防、赈灾救济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务实的政绩。
林则徐使用过的印章
虽然林则徐承担的都是些麻烦难做且回报很少的工作，但他不仰承中央政府之鼻息，不谄媚上级，在所供职的各地获得了“林公来了，我们得救了”这样的美名。
林则徐不曾自谋成为高官。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在北京待了三个月，其间看到了轰动中央的鸦片问题的发展态势，同时与年龄小于自己的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锐气青年成为朋友。一般认为，由于考中举人的弟弟因鸦片中毒而死，所以林则徐对鸦片的憎恶之感非常强烈。与黄爵滋上奏禁烟遥相呼应，当时作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他管辖的湖北、湖南厉行禁烟，严禁买卖、吸食鸦片，完全断绝了行贿受贿、敷衍了事之风。如前文所述，由于其禁烟政绩，林则徐受道光皇帝钦点，为根除鸦片走私贸易，被作为钦差大臣派到了广州，是年林则徐五十三岁。
在禁烟问题上，北京的朝廷一如既往地存在软硬两派——以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和以朱嶟为代表的严禁派，或者也可以说是分别从地方、中央的立场出发，各陈己见的两派，而道光皇帝则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对此，林则徐必须要以严厉之举回应朝廷。
从北京出发之后，林则徐会见了琦善，琦善后来在林则徐遭贬后取代了他的位置。琦善系满人，时任直隶总督，在对外问题上属于妥协派，所以两人可能商议了善后处理，并约定厉行禁烟仅限于广州，不涉及北方等。
不料，后来英国军队因担心广州贸易遭遇灭顶之灾，没有直接进攻，而是借称要将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亲笔信送至北京而率队北上，一路威慑中国沿海各地，直奔天津白河河口而来。清廷震惊，派琦善至大沽与英军交涉，结果达成了将谈判移至广州进行，处罚林则徐以避英军锋芒的协议。采纳了林则徐的强硬政策的道光皇帝大怒，认为是林则徐的应对不当导致了英军的北上，但鉴于林则徐在广州的声望，虽免其职，却并未让他即刻离开广州。取林则徐而代之的琦善到达广州后，道光皇帝担心二人政策的反差过大，可能招致当地民众的反目，所以将林则徐贬到浙江负责河防，后又剥夺了林则徐的官职，将他流放到了新疆。
在林则徐的日记中，对于背叛自己的道光皇帝和琦善等没有一句类似指责的话。但是，他将向琦善献媚的一个叫鲍鹏的男人视作汉奸，把强烈的愤怒发泄在了他的身上。此人系广东人，擅长英语，受英国人器重，利用鸦片贸易大发横财，严行禁烟之时逃到北京投靠了琦善。每当琦善和他商量赔款和广州以外的开港事宜等，他都会将其全部泄露给英国。林则徐后来虽然不再插手同英国的贸易，但依旧作为实务家东奔西走，其间他还为下一代做准备，总结世界形势，编纂了《四洲志》，并且认识到俄国对中国的威胁，编纂了《俄罗斯国纪要》。林则徐六十四岁时隐退，但仅仅七个月后就重新被起用，为讨伐太平天国以带病之躯出发履职，在前往广州的途中病逝于潮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