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局的发展
1839年年末，英国政府下决心对中国开战，并按1840年6月封锁广东港的计划准备舰队配备，任命海军少将乔治·义律——对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的堂兄——为对华远征军司令。义律率领包括十六艘军舰、五艘攻击艇、一艘登陆船、二十七艘运输船和约四千名士兵在内的军队，按计划于1840年6月到达中国南海并封锁了珠江河口。北上的舰队虽然于7月在厦门与中国进行了谈判，但由于没达到目的，英军进一步北上，占领了舟山群岛的定海，并封锁了宁波和长江口。随后，英军率领军舰六艘和攻击艇、运输船各一艘又于8月到达了白河河口。在此，义律面对琦善，提出了更加强硬的要求，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约定移至广州进一步谈判。9月，北上的英军南下返回广州。
南下途中，11月，司令义律在定海同钦差大臣伊里布签署了停战协定，并于当月末返回澳门。由于义律不久后因病辞职，所以后续交涉由查理·义律一人负责，他在12月正式开始了与琦善的谈判。
查理·义律当时提出了以鸦片赔偿和割让香港为中心的十四项要求，拒不让步，而琦善则避而不谈开港。于是，义律在1841年1月对虎门炮台进行炮击，最终以武力迫使琦善与之签订了《穿鼻草约》，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银圆、两国政府有直接交涉权、再次开放贸易等条款。该条约的内容报传至北京后，道光皇帝大怒，召回琦善并剥夺了他所有的官职，下决心抗英。随后道光皇帝任命皇族奕山为靖逆将军，积极备战。2月，义律开始进攻虎门，并连续击败了前来增援的清军，于5月占领了周边的军事要塞，兵临广州城下。
鸦片战争图
虽然奕山以清军撤出广州城、支付六百万银圆赔款等条件求和，并与英军进行了交涉，但英国政府此时已变得更为强硬，以义律的谈判方针过于软弱为由，派璞鼎查取代了义律。目睹清军的无能与恶行，直接遭受英军暴行之害的广州周边民众愤怒万分，其愤怒程度比对英国政府的愤怒还要强烈数倍不止。5月底，在广州以北的三元里，当地民众在英军一支部队自所占领的炮台撤退之际对其发起了攻击。愤怒的民众打出了“平英团”的旗号，不断从四面八方聚集至此，其人数达数万之众，甚至前来救援的义律都受到了他们的围攻。
虽然“三元里抗英斗争”因为受到英军抗议的广州知府余葆纯下令解散而告终，但此后，当地百姓为保卫乡土而自发组织起来的自卫性民众组织，以反英斗争为目标，不时抗击英国士兵的侵犯。
璞鼎查于8月抵达澳门后，下令停止进攻广州，确保占领香港，并再次驱舰北上，于8月中攻陷厦门，10月攻陷定海，进而占领了镇海、宁波。在宁海过了新年后，璞鼎查在1842年同自印度赶来的后续部队会合，于5月攻下了乍浦。在乍浦之战中，守备在此的满洲八旗几近全军覆灭，战斗异常惨烈。记述这次战斗的诗集《乍浦集咏》，在幕府末期的日本也广为咏颂。
1842年6月，英军占领了上海，进而溯长江而上，为切断自江南向华北地区供给粮食的通道，又于7月攻下了镇江，再次全歼了守备在这里的八旗军。进入8月后，英军又开始了对南京的进攻。这支甚为自信的英国军队是在印度接受战斗训练的，其作战方法是仅针对士兵的，但在当时，他们的攻击并未对非战斗人员和士兵混在一起的情况分别对待。
清政府见战况发展至此，最终放弃了夺回香港和继续限制贸易的想法，以一直主持对英协调工作的耆英为钦差大臣，命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等在南京与英军缔结了和约。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穆彰阿是提倡议和的代表人物，当年是他推荐了琦善，这次也是他起用了耆英，他如同宋代的秦桧般被世人唾骂。当时同为军机大臣的王鼎则是一名主战论者，曾推荐过林则徐的他在留下一纸控诉穆彰阿的遗嘱后，服毒自杀。
四 《南京条约》
外族的侵略与中国
像中国这样在历史上屡次经历外族侵略的地区，尽管长期以来总是在如何回避侵略，怎样与侵略者协调解决问题方面费尽心思，可也有毅然讨伐、将其击退的事例。协调会与许多谋划、策略相伴，其中免不了伴随着一些卑躬与迎合。由于主张讨伐的情况条理清晰、简单明了，所以主战论者往往很直爽，常令人回想起他们。若是在游牧民族的社会，甚至连侵略、掠夺都会被作为一种英雄行为而为人称颂。也许可以说，拥有广阔地域的中国的农业社会，是一个更认可协调与妥协，且能够尊重这一价值取向的社会。
就中国的历代天子而言，比起频繁对外征讨的汉武帝这样的人物，像唐太宗那样倾心于文治的人物之所以历史评价一直很高，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与征伐即为一种“获取”的游牧民族不同，仅将征战视作一种“浪费”的农耕民族的经历说明，正是他们让游牧民族来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尽管如此，对于抗争、讨伐等壮举，当时的中国人也如看客般给予了一定的鼓励。
中国人经常自豪地称：中国几乎未曾主动地侵略过其他民族。这未必是一种准确的说法。不过在历史上，自豪于地大物博的中国有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圈，与求之于他者相比，为他者所求的经历确实相对较多。另外，惯于给予他者的基本形式在中国也早就确立起来，它不是一种双方对等、互通有无的形态，而是一种与施以恩惠的思想密切相关的给予方式。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增加，与诉诸军事相比，中国统治者开始习惯于使用通过给予物资解决问题的方法，自明末开始接触到欧洲文明制造出来的产品后，中国统治者仍然仅将其作为一种用后便可以丢掉的奇巧物品、把玩之物看待。中国统治者曾愤然指出，对中国给予的恩惠，欧洲各国不知感恩戴德；而欧洲各国则同样气愤地称，中国因循守旧，对文明的优点根本不予承认。
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当年恐怕已经认识到：即使不将鸦片贸易作为契机，总有一天也会让中国见识一下西方利器，不以此让中国吃点苦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印度建立殖民帝国之际，英国便毫无顾忌地说过：在印度能靠印度人自己的手创造出和平之前，我们不会放弃对印度的统治。试想，如果英国当时使用的是棉毛纺织品，而不是用鸦片这种任谁看来都是非法的东西来对付中国的话，也许就难以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可这是谁也无法断言的。通过鸦片征服了中国——英国的这一卑劣行径让它无法在中国贯彻自己的“近代”，这类似于耶律楚材所扮演的角色，他当年阻止了蒙古曾要将中国变成草原牧马饲羊的想法。可以说，由于英国发起的战争中途叫停了鸦片贸易，所以更加显而易见地留下了侵略的印记。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扬子江上的英国军舰康华里（Cornwallis）号上，清政府代表耆英与英国政府代表璞鼎查签署了中英媾和条约《南京条约》。至该条约签署之日，双方的谈判仅为三天，清政府在谈判中唯唯诺诺，不得不完全接受了英国方面提出的停战条件。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七条：一是割让香港，二是五口通商，三是设置领事馆，四是赔款，五是废除公行制度，六是协定关税，七是确认了中英双方的对等关系。当时香港岛已处于英军的占领之下，英国还曾考虑过侵占舟山群岛，但由于香港距广州较近，便决定先将香港岛据为己有，后在1860年迫使中国割让了该岛对岸的九龙，进而又在1898年自中国攫取了新界（九龙半岛）九十九年的租借权，最终将这一地区作为它在东亚的侵略据点。根据《南京条约》，一直以来仅限于广州一地的对外贸易扩大到了广州以外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英国分别在这些地方建起了领事馆。
《南京条约》开放的港口
谈判中，英国虽曾迫使清政府须在三年内向英国支付包括战争赔款1200万银圆、没收鸦片的赔款600万银圆、商行负债300万银圆，共计2100万银圆的赔款，但由于鸦片是被禁止输入的商品，加之英国也有种负罪感，所以后来鸦片赔款这部分是以对置身广州险境的英国人做出的赔偿这一名义进行的。关于鸦片，《南京条约》本身完全没有涉及，签约后不久，英国还曾多次迫使中国放开鸦片贸易，但直至1858年被迫签订《天津条约》，清政府一直拒绝鸦片贸易自由化。这期间，鸦片走私贸易更加猖獗，其输入数额高达战前数倍。
不管《南京条约》中主张的是什么，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充分证实了他们想通过该条约实现的那些目标。虽然若就条约本身而言，除赔偿条款外，其他条款并非多么不合法、不合理，但当时英国的目的是要据此向中国大量输出棉毛纺织品，占领中国市场。但签约后，其棉毛纺织品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若不与鸦片打包输出便卖不出去的状况，英国对此甚为不满。而且，由于英国对茶叶和生丝的需求甚多，还是必须要从中国大量购买这些商品，所以在对中国的态度上，英国变得更加强硬起来。
继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1843年7月22日，英国与清政府缔结了《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领事裁判权”；10月8日，又在虎门迫使清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又提出了“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如此一来，不仅是林则徐所担心的“若让一步，则后患无穷”成为现实，而且在包括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强加于身后，中国便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自此，中国备受毫无来由的轻视，中国人也一直被评价为没有国家观念，缺乏施行共和政治的能力，没有国家忠诚感，欠缺合理主义意识。
不平等条约与中国的立场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时贸易额仅次于英国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且在鸦片走私贸易上，美国商人也多有参与。美国总统约翰·泰勒担心英国在中国的特权通过《南京条约》得到强化，非常重视比美国与南美各国的贸易增长更快的对华贸易，并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国会做好同中国缔结通商条约的准备。随即，美国命凯莱布·顾盛（C.Cushing）为全权大使，并将他派到了中国。顾盛于1844年2月抵达澳门。在准备自此前往北京遭拒后，他同清朝的钦差大臣耆英在澳门郊外的望厦村进行了谈判，并于7月3日与清政府签署了中美《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由三十四条构成，其内容基本仿照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以及《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虎门条约》。虽然条约中一方面特别加入了美国对从事鸦片交易的美国市民不予保护，禁止随便打着美国旗号触犯中国法律等内容，但另一方面对领事裁判权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甚至涉及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看到中英、中美之间先后缔结条约，1844年8月，法国也以拉萼尼（T.de Lagrené）为全权大使，派其乘军舰前往澳门。10月24日，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拉萼尼与钦差大臣耆英签署了包括三十六条的中法《黄埔条约》。该条约基本以中美《望厦条约》为蓝本，进一步明确了治外法权，还写入了免除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纳税义务、罗马旧教（天主教）传教自由等内容。
继美、法之后，比利时、瑞典、挪威也要求清政府对其适用前述条约，葡萄牙还提出了希望清朝正式承认其管治澳门的主张。总而言之，《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形式上不容分说地被拉上了世界舞台，而且充当起了一个任人欺辱的角色。
然而，这些不平等条约当时对中国所造成的打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一方面是清政府尽其所能地表现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普通民众，除那些遭受直接侵害的人外，他们对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署未能表现出丝毫的关心，宛若此前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一样。不过，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斗争后，民众的排外情绪形成，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民众抗英事件频发。1842年，广州出现了民众放火烧毁外国商馆的事件，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也时有发生。对此，清政府虽然佯装不知，但这些排斥外国人的事件与民众针对地主、官吏的斗争叠加，在当地培育出了一种极为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这后来成了起义的动因。
外压的增大及其主要原因
清政府过度评估了自己在鸦片战争中受到的打击、损失，这一反应如同战前其在政策、姿态等方面仍未积极应对的现象，即一方面对列强提出的要求唯唯诺诺，一味顺从，另一方面仍然对麻烦问题一再拖延，对困难一味回避，在国际交涉上不采取任何积极举措。虽然这在西方列强看来，依然是一种基于传统的大中华思想的桀骜与自负，但也可说是缘于一种中国式的合理主义——若是对方不讲道理，我们只能由他去了！
贝壳越受到敲打，闭合得越严；北风刮得越大，人身上的衣服裹得越紧。正如这些俗语所说的那样，当时中国表现出来的顽固或许是一种当然之举，中国人并非都是列强眼中那种完全不通世事的迂腐至极的对手。更为重要的是，以英国产业资本家为代表，对于西方列强来说，通过鸦片战争打开的中国市场远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在中国一个省消费掉的袜子，甚至超出整个英国的生产总量。”——他们的这种期待只不过是自己打的如意算盘罢了。
虽然鸦片战争后英国疯狂向中国推销其工业产品，甚至连钢琴都拿到中国来卖，但实际上，最为英国商人期待的棉纺织品出口量却并不见增长，曾相信有着无限需求的中国市场神话不久便在现实面前褪去了它的光环。由于中国市场的供求关系是一种以手工业为基础，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短距离且相对固定地展开的有限的交换关系，所以从通商港口输入的外国商品扩散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
欧洲各国的市场是在国家层面上整体运转的，于是它们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同样如此，这是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个错误。而且，中国手工业可与国外机械工业抗争的另一层因素恐怕还在于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观念——在中国，从生产到消费，有着其约定俗成的习惯，人们缺乏一种追求物美价廉的商品的观念。所以西方列强逐渐认识到：要想打开局面，应该进一步拓展门户，迫使清政府增加通商口岸，承认其在中国内河通行的权利，将交易场所延伸到内地，直接与中国的内地市场接触，而这又需要在废除内地关税、切实履行关税协定等方面向清政府提出强烈要求。
英国以战争为突破口寻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国却旧态依然。只要中国的这种状态不变，来自外国的压力便不会减弱。由于西方要求的全是中国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在当时，中国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鸦片战争后，虽然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一直被列强评价为一群不谙世界形势的傲慢、无知之辈，可事实上，很难说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能提出真知灼见的人。只是在当时，那种“没办法，随它去吧”的想法已成了一种共识。
清政府的对外抗争
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炮舰齐聚中国通商口岸，在其掩护下，那些想重整旗鼓的外国商人、目无法纪的水手、传教士和军人出身的投机者等大举进入这些城市，关税虽已协定，但通过行贿逃税的人肆无忌惮，鸦片也在半公开地交易着。
清政府对此的应对方法是将外国人局限在口岸城市，为防止事态波及北京，让外国公使入驻北京自不用谈，朝廷甚至不允许他们进京，同外国公使的交涉全都委托给了两广总督。及至当地排外运动多发，两广总督的态度也逐渐冷淡，外国政府便难以与北京沟通，这与外国商人当年与公行交往时事情毫无进展的情况如出一辙。但是，正在此时，兴起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攻下了南京，威胁到了开港以来正在取代广州成为贸易中心的上海。如此一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各自的对外关系和思想准备便明显呈现出了差异。
作为清王朝的心脏，北京的态度最为强硬，居住在这里的都是未曾遭遇战事，不曾亲自执枪抗击侵略者的人们，他们之中弥漫着一种绝不让外国人踏入帝都一步的积极情绪，清政府宛若听着摇篮曲一般甚是安心。而在正遭受太平天国威胁，并为新的贸易所驱使的上海，想使事态平稳发展的和平论者居多，面对外国的船坚炮利，很难想象他们会去破坏正在因贸易实利而呈上升之势的上海。最后是广州，这里的人们已受到了战争的洗礼，虽将北京的强硬态度视作一种儿戏，却开始在强烈的排外思想和义勇军的游击斗争——当年林则徐谋划的撒手锏——中找到了一份自信。
综合三者来看，北京的主战论在当时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基调，西方列强也开始认识到，除非在北京促成城下之盟，否则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自行改变的。
五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对中国市场的执着
进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鸦片战争后的事态变化明晰起来，为修改条约，英国政府已经有了不惜再次诉诸战争的想法。虽然在1852年，曾有一个名为米歇尔（W.H.Mitchell）的英国人（香港总督的秘书）向香港总督提交报告并警告称：中国不会简单地发展成为英国产业的一个市场。可英国政府并未放弃其对中国市场的渴求与执着。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开始并迅速发展，英国曾对其是否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新的王朝而踌躇。加之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一度将注意力从中国移开。1854年，不想重复鸦片战争这一为人诟病的不义之举的英国政府曾联合法国与美国，尝试与清政府就修改条约进行谈判。当然，这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不过此时，英国开始放弃单独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做法，逐渐确立了与法国、美国等其他列强共同对清行动的新方针。
外交交涉不见任何成效，英国开始寻找开战的理由。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回国之际，在伦敦深深地体察到这一点后又重返任地广州。巴夏礼后来曾出任英国驻日本公使，并因在日本强行推行治外法权而广为人知。
1856年10月8日，清朝官兵登上停泊在广州珠江上的香港的中国式帆船亚罗号，将船上十四名中国船员中的十二名以海盗嫌疑逮捕，并趁英国船长不在时撤下英国国旗，引发了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巴夏礼以此为借口，向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了严正抗议。“亚罗号事件”是英国政府等候已久的机会，香港总督宝灵（J.Bowring）同时也对巴夏礼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而叶名琛则态度强硬，拒绝让步。
就“亚罗号事件”展开的谈判破裂后，驻屯广州的英国海军迅速占领了广州周边的炮台，并对广州城开炮射击。虽然英国政府支持巴夏礼，决定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开战，但议会之中的反对声音非常强烈。在英国下议院，理查·科布登（R.Cobden）议员就曾以事件发生当日，亚罗号的船籍已过了有效期这一事实指责帕麦斯顿政府，并据此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不信任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首相帕麦斯顿随即解散下议院，举行了大选，并在大选后的新一届国会中推动通过了向中国宣战的提案。
英法联军的第一次入侵与《天津条约》
由于英国政府力促联合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对中国开战，所以在1856年2月，法国政府也以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人杀害——所谓的“马神甫事件”为由，做出了对中国开战的决定。另外，英国也曾呼吁美国、俄国等共同行动。美、俄两国当时虽未加入，但约定在要求清政府修改条约上共同行动。
虽然英国以额尔金（Elgin）、法国以葛罗（Gros）为全权代表，向中国派出了远征军，但由于印度发生了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印度土兵起义，英军在德里参与镇压起义，所以直至1857年12月英法两国军队才兵临广州城下，开始准备进攻。
“亚罗号事件”已过去一年有余，虽然此间在广州排外运动高涨，外国商馆被烧，民众同仇敌忾，但实质意义上的防御并未构筑起来，人们也没想过弃广州以规避战争之策等。
1858年1月，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城内，逮捕两广总督叶名琛，将其作为战俘押送到了加尔各答，并开始了对广州历时三年的军事占领。随后，按照约定，英、法、美、俄四国向清政府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要求，清政府无奈，只得答应原则上同意与俄国在黑龙江，与其他三国在广州进行谈判。然而，由于英法等国对谈判程序不满而率军北上，兵临大沽，清政府派出直隶总督谭廷襄进行协调，却仍遭拒绝，英法联军进而攻占了大沽炮台。与现今相同，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的官职大小，当年也被视作检验政府对问题重视程度的一个指标。
四国全权代表是与他们的军队一起抵达天津的。1858年6月，清政府改派东阁大学士桂良为全权代表，先与俄国，随后与美、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中俄、中美、中英、中法的《天津条约》虽内容各有不同，但中英《天津条约》包含最惠国待遇，被视为典型，其中外交代表进驻北京、内地旅行自由、长江航行自由、增加通商口岸、承认基督教内地传教、扩大领事裁判权等是最主要的条款。
英法联军撤退后，清政府对其签署的这些条约有了反悔之意，特别是想取消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和开放内地的条款，遂命桂良等以关税全免作为交换条件与列强进行谈判。桂良一行从国家财政的立场出发，没有遵从全面放弃关税的指示，所以仅从额尔金那里得到了外交官常驻北京的权利暂不实行的谅解。如此一来，清政府便难以拒绝其外交官随时进入北京，甚至列强想在北京完成《天津条约》换约仪式的要求了。
1859年6月，为完成换约，英国公使普鲁斯（F.Bruce）、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率舰队来到天津大沽，但遭镇守大沽炮台的僧格林沁的军队的炮击而返回了上海。同行的美国公使国华若翰（J.E.Ward）虽自北塘上岸进入了北京，但因拒绝在拜谒皇帝时叩头，最终是在北塘完成换约的，也未能实现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的第二次入侵与主和派的统治
第一次鸦片战争短兵相接，事态的发展突然、急促。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国联合，有谋有划，而且在与清朝这一对手的交涉中，列强也不达目的便不罢休。对于这点，恐怕我们都深有感触。特别是英国，始终不改其强硬态度，一直执着于同清政府进行着一场必须要突破藩篱的交涉。
1860年，英法两国再度组建一支远征军来到中国，8月，额尔金、葛罗率两万军队在北塘登陆，攻陷大沽炮台，到达天津。清政府先是派桂良和直隶总督恒福与之谈判，但是额尔金等不予理会，后又派怡亲王载垣前往通州与之交涉，却也因觐见皇帝的问题无果而终。
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正在北京郊外离宫圆明园的咸丰皇帝携皇族和重臣逃到热河避难。此间，发生了包括时任翻译的巴夏礼在内的二十六名英国人和印度锡克教士兵、十三名法国人被僧格林沁所率清军俘虏，遭受二十天虐待，其中半数死亡的事件。
此时皇弟恭亲王奕訢在桂良和军机大臣文祥的辅佐下主持政局并同英法联军进行了谈判。由于谈判无果，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大肆烧杀抢掠，为进入北京城造势。此时，俄国已经于4月在北京完成了中俄《天津条约》的换约仪式，其公使伊格纳切夫（Ignatieff）在北京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10月24日、25日，额尔金和葛罗先后进入北京，并分别与清政府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同时迫使清政府又签订了《北京条约》，据此获得了增加赔款、割让九龙、天津开港等权益。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全面战败，清政府不得不认可各国公使常驻北京。1861年1月，清政府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此前曾负责、参与对外交涉的恭亲王奕訢、桂良、文祥等人为首，清朝正式开始了与西方列强的交往。
《天津条约》使清代中国朝屈辱的国际关系迈出了第一步。继1861年德国等又在天津与清政府签署了《天津条约》后，1862年葡萄牙，1863年丹麦、荷兰，1864年西班牙也与清政府缔结了同样的条约。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逝，其身边的主战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弟弟肃顺等人谋划拥立幼帝穆宗登基，卷土重来，并孤立东西两宫皇太后，设法独掌政权。后来西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于11月除掉载垣等人，掌控了清朝的大权。就这样，清代中国的政局掌握在了主和派的手中。
列强对清政府的支持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是在咸丰十年（1860），两次战争前后历时二十年，加之太平天国运动在内部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可以说这二十年间，清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来自任何一方的压力增长都可能使清朝崩溃。然而当时英法两国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均认为支持恭亲王控制下的政府对自己更为有利。在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于什么样的中国政府最值得期待的问题，英法两国从很多具体事例中积累了经验，并开始觉察到：与一只有刺的蜜蜂相比，选择与一只无刺的蝴蝶打交道对自己更加有利。人们一般认为，为使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得到履行，特别是为得到那些高额赔款，西方列强当时只能让清朝继续统治中国。笔者认为确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通过支持清政府来强化自己对中国各个地区的控制，同时使自己在各通商口岸的权利得到切实履行的做法最为便捷。这应该就是当时西方列强继续支持清朝统治的原因。
当年印度的莫卧儿皇帝完全失去统治能力，极力利用这一君主的是印度雇佣军人和一部分贵族，英国完全无视莫卧儿，通过与各个藩王直接谈判、交战，一点点地完成了对印度的支配。虽然在英国国内也曾经存在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作为莫卧儿帝国的辉煌和延续加以看待并极力彰显莫卧儿帝国的趋势，但在印度，英国统治者却是通过尽量漠视、抹杀莫卧儿皇帝的方式来防止他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象征。
在中国，当时太平天国正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汉民族政权。面对外国的侵略，这一新兴政权未必会采取妥协的立场，要想连哄带吓地令其屈服，还得需要很长时间。不仅英国看穿了这一点，美、法等国当时也在中国架起了一座天平——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政权之间进行权衡。1862年前后，英国开始明确立场，正式参与对太平天国的武力镇压，做出了支持清朝的选择。不过支持归支持，英国当时丝毫没有彰显清朝威仪的意思。
得到西方列强支持的清朝此后进入了一段所谓“同治中兴”的小康状态，英国以印度、法国以印度支那为根据地，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颐指气使，宛如中国的保护者。而中国这一古老大国中的“高级蝶群”一会变成蛹，一会又变成毛毛虫，时不时地给西方列强添堵，着实令其感到棘手。通商口岸则是外国商船云集，来自各国的居民和实业家等迅速增加，外国商人、传教士等也通过通商口岸深入到了中国的内地，亚洲神秘大国——中国的全貌逐渐呈现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眼前。
海关税务司和关税由外国人掌控
以往，外国商人在中国最为头疼的是关税。广州公行盛行之际，清政府派出的海关监督曾被外国人称作“Hoppo”，即户部的音译，它不仅在正规关税之外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另征许多附加税，而且强行索要高额贿赂。这种附加税有时甚至达到关税的二十几倍之多。《南京条约》的签订清除了这样的贸易壁垒，规定无论输入还是输出，原则上关税以从价税五分为限，其他税目依协定缴付。虽然除广州的粤海关监督一如以往外，清政府还在福州、厦门设置了福州将军，在宁波设置了宁绍道台，在上海设置了苏松道台，诸列强通过各自派驻领事与其交涉，相互协定税目，但在当时，让清朝的官吏理解协定为何物是比较困难的。
咸丰三年（1853），与太平军对上海发动攻击相呼应，小刀会揭竿举事，上海被其占领，苏松道台逃往外国人居住区避难，上海海关关停。第二年，英、法、美三国领事与苏松道台达成协议，约定由三国各出一名委员负责管理关税。该做法后来通过1858年的《天津条约》得以固定，并在其他通商口岸被普遍采用。
当时，负责关税管理的外国委员（Commissioner）称“税务司”，其总监督一职（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即总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充任并驻北京工作，归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接受其委任，统管各海关的外国人税务司。虽然税务司与之前的海关监督、道台等平起平坐，但由于海关实务全经他们之手处理，之前的中国人海关官吏实际上都成了一种名义上的存在，所以《天津条约》之后，清代中国国家财政的大额财源便全由外国人管理了。
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H.N.Lay）于1859年上任。四年后的1863年，英国人赫德（R.Hart）接任总税务司，在该职位上工作了近半个世纪。赫德不仅管理清朝的财政，还作为清政府的政治顾问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当年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之一。中国的关税大权掌控在外国人手上，这对于清政府而言是一种国耻的象征。1906年，清政府谋划缩小其权限，未与赫德商量，便将总税务司从外务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后身——划归税务处管理。可以说在当年，税务司是一个最具典型性的官职，其中保留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浓重痕迹。
[1] 日文引文语意不完整，根据（清）萧令裕《粤东市舶论》（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文献卷》，1999，第687～694页）补充。——编者注
5 太平天国
一 近代思想与活动
异端思想
无论在哪个时代，统治者都会意识到与自己理念不同的势力所带来的危机，从而对相异的信仰和思想进行镇压，以致伤及普通民众，抹杀先锋知识分子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这一旦变成宗教问题，往往会出现为了扩大势力而发动的宗教战争，另外也会出现思想上被扼杀在萌芽阶段的受害者。统治者一方的思想被认为是正统思想，而与统治者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均被认为是异端，与邪恶同类。此类例子中，在宗教上，比起这种宗教信仰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集团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更引人注目；在思想上，比起这种思想的内涵，似乎思想的形成过程更成问题。
所谓思想，并不是仅仅依靠信仰和普通观念就能形成的，而是由诸多要素在个人或集团之中融合而成，并以著述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因此，这些要素及其融合的过程尤其引人关注。但是，思想被打上异端的烙印，始于相同的基础，始于与权力相勾结的派系对其他派系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作异端的思想其实几乎都与正统思想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
江户幕府将朱子学作为正统学派，虽然古学和阳明学被认为是异端学派，但是信奉阳明学的大盐平八郎发起的叛乱并非因为阳明学是异端邪说。安藤昌益和佐藤信渊等人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不以此为基础，所以甚至连异端都算不上。如果这样的思想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且被正统者认为与其不相容的话，就会被划为异端思想并遭到扼杀，但是阳明学等尚未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淹没于历史之中了。虽然安藤昌益提倡的“直耕直织安食安衣”和中国的“耕者有其田”一样，都认为普通劳动者至上，但是其弟子也说过“读这本书的人很快就会惊动神灵，让传播者胆寒，让人又嘲笑又憎恶，又怎能不欲将此种思想视作罪恶呢？”
说这种话、写这种文章之所以被视作罪恶，是因为其站在与所有的异端思想者共通的立场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变革已经确立好的秩序的期待，或多或少都有着反对现有体制的主张。而且，我们不能忽略：在那个时代，思想也是一种复合体，其中存在与体制相关联的部分。权威主义既强，又存在反权力的权力主义，被视作异端的并不百分之百就是异端。
在中国历史上，从明朝末年开始，这样的异端思想家便层出不穷，正统之人指责阳明学的末流飞扬跋扈、恣意妄为。例如李卓吾（原名李贽）推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认为其为万人必读的读物，并写了《藏书》这样的历史书，将时代依据历史趋势来划分，认为男女平等和商人盈利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虽然李卓吾一方面被认为是古今未有之怪人，但另一方面又深受崇拜，甚至匹敌圣人。李卓吾的一部名为《焚书》的著作，深受吉田松阴的喜爱，但李卓吾的思想是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异端思想，其书籍在整个明清时代都被视作禁书。
李卓吾《焚书》
异端行动
李卓吾生于福建泉州，在伊斯兰教的氛围中成长，当过官，但因痴迷于阳明学且沉醉于禅宗思想，辞官之后便住在寺院，一心从事写书和演讲活动。以诸多名士为首，民众之间信奉李卓吾者成群，在南京见到他的外国传教士利玛窦还特意将此事汇报给了罗马。李卓吾始终从事写作和演讲活动，从未参与过政治，却因“扰乱风纪，侮辱圣人”的罪名而被弹劾，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以致他只能和他的支持者一起避开强权四处流浪。
削发为僧，抛却世俗，虽然以世外之人的身份可以发表自由的言论但是也等同于自己主动抛弃了提出这些主张的社会性契机。利玛窦在宫廷里根本没有说动大臣的意图和方法。中国的异端思想，虽然是启蒙的思想，但没有起到启蒙的作用。不，也可以说这些思想一直发挥的作用是，使人相信该主张还存在另外一面。
对于远在汉代，才女卓文君在丈夫死后，爱上司马相如的文才而与其私奔的故事，李卓吾认为卓文君得到了真正的良缘；对于在五代的混乱年代担任过四朝宰相的冯道，李卓吾称赞其为能扼制无用的战乱，在乱世中保护民生的政治家。这些言论在中国具有启发性意义但由于李卓吾把这个写出来、说出来了，以致最终被逼到自杀的境地，从这点来看，人们的思想经历了暂时的启蒙后又退回原点了。异端思想即使发挥了启蒙的作用，但并没有蓬勃发展，这是因为被已经冻结了的社会思想所禁锢。从伦理渗透到人生观的儒家思想，对异端思想的直接攻击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但在民间，下面的笑话逐渐流传开来：
孔子斥责白天睡大觉的弟子宰予，宰予却反驳道：我明明去见周公了，为什么还要骂我？当孔子说白天不是见周公的时候时，宰予又反驳道：难道周公是半夜里到处溜达的人吗？
起义的本质
这种异端思想、行动，并不是瞬间形成的，而是社会发展孕育的产物。在明朝，地方小都市也成了经济活动的舞台，工商业发达，与农村相比，渔村更加自由和有冒险性，与农业相比，工商业更加自由和有计划性，可以说这也给予了思想一定的自由。
但是，与此同时，更加剧烈的反对既有体制的运动也产生了。随着手工业在农村的普及，农民的生活开始发生改变，同地主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多，进而抗租运动也更加频繁。历代中国历史上频发的农民起义几乎出于宗教性连带、煽动和功利等，但是基于农民解放这种强烈自觉的起义也时有发生。在盲目的暴动中，人们也会逐渐有所领悟。
到了明代，农民认为向地主缴纳的租税应当由地主本人亲自来收，为了实现这一点，反抗地主的“邓茂七之乱”爆发[1]。虽然这起暴动作为非宗教团体的动乱而被关注，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利用类似的理论并不断渗透开来，“耕者有其田”的意识不断加强，这就是该起义的本质所在。
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并不具备一直发展为极其合理的事物的性质。这不仅是因为起义者没有跨越不合法不道德之类的既有规范，还因为随着农民起义的发展，其领导者坐上权力的宝座后会立即变成镇压者的角色，来维持法律和道德。这样的反复，使得农民起义也陷入反复的循环，而且还造成了自觉意识发展的反复。
有评论称当时在中国拥有自由的只有皇帝，皇帝的权力宝座是富有和霸道的象征，但并不是神的宝座，是任何人都可以坐的。这种集所有事物于一人之身的形式，与长时间的习惯一起被认为是最安稳且最轻松的。比起想办法做点什么，让别人想办法为自己做事情来得更加容易，所以皇帝利用武力来实施恐怖政治，利用警力来监督政治，虽然这些仅仅与高层的意志决定有关，但农民起义最终也会与这样的体制进行对决。对于这样的农民起义，统治者会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这是统治者防微杜渐的一贯方针。
合理主义的进步
这样来看，中国历史就像是在一个没有出口的房间里徘徊一样，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到底会带来哪些东西呢？跟辉煌的文化遗产不同，那应该是一种动荡贫困时期也不会消失，繁荣时期也不会受损的，像生活智慧一样的东西。其为民族自信奠定基础，与社会生活相紧密相连。比如中国商人比起合同更重视信用，而且这种信用甚至拥有让合作方也重视信用的力量。但是这种精神不仅被少数人领会，而且普及到公众，进而成为一般人所遵守的规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这样的行事准则之一即中国固有的合理性，同儒家思想不同，合理的思想和方针与权威和习惯相对立，成为十分有力的工具。例如，农村的自治管理逐渐无法按照地主和有权势的人的想法而进行。这种问题当然出在关键人物身上，自古以来有识之士与常人各占一半，但是与农民起义的频发互为表里，部分垄断难以为继也是事实。推动了这种趋势的是协议的普及还是无法无视的地方舆论？虽然既存在地域差异，又存在时间差异，但是所谓舆论的力量渐渐变大了。但是这样的舆论没有高涨到拥有强大的压倒性力量，支持这种舆论的合理性也没有建立在持续的理论说服力上。
中国合理性的基本要求是通情达理。这一道理以前是指权威，后来逐渐变得人性化，因此它有强有弱。由于该道理不是以数字和理论服人，而是尊重人类的生活，所以人际方面较强，而理念方面较弱，很容易为人信服，却缺乏宣传力。
由于该道理不是通过触动情感、利用情绪的方式，而是通过立足于拥护生存权并告诫强者的特点流传开来的，所以难以变成主义或信条。认为如果不揭竿而起、开创新时代，历史就无法发展的观点是近代欧洲的特点。因此，中国的合理性被认为不具有推动力。但是在中国社会底层已经普遍化的中国式合理性，必定是观察生存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线索。
衰退的道路
欧洲文艺复兴曾被认为是“人类的大发现”，一部分中国人也“睁开双眼，发现了人类”，但是文艺复兴描绘了人类的美好和伟大，中国的合理性却表现出人类的丑恶和渺小。在发觉人性的同时，也很容易忽略人性的本质。也可以说，由于不歌颂尊严而以卑微为前提，所以很容易抹杀人性，但不如说是有一种可称之为失败主义的暗流，一旦失势，便会立即失败。习惯了承受一切压力，却不习惯能动地计划，有接纳诸多事物的容量，却缺乏强大的发散能力，这样的中国社会犹如重心变得越来越不稳的大船，每逢动荡，其搭载的东西都险些掉落。
